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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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三十三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
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餘與公展、更生等夙夜孜孜，以充實内容改良紙面為事。
餘每周撰評論五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欄載每周大事述評，公展主持之。
）自以學識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會，不常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系何人主持者。
為魯案直接交涉事，與中華新報反覆辯難者約旬日，彼報主筆張一葦（季鸾）君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轉輾詢問，始知餘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訪談，自此遂訂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結束。
中易公司内容早已空虛，不能複支，承祁憂憤得疾以死，協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孫君亦束手無計，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牽動，遂停止營業，宣告清算。
開股東大會日，李雲書君主席，衆議紛纭，責難甚烈，幾不得下台，幸甬籍同鄉多人在席上發言，贊助董事會，始獲決議。
是日盛君同孫震懼不可名狀，餘為會場紀錄，事先準備尚周，于股東未散會前，即草成決議案，正式謄入紀錄簿、由主席請到場股東代表二人洪雁賓、烏崖琴共同簽署議遂大定。
散會後即日脫離，自謂此後宜不複再入商界也。
然餘所認購之中易股票二百數十股，則已成為廢紙矣。
自去年以來，所謂“信”“交”事業，紛紛興起，有如瘋狂，至本年乃均牽累倒閉。
餘家向民新銀行入股最多，計季房七千五百元，仲房五千元，（現金不敷，有半數以抵押借款充之，）至是民新亦被牽累停業，而餘個人所購如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綜計結果，季房部分損失現金五千元，兩家實際虧負達一萬七八千金，餘個人經濟瀕于破産，而欠人之款尚在八千金左右，諸弟均幼，宜由餘負其責，乃約友好集一錢會（分十會，每年還一會）得五千金，出售仲房在二六市之田産四十畝得二千六百金，始獲清償。
初意原期稍獲盈利以為諸弟及子女教養婚嫁之資，乃不谙商業，獲此結果，然仲房尚餘田産百畝，大部分尚幸保全，此心亦無所憂戚。
獨念先君遺赀，耗損至此，對諸弟殊無以交代耳。
中易公司結束後，改入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任事，科長莊百俞、副科長張叔良，餘所任者為第二股長，司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
湯節之君以營業折閱經濟破産，乃将商報讓渡于新公司（以中國通商銀行為後盾），李征五先生改任總理，徐朗西任協理（僅擁名義），編輯部中無更動，後以本埠新聞編輯沈仲華辭職，改聘朱宗良繼任。
自本年起，商報論評改用署名制。
蓋餘等原定不署名者，謂執筆者雖為個人，而文字則代表報館之意志，故采用各國新制，然于當時中國報界為創見，外間不察，反謂商報無自撰之社評，乃決定更改以從俗焉。
餘在日報上署名畏壘，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日四兒積哲生。
六月辭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學社之聘為國文教員，月薪九十一元（此款充滬寓家用，允默節約支持，略足敷用，而商報所入，則以還債且備特支，因館薪常欠發也）。
修能學社為秦潤卿君所創辦，馮君木師任社長，錢太希、朱炎父、沙孟海皆為教員，餘每日下午前往任課四小時。
是年曹锟進行賄選，商報明揭反對之幟，同人等皆不避艱危，力持正論，甚為社會所重視。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仍任商報館事。
商報出版已滿三年，社會上漸有聲譽，餘等益奮發自愛，公展、更生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嘗稍懈，同人相處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積極，在望平街中為僅見。
餘是時撰社論漸覺純熟，自信心亦加強，于政治外漸勝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及工商諸問題，讀者常有投書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對商報尤愛護倍至，每值新年增刋，一經去函征文，無不應者，益信耕耘必有收獲也。
正月七妹逝世。
七妹體本強健，然董氏為大族，中衰以後，舊規不改，禮教繁重，嫁後時感抑郁，去年得瘵疾，就醫保黎醫院，療治罔效，竟爾長逝，年二十八歲耳。
