回憶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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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創立一民衆教育實驗學校而已。
然于省政方面，調協各方，疏通隔閡，并力陳人民意見與社會利病于靜江主席，則未嘗不竭盡心力，黎叔謂餘在省府委員之職責上可雲勇于負責，而對教育廳之本職則未免過于消極，餘亦自承以為不謬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舉行于杭州，撰大會宣言，季陶以為發皇蹈厲之文。
移寓于小蓮莊，劉翰怡先先之别墅也，頗有庭園花木之勝。
以省費考選留美學生七人，分習應用化學、礦冶、土木工程、電機、機械及水利諸科。
夏秋之間，以西北軍閥抗命，閻、馮聯合稱兵，有隴海路之戰役，蔣總司令督師柳河，辛勞備至，力子、佛海均相從于列車中，親冒矢石，甚至飲水不繼，常五六日不澣濯，其苦可知。
及九月間克鄭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請于蔣公，命餘即往前線，餘既抵鄭州，而開封亦下、馮軍大半投誠，戰役遂告結束，餘僅受命撰拟文字一二篇，代拟告中央日報各同志書，及常務委員提案。
遂東返留京小住，複随蔣公往居溪口約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奉命偕葉琢堂先生勸靜公辭浙省政務，專任建設委員會事，吳稚老力贊之，靜公欣然許諾，乃完滿解決。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組命下，張難先生為主席，各廳均更動，餘仍留任，然難先遲遲未來接事，餘亦奔走京、滬間，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第院秘書長電囑，即赴京一行，餘不明其故，即夜附車往，既至則知蔣公将自兼教育部長，而欲調餘入教部相助也。
教部之改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兩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視蔣夢麟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對蔡不滿，且對放現代評論派之人物亦不滿，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勞動大學）、褚民誼（中法大學工學院）、鄭毓秀（上海法政學院）及蕭蘧（中法大學）、譚熙鴻等在平、滬等處辦學成績極不佳，且常蔑視教部法令，教部屢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為難堪，主張去蔣夢麟甚力，吳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議以高魯（天文學者）代夢麟為教長，将通過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對甚力，即席聲言“高魯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豈不羞天下之士！”蔣公不得已，乃請于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蔣公以行政院長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
蔣公既自兼部長，因欲以餘任次長，故由呂秘書長（蘧孫）電邀到京相商雲。
餘既至京，适開國務會議，而蔣公在牯嶺，餘乃走谒戴季陶院長，始悉國府已内定餘為常務次長雲。
念教育行政，非所素習，而此職将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複雜而繁難，不知何以副蔣公之望耳。
到京之第三日，接蔣公牯嶺來電，邀餘及立夫随稚公往廬山一談，乃與立夫自京乘郵航機前往，此為餘第一次乘飛機。
既至牯嶺，蔣公促餘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為革命建國要計，凡事當請教于吳、李、蔡諸先進，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見，總之不可拂李、蔡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順從李、蔡之意見，宜以大公緻誠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所以整頓風氣，至于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頓大學教育與整肅學風之政策，則須排除萬難以貫澈之，不以人事關系而稍為遷就也。
” 回杭州一行，結束廳務，邀黎叔、子翰、酉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廳事俟新廳長張道藩同志到任接收，餘即匆匆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常務次長事。
前次長劉大白先生代辦移交後回浙，部中聘前常務次長朱經農君為特約編審，接收之際，同學趙述庭君相助之力為多。
趙君，教部原任之參事也。
與政務欲長李潤章君商定辦事手續，凡以兼部長名義發出之部令，均由餘二人會簽負責，重要者以時報告于蔣公，因蔣公不暇到部也。
潤章笃實長厚，初相遇猶不相知，繼則性情浃洽，知餘坦白無他，同為書生本色，遂極相得焉。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在京任事，寓中央飯店，辟一室以居，未攜眷屬同住，所居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僅自加一書桌而已。
友人過者常笑餘為真能以官為傳舍者。
