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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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涎，水滴狀，“尾涎涎”形容燕尾美好。
“張公子”指富平侯張放。
成帝微行，常與富平侯俱而稱為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
“倉琅根”，指鋪首銅環（瑗），銅色青，故曰倉琅。
鋪首銜環，故謂之根，指宮廷之門也，言飛燕狀貌美麗，與帝一見而由下賤至立為皇後，但其妹昭儀，賊害後宮皇子以緻成帝絕嗣，姐妹先後自殺，故曰“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1932年商務印書館影印之《十鐘山房印舉》中有《倢伃妾趙》玉印，文以秦篆，紐作飛燕形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
初為明時嚴嵩所藏，最後為山東陳介祺藏。
日寇侵華時印存北平，後不知下落。
[217]王氏五侯之豪富奢侈在《漢書》中多處均有記載，如《漢書·元後傳》： （成帝時）五侯群弟，争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台，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
&hellip&hellip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将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根行貪邪，臧累巨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
[218]如《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1-172頁： 诏所名捕，平陵長蒮裡男子杜光字長孫。
故南陽杜衍，□□黑色肥大，頭少發，可七。
（缺十字）楊伯，初亡時駕牡馬，乘闌輂車，黃車茵，張白車蓬。
騎騩牡馬，皆坐後使涑止□戶百二十三，擅置田監史，不法不道，丞相禦史，□執裡五家，屬所二千石乘捕。
這是一道緝捕令，對象為本書正文提到之杜光。
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2頁：粟捕?亡人所依倚匿處必得，得詣如書，毋有，令吏民相率證任，緻書以書言。
謹雜與侯文廉，北亭長歐等八人，戍卒孟陽等十八人，處索新□□□亡人所依匿處，投書相牽。
這是戍所候宮、亭長與戍卒等二十六人，共具無藏匿亡人之互相保證書。
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3頁：還界中，書到遣都吏與縣令以下，逐捕搜索界中，聽亡人所隐匿，以必得為最。
诏所名捕遝（逮）事事當奏聞勿以留，如诏書律令。
這也是一道逮捕亡匿逃犯之诏令，對象雖不知為何人，但大緻可斷定為與官府為敵之人物。
[219]西漢末年皇權衰落是與封建王朝統治危機一緻的，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俱見本章第一節。
在這一前提下，皇帝個人的原因也有相當的關系。
史學界有一種傳統看法，認為元帝“以儒家寬仁之政待民”乃是“權臣貴戚，競肆貪殘”（呂思勉《秦漢史》第172頁）的原因。
這種觀點，至十年動亂時期發展為“漢元帝全面尊儒”導緻漢王朝衰落的“儒法鬥争”“理論”。
事實證明：元帝的尊儒與皇權衰落并無直接關系，但其統治能力确實遠不如宣帝，則是事實。
崔寔《政論》：“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宴如，算計見效，優于孝文。
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墜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
”這種說法雖不盡恰當，但其指出：宣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則是符合事實的。
相反也表明元帝暗于“君人之道”“為政之理”，是無能的皇帝。
[220]此注見北京大學曆史系編《論衡注釋》。
在漢代，所謂“善史書”其實包括幾種不同的意思： （1）會寫隸書或篆書，如：善史書者，今吏所習書，猶言隸書。
善史書者，謂能識字作隸書耳。
（《漢書·元帝紀》王先謙補注引錢大昕說）又：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
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
（《書斷》卷7《大篆》）又：凡漢書元帝紀、王尊傳、嚴延年傳，西域之馮嫽，後漢書皇後紀之和熹鄧皇後、順烈梁皇後，或雲善史書，或雲能史書，皆謂便習隸書，适于時用，猶今人之工楷書耳。
（《說文解字·序》段玉裁注）（2）“史書”即曆史書，如：史書，今之太史書。
（《漢書·藝文志》臣瓒注）（3）“史書”即“吏書”，“善史書”即會作官府文書。
如：史，吏也。
史書，猶言吏書也。
（《資治通鑒·漢紀十九》胡三省注）北京大學曆史系《論衡注釋》小組即據上列第（3）種解釋，加以發揮：史，令史，漢代掌文書的低級官吏。
史書，指當文吏所必須掌握的文字書法。
這種解釋之所以符合元帝的情況，是由于“善史書”這個詞在西漢至東漢期間所表示的含義有所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當時學術和政治的發展。
而元帝時“善史書”的意思，隻能是上述第三種意義，而不是（1）（2）兩種，即應當是精通文吏所應掌握的文字書法，包括公文程式和字體。
對這個問題，日本青年學者富谷至已發表專論《史書考》（見《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不拟多述。
[221]成帝死時46歲。
班固贊雲：“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恃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漢書·成帝紀》）可見，成帝平時無疾，因此以下記載就可信：“帝素強，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
上宿供張白虎殿。
又欲拜左将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昏夜平善，鄉晨，傅绔幭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
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後诏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lsquo皇帝暴崩，群衆歡嘩怪之。
掖庭令輔等在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禦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
&rsquo趙昭儀自殺。
”（《漢書·外戚傳》）如果參照班固所述“（成帝）湛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漢書·成帝紀》）可以确認：平時無任何症狀之成帝病死得如此突然，即使不是為趙飛燕姐妹所害，也與後宮内寵之盛有關。
本章注[3]引《飛燕外傳》所記“（成帝）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挹衣視帝，餘精出湧，沾污被内，須臾帝崩”，事雖不可盡信，但也反映出成帝之死總與宮闱穢事有關。
[222]趣。
史載哀帝悅董賢之貌美，不僅對其賞賜、封官，且與其同卧起。
賢曾與帝晝寝，帝醒欲起，而衣袖為賢所卧，帝不忍斷其美夢，乃斷袖而起，可見其恩愛之深。
此即所謂“斷袖歡”之典故由來。
賢與哀帝晝夜厮混，逢休沐時亦不歸家。
哀帝特許賢之妻進入宮中，又以賢妹為昭儀，旦夕并侍左右。
如此種種異常現象，不能不令人生疑，故有的史學家懷疑哀帝為“性變态”，此種懷疑并非毫無根據，史稱：“（哀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即位痿痹，末年浸劇。
”（《漢書·哀帝紀》贊）既曰“不好聲色”，又曰“痿痹”即值得注意。
按“痿痹”者，蘇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踒弩。
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師古曰“痿亦痹病也”（見《漢書·哀帝紀》）。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推知：哀帝之“痿痹”至于“兩足不能相過”，其對生殖的功能必有影響，從其死後無子女即可得到佐證。
這種人在性的方面一般均有與常人不同之表現。
據弗洛伊德的學說：“有些人的性生活與常人不同，這些人可稱為&lsquo性的倒錯者&rsquo（theperverts），他們當中有一種人似乎在生活裡沒有什麼兩性的差别。
由他們看來，隻是同性的才可引起性欲；異性（尤其是異性的生殖器）對于他們絕對沒有性的刺激，甚至于成了一種恐怖的對象。
因此，他們完全沒有生殖的機能。
這種人可稱為同性戀者。
&hellip&hellip科學家稱他們是人類的一個特種，即所謂&lsquo第三性&rsquo（“thirdsex”），與其他兩性有均等的權利。
”（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第239-240頁）西漢皇帝不僅哀帝屬于這一種人，成帝也有此嫌疑。
據記載，張放“與上（指成帝）卧起，寵愛殊絕”（《漢書·張湯傳》），觀成帝死時已年45歲，尚無一子女，對其懷疑當不無根據了。
[223]陳湯為政的劣迹主要是貪财。
如他為貪财得賞曾同将作大匠解萬年勾結，慫恿成帝起昌陵邑，結果興師動衆，勞而無功，耗費巨大，加重了人民負擔。
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記載： 初，湯與将作大匠解萬年相善。
自元帝時，渭陵不複徙民起邑。
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
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緻将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内侯，将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
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
”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
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于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内郡國民。
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
這一工程消耗是十分驚人的：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萬數，至燃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谷同賈。
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如此濫用民力的主要罪責雖然在解萬年和漢成帝，但陳湯也難逃其咎。
此外，陳湯貪财的劣迹還有數件，如征康居時他雖禁止士兵劫掠，自己卻“盜所收康居财物”，結果被丞相匡衡揭發，免官。
當王商、王鳳專權時，以陳湯從事中郎“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
就“常受人金錢作章奏”（《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以上種種事實足以表明陳湯之貪是一貫的。
但他對匈奴及西域之事是熟悉的，在處理漢與少數民族關系方面是較妥當的。
所以，朝廷執政者不得不經常向他征詢有關策略。
如《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驿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
丞相王商、大将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
鳳言&lsquo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rsquo。
上召湯見宣室&hellip&hellip對曰：&lsquo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
&rsquo上曰：&lsquo何以言之？&rsquo湯曰：&lsquo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
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rsquo又兵法曰：&lsquo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rsquo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裡，重行三十裡，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曆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rsquo上曰：&lsquo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rsquo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lsquo已解矣。
&rsquo诎指計其日，曰：&lsquo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rsquo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由此可見，陳湯對匈奴及西域的情況，了解得是比較清楚的。
決不能因其貪财而無視其功績和長處。
[224]對王昭君的名氏字号，近來有人提出新看法。
認為：《漢書》第一次提到“王樯”時，這“樯”字可能如“拳夫人”的“拳”字一樣，僅是與被征選入宮時的某種特征相聯系，即是位船載來的王姓姑娘。
《漢書》後面列傳中又稱王牆，反映都不是昭君本名，隻是一個記音義的符号。
《後漢書》才改為“王嫱”，使其統一起來。
“昭君”疑為封号，而非官号，出塞前夕，必須提高其政治身份，隻能按她具有“光明漢宮”的美麗和代表漢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賜她為“昭君”。
漢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共五女，其四女皆不記姓名，也無封号，可見其地位與作用在五女中十分特殊。
昭君之稱在匈奴流傳，可見不是名字。
綜上，昭君姓王，名、字不詳。
久而久之，昭君、王嫱這些标志着她政治身份或出處特征的稱呼就被當成了她的名字（見祁和晖《王昭君名氏異說》，載《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6期），這也可備一說。
[225]如眭弘即其中之一。
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記載： 孝昭元風三年（前78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尺為足。
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複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即眭弘，字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
今大石自立，僵柳複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
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
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将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
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
[226]以前的史家評價王莽多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認為王莽“篡”漢，實為“亂臣賊子”。
如班固寫道：“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曆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後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
&hellip&hellip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颠覆之勢險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黃、虞複出也。
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内，嚣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垅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漢書·王莽傳》贊）這種看法是封建時代史學家多數人所贊同的。
袁樞編《通鑒紀事本末》時就明确以“王莽篡漢”為标題。
現代史學家多摒棄了這種“正統”觀念。
但對王莽及其統治仍有兩種基本相反的看法：一是認為王莽所行之改革乃“一場騙局”，如郭沫若主編之《中國史稿》第二冊說“王莽是一個慣于耍弄陰謀的野心家、兩面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頁），翦伯贊《秦漢史》也認為：“王莽的名字現在已經成為篡竊者的符号，兩千年來，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曆史家之殘酷的裁判。
”（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310頁）台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于1974年出版、1976年再版之劉子清著《中國曆代人物評傳》就将王莽稱為“飾詐盜名篡奪漢室終至敗亡的大奸”（見該書上冊第177頁）。
台灣正中書局印行1977年出版、沈展如著《新莽全史》認為新莽的曆史是一場“政治大騙局”。
另一種意見是傾向肯定王莽，其中以已故的曆史學家呂思勉為代表。
他在《秦漢史》中認為“王莽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懷抱，勢不能不得政權，欲得政權，勢不能無替劉氏，欲替劉氏，則排斥外戚，誅鋤異己，皆勢不能避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義論也”（《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02頁）。
就是在基本否定王莽的意見中也有一些肯定王莽改革的看法，如翦伯贊在《秦漢曆史上的若幹問題》中指出：“不能說王莽在當時統治集團中不是一個獨具卓見的人物。
”“王莽的車子是向前開的，他希望把他的車子開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途中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強烈反對，被迫折回。
”（見《翦伯贊曆史論文集》第421頁）在1949年前出版的《中國史綱》中翦伯贊同志寫道：“王莽仍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一位政治家，這就從他大膽的執行改良政策表現出來”（見大孚出版公司發行《中國史綱》第二卷第396至397頁）。
這種觀點認為王莽是曆史上的改良主義者，是一個應當肯定的人物。
[227]王莽家族系統列表如下（根據《漢書·元後傳》《漢書·王莽傳》參照沈展如《新莽全史》） [228]據《漢書·王莽傳》上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
又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
”考王莽師事者，除陳參外，尚有蒼梧（廣西梧州）陳欽。
欽字子佚，為西漢名儒，曾以《左氏春秋》授王莽（見《漢書·儒林傳》），沛國铚人徐宣以《易》授莽。
[229]《漢書·佞幸傳》：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
少以太後（元後）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将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
鳳且終，以長屬托太後及帝。
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後，太後以其所出微，難之。
長主往來通語東宮。
歲餘，趙皇後得立，上甚德之，乃追顯長前功，下诏曰：“前将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内，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
首建至策，民以康甯。
其賜長爵關内侯。
”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仰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累巨萬。
多畜妻妾，淫于聲色，不奉法度。
初，許皇後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後姊孊為龍頟思侯夫人，寡居。
長與孊私通，因娶為小妻。
許後因孊賂遺長，欲求複為倢伃。
長受許後金錢乘輿服禦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後。
孊每入長定公，辄與孊書，戲侮許後，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
由上述記載看來；淳于長不過是一個荒淫驕泆的纨袴子弟，沒有什麼政治頭腦，與孊通奸是事實，陰謀再立許後，隻是欺騙許後的虛言，并無任何行動。
因此，他後來被處死，與王莽的告密有直接關系。
[230]王安石《衆人》詩雲： 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
頌聲交作莽其賢，四海流言旦猶聖。
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铢兩為千鈞。
乃知輕重不在彼，要知美惡由吾身。
這是王安石借評古人抒發個人感情的名作。
其中說“頌聲交作莽其賢”即指數十萬人上書稱頌王莽一事。
[231]“九錫”是九種表示尊崇的禮品和儀仗，權益，即所謂“九命之錫”，據《漢書·王莽傳》上載：“九錫”為“韨衮冕衣裳，琫珌，句履，鸾路乘馬，龍旗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圭二，朱戶納陛。
署宗官、祝官、蔔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蔔、史官皆置啬夫&hellip&hellip”總之，這是一整套表示尊貴的待遇。
其内容通俗的說就是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贲；七弓矢；八鐵钺；九秬鬯。
受九錫始自王莽，以後皇帝優寵大臣才有“九錫”之加。
[232]對這一問題研究成果最大的學者是已故的顧颉剛先生。
他在1929年寫成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載《古史辨》第五冊）長文中，首次做了詳明的考證，後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群聯出版社1955年出版）加以通俗簡要的介紹，本節即據上述論著寫成。
因篇幅關系，不便詳細摘引，讀者有興趣可參閱顧先生原著。
[233]王莽既承認王、姚、妫、陳、田五姓為同族，何以僅禁元城王氏與其餘四姓“勿令相嫁娶”呢？《漢書·王莽傳》中僅雲：“以别族理親焉”，師古注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
餘它王氏，則不禁焉。
”這裡說在王姓中亦有同祖與否的區别。
實際是為王莽自己娶同姓找根據。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記：“王莽妻即（王）鹹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氏侯邑也。
”師古則駁斥道：“此說非也。
若雲王氏則與莽族相涉。
故以侯号稱之耳。
莽本以與（王）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别，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
