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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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有楊秘書長暢卿，軍事有熊主任天翼，惟文字撰拟，迄無佐助之人，實需如君者在餘之左右，浙省教育廳事，如可兼任名義，以秘書代行則更佳，否則可另保一人自代，總之盼能來此相助，然亦不必急急，俟學年結束暑假後再來亦可。
餘感蔣公之意，遂允必來贛服務，但不願居何名義耳。
旋即拟繼任人選四人（程天放、餘井塘、葉溯中、許紹棣）請擇定其一，蔣公謂即以葉君繼任可也，囑返浙待電命再來。
四月再得南昌電，乃結束廳務，并到京谒教部王部長雪艇，請提院議以葉溯中君繼任，雪艇甚惜餘離職，言之再四，遂歸杭提辭呈，二星期後始得請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
設計委員會者，蔣公欲網羅國外留學生之青年有志者，俾作研究、設計、審議、調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訓練之以期成材者也。
舊為常務委員制，楊、熊及梁穎文為常委。
今以餘到贛，蔣公謂不能一無名義，且此會極重要，故改為主任制，以主任屬餘。
餘察知此會職權規定極含混，委員人數達二十人，頗涉冗濫，其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已，堅請收回成命，願以無名義之身，留贛服務，蔣公不許。
乃加任徐慶譽為副主任委員，謂會中日常事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餘筆紮，并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且備谘詢可已。
五月随蔣公回京參加軍校十周紀念典禮。
過牯嶺小住，寓孫天孫君家四日，撰十年來之回顧一文，在京事畢，仍回贛垣，購得甯都三魏集及王于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贈外舅。
七月到牯嶺避暑，允默攜兩兒同來，賃屋河西路五十四号，晨夕出外觀覽，頗得遊眺之樂。
是夏蔣公亦至牯嶺，設計委員會同人均遷來，以醫生窪某号為會址。
餘每周去會三次，約各委員會談研究，至會中日常各事，均囑徐副主任辦理之。
其時蔣公所注重者，為精神教育與國防建設，餘每入谒，必見圖表方案，堆滿幾案間，蔣公每日披閱文件，簽發命令，聽取報告，核改方案，治事時間常在十小時以上。
更以暇時約專家，講述專門問題及國際形勢，與東西洋曆史，輿論界與學術界人上，漸知蔣公謀國之苦心矣。
餘雖在左右，愧無貢獻，惟承命修改講詞及審定自反錄二集之初稿。
至八月下旬，忽患腦病，每日頭眩心跳，且常有微熱，及九月初，乃請假回杭州養病，住小蓮莊凡兩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寓京三周，以蔣公回籍，乃複返杭州小住。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攜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義發表于外交評論雜志。
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
為日本彷彷無主之國論辟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淩逼之氣勢也。
既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志，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
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為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雲。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
在南昌度陰曆年，購陳後山詩注一冊，日日諷詠之。
旋奉蔣公電召，與楊暢卿同赴牯嶺，住牯嶺約旬日，南昌行營結束，改設剿匪總部于武昌，餘所任之設計委員會職務，以該會撒消而解除。
在牯嶺時，蔣公決定修改侍從室之組織，分設第一二兩處：第一處設第一（總務）第二（參謀）第三（警衛）三組，第二處設第四（秘書）第五（研究）兩組，命原任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君為第一處主任，而以餘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
研究組設秘書八至十二人，以設計委員會原住設計委員徐慶譽、張彜鼎、李毓九、高傳珠、徐道鄰、羅貢華、傅銳、何方理諸人任之。
（侍從室之組織始于民國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後由晏君任主任，其原來編制為第一組警衛，第二組秘書，第三組調查及紀錄，第四組總務，另附設侍從參謀若幹人。
） 二月赴漢口，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職，奉命兼第五組組長，其第四組組長則以原任第二組長毛慶祥君任之。
