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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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曰阿蘭阿思，皆見東羅馬書。
今案耶仄亦即漢之奄蔡，元之阿速&hellip&hellip郭特西徙因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稱：臘丁文作日耳馬尼法，稱阿爾馬尼俄，稱該耳曼、于原音為近。
羅馬撫用其衆，既滅匈奴，而羅馬亦為郭特所滅。
後來章太炎、梁啟超在他們的著作《匈奴始遷歐洲考》（《章氏叢書》《别錄》第3卷）、《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第183-189頁）都提到匈奴西遷的曆史，認為歐洲曆史上的匈人即中國曆史上的匈奴人。
但是，對于匈奴人西遷的具體過程，還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齊思和教授根據中、西文有關史書進行考證，才勾畫出清晰的線索的。
在《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載《曆史研究》1977年第3期）一文中，齊思和教授指出：從公元91年北匈奴失敗不知去向，到4世紀70年代出現于歐洲，其二百八十多年中經過四個階段：（一）般悅時期（約91年至約160年）。
公元91年北單于因戰敗逃往西北，逃至烏孫西北的般悅，住了數十年後，又被迫遷到康居。
公元105年和106年北單于派使到漢朝，提出和親，被拒絕。
翌年又派使至漢，表示願遣子為質，以表示忠誠，又遭漢拒絕。
從此與漢斷絕聯系。
這個時期北匈奴給西域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均見本書中，不贅述。
（二）康居時期（約160年至260年）。
由于北匈奴故地出現了強大的鮮卑族，對北匈奴威脅很大。
北匈奴遂西遷至康居。
康居位于中亞阿姆河流域，是富饒之地。
康居原為北匈奴屬國，但此時對這個喪家之犬是不會歡迎的。
故北匈奴将老弱留在般悅，隻選精壯善戰的随同打仗。
攻下康居後即統治該國。
北匈奴在康居住了多少年，不詳。
後來可能是受到阿姆河流域的貴霜王朝和康居民衆聯合攻擊，遂遷往粟特。
（三）粟特時期（約260年至350年）。
粟特古稱奄蔡，即西方史學家稱之為西徐亞人中的一個部落，居于阿姆河流域的鹹海。
《北史·西域傳》中有關于匈奴侵入粟特的記載：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于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裡。
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
至王忽倪已三世矣。
據推測：北匈奴人大約在公元350年因柔然（即西方曆史學家稱之為拉瓦爾laval的）人逼迫，遂侵入阿蘭境内。
（四）阿蘭時期（約350至374年）。
阿蘭亦是西徐亞人的一支，中國史書出現“阿蘭”國名，首先見于三國時魏人魚豢著的《魏略·西域傳》“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三國志·魏志》卷35裴松之注），阿蘭人分布于西亞和東南歐的黑海北岸頓河流域的平原上。
其語言屬印度、歐羅巴語類中的伊朗語系，人種上屬于白色人種。
關于匈奴人進攻阿蘭的記載，見于羅馬曆史學家阿密阿拉斯（約330年至390年）著的《曆史》中。
阿蘭人以車戰為主，但敵不過匈奴人的騎兵。
結果，阿蘭國王被殺，國被征服。
一部分阿蘭人逃散各地，但大部分阿蘭人被匈奴人接受為“同盟者”，阿蘭武士被吸收到匈人隊伍中去，成為匈人軍隊中的組成部分。
阿蘭被征服後，東、西哥特和羅馬等東歐國家才第一次聽到“匈人”這個名稱。
從此，北匈奴人就以“匈人”這個名稱馳騁于歐洲。
公元450年以後，匈奴向西羅馬進攻。
這時匈奴人阿提拉繼王位，這時“匈奴帝國”疆域達到最大限度：東起鹹海，西至大西洋，北至波羅的海，南至多瑙河。
公元451年6月20日，匈奴人與西羅馬、西哥特聯軍大戰于巴黎東南的特洛伊城郊外。
阿提拉戰敗，匈奴人逃走。
公元453年阿提拉暴卒。
他的兒子為争奪王位，此後發生内亂。
公元455年阿提拉的一個親信聯合東哥特人、西黎安人、魯吉安人、赫魯人，大敗匈奴人于匈牙利之諾都河岸，殺匈奴人三萬餘，一部分匈奴人在匈牙利定居下來，一部分逃往外地。
“匈奴帝國”遂徹底瓦解。
劍鳴按：由于有部分匈奴人留居匈牙利，所以有一種匈奴人是匈牙利祖先的說法。
但經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研究認為：匈奴人并非現代匈牙利人祖先，據英國史學家赫·韋爾斯（H.G.Wells）《世界史綱》（The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Doubleday＆CommpanyLnc.NewYork1971）載：“他們（指匈奴人）并沒有像人們假想的那樣變成匈牙利居民，雖然他們大概在那裡留下了許多後裔。
大約一百年後從東方來了另一種匈奴人或其混血種稱阿爾瓦人進入匈牙利，但是這些人在791年到795年又被查理曼趕向東方。
馬劄爾人，即近代匈牙利人，是以後從西進來的。
他們是一種突厥&mdash芬蘭人。
馬劄爾語是一種屬于烏拉爾&mdash阿爾泰語系的芬蘭&mdash烏拉爾語支的語言。
馬劄爾人大約在550年已住在伏爾加河上，他們大約在900年定居在匈牙利。
”總之，不論如何，北匈奴的西遷在世界曆史上造成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280]“1971年秋，在内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公社小闆申村出土的東漢壁畫墓，墓主人曾任東漢護烏桓校尉，壁畫以護烏桓校尉&lsquo慶功筵宴&rsquo為畫題，繪了當時護烏桓校尉所在的甯城及城内的護烏桓校尉的幕府圖。
圖中有大批烏桓、鮮卑人身着&lsquo胡服&rsquo，免冠科頭，以烏桓、鮮卑人的禮節，興高采烈地進入護烏桓校尉的幕府衙門。
遠在甯城之外，有樂舞百戲和甲兵夾道歡迎，并有頭戴黑冠，身穿紅袍的漢族執事官在大門口拱手恭候。
正中堂院帷幕高懸，主持&lsquo慶功筵宴&rsquo的護烏桓校尉着朱衣端坐于堂上，身旁有代表漢中央王朝最高統治權威的&lsquo符節&rsquo。
護烏桓校尉的幕府官員及其家屬彬彬有禮地接待烏桓、鮮卑人，庭院内滿堂的甲兵肅立，樂舞百戲正在盡情表演，整個畫面呈現出一派生動活潑、團結友好的動人景象，是我國東漢時期在中央王朝的統一管轄下，北方民族和漢族團結友好的生動寫照。