餘非有所矯飾，實以性不近于從政，常思有機會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滬，以免遷住之煩，此種僻性，未合情理，然當時卻以此為安，對職務方面，則未嘗有所曠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滬寓，一歲中僅歸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務次長任内，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盡力；（一）整頓勞動大學停辦勞大附中，并貫澈勞動大學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滬市府協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光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教授羅隆基之聘約，（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北平大學組織，（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
至于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學産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為主，獨對于社會教育部分，餘主張質量并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各省社教經費，以李次長信任雲亭，餘亦不得不取同一态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系（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内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餘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
更有感于黨人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益視政治生活為畏途，幾欲诤勸蔣公引退焉。
六月舉行中央全體會議。
蔣公親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中央決議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而任命餘為政務次長，錢乙藜（昌照）為常務次長。
餘複被推任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其部長則劉蘆隐任之，而另一副部長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來電，五弟行叔以腸疾殁于巴黎。
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緻客死異域，聞訊悼痛，幾于暈絕。
四弟方任教于中央大學史學系，得電後邀之來寓，以兇耗告之，四弟聞而大恸，以道遠不能歸骨，乃電托邵鶴亭、毛無止君等為葬于巴黎，此餘畢生一大憾事，亦畢生一最大傷心事也。
是年夏，長江大水為災，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間拟為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與望弟同歸，且準備一切矣，沈陽變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攻北大營，沈陽淪陷。
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群情皇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幟者，複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者之氣焰。
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于國際之公論，一面則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
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日軍複銳進侵略，以至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占，而内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
沈陽事變起後，中央宣傳部事務頓見重要，部長劉蘆隐久不來京，餘與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負責任事，自是餘遂以教育部事委托錢次長，而每日到中央黨部辦公，一切與天放協商而行，天放對國外宣傳多負責任，而餘則對于宣傳方針之制定及國内宣傳之指導多負責任，兩人分工合作，至為和洽，其佐理者為秘書方希孔、朱雲光兩同志，而雲光之盡力為尤多。
中樞設立特種外交委負會，戴季陶、宋子文兩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員，餘亦被指定為委員之一，每日七時必集會，外交部部長次長均列席，報告消息及使領館情報，當場決定應付辦法，由外交部執行之。
有時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屬餘，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時會畢乃得至教育部辦公一小時，而午後則均在中央黨部，即晚間亦往往在中央宣傳部辦事，常至十一時後始歸寓。