（原編制第三組撒消，代組長蕭贊育改任侍從秘書）第五組之辦公處設于漢口三北公司之樓上，研究工作分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系及經濟等各類，各秘書每人任一類為主，并認一類為副，其翻譯工作，則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國文字，指定分任之。
居漢口二月，寄寓電話局局長官舍，蓋張君明鎬适在漢任局長之職也。
陳君秋陽随餘同住，佐繕寫收發之役。
侍從室初成立，除五組諸人作研究工作須餘為之規畫督促外，四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機關辦理，故餘所司之事甚簡，以暇時閱通鑒及英、美近代史。
自三月起始為日記，自是日日為之，未嘗中辍焉。
贛匪自去年為國軍傾蕩巢穴後，西竄川黔，蔣公先派賀國光主任率參謀團入川，至是以川中軍隊系統不一，未能發揮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總部事，委張漢卿副總司令與錢參謀長大鈞，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楊秘書長暢卿偕行，命餘暫留漢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漢乘飛機經宜昌赴重慶，第五組諸人均留漢口，屬羅秘書貢華代理組長事。
居重慶約一月，寓上清寺陶園内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于他省，而沉着質樸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緻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于質，志大而氣狹。
故蔣公到川，首以質樸誠信為尚，而标揭除匪禁煙為最大要政，省中軍政，仍重寄事權于劉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廉謹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
餘于外界不輕易往還，即相見亦不多發言，唯力勸川人尊重軍政系統，服從劉主席，以刬除防區時代所遺留之封建惡習，庶不負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
其時川中政客說士，萃于各軍首領之門，交通遊說，縱橫結托，而蔣公幕中随行諸人，均處處持之以大，初到時尚有懷疑不安心理，未幾即相安焉。
及田頌堯剿匪失機，蔣公申明賞罰，改任孫震為軍長，中央之威信，更為之一振，剿匪軍事，遂亦益見順利。
餘到重慶約半月後，蔣公赴貴州，以竄匪在黔甚猖獗也。
蔣公去時，僅攜晏甸樵主任同往，拟于短期内歸來，旋來電命餘偕往，乃于五月某日偕陳辭修君與吳稚晖先生同飛貴陽。
在貴陽約住兩星期，寓薛總司令伯陵之總部内，承蔣公命，起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數經修改，于八月間始發表之。
在貴陽時事務較繁，蓋楊暢卿秘書長在渝留守，前方承轉各件，有時間性者，皆須由侍從室辦理之，而第四組無谙習公牍之職員，不能不由餘自為處理，然餘于公牍實亦非所習也。
餘至貴陽之日，匪勢已稍殺，初時圍擾息烽等處，迫近省垣，勢極猖獗，卒被聚殲，人心稱快，時王家照已去職，蔣公請政府改組黔省府，以吳禮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禮卿先生與李、白諸人有交誼，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經沅、李仲公、葉元龍、朱庭祜分任民财教建廳長。
省府就職之日，吳洗生監誓，蔣公親臨緻詞，餘亦參加典禮。
自茲中央政令，乃得達于黔省，然軍閥擅政，百廢淩亂，财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庫存不及三千餘元，請于蔣公，撥五萬元濟助之，仍責成财廳厲行整理焉。
假日偕吳稚晖先生往遊修文縣之龍場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舊址，陽明墨迹，留镌壁間者尚完好如新。
修文距貴陽僅半日程，流連至暮而歸。
黔人士為餘言，黔之有文化，蓋陽明實啟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貴州天氣多陰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無不患小病，飲水殆亦有關系，此行如蔣夫人及稚晖先生均曾患寒熱，餘亦小病四五日，會蔣公出遊安順，餘适以病未能偕也。
居貴陽二周後蔣公赴昆明，餘以無機遲一日行，是日适為苗民節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遊覽歌舞，市所需以歸，本年中央剿匪隊伍為聯絡邊民情感，特備餅餌食品分散之，苗民鹹大歡悅。
是晚與陳辭修君坐綏署庭中作長談，次日即飛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邊之金鑄九先生别墅，與稚晖先生同寓，蔣公住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之前院。