”（《中國古代北方各族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2頁）。
[281]西漢時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主要是在武帝以前。
至漢武帝時代曾利用商人管理經濟，如商人家庭出身的孔僅、桑弘羊成為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人。
宣帝時，關中富商田延年也當了大将軍霍光的幕僚。
商人的地位當然已有改變。
此後，官僚、地主、商人逐漸結合為一體。
所以才出現“内殖貨财，家以田為業”（《漢書·匡張孔馬傳》）的丞相張禹。
《鹽鐵論·本議》中，記載有大夫“&hellip&hellip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寶貨絕”的言論。
說明對商人的看法也有改變，但在整個西漢時代抑商政策是沒有根本改變的。
盡管《鹽鐵論》中記載大夫有上述的言論，但文學之士反對商業活動和商人的言論畢竟還是占上風的，就是大夫在強調商業重要性時，也不能不一再說明政府的抑商政策是不變的，如“禦史曰：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鹽鐵論·輕重》），“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鹽鐵論·複古》）這類言論不勝枚舉。
可見，西漢一代抑商的根本方針是沒有變化的。
然而，到東漢一代，不僅沒有實行如同西漢時代那樣打擊商業和商人的政策，而且對商業和商人的看法從根本上起了變化。
如自商鞅變法以來，“商”一直被視為“末業”，“重農抑商”與“重本抑末”是一個意思。
但到東漢時代許多人已認為“商”不應屬于“末業”，而對“重本抑末”的解釋也起了變化，如王符在《潛夫論》中說：“凡為人之大體，莫善于抑末而務本，莫不善于離本而飾末。
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
&hellip&hellip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緻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
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
”顯然，在這裡王符已經改變了過去的傳統看法，而認為農、工、商三者各有其本，也各有其末，并不是以農為本，以商為末。
這種看法正是東漢以來“抑商”政策的改變的結果。
[282]豪強地主田莊内勞動者身份、地位固定化的标志，是佃客、部曲的法典化。
據研究：中國皇家敕令中所見的田客制出現于三國時期：《三國志·吳志·周瑜傳》“後著令曰：故将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
”此為田客見于“令”之一例。
北周武帝時，部曲制正式出現于法典中。
《周書》卷6《武帝紀》建德六年（577年）十月诏，謂奴婢放免時，“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客女。
”唐長孺教授認為：“部曲作為法律上的賤口名稱始于北朝”（見唐長孺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第17頁）。
到7至12世紀的王朝法典《唐律疏義》和宋《刑統》已有了相當完備的“部曲法”（參見沈家本《部曲考》，見《沈寄簃先生遺書》）。
可見，田客、部曲的法典化是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的。
它反映這些依附農民的身份是逐漸固定下來的。
所以，東漢時代的佃客、徒附、部曲等稱謂尚未十分嚴格，其所指對象有時并不十分明确。
[283]《三國志·魏志·陳矯傳》：“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
矯曰：&lsquo此孝子也。
&rsquo表赦之。
”可見，按照定律，殺牛要處死刑。
[284]目前發現的漢代犁耕圖像和模型有：（1）甘肅武威磨咀子出土西漢末年的木牛犁模型；（2）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牛耕圖；（3）山東騰縣宏道院東漢畫像石牛耕圖；（4）江蘇睢甯雙溝東漢畫像石牛耕圖；（5）陝西綏德東漢王得元墓畫像石牛耕圖；（6）陝西綏德東漢郭雅文墓畫像石牛耕圖；（7）陝西米脂東漢畫像石牛耕圖；（8）内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壁畫牛耕圖。
在上述圖中（1）（2）（4）（6）是單轅長犁，用兩頭牛牽引；（3）是用一頭牛牽引的雙長轅犁；（5）是短轅一牛牽引。
可見，東漢時耕犁大多是單長轅，用兩牛。
但已經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
（見《陝北東漢畫像石選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
[285]參李儀祉《後漢王景理水之探讨》，《水利月刊》第9卷第2期，1935年8月。
[286]關于東漢戶口總數，史書記載各異，現轉錄如下： 《續漢書·郡國志五》雲：《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
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
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别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複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其下劉昭補并注曰：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136-141年），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
又《帝王世紀》：永嘉二年（146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審，複非謬記，未詳孰是。