學生團體來京請願出兵宣戰者不絕，大隊集合于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常有不逞之徒從中煽動，故意與政府以難堪。
唯蔣主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态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辦法，故兩三月間，至京請願者無慮五六萬人，而卒未發生一次沖突，其行動越軌者，亦隻以警察徒手驅散或彈壓之而已。
所謂粵方委員之在滬上者雖欲造成慘案而終無間以入也。
此一時期中餘在職務上偏重于宣傳方面，間亦奉蔣主席命辦理特種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時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則身為教育次長，未能助李代部長平息學潮，緻使首都要地，發生毆辱中央大學校長教員等事件耳。
國聯行動遲緩，英、美意見未能一緻，日寇益鸱張，反政府分子之結合破壞亦愈烈，中央蔡、張（溥泉）及陳真如等力主斡旋甯、粵合謀團結，蔣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統一，無以對外，于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容納粵方選出之中委後，決定委曲忍讓，請胡、汪、孫以及粵系委員共同來京開會，然後辭職。
嗣接胡電非蔣公先有辭職表示，不允來京。
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将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并辭去，常會接受辭呈，選任林委員森代理主席，陳真如代行政院長，而十七日孫委員科乃率粵方諸委共同來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滬未來，僅陳璧君先來耳。
餘是年在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自給，故客居旅舍，不另賃屋，及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期近，乃覺中央飯店不可久住，否則應酬談話将不堪其擾，爰暫賃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蔣主席辭職，乃決心共同引退，遂我初願，不料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複發表餘重回浙教育廳廳長之任，兩次固辭，均不獲請，甚為怅怅。
及第四屆第一次中央全會将開，被推為全會四秘書之一（秘書長吳鐵城，四秘書者曾仲鳴、梁寒操、程天放及餘也）。
方拟會後回滬，乃于全會秘書處會議中，發覺甯、粵界限依然森嚴，梁君甚至提議文書、議事科長甯、粵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于十二月二十日夜谒陳蔣公，即夕束裝，留書鐵城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滬矣。
計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離京之日适滿一年，可謂巧合。
先是陰曆五月間，大哥在京任國府參事，某日約同君誨先生啜茗于雞鳴寺，餘偶求得觀音簽問何日可辭官歸裡，簽語有“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豐餘滿載歸”之句，簽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語，餘先閱簽解，嗒然若喪，意謂“官不宜解”則無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豈非即遂汝所願乎。
餘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謂“滿載歸”者，殆即謂滿一載乃許汝歸耳。
自是常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
自京歸滬以後，恍如重負頓釋，每日對妻孥閑談或市小食共飲或出遊，意态閑适。
然魯主席已先赴任，屢催餘到杭接事，則又為之敗興不淺耳。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一月赴浙接任教育廳長，寓葛嶺路樂廬。
發表錢均夫先生及黎叔酉生為秘書，（酉生以督學調秘書室服務）陸步青、羅迪先、張任天、李子翰為第一二三四科科長。
蔣公來杭居住約一周，汪亦來杭相會，于蔣公處初見汪先生，汪囑餘常過彼處談話，意極殷懃，友人謂彼之對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真誠也。
蔣公在杭時，有金陵大學學生八十餘人來請願，意在籲請重出督率國軍與日作戰，蔣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延見，囑餘及許紹棣君勸止之，諸生乃歸去。
一月下旬，布置廳務大緻就緒，回滬稍作休息，然滬上日軍屢作挑釁姿勢，特務機關及領館無理取鬧，要求取締排日運動，解散排日團體，其意甚惡。
餘恐滬、杭車中斷，遂于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滬，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戰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賴餘婦獨承其責，滬、杭電訊遲滞，久久始通，旋知暫避于合衆公司樓上，于陰曆年底歸甬返裡，中間曾傳臯、皓兩兒失蹤，在杭聞之，為之焦急不置。