昆明為高原，地勢恺爽，氣候溫和，自貴陽來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為之一振。
（在由黔赴滇之飛機中，作家書二椷，托機師白利君回飛至重慶投航郵，兩日而達杭州，家人均以為迅速出于意外。
）翠湖者，在五華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達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蘇、白二堤，旦暮遊行其間，偶至昆華圖書館閱書，洵樂事也。
（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風景勝地，餘随蔣公作兩日之遊，并與稚公同至安甯溫泉沐浴焉。
）到昆明之日，省府龍主席設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蔣公，其客廳之闳麗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賓主到者三百人，禮數極盛。
衆中忽晤袁樹五（嘉谷）先生，乃餘在高校肄業時任浙提學使者也，相見執弟子禮，袁先生為之色喜，介餘遍識省中之耆宿如王九齡、周惺甫、易夔舉諸人，挹其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殘匪在會理、西昌間竄伏甚多，蔣公某日約龍主席同乘飛機巡察匪勢，為之指點進剿方略。
龍主席自謂乘飛機尚屬第一次，觀蔣公在機中指點山川，剖示方略，益歎服總戎之偉大，為餘等言之者再。
蔣公對龍主席亦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故到滇以後，唯與之讨論如何振興文化産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其他政事，雖龍君屢請指導，蔣公均僅示大概，囑其全權負責，不願責以速效焉。
餘等居滇，亦多與文化、建設方面之人物往還，曾出席滇省教育會對全城中學生講演一次，各廳長過從較密者為建廳張西林（邦翰）、教廳龔自知及省委（前實業廳長）兼富滇銀行長缪雲台諸人，而缪君之言論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思想稍舊，财廳長陸子安則極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諸人之意志一緻，則非四川之可比雲。
六月蔣公仍轉貴陽回重慶，餘等多留數日，偕稚晖先生應蔣夫人之邀赴個舊遊覽，乘汽車循鐵路而往。
至開遠（即阿迷州）住小旅館（安南人所設）一宿，拟再前進，而天氣酷熱，蔣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飛機迳返重慶，蓋蔣公臨行時囑不必繞道貴陽也。
是日飛機途中遇霧，幾迷失方向，冒險低降，始辨途徑，安然抵渝。
到重慶不數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車往，中途宿内江，次日午後一時到達。
）住陝西街之行轅，秋陽寓餘之鄰室，而慶祥、荻浪亦與餘同寓一樓，公文往返接洽，較前為便。
已而蔣公命餘，凡楊秘書長承轉之各項呈件，于批覆後，均交餘詳閱後再送達辦理，蓋暗示餘當練習政務與公牍，以資接洽與聯系也。
是時京中政象，以蔣公出外日多，漸有紛纭軋礫之象，行政院與監察司法各院間，頗多龃龉，賴葉楚伧秘書長彌縫調節其間，勉克相安而已。
朱骝先、羅志希、徐可均、蕭青萍諸人均曾來川有所報告，餘均勸彼等以大敵在前宜盡祛疑慮，既信任領袖，即應信領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艱難，必中樞安定，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也。
是夏，敵方在華北軍閥意圖啟釁，對我政分會壓迫備至，要求撒退中央軍及憲警，并将平、津黨部撒除，蔣公從大處着眼，極端隐忍，卒一一許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師均先後撒退，而蔣孝先君原率憲兵駐平，亦調至侍從室服務，黨部移地秘密進行。
顧京中群情憤慨，汪氏無以自解于同志，蔣公于六月廿九日命草一電文，緻中央政治會議，說明忍辱以備雪恥之至理，此電抵京，何敬之先生以為不宜發表，遂密存未報告會議雲。
七月，蔣公移寓峨眉，開辦峨眉訓練團，調川省軍官分批受訓，餘亦随往，住峨眉之新開寺，所居為一小木屋，室之低矮，俨如一谷倉，顧氣候殊涼爽，其時五組一部分秘書亦遷川同寓山間，并任訓練團之訓育幹事職務，餘未參加訓練團工作，僅為蔣公準備訓練材料及整理講稿撰拟文字而已。
蔣公每周必至報國寺團部住三四日，訓練極勤，間以餘時研究國防建設及财政經濟之方案，常招專家來相講習雲。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稱病赴青島，蔣公以中樞無主，乃飛往廬山，命張嶽軍先生至青島挽留汪氏，未得要領，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對出席各同志，痛切說明革命之環境現狀與中樞諸人及中央委員應協同負責以濟艱危之理，京中空氣，始見轉移。
餘住京三日，遂乘此時請假回裡，為先考七十冥誕在家設奠。
先一日由京返滬，偕允默及弟妹等全家乘輪返慈溪，家人團聚，皆以餘于役數千裡外，乃得及時歸奠為非始料所及。
大哥更為餘言，雖旅途辛苦，而經曆山川，得以開拓見聞，宜引為幸事雲。
留家二日，仍轉滬、杭回京。