六月，通商銀行總理傅筱庵先生囑王心貫君來約餘入彼行相助，心貫雖業商，而通瞻有識，愛讀餘之文字，謂傅君宜有一明曉近代大勢之人以為助，兩度見訪，敦勸備至，餘為感動，商于君木師及大哥遂應其聘，以六月辭修能教職，入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七十兩。
與賀采唐先生（師章）同室以處，賀君阛阓中之君子也，皎然獨立，德行甚茂，與餘相處，有如昆季焉。
是年齊、盧戰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滬上，匝月始歸。
商報以反曹關系，袒浙而抑蘇，然盧永祥軍卒不振，孫傳芳入浙後，商報又一貫反孫，在政治立場上與在粵之中國國民黨如出一轍焉。
七月二十三日（陰曆）五兒積皚生。
時餘方以本埠新聞欄論評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審于會審公廨，幾受缧绁之災，卒以克威律師之辯護，罰金了事，同受審者，新申報及民國日報。
民國十四年乙醜（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仍任商隊館事。
繼續擔任通商銀行職務，每日十一時到辦公室，下午五時退，即至報館搜集材料，不常歸寓晚餐，而夜中必三時後始歸，諸兒女雖在滬，與餘接觸之機會甚鮮。
國聞周報社胡政之君來函約餘每周撰時評一則，月緻薪金五十元。
聞聲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锟被逐，段氏入為執政，北京政局一時頗有澄清之象，商報以主張去曹竟得貫澈，同人均感興奮，對執政府之措施，時時着論，以善意而嚴正之詞評骘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商報着論哀悼，時事新報同日有論評，竟謂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與陳炯明決裂時死去，今不過形骸逝去而已。
餘次日着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以辟之。
九月為五弟成婚，以福康裡樓下前廂為新夫婦之居室，居約兩月，九弟别賃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務頭目愛佛生發令開槍擊斃南京路遊行群衆學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學界界均嘩然，罷市罷學罷工風潮，日益擴大，商報每日撰論，指導各界行動，監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張縮小對象，俾罷工工人不生困難，繼于交涉中主張以懲兇及保障為第一義，應拒絕接受賠償金，許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萬五千元之支票。
蓋在整個五卅運動中，餘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态發展，間亦親至各團體訪問消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衆中發生影響雲。
自是年起，中國共産黨人，益注意商報，在向導周刋中常轉載商報社論而評注之，且時有彼黨分子投函于商報，對餘等極盡拉攏之能事，然餘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倒軍閥而争回主權，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久之彼黨亦悟餘等非可引誘者，乃放棄其企圖而攻擊餘等為小資産階級意志甚濃之分子，謂餘等之言論不能澈底雲。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仍在商報館及通商銀行兩處任事。
一月一日商報出版滿五周年，發行紀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餘撰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一文。
是時商報本外埠之銷數共約一萬二千份，然上海之讀者尤多。
報館經濟始終困難，欠薪常三個月以上，有時紙張亦不繼，窮困異常，然社中上下振奮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餘與營業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機器房工頭餘君亦罄其餘囊二十元，湊集紙款，臨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征五君辭經理，方椒伯、烏崖琴兩君來任經協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烏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樂引去，公展亦漸不安，餘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前途漸黯澹矣。
春間邵力子先生銜黨命自廣州來滬，約上海報界宴會，說明革命局勢，并攜蔣總司令親簽之小影贈餘，謂時公對君極慕重也。
（此或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 八月八日（陰曆七月初二）六兒積明生。
十日起餘忽覺惡寒惡熱，熱度漸高，延醫診察，斷為傷寒，有時谵語不絕，允默憂甚，雖在産月，而強起調護，辛勞備至，兩星期後，熱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寓休養兩月，始恢複如常。