二月間回滬一視家人，允默決整裝再返慈溪，蓋滬戰仍繼續進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樞動搖，行政院長孫科離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蔣公既發表獨立外交之論文（邵元沖拟初稿，而餘承命潤色之），複不忍中樞擾攘無主，乃與汪相約入京共同負責。
既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并督十九路與第五軍（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于蔣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祇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祇送十九路軍各部，然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公曾電張治中軍長曰：“在前線必須讓功與十九路軍，祇期殲敵，切勿有所争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忽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
今日之事，汝等與十九路軍同一運命，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何與。
”（此電文祇記其大意，詞意與原文或有出入。
）如此精誠，真堪泣天地而動鬼神者也。
三月下旬以蔣公電招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熟人多不在京，餘承命代拟覆長兄介卿書，（答來書不遣援兵不增軍隊之責難，後棄置未發表。
）及辭不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辭呈，（此事後經朱益之、何敬之兩公切勸，蔣公允就任；故亦未發表。
）居京五日而歸杭。
軍事委員會成立，發表餘任秘書處長，未到任前以李仲公代。
餘去電呈請收回成命，以仲公先生為北伐時總司令部之秘書處長，未可以餘居其名而令彼代行。
書上不覆，繼而蔣公命人傳語，囑餘專心在杭辦教育，暫不必到任，仲公當為負責雲。
餘此次重任浙教廳長，實亦甚違素願，然魯詠安主席特相倚重，而民廳呂君蘧孫、财廳周君枕琴、建廳曾君養甫及省委楊君綿仲等與餘均極相得，同甘共苦，感情孚洽，更以蔣公重視蘇、浙、贛、皖，謂必鞏固地方，培養實力，乃足以根本禦侮，餘亦不得不奮勉自效焉。
到任後二月，察知浙省學風，承九一八學潮之後，亦漸有浮嚣盲動趨向，乃發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于浙中各報，以示整頓學風之決心，同時對内則饬各督學勤加視導，舉行公私各校校長會談以加重其責任觀念，并與省黨部及警務機關密切聯絡，防止校外惡勢力煽惑青年，卒相安無事。
浙省學風素極純樸，反動者知無可乘，漸漸引去或銷匿，不久遂複舊觀。
是年夏仍遷入小蓮莊與大哥同住。
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獨留杭州，兄弟晨夕過從，四弟任省立圖書館館長，亦常來談，最得骨肉相聚之樂。
惜餘憂時感慨未能從大哥商讨文藝為可惜也。
夏間允默挈兒輩均來杭同住，樂兒已五歲，能認方塊字，公餘回寓，常攜見出遊，餘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遊，是時始知遊息與作事不可偏廢，每值休沐日，亦常登臨遊眺，間亦觀電影，西湖大禮堂常有餘之足迹焉。
浙江财政以債務費支出過多，收支不敷本钜，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編制頗難适合，建廳專務擴張事業，财廳則不勝保安經費與建設費之負擔，而中央方在暗中布置國防，浙省擔負經費日增，以緻預算會議，久久無結果，魯主席憂形于色、未能裁決，餘首倡緊縮之議，願從教廳及教育費作始，主張機關經費及事業經費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别扣減，而國防建設則十足支給，如計完成。
曾君養甫問餘教育方面辦得到乎？若教廳能行，則建廳亦照減，卒以此原則定議。
事後黎叔又謂餘：此又君勇于作省委之一證也。
然教育界人士亦能諒省庫艱難，卒照此實行，各校經費均照九折縮減雲。
夏六月舉行中學畢業會考 中央政校派教育系畢業生雷震甲、趙祥麟、何灌梁、劉玉書等七人來浙教廳實習，餘與黎叔及各科長為厘定學程與實習科目，親自指導凡實習七周而畢，均派往各縣任教育局長，而趙祥麟成績尤佳，派為省立高中訓育員。
餘此次來浙任教，對中等教育漸圖充實，為适應師資需要，本年先籌設省立師範一所，而對省立縣立各中學則分别整頓之。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在浙任教育廳長職。
二月長城戰起，蔣公馳赴石莊督師，電餘北上，乃與立夫兄由汴乘車北行，先至石家莊，陳景韓君君亦來相會，嗣同赴保定駐列車中約二星期。
北平軍分會設立，張學良辭職，敵人請停戰，乃别蔣公，轉北平回浙，離任者約一閱月。
本年在浙教育設施，積極方面仍無如何開展，惟基礎已立，行政方面與教育界相互認識益深，政令推行，較易為力，舉其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為考查省費留學生成績及充實醫專之設備。
在中等教育方面，籌設溫州師範（初級）及省立農業實驗學校（在金華），并舉行訓育會議。
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則提倡師資進修與繼續整理學産，并推設鄉村小學。
在社會教育方面，充實省立圖書館，并籌辦電影巡回教育。
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三科科長張任天出任縣長，以趙季俞代行科務。
是年提請省府撥定省公債四十萬元為擴充職業教育與師範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緒煩亂，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基，請假服藥調治，約二十天始愈，蓋體力漸衰矣。