”可見，在王莽看來，即使王姓中亦有得姓不同，祖系各别之分，因而不妨礙通婚。
但是究竟何者得姓相同，祖系無别，何者不同，有别，似乎連張晏也弄不清以緻對上文作了曲解。
大概隻有王莽自己才清楚吧！ [234]王莽所封的先代帝王、聖賢以及傳說中人物的後裔封号一覽表： [235]《新莽全史》附有“新莽職官名号便覽”，于查閱新莽時期職官名号甚便，現轉錄如下以備參考： （一）宰輔 （二）宰輔副貳 （三）卿臨 （四）其他司卿 （五）地方職官 [236]筆者認為王莽改制的思想理論基礎是以“五德終始論”為中心的儒家思想。
現将拙見簡述如下： 儒家學說經過武帝時期董仲舒的加工、發展，已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尤其是其中“天人感應”的觀點，至西漢末發展為谶緯說。
這種谶緯說的中心就是“五德終始”。
“五德終始”說在西漢末年已成為儒學重要内容。
王莽自幼讀《經》，對儒家經典是十分熟悉的：“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漢書·王莽傳》上）。
後來他在一步步奪權的時候，也是利用谶緯并從儒家經典中找根據的。
如平帝即位的第一年（公元1年）他示意益州塞外少數民族，自稱越裳氏，獻白雉一、黑雉二，他這樣做的根據就是在儒家經典《尚書大傳》中有這樣一段話：交趾之南，有越裳國。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
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hellip&hellip成王以歸周公。
公曰“&hellip&hellip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注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郝氏續後漢書》卷66注引）王莽欲自比曆史上的周公，所以根據《尚書大傳》而導演了越裳氏獻白雉的喜劇，以此顯示在他輔政時同周公之瑞千載同符。
果然，熟悉儒家經典又窺知王莽心意的諸大臣說“周公及身而托号于周”，“莽宜賜号安漢公，益戶疇爵邑”（《漢書·王莽傳》上）。
王莽就這樣成了安漢公。
以後的每次擴大自己權勢，王莽無不引經據典，以儒家經典和五行學說為根據。
而當時的官僚、貴族、士大夫對這一套也是十分熟悉的，那些替王莽鼓吹的人，也莫不依此為據。
如平帝四年（公元4年）王莽要将自己的女兒嫁給13歲的皇帝，就從經書中找到了根據：“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
”當确定以王莽女為後之時，信鄉侯王佟又趁機上書：“《春秋》，天子将娶于紀，則褒紀子稱侯，安國公未稱古制。
”就是說，按《春秋》之義，王莽作為皇帝的嶽父，封地太小。
結果有司皆言“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裡”（《漢書·王莽傳》上）。
就是王莽攝政，稱“假皇帝”以至将孺子嬰趕走自己當皇帝，莫不是依五德終始的儒家經典行事的。
在儒家經典中，王莽可以找到有利于他一切活動的根據，也容易使多數人相信。
因此，王莽取得政權之後，就更加利用這個“法寶”，“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漢書·食貨志》）。
據說王莽為攝皇帝時，就得到了這古“經文”：“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宮，茂成天功。
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漢書·王莽傳》上）。
由于古經文《周禮》中有許多有利于王莽的内容，所以王莽推行的“改制”基本依據《周禮》。
因此，後來都稱王莽為“複古改制”。
近代有的學者認為：王莽所發現的古經文多半是他所信任的學者劉歆僞造出來的“假古董”，并指出：這種“假古董”是為王莽政權服務的：“劉歆既然造了假古董來開新文化，為要使得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時代的需要，作鼓動有勢力者獲法的方術&hellip&hellip王莽要什麼，劉歆就有什麼。
”（顧颉剛編著《古史辨》五《自序》）。
王莽時出現的經書很多，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王莽的“改制”是打着儒家經典的幌子進行的是沒有疑問的。
[237]有的史學家認為：王莽宣布的“王田”“并不是恢複井田制，更不是廢除土地私有制”，隻是禁止土地兼并的繼續進行，并把大地主的土地撥出一部分來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讓農民回到土地上以穩定封建秩序。
奴婢不得買賣的法令也不是解放奴婢，隻是企圖凍結奴婢的買賣，防止貧困的農民繼續奴隸化。
這兩條雖然都沒有辦到，但當時他制定的政策的主觀目的是如此（翦伯贊《秦漢曆史上的若幹問題》，見《翦伯贊曆史論文選集》第420頁）。
筆者基本同意這位史學前輩的見解。
但是說王莽宣布的“王田”不是恢複“井田制”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王莽所推行的“王田”是否恢複“井田制”，不能僅僅根據史學家的推測，首先要據這一诏令本身。
這裡明确說“今更天下田曰王田&hellip&hellip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裡、鄉黨”。
在這一段文字之前又說明實行這一制度的原因，其中有“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漢書·王莽傳》中）。
這都清楚表明：王莽實行的是國有土地的井田制，否則“公田”“不得買賣”豈不是一句空話？而且這些規定确是儒家經典中描繪的井田制。
試看“古者八家為井。
田方裡而一井”（《韓詩外傳》卷4），“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孟子·滕文公》），“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hellip&hellip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周禮·地官·小司徒》），這些儒家經典對井田的描繪與王莽宣布的“王田”基本特征是一緻的。
不過，王莽将儒家理想中的井田制加以改造，作為制止土地兼并的一種辦法提出。
因此，說王莽企圖恢複井田制，同他主觀上企圖禁止土地兼并繼續進行，并不矛盾。
[238]見陳直《漢書新證》第482頁：“直按：流沙墜簡考釋烽燧一，有簡文雲&lsquo（上缺）間田武陽裡年三十五，姓李氏，除為不歲候造史，以掌領吏卒為職。
&rsquo又考釋簿書四十三，有簡文略雲：&lsquo敦煌步廣尉曲，平望塞有秩侯長，敦煌亭間裡，東武裡五士王參，秩庶士&rsquo雲雲。
歙縣黃賓虹先生藏有&lsquo廬江亭間田宰&rsquo印。
又漢印文字征第十二，四頁有&lsquo成紀間田宰&rsquo印。
此王莽間田之可考者，倘王田未經區分，則不能有間田之建置。
” [239]傅築夫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中指出：“王莽說周錢有子母相權，完全是為了複古而找到的托辭，主張大小錢并用，使子權母而行或母權子而行，原是單穆公反對周景王廢小而作大的錯誤主張，周景王并沒有接受，而單行一種。
”（見該書510頁）按周景王行大錢事，見《漢書·食貨志》：“&hellip&hellip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将更鑄大錢，單穆公曰：&lsquo不可。
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币，權輕重，以救民。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給，将有遠志，是離民也。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竭亡日矣。
王其圖之。
&rsquo弗聽，卒鑄大錢。
文曰&lsquo寶貨&rsquo，肉好皆用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 [240]剛卯，又稱正月剛卯。
是漢代人佩帶的一種符飾。
據《漢書·王莽傳》中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佩帶之。
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lsquo正月剛卯&rsquo。
”晉灼注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
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lsquo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
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痹，莫我敢當。
&rsquo其一銘曰：&lsquo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
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痹，莫我敢當。
&rsquo”據考：剛卯又謂“雙印”，皇帝諸侯王公以白玉制作，其下以黑犀、象牙制作，佩之以逐精鬼，吳大澂《古玉圖考》中有圖像。
[241]西羌分許多部落，故謂之“諸羌”。
據《後漢書·西羌傳》載：相傳西羌的祖先爰劍有兩個曾孫留居湟中：一個名忍，生九子，衍生為九個部落，又一個名舞，生十七子，衍生為十七個部落。
其後子孫支分，凡一百幾十種。
這一百幾十種羌人分散在中國西北各地，後來有的衰亡，有的被同化于其他族之内，在南朝劉宋著《後漢書·西羌傳》時，已無法考證其“種别名号”。
據我的老師馬長壽考證，在漢代著名的羌族部落及其分布地區如次： （一）先零部落 先零之名初見于《漢書·趙充國傳》，是西羌中最大的一個部落集團。
他們的原住地在賜支河曲南岸的大、小榆谷（今青海黃河南岸貴德縣東）。
西漢初，一部分先零部落發展到湟水以南，不久又發展到湟水以北，還有一部分向西海（今青海）鹽池附近遷徙。
到東漢初年，因先零部落不斷向外分散，大小榆谷被燒當部落占領。
東漢時，先零羌曾經主動或被動地向東方遷徙，如金城郡的東部、漢陽（天水）、隴西以及扶風、北地諸郡都有他們的蹤迹。
（二）燒當部落 燒當是西羌研的十三世孫，這一部落以後便以燒當為名号。
從燒當到西漢末年的四世孫滇良，皆世居賜支河曲北岸的大允谷（今青海共和東南）。
東漢末年，擊破先零、卑湳二羌，占據大、小榆谷。
這一部落是繼先零以後最為強大的一個部落集團。
當其盛時，不斷向東方的金城各縣以及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諸郡遷徙。
原居于大、小榆谷的部落，因漢軍多次進剿，隻得放棄原地，向西方的賜支河曲以西遷徙，最後到達河源一帶，與原來分布在那裡的發羌錯居。
（三）卑湳部落 原居大、小榆谷，後徙于金城郡安夷縣（今青海西甯市東南）。
（四）?（罕）開部落 ?和開原系兩個氏族，以居地相近，合稱為罕開部落。
他們的原居地在湟中，即湟水流域。
漢時，?開部落的一部分人從湟中遷往天水郡罕開縣。
到武帝時，漢軍攻打湟中，?開羌的一部分遷往鮮水之陽，即青海湖北岸；又一部分遷往黃河南岸，即《趙充國傳》所說的“河南大開、小開”。
十六國時阚骃的《十三州志》雲：“廣大阪在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北，罕開在焉”。
廣大阪的罕開可能是從黃河南岸的罕開東徙的。
《西羌傳》記：永和六年（114年），“罕種羌千餘寇北地”。
漢安元年（142年），“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趙）沖降”。
趙沖時為護羌校尉，駐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
這些罕種羌可能分布在北地和金城郡的東部。
後來，隴西、漢陽的罕開羌又移入關中，所以渭河北岸各縣多有罕開羌。
（五）牢姐部落 原居金城郡的白石縣（今甘肅臨夏東南），後徙入隴西郡和上郡。
（六）封養部落 與先零羌、牢姐羌的曆史同樣悠久，初分布于先零與牢姐二羌之間，後移至隴西、漢陽二郡。
（七）彡姐部落 原居河湟間，漢景帝時内徙，居隴西郡，稱“彡姐旁種”，見《漢書·馮奉世傳》。
（八）勒姐部落 初分布金城郡安夷縣（今青海西甯市東南）東南的勒姐溪，後徙至隴西郡安故縣（今甘肅臨洮南），又常至武都、漢中二郡。
（九）當煎部落 當煎一作“煎當”。
原居金城郡的允街（今甘肅永登南），西與燒何、當阗為鄰。
西漢時，其一部分徙隴西郡。
東漢時在不同時期，與勒姐羌等西攻破羌縣（今青海樂都東南），南攻武都、漢中二郡。
《後漢書·段颎傳》記：颎上書雲：“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是三輔亦有其族。
按同書《馬援傳》記所征服者為先零羌。
《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35年），“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緻天水、隴西、扶風”。
當煎當為先零羌之一種。
（十）當阗部落 原居金城郡，一部分徙北地郡。
（十一）燒何部落 初居河西張掖郡的南山，與盧水胡為鄰。
因被盧水胡襲擊，南徙至金城郡臨羌縣（今青海湟源東南）。
後來，一部分徙至金城郡東部，更遠的到達安定郡參?縣（今甘肅慶陽西北）的界内，共三千多落。
（十二）鐘存部落（或簡稱“鐘羌”）初居大、小榆谷的南面，北與燒當羌為鄰。
後來一部分徙往隴西郡的臨洮谷（今甘肅岷縣境内）。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續漢書》雲：“種（鐘）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
（十三）滇零部落 原居賜支河曲以西，《西羌傳》稱之為“先零别種”。
同書《龐參傳》直稱之為“先零羌”。
唐時，柴達木盆地之南有白蘭羌，吐蕃稱之為“丁零”，當與滇零同音。
其中一部分東漢初徙入隴西郡。
東漢永初元年（107年）曾與鐘羌聯合截斷隴山的通道，不久又往北地郡建立一個反抗統治階級的政權。
政權瓦解後，一部分人徙往關中。
北周《聖母寺四畫造像銘》有地連氏。
地連即滇零的異譯。
此滇零羌之由隴西而至關中蒲城者。
（十四）牢羌部落 滇零的别部，随滇零羌徙往安定和北地等郡。
（十五）虔人部落 原居地不明。
東漢時徙入西河郡，有衆一千人參加滇零政權。
又與上郡胡聯合攻谷羅城（今内蒙古準格爾旗西南），可知其部落在上郡的東界。
虔人部民一部分遷入關中的馮翊郡，在十六國時稱鉗耳氏。
鉗耳的音和虔人的音相近，故前者當為後者之音變。
馮翊李潤鎮的鉗耳氏改漢姓王氏。
（十六）沈氐部落 原始居地不明。
東漢時居上郡和西河郡。
《續漢書》雲：“羌在上郡、西河者，号沈氐”。
（十七）鞏唐部落《後漢書·順帝紀》雲：“永和六年三月，武威（原作“都”，誤）太守趙沖讨鞏唐羌，破之。
”則鞏唐羌似在河西之武威。
又雲：同年五月，“鞏唐羌寇北地”。
則鞏唐羌由武威而轉至北地郡。
但《西羌傳》則記：“同年五月，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然則鞏唐羌又像罕種羌的别名了。
究竟如何，很難斷定。
《周書·宕昌傳》有鞏廉；《宇文貴傳》有鞏廉玉，疑即其後裔。
（十八）累姐部落 在賜支河曲。
（十九）吾良部落 在金城郡，與卑湳、勒姐部落為鄰。
（二十）全無部落 在上郡。
（二十一）且凍、傅難二部落 原在金城郡，後至武都。
（二十二）鳥吾部落 在漢陽郡。
此外，還有西漢時的煎鞏、黃羝，東漢時的效功等，他們的原住地或所在地都很難指明。
在漢代時，西域的昆侖山北麓也分布有許多羌族。
《漢書·西域傳》雲：“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
婼羌國王号去胡來王。
&hellip&hellip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
西與且末接。
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這是一個以畜牧為生的部落集團，在漢武帝以前，歸附匈奴，自開河西四郡和通西域後，斷匈奴右臂，故婼羌離胡歸漢，漢封其酋長為“去胡來王”。
（以上見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7頁至111頁。
因該書印數很少，目前已很難看到。
故在此摘引較詳，以便利讀者參考。
） [242]據《漢書·王莽傳》中記載：“莽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
是時，有以方技待诏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诏曰：&lsquo莽所謂鸱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rsquo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诏，而封告者。
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又有記載說王莽是秃頭“王莽秃，帻施屋”（見蔡邕《獨斷》）。
這種記載當然有誇張之處，如“鸱目虎吻，豺狼之聲”等等，乃是古代常常用以形容惡人形象之詞，如春秋時楚令尹子上說楚成王之嫡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左傳·文公元年》）。
戰國時範蠡謂勾踐“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尉缭說秦始皇“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些說法皆十分近似，說明在古代常常以貌論人，如孟子見梁襄王後，出來就對人說：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以貌論人不能說毫無根據，但畢竟不能僅以此就判斷其人品、性格，尤其是對于惡人之形象常常被描寫得各個人互相間皆相似，就更不能依此論定。
[243]按《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子玄嚣生蟜極，蟜極生高辛（帝喾），高辛取陳鋒氏女放勳（帝堯）。
又：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颛顼），高陽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
從這一記載看堯出自帝喾，舜出自颛顼。
而王莽則颠而倒之。
這絕不能說王莽不知這一記載，而是他有意編造，故清人王先謙曰“莽于是直誣古帝矣”（《漢書補注·王莽傳》中）。
王莽“直誣古帝”說明他自己也十分清楚其自編之家世系統是不可信的。
[244]“新”莽朝及以前之米價，可考者有： 由此可見，王莽時米價較漢文帝時高萬倍之多。
[245]劉邦的家族自西漢初年至漢末繁衍非常迅速。
據《漢書·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
”至西漢末年《漢書·平帝紀》所載元始五年诏書中說：“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
”實際上高祖兄弟除兄頃、楚元之外，尚有劉邦長兄劉伯。
劉伯雖早卒，但漢高祖七年封劉伯子劉信為羹颉侯，十三年後，“高後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内侯”（《漢書·王子侯表》）。
史不書“亡後”，其子孫當繼續繁衍。
劉邦昆弟燕敬王劉澤的情形也正相同。
又元始五年诏書所謂“宗室子”，一般不會包括女姓宗室成員。
《漢書·宣帝紀》：“&hellip&hellip後有诏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應劭曰：“诏敕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者屬其籍。
”可見，由于各種原因在宗正屬籍以外的劉氏宗族子弟還有許多。
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元始年間劉氏宗族的實際成員必定遠遠超過“十有餘萬人”。
有的同志根據11個侯國人口變化的情況推斷：西漢前期的人口增長率約為12%，西漢後期的人口增長率可能會略高于7%而低于10%（袁祖亮《西漢時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初探》，《史學月刊》1981年第3期）。
劉氏宗族的人口增長速度則遠遠超過這一數字：姑且以10萬人計算，由劉氏成為皇族前劉邦行冠禮的公元前227年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232年間，劉氏宗族成員的增長率竟高達45.9%。
劉氏宗族成員迅速繁衍，有利于擴大其宗族勢力“公族蕃滋，支葉碩茂”，以求“支庶藩屏，侯王并尊”（《漢書·叙傳》）。
這些成員不僅封王、封侯者執國政、據要津形成強大的勢力，就是中、下層人物也各據一方，成為當時社會上的特殊階層。
這是劉邦自建國開始有意培植起來的。
因為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自号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漢書·諸侯王表》）的教訓，所以“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漢書·武五子傳》）。
雖然宗室特權幾經剝奪，但其勢力仍然很大。
至漢末盡管劉氏宗族“本末俱弱”（《漢書·諸侯王表》），然而比起暴發的王氏外戚集團來總還是基礎厚一些的。
成帝時，劉向上書雲：“王氏一姓朱輪華毂者二十三人。
”“大将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
“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
“宜發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hellip&hellip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漢書·楚元王傳》）。
這裡确反映了王氏集團排擯劉氏宗族的實際。
但是，劉向上書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在朝廷上劉氏宗族的勢力還沒有被排擯得不敢說話的程度，而且可以看出：這兩派勢力的鬥争仍很激烈。
若沒有強大的勢力，劉向等人絕不會給成帝上這樣言辭激烈的書的。
至王莽稱帝後，隻不過趕下一個劉氏皇帝，而對于根深蒂固的劉氏宗族，一時是難以消滅的。
所以，王氏集團還是不能與之相比的。
[246]關于呂母起義的時間，各種史學著作記叙有差異。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二冊雲：“天鳳四年（17年）呂母聚衆起義于琅邪海曲。
”（第262頁）日本學者好并隆司《秦漢帝國史研究》同此說（見該書第五篇第二章 Ⅵ）。
田昌五著《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寫此次起義于“天鳳元年（公元14年）”（見該書第155頁）。
按：認為呂母起義在天鳳四年者，系根據《漢書·王莽傳》下：“（天鳳四年）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
”這裡，實際未說明呂母确切的起義時間，是不能依此為據的，而《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中則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hellip&hellip數年&hellip&hellip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
”這裡說的“數年”是呂母“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的階段。
因此，主天鳳四年起義者，否定呂母起義于天鳳元年。
然而，呂母起義是否就在天鳳四年也成疑問，因《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又有如下記載：“（呂母起義）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
”查樊崇起義于天鳳四年，為何稱“後數歲”？至少應在天鳳四年之前是可以肯定的。
[247]對于劉氏集團和綠林、赤眉聯合如何評價，曆來有很大分歧。
1949年前的多數史學著作皆根據《漢書》《後漢書》作者的看法，認為農民軍在推翻新莽政權過程中，遠不及劉氏集團的作用大，如呂思勉《秦漢史》第八章第一節雲：“新市、平林之兵，本屬饑民，苟以救死，僥幸昆陽一勝，王莽自亡，更始移都長安，遂若漢室複興者。
然功業終非可幸緻，新市、平林諸将，其無規模大甚，遂至為赤眉所覆，而赤眉不成氣候，尤甚于新市、平林，于是出河北之偏師，遂因緣時會，而為海内之真主也。
”（第230頁）這種看法顯然有藐視農民起義軍的意思。
但是，在1949年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認為劉氏集團參加綠林軍完全起破壞作用，毫無積極意義，如孫達人著《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中說劉等參加綠林軍，是“從赤眉綠林起義軍的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推翻新莽政權的形勢中，已經看得很清楚：&lsquo此亦天亡之時&rsquo，如果在這時候，他們還不行動起來，那麼，政權就将落入農民階級之手，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于是，隻得火中取栗，冒險投機，打出&lsquo劉氏複興&rsquo作為旗幟，拼湊各自的宗族賓客&hellip&hellip投入綠林軍”，“如此一支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可言&hellip&hellip舂陵兵幾乎全軍覆沒，充分暴露出這支部隊在作戰中的無能”。