餘病假二月，在商報為最多事時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獨支全局已甚辛苦，會北伐軍克武漢，鄉構以大字标題記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謝衡牕、林孟垂諸君之驚恐，謂本報何能開罪吳子玉，言于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謂布雷溫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則不可知，乃派葉伯允君往商報審查言論及新聞，公展怫然不悅，餘病中聞之，力言一切餘可負責，即欲派人，須餘病愈面商，此時任何人入編緝部，必有害無益，設竟解體，餘不任咎也。
董事會乃不複幹涉，然公展之能力，為同業所欽重，申報史君遂乘間延攬，及餘銷假，除展即翩然去職，改入申報任事焉。
病中為五弟籌措學費遣之留學法國。
除貸借于親友外，餘湊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報勉支殘局，要聞由胡君仲持主編，商業由馮君柳堂主持，然兩潘先後引去，餘若以一足承全鼎，撫今念昔，怅怅不怡。
是時有一事足使餘感奮者，則葉譽虎君在北京聞餘病，特寄三百金助藥餌資，且道相念之深，葉君去年至滬會約餘相見，且謂滬上友人曰：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論議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顔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
傅筱庵君常為餘述之以為榮，餘自以為文字識解，在南不及張一葦，在北不及顔旨微、陳博生，而葉君顧推重如此，可為愧悚也。
是年年終，乘報館休刋之便，約潘君公展同遊南昌。
北伐軍克服颚境後，彼中友人屢有寄語，盼餘及公展以記者資格，前往視察，兼可晤黨中諸先進，某君并傳述蔣公盼餘等相見之意。
餘以北伐軍行将達長江下遊，商報之編輯立場素支持國民革命，而董事會諸人與孫馨遠關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決意西行一遊，暫解處境之困。
遂與公展攜仆人王三同搭江輸赴贛。
臨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君，猶詭稱為我家修水公和典鋪事而往，傅君謂君不必隐諱，此行目的，餘已知之，今且别，請贈餘以言。
餘謂“局勢變化日劇，君宜謹守商業本位，勿慕虛榮權勢，勿趨附軍閥官僚，對大局之觀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為準，則必可免于咎戾。
”傅君雖諾諾而未能全納餘之勸告也。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陰曆歲除抵南昌，閱三日往谒靜江先生。
翌日，蔣公自牯嶺歸，偕公展往見，談約一小時，對北伐局勢及人心趨向與收攬黨外人心及現階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陳。
又二日，蔣公再約談，堅勸餘及公展入黨，餘等以黨的政策與主義之未盡明了處提出請教，蔣公一一解答之。
餘等請假以考慮時間，蔣公謂“君等在藉神上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系，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後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
” 二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隸組織部之直屬區分部，蔣公及陳果夫君為介紹人，公展亦同時加入焉。
公展居贛旬餘先歸，餘以蔣公意暫留，并遷入總部西花廳居住，前室張總參議嶽軍所居，而對門則廣膺白先生之室也。
蔣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談話，間亦囑代拟文字，在南昌發表之告黃埔同學書，即蔣公口授要旨而餘為之起草也。
在南昌所見，黨政要人為譚組安、李協和、朱益之、陳公博、郭沫若諸君，而鄧演達則以時間相左未及晤談。
蔣公詢餘此後志願？餘以仍回滬作記者對，蔣公韪之。
三月，自南昌動身赴漢口（謝傳茂同行），住旬日即起程回滬，則上海已為北伐軍所克複矣。
時事新報及商報均約餘任主筆，允兩處兼任。
餘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内情複雜，兩皆卻之。
四月，以邵元沖君及張靜江先生之意，被任為浙省府秘書長，赴杭就事，寓貝莊，旋以常務委員馬彜初君專擅，不善其所為，而南京友人均盼餘往助宣傳事業，遂于五月下旬辭職赴京。
到京後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主持秘書處之委員為胡展堂、丁惟汾、陳果夫三君。
餘對黨務諸不熟悉，任此職頗感不勝任，數月之間，去舊業而改入公務生活，常覺個性與任務格格不相入，且以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内意見紛歧，基礎殊未穩固，念國勢之危殆，憂革命之多艱，常忽忽不樂。
八月間，甯漢分裂之迹更顯，蔣公命餘先期為準備辭職宣言，願引退讓賢，以促成團結。
十三日蔣公及諸元老，卒翩然離都，餘亦于十八日離京返裡小住，如釋重負焉。