舉行第二次畢業會考。
蔣公來電有邀餘往南昌佐助筆紮之意，且聞已物色繼任人選，盼餘能于學期結束後前往，餘遂結束廳務。
六月，兩次電行政院教育部辭職，然教部以江、浙兩省教育正待及時推進，不宜易人，請于蔣公，堅決慰留。
嗣後蔣公又來電囑繼續服務，乃打銷辭意焉。
夏回慈溪，為先祖妣葉宜人祝百齡冥誕，三家子弟鹹集，約留一星期而歸。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變亂，蔣公于事變甫萌時，竭力勸導，不欲以紀律相繩，乃變亂終于勃發，蔣公在贛籌策既定，于十上月莅杭部署讨亂軍事，凡留居一周，而後由浙入閩讨逆，時适其太夫人七十冥壽，餘及魯主席等均往奉化拜祭，而蔣公則未歸家也。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當人民政府之叛變初起時，浙江毗連閩贛，最為反動分子之注意點，而軍事運輸及補給，亦須協籌，魯主席以此役關系國家綱紀與安危，督饬各廳，就地方力量所及，為中央分憂勞，其時财廳則墊籌經費，建總則協助運輸，（杭江鐵道軍運效率之強為迅速制勝之一主因）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潛入活動者，多方防止，卒告無事，未及兩月，而亂事遂平。
二月偕呂蘧孫廳長、魯魯山秘書長同赴南昌參加行營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員會議，蘇、浙、閩、贛、皖、颚、湘、豫、陝、甘各省之秘書長，民教兩廳長及一部分行政督察專員均集。
住百花洲旅館（病瘧三天），開會約四日，報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設施，蔣公三次出席緻詞，以生聚教訓，明恥教戰，勖勉與會諸人，謂期以五年，必當奠立國防建設，方能雪恥圖強，完成革命也。
在贛垣三谒蔣公，最後一次，蔣公告餘，謂行營諸務猬集
然于省政方面，調協各方，疏通隔閡，并力陳人民意見與社會利病于靜江主席，則未嘗不竭盡心力，黎叔謂餘在省府委員之職責上可雲勇于負責，而對教育廳之本職則未免過于消極，餘亦自承以為不謬也。
是年春第一次全國運動大會舉行于杭州，撰大會宣言，季陶以為發皇蹈厲之文。
移寓于小蓮莊，劉翰怡先先之别墅也，頗有庭園花木之勝。
以省費考選留美學生七人，分習應用化學、礦冶、土木工程、電機、機械及水利諸科。
夏秋之間，以西北軍閥抗命，閻、馮聯合稱兵，有隴海路之戰役，蔣總司令督師柳河，辛勞備至，力子、佛海均相從于列車中，親冒矢石，甚至飲水不繼，常五六日不澣濯，其苦可知。
及九月間克鄭州，力子先生已疲甚，乃請于蔣公，命餘即往前線，餘既抵鄭州，而開封亦下、馮軍大半投誠，戰役遂告結束，餘僅受命撰拟文字一二篇，代拟告中央日報各同志書，及常務委員提案。
遂東返留京小住，複随蔣公往居溪口約一星期，仍回杭州。
出席第一次中央全體會議，奉命偕葉琢堂先生勸靜公辭浙省政務，專任建設委員會事，吳稚老力贊之，靜公欣然許諾，乃完滿解決。
十月浙江省政府改組命下，張難先生為主席，各廳均更動，餘仍留任，然難先遲遲未來接事，餘亦奔走京、滬間，不常在杭州也。
十一月接行第院秘書長電囑，即赴京一行，餘不明其故，即夜附車往，既至則知蔣公将自兼教育部長，而欲調餘入教部相助也。
教部之改組，由于李（石曾）、蔡（孑民）兩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視蔣夢麟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對蔡不滿，且對放現代評論派之人物亦不滿，而谥之曰吉祥“胡同名”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勞動大學）、褚民誼（中法大學工學院）、鄭毓秀（上海法政學院）及蕭蘧（中法大學）、譚熙鴻等在平、滬等處辦學成績極不佳，且常蔑視教部法令，教部屢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為難堪，主張去蔣夢麟甚力，吳稚老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乃提議以高魯（天文學者）代夢麟為教長，将通過矣，而胡展堂先生反對甚力，即席聲言“高魯何如人，乃可托以教育行政之重任，豈不羞天下之士！”蔣公不得已，乃請于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蔣公以行政院長名義自兼教育部長，而以李書華（潤章）為政務次長，潤章則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統中為最純謹公正之人物也。
蔣公既自兼部長，因欲以餘任次長，故由呂秘書長（蘧孫）電邀到京相商雲。
餘既至京，适開國務會議，而蔣公在牯嶺，餘乃走谒戴季陶院長，始悉國府已内定餘為常務次長雲。
念教育行政，非所素習，而此職将調和兩大勢力之間，尤為複雜而繁難，不知何以副蔣公之望耳。
到京之第三日，接蔣公牯嶺來電，邀餘及立夫随稚公往廬山一談，乃與立夫自京乘郵航機前往，此為餘第一次乘飛機。
既至牯嶺，蔣公促餘早日赴部接事，且命之曰：“教育為革命建國要計，凡事當請教于吳、李、蔡諸先進，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見，總之不可拂李、蔡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順從李、蔡之意見，宜以大公緻誠之心，斬絕一切葛藤，而謀所以整頓風氣，至于政府及前教部所行整頓大學教育與整肅學風之政策，則須排除萬難以貫澈之，不以人事關系而稍為遷就也。
” 回杭州一行，結束廳務，邀黎叔、子翰、酉生、祖望入教部相助，廳事俟新廳長張道藩同志到任接收，餘即匆匆赴京。
十二月接教育部常務次長事。
前次長劉大白先生代辦移交後回浙，部中聘前常務次長朱經農君為特約編審，接收之際，同學趙述庭君相助之力為多。
趙君，教部原任之參事也。
與政務欲長李潤章君商定辦事手續，凡以兼部長名義發出之部令，均由餘二人會簽負責，重要者以時報告于蔣公，因蔣公不暇到部也。