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辄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建武中元二年（57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中十八年（75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88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按和帝無永興年号，應作永元元年，89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144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145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146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又《續漢書·郡國志·司隸·河南尹》條雲：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140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同書同卷劉昭注引《帝王世紀》曰：&hellip&hellip至于孝平&hellip&hellip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
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
中元二年（57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
永平（58至75年），建初（76至83年）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107至113年）、元初（114至120年）之間，兵饑之苦，民人複損；至于孝桓，頗增于前。
永壽二年（156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後之史書，多據上引《帝王世紀》所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實為三年）之人口數立論，而未察《帝王世紀》所載頗多疑窦。
如《晉書·地理志》雲：至桓帝永壽三年（157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按《晉書·地理志》所雲，顯然本于皇甫谧《帝王世紀》，但永壽二年作永壽三年，“二”作“戶”，“六百七萬”作“六十七萬”，“九百六”作“九百六十”，“五千六萬”作“五千六百四十八萬”。
其後，唐人杜佑《通典·食貨志》及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戶口考》，其載東漢時期的最高戶口數均從《晉書·地理志》所載，對于《晉書·地理志》與《帝王世紀》所載之歧異，馬端臨認為“未知孰是”。
近人陶元珍在其《三國食貨志》中，也從《晉書·地理志》，并認為它改《帝王世紀》之“二”為“戶”，“六百七萬”為“六十七萬”、“九百六”為“九百六十”、“五千六萬”為“五千六百四十八萬”等，都是正确的，然而他并未舉出任何證據。
[287]《曹集铨評》卷2載曹植《寶刀賦》雲： 乃熾火炎爐，融鐵梃（當作“铤”）英。
烏獲奮椎，歐冶是營。
扇風景以激氣，飛光鑒于天庭。
爰告祠于太乙，乃感夢而通靈。
然後砺以五方之石，鑒以中黃之壤。
規園景以定環，摅神思而造像。
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滉。
故其利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削。
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禦，永天祿而是荷。
賦中描寫了“百煉”鋼冶煉的場面以及鋒利的程度。
另《太平禦覽》卷345引曹操《内誡令》說：“百煉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奸宄者也。
”這“百煉利器”就是“百煉刀”，故也稱“百辟刀”。
《北堂書鈔》卷123引《内誡令》也說：“往歲作百辟刀五枚，吾聞百煉利器，辟不祥，攝服奸宄者也。
”《藝文類聚》卷60引曹操令說：“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與五官将，其餘四，吾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将以次與之。
”楊寬教授認為：這也該是《内誡令》的文字，因各書節引，以緻各不相同，嚴可均輯《全三國文》編輯《北堂書鈔》這段引文，誤認《藝文類聚》卷60所引為另一個令，并定名為《百辟刀令》，據此，可知曹植《寶刀賦》所說的“寶刀五枚”即是“百辟刀五枚”。
[288]季羨林先生認為，東漢末年蠶種就已傳入于阗（見《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載《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但姚寶猷《中國絲絹西傳史》考謂：東晉恭帝元熙元年（419年）有東國公主下嫁西域瞿薩旦那國王，由于當時禁止蠶桑種外傳，漢公主就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将蠶繭藏于冕中帶出去，從此蠶桑生産才在西域開始發展起來，因此，蠶種西傳就在東晉以後。
這兩種說法孰說為是，尚待考證。
不過，謂漢公主下嫁瞿薩旦那國而使蠶種西傳之說，乃出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卷12雲：“&hellip&hellip初無桑蠶，乞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
将迎，乃告曰：&lsquo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rsquo。
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
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還見之于藏文《于阗國記》，這部書把“東國”解釋為中國，娶公主者為于阗王尉遲舍那，時間相當于公元220年。
這一傳說雖找不到其他史料證明，但1900年冬，斯坦因在于阗丹丹烏裡克（今和田策勒縣達瑪溝公社正北約一百二十餘公裡處）遺址中，挖到一塊古代版畫，畫上共四人：中央為一盛裝貴婦，頭戴高冕，右側畫着一個人拿着一架紡車，左側地上放着一個盛滿蠶桑的籃子；有一個侍女，左手指着貴婦的高冕。