十月仍由鄉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約，為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百五十金。
所寄之論文，以說明黨的曆史與黨政制度者為多，間亦對左派幼稚之論有所指正焉。
冬，蔣公漫遊日本，事先曾囑張嶽軍詢餘能同行否，繼知餘不谙日語乃罷。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一月，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複職，重整軍備，繼續北伐，餘亦被約同行入京、既抵京，寓鐵湯池蔣公館者旬日，繼又遷寓總部之西花廳，曾文正公舊居之處也。
蔣公有命餘任總部秘書長意，囑立夫轉詢，餘堅謝之，立夫為餘返報曰：“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
”蔣公遂罷斯議，其時任辦公廳主任者，則吳思豫君也。
居西花廳時，蔣公常招餘談革命前途，對餘多所啟迪，一日問餘：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餘謂餘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然機關重職，則非所勝也。
蔣公笑謂：何能以君為私人之秘書。
已而中央日報社長潘宜之來京，蔣公告潘約餘為中央日報主筆，然中央日報有彭浩徐（學沛）任編緝部事，成績甚佳，何可以餘代之，遂亦堅辭焉。
留居匝月辭歸，臨别谒辭，仍請蔣公助成餘辦報之志願，蔣公許之。
回滬以後，乃與時事新報商訂合作之約，電告蔣公于徐州，得覆許可，遂入時事新報為總主筆，主持彼報之社論。
在滬兼辦戊辰通訊社，使商報舊人略有安插，然非餘志所存，蓋當時通訊社太濫也。
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諸君，創辦新生命月刋，後交佛海全權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複，随蔣公由南京轉武漢赴北平，力子、立夫、天放諸君同行。
途中起草辭總司令呈文，到北平後寓西山碧雲寺，為蔣公撰拟祭告總理文，約留旬日而歸。
是年冬返裡度歲。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仍任時事新報總主筆。
餘在時事新報，奮鬥至為艱苦，蓋黨員祇餘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滄波亦尚未入黨，其餘均對革命無信仰，如趙叔雍、周孝庵等則反對本黨甚烈。
同事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實情況，恣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利自圖，潘君公弼任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
餘在社年餘，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
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出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衆，宇内激昂，餘首撰暴日膺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内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澈底圖強。
其時有民衆日報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辯難甚烈，然卒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公以宣傳方針密令滬上黨報遵照，乃與餘所揭橥者合符，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确，相率共鳴，蓋在黨的力量未能深入社會以前，固賴黨員在非黨機關多方奮鬥，而後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滬市黨部代表資格，參加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事先，餘曾提議“凡入黨不滿三年者概不得當選中央委員”，以絕幸競之風，而保持黨的純粹性，然主席團恐引起争議，未予提出。
及選舉揭曉，又複上書胡、譚諸公及蔣總司令力辭，然以黨中向例，既被選者，不得請辭，卒未獲許可。
餘以主張不遂，且深憂黨中此後将以争競地位而多事，故對于當選，滋以為戚焉。
開票之夕，嘗為沈卓吾、張道藩二同述及此意，兩君皆以為然。
七月，随蔣總司令再赴北平，時事新報社論之編撰，則托程滄波君代之。
此次北上，為視察北方黨務與閻、張（學良）等商軍政要計，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蔣總司令調餘及周君佛海（時任中央政治訓練部主任）同行，在平約留二旬，起草講詞及談話等若幹篇，且遍遊平郊名勝，覺此行甚有意義。
及過南京，乃聞張靜江先生提請以餘任浙肚省教育廳長（蓋大學區制取消，蔣夢麟君調任教育部長，浙江大學之教育行政事務，須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廳。
靜老商于稚晖、孑民諸公，均主以餘任之。