潤章笃實長厚，初相遇猶不相知，繼則性情浃洽，知餘坦白無他，同為書生本色，遂極相得焉。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四十二歲 在京任事，寓中央飯店，辟一室以居，未攜眷屬同住，所居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僅自加一書桌而已。
友人過者常笑餘為真能以官為傳舍者。
餘非有所矯飾，實以性不近于從政，常思有機會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滬，以免遷住之煩，此種僻性，未合情理，然當時卻以此為安，對職務方面，則未嘗有所曠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滬寓，一歲中僅歸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務次長任内，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方面較為盡力；（一）整頓勞動大學停辦勞大附中，并貫澈勞動大學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滬市府協助之力最多（二）平定清華大學風潮，（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四）整頓光華大學，以部令停止教授羅隆基之聘約，（五）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調整北平大學組織，（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長）。
至于中等教育，則以重質不重量為主，對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學産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為主，獨對于社會教育部分，餘主張質量并重，而司長李蒸（雲亭）專務擴充各省社教經費，以李次長信任雲亭，餘亦不得不取同一态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見關系（反對訓政期約法及國民會議），辭立法院院長職，屏居湯山，繼遷入城内黃龍巷暫住，此事幾引起政潮，黨外人士尤資為譏刺口實，餘在京目睹其事，深為本黨前途憂之。
更有感于黨人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益視政治生活為畏途，幾欲诤勸蔣公引退焉。
六月舉行中央全體會議。
蔣公親赴南昌主持剿匪軍事，中央決議以李次長署理教育部長，而任命餘為政務次長，錢乙藜（昌照）為常務次長。
餘複被推任為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其部長則劉蘆隐任之，而另一副部長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來電，五弟行叔以腸疾殁于巴黎。
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緻客死異域，聞訊悼痛，幾于暈絕。
四弟方任教于中央大學史學系，得電後邀之來寓，以兇耗告之，四弟聞而大恸，以道遠不能歸骨，乃電托邵鶴亭、毛無止君等為葬于巴黎，此餘畢生一大憾事，亦畢生一最大傷心事也。
是年夏，長江大水為災，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間拟為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與望弟同歸，且準備一切矣，沈陽變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軍突攻北大營，沈陽淪陷。
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群情皇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幟者，複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者之氣焰。
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于國際之公論，一面則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
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日軍複銳進侵略，以至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占，而内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
沈陽事變起後，中央宣傳部事務頓見重要，部長劉蘆隐久不來京，餘與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負責任事，自是餘遂以教育部事委托錢次長，而每日到中央黨部辦公，一切與天放協商而行，天放對國外宣傳多負責任，而餘則對于宣傳方針之制定及國内宣傳之指導多負責任，兩人分工合作，至為和洽，其佐理者為秘書方希孔、朱雲光兩同志，而雲光之盡力為尤多。
中樞設立特種外交委負會，戴季陶、宋子文兩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員，餘亦被指定為委員之一，每日七時必集會，外交部部長次長均列席，報告消息及使領館情報，當場決定應付辦法，由外交部執行之。
有時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屬餘，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時會畢乃得至教育部辦公一小時，而午後則均在中央黨部，即晚間亦往往在中央宣傳部辦事，常至十一時後始歸寓。