這就是玄奘所記的東國公主傳蠶、桑到西域的故事。
黃文弼先生在《羅布淖爾考古記》中認為：疑該國之君為鄯善王，蓋鄯善王西與于阗為鄰，鄯善王尤還又為中國外甥，先有蠶桑極有可能。
20世紀初，還有人在羅布泊及東漢時并于鄯善的精絕遺址中，發現公元4世紀前的古老桑樹，證明鄯善育桑很早。
所以，在東漢時代蠶、桑傳入于阗、鄯善是完全可能的。
[289]自國内先後在灞橋等地出土西漢麻紙後，有許多人認為“蔡倫造紙說”應當否定。
如許鳴岐《考古發現否定了蔡倫造紙說》（載《光明日報》1980年12月3日），就具有代表性。
作者認為“西漢古紙的出土，既補充了《史記》《漢書》中對造紙術記載的不足，又訂正了《後漢書》中對蔡倫發明造紙術記載之誤，從而否定了流傳一千多年的蔡倫造紙說”。
但更多的同志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梁福義《蔡倫造紙說不能否定》（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認為：“蔡倫創造過新紙，發明過&lsquo蔡侯紙&rsquo，這紙是在前人造紙的基礎上制造出來的&hellip&hellip他造的紙一定比前人造的好得多，實用得多，造紙的方法也先進得多。
西漢麻紙不論質與量都是不會超過&lsquo蔡侯紙&rsquo的。
” [290]章帝時曾一度恢複鹽鐵國營政策。
《後漢書·和帝紀》記載：“昔孝武皇帝，緻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
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
永平末年，複修征伐。
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
探觀舊典，複修鹽鐵，欲以防備不虞，甯安邊鏡。
”但究竟“複修鹽鐵”是從何時開始的？《後漢書·和帝紀》無明文記載。
而《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中記載：“建初六年（81年）（鄭衆）代鄧彪為大司農。
是時，肅宗議複鹽鐵官，衆谏以為不可。
诏議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
帝不從。
”但從文獻記載看，這次“議複鹽鐵官”以後的九年，似未真正實行。
大概到元和年間（84至87年）才真正實行。
據《後漢書·朱樂何列傳》載：元和中“是時谷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
尚書張林上言：&lsquo&hellip&hellip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煮。
&hellip&hellip&rsquo于是诏諸尚書通議。
（朱）晖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
後陳事者複重述林前議，以為于國誠便，帝然之，有诏施行。
晖複獨奏曰：&lsquo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争利。
&hellip&hellip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
&hellip&hellip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rsquo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晖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
晖等皆自系獄。
”從這一段記載來看，章帝是不顧反對者的意見實行了鹽鐵國營政策。
《後漢書·章帝紀》所記元和三年（86年）“秋八月乙醜，幸安邑，觀鹽池”。
也證明此時鹽池已收歸國有。
不過，鹽鐵國營政策恢複不久，就出現問題，不到幾年就又廢除了這一政策。
據《後漢書·馬援列傳》記載：“章和元年（87年），（馬棱）遷廣陵太守。
時谷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赈貧羸&hellip&hellip”崔寔《政論》中也記：“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備，财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
&hellip&hellip頃，主者即不敕慎，而诏書又誤：進入之賓，貧饕之吏，竟約其财用；狡猾之工，複盜竊之。
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雜，燒铠鐵焠醯中，令脆易治，孔又偏小，刀牟悉鈍。
故邊民敢鬥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
”（《群書治要》卷45）《後漢書·和帝紀》載：“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
先帝（章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可見，由國家經營鹽鐵事業的一切流弊又暴露出來。
于是隻好在章和二年（88年），由和帝下诏：“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後漢書·和帝紀》）由此可見，章帝時恢複鹽鐵國營，最多不過三五年的時間。
此後隻有個别地區曾有臨時恢複鹽鐵國營之事。
如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年）因東漢王朝政府财用不足“複置涿郡故安鐵官”（《後漢書·和帝紀》）。
不過全國性的鹽鐵專賣制度從章和二年以後已徹底廢除了。
[291]秦漢時代人們對土地買賣的逐步重視，除史學界經常引用的一些文獻資料外，考古中所發現的“買地券”乃是十分重要的資料。
迄今已發現的漢代“買地券”已有十餘枚，現将其列表如下： 上列“買地券”十二枚，其中屬東漢時代的十一枚，屬西漢時代的僅有《諸葛敬買地券》一枚。
而僅有的此一枚買地券，其真僞尚成問題。
方詩銘先生認為它與赝品《李德買地券》一樣，也系後人僞造（見方詩銘《從徐勝買地券論漢代&lsquo地券&rsquo的鑒别》，載《文物》1973年第5期）。
“買地券”屬于明器，做為對死者的陪葬品被埋于墓中，但它不能不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東漢時期大量“買地券”的出現，一方面說明現實生活中土地買賣現象的增加，同時也說明人們觀念中對土地買賣的重視。
除“買地券”外，東漢時還有人将土地及其他财産一起并注明其價格，刻于碑上。