）餘不谙教育且願在新聞界久于其業，自信以過去之成就，若繼續緻力，可為本黨培養一點宣傳力量，較之從政，功效必遠過之。
故聞命之後，即向蔣公表示不就，蔣公贊成餘意，歸京乃向中央政治會議兩次呈辭，然均不蒙許可，遂歸滬上，拟稍緩再續辭焉。
是年五月七日（舊曆三月二十八日）積樂生。
是年為蔣公撰文字甚多，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今日黨中幾個重要問題，以及在平時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記者團與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餘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
餘歸滬之日，辭意甚堅，然終于擔任者，則以時事新報主者誤謂餘必以入仕為榮，總經理張君竹平一見餘，即以升遷相賀，餘頗疑其意在借此使餘離社以保持彼報之所謂“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時事新報事，此為一因。
而其主要原因，則靜江主席以癃疾之身，兩次造餘寓廬相訪，謂君性情溫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調和黨政之間，為桑梓計亦不可辭，言之再四，意極懃懇，感于氣誼，不忍過拂其意，遂向報館辭職強為嘗試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以省教育會舊址為教育廳。
任鄭曉滄、馮季銘、林黎叔為秘書，曉滄兼第一科長，羅迪先代第二科長，趙步霞（冕）為第三科長，黎叔兼第四科長，并任命督學四人，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前提。
對于省立各校，均暫仍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餘之作風為非其意料所及也。
（蓋彼輩初時必以為高校同學将勢力增大，而餘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故時論頗以為異。
）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賃湖濱虞莊暫住。
年終回裡一行，五妹在家治馔，祝餘四十初度，思圻哥亦與焉。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歲 仍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
餘于教育行政，未感如何興趣，入手之處，期于安定中謀進步，故對内似偏于無為主義，僅在社會教育
商報基礎漸立，銷行日廣，餘與公展、更生等夙夜孜孜，以充實内容改良紙面為事。
餘每周撰評論五篇，星期日撰短評一篇，（星期日社論欄載每周大事述評，公展主持之。
）自以學識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會，不常出席，即同業之間，亦鮮過從，故滬上報界罕有知商報編輯部系何人主持者。
為魯案直接交涉事，與中華新報反覆辯難者約旬日，彼報主筆張一葦（季鸾）君許為論壇寂寞中突起之異軍，轉輾詢問，始知餘及公展之名，某日特往訪談，自此遂訂交焉。
三月中易公司結束。
中易公司内容早已空虛，不能複支，承祁憂憤得疾以死，協理俞佐庭事先引退，盛同孫君亦束手無計，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宣告停市，因之牽動，遂停止營業，宣告清算。
開股東大會日，李雲書君主席，衆議紛纭，責難甚烈，幾不得下台，幸甬籍同鄉多人在席上發言，贊助董事會，始獲決議。
是日盛君同孫震懼不可名狀，餘為會場紀錄，事先準備尚周，于股東未散會前，即草成決議案，正式謄入紀錄簿、由主席請到場股東代表二人洪雁賓、烏崖琴共同簽署議遂大定。
散會後即日脫離，自謂此後宜不複再入商界也。
然餘所認購之中易股票二百數十股，則已成為廢紙矣。
自去年以來，所謂“信”“交”事業，紛紛興起，有如瘋狂，至本年乃均牽累倒閉。
餘家向民新銀行入股最多，計季房七千五百元，仲房五千元，（現金不敷，有半數以抵押借款充之，）至是民新亦被牽累停業，而餘個人所購如神州公司及中國商業公司股票，亦一文不值，綜計結果，季房部分損失現金五千元，兩家實際虧負達一萬七八千金，餘個人經濟瀕于破産，而欠人之款尚在八千金左右，諸弟均幼，宜由餘負其責，乃約友好集一錢會（分十會，每年還一會）得五千金，出售仲房在二六市之田産四十畝得二千六百金，始獲清償。
初意原期稍獲盈利以為諸弟及子女教養婚嫁之資，乃不谙商業，獲此結果，然仲房尚餘田産百畝，大部分尚幸保全，此心亦無所憂戚。
獨念先君遺赀，耗損至此，對諸弟殊無以交代耳。
中易公司結束後，改入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任事，科長莊百俞、副科長張叔良，餘所任者為第二股長，司廣告編撰及出版圖書提要審查事，月薪百二十元。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三十四歲 仍在商報館任事。
湯節之君以營業折閱經濟破産，乃将商報讓渡于新公司（以中國通商銀行為後盾），李征五先生改任總理，徐朗西任協理（僅擁名義），編輯部中無更動，後以本埠新聞編輯沈仲華辭職，改聘朱宗良繼任。
自本年起，商報論評改用署名制。
蓋餘等原定不署名者，謂執筆者雖為個人，而文字則代表報館之意志，故采用各國新制，然于當時中國報界為創見，外間不察，反謂商報無自撰之社評，乃決定更改以從俗焉。
餘在日報上署名畏壘，自此年始。