總之，作者認為劉氏集團參加綠林軍隻有“投機”搶奪農民起義勝利果實的目的，他們“無戰鬥力可言”“作戰中無能”對推翻王莽政權毫無積極作用。
顯然，這種說法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曆史事實證明：盡管地主武裝同農民起義部隊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武裝，但他們在反對王莽政權這一點上結合在一起是有積極作用的。
任何一次革命也不可能是純而又純、沒有任何同盟的孤軍作戰，西漢農民起義軍中有反對王莽的宗室貴族參加也并不奇怪。
如果說這些地主武裝隻有破壞革命的作用，而對王莽政權作戰中“無戰鬥力可言”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據《漢書·王莽傳》下記載：地皇四年（23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
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号旌旗表識，鹹怪異之&hellip&hellip莽亦心怪，以問群臣。
群臣莫對，唯嚴尤曰：&lsquo此不足怪也。
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
&rsquo莽大說，群臣盡服。
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将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尤懼”。
這裡，自然有着作者的立場、觀點，其敵視農民起義軍的看法是毋庸諱言的。
但也不可否認從中可看出劉的軍隊“稱将軍”較綠林軍組織得嚴密，并非沒有戰鬥力，否則就不會使王莽“憂懼”了。
當然，農民軍也決不會像嚴尤攻擊的那樣。
事實是，舂陵軍加入綠林軍後，擴大了反莽戰線，兩者“齊心協力，銳氣益壯”（《漢書·王莽傳》）這對于加速新莽王朝的滅亡，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248]田昌五在《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中說：在建立更始政權時“是建立一個以農民武裝為主的革命政權，還是建立一個以地主為主的封建政權&hellip&hellip在聯軍内部&hellip&hellip 展開了激烈鬥争”又說“聯軍中革命武裝對舂陵兵是摸到底的，不可能上劉一夥的圈套。
當他們察覺到劉一夥的陰謀以後，就搶先一步，共同議定：推舉劉玄做皇帝，建立由他們控制的革命政權”（見該書166頁）。
這種說法是沒什麼根據的：從史料中看不出在建立更始政權時有過什麼“激烈鬥争”，說革命武裝“察覺”了劉一夥陰謀，而有意立一個易于控制的劉玄，似乎也太高地估計了當時農民領袖的認識水平。
試看以下諸種史料所記：（是時）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将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
二月辛巳，設壇場于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
（《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乃太常偏将軍。
（《後漢書·光武帝紀》）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漢書·王莽傳》下）諸将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鹹歸于伯升。
而新市、平林将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将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
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複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
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号，鮮有能遂。
陳勝、項籍，即其事也。
舂陵去宛三百裡耳，未足為功。
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乘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号令。
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号，亦未晚也。
願各詳思之。
”諸将多曰“善”。
将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
”衆皆從之。
（《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上述四項記載中的前三項均看不出有什麼“激烈的鬥争”。
隻是《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中有“豪傑鹹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的記載和劉主張緩立皇帝的話。
如果根據這些資料就斷言在聯軍内部出現過激烈的鬥争，是不科學的。
首先，所謂“聖公懦弱”，同《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所載“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的記載一樣，其可靠性是頗值得懷疑的。
這一點，劉知幾早就提出過：“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
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
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後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
”（《史通·曲筆》）這種論斷足以駁倒更始“懦弱”的說法，也分析了這種說法的來源，是由于劉氏後人為其祖先劉雪怨而诋毀劉玄編造出的。
從劉玄敢稱“結客報仇”并較早地投入到綠林軍中，表明他并不懦弱，而且是有見識的。
這樣，說“平林諸将”“貪聖公懦弱”而立之就沒有任何根據了。
至于說“豪傑鹹歸于伯升”，平林“憚伯升威明”而不立他，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人們不立他主要是他沒有威望，不僅在農民起義領袖中，他沒有什麼威望，就是在地主階級中，劉的威望也是不高的，據《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lsquo伯升殺我&rsquo。
及見光武绛衣大冠，皆驚曰&lsquo謹厚者亦複為之&rsquo，乃稍自安。
”這就透露了劉在“諸家子弟”中也沒有建立起足以當皇帝的威望，哪有可能被推為綠林軍的皇帝呢！因此，說“豪傑鹹歸于伯升”是沒有根據的，而平林“憚伯升威明”更談不上。
因為根據劉當時在綠林軍中的影響，人們根本不可能把他推舉出來。
至于劉自己躍躍欲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他試圖阻止更始稱帝，說了一番不無道理的話，僅是一個張卬“拔劍擊地”說幾句話就把他反擊回去了。
如果把這也稱作“激烈鬥争”，恐怕是過高地估計劉等地主集團當時在綠林軍中的影響，而過低地估計農民革命的力量了。
實際上，當更始政權成立時，新市、平林軍的力量在這一政權中仍占有絕對優勢，劉、劉秀等雖參加到這一政權中，其影響是很小的，以七八千人的舂陵兵投入到十餘萬人的綠林軍内，就可改變這一政權的性質是不可想象的。
[249]關于王莽投入昆陽戰役的兵力各種記載略有出入：據《漢書·王莽傳》下記載：“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将，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
”而《論衡》則有“漢伐亡新，光武将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将三萬人戰于昆陽。
”而《後漢書·光武帝紀》則曰：“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将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
”從上述三條資料文意看：其“百萬”可能是調集軍隊之總數，包括後勤辎重，“四十二萬”是有戰鬥力的“甲士”。
“三萬人”是戰于昆陽城下者。
[250]在昆陽大戰中，劉秀的謀劃、部署及個人的英勇所起的作用是不應否認的。
當然《後漢書·光武帝紀》等“正史”對此事的記載必然有美化劉秀之處，不可盡信。
但是，如果毫無根據地無視史料記載，隻憑個人想象而否認劉秀的作用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态度。
例如有的人在《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中說：“劉秀在昆陽之戰開始前搞軍事冒險，保衛昆陽的戰鬥打響的當晚，當敵人剛剛合圍之時，又離開昆陽。
本來，取得昆陽大捷的關鍵，是八九千綠林英雄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守了幾十個日日夜夜。
劉秀之流根本沒有參加。
”甚至把劉秀到外地“收兵”的記載，也斥為封建史家的“美化”（見該書第113頁）。
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論斷，因為近幾年已有不少文章對這種極“左”的論點進行批評，請參看杜榮峙《昆陽之戰中的劉秀》（載《河南師大學報》1982年第1期）。
[251]熨鬥，亦作尉鬥、慰鬥、威鬥。
約創于商代，纣王有炮烙之刑，蓋由熨鬥發展而來，以銅制大熨鬥，其中加炭，烈火熊熊，其火其熱，使人望而生畏，故産生“威風”“尉風”。
故武官多以“尉”為名。
古人以大熊星座的&alpha、&beta、&gamma、&delta、&epsilon、&zeta和&eta星，因其排列形式似鬥，故曰“北鬥”七星。
考古、文物中有王莽銅鬥，形似勺。
見于省吾《雙劍誃古器物圖錄》。
[252]長安城被攻破時間，《後漢書·光武帝紀》作“九月”，《資治通鑒》亦為“九月”，《漢書·王莽傳》則為“十月”。
按陳垣先生《中西回史日曆》記：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四日為中曆十月戊申（初一），當以十月為是。
是年改複寅正，以莽十一月為十月，有兩十月，此為第一個十月（見李鼎芳《王莽》）。
[253]《論語》載有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臨死之前，王莽引孔子之言說明了他對儒學的崇拜。
[254]中國曆史上統一時間較長的封建王朝除東漢外有： 西漢 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包括“新”莽）共229年唐 自公元618年至907年共289年北宋 自公元960年至1127年共167年明 自公元1368年至1644年共276年清 自公元1644年至1911年共267年 [255]《後漢書·光武帝紀》：劉秀“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郁林太守外，外生巨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
[256]《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卷第133頁至134頁叙述洛陽被劉秀占領的經過時，曾斷言“綠林軍内部和豪強地主之間的矛盾，在洛陽以李轶等人主張投降，朱鲔等人堅持抵抗的形式表現出來”。
這裡不得不指出，上述的論斷是與史實不符的。
誠然，出身于“世以貨殖著姓”（《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的李轶是個豪強地主分子，此人“多詐不信”（《東觀漢記》卷9）首鼠兩端，與馮異暗中勾結進行背叛活動，這都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朱鲔是否就是綠林軍中“堅持抵抗”的代表呢？事實也并非如此，他之所以在洛陽城内堅守數月不降乃是怕劉秀對他施行報複以及丢掉官爵，一旦這兩個顧慮消除了，他也立即放棄抵抗。
《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的記載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劉秀派兵）圍洛陽數月，朱鲔等堅守不肯下。
帝以（岑）彭嘗為鲔校尉，令往說之。
鲔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
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
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
天下之事，逝其去矣。
公雖嬰城固守，将何待乎？”鲔曰：“大司徒被害時，鲔與其謀，又谏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
”彭還，具言于帝。
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彭複往告鲔，鲔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
”彭趣索欲上。
鲔見其誠，即許降。
後五日，鲔将輕騎詣彭。
顧敕諸部将曰：“堅守待我。
我若不還，諸君徑将大兵上嬛轅，歸郾王。
”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複令彭夜送鲔歸城。
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鲔為平狄将軍，封扶溝侯。
鲔，淮陽人，後為少府，傅封累代。
[257]蘇茂原為更始讨難将軍，同朱鲔守洛陽，後随朱鲔被迫降劉秀，其臨陣反叛劉秀，不是偶然的。
但龐萌的叛變，則似出偶然，也頗使劉秀感到意外。
據《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載：龐萌甚受劉秀信愛，毫無叛變的理由：“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
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将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
及躬敗，萌乃歸降。
光武即位，以為侍中。
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
帝常稱曰：&lsquo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裡之命者，龐萌是也。
&rsquo”這樣為劉秀信任的人竟在與蓋延共擊董憲之時舉行叛亂，終于成為劉永、董憲之死黨。
難怪劉秀聞之大怒，竟當着衆臣說：“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将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
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問題是龐萌究竟為何而反呢？原來是由于一點小誤會：“（劉秀命龐萌）與蓋延共擊董憲。
時诏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谮己，自疑，遂反。
”可見，當時劉秀陣營内部君臣間的信任程度是極其有限的，也反映了當時動蕩的局勢。
[258]據《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載：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
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将軍，遂據本郡。
後來，張步投入到劉永陣營乃是貪圖官爵名号，據上書載：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強，承制拜步輔漢大将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
步貪其爵号，遂受之。
不久，建武三年（27年）光武帝劉秀又派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召降郡國。
這時劉永被蓋延首次擊敗走保湖陵，張步也惶怖請降“遣使随（伏）隆，詣阙上書，獻鳆魚”（《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然而，當劉永趁劉秀“北憂漁陽，南事梁、楚”無暇顧及齊地，又據十二郡自專之時，張步又貪劉永給其封的齊王稱号“殺（伏）隆而受（劉）永命”（《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
從張步反複動搖中可以看出：左右這些割據将領的乃是官爵和雙方力量的對比。
最後，張步終于投降劉秀也無非如此。
據《後漢書》本傳記載：建武五年（29年）“冬，建威大将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
（張）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将其衆攻弇于臨淄。
步兵大敗，還奔劇。
帝自幸劇。
步退保平壽。
蘇茂将萬餘人來救之。
茂讓步曰：&lsquo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
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rsquo步曰：&lsquo負負，無可言者。
&rsquo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
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
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獄，皆赦之。
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
[259]據《後漢書·王劉李張彭盧列傳》雲： （董）憲走還慮昌，（吳）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又《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中提到：伏隆至青、徐二州“移檄告曰：&lsquo&hellip&hellip大肜、高胡望旗消靡，鐵胫、五校莫不摧破。
&hellip&hellip”及檄告發布後“青徐群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
其中“大肜”“高胡”“鐵胫”“五校”“六校”等均應是這一類性質的武裝。
[260]《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 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豐肘，雲石中有玉玺。
豐信之，遂反。
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玺。
”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從這條資料可以看出：張豐的反叛與迷信有很大關系。
其實，像張豐這樣的人不僅他一個。
如同傳中還記載有：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诏（祭）遵攻之。
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
&hellip&hellip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初，滿祭祀天地，自雲當王，既執，歎曰：“谶文誤我。
”乃斬之，夷其妻子。
[261]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三版）第八章提到：劉秀“以卑劣手段，刺殺盤據河北之彭寵”（見該書第343頁），說殺彭寵的手段是“卑劣”的，未免失之偏頗。
首先，在東漢統一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彭寵的割據是不應肯定的。
其次，彭寵為争個人名位，竟外結匈奴，這也是不得人心的。
因此才出現被其身邊的蒼頭殺死的結局。
至于蒼頭及小奴殺死彭寵時的手段如何，從史料上絲毫看不到與劉秀有任何關系，請看如下記載： （彭寵）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蔔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
寵疑子後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無親于中。
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
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床，告外吏雲：“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又以寵命呼其妻。
妻入，大驚。
寵急呼曰：“趣為諸将軍辦裝。
”于是兩奴将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
今為子密所迫劫耳。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與若。
”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
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缣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将軍雲：“今遣子密等至子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阙，封為不義侯。
（《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這裡，如果說有什麼“卑劣手段”的話，倒是這個地主分子的彭寵，而不是那個奴仆。
看彭寵在哀求饒命時的神态，什麼“若小兒，我素愛也”，“當以女珠妻汝”。
一副怕死鬼和騙子的嘴臉躍然紙上。
至于那三個奴仆的手段“卑劣”與否，當不妨研究。
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劉秀聯系起來，更何況劉秀還封子密為“不義侯”。
既封為侯，又以“不義”名之，其對子密之手段的态度不是十分明确了嗎？《資治通鑒》引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緻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lsquo不義&rsquo為名。
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這完全是迂腐之見。
[262]《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嚣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望至，說嚣曰：&lsquo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将何以見信于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hellip&hellip&rsquo。
嚣從其言&hellip&hellip” [263]《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
禹裨将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隗）嚣逆擊，破之于高平，盡獲辎重。
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嚣為西州大将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
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嚣遣将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于烏氏、泾陽間。
”這裡可看出隗嚣主動靠攏劉秀。