1966年在四川郫縣犀浦津附近發現一座東漢磚室殘墓，這座墓的左墓門，就是利用一塊有文字的舊石碑改作的，有人認為它是一個鄉的“簿書碑”（《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載《文物》1974年第4期），此碑的文字雖已殘缺，但仍可看出大部内容，其中不僅記載各種物品的價格，而且也記載土地的價格，使我們今天可窺知當時的物價，也證明當時土地商品化的程度。
因該碑文于研究經濟史特别重要，現将碑文抄錄于後：萬八千□□□□□□田八畝質四千上君遷王嶺鞠田□□□□牛一頭□□□千田五十九畝舍六區直四十四萬三千屋叔長□□□□□□□□□□萬□□□□□□卅畝質六萬下君遷故□□□□□□□□□□□□五人直廿萬牛一頭直萬五千田□頃□□□□□□□五畝賈□五五萬康眇樓舍質五千王奉堅樓舍□千王嶺田□□直□□萬十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鼠共五人萬長彥長□□□□□□田五五十畝直卅萬何廣田八十畝質□□五千奴田□□□生婢小奴生共五人直廿萬牛一頭萬五千田□□元始田八□□質八萬故王汶田頃九十畝賈卅一萬故楊漢□□奴主奴□□鼠共五人直廿萬牛一頭萬五千田二頃六十□田頃卅質□□萬中亭後樓賈田萬許伯翔谒舍賈十七萬故□□張王田卅八畝質三萬奴俾婢意最婢宜婢營奴調婢利共此碑文字為隸書，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292]關于國民經濟概念，學術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本書根據傅築夫先生的觀點，完全同意下述論斷：“國民經濟體系是一個曆史範疇，是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定的曆史階段時的一種經濟結構形态。
人類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有很長的時期，其社會經濟的結構形态不能稱之為國民經濟。
”傅築夫先生根據卡爾·比雪（KarlBucher）的論斷，提出：在國民經濟體系出現前的經濟結構有：家庭經濟、地區經濟、最後才出現國民經濟體系。
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條件有：（一）水陸交通的開發；（二）專業性商人階級的出現；（三）商業都市的勃興；（四）生産物的商品化和商品生産的發展；（五）貨币的統一。
傅先生認為：歐洲各國國民經濟體系形成于14、15世紀，到16世紀即已确立，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發展；而在中國“這樣的一系列變化系發生在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至秦漢而達到完全确立的階段”（見《中國封建社會史》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451-470頁）筆者對傅先生所持有關東漢貨币問題的看法雖不敢苟同，但對上述觀點則完全同意。
故在本書中對國民經濟體系看法，完全根據傅先生的觀點，不贅述。
[293]據《後漢書·靈帝紀》載：中平三年（186年）“又鑄四出文錢”。
又《後漢書補注》卷4，引《獻帝春秋》：“靈帝作錢，猶五铢兩。
有四道，連于邊輪。
識者&hellip&hellip竊言：&lsquo錢有四道，京師将破壞，此錢四出散于四方乎？&rsquo還如其言。
”《後漢書·宦者列傳》：靈帝“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
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刑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
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以上是記述靈帝時“四出文錢”的經過。
至于董卓鑄錢，則有下列記載《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元年（190年）六月：“董卓壞五铢錢，更鑄小錢。
”《後漢書·董卓列傳》董卓“又壞五铢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
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
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
”《三國志》卷6《董卓傳》雲：卓“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铢錢。
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内好無輪郭，不磨。
于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
自是後錢貨不行。
”這是說董卓的小錢出現後不久就“錢貨不行”了。
[294]黃金耗盡來源枯竭說，如有人認為佛教傳入後，為造佛像耗用大量黃金，遂使黃金大量減少。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11《黃金》條引：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3《漢多黃金》條對此又加以補充，雲：“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産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慮幾千萬萬，此為最耗金之蠹。
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
故老言，黃金作器，雖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複還本，此其所以日少一日也。
”對外輸出說法見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第519頁。
[295]《藝文類聚》卷100引《吳書》“表術在壽春，谷右有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籴、市無米而棄錢去。
”這是糧價最高的記錄。
但僅是極罕見的現象，不能據以說明一般糧價。