五月十九日四兒積哲生。
六月辭商務印書館交通科事，改就修能學社之聘為國文教員，月薪九十一元（此款充滬寓家用，允默節約支持，略足敷用，而商報所入，則以還債且備特支，因館薪常欠發也）。
修能學社為秦潤卿君所創辦，馮君木師任社長，錢太希、朱炎父、沙孟海皆為教員，餘每日下午前往任課四小時。
是年曹锟進行賄選，商報明揭反對之幟，同人等皆不避艱危，力持正論，甚為社會所重視。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三十五歲 仍任商報館事。
商報出版已滿三年，社會上漸有聲譽，餘等益奮發自愛，公展、更生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嘗稍懈，同人相處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積極，在望平街中為僅見。
餘是時撰社論漸覺純熟，自信心亦加強，于政治外漸勝及文化、社會、國際時事及工商諸問題，讀者常有投書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識分子及青年，對商報尤愛護倍至，每值新年增刋，一經去函征文，無不應者，益信耕耘必有收獲也。
正月七妹逝世。
七妹體本強健，然董氏為大族，中衰以後，舊規不改，禮教繁重，嫁後時感抑郁，去年得瘵疾，就醫保黎醫院，療治罔效，竟爾長逝，年二十八歲耳。
六月，通商銀行總理傅筱庵先生囑王心貫君來約餘入彼行相助，心貫雖業商，而通瞻有識，愛讀餘之文字，謂傅君宜有一明曉近代大勢之人以為助，兩度見訪，敦勸備至，餘為感動，商于君木師及大哥遂應其聘，以六月辭修能教職，入通商銀行任文書員，月薪七十兩。
與賀采唐先生（師章）同室以處，賀君阛阓中之君子也，皎然獨立，德行甚茂，與餘相處，有如昆季焉。
是年齊、盧戰起，外姑及五妹家，均避居滬上，匝月始歸。
商報以反曹關系，袒浙而抑蘇，然盧永祥軍卒不振，孫傳芳入浙後，商報又一貫反孫，在政治立場上與在粵之中國國民黨如出一轍焉。
七月二十三日（陰曆）五兒積皚生。
時餘方以本埠新聞欄論評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審于會審公廨，幾受缧绁之災，卒以克威律師之辯護，罰金了事，同受審者，新申報及民國日報。
民國十四年乙醜（一九二五）三十六歲 仍任商隊館事。
繼續擔任通商銀行職務，每日十一時到辦公室，下午五時退，即至報館搜集材料，不常歸寓晚餐，而夜中必三時後始歸，諸兒女雖在滬，與餘接觸之機會甚鮮。
國聞周報社胡政之君來函約餘每周撰時評一則，月緻薪金五十元。
聞聲相慕，亦足感也。
是年曹锟被逐，段氏入為執政，北京政局一時頗有澄清之象，商報以主張去曹竟得貫澈，同人均感興奮，對執政府之措施，時時着論，以善意而嚴正之詞評骘之。
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商報着論哀悼，時事新報同日有論評，竟謂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與陳炯明決裂時死去，今不過形骸逝去而已。
餘次日着精神的死與形骸的死以辟之。
九月為五弟成婚，以福康裡樓下前廂為新夫婦之居室，居約兩月，九弟别賃屋虹口以居。
五月三十日，工部局警務頭目愛佛生發令開槍擊斃南京路遊行群衆學生工人多人，上海商工學界界均嘩然，罷市罷學罷工風潮，日益擴大，商報每日撰論，指導各界行動，監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張縮小對象，俾罷工工人不生困難，繼于交涉中主張以懲兇及保障為第一義，應拒絕接受賠償金，許秋帆交涉使竟因此不敢遽接受英方七萬五千元之支票。
蓋在整個五卅運動中，餘與公展每日注視事态發展，間亦親至各團體訪問消息，交換意見，故能把握問題中心，而所有議論，均能在群衆中發生影響雲。
自是年起，中國共産黨人，益注意商報，在向導周刋中常轉載商報社論而評注之，且時有彼黨分子投函于商報，對餘等極盡拉攏之能事，然餘與公展堅持中國必須以各階級聯合之力量，倒軍閥而争回主權，全民革命之旗幟終始鮮明，久之彼黨亦悟餘等非可引誘者，乃放棄其企圖而攻擊餘等為小資産階級意志甚濃之分子，謂餘等之言論不能澈底雲。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三十七歲 仍在商報館及通商銀行兩處任事。
一月一日商報出版滿五周年，發行紀念特刋，大哥撰五周年宣言，餘撰五年來之回顧與前瞻一文。
是時商報本外埠之銷數共約一萬二千份，然上海之讀者尤多。
報館經濟始終困難，欠薪常三個月以上，有時紙張亦不繼，窮困異常，然社中上下振奮團結，甘苦相共，某日無紙印報，餘與營業部某君各出三十元，機器房工頭餘君亦罄其餘囊二十元，湊集紙款，臨時購買，次日仍照常出版。
是年李征五君辭經理，方椒伯、烏崖琴兩君來任經協理，方君不解事，亦不常到館，烏君更隔膜，潘君更生不樂引去，公展亦漸不安，餘苦心調劑之，然終覺前途漸黯澹矣。
春間邵力子先生銜黨命自廣州來滬，約上海報界宴會，說明革命局勢，并攜蔣總司令親簽之小影贈餘，謂時公對君極慕重也。
（此或為十四年下半年事，待查。
） 八月八日（陰曆七月初二）六兒積明生。
十日起餘忽覺惡寒惡熱，熱度漸高，延醫診察，斷為傷寒，有時谵語不絕，允默憂甚，雖在産月，而強起調護，辛勞備至，兩星期後，熱度始退，然疲乏殊甚，在寓休養兩月，始恢複如常。
餘病假二月，在商報為最多事時期，更生既引去，公展獨支全局已甚辛苦，會北伐軍克武漢，鄉構以大字标題記載特詳，引起董事會中謝衡牕、林孟垂諸君之驚恐，謂本報何能開罪吳子玉，言于傅君筱庵，傅君不信，謂布雷溫和慎重，所主持之方針必不謬，然彼在病中，潘等如何則不可知，乃派葉伯允君往商報審查言論及新聞，公展怫然不悅，餘病中聞之，力言一切餘可負責，即欲派人，須餘病愈面商，此時任何人入編緝部，必有害無益，設竟解體，餘不任咎也。