但是，鄧禹承制命嚣為大将軍，并不意味着隗嚣歸屬劉秀，從以下資料即可得到證明： 三年，嚣乃上書詣阙，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同上書）這裡，接待隗嚣“用敵國之儀”，不僅是一般的禮遇，而且表示隗嚣仍被視為獨立于光武政權之外的一“國”的代表。
[264]窦融并非開始就與劉秀等無分庭抗禮的打算，隻是後來估計主客觀形勢，放棄了這種打算罷了。
這一點可從下述資料中得到證明： 先是，帝（光武）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于道，即與俱還。
帝見鈞歡甚，禮飨畢，乃遣令還。
賜融玺書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hellip&hellip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将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将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将軍所知。
王者疊興，千載一會。
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
今之議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計。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适己事而已。
這些話不僅是說窦融部下“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計”，也暗示看出窦融自己曾有此心。
所以“玺書既至，河西鹹驚，以為天子明見萬裡之外，網羅張立之情”（《後漢書·窦融列傳》）。
[265]王莽改蜀郡曰導江，改太守為卒正。
“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
[266]《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 李熊複說述曰&hellip&hellip“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
這種“符命”之說雖然是騙人的玩意，但由于當時的統治者、野心家們都利用它作為争奪天下的宣傳工具，所以劉秀等人對這些胡說八道卻是十分重視的，他還煞有其事地對公孫述的圖谶進行“駁斥”：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币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铢當複。
”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号“白”，五铢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谶記。
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曆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
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
”《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
”謂西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
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
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
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谶“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複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
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
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這種争論，現在看來似乎是胡說八道，但在東漢是一種嚴肅的政治鬥争。
因為劉秀之稱帝就是根據了一道來曆不明的“符”而“明正言順”地登上帝位的，他自然不肯将這一特權讓出去。
[267]《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王莽時，天下鹹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
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後，生三子。
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後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
霍将軍立次卿，迎回卿。
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
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間。
”這個僞造的譜系漏洞百出，極易戳穿，不僅武帝皇後中根本沒有一個匈奴人，而且在江充之亂後，也沒有一個匈奴族的皇後坐死。
但是，盧芳編造的這套謊言居然有人相信。
其原因就在于漢族豪強地主極需一個劉氏宗室作為招牌以号召群衆，而匈奴更需一個有匈奴血統的宗室成員，以扶持其當傀儡，即使是假的，也不惜利用。
請看：“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将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
單于曰：&lsquo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
&rsquo乃使句林王将數千騎迎芳，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
”（《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 [268]《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載：“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将于南宮雲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這就是被東漢統治者公認的開國“功臣”。
現依《後漢書》排列次序将其出身、籍貫及家世、資财情況列表于下： （以上均據《後漢書》各本傳） [269]東漢時的六曹，究竟何所指，目前說法不一：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28頁：“（六曹）：一曰三公曹；二曰吏曹；三曰民曹；四曰二千石曹；五曰南主客曹；六曰北主客曹。
”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中冊）第359頁認為：三公曹、吏曹、民曹、二千石曹、客曹、中都官曹，合為“六曹”。
楊熙時《中國政治制度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第126頁認為“東漢光武改為六曹，究何所指為說不一，因當時尚書雖有曹名自非顯著。
”按《晉書·職官志》雲：“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
”呂思勉《秦漢史》（下）第634頁亦引此條資料。
當以《中國古代史》（中）所說為近是，這裡引用該書說法。
[270]楊樹藩《兩漢中央政治制度與法儒思想》（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11月第四版）第228頁：“東漢之樞機要政，雖雲歸諸台閣，三公地位，不過備員，但是由錄尚書事的關系，三公仍有權參與樞機，似不能以&lsquo雖置三公，事歸台閣&rsquo一語，而完全抹殺曆任三公之權能也。
”這種說法似忽視了制度與貫徹、執行制度的人之間的區别。
東漢末年以“錄尚書事”之頭銜而參與樞機甚至操縱朝政的權臣出現，實為當時政治腐敗、皇權旁落的結果，與東漢初年制定政治制度的劉秀之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對此，本書有關章節已有論述，茲不贅述。
不過，楊書雖為一普及讀物，但其于兩漢政治制度與儒、法家思想之關系論述，頗有精當之處。
如該書“序”中說：“我國古時，大凡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相結合，作為政治之精髓時，其政多&lsquo強&rsquo，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作為政治之精髓時，其政多&lsquo盛&rsquo，然而，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作為政治之精髓時，其政多&lsquo衰&rsquo。
西漢時代，政治之精髓為法儒兩家思想之結合，甚而&lsquo法&rsquo稍過&lsquo儒&rsquo，故開二百年之盛世；東漢之制，亦為法儒兩家思想之彙流，惟&lsquo儒&rsquo稍過&lsquo法&rsquo，雖初期呈盛，末年較差。
何以故？從政治立場觀之，道家思想中，一部分為明哲自保之術，一部分為權謀之原則，法家則重公國，講權術，找重心，求方法，于是道法配合，法家則專吸取其權謀原則部分&hellip&hellip是以道法相配，猶如虎之添翼也。
&hellip&hellip儒家明人倫，導教化，功莫大焉，但講原則，不談方法，守成規而不欲改作，有道出無道隐，倘其思想與道家結合，則多吸取其明哲自保部分，故破情面、創新局，實屬不易。
倘法儒思想相結合，則剛柔相濟，刑德兼備矣。
以儒主教化，導之在前，法主政刑，督之在後，儒主原則，張之在上，法任方法，行之在下，則政治未有不隆盛者也。
”其中對兩漢“三公”變化之總結，亦甚精當：“&hellip&hellip東漢政治，因襲西漢而來，亦多運用法儒兩家思想，為其制度之骨幹，但不如西漢運用之精到&hellip&hellip東漢無禦史大夫，設置大司空，不複掌理監察，職司監察者，僅限于中丞所領之系統，居于内台，不再與行政作用并行，故其效果已遠不如西漢矣。
三公既為國家之尊官，當然任重職大，倘缺欠監察之實效，必不免權傾于外，私行于下。
于是，不得不将三公之實權，收歸台閣，以緻尚書權重，三公變為備員。
”（見該書第229頁）這種從行政與監察分權的角度分析東漢中央政權組織的變化，也言之成理。
實際與從皇權加強的角度分析是一緻的。
又如該書指出：“夫思想可以影響制度，以制度又可運用思想，兩者配合得當，可使一國之政清而治明。
不過，雖有良好之政治制度，尚不足以永保社稷，政治人物亦屬重要。
以兩漢政權之喪失言，即在于&lsquo人&rsquo的問題上。
”（見該書第229-230頁）楊先生這一說法十分正确，它回答了東漢初所定為保障皇權而加強之制度，何以至東漢末全然失效的原因。
楊樹藩教授為台灣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著名學者，其有關兩漢政治制度之論點雖與筆者不同，但不少論點，對讀者頗有啟發，故略加摘引，供參考。
[271]如《後漢書·和帝紀》：“先帝&hellip&hellip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
”“堤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
&hellip&hellip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導。
”《後漢書·安帝紀》：“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
&hellip&hellip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谕。
”《後漢書·順帝紀》：“诏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後漢書·桓帝紀》：“诏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谷不登，人無宿儲。
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又《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交趾屯兵反。
&hellip&hellip有司舉（賈）琮為交州刺史。
琮到部、訊其反狀，鹹言賦斂過重&hellip&hellip民不聊生。
&hellip&hellip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hellip&hellip簡選良吏，試守諸縣。
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從而可看出刺史職權已同郡太守一樣了。
安作璋教授著《秦漢官制史稿》下冊：“刺史本是純粹的監察官，其後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有了行政職權，也就變成了地方的行政長官，這樣，刺史和州牧在實質上并無不同。
自漢武帝以後至東漢末，或置刺史，或置州牧，或刺史州牧同時并置，已反映了這種趨勢。
”（見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第29頁）這一論斷是很恰當的。
[272]東漢中央軍的建制，在二百年間曾有多次變動，如“光祿勳”在西漢初年曾稱“郎中令”，東漢初複沿用此名，東漢末複稱郎中令。
又如東漢末，靈帝時，又于京師設“西園八校尉”，主要以宦者統率。
所以東漢初的軍制與東漢末亦有所不同，現列表簡述如下： 中央直屬的各邊郡兵 [273]據統計，東漢光武帝及以後諸帝共分封諸侯王五十人（不包括襲封）。
計：光武帝時二十一人，明帝時八人，章帝時四人，殇帝時一人，安帝時二人，桓帝時一人，靈、少帝時三人，獻帝時六人，以東漢前期為最多。
就各帝時實際存在的王國數來說，則差不多，都不少于20個，最多是24個，如下表： （資料來源：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諸侯王》、《後漢書》各《本紀》及有關《列傳》）說明：此表主要反映東漢各帝時諸侯王國存在的大體情況，不反映諸侯王立、廢、徙封、襲封的具體情況；王國立不久而廢者未統計在内。
[274]東漢諸侯王國在政治上、行政上的作用同郡、縣一樣，隻是名稱不同而已。
但這并非因諸侯王國數目少，人口不多。
恰恰相反：比起西漢末，東漢時代的王國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有增加，如《後漢書·郡國志》記載：順帝時永和五年（140年）共有諸侯王二十個（按：當為二十一國，魯國屬東海，另有阜陵國，見《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共有戶一百七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口一千零九十四萬五千七百零七。
據柳春藩教授統計：當時全國共有戶九百三十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口四千七百八十九萬二千四百一十三（按《後漢書·郡國志》原記總戶數為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與上項數字略有出入），諸侯王國人口隻約占全國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參見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54-155頁）。
[275]據《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隽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辄問不疑：&lsquo有所平反，活幾何人？&rsquo知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這是“錄囚徒”一詞最初意義，其原意并非僅指平反冤獄，而是申覆所有案件之意。
但由于隽不疑“嚴而不殘”“多有所平反”，所以後來“錄囚徒”就僅指平冤獄而言。
至唐代顔師古就直接解釋“錄囚徒”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滞與不也。
今雲慮囚，本錄音之去耳&hellip&hellip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義矣。
”東漢時“錄囚徒”在于“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後漢書·百官志》）就是僅指平反冤獄而言。
[276]章帝時的戶口較明帝時有所增加。
據《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伏無忌所記明帝、章帝時戶口數是： 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戶五百八十六萬零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零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88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計章帝時較和帝時增加，戶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二百十一，口九百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
既然章帝時全國總戶、口均比明帝時代有增加，那麼各王國地區，戶口數也必有增加。
随着戶口增長，墾地面積和産量也必有所增加，因此，諸侯王的“租入”（稅收）無疑就會增加。
此外，章帝時“諸國”，即明帝的皇子，除廣平王劉羨外，其他各王在建初四年（97年），封地都有所增加。
如：巨鹿王劉恭，建初四年（《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記載：劉恭徙封江陵王在建初三年，而《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四年劉恭與汝南王、常山王同時徙封。
當以四年為是），徙封為江陵王，故南郡為國。
屬縣十七。
樂成王劉黨，建初四年益封：“以清河之遊、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明帝時樂成國隻有八縣，至此又增加八縣。
下邳王劉衍，建初四年益封：“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鐘離、當塗、東城、曆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下邳國原有十一縣，至此又增五縣。
常山王劉昞，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淮陽國原有九縣，益封後增加二縣共十一縣。
淮陽為人口密集之地，縣數雖不多，戶口則為數不會少。
濟陰王劉長，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濟陰王劉長也增加二縣，為十一縣。
汝南王劉暢，建初四年徙封為梁王：“以陳留之郾、甯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梁國原有九縣，益封後為十五縣，增加六縣。
由此可見，明帝的多數皇子均增加了封地。
以上三個原因乃是章帝時諸王食封田“三千萬”增至“八千萬”的原因。
但這僅僅是一種特殊現象，在章帝以後所封之王封地均很小。
[277]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事見《帝王紀》：“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發斷爪，以己為犧牲，禱于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
”其自責之六事為：“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引）其中有宮室榮一事。
[278]《漢印文字征》第九、六頁有“漢匈奴破?長”印。
此即為東漢政府給北匈奴之印。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雲：“南匈奴?落屍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
”本印之“?”（此字各收藏家皆誤釋誤摹為谧字），即為南匈奴?落屍逐之簡稱。
此印即因北匈奴降漢後，有破?之功，故賜“破?虜長”之印。
漢稱匈奴為虜，見《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漢鏡銘中有“胡虜殄滅天下複”可證。
[279]北匈奴西遷後的去向，長期以來是個未解之謎。
他們究竟經過什麼路程？到達什麼地方？一千多年來無人知道。
但是，公元374年，在歐洲東部東哥特境内，出現了一支号稱匈人的強大的騎兵隊伍。
匈人勇猛善戰，所向無敵，将哥特人趕到多瑙河以南的羅馬帝國境内。
哥特人同羅馬大戰于亞得裡亞堡，羅馬皇帝戰敗身亡，全歐大震。
匈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積極向外擴張，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席卷了歐洲大部，這對歐洲古典奴隸制的瓦解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在客觀上起了催化作用。
這是世界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對于歐洲人來說，這支他們從未聽說、從未見過的異族人，究竟是什麼人，來自何方？長期以來一直是未解之謎。
直到18世紀法國學者德·揆尼才根據中國曆史記載，指出這支匈人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匈奴人（見《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通史》，巴黎，1770年出版，第一、二冊）。
稍後，英國史學家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倫敦，1776-1781年版。
此書版本甚多，以伯利的編訂本為最好，共七冊，1896年第一版，1936年出第九版）中将德·揆尼的結論寫入書中。
從此為世界多數史學家公認。
中國學術界是在19世紀末才開始知道匈奴西遷的去向的。
19世紀末，元史學家洪鈞在出使俄國時，閱覽西方史籍，著成《元史譯文證補》。
他根據西方著作，記述了匈奴人入歐洲的過程，以後，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中，将洪鈞的這段記載錄入《後漢書·西域傳》注中： 《集解》先謙曰：證補雲後書以粟弋奄蔡為二，後魏書粟特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于大澤。
通典雲：粟弋即粟特亦與奄蔡分二國。
且曰粟弋附庸小國四百餘城，似非一國。
元史類編西域傳引十三州志雲：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書以為一國，誤矣。
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已至黑海（古希臘文稱彭特亥斯澤意即為黑海）行舟互市築市建城（周定王時黑海北濱有希臘城名奧略威最著），秦漢時羅馬繼之，故亞洲西境部族播遷于歐洲者，唯希臘、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裡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人居之（距今二千六百餘年）。
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遊牧者（黑海北境有辛卑爾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爾峽，今俄人名為烏拉嶺一帶曰西悉畢爾殆由于此中國漢後鮮卑部名尚系後見。
厥後有粟特族越黑海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竄于今之德、法、意等地。
有衆入羅馬，為羅馬擊殺無遺。
後漢時有郭特族人，其王曰亥耳曼，擊粟特族人，粟特族人敗潰不複振。
晉時匈奴西徙（西書音如昏尼，為匈奴之變音），其王阿提拉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亥耳兵敗自殺（時正百歲）子威尼達率郭特人西竄，召集流亡，别立基業。
阿提拉複引而西，戰勝攻取威震歐洲。
羅馬亦憚之。
立國于今馬加之地。
希臘、羅馬郭特之人多為其所撫用。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西曆四百五十一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即今法國；時為羅馬屬國）羅馬大将峨都思率部特、佛郎克等衆阻之，戰于沙隆之野（在今巴黎東四百裡）兩軍死者五十萬人。
阿提拉敗歸南侵羅馬，毀滅數城而去，尋卒。