以陳君秋陽不樂遠行，有引退意，乃改約王學素君入侍從室為秘書。
為憲法草案事，奉命訪黃膺白先生于莫幹山，暢遊山中，并與黃君談三小時而歸。
九月到南京與程天放、薩孟武、梅思平諸君研究憲法草案，蔣公來電指示要點甚詳，餘等就立法院初稿，詳加斟酌，别拟一修正案，凡一星期而就，遂攜稿西行再赴成都。
此時訓練團已結業，乃不複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餘，曾往谒方鶴濟、徐子休、尹仲錫、周菶池、徐申諸老，此數君者，成都所謂五老七賢，乃一般人所認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蔣公離川，餘亦自成都乘郵航機迳飛上海。
晨八時自成都起飛，經長安郊外暫停，又過鄭州、南京小停，午後五時卅分抵上海。
越二日，參觀全國運動大會。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飯店，參加六中全會，汪精衛被刺入醫院養傷，未幾痊愈。
此舉與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浮議紛纭，久之乃偵知刺客為反動派王亞樵等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慮冰釋焉。
六中全會未發宣言，其閉幕詞則餘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于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會之代表充之。
十一月十二日開幕，林主席緻開幕詞，亦餘所承命起草者。
大會舉行十日，蔣公有重要之外交報告，即“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
大會宣言，則戴君季陶草定要點而餘為之連綴成文者，此文自屬撰以至定稿，經修改三次凡費二十小時雲。
五全大會以後，選定胡展堂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任兩會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長，以顧孟餘為中政會秘書長（旋決議由朱骝先代），餘為副秘書長，自茲蔣公遂躬負黨政軍重責于一身。
是年冬賃宅于南京之靈隐路，挈眷移寓焉。
大會畢後，餘體力心力交疲，兼以黨政機構改組以後，人事接洽，甚感紛纭，一部份同志，不明蔣公意志，動辄以安置親厚者為先，而曾不計辦事之效率，中政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尤為不易安排，積勞之餘，加以煩悶，幾于神經錯亂，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遜，事後追悔，旋又犯之，延醫診視，投劑服藥亦無效力，不得已以書白蔣公，告病體不支，蔣公覆準病假一月，中政會事托葉楚伧先生及狄君武同志料理，遂将各事與楚公接洽，于十二月中旬偕允默由京回滬轉赴杭州養疴，到杭仍寓小蓮莊，與五妹家同寓，陰曆歲除，即在杭州度過，諸兒均未來寓，四弟送思佛侄來，博我歡笑，餘對思佛甚愛其天真也。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及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隐路。
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内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數小時，第五組則每周舉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然五組各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求調查各機關狀況，或喜摭拾風聞之詞攻讦主管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與事實，餘屢為指示，而彼輩之觀念終不能改變，此最足令餘煩憊不安者也。
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故任錢大鈞（慕尹），并兼侍衛長名義。
晏甸樵調充西安行營參謀長，佐張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既任行政院長，對内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财政金融亦預作非常時期的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份争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強之目的。
外交部既任命張嶽軍先生為部長，即秉此意志以與日本外務當局相周旋。
在内政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周在官邸召集黨務談話會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談話會，及特種黨務人員會報各一次，勞心焦思，唯日不給。
又召集行政會議，開辦縣政訓練班，而于民衆組訓方面，亦于中央軍校内擴大設置特别班以造成幹部。
故此半年以内，實為開始建國準備最積極之時期。