[296]關于秦漢時代的物價，有不少史學前輩都發表過極為精辟的論著，如勞幹《河西經濟生活》（見《勞幹學術論文集》上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出版），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以及錢劍夫《秦漢貨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書中許多論點及資料均擇自上述各專著。
但是拙見以為，目前僅有的資料尚未能對秦漢物價做出較精确的研究，因為文獻中留下的資料誇張的成分多，出土文物中提供的資料則為個别地區的情況（如居延漢簡隻能反映河西地區，而河西地區的物價與中原地區則相距甚遠），所以，若以目前僅有之資料判斷當時的物價，很難避免以偏概全，即以上述著家論著而言，結論明确者則不免失之武斷，結論含混者而又不能解決問題。
故截至今天所能見到研究秦漢物價的論著，除羅列資料外，尚未能達到給人以準确的數量的概念之水平。
這并非各位學者研究的深度不夠，實在是由于我國史料先天缺陷所緻。
筆者以為，研究經濟史也需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不必照搬西洋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在無準确數據可資計算時，無須硬找出幾個不可靠的數字，加以推算。
或從古人字裡行間咬文嚼字。
這樣找出的數據，其可靠性是很成問題的。
[297]從《後漢書》的作者範晔開始，就對宦官表示深惡痛絕：“至于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
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晖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内之命，顧訪無猜憚之興，恩狎有可悅之色。
”這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正統立場上厭惡宦官，連同宦官的人身都加以攻擊。
後來的史家大多數持這種觀點，如清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雖承認東漢宦官鄭衆“小心奉公，未嘗攬權”但也一概而論“宦官既據權要，則征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效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見《宦官之害民》及《東漢宦官》條）封建文人持此論點本不足怪。
但當代學者亦步趨此論，如呂思勉《秦漢史》第十章第一節《後漢外戚宦官之禍上》所記東漢“中官用權自（鄭衆）始焉”（第289頁），可見作者将包括鄭衆在内的一切參政之宦官都歸于“禍”之類。
在當代具有影響的一些史學著作中，也稱“漢和帝與宦官鄭衆等合謀，迫令窦憲兄弟自殺&hellip&hellip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對專權的外戚鬥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發展成為一種政治集團。
漢和帝為了酬勞鄭衆，封他為剿鄉侯，讓他參預政事。
鄭衆死後，他的養子被允許繼承他的爵位，開了宦官可以世襲爵位的惡例”（《中國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49頁）。
這裡，顯然也是對所有的宦官一律采取否定的态度。
[298]見王思治《封建專制制度與宦官專權》，載《人民日報》1980年8月4日。
類似的言論在不少著述中皆可見到，不必遍舉。
[299]對于曆史上的宦官以及宦官參政應做具體分析，在古今中外都有人持此看法。
三國時，曹操對袁紹殘殺全部宦官的行為，就表示不以為然：“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
”（《東漢會要》卷24）現代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指出“（中國）曆史大都是由宦官的對頭們寫的，結果很多替國家工作得很好的宦官都沒有被載入史冊。
因此，對于史官們所記述的有關宦官活動的陰暗面，當采取保留的态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第225頁）。
1982年第3期《西北大學學報》載文認為：“宦官就他們的階級出身和階級地位來講，都是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絕大多數作為被壓迫者的一部分，無疑應該依據曆史唯物主義進行科學的階級分析和給予實事求是的論述”，“不能抹煞曆史上的宦官确有上下、清濁之别，不應持其一而概其餘”（葛承雍《不應一概貶斥東漢宦官》）。
這些見解都是很可貴的，可惜目前國内多數論者并未重視它們。
[300]關于和帝之子，史載不一：《後漢書·皇後紀》雲：“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後十數，後生者辄隐秘養于人間。
”據此可知和帝子似不在少數；《後漢書·五行二》記載相同：“（和帝）時皇子數不遂，皆隐之民間。
”但《後漢書·五行三》則記載：“其後二年（即公元106年）殇帝（即劉隆）及平原王（即劉勝）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似和帝僅此二子。
呂思勉《秦漢史》據此提出疑問。
其實這裡無可疑處。
揆之事理，和帝既多内寵（僅有名者就有陰、鄧、宋諸氏），其子必不在少數。
但又多“夭沒”，還有“隐秘養于人間”者，留在宮内僅剩勝、隆二人。
似不難理解也。
[301]《後漢書·皇後紀》載：鄧綏“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發。
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後（即鄧綏）額，忍痛不言。
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後曰：&lsquo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斷發，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rsquo”又“會訓卒，後晝夜号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
”這裡，除去記載時誇大的成分以外，可以看出鄧綏入宮前矯飾的程度。
入宮以後，其僞裝也從側面有所揭露，如其為貴人時“恭肅小心，動有法度。