董事會乃不複幹涉，然公展之能力，為同業所欽重，申報史君遂乘間延攬，及餘銷假，除展即翩然去職，改入申報任事焉。
病中為五弟籌措學費遣之留學法國。
除貸借于親友外，餘湊集千元以助之。
十月至一月，在商報勉支殘局，要聞由胡君仲持主編，商業由馮君柳堂主持，然兩潘先後引去，餘若以一足承全鼎，撫今念昔，怅怅不怡。
是時有一事足使餘感奮者，則葉譽虎君在北京聞餘病，特寄三百金助藥餌資，且道相念之深，葉君去年至滬會約餘相見，且謂滬上友人曰：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寥寥不多得，其論議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顔旨微，在南惟陳畏壘而已。
傅筱庵君常為餘述之以為榮，餘自以為文字識解，在南不及張一葦，在北不及顔旨微、陳博生，而葉君顧推重如此，可為愧悚也。
是年年終，乘報館休刋之便，約潘君公展同遊南昌。
北伐軍克服颚境後，彼中友人屢有寄語，盼餘及公展以記者資格，前往視察，兼可晤黨中諸先進，某君并傳述蔣公盼餘等相見之意。
餘以北伐軍行将達長江下遊，商報之編輯立場素支持國民革命，而董事會諸人與孫馨遠關系太深，必不能相容，遂決意西行一遊，暫解處境之困。
遂與公展攜仆人王三同搭江輸赴贛。
臨行前二日，往晤傅筱庵君，猶詭稱為我家修水公和典鋪事而往，傅君謂君不必隐諱，此行目的，餘已知之，今且别，請贈餘以言。
餘謂“局勢變化日劇，君宜謹守商業本位，勿慕虛榮權勢，勿趨附軍閥官僚，對大局之觀察，一似虞洽卿先生之意為準，則必可免于咎戾。
”傅君雖諾諾而未能全納餘之勸告也。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三十八歲 陰曆歲除抵南昌，閱三日往谒靜江先生。
翌日，蔣公自牯嶺歸，偕公展往見，談約一小時，對北伐局勢及人心趨向與收攬黨外人心及現階段革命方略均有所指陳。
又二日，蔣公再約談，堅勸餘及公展入黨，餘等以黨的政策與主義之未盡明了處提出請教，蔣公一一解答之。
餘等請假以考慮時間，蔣公謂“君等在藉神上早為本黨同志，入黨與否，本無關系，然國民救國為人生天職，加入以後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
” 二月，加入中國國民黨，隸組織部之直屬區分部，蔣公及陳果夫君為介紹人，公展亦同時加入焉。
公展居贛旬餘先歸，餘以蔣公意暫留，并遷入總部西花廳居住，前室張總參議嶽軍所居，而對門則廣膺白先生之室也。
蔣公每三四日必招往談話，間亦囑代拟文字，在南昌發表之告黃埔同學書，即蔣公口授要旨而餘為之起草也。
在南昌所見，黨政要人為譚組安、李協和、朱益之、陳公博、郭沫若諸君，而鄧演達則以時間相左未及晤談。
蔣公詢餘此後志願？餘以仍回滬作記者對，蔣公韪之。
三月，自南昌動身赴漢口（謝傳茂同行），住旬日即起程回滬，則上海已為北伐軍所克複矣。
時事新報及商報均約餘任主筆，允兩處兼任。
餘以商報已無可為，時事新報内情複雜，兩皆卻之。
四月，以邵元沖君及張靜江先生之意，被任為浙省府秘書長，赴杭就事，寓貝莊，旋以常務委員馬彜初君專擅，不善其所為，而南京友人均盼餘往助宣傳事業，遂于五月下旬辭職赴京。
到京後任中央黨部書記長，主持秘書處之委員為胡展堂、丁惟汾、陳果夫三君。
餘對黨務諸不熟悉，任此職頗感不勝任，數月之間，去舊業而改入公務生活，常覺個性與任務格格不相入，且以平昔期待于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内意見紛歧，基礎殊未穩固，念國勢之危殆，憂革命之多艱，常忽忽不樂。
八月間，甯漢分裂之迹更顯，蔣公命餘先期為準備辭職宣言，願引退讓賢，以促成團結。
十三日蔣公及諸元老，卒翩然離都，餘亦于十八日離京返裡小住，如釋重負焉。
十月仍由鄉返上海，以潘公弼君之約，為時事新報任特約撰述，每旬日寄社論三篇，月薪百五十金。
所寄之論文，以說明黨的曆史與黨政制度者為多，間亦對左派幼稚之論有所指正焉。
冬，蔣公漫遊日本，事先曾囑張嶽軍詢餘能同行否，繼知餘不谙日語乃罷。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三十九歲 一月，蔣總司令以各方敦促入京複職，重整軍備，繼續北伐，餘亦被約同行入京、既抵京，寓鐵湯池蔣公館者旬日，繼又遷寓總部之西花廳，曾文正公舊居之處也。
蔣公有命餘任總部秘書長意，囑立夫轉詢，餘堅謝之，立夫為餘返報曰：“陳君書生，繁劇似非其所堪，不可強以要職。
”蔣公遂罷斯議，其時任辦公廳主任者，則吳思豫君也。
居西花廳時，蔣公常招餘談革命前途，對餘多所啟迪，一日問餘：君自擇之，願任何種職務？餘謂餘之初願在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為公之助，然機關重職，則非所勝也。
蔣公笑謂：何能以君為私人之秘書。
已而中央日報社長潘宜之來京，蔣公告潘約餘為中央日報主筆，然中央日報有彭浩徐（學沛）任編緝部事，成績甚佳，何可以餘代之，遂亦堅辭焉。
留居匝月辭歸，臨别谒辭，仍請蔣公助成餘辦報之志願，蔣公許之。
回滬以後，乃與時事新報商訂合作之約，電告蔣公于徐州，得覆許可，遂入時事新報為總主筆，主持彼報之社論。
在滬兼辦戊辰通訊社，使商報舊人略有安插，然非餘志所存，蓋當時通訊社太濫也。
與戴季陶、邵力子、周佛海、陳果夫諸君，創辦新生命月刋，後交佛海全權主持之。
八月北平克複，随蔣公由南京轉武漢赴北平，力子、立夫、天放諸君同行。
途中起草辭總司令呈文，到北平後寓西山碧雲寺，為蔣公撰拟祭告總理文，約留旬日而歸。
是年冬返裡度歲。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四十歲 仍任時事新報總主筆。