乃粵桂軍人，竟以請求中央對日作戰之名義，出兵于湘境，時局又起一軒然之大波浪。
而西北剿匪，益見困難，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動之勢矣。
陳、李、白等之軍事行動既發生後，蔣公即在中央紀念周發表極懇摯嚴正之談話，主張對日問題應于全體會議中解決，一面電勸粵方将入湘之師撒回粵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會之日期，粵方仿未遵從，中央乃遣隊伍駐屯于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異謀使不得逞。
其時中央各軍事首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等均電陳、李、白切勸慎重，而蔣公亦對陳濟棠懇切诰谕，電文往複不下十數，餘此時筆劄之役，亦較繁于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餘随艦西行，既抵漢口，蔣公命馳回以憲草改正之意見函達孫哲生、王亮疇諸氏。
到上海與季陶、亮疇、楚伧等共商于亮疇之寓所，并合為意見七條，仍攜歸中央就憲草審議會中決定之。
二中全會舉行于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德鄰等為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設廣西綏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國内政令始歸統一。
餘漢謀被任粵省綏靖主任，陳濟棠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離粵赴港。
辭職之前，派陳漢光師長來谒蔣公，蔣公是日準備西行，于一小時内草一長約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奕世也。
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續辦暑期廬山訓練團，嗣因内外時局多故，臨時停止。
餘以小病未及同時上山，約遲旬日，始攜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
是年吟苢兄應俞樵峰部長之邀，入交通部任參事，亦挈眷與餘家同寓于南京熙和路。
餘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對第二處事兼為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慶祥為第一組組長，故保汪任第四組事，既批準而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留侍從秘書名義而專任機要室之主任秘書，此事錢事前未商餘同意，實不谙手續與系統然餘，為和洽同事計，亦未與之計較焉。
）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不以寄餘而交汪組長與張彜鼎二
餘感蔣公之意，遂允必來贛服務，但不願居何名義耳。
旋即拟繼任人選四人（程天放、餘井塘、葉溯中、許紹棣）請擇定其一，蔣公謂即以葉君繼任可也，囑返浙待電命再來。
四月再得南昌電，乃結束廳務，并到京谒教部王部長雪艇，請提院議以葉溯中君繼任，雪艇甚惜餘離職，言之再四，遂歸杭提辭呈，二星期後始得請焉。
五月赴南昌住省府招待所，奉命擔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
設計委員會者，蔣公欲網羅國外留學生之青年有志者，俾作研究、設計、審議、調查等工作，而一面即訓練之以期成材者也。
舊為常務委員制，楊、熊及梁穎文為常委。
今以餘到贛，蔣公謂不能一無名義，且此會極重要，故改為主任制，以主任屬餘。
餘察知此會職權規定極含混，委員人數達二十人，頗涉冗濫，其真有學問見解又能明識分際者，寥寥四五人已，堅請收回成命，願以無名義之身，留贛服務，蔣公不許。
乃加任徐慶譽為副主任委員，謂會中日常事由副主任理之，汝但助餘筆紮，并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且備谘詢可已。
五月随蔣公回京參加軍校十周紀念典禮。
過牯嶺小住，寓孫天孫君家四日，撰十年來之回顧一文，在京事畢，仍回贛垣，購得甯都三魏集及王于一（猷定）文集各一部，寄贈外舅。
七月到牯嶺避暑，允默攜兩兒同來，賃屋河西路五十四号，晨夕出外觀覽，頗得遊眺之樂。
是夏蔣公亦至牯嶺，設計委員會同人均遷來，以醫生窪某号為會址。
餘每周去會三次，約各委員會談研究，至會中日常各事，均囑徐副主任辦理之。
其時蔣公所注重者，為精神教育與國防建設，餘每入谒，必見圖表方案，堆滿幾案間，蔣公每日披閱文件，簽發命令，聽取報告，核改方案，治事時間常在十小時以上。
更以暇時約專家，講述專門問題及國際形勢，與東西洋曆史，輿論界與學術界人上，漸知蔣公謀國之苦心矣。
餘雖在左右，愧無貢獻，惟承命修改講詞及審定自反錄二集之初稿。
至八月下旬，忽患腦病，每日頭眩心跳，且常有微熱，及九月初，乃請假回杭州養病，住小蓮莊凡兩月，始稍愈。
十二月赴南京出席第五次中央全體會議，寓京三周，以蔣公回籍，乃複返杭州小住。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歲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敵乎友乎一長文攜至上海，以徐道麟君之名義發表于外交評論雜志。