承事陰後，夙夜戰兢&hellip&hellip每有宴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後（即鄧綏）獨著素，裝服無飾。
其衣有與陰後同色者，即時解易。
若并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偻身自卑。
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後言。
”奇怪的是她如此小心奉迎陰後，得到的卻是陰後的仇恨。
“陰後密言：&lsquo我得意，不令鄧氏複有遺類。
&rsquo”仇恨到這種程度恐非一般的争寵、嫉妒可以解釋的。
又“帝嘗寝病危甚&hellip&hellip（鄧氏）欲飲藥（自盡），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
後信以為然，乃止。
明日，帝果瘳。
”其僞飾之情昭然若揭，姑不論和帝“病危甚”至“瘳”之過程是否可信，即以鄧氏“欲飲藥”又“止”情況也可看出：她壓根就無自盡之意，隻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所以“宮人”一勸，立即收場，而其事已傳出，“德冠後庭”之美又随之而至。
其他諸事例皆類此。
[302]這裡需要指出兩點：一、《後漢書·皇後紀》雲：“（劉）康以太後久臨朝政，心懷畏懼，托病不朝。
太後使内人問之。
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
康聞，诟之曰：&lsquo汝我家出，爾敢爾邪！&rsquo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
太後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這段資料中所說的是“婢”。
既然“婢”有如此大影響，可見宦官的影響會更大。
至如“豫參帷幄”的大宦官如蔡倫之流其左右朝政的作用則與“婢”更不可同日而語。
二、對于蔡倫的評價，由于他對發明和改進紙的制作有貢獻，曆代史學家多諱言其短。
這種為賢者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東漢宦官擅權的曆史上，蔡倫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他在和帝時既參與政事，鄧後專權時又被封為龍亭侯。
他曾助窦太後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
至鄧太後死後，安帝親政，蔡倫才被“敕使自緻廷尉”，“飲藥而死”（《後漢書·宦者列傳》）。
這樣一個曆經窦、鄧二氏外戚專權的權宦，除去其在文化方面的功績以外，在政治上為虎作伥的罪惡亦不應隐諱。
盡管自《後漢書》以來的所有史書均不記載這方面的事實，但從蔡倫的經曆和最後下場來看，即可做如是結論。
[303]永甯二年（121年）三月鄧太後死，五月改元建光。
因此《後漢書·孝安帝紀》載“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後鄧氏崩”。
而《後漢書·皇後紀》則記曰：“永甯”二年三月。
兩者實為一年。
故方詩銘編《中國曆史紀年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出版）僅有“永甯”一年，無二年，而有建光一年。
[304]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載：孫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郦侯，各食邑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食邑五千戶；彭恺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複陽侯，各食邑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汛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範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食邑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食邑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食邑千戶。
這就是所謂“十九侯”。
[305]《後漢書·梁統列傳》載：梁冀“為人鸢肩豺目，洞精眄，口吟舌言，裁能書計。
少為貴戚，逸遊自恣。
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雞。
”按：鸢即鸱，為鷹的一種。
“鸢肩”，兩肩上聳，像鸢鳥栖止之狀。
《國語·晉語》八“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
”“豺目”，《後漢書》李賢注曰“目豎也”。
“洞精眄”者“洞，通也”，《說文》：“目精直視。
”“口吟舌言”者“謂語吃不能明了”（上均據《後漢書》李賢注），可見梁冀相貌兇殘，端肩立目，直眉瞪眼，說話結結巴巴，醜陋不堪。
[306]《後漢書·梁統列傳》載：“永和元年（136年），拜河南尹。
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殺放。
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 [307]在擁立桓帝的過程中，胡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刺廣寓于褒頌”條雲“夫質帝為梁冀所弑時，李固為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貪蠡吾侯志童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為桓帝。
于是李固罷黜卒死冀手，而廣即代固為太尉。
廣之罪于是為大。
桓帝立，亂政丞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亡實兆于此。
原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
但鄙夫之誤人國家正為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無靈矣”。