諸子争立，國遂亂，為羅馬所滅&hellip&hellip當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裡海西高喀斯斯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于粟族。
其後郭特匈奴相繼被逐，獨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持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
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涎，水滴狀，“尾涎涎”形容燕尾美好。
“張公子”指富平侯張放。
成帝微行，常與富平侯俱而稱為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
“倉琅根”，指鋪首銅環（瑗），銅色青，故曰倉琅。
鋪首銜環，故謂之根，指宮廷之門也，言飛燕狀貌美麗，與帝一見而由下賤至立為皇後，但其妹昭儀，賊害後宮皇子以緻成帝絕嗣，姐妹先後自殺，故曰“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
1932年商務印書館影印之《十鐘山房印舉》中有《倢伃妾趙》玉印，文以秦篆，紐作飛燕形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
初為明時嚴嵩所藏，最後為山東陳介祺藏。
日寇侵華時印存北平，後不知下落。
[217]王氏五侯之豪富奢侈在《漢書》中多處均有記載，如《漢書·元後傳》： （成帝時）五侯群弟，争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台，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
&hellip&hellip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将秉政，天下輻湊自效。
根行貪邪，臧累巨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
[218]如《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1-172頁： 诏所名捕，平陵長蒮裡男子杜光字長孫。
故南陽杜衍，□□黑色肥大，頭少發，可七。
（缺十字）楊伯，初亡時駕牡馬，乘闌輂車，黃車茵，張白車蓬。
騎騩牡馬，皆坐後使涑止□戶百二十三，擅置田監史，不法不道，丞相禦史，□執裡五家，屬所二千石乘捕。
這是一道緝捕令，對象為本書正文提到之杜光。
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2頁：粟捕?亡人所依倚匿處必得，得詣如書，毋有，令吏民相率證任，緻書以書言。
謹雜與侯文廉，北亭長歐等八人，戍卒孟陽等十八人，處索新□□□亡人所依匿處，投書相牽。
這是戍所候宮、亭長與戍卒等二十六人，共具無藏匿亡人之互相保證書。
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3頁：還界中，書到遣都吏與縣令以下，逐捕搜索界中，聽亡人所隐匿，以必得為最。
诏所名捕遝（逮）事事當奏聞勿以留，如诏書律令。
這也是一道逮捕亡匿逃犯之诏令，對象雖不知為何人，但大緻可斷定為與官府為敵之人物。
[219]西漢末年皇權衰落是與封建王朝統治危機一緻的，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俱見本章第一節。
在這一前提下，皇帝個人的原因也有相當的關系。
史學界有一種傳統看法，認為元帝“以儒家寬仁之政待民”乃是“權臣貴戚，競肆貪殘”（呂思勉《秦漢史》第172頁）的原因。
這種觀點，至十年動亂時期發展為“漢元帝全面尊儒”導緻漢王朝衰落的“儒法鬥争”“理論”。
事實證明：元帝的尊儒與皇權衰落并無直接關系，但其統治能力确實遠不如宣帝，則是事實。
崔寔《政論》：“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宴如，算計見效，優于孝文。
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墜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
”這種說法雖不盡恰當，但其指出：宣帝“明于君人之道”“審于為政之理”則是符合事實的。
相反也表明元帝暗于“君人之道”“為政之理”，是無能的皇帝。
[220]此注見北京大學曆史系編《論衡注釋》。
在漢代，所謂“善史書”其實包括幾種不同的意思： （1）會寫隸書或篆書，如：善史書者，今吏所習書，猶言隸書。
善史書者，謂能識字作隸書耳。
（《漢書·元帝紀》王先謙補注引錢大昕說）又：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
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
（《書斷》卷7《大篆》）又：凡漢書元帝紀、王尊傳、嚴延年傳，西域之馮嫽，後漢書皇後紀之和熹鄧皇後、順烈梁皇後，或雲善史書，或雲能史書，皆謂便習隸書，适于時用，猶今人之工楷書耳。
（《說文解字·序》段玉裁注）（2）“史書”即曆史書，如：史書，今之太史書。
（《漢書·藝文志》臣瓒注）（3）“史書”即“吏書”，“善史書”即會作官府文書。
如：史，吏也。
史書，猶言吏書也。
（《資治通鑒·漢紀十九》胡三省注）北京大學曆史系《論衡注釋》小組即據上列第（3）種解釋，加以發揮：史，令史，漢代掌文書的低級官吏。
史書，指當文吏所必須掌握的文字書法。
這種解釋之所以符合元帝的情況，是由于“善史書”這個詞在西漢至東漢期間所表示的含義有所變化，這種變化反映了當時學術和政治的發展。
而元帝時“善史書”的意思，隻能是上述第三種意義，而不是（1）（2）兩種，即應當是精通文吏所應掌握的文字書法，包括公文程式和字體。
對這個問題，日本青年學者富谷至已發表專論《史書考》（見《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1期），不拟多述。
[221]成帝死時46歲。
班固贊雲：“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恃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漢書·成帝紀》）可見，成帝平時無疾，因此以下記載就可信：“帝素強，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
上宿供張白虎殿。
又欲拜左将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昏夜平善，鄉晨，傅绔幭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
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後诏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lsquo皇帝暴崩，群衆歡嘩怪之。
掖庭令輔等在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禦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
&rsquo趙昭儀自殺。
”（《漢書·外戚傳》）如果參照班固所述“（成帝）湛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漢書·成帝紀》）可以确認：平時無任何症狀之成帝病死得如此突然，即使不是為趙飛燕姐妹所害，也與後宮内寵之盛有關。
本章注[3]引《飛燕外傳》所記“（成帝）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挹衣視帝，餘精出湧，沾污被内，須臾帝崩”，事雖不可盡信，但也反映出成帝之死總與宮闱穢事有關。
[222]趣。
史載哀帝悅董賢之貌美，不僅對其賞賜、封官，且與其同卧起。
賢曾與帝晝寝，帝醒欲起，而衣袖為賢所卧，帝不忍斷其美夢，乃斷袖而起，可見其恩愛之深。
此即所謂“斷袖歡”之典故由來。
賢與哀帝晝夜厮混，逢休沐時亦不歸家。
哀帝特許賢之妻進入宮中，又以賢妹為昭儀，旦夕并侍左右。
如此種種異常現象，不能不令人生疑，故有的史學家懷疑哀帝為“性變态”，此種懷疑并非毫無根據，史稱：“（哀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即位痿痹，末年浸劇。
”（《漢書·哀帝紀》贊）既曰“不好聲色”，又曰“痿痹”即值得注意。
按“痿痹”者，蘇林曰“痿音萎枯之萎”，如淳曰：“痿音踒弩。
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
”師古曰“痿亦痹病也”（見《漢書·哀帝紀》）。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推知：哀帝之“痿痹”至于“兩足不能相過”，其對生殖的功能必有影響，從其死後無子女即可得到佐證。
這種人在性的方面一般均有與常人不同之表現。
據弗洛伊德的學說：“有些人的性生活與常人不同，這些人可稱為&lsquo性的倒錯者&rsquo（theperverts），他們當中有一種人似乎在生活裡沒有什麼兩性的差别。
由他們看來，隻是同性的才可引起性欲；異性（尤其是異性的生殖器）對于他們絕對沒有性的刺激，甚至于成了一種恐怖的對象。
因此，他們完全沒有生殖的機能。
這種人可稱為同性戀者。
&hellip&hellip科學家稱他們是人類的一個特種，即所謂&lsquo第三性&rsquo（“thirdsex”），與其他兩性有均等的權利。
”（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第239-240頁）西漢皇帝不僅哀帝屬于這一種人，成帝也有此嫌疑。
據記載，張放“與上（指成帝）卧起，寵愛殊絕”（《漢書·張湯傳》），觀成帝死時已年45歲，尚無一子女，對其懷疑當不無根據了。
[223]陳湯為政的劣迹主要是貪财。
如他為貪财得賞曾同将作大匠解萬年勾結，慫恿成帝起昌陵邑，結果興師動衆，勞而無功，耗費巨大，加重了人民負擔。
據《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記載： 初，湯與将作大匠解萬年相善。
自元帝時，渭陵不複徙民起邑。
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
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緻将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内侯，将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
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
”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
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于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内郡國民。
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
這一工程消耗是十分驚人的：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巨萬數，至燃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谷同賈。
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如此濫用民力的主要罪責雖然在解萬年和漢成帝，但陳湯也難逃其咎。
此外，陳湯貪财的劣迹還有數件，如征康居時他雖禁止士兵劫掠，自己卻“盜所收康居财物”，結果被丞相匡衡揭發，免官。
當王商、王鳳專權時，以陳湯從事中郎“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勢，納說多從”。
就“常受人金錢作章奏”（《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以上種種事實足以表明陳湯之貪是一貫的。
但他對匈奴及西域之事是熟悉的，在處理漢與少數民族關系方面是較妥當的。
所以，朝廷執政者不得不經常向他征詢有關策略。
如《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驿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
丞相王商、大将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
鳳言&lsquo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rsquo。
上召湯見宣室&hellip&hellip對曰：&lsquo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
&rsquo上曰：&lsquo何以言之？&rsquo湯曰：&lsquo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
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rsquo又兵法曰：&lsquo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rsquo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裡，重行三十裡，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曆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
&rsquo上曰：&lsquo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rsquo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lsquo已解矣。
&rsquo诎指計其日，曰：&lsquo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
&rsquo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由此可見，陳湯對匈奴及西域的情況，了解得是比較清楚的。
決不能因其貪财而無視其功績和長處。
[224]對王昭君的名氏字号，近來有人提出新看法。
認為：《漢書》第一次提到“王樯”時，這“樯”字可能如“拳夫人”的“拳”字一樣，僅是與被征選入宮時的某種特征相聯系，即是位船載來的王姓姑娘。
《漢書》後面列傳中又稱王牆，反映都不是昭君本名，隻是一個記音義的符号。
《後漢書》才改為“王嫱”，使其統一起來。
“昭君”疑為封号，而非官号，出塞前夕，必須提高其政治身份，隻能按她具有“光明漢宮”的美麗和代表漢皇光照匈奴的政治使命賜她為“昭君”。
漢元帝賜呼韓邪單于共五女，其四女皆不記姓名，也無封号，可見其地位與作用在五女中十分特殊。
昭君之稱在匈奴流傳，可見不是名字。
綜上，昭君姓王，名、字不詳。
久而久之，昭君、王嫱這些标志着她政治身份或出處特征的稱呼就被當成了她的名字（見祁和晖《王昭君名氏異說》，載《社會科學研究》1984年第6期），這也可備一說。
[225]如眭弘即其中之一。
據《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記載： 孝昭元風三年（前78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尺為足。
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
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複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即眭弘，字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
今大石自立，僵柳複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
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
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裡，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将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
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
[226]以前的史家評價王莽多從封建正統觀念出發，認為王莽“篡”漢，實為“亂臣賊子”。
如班固寫道：“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曆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後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
&hellip&hellip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颠覆之勢險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黃、虞複出也。
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内，嚣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垅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漢書·王莽傳》贊）這種看法是封建時代史學家多數人所贊同的。
袁樞編《通鑒紀事本末》時就明确以“王莽篡漢”為标題。
現代史學家多摒棄了這種“正統”觀念。
但對王莽及其統治仍有兩種基本相反的看法：一是認為王莽所行之改革乃“一場騙局”，如郭沫若主編之《中國史稿》第二冊說“王莽是一個慣于耍弄陰謀的野心家、兩面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頁），翦伯贊《秦漢史》也認為：“王莽的名字現在已經成為篡竊者的符号，兩千年來，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曆史家之殘酷的裁判。
”（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310頁）台灣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于1974年出版、1976年再版之劉子清著《中國曆代人物評傳》就将王莽稱為“飾詐盜名篡奪漢室終至敗亡的大奸”（見該書上冊第177頁）。
台灣正中書局印行1977年出版、沈展如著《新莽全史》認為新莽的曆史是一場“政治大騙局”。
另一種意見是傾向肯定王莽，其中以已故的曆史學家呂思勉為代表。
他在《秦漢史》中認為“王莽為有大志之人，欲行其所懷抱，勢不能不得政權，欲得政權，勢不能無替劉氏，欲替劉氏，則排斥外戚，誅鋤異己，皆勢不能避免，此不能以小儒君臣之義論也”（《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02頁）。
就是在基本否定王莽的意見中也有一些肯定王莽改革的看法，如翦伯贊在《秦漢曆史上的若幹問題》中指出：“不能說王莽在當時統治集團中不是一個獨具卓見的人物。
”“王莽的車子是向前開的，他希望把他的車子開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途中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強烈反對，被迫折回。
”（見《翦伯贊曆史論文集》第421頁）在1949年前出版的《中國史綱》中翦伯贊同志寫道：“王莽仍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一位政治家，這就從他大膽的執行改良政策表現出來”（見大孚出版公司發行《中國史綱》第二卷第396至397頁）。
這種觀點認為王莽是曆史上的改良主義者，是一個應當肯定的人物。
[227]王莽家族系統列表如下（根據《漢書·元後傳》《漢書·王莽傳》參照沈展如《新莽全史》） [228]據《漢書·王莽傳》上載：“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
又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
”考王莽師事者，除陳參外，尚有蒼梧（廣西梧州）陳欽。
欽字子佚，為西漢名儒，曾以《左氏春秋》授王莽（見《漢書·儒林傳》），沛國铚人徐宣以《易》授莽。
[229]《漢書·佞幸傳》：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
少以太後（元後）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将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
鳳且終，以長屬托太後及帝。
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
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後，太後以其所出微，難之。
長主往來通語東宮。
歲餘，趙皇後得立，上甚德之，乃追顯長前功，下诏曰：“前将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内，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
首建至策，民以康甯。
其賜長爵關内侯。
”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仰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累巨萬。
多畜妻妾，淫于聲色，不奉法度。
初，許皇後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後姊孊為龍頟思侯夫人，寡居。
長與孊私通，因娶為小妻。
許後因孊賂遺長，欲求複為倢伃。
長受許後金錢乘輿服禦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後。
孊每入長定公，辄與孊書，戲侮許後，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
由上述記載看來；淳于長不過是一個荒淫驕泆的纨袴子弟，沒有什麼政治頭腦，與孊通奸是事實，陰謀再立許後，隻是欺騙許後的虛言，并無任何行動。
因此，他後來被處死，與王莽的告密有直接關系。
[230]王安石《衆人》詩雲： 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
頌聲交作莽其賢，四海流言旦猶聖。
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铢兩為千鈞。
乃知輕重不在彼，要知美惡由吾身。
這是王安石借評古人抒發個人感情的名作。
其中說“頌聲交作莽其賢”即指數十萬人上書稱頌王莽一事。
[231]“九錫”是九種表示尊崇的禮品和儀仗，權益，即所謂“九命之錫”，據《漢書·王莽傳》上載：“九錫”為“韨衮冕衣裳，琫珌，句履，鸾路乘馬，龍旗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钺，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瓒二，九命青玉圭二，朱戶納陛。
署宗官、祝官、蔔官、史官，虎贲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蔔、史官皆置啬夫&hellip&hellip”總之，這是一整套表示尊貴的待遇。
其内容通俗的說就是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贲；七弓矢；八鐵钺；九秬鬯。
受九錫始自王莽，以後皇帝優寵大臣才有“九錫”之加。
[232]對這一問題研究成果最大的學者是已故的顧颉剛先生。
他在1929年寫成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載《古史辨》第五冊）長文中，首次做了詳明的考證，後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群聯出版社1955年出版）加以通俗簡要的介紹，本節即據上述論著寫成。
因篇幅關系，不便詳細摘引，讀者有興趣可參閱顧先生原著。
[233]王莽既承認王、姚、妫、陳、田五姓為同族，何以僅禁元城王氏與其餘四姓“勿令相嫁娶”呢？《漢書·王莽傳》中僅雲：“以别族理親焉”，師古注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
餘它王氏，則不禁焉。
”這裡說在王姓中亦有同祖與否的區别。
實際是為王莽自己娶同姓找根據。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記：“王莽妻即（王）鹹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娶同姓，故氏侯邑也。
”師古則駁斥道：“此說非也。
若雲王氏則與莽族相涉。
故以侯号稱之耳。
莽本以與（王）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别，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
”可見，在王莽看來，即使王姓中亦有得姓不同，祖系各别之分，因而不妨礙通婚。