學生團體來京請願出兵宣戰者不絕，大隊集合于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提出種種要求，常有不逞之徒從中煽動，故意與政府以難堪。
唯蔣主席始終保持中和嚴正之态度，對青年學生絕不取壓迫之辦法，故兩三月間，至京請願者無慮五六萬人，而卒未發生一次沖突，其行動越軌者，亦隻以警察徒手驅散或彈壓之而已。
所謂粵方委員之在滬上者雖欲造成慘案而終無間以入也。
此一時期中餘在職務上偏重于宣傳方面，間亦奉蔣主席命辦理特種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時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則身為教育次長，未能助李代部長平息學潮，緻使首都要地，發生毆辱中央大學校長教員等事件耳。
國聯行動遲緩，英、美意見未能一緻，日寇益鸱張，反政府分子之結合破壞亦愈烈，中央蔡、張（溥泉）及陳真如等力主斡旋甯、粵合謀團結，蔣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統一，無以對外，于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容納粵方選出之中委後，決定委曲忍讓，請胡、汪、孫以及粵系委員共同來京開會，然後辭職。
嗣接胡電非蔣公先有辭職表示，不允來京。
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會正式提出辭呈，将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一并辭去，常會接受辭呈，選任林委員森代理主席，陳真如代行政院長，而十七日孫委員科乃率粵方諸委共同來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滬未來，僅陳璧君先來耳。
餘是年在京，意常不樂，每思引退，重作記者，或教書自給，故客居旅舍，不另賃屋，及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會期近，乃覺中央飯店不可久住，否則應酬談話将不堪其擾，爰暫賃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蔣主席辭職，乃決心共同引退，遂我初願，不料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複發表餘重回浙教育廳廳長之任，兩次固辭，均不獲請，甚為怅怅。
及第四屆第一次中央全會将開，被推為全會四秘書之一（秘書長吳鐵城，四秘書者曾仲鳴、梁寒操、程天放及餘也）。
方拟會後回滬，乃于全會秘書處會議中，發覺甯、粵界限依然森嚴，梁君甚至提議文書、議事科長甯、粵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于十二月二十日夜谒陳蔣公，即夕束裝，留書鐵城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滬矣。
計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離京之日适滿一年，可謂巧合。
先是陰曆五月間，大哥在京任國府參事，某日約同君誨先生啜茗于雞鳴寺，餘偶求得觀音簽問何日可辭官歸裡，簽語有“一朝丹篆下階除，珠玉豐餘滿載歸”之句，簽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語，餘先閱簽解，嗒然若喪，意謂“官不宜解”則無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讀，即官、非、宜解，豈非即遂汝所願乎。
餘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謂“滿載歸”者，殆即謂滿一載乃許汝歸耳。
自是常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驗。
自京歸滬以後，恍如重負頓釋，每日對妻孥閑談或市小食共飲或出遊，意态閑适。
然魯主席已先赴任，屢催餘到杭接事，則又為之敗興不淺耳。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四十三歲 一月赴浙接任教育廳長，寓葛嶺路樂廬。
發表錢均夫先生及黎叔酉生為秘書，（酉生以督學調秘書室服務）陸步青、羅迪先、張任天、李子翰為第一二三四科科長。
蔣公來杭居住約一周，汪亦來杭相會，于蔣公處初見汪先生，汪囑餘常過彼處談話，意極殷懃，友人謂彼之對人往往如此，然人多不信其有真誠也。
蔣公在杭時，有金陵大學學生八十餘人來請願，意在籲請重出督率國軍與日作戰，蔣公自以在野之身，不便延見，囑餘及許紹棣君勸止之，諸生乃歸去。
一月下旬，布置廳務大緻就緒，回滬稍作休息，然滬上日軍屢作挑釁姿勢，特務機關及領館無理取鬧，要求取締排日運動，解散排日團體，其意甚惡。
餘恐滬、杭車中斷，遂于一月二十六日回杭，留眷在滬，殊不放心，乃未及二日，而一二八之戰事以起，一家七八口，均賴餘婦獨承其責，滬、杭電訊遲滞，久久始通，旋知暫避于合衆公司樓上，于陰曆年底歸甬返裡，中間曾傳臯、皓兩兒失蹤，在杭聞之，為之焦急不置。
二月間回滬一視家人，允默決整裝再返慈溪，蓋滬戰仍繼續進行也。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樞動搖，行政院長孫科離京赴滬，陳友仁任外交部長高唱宣戰，蔣公既發表獨立外交之論文（邵元沖拟初稿，而餘承命潤色之），複不忍中樞擾攘無主，乃與汪相約入京共同負責。
既抵京而滬戰即起，即日決定政府遷洛陽，蔣公護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鎮，并督十九路與第五軍（八十七、八十八兩師）作戰，當時一般輿論震于蔣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之宣傳，均以為祇有十九路軍能抵抗，慰勞之儀物，亦祇送十九路軍各部，然第五軍艱苦作戰，絕不自暴，蔣公曾電張治中軍長曰：“在前線必須讓功與十九路軍，祇期殲敵，切勿有所争競，即有不能堪者，亦必為國家忽辱負重，當知在此生死關頭，與十九路軍應視同一體，外間毀謗一切置之，如外間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同在苦戰，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