此文之作，蓋欲暗示日本以中國決不可屈服，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至計。
為日本彷彷無主之國論辟一新視野，而痛斥其野心軍閥之無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緩其淩逼之氣勢也。
既發表後，各報競相轉載，日本之報紙雜志，亦均紛紛轉譯，頗引起一時之注意。
事後日本方面亦漸有疑此文為當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與彼邦主張急進之少壯軍閥以一打擊雲。
由溪口回杭州小住即去南昌。
在南昌度陰曆年，購陳後山詩注一冊，日日諷詠之。
旋奉蔣公電召，與楊暢卿同赴牯嶺，住牯嶺約旬日，南昌行營結束，改設剿匪總部于武昌，餘所任之設計委員會職務，以該會撒消而解除。
在牯嶺時，蔣公決定修改侍從室之組織，分設第一二兩處：第一處設第一（總務）第二（參謀）第三（警衛）三組，第二處設第四（秘書）第五（研究）兩組，命原任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君為第一處主任，而以餘為侍從室第二處主任。
研究組設秘書八至十二人，以設計委員會原住設計委員徐慶譽、張彜鼎、李毓九、高傳珠、徐道鄰、羅貢華、傅銳、何方理諸人任之。
（侍從室之組織始于民國二十二年，最初由林蔚文先生任主任，後由晏君任主任，其原來編制為第一組警衛，第二組秘書，第三組調查及紀錄，第四組總務，另附設侍從參謀若幹人。
） 二月赴漢口，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職，奉命兼第五組組長，其第四組組長則以原任第二組長毛慶祥君任之。
（原編制第三組撒消，代組長蕭贊育改任侍從秘書）第五組之辦公處設于漢口三北公司之樓上，研究工作分為内政、法制、文化教育、國際時事、中日關系及經濟等各類，各秘書每人任一類為主，并認一類為副，其翻譯工作，則分英、法、德、日、俄等五國文字，指定分任之。
居漢口二月，寄寓電話局局長官舍，蓋張君明鎬适在漢任局長之職也。
陳君秋陽随餘同住，佐繕寫收發之役。
侍從室初成立，除五組諸人作研究工作須餘為之規畫督促外，四組之公事，大率分配至主管機關辦理，故餘所司之事甚簡，以暇時閱通鑒及英、美近代史。
自三月起始為日記，自是日日為之，未嘗中辍焉。
贛匪自去年為國軍傾蕩巢穴後，西竄川黔，蔣公先派賀國光主任率參謀團入川，至是以川中軍隊系統不一，未能發揮清剿力量，乃将武昌三省剿匪總部事，委張漢卿副總司令與錢參謀長大鈞，而躬自入川，督率川、黔清剿匪事，楊秘書長暢卿偕行，命餘暫留漢口待命入川。
四月由漢乘飛機經宜昌赴重慶，第五組諸人均留漢口，屬羅秘書貢華代理組長事。
居重慶約一月，寓上清寺陶園内之農村，與川中軍政界及教育界新聞界人士相接觸甚多，覺川人之穎慧活潑，實勝于他省，而沉着質樸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強，亦頗思向上，然多疑善變，凡事不能從根本緻力，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于質，志大而氣狹。
故蔣公到川，首以質樸誠信為尚，而标揭除匪禁煙為最大要政，省中軍政，仍重寄事權于劉主席甫澄，以其人在川省軍人中較為廉謹自好，望其有所成就也。
餘于外界不輕易往還，即相見亦不多發言，唯力勸川人尊重軍政系統，服從劉主席，以刬除防區時代所遺留之封建惡習，庶不負中央整理川事之苦心。
其時川中政客說士，萃于各軍首領之門，交通遊說，縱橫結托，而蔣公幕中随行諸人，均處處持之以大，初到時尚有懷疑不安心理，未幾即相安焉。
及田頌堯剿匪失機，蔣公申明賞罰，改任孫震為軍長，中央之威信，更為之一振，剿匪軍事，遂亦益見順利。
餘到重慶約半月後，蔣公赴貴州，以竄匪在黔甚猖獗也。
蔣公去時，僅攜晏甸樵主任同往，拟于短期内歸來，旋來電命餘偕往，乃于五月某日偕陳辭修君與吳稚晖先生同飛貴陽。
在貴陽約住兩星期，寓薛總司令伯陵之總部内，承蔣公命，起草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數經修改，于八月間始發表之。
在貴陽時事務較繁，蓋楊暢卿秘書長在渝留守，前方承轉各件，有時間性者，皆須由侍從室辦理之，而第四組無谙習公牍之職員，不能不由餘自為處理，然餘于公牍實亦非所習也。
餘至貴陽之日，匪勢已稍殺，初時圍擾息烽等處，迫近省垣，勢極猖獗，卒被聚殲，人心稱快，時王家照已去職，蔣公請政府改組黔省府，以吳禮卿先生任主席（因黔、桂接壤，禮卿先生與李、白諸人有交誼，可免除心理上之不安）；曹經沅、李仲公、葉元龍、朱庭祜分任民财教建廳長。
省府就職之日，吳洗生監誓，蔣公親臨緻詞，餘亦參加典禮。
自茲中央政令，乃得達于黔省，然軍閥擅政，百廢淩亂，财用尤竭，省府接事之日，庫存不及三千餘元，請于蔣公，撥五萬元濟助之，仍責成财廳厲行整理焉。
假日偕吳稚晖先生往遊修文縣之龍場驿，瞻王文成公祠及玩易窠舊址，陽明墨迹，留镌壁間者尚完好如新。
修文距貴陽僅半日程，流連至暮而歸。
黔人士為餘言，黔之有文化，蓋陽明實啟之，明以前之黯陋，殆非近人所能置信也。
貴州天氣多陰雨，晴天殊少，居此稍久者無不患小病，飲水殆亦有關系，此行如蔣夫人及稚晖先生均曾患寒熱，餘亦小病四五日，會蔣公出遊安順，餘适以病未能偕也。
居貴陽二周後蔣公赴昆明，餘以無機遲一日行，是日适為苗民節日，城外苗民男女每年此日均集省城遊覽歌舞，市所需以歸，本年中央剿匪隊伍為聯絡邊民情感，特備餅餌食品分散之，苗民鹹大歡悅。