但是究竟何者得姓相同，祖系無别，何者不同，有别，似乎連張晏也弄不清以緻對上文作了曲解。
大概隻有王莽自己才清楚吧！ [234]王莽所封的先代帝王、聖賢以及傳說中人物的後裔封号一覽表： [235]《新莽全史》附有“新莽職官名号便覽”，于查閱新莽時期職官名号甚便，現轉錄如下以備參考： （一）宰輔 （二）宰輔副貳 （三）卿臨 （四）其他司卿 （五）地方職官 [236]筆者認為王莽改制的思想理論基礎是以“五德終始論”為中心的儒家思想。
現将拙見簡述如下： 儒家學說經過武帝時期董仲舒的加工、發展，已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尤其是其中“天人感應”的觀點，至西漢末發展為谶緯說。
這種谶緯說的中心就是“五德終始”。
“五德終始”說在西漢末年已成為儒學重要内容。
王莽自幼讀《經》，對儒家經典是十分熟悉的：“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漢書·王莽傳》上）。
後來他在一步步奪權的時候，也是利用谶緯并從儒家經典中找根據的。
如平帝即位的第一年（公元1年）他示意益州塞外少數民族，自稱越裳氏，獻白雉一、黑雉二，他這樣做的根據就是在儒家經典《尚書大傳》中有這樣一段話：交趾之南，有越裳國。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
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hellip&hellip成王以歸周公。
公曰“&hellip&hellip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注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郝氏續後漢書》卷66注引）王莽欲自比曆史上的周公，所以根據《尚書大傳》而導演了越裳氏獻白雉的喜劇，以此顯示在他輔政時同周公之瑞千載同符。
果然，熟悉儒家經典又窺知王莽心意的諸大臣說“周公及身而托号于周”，“莽宜賜号安漢公，益戶疇爵邑”（《漢書·王莽傳》上）。
王莽就這樣成了安漢公。
以後的每次擴大自己權勢，王莽無不引經據典，以儒家經典和五行學說為根據。
而當時的官僚、貴族、士大夫對這一套也是十分熟悉的，那些替王莽鼓吹的人，也莫不依此為據。
如平帝四年（公元4年）王莽要将自己的女兒嫁給13歲的皇帝，就從經書中找到了根據：“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
”當确定以王莽女為後之時，信鄉侯王佟又趁機上書：“《春秋》，天子将娶于紀，則褒紀子稱侯，安國公未稱古制。
”就是說，按《春秋》之義，王莽作為皇帝的嶽父，封地太小。
結果有司皆言“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裡”（《漢書·王莽傳》上）。
就是王莽攝政，稱“假皇帝”以至将孺子嬰趕走自己當皇帝，莫不是依五德終始的儒家經典行事的。
在儒家經典中，王莽可以找到有利于他一切活動的根據，也容易使多數人相信。
因此，王莽取得政權之後，就更加利用這個“法寶”，“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漢書·食貨志》）。
據說王莽為攝皇帝時，就得到了這古“經文”：“攝皇帝遂開秘府，會群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宮，茂成天功。
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漢書·王莽傳》上）。
由于古經文《周禮》中有許多有利于王莽的内容，所以王莽推行的“改制”基本依據《周禮》。
因此，後來都稱王莽為“複古改制”。
近代有的學者認為：王莽所發現的古經文多半是他所信任的學者劉歆僞造出來的“假古董”，并指出：這種“假古董”是為王莽政權服務的：“劉歆既然造了假古董來開新文化，為要使得它流行，便不得不插入些時代的需要，作鼓動有勢力者獲法的方術&hellip&hellip王莽要什麼，劉歆就有什麼。
”（顧颉剛編著《古史辨》五《自序》）。
王莽時出現的經書很多，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王莽的“改制”是打着儒家經典的幌子進行的是沒有疑問的。
[237]有的史學家認為：王莽宣布的“王田”“并不是恢複井田制，更不是廢除土地私有制”，隻是禁止土地兼并的繼續進行，并把大地主的土地撥出一部分來分給沒有土地的農民，讓農民回到土地上以穩定封建秩序。
奴婢不得買賣的法令也不是解放奴婢，隻是企圖凍結奴婢的買賣，防止貧困的農民繼續奴隸化。
這兩條雖然都沒有辦到，但當時他制定的政策的主觀目的是如此（翦伯贊《秦漢曆史上的若幹問題》，見《翦伯贊曆史論文選集》第420頁）。
筆者基本同意這位史學前輩的見解。
但是說王莽宣布的“王田”不是恢複“井田制”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王莽所推行的“王田”是否恢複“井田制”，不能僅僅根據史學家的推測，首先要據這一诏令本身。
這裡明确說“今更天下田曰王田&hellip&hellip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裡、鄉黨”。
在這一段文字之前又說明實行這一制度的原因，其中有“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漢書·王莽傳》中）。
這都清楚表明：王莽實行的是國有土地的井田制，否則“公田”“不得買賣”豈不是一句空話？而且這些規定确是儒家經典中描繪的井田制。
試看“古者八家為井。
田方裡而一井”（《韓詩外傳》卷4），“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孟子·滕文公》），“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hellip&hellip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周禮·地官·小司徒》），這些儒家經典對井田的描繪與王莽宣布的“王田”基本特征是一緻的。
不過，王莽将儒家理想中的井田制加以改造，作為制止土地兼并的一種辦法提出。
因此，說王莽企圖恢複井田制，同他主觀上企圖禁止土地兼并繼續進行，并不矛盾。
[238]見陳直《漢書新證》第482頁：“直按：流沙墜簡考釋烽燧一，有簡文雲&lsquo（上缺）間田武陽裡年三十五，姓李氏，除為不歲候造史，以掌領吏卒為職。
&rsquo又考釋簿書四十三，有簡文略雲：&lsquo敦煌步廣尉曲，平望塞有秩侯長，敦煌亭間裡，東武裡五士王參，秩庶士&rsquo雲雲。
歙縣黃賓虹先生藏有&lsquo廬江亭間田宰&rsquo印。
又漢印文字征第十二，四頁有&lsquo成紀間田宰&rsquo印。
此王莽間田之可考者，倘王田未經區分，則不能有間田之建置。
” [239]傅築夫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中指出：“王莽說周錢有子母相權，完全是為了複古而找到的托辭，主張大小錢并用，使子權母而行或母權子而行，原是單穆公反對周景王廢小而作大的錯誤主張，周景王并沒有接受，而單行一種。
”（見該書510頁）按周景王行大錢事，見《漢書·食貨志》：“&hellip&hellip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将更鑄大錢，單穆公曰：&lsquo不可。
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币，權輕重，以救民。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匮乎？民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将厚取于民；民不給，将有遠志，是離民也。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洿也，竭亡日矣。
王其圖之。
&rsquo弗聽，卒鑄大錢。
文曰&lsquo寶貨&rsquo，肉好皆用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 [240]剛卯，又稱正月剛卯。
是漢代人佩帶的一種符飾。
據《漢書·王莽傳》中服虔注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佩帶之。
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lsquo正月剛卯&rsquo。
”晉灼注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
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lsquo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
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痹，莫我敢當。
&rsquo其一銘曰：&lsquo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
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痹，莫我敢當。
&rsquo”據考：剛卯又謂“雙印”，皇帝諸侯王公以白玉制作，其下以黑犀、象牙制作，佩之以逐精鬼，吳大澂《古玉圖考》中有圖像。
[241]西羌分許多部落，故謂之“諸羌”。
據《後漢書·西羌傳》載：相傳西羌的祖先爰劍有兩個曾孫留居湟中：一個名忍，生九子，衍生為九個部落，又一個名舞，生十七子，衍生為十七個部落。
其後子孫支分，凡一百幾十種。
這一百幾十種羌人分散在中國西北各地，後來有的衰亡，有的被同化于其他族之内，在南朝劉宋著《後漢書·西羌傳》時，已無法考證其“種别名号”。
據我的老師馬長壽考證，在漢代著名的羌族部落及其分布地區如次： （一）先零部落 先零之名初見于《漢書·趙充國傳》，是西羌中最大的一個部落集團。
他們的原住地在賜支河曲南岸的大、小榆谷（今青海黃河南岸貴德縣東）。
西漢初，一部分先零部落發展到湟水以南，不久又發展到湟水以北，還有一部分向西海（今青海）鹽池附近遷徙。
到東漢初年，因先零部落不斷向外分散，大小榆谷被燒當部落占領。
東漢時，先零羌曾經主動或被動地向東方遷徙，如金城郡的東部、漢陽（天水）、隴西以及扶風、北地諸郡都有他們的蹤迹。
（二）燒當部落 燒當是西羌研的十三世孫，這一部落以後便以燒當為名号。
從燒當到西漢末年的四世孫滇良，皆世居賜支河曲北岸的大允谷（今青海共和東南）。
東漢末年，擊破先零、卑湳二羌，占據大、小榆谷。
這一部落是繼先零以後最為強大的一個部落集團。
當其盛時，不斷向東方的金城各縣以及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諸郡遷徙。
原居于大、小榆谷的部落，因漢軍多次進剿，隻得放棄原地，向西方的賜支河曲以西遷徙，最後到達河源一帶，與原來分布在那裡的發羌錯居。
（三）卑湳部落 原居大、小榆谷，後徙于金城郡安夷縣（今青海西甯市東南）。
（四）?（罕）開部落 ?和開原系兩個氏族，以居地相近，合稱為罕開部落。
他們的原居地在湟中，即湟水流域。
漢時，?開部落的一部分人從湟中遷往天水郡罕開縣。
到武帝時，漢軍攻打湟中，?開羌的一部分遷往鮮水之陽，即青海湖北岸；又一部分遷往黃河南岸，即《趙充國傳》所說的“河南大開、小開”。
十六國時阚骃的《十三州志》雲：“廣大阪在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北，罕開在焉”。
廣大阪的罕開可能是從黃河南岸的罕開東徙的。
《西羌傳》記：永和六年（114年），“罕種羌千餘寇北地”。
漢安元年（142年），“罕種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趙）沖降”。
趙沖時為護羌校尉，駐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
這些罕種羌可能分布在北地和金城郡的東部。
後來，隴西、漢陽的罕開羌又移入關中，所以渭河北岸各縣多有罕開羌。
（五）牢姐部落 原居金城郡的白石縣（今甘肅臨夏東南），後徙入隴西郡和上郡。
（六）封養部落 與先零羌、牢姐羌的曆史同樣悠久，初分布于先零與牢姐二羌之間，後移至隴西、漢陽二郡。
（七）彡姐部落 原居河湟間，漢景帝時内徙，居隴西郡，稱“彡姐旁種”，見《漢書·馮奉世傳》。
（八）勒姐部落 初分布金城郡安夷縣（今青海西甯市東南）東南的勒姐溪，後徙至隴西郡安故縣（今甘肅臨洮南），又常至武都、漢中二郡。
（九）當煎部落 當煎一作“煎當”。
原居金城郡的允街（今甘肅永登南），西與燒何、當阗為鄰。
西漢時，其一部分徙隴西郡。
東漢時在不同時期，與勒姐羌等西攻破羌縣（今青海樂都東南），南攻武都、漢中二郡。
《後漢書·段颎傳》記：颎上書雲：“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是三輔亦有其族。
按同書《馬援傳》記所征服者為先零羌。
《光武帝紀》建武十一年（35年），“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緻天水、隴西、扶風”。
當煎當為先零羌之一種。
（十）當阗部落 原居金城郡，一部分徙北地郡。
（十一）燒何部落 初居河西張掖郡的南山，與盧水胡為鄰。
因被盧水胡襲擊，南徙至金城郡臨羌縣（今青海湟源東南）。
後來，一部分徙至金城郡東部，更遠的到達安定郡參?縣（今甘肅慶陽西北）的界内，共三千多落。
（十二）鐘存部落（或簡稱“鐘羌”）初居大、小榆谷的南面，北與燒當羌為鄰。
後來一部分徙往隴西郡的臨洮谷（今甘肅岷縣境内）。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續漢書》雲：“種（鐘）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
（十三）滇零部落 原居賜支河曲以西，《西羌傳》稱之為“先零别種”。
同書《龐參傳》直稱之為“先零羌”。
唐時，柴達木盆地之南有白蘭羌，吐蕃稱之為“丁零”，當與滇零同音。
其中一部分東漢初徙入隴西郡。
東漢永初元年（107年）曾與鐘羌聯合截斷隴山的通道，不久又往北地郡建立一個反抗統治階級的政權。
政權瓦解後，一部分人徙往關中。
北周《聖母寺四畫造像銘》有地連氏。
地連即滇零的異譯。
此滇零羌之由隴西而至關中蒲城者。
（十四）牢羌部落 滇零的别部，随滇零羌徙往安定和北地等郡。
（十五）虔人部落 原居地不明。
東漢時徙入西河郡，有衆一千人參加滇零政權。
又與上郡胡聯合攻谷羅城（今内蒙古準格爾旗西南），可知其部落在上郡的東界。
虔人部民一部分遷入關中的馮翊郡，在十六國時稱鉗耳氏。
鉗耳的音和虔人的音相近，故前者當為後者之音變。
馮翊李潤鎮的鉗耳氏改漢姓王氏。
（十六）沈氐部落 原始居地不明。
東漢時居上郡和西河郡。
《續漢書》雲：“羌在上郡、西河者，号沈氐”。
（十七）鞏唐部落《後漢書·順帝紀》雲：“永和六年三月，武威（原作“都”，誤）太守趙沖讨鞏唐羌，破之。
”則鞏唐羌似在河西之武威。
又雲：同年五月，“鞏唐羌寇北地”。
則鞏唐羌由武威而轉至北地郡。
但《西羌傳》則記：“同年五月，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然則鞏唐羌又像罕種羌的别名了。
究竟如何，很難斷定。
《周書·宕昌傳》有鞏廉；《宇文貴傳》有鞏廉玉，疑即其後裔。
（十八）累姐部落 在賜支河曲。
（十九）吾良部落 在金城郡，與卑湳、勒姐部落為鄰。
（二十）全無部落 在上郡。
（二十一）且凍、傅難二部落 原在金城郡，後至武都。
（二十二）鳥吾部落 在漢陽郡。
此外，還有西漢時的煎鞏、黃羝，東漢時的效功等，他們的原住地或所在地都很難指明。
在漢代時，西域的昆侖山北麓也分布有許多羌族。
《漢書·西域傳》雲：“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
婼羌國王号去胡來王。
&hellip&hellip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
西與且末接。
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
山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
”這是一個以畜牧為生的部落集團，在漢武帝以前，歸附匈奴，自開河西四郡和通西域後，斷匈奴右臂，故婼羌離胡歸漢，漢封其酋長為“去胡來王”。
（以上見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07頁至111頁。
因該書印數很少，目前已很難看到。
故在此摘引較詳，以便利讀者參考。
） [242]據《漢書·王莽傳》中記載：“莽為人，侈口蹷顄，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
是時，有以方技待诏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诏曰：&lsquo莽所謂鸱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rsquo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诏，而封告者。
後常翳雲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
”又有記載說王莽是秃頭“王莽秃，帻施屋”（見蔡邕《獨斷》）。
這種記載當然有誇張之處，如“鸱目虎吻，豺狼之聲”等等，乃是古代常常用以形容惡人形象之詞，如春秋時楚令尹子上說楚成王之嫡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左傳·文公元年》）。
戰國時範蠡謂勾踐“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尉缭說秦始皇“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些說法皆十分近似，說明在古代常常以貌論人，如孟子見梁襄王後，出來就對人說：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以貌論人不能說毫無根據，但畢竟不能僅以此就判斷其人品、性格，尤其是對于惡人之形象常常被描寫得各個人互相間皆相似，就更不能依此論定。
[243]按《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子玄嚣生蟜極，蟜極生高辛（帝喾），高辛取陳鋒氏女放勳（帝堯）。
又：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颛顼），高陽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
從這一記載看堯出自帝喾，舜出自颛顼。
而王莽則颠而倒之。
這絕不能說王莽不知這一記載，而是他有意編造，故清人王先謙曰“莽于是直誣古帝矣”（《漢書補注·王莽傳》中）。
王莽“直誣古帝”說明他自己也十分清楚其自編之家世系統是不可信的。
[244]“新”莽朝及以前之米價，可考者有： 由此可見，王莽時米價較漢文帝時高萬倍之多。
[245]劉邦的家族自西漢初年至漢末繁衍非常迅速。
據《漢書·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
”至西漢末年《漢書·平帝紀》所載元始五年诏書中說：“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
”實際上高祖兄弟除兄頃、楚元之外，尚有劉邦長兄劉伯。
劉伯雖早卒，但漢高祖七年封劉伯子劉信為羹颉侯，十三年後，“高後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内侯”（《漢書·王子侯表》）。
史不書“亡後”，其子孫當繼續繁衍。
劉邦昆弟燕敬王劉澤的情形也正相同。
又元始五年诏書所謂“宗室子”，一般不會包括女姓宗室成員。
《漢書·宣帝紀》：“&hellip&hellip後有诏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應劭曰：“诏敕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者屬其籍。
”可見，由于各種原因在宗正屬籍以外的劉氏宗族子弟還有許多。
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元始年間劉氏宗族的實際成員必定遠遠超過“十有餘萬人”。
有的同志根據11個侯國人口變化的情況推斷：西漢前期的人口增長率約為12%，西漢後期的人口增長率可能會略高于7%而低于10%（袁祖亮《西漢時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初探》，《史學月刊》1981年第3期）。
劉氏宗族的人口增長速度則遠遠超過這一數字：姑且以10萬人計算，由劉氏成為皇族前劉邦行冠禮的公元前227年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232年間，劉氏宗族成員的增長率竟高達45.9%。
劉氏宗族成員迅速繁衍，有利于擴大其宗族勢力“公族蕃滋，支葉碩茂”，以求“支庶藩屏，侯王并尊”（《漢書·叙傳》）。
這些成員不僅封王、封侯者執國政、據要津形成強大的勢力，就是中、下層人物也各據一方，成為當時社會上的特殊階層。
這是劉邦自建國開始有意培植起來的。
因為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自号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漢書·諸侯王表》）的教訓，所以“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漢書·武五子傳》）。
雖然宗室特權幾經剝奪，但其勢力仍然很大。
至漢末盡管劉氏宗族“本末俱弱”（《漢書·諸侯王表》），然而比起暴發的王氏外戚集團來總還是基礎厚一些的。
成帝時，劉向上書雲：“王氏一姓朱輪華毂者二十三人。
”“大将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
“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并立”。
“宜發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hellip&hellip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漢書·楚元王傳》）。
這裡确反映了王氏集團排擯劉氏宗族的實際。
但是，劉向上書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在朝廷上劉氏宗族的勢力還沒有被排擯得不敢說話的程度，而且可以看出：這兩派勢力的鬥争仍很激烈。
若沒有強大的勢力，劉向等人絕不會給成帝上這樣言辭激烈的書的。
至王莽稱帝後，隻不過趕下一個劉氏皇帝，而對于根深蒂固的劉氏宗族，一時是難以消滅的。
所以，王氏集團還是不能與之相比的。
[246]關于呂母起義的時間，各種史學著作記叙有差異。
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二冊雲：“天鳳四年（17年）呂母聚衆起義于琅邪海曲。
”（第262頁）日本學者好并隆司《秦漢帝國史研究》同此說（見該書第五篇第二章 Ⅵ）。
田昌五著《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寫此次起義于“天鳳元年（公元14年）”（見該書第155頁）。
按：認為呂母起義在天鳳四年者，系根據《漢書·王莽傳》下：“（天鳳四年）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呂母亦起。
”這裡，實際未說明呂母确切的起義時間，是不能依此為據的，而《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中則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hellip&hellip數年&hellip&hellip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
”這裡說的“數年”是呂母“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的階段。
因此，主天鳳四年起義者，否定呂母起義于天鳳元年。
然而，呂母起義是否就在天鳳四年也成疑問，因《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又有如下記載：“（呂母起義）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
”查樊崇起義于天鳳四年，為何稱“後數歲”？至少應在天鳳四年之前是可以肯定的。
[247]對于劉氏集團和綠林、赤眉聯合如何評價，曆來有很大分歧。
1949年前的多數史學著作皆根據《漢書》《後漢書》作者的看法，認為農民軍在推翻新莽政權過程中，遠不及劉氏集團的作用大，如呂思勉《秦漢史》第八章第一節雲：“新市、平林之兵，本屬饑民，苟以救死，僥幸昆陽一勝，王莽自亡，更始移都長安，遂若漢室複興者。
然功業終非可幸緻，新市、平林諸将，其無規模大甚，遂至為赤眉所覆，而赤眉不成氣候，尤甚于新市、平林，于是出河北之偏師，遂因緣時會，而為海内之真主也。
”（第230頁）這種看法顯然有藐視農民起義軍的意思。
但是，在1949年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認為劉氏集團參加綠林軍完全起破壞作用，毫無積極意義，如孫達人著《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中說劉等參加綠林軍，是“從赤眉綠林起義軍的力量已經強大到足以推翻新莽政權的形勢中，已經看得很清楚：&lsquo此亦天亡之時&rsquo，如果在這時候，他們還不行動起來，那麼，政權就将落入農民階級之手，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于是，隻得火中取栗，冒險投機，打出&lsquo劉氏複興&rsquo作為旗幟，拼湊各自的宗族賓客&hellip&hellip投入綠林軍”，“如此一支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可言&hellip&hellip舂陵兵幾乎全軍覆沒，充分暴露出這支部隊在作戰中的無能”。