餘在時事新報，奮鬥至為艱苦，蓋黨員祇餘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滄波亦尚未入黨，其餘均對革命無信仰，如趙叔雍、周孝庵等則反對本黨甚烈。
同事思想複雜，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實情況，恣意抨擊，以唱高調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營利自圖，潘君公弼任經理，亦相與委蛇而已。
餘在社年餘，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國為立場，顧措辭必力求平實，一般以為不及在商報時之勇敢，然中央諸公則以為如此宣傳，在統一國民見解上較為有效也。
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國民革命軍抵濟南，日本軍閥橫出阻撓，陳師魯境，辱我官吏，殘我民衆，宇内激昂，餘首撰暴日膺懲一文以示國論之所在，繼思北洋軍閥未除國内尚未統一，何能對外開戰，乃轉移論鋒，倡為“統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國民革命軍一意北伐，勉國民忍辱負重，澈底圖強。
其時有民衆日報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戰之論，與時事新報辯難甚烈，然卒無以折我所言，其後國府主席譚公以宣傳方針密令滬上黨報遵照，乃與餘所揭橥者合符，滬上論壇，亦以時事新報非民國日報之比，認為此論正确，相率共鳴，蓋在黨的力量未能深入社會以前，固賴黨員在非黨機關多方奮鬥，而後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滬市黨部代表資格，參加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事先，餘曾提議“凡入黨不滿三年者概不得當選中央委員”，以絕幸競之風，而保持黨的純粹性，然主席團恐引起争議，未予提出。
及選舉揭曉，又複上書胡、譚諸公及蔣總司令力辭，然以黨中向例，既被選者，不得請辭，卒未獲許可。
餘以主張不遂，且深憂黨中此後将以争競地位而多事，故對于當選，滋以為戚焉。
開票之夕，嘗為沈卓吾、張道藩二同述及此意，兩君皆以為然。
七月，随蔣總司令再赴北平，時事新報社論之編撰，則托程滄波君代之。
此次北上，為視察北方黨務與閻、張（學良）等商軍政要計，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蔣總司令調餘及周君佛海（時任中央政治訓練部主任）同行，在平約留二旬，起草講詞及談話等若幹篇，且遍遊平郊名勝，覺此行甚有意義。
及過南京，乃聞張靜江先生提請以餘任浙肚省教育廳長（蓋大學區制取消，蔣夢麟君調任教育部長，浙江大學之教育行政事務，須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廳。
靜老商于稚晖、孑民諸公，均主以餘任之。
）餘不谙教育且願在新聞界久于其業，自信以過去之成就，若繼續緻力，可為本黨培養一點宣傳力量，較之從政，功效必遠過之。
故聞命之後，即向蔣公表示不就，蔣公贊成餘意，歸京乃向中央政治會議兩次呈辭，然均不蒙許可，遂歸滬上，拟稍緩再續辭焉。
是年五月七日（舊曆三月二十八日）積樂生。
是年為蔣公撰文字甚多，革命與不革命、三次代表大會感想、今日黨中幾個重要問題，以及在平時對新聞界談話、歡迎美記者團與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餘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
餘歸滬之日，辭意甚堅，然終于擔任者，則以時事新報主者誤謂餘必以入仕為榮，總經理張君竹平一見餘，即以升遷相賀，餘頗疑其意在借此使餘離社以保持彼報之所謂“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時事新報事，此為一因。
而其主要原因，則靜江主席以癃疾之身，兩次造餘寓廬相訪，謂君性情溫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調和黨政之間，為桑梓計亦不可辭，言之再四，意極懃懇，感于氣誼，不忍過拂其意，遂向報館辭職強為嘗試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職，以省教育會舊址為教育廳。
任鄭曉滄、馮季銘、林黎叔為秘書，曉滄兼第一科長，羅迪先代第二科長，趙步霞（冕）為第三科長，黎叔兼第四科長，并任命督學四人，用人取超然主義，以打破學派觀念為整頓之前提。
對于省立各校，均暫仍其舊，教育界中人皆以餘之作風為非其意料所及也。
（蓋彼輩初時必以為高校同學将勢力增大，而餘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張任天等三四人，且均為科員，故時論頗以為異。
）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賃湖濱虞莊暫住。
年終回裡一行，五妹在家治馔，祝餘四十初度，思圻哥亦與焉。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四十一歲 仍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
餘于教育行政，未感如何興趣，入手之處，期于安定中謀進步，故對内似偏于無為主義，僅在社會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