是晚與陳辭修君坐綏署庭中作長談，次日即飛昆明。
在昆明住翠湖邊之金鑄九先生别墅，與稚晖先生同寓，蔣公住東陸大學（即今雲南大學）之前院。
昆明為高原，地勢恺爽，氣候溫和，自貴陽來此，俨如重到江南，精神為之一振。
（在由黔赴滇之飛機中，作家書二椷，托機師白利君回飛至重慶投航郵，兩日而達杭州，家人均以為迅速出于意外。
）翠湖者，在五華山（省府）之麓，湖水不深而澄碧，堤上植柳，有阮公堤（阮文達建）、唐公堤，俨如西湖之有蘇、白二堤，旦暮遊行其間，偶至昆華圖書館閱書，洵樂事也。
（昆明近郊西山及滇池均風景勝地，餘随蔣公作兩日之遊，并與稚公同至安甯溫泉沐浴焉。
）到昆明之日，省府龍主席設盛大之招待宴以迎蔣公，其客廳之闳麗有如北平之居仁堂，是日賓主到者三百人，禮數極盛。
衆中忽晤袁樹五（嘉谷）先生，乃餘在高校肄業時任浙提學使者也，相見執弟子禮，袁先生為之色喜，介餘遍識省中之耆宿如王九齡、周惺甫、易夔舉諸人，挹其言論，皆通達時務，洞明學術，雖規模稍狹，然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殘匪在會理、西昌間竄伏甚多，蔣公某日約龍主席同乘飛機巡察匪勢，為之指點進剿方略。
龍主席自謂乘飛機尚屬第一次，觀蔣公在機中指點山川，剖示方略，益歎服總戎之偉大，為餘等言之者再。
蔣公對龍主席亦備極稱許，謂其坦易而明大義，故到滇以後，唯與之讨論如何振興文化産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其他政事，雖龍君屢請指導，蔣公均僅示大概，囑其全權負責，不願責以速效焉。
餘等居滇，亦多與文化、建設方面之人物往還，曾出席滇省教育會對全城中學生講演一次，各廳長過從較密者為建廳張西林（邦翰）、教廳龔自知及省委（前實業廳長）兼富滇銀行長缪雲台諸人，而缪君之言論識見，尤有過人者，民廳長丁兆冠思想稍舊，财廳長陸子安則極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諸人之意志一緻，則非四川之可比雲。
六月蔣公仍轉貴陽回重慶，餘等多留數日，偕稚晖先生應蔣夫人之邀赴個舊遊覽，乘汽車循鐵路而往。
至開遠（即阿迷州）住小旅館（安南人所設）一宿，拟再前進，而天氣酷熱，蔣夫人有小病，遂不果往，仍折回昆明，次日同乘飛機迳返重慶，蓋蔣公臨行時囑不必繞道貴陽也。
是日飛機途中遇霧，幾迷失方向，冒險低降，始辨途徑，安然抵渝。
到重慶不數日，即赴成都，（由成渝公路乘汽車往，中途宿内江，次日午後一時到達。
）住陝西街之行轅，秋陽寓餘之鄰室，而慶祥、荻浪亦與餘同寓一樓，公文往返接洽，較前為便。
已而蔣公命餘，凡楊秘書長承轉之各項呈件，于批覆後，均交餘詳閱後再送達辦理，蓋暗示餘當練習政務與公牍，以資接洽與聯系也。
是時京中政象，以蔣公出外日多，漸有紛纭軋礫之象，行政院與監察司法各院間，頗多龃龉，賴葉楚伧秘書長彌縫調節其間，勉克相安而已。
朱骝先、羅志希、徐可均、蕭青萍諸人均曾來川有所報告，餘均勸彼等以大敵在前宜盡祛疑慮，既信任領袖，即應信領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艱難，必中樞安定，始有忍辱負重準備禦侮之可能也。
是夏，敵方在華北軍閥意圖啟釁，對我政分會壓迫備至，要求撒退中央軍及憲警，并将平、津黨部撒除，蔣公從大處着眼，極端隐忍，卒一一許之，自此第二、第二十五師均先後撒退，而蔣孝先君原率憲兵駐平，亦調至侍從室服務，黨部移地秘密進行。
顧京中群情憤慨，汪氏無以自解于同志，蔣公于六月廿九日命草一電文，緻中央政治會議，說明忍辱以備雪恥之至理，此電抵京，何敬之先生以為不宜發表，遂密存未報告會議雲。
七月，蔣公移寓峨眉，開辦峨眉訓練團，調川省軍官分批受訓，餘亦随往，住峨眉之新開寺，所居為一小木屋，室之低矮，俨如一谷倉，顧氣候殊涼爽，其時五組一部分秘書亦遷川同寓山間，并任訓練團之訓育幹事職務，餘未參加訓練團工作，僅為蔣公準備訓練材料及整理講稿撰拟文字而已。
蔣公每周必至報國寺團部住三四日，訓練極勤，間以餘時研究國防建設及财政經濟之方案，常招專家來相講習雲。
八月，汪氏忽萌退志稱病赴青島，蔣公以中樞無主，乃飛往廬山，命張嶽軍先生至青島挽留汪氏，未得要領，乃回南京，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對出席各同志，痛切說明革命之環境現狀與中樞諸人及中央委員應協同負責以濟艱危之理，京中空氣，始見轉移。
餘住京三日，遂乘此時請假回裡，為先考七十冥誕在家設奠。
先一日由京返滬，偕允默及弟妹等全家乘輪返慈溪，家人團聚，皆以餘于役數千裡外，乃得及時歸奠為非始料所及。
大哥更為餘言，雖旅途辛苦，而經曆山川，得以開拓見聞，宜引為幸事雲。
留家二日，仍轉滬、杭回京。
以陳君秋陽不樂遠行，有引退意，乃改約王學素君入侍從室為秘書。
為憲法草案事，奉命訪黃膺白先生于莫幹山，暢遊山中，并與黃君談三小時而歸。
九月到南京與程天放、薩孟武、梅思平諸君研究憲法草案，蔣公來電指示要點甚詳，餘等就立法院初稿，詳加斟酌，别拟一修正案，凡一星期而就，遂攜稿西行再赴成都。
此時訓練團已結業，乃不複去峨眉，住成都又半月餘，曾往谒方鶴濟、徐子休、尹仲錫、周菶池、徐申諸老，此數君者，成都所謂五老七賢，乃一般人所認為方正不阿者也。
十月初旬，蔣公離川，餘亦自成都乘郵航機迳飛上海。
晨八時自成都起飛，經長安郊外暫停，又過鄭州、南京小停，午後五時卅分抵上海。
越二日，參觀全國運動大會。
十一月到南京住中央飯店，參加六中全會，汪精衛被刺入醫院養傷，未幾痊愈。
此舉與京中政界以一大刺激，浮議紛纭，久之乃偵知刺客為反動派王亞樵等所指使，即汪之友人亦疑慮冰釋焉。