總之，作者認為劉氏集團參加綠林軍隻有“投機”搶奪農民起義勝利果實的目的，他們“無戰鬥力可言”“作戰中無能”對推翻王莽政權毫無積極作用。
顯然，這種說法也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曆史事實證明：盡管地主武裝同農民起義部隊是兩種性質不同的武裝，但他們在反對王莽政權這一點上結合在一起是有積極作用的。
任何一次革命也不可能是純而又純、沒有任何同盟的孤軍作戰，西漢農民起義軍中有反對王莽的宗室貴族參加也并不奇怪。
如果說這些地主武裝隻有破壞革命的作用，而對王莽政權作戰中“無戰鬥力可言”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據《漢書·王莽傳》下記載：地皇四年（23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
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号旌旗表識，鹹怪異之&hellip&hellip莽亦心怪，以問群臣。
群臣莫對，唯嚴尤曰：&lsquo此不足怪也。
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
&rsquo莽大說，群臣盡服。
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将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尤懼”。
這裡，自然有着作者的立場、觀點，其敵視農民起義軍的看法是毋庸諱言的。
但也不可否認從中可看出劉的軍隊“稱将軍”較綠林軍組織得嚴密，并非沒有戰鬥力，否則就不會使王莽“憂懼”了。
當然，農民軍也決不會像嚴尤攻擊的那樣。
事實是，舂陵軍加入綠林軍後，擴大了反莽戰線，兩者“齊心協力，銳氣益壯”（《漢書·王莽傳》）這對于加速新莽王朝的滅亡，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248]田昌五在《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中說：在建立更始政權時“是建立一個以農民武裝為主的革命政權，還是建立一個以地主為主的封建政權&hellip&hellip在聯軍内部&hellip&hellip 展開了激烈鬥争”又說“聯軍中革命武裝對舂陵兵是摸到底的，不可能上劉一夥的圈套。
當他們察覺到劉一夥的陰謀以後，就搶先一步，共同議定：推舉劉玄做皇帝，建立由他們控制的革命政權”（見該書166頁）。
這種說法是沒什麼根據的：從史料中看不出在建立更始政權時有過什麼“激烈鬥争”，說革命武裝“察覺”了劉一夥陰謀，而有意立一個易于控制的劉玄，似乎也太高地估計了當時農民領袖的認識水平。
試看以下諸種史料所記：（是時）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将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
二月辛巳，設壇場于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
（《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乃太常偏将軍。
（《後漢書·光武帝紀》）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朱鲔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
（《漢書·王莽傳》下）諸将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鹹歸于伯升。
而新市、平林将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将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
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複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
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
且首兵唱号，鮮有能遂。
陳勝、項籍，即其事也。
舂陵去宛三百裡耳，未足為功。
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乘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号令。
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号，亦未晚也。
願各詳思之。
”諸将多曰“善”。
将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
”衆皆從之。
（《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上述四項記載中的前三項均看不出有什麼“激烈的鬥争”。
隻是《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中有“豪傑鹹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的記載和劉主張緩立皇帝的話。
如果根據這些資料就斷言在聯軍内部出現過激烈的鬥争，是不科學的。
首先，所謂“聖公懦弱”，同《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所載“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的記載一樣，其可靠性是頗值得懷疑的。
這一點，劉知幾早就提出過：“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
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
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後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
”（《史通·曲筆》）這種論斷足以駁倒更始“懦弱”的說法，也分析了這種說法的來源，是由于劉氏後人為其祖先劉雪怨而诋毀劉玄編造出的。
從劉玄敢稱“結客報仇”并較早地投入到綠林軍中，表明他并不懦弱，而且是有見識的。
這樣，說“平林諸将”“貪聖公懦弱”而立之就沒有任何根據了。
至于說“豪傑鹹歸于伯升”，平林“憚伯升威明”而不立他，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人們不立他主要是他沒有威望，不僅在農民起義領袖中，他沒有什麼威望，就是在地主階級中，劉的威望也是不高的，據《後漢書·光武帝紀》：“時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lsquo伯升殺我&rsquo。
及見光武绛衣大冠，皆驚曰&lsquo謹厚者亦複為之&rsquo，乃稍自安。
”這就透露了劉在“諸家子弟”中也沒有建立起足以當皇帝的威望，哪有可能被推為綠林軍的皇帝呢！因此，說“豪傑鹹歸于伯升”是沒有根據的，而平林“憚伯升威明”更談不上。
因為根據劉當時在綠林軍中的影響，人們根本不可能把他推舉出來。
至于劉自己躍躍欲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他試圖阻止更始稱帝，說了一番不無道理的話，僅是一個張卬“拔劍擊地”說幾句話就把他反擊回去了。
如果把這也稱作“激烈鬥争”，恐怕是過高地估計劉等地主集團當時在綠林軍中的影響，而過低地估計農民革命的力量了。
實際上，當更始政權成立時，新市、平林軍的力量在這一政權中仍占有絕對優勢，劉、劉秀等雖參加到這一政權中，其影響是很小的，以七八千人的舂陵兵投入到十餘萬人的綠林軍内，就可改變這一政權的性質是不可想象的。
[249]關于王莽投入昆陽戰役的兵力各種記載略有出入：據《漢書·王莽傳》下記載：“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将，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
”而《論衡》則有“漢伐亡新，光武将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将三萬人戰于昆陽。
”而《後漢書·光武帝紀》則曰：“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将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
”從上述三條資料文意看：其“百萬”可能是調集軍隊之總數，包括後勤辎重，“四十二萬”是有戰鬥力的“甲士”。
“三萬人”是戰于昆陽城下者。
[250]在昆陽大戰中，劉秀的謀劃、部署及個人的英勇所起的作用是不應否認的。
當然《後漢書·光武帝紀》等“正史”對此事的記載必然有美化劉秀之處，不可盡信。
但是，如果毫無根據地無視史料記載，隻憑個人想象而否認劉秀的作用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态度。
例如有的人在《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中說：“劉秀在昆陽之戰開始前搞軍事冒險，保衛昆陽的戰鬥打響的當晚，當敵人剛剛合圍之時，又離開昆陽。
本來，取得昆陽大捷的關鍵，是八九千綠林英雄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守了幾十個日日夜夜。
劉秀之流根本沒有參加。
”甚至把劉秀到外地“收兵”的記載，也斥為封建史家的“美化”（見該書第113頁）。
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論斷，因為近幾年已有不少文章對這種極“左”的論點進行批評，請參看杜榮峙《昆陽之戰中的劉秀》（載《河南師大學報》1982年第1期）。
[251]熨鬥，亦作尉鬥、慰鬥、威鬥。
約創于商代，纣王有炮烙之刑，蓋由熨鬥發展而來，以銅制大熨鬥，其中加炭，烈火熊熊，其火其熱，使人望而生畏，故産生“威風”“尉風”。
故武官多以“尉”為名。
古人以大熊星座的&alpha、&beta、&gamma、&delta、&epsilon、&zeta和&eta星，因其排列形式似鬥，故曰“北鬥”七星。
考古、文物中有王莽銅鬥，形似勺。
見于省吾《雙劍誃古器物圖錄》。
[252]長安城被攻破時間，《後漢書·光武帝紀》作“九月”，《資治通鑒》亦為“九月”，《漢書·王莽傳》則為“十月”。
按陳垣先生《中西回史日曆》記：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四日為中曆十月戊申（初一），當以十月為是。
是年改複寅正，以莽十一月為十月，有兩十月，此為第一個十月（見李鼎芳《王莽》）。
[253]《論語》載有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臨死之前，王莽引孔子之言說明了他對儒學的崇拜。
[254]中國曆史上統一時間較長的封建王朝除東漢外有： 西漢 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包括“新”莽）共229年唐 自公元618年至907年共289年北宋 自公元960年至1127年共167年明 自公元1368年至1644年共276年清 自公元1644年至1911年共267年 [255]《後漢書·光武帝紀》：劉秀“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郁林太守外，外生巨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
[256]《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卷第133頁至134頁叙述洛陽被劉秀占領的經過時，曾斷言“綠林軍内部和豪強地主之間的矛盾，在洛陽以李轶等人主張投降，朱鲔等人堅持抵抗的形式表現出來”。
這裡不得不指出，上述的論斷是與史實不符的。
誠然，出身于“世以貨殖著姓”（《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的李轶是個豪強地主分子，此人“多詐不信”（《東觀漢記》卷9）首鼠兩端，與馮異暗中勾結進行背叛活動，這都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朱鲔是否就是綠林軍中“堅持抵抗”的代表呢？事實也并非如此，他之所以在洛陽城内堅守數月不降乃是怕劉秀對他施行報複以及丢掉官爵，一旦這兩個顧慮消除了，他也立即放棄抵抗。
《後漢書·馮岑賈列傳》的記載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劉秀派兵）圍洛陽數月，朱鲔等堅守不肯下。
帝以（岑）彭嘗為鲔校尉，令往說之。
鲔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
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
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
天下之事，逝其去矣。
公雖嬰城固守，将何待乎？”鲔曰：“大司徒被害時，鲔與其謀，又谏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
”彭還，具言于帝。
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彭複往告鲔，鲔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
”彭趣索欲上。
鲔見其誠，即許降。
後五日，鲔将輕騎詣彭。
顧敕諸部将曰：“堅守待我。
我若不還，諸君徑将大兵上嬛轅，歸郾王。
”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複令彭夜送鲔歸城。
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鲔為平狄将軍，封扶溝侯。
鲔，淮陽人，後為少府，傅封累代。
[257]蘇茂原為更始讨難将軍，同朱鲔守洛陽，後随朱鲔被迫降劉秀，其臨陣反叛劉秀，不是偶然的。
但龐萌的叛變，則似出偶然，也頗使劉秀感到意外。
據《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載：龐萌甚受劉秀信愛，毫無叛變的理由：“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
更始立，以為冀州牧，将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
及躬敗，萌乃歸降。
光武即位，以為侍中。
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
帝常稱曰：&lsquo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裡之命者，龐萌是也。
&rsquo”這樣為劉秀信任的人竟在與蓋延共擊董憲之時舉行叛亂，終于成為劉永、董憲之死黨。
難怪劉秀聞之大怒，竟當着衆臣說：“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将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
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問題是龐萌究竟為何而反呢？原來是由于一點小誤會：“（劉秀命龐萌）與蓋延共擊董憲。
時诏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谮己，自疑，遂反。
”可見，當時劉秀陣營内部君臣間的信任程度是極其有限的，也反映了當時動蕩的局勢。
[258]據《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載：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
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将軍，遂據本郡。
後來，張步投入到劉永陣營乃是貪圖官爵名号，據上書載：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強，承制拜步輔漢大将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
步貪其爵号，遂受之。
不久，建武三年（27年）光武帝劉秀又派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召降郡國。
這時劉永被蓋延首次擊敗走保湖陵，張步也惶怖請降“遣使随（伏）隆，詣阙上書，獻鳆魚”（《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
然而，當劉永趁劉秀“北憂漁陽，南事梁、楚”無暇顧及齊地，又據十二郡自專之時，張步又貪劉永給其封的齊王稱号“殺（伏）隆而受（劉）永命”（《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
從張步反複動搖中可以看出：左右這些割據将領的乃是官爵和雙方力量的對比。
最後，張步終于投降劉秀也無非如此。
據《後漢書》本傳記載：建武五年（29年）“冬，建威大将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
（張）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将其衆攻弇于臨淄。
步兵大敗，還奔劇。
帝自幸劇。
步退保平壽。
蘇茂将萬餘人來救之。
茂讓步曰：&lsquo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
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rsquo步曰：&lsquo負負，無可言者。
&rsquo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
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
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獄，皆赦之。
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
[259]據《後漢書·王劉李張彭盧列傳》雲： （董）憲走還慮昌，（吳）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又《後漢書·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中提到：伏隆至青、徐二州“移檄告曰：&lsquo&hellip&hellip大肜、高胡望旗消靡，鐵胫、五校莫不摧破。
&hellip&hellip”及檄告發布後“青徐群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
其中“大肜”“高胡”“鐵胫”“五校”“六校”等均應是這一類性質的武裝。
[260]《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 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豐肘，雲石中有玉玺。
豐信之，遂反。
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玺。
”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從這條資料可以看出：張豐的反叛與迷信有很大關系。
其實，像張豐這樣的人不僅他一個。
如同傳中還記載有：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诏（祭）遵攻之。
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
&hellip&hellip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初，滿祭祀天地，自雲當王，既執，歎曰：“谶文誤我。
”乃斬之，夷其妻子。
[261]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三版）第八章提到：劉秀“以卑劣手段，刺殺盤據河北之彭寵”（見該書第343頁），說殺彭寵的手段是“卑劣”的，未免失之偏頗。
首先，在東漢統一趨勢日益明顯的情況下，彭寵的割據是不應肯定的。
其次，彭寵為争個人名位，竟外結匈奴，這也是不得人心的。
因此才出現被其身邊的蒼頭殺死的結局。
至于蒼頭及小奴殺死彭寵時的手段如何，從史料上絲毫看不到與劉秀有任何關系，請看如下記載： （彭寵）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蔔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
寵疑子後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無親于中。
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
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床，告外吏雲：“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僞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
又以寵命呼其妻。
妻入，大驚。
寵急呼曰：“趣為諸将軍辦裝。
”于是兩奴将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
今為子密所迫劫耳。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與若。
”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
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缣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将軍雲：“今遣子密等至子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
”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阙，封為不義侯。
（《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這裡，如果說有什麼“卑劣手段”的話，倒是這個地主分子的彭寵，而不是那個奴仆。
看彭寵在哀求饒命時的神态，什麼“若小兒，我素愛也”，“當以女珠妻汝”。
一副怕死鬼和騙子的嘴臉躍然紙上。
至于那三個奴仆的手段“卑劣”與否，當不妨研究。
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與劉秀聯系起來，更何況劉秀還封子密為“不義侯”。
既封為侯，又以“不義”名之，其對子密之手段的态度不是十分明确了嗎？《資治通鑒》引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緻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lsquo不義&rsquo為名。
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
”這完全是迂腐之見。
[262]《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嚣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
望至，說嚣曰：&lsquo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将何以見信于衆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hellip&hellip&rsquo。
嚣從其言&hellip&hellip” [263]《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
禹裨将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隗）嚣逆擊，破之于高平，盡獲辎重。
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嚣為西州大将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
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嚣遣将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于烏氏、泾陽間。
”這裡可看出隗嚣主動靠攏劉秀。
但是，鄧禹承制命嚣為大将軍，并不意味着隗嚣歸屬劉秀，從以下資料即可得到證明： 三年，嚣乃上書詣阙，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同上書）這裡，接待隗嚣“用敵國之儀”，不僅是一般的禮遇，而且表示隗嚣仍被視為獨立于光武政權之外的一“國”的代表。