今日之事，汝等與十九路軍同一運命，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何與。
”（此電文祇記其大意，詞意與原文或有出入。
）如此精誠，真堪泣天地而動鬼神者也。
三月下旬以蔣公電招赴南京，見市況蕭條，政府各機關均僅有駐京辦事處，熟人多不在京，餘承命代拟覆長兄介卿書，（答來書不遣援兵不增軍隊之責難，後棄置未發表。
）及辭不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辭呈，（此事後經朱益之、何敬之兩公切勸，蔣公允就任；故亦未發表。
）居京五日而歸杭。
軍事委員會成立，發表餘任秘書處長，未到任前以李仲公代。
餘去電呈請收回成命，以仲公先生為北伐時總司令部之秘書處長，未可以餘居其名而令彼代行。
書上不覆，繼而蔣公命人傳語，囑餘專心在杭辦教育，暫不必到任，仲公當為負責雲。
餘此次重任浙教廳長，實亦甚違素願，然魯詠安主席特相倚重，而民廳呂君蘧孫、财廳周君枕琴、建廳曾君養甫及省委楊君綿仲等與餘均極相得，同甘共苦，感情孚洽，更以蔣公重視蘇、浙、贛、皖，謂必鞏固地方，培養實力，乃足以根本禦侮，餘亦不得不奮勉自效焉。
到任後二月，察知浙省學風，承九一八學潮之後，亦漸有浮嚣盲動趨向，乃發表安定教育秩序一文于浙中各報，以示整頓學風之決心，同時對内則饬各督學勤加視導，舉行公私各校校長會談以加重其責任觀念，并與省黨部及警務機關密切聯絡，防止校外惡勢力煽惑青年，卒相安無事。
浙省學風素極純樸，反動者知無可乘，漸漸引去或銷匿，不久遂複舊觀。
是年夏仍遷入小蓮莊與大哥同住。
大哥是年遣眷回慈而獨留杭州，兄弟晨夕過從，四弟任省立圖書館館長，亦常來談，最得骨肉相聚之樂。
惜餘憂時感慨未能從大哥商讨文藝為可惜也。
夏間允默挈兒輩均來杭同住，樂兒已五歲，能認方塊字，公餘回寓，常攜見出遊，餘第一次在浙任事，不常作湖山之遊，是時始知遊息與作事不可偏廢，每值休沐日，亦常登臨遊眺，間亦觀電影，西湖大禮堂常有餘之足迹焉。
浙江财政以債務費支出過多，收支不敷本钜，二十二年度之概算，編制頗難适合，建廳專務擴張事業，财廳則不勝保安經費與建設費之負擔，而中央方在暗中布置國防，浙省擔負經費日增，以緻預算會議，久久無結果，魯主席憂形于色、未能裁決，餘首倡緊縮之議，願從教廳及教育費作始，主張機關經費及事業經費均以八折及九折分别扣減，而國防建設則十足支給，如計完成。
曾君養甫問餘教育方面辦得到乎？若教廳能行，則建廳亦照減，卒以此原則定議。
事後黎叔又謂餘：此又君勇于作省委之一證也。
然教育界人士亦能諒省庫艱難，卒照此實行，各校經費均照九折縮減雲。
夏六月舉行中學畢業會考 中央政校派教育系畢業生雷震甲、趙祥麟、何灌梁、劉玉書等七人來浙教廳實習，餘與黎叔及各科長為厘定學程與實習科目，親自指導凡實習七周而畢，均派往各縣任教育局長，而趙祥麟成績尤佳，派為省立高中訓育員。
餘此次來浙任教，對中等教育漸圖充實，為适應師資需要，本年先籌設省立師範一所，而對省立縣立各中學則分别整頓之。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四十四歲 在浙任教育廳長職。
二月長城戰起，蔣公馳赴石莊督師，電餘北上，乃與立夫兄由汴乘車北行，先至石家莊，陳景韓君君亦來相會，嗣同赴保定駐列車中約二星期。
北平軍分會設立，張學良辭職，敵人請停戰，乃别蔣公，轉北平回浙，離任者約一閱月。
本年在浙教育設施，積極方面仍無如何開展，惟基礎已立，行政方面與教育界相互認識益深，政令推行，較易為力，舉其大者：在高等教育方面，為考查省費留學生成績及充實醫專之設備。
在中等教育方面，籌設溫州師範（初級）及省立農業實驗學校（在金華），并舉行訓育會議。
在地方教育及初等教育方面，則提倡師資進修與繼續整理學産，并推設鄉村小學。
在社會教育方面，充實省立圖書館，并籌辦電影巡回教育。
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三科科長張任天出任縣長，以趙季俞代行科務。
是年提請省府撥定省公債四十萬元為擴充職業教育與師範教育之基金。
自去年起，每值初夏，即患小疾，精神疲滞，心緒煩亂，往往因之失眠，今年更基，請假服藥調治，約二十天始愈，蓋體力漸衰矣。
舉行第二次畢業會考。
蔣公來電有邀餘往南昌佐助筆紮之意，且聞已物色繼任人選，盼餘能于學期結束後前往，餘遂結束廳務。
六月，兩次電行政院教育部辭職，然教部以江、浙兩省教育正待及時推進，不宜易人，請于蔣公，堅決慰留。
嗣後蔣公又來電囑繼續服務，乃打銷辭意焉。
夏回慈溪，為先祖妣葉宜人祝百齡冥誕，三家子弟鹹集，約留一星期而歸。
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變亂，蔣公于事變甫萌時，竭力勸導，不欲以紀律相繩，乃變亂終于勃發，蔣公在贛籌策既定，于十上月莅杭部署讨亂軍事，凡留居一周，而後由浙入閩讨逆，時适其太夫人七十冥壽，餘及魯主席等均往奉化拜祭，而蔣公則未歸家也。
民國二十三年申戌（一九三四）四十五歲 當人民政府之叛變初起時，浙江毗連閩贛，最為反動分子之注意點，而軍事運輸及補給，亦須協籌，魯主席以此役關系國家綱紀與安危，督饬各廳，就地方力量所及，為中央分憂勞，其時财廳則墊籌經費，建總則協助運輸，（杭江鐵道軍運效率之強為迅速制勝之一主因）而教育方面，彼方亦有派人潛入活動者，多方防止，卒告無事，未及兩月，而亂事遂平。
二月偕呂蘧孫廳長、魯魯山秘書長同赴南昌參加行營所召集之十省行政人員會議，蘇、浙、閩、贛、皖、颚、湘、豫、陝、甘各省之秘書長，民教兩廳長及一部分行政督察專員均集。
住百花洲旅館（病瘧三天），開會約四日，報告省政及民政教育設施，蔣公三次出席緻詞，以生聚教訓，明恥教戰，勖勉與會諸人，謂期以五年，必當奠立國防建設，方能雪恥圖強，完成革命也。
在贛垣三谒蔣公，最後一次，蔣公告餘，謂行營諸務猬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