六中全會未發宣言，其閉幕詞則餘承命起草者也。
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于南京，其代表即以四全大會之代表充之。
十一月十二日開幕，林主席緻開幕詞，亦餘所承命起草者。
大會舉行十日，蔣公有重要之外交報告，即“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
大會宣言，則戴君季陶草定要點而餘為之連綴成文者，此文自屬撰以至定稿，經修改三次凡費二十小時雲。
五全大會以後，選定胡展堂為中常會主席，汪為中政會主席，蔣公任兩會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長，以顧孟餘為中政會秘書長（旋決議由朱骝先代），餘為副秘書長，自茲蔣公遂躬負黨政軍重責于一身。
是年冬賃宅于南京之靈隐路，挈眷移寓焉。
大會畢後，餘體力心力交疲，兼以黨政機構改組以後，人事接洽，甚感紛纭，一部份同志，不明蔣公意志，動辄以安置親厚者為先，而曾不計辦事之效率，中政會下設各專門委員會，尤為不易安排，積勞之餘，加以煩悶，幾于神經錯亂，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遜，事後追悔，旋又犯之，延醫診視，投劑服藥亦無效力，不得已以書白蔣公，告病體不支，蔣公覆準病假一月，中政會事托葉楚伧先生及狄君武同志料理，遂将各事與楚公接洽，于十二月中旬偕允默由京回滬轉赴杭州養疴，到杭仍寓小蓮莊，與五妹家同寓，陰曆歲除，即在杭州度過，諸兒均未來寓，四弟送思佛侄來，博我歡笑，餘對思佛甚愛其天真也。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四十七歲 仍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及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
二月到京銷假，仍寓靈隐路。
侍從室第二處自此始在軍校内有固定之辦公地址，每日到處辦公數小時，第五組則每周舉行會議與談話會各一次，然五組各秘書多不明其職務之性質，常思越位言事，或請求調查各機關狀況，或喜摭拾風聞之詞攻讦主管人員，或條陳意見而實未詳考法令與事實，餘屢為指示，而彼輩之觀念終不能改變，此最足令餘煩憊不安者也。
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故任錢大鈞（慕尹），并兼侍衛長名義。
晏甸樵調充西安行營參謀長，佐張漢卿主持西北剿匪軍事，蓋川匪已竄至陝甘矣。
蔣公既任行政院長，對内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财政金融亦預作非常時期的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份争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強之目的。
外交部既任命張嶽軍先生為部長，即秉此意志以與日本外務當局相周旋。
在内政方面，除經常會議外，每周在官邸召集黨務談話會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談話會，及特種黨務人員會報各一次，勞心焦思，唯日不給。
又召集行政會議，開辦縣政訓練班，而于民衆組訓方面，亦于中央軍校内擴大設置特别班以造成幹部。
故此半年以内，實為開始建國準備最積極之時期。
乃粵桂軍人，竟以請求中央對日作戰之名義，出兵于湘境，時局又起一軒然之大波浪。
而西北剿匪，益見困難，日人侵略，亦遂乘之而作伺隙欲動之勢矣。
陳、李、白等之軍事行動既發生後，蔣公即在中央紀念周發表極懇摯嚴正之談話，主張對日問題應于全體會議中解決，一面電勸粵方将入湘之師撒回粵境；一面即宣布召集全會之日期，粵方仿未遵從，中央乃遣隊伍駐屯于衡州以北，師行神速，卒阻異謀使不得逞。
其時中央各軍事首領及馮煥章、李協和、唐生智等均電陳、李、白切勸慎重，而蔣公亦對陳濟棠懇切诰谕，電文往複不下十數，餘此時筆劄之役，亦較繁于平日焉。
三四月間蔣公赴漢轉往西北視察，餘随艦西行，既抵漢口，蔣公命馳回以憲草改正之意見函達孫哲生、王亮疇諸氏。
到上海與季陶、亮疇、楚伧等共商于亮疇之寓所，并合為意見七條，仍攜歸中央就憲草審議會中決定之。
二中全會舉行于南京，決議以陳濟棠、李德鄰等為國防委員會常務委員，設廣西綏靖主任、副主任，裁撒粵、桂特設之黨政機關，國内政令始歸統一。
餘漢謀被任粵省綏靖主任，陳濟棠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離粵赴港。
辭職之前，派陳漢光師長來谒蔣公，蔣公是日準備西行，于一小時内草一長約千言之函慰勉之，其精誠洵足感動奕世也。
蔣公是夏仍赴牯嶺避暑，籌備續辦暑期廬山訓練團，嗣因内外時局多故，臨時停止。
餘以小病未及同時上山，約遲旬日，始攜同事三四人前往，允默等留京未行。
是年吟苢兄應俞樵峰部長之邀，入交通部任參事，亦挈眷與餘家同寓于南京熙和路。
餘未上山以前，錢主任以第一處主任對第二處事兼為指導，其時汪日章秘書已升任組長（此為本年春間在京時所定，蓋錢欲以慶祥為第一組組長，故保汪任第四組事，既批準而毛不肯就第一組事，遂留侍從秘書名義而專任機要室之主任秘書，此事錢事前未商餘同意，實不谙手續與系統然餘，為和洽同事計，亦未與之計較焉。
）某日有工兵學校請頒訓詞，錢不以寄餘而交汪組長與張彜鼎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