[264]窦融并非開始就與劉秀等無分庭抗禮的打算，隻是後來估計主客觀形勢，放棄了這種打算罷了。
這一點可從下述資料中得到證明： 先是，帝（光武）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于道，即與俱還。
帝見鈞歡甚，禮飨畢，乃遣令還。
賜融玺書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hellip&hellip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将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将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将軍所知。
王者疊興，千載一會。
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
今之議者，必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計。
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适己事而已。
這些話不僅是說窦融部下“有任嚣效尉佗制七郡之計”，也暗示看出窦融自己曾有此心。
所以“玺書既至，河西鹹驚，以為天子明見萬裡之外，網羅張立之情”（《後漢書·窦融列傳》）。
[265]王莽改蜀郡曰導江，改太守為卒正。
“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
[266]《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 李熊複說述曰&hellip&hellip“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歸依。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
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
這種“符命”之說雖然是騙人的玩意，但由于當時的統治者、野心家們都利用它作為争奪天下的宣傳工具，所以劉秀等人對這些胡說八道卻是十分重視的，他還煞有其事地對公孫述的圖谶進行“駁斥”：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币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铢當複。
”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号“白”，五铢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
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谶記。
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曆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
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
”《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
”《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
”謂西太守而乙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
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
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
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谶“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複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
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
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
（《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這種争論，現在看來似乎是胡說八道，但在東漢是一種嚴肅的政治鬥争。
因為劉秀之稱帝就是根據了一道來曆不明的“符”而“明正言順”地登上帝位的，他自然不肯将這一特權讓出去。
[267]《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王莽時，天下鹹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
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後，生三子。
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後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
霍将軍立次卿，迎回卿。
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
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間。
”這個僞造的譜系漏洞百出，極易戳穿，不僅武帝皇後中根本沒有一個匈奴人，而且在江充之亂後，也沒有一個匈奴族的皇後坐死。
但是，盧芳編造的這套謊言居然有人相信。
其原因就在于漢族豪強地主極需一個劉氏宗室作為招牌以号召群衆，而匈奴更需一個有匈奴血統的宗室成員，以扶持其當傀儡，即使是假的，也不惜利用。
請看：“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将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
單于曰：&lsquo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
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
&rsquo乃使句林王将數千騎迎芳，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
”（《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 [268]《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載：“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将于南宮雲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這就是被東漢統治者公認的開國“功臣”。
現依《後漢書》排列次序将其出身、籍貫及家世、資财情況列表于下： （以上均據《後漢書》各本傳） [269]東漢時的六曹，究竟何所指，目前說法不一：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428頁：“（六曹）：一曰三公曹；二曰吏曹；三曰民曹；四曰二千石曹；五曰南主客曹；六曰北主客曹。
”朱紹侯主編《中國古代史》（中冊）第359頁認為：三公曹、吏曹、民曹、二千石曹、客曹、中都官曹，合為“六曹”。
楊熙時《中國政治制度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出版）第126頁認為“東漢光武改為六曹，究何所指為說不一，因當時尚書雖有曹名自非顯著。
”按《晉書·職官志》雲：“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
”呂思勉《秦漢史》（下）第634頁亦引此條資料。
當以《中國古代史》（中）所說為近是，這裡引用該書說法。
[270]楊樹藩《兩漢中央政治制度與法儒思想》（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11月第四版）第228頁：“東漢之樞機要政，雖雲歸諸台閣，三公地位，不過備員，但是由錄尚書事的關系，三公仍有權參與樞機，似不能以&lsquo雖置三公，事歸台閣&rsquo一語，而完全抹殺曆任三公之權能也。
”這種說法似忽視了制度與貫徹、執行制度的人之間的區别。
東漢末年以“錄尚書事”之頭銜而參與樞機甚至操縱朝政的權臣出現，實為當時政治腐敗、皇權旁落的結果，與東漢初年制定政治制度的劉秀之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對此，本書有關章節已有論述，茲不贅述。
不過，楊書雖為一普及讀物，但其于兩漢政治制度與儒、法家思想之關系論述，頗有精當之處。
如該書“序”中說：“我國古時，大凡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相結合，作為政治之精髓時，其政多&lsquo強&rsquo，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作為政治之精髓時，其政多&lsquo盛&rsquo，然而，道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結合，作為政治之精髓時，其政多&lsquo衰&rsquo。
西漢時代，政治之精髓為法儒兩家思想之結合，甚而&lsquo法&rsquo稍過&lsquo儒&rsquo，故開二百年之盛世；東漢之制，亦為法儒兩家思想之彙流，惟&lsquo儒&rsquo稍過&lsquo法&rsquo，雖初期呈盛，末年較差。
何以故？從政治立場觀之，道家思想中，一部分為明哲自保之術，一部分為權謀之原則，法家則重公國，講權術，找重心，求方法，于是道法配合，法家則專吸取其權謀原則部分&hellip&hellip是以道法相配，猶如虎之添翼也。
&hellip&hellip儒家明人倫，導教化，功莫大焉，但講原則，不談方法，守成規而不欲改作，有道出無道隐，倘其思想與道家結合，則多吸取其明哲自保部分，故破情面、創新局，實屬不易。
倘法儒思想相結合，則剛柔相濟，刑德兼備矣。
以儒主教化，導之在前，法主政刑，督之在後，儒主原則，張之在上，法任方法，行之在下，則政治未有不隆盛者也。
”其中對兩漢“三公”變化之總結，亦甚精當：“&hellip&hellip東漢政治，因襲西漢而來，亦多運用法儒兩家思想，為其制度之骨幹，但不如西漢運用之精到&hellip&hellip東漢無禦史大夫，設置大司空，不複掌理監察，職司監察者，僅限于中丞所領之系統，居于内台，不再與行政作用并行，故其效果已遠不如西漢矣。
三公既為國家之尊官，當然任重職大，倘缺欠監察之實效，必不免權傾于外，私行于下。
于是，不得不将三公之實權，收歸台閣，以緻尚書權重，三公變為備員。
”（見該書第229頁）這種從行政與監察分權的角度分析東漢中央政權組織的變化，也言之成理。
實際與從皇權加強的角度分析是一緻的。
又如該書指出：“夫思想可以影響制度，以制度又可運用思想，兩者配合得當，可使一國之政清而治明。
不過，雖有良好之政治制度，尚不足以永保社稷，政治人物亦屬重要。
以兩漢政權之喪失言，即在于&lsquo人&rsquo的問題上。
”（見該書第229-230頁）楊先生這一說法十分正确，它回答了東漢初所定為保障皇權而加強之制度，何以至東漢末全然失效的原因。
楊樹藩教授為台灣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著名學者，其有關兩漢政治制度之論點雖與筆者不同，但不少論點，對讀者頗有啟發，故略加摘引，供參考。
[271]如《後漢書·和帝紀》：“先帝&hellip&hellip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
”“堤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
&hellip&hellip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導。
”《後漢書·安帝紀》：“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
&hellip&hellip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谕。
”《後漢書·順帝紀》：“诏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後漢書·桓帝紀》：“诏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谷不登，人無宿儲。
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又《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交趾屯兵反。
&hellip&hellip有司舉（賈）琮為交州刺史。
琮到部、訊其反狀，鹹言賦斂過重&hellip&hellip民不聊生。
&hellip&hellip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hellip&hellip簡選良吏，試守諸縣。
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從而可看出刺史職權已同郡太守一樣了。
安作璋教授著《秦漢官制史稿》下冊：“刺史本是純粹的監察官，其後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有了行政職權，也就變成了地方的行政長官，這樣，刺史和州牧在實質上并無不同。
自漢武帝以後至東漢末，或置刺史，或置州牧，或刺史州牧同時并置，已反映了這種趨勢。
”（見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第29頁）這一論斷是很恰當的。
[272]東漢中央軍的建制，在二百年間曾有多次變動，如“光祿勳”在西漢初年曾稱“郎中令”，東漢初複沿用此名，東漢末複稱郎中令。
又如東漢末，靈帝時，又于京師設“西園八校尉”，主要以宦者統率。
所以東漢初的軍制與東漢末亦有所不同，現列表簡述如下： 中央直屬的各邊郡兵 [273]據統計，東漢光武帝及以後諸帝共分封諸侯王五十人（不包括襲封）。
計：光武帝時二十一人，明帝時八人，章帝時四人，殇帝時一人，安帝時二人，桓帝時一人，靈、少帝時三人，獻帝時六人，以東漢前期為最多。
就各帝時實際存在的王國數來說，則差不多，都不少于20個，最多是24個，如下表： （資料來源：錢大昭《後漢書補表·諸侯王》、《後漢書》各《本紀》及有關《列傳》）說明：此表主要反映東漢各帝時諸侯王國存在的大體情況，不反映諸侯王立、廢、徙封、襲封的具體情況；王國立不久而廢者未統計在内。
[274]東漢諸侯王國在政治上、行政上的作用同郡、縣一樣，隻是名稱不同而已。
但這并非因諸侯王國數目少，人口不多。
恰恰相反：比起西漢末，東漢時代的王國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有增加，如《後漢書·郡國志》記載：順帝時永和五年（140年）共有諸侯王二十個（按：當為二十一國，魯國屬東海，另有阜陵國，見《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共有戶一百七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口一千零九十四萬五千七百零七。
據柳春藩教授統計：當時全國共有戶九百三十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五，口四千七百八十九萬二千四百一十三（按《後漢書·郡國志》原記總戶數為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零二百二十，與上項數字略有出入），諸侯王國人口隻約占全國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參見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54-155頁）。
[275]據《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隽不疑為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
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辄問不疑：&lsquo有所平反，活幾何人？&rsquo知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于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
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這是“錄囚徒”一詞最初意義，其原意并非僅指平反冤獄，而是申覆所有案件之意。
但由于隽不疑“嚴而不殘”“多有所平反”，所以後來“錄囚徒”就僅指平冤獄而言。
至唐代顔師古就直接解釋“錄囚徒”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滞與不也。
今雲慮囚，本錄音之去耳&hellip&hellip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義矣。
”東漢時“錄囚徒”在于“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後漢書·百官志》）就是僅指平反冤獄而言。
[276]章帝時的戶口較明帝時有所增加。
據《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伏無忌所記明帝、章帝時戶口數是： 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戶五百八十六萬零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零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88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計章帝時較和帝時增加，戶一百五十九萬六千二百十一，口九百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四十六。
既然章帝時全國總戶、口均比明帝時代有增加，那麼各王國地區，戶口數也必有增加。
随着戶口增長，墾地面積和産量也必有所增加，因此，諸侯王的“租入”（稅收）無疑就會增加。
此外，章帝時“諸國”，即明帝的皇子，除廣平王劉羨外，其他各王在建初四年（97年），封地都有所增加。
如：巨鹿王劉恭，建初四年（《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記載：劉恭徙封江陵王在建初三年，而《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四年劉恭與汝南王、常山王同時徙封。
當以四年為是），徙封為江陵王，故南郡為國。
屬縣十七。
樂成王劉黨，建初四年益封：“以清河之遊、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明帝時樂成國隻有八縣，至此又增加八縣。
下邳王劉衍，建初四年益封：“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鐘離、當塗、東城、曆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下邳國原有十一縣，至此又增五縣。
常山王劉昞，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淮陽國原有九縣，益封後增加二縣共十一縣。
淮陽為人口密集之地，縣數雖不多，戶口則為數不會少。
濟陰王劉長，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濟陰王劉長也增加二縣，為十一縣。
汝南王劉暢，建初四年徙封為梁王：“以陳留之郾、甯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梁國原有九縣，益封後為十五縣，增加六縣。
由此可見，明帝的多數皇子均增加了封地。
以上三個原因乃是章帝時諸王食封田“三千萬”增至“八千萬”的原因。
但這僅僅是一種特殊現象，在章帝以後所封之王封地均很小。
[277]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事見《帝王紀》：“成湯大旱七年，齋戒翦發斷爪，以己為犧牲，禱于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
”其自責之六事為：“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引）其中有宮室榮一事。
[278]《漢印文字征》第九、六頁有“漢匈奴破?長”印。
此即為東漢政府給北匈奴之印。
《後漢書·南匈奴列傳》雲：“南匈奴?落屍逐鞮單于比者，呼韓邪單于之孫，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
”本印之“?”（此字各收藏家皆誤釋誤摹為谧字），即為南匈奴?落屍逐之簡稱。
此印即因北匈奴降漢後，有破?之功，故賜“破?虜長”之印。
漢稱匈奴為虜，見《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時北虜衰耗，黨衆離畔”，漢鏡銘中有“胡虜殄滅天下複”可證。
[279]北匈奴西遷後的去向，長期以來是個未解之謎。
他們究竟經過什麼路程？到達什麼地方？一千多年來無人知道。
但是，公元374年，在歐洲東部東哥特境内，出現了一支号稱匈人的強大的騎兵隊伍。
匈人勇猛善戰，所向無敵，将哥特人趕到多瑙河以南的羅馬帝國境内。
哥特人同羅馬大戰于亞得裡亞堡，羅馬皇帝戰敗身亡，全歐大震。
匈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強大的國家，積極向外擴張，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席卷了歐洲大部，這對歐洲古典奴隸制的瓦解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在客觀上起了催化作用。
這是世界曆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對于歐洲人來說，這支他們從未聽說、從未見過的異族人，究竟是什麼人，來自何方？長期以來一直是未解之謎。
直到18世紀法國學者德·揆尼才根據中國曆史記載，指出這支匈人就是中國曆史上的匈奴人（見《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通史》，巴黎，1770年出版，第一、二冊）。
稍後，英國史學家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倫敦，1776-1781年版。
此書版本甚多，以伯利的編訂本為最好，共七冊，1896年第一版，1936年出第九版）中将德·揆尼的結論寫入書中。
從此為世界多數史學家公認。
中國學術界是在19世紀末才開始知道匈奴西遷的去向的。
19世紀末，元史學家洪鈞在出使俄國時，閱覽西方史籍，著成《元史譯文證補》。
他根據西方著作，記述了匈奴人入歐洲的過程，以後，王先謙在《後漢書集解》中，将洪鈞的這段記載錄入《後漢書·西域傳》注中： 《集解》先謙曰：證補雲後書以粟弋奄蔡為二，後魏書粟特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于大澤。
通典雲：粟弋即粟特亦與奄蔡分二國。
且曰粟弋附庸小國四百餘城，似非一國。
元史類編西域傳引十三州志雲：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書以為一國，誤矣。
當商周時，古希臘國人已至黑海（古希臘文稱彭特亥斯澤意即為黑海）行舟互市築市建城（周定王時黑海北濱有希臘城名奧略威最著），秦漢時羅馬繼之，故亞洲西境部族播遷于歐洲者，唯希臘、羅馬古史具載梗概，今譯其書謂裡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爾人居之（距今二千六百餘年）。
蓋東方種類，城郭而兼遊牧者（黑海北境有辛卑爾古城，黑海峽口初名辛卑爾峽，今俄人名為烏拉嶺一帶曰西悉畢爾殆由于此中國漢後鮮卑部名尚系後見。
厥後有粟特族越黑海北濱，自東而西奪辛卑爾地，辛卑爾人四散，大半竄于今之德、法、意等地。
有衆入羅馬，為羅馬擊殺無遺。
後漢時有郭特族人，其王曰亥耳曼，擊粟特族人，粟特族人敗潰不複振。
晉時匈奴西徙（西書音如昏尼，為匈奴之變音），其王阿提拉用兵如神，所向無敵，亥耳兵敗自殺（時正百歲）子威尼達率郭特人西竄，召集流亡，别立基業。
阿提拉複引而西，戰勝攻取威震歐洲。
羅馬亦憚之。
立國于今馬加之地。
希臘、羅馬郭特之人多為其所撫用。
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西曆四百五十一年）阿提拉西侵佛郎克部（即今法國；時為羅馬屬國）羅馬大将峨都思率部特、佛郎克等衆阻之，戰于沙隆之野（在今巴黎東四百裡）兩軍死者五十萬人。
阿提拉敗歸南侵羅馬，毀滅數城而去，尋卒。
諸子争立，國遂亂，為羅馬所滅&hellip&hellip當郭特之未侵粟特也，有部落曰耶仄亦，居裡海西高喀斯斯山北，亦東來族類而屬于粟族。
其後郭特匈奴相繼被逐，獨耶仄亦部河山四塞持險久存，後稱阿蘭，亦曰阿蘭尼，又曰阿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