這裡，王鳴盛把桓、靈之繼位完全歸咎在胡廣身上，未免有些誇大，但胡廣在擁立梁冀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此人“在公台三十餘年，曆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裡，未嘗滿歲，辄複升進。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成為有名的“不倒翁”，為封建官僚少有的圓滑狡桀的典型人物，“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同前），曆來均把胡廣作為因守“中庸”之道而保爵祿的昏官，王鳴盛所說“無恥而享大福者”（《十七史商榷·刺廣寓于褒頌》）說的是很恰當的。
觀其在立桓帝過程中的作用可知“中庸”之如胡廣者，非但保自己爵祿而已，其誤國害民之罪非淺也。
[308]《後漢書·梁統列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雲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資财億七千餘萬。
”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資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
” [309]單超封新豐侯，食邑二萬戶，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東武陽侯，各食邑萬五千戶，并賜錢各千五百萬，左悺封上蔡侯，唐衡封汝陽侯，食邑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
[310]桓帝不僅好色，又喜音樂。
《後漢書·孝桓帝紀》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将所謂&lsquo聽于神&rsquo乎！”從這些頗具諷刺口氣中可以得到證明，又同書“贊曰：&hellip&hellip傾宮雖積，皇身靡續。
”李賢注曰：“桓帝納三皇後，又博采宮女五六千人，并無子也。
”可見其沉溺于聲色以緻失去生殖能力。
[311]桓帝死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見《後漢書·孝桓帝紀》：“永康元年&hellip&hellip十二月&hellip&hellip丁醜，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歲。
”而呂思勉《秦漢史》則記為“十一月，帝崩”，誤。
[312]《後漢書·宦者列傳》：“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
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
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
建甯元年，持節将中黃門虎贲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
” [313]《後漢書·窦何列傳》記載陳蕃說窦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将軍除害。
”似陳蕃之年齡應在八十歲。
但《後漢書·陳王列傳》則作“及事洩，曹節等矯诏誅武等。
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hellip&hellip”這裡說，“七十餘”。
當以本傳為準，前者或為略約之數耳。
[314]《秦漢史》（呂思勉著）對于窦武與曹節之間的鬥争也流露出同情前者的态度：“《武傳》稱其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
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于路，匄施貧民。
兄子紹為虎贲中郎将，性疏簡奢侈，武數切厲，獨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
此固不免矯激，然矯激者必重惜名譽，豈有多取宮人，作樂燕飲，旬月之間，資财億計者邪？此宦官誣罔之辭，而讀史者或以之議武，過矣。
”（見該書315頁）這裡，呂先生也不免主觀武斷，将宦官揭露窦氏的話均視為“誣罔之辭”。
這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從現有史料考察：王甫等指責窦武之辭不能說均系誇張，如說：“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
”（《後漢書·陳王列傳》） 查《後漢書·窦何列傳》雲：“（靈帝即位）拜武為大将軍，常居禁中。
&hellip&hellip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
”可見，這是确實的。
至于是否“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燕，旬月之間，資财億計”（《後漢書·陳王列傳》），雖無可考，但亦未見窦武輔政後有何突出政績。
相反，當時的宦官雖有侯覽等“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兇橫“放縱”（《後漢書·宦者列傳》），但在窦武被誅之前的曹節、王甫等宦官恰無劣迹載于史籍。
由此可見：對宦官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因其地位低賤而厚此薄彼。
[315]《後漢書·孝靈帝紀》雲：建甯元年（168年）九月“皇太後遷于南宮”。
《後漢書·窦何列傳》記：“遷太後之雲台。
”《後漢書·皇後紀》：“遷太後于南宮雲台。
”是雲台乃南宮中一殿名也。
[316]張綱的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典出《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将何傳》，記西漢時孫寶任京兆尹時“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
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
入見，敕曰：&lsquo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
掾部渠有其人乎？&rsquo文卬曰：&lsquo無其人不敢空受職。
&rsquo寶曰：&lsquo誰也？&rsquo文曰：&lsquo霜陵杜穉季。
&rsquo寶曰：&lsquo其次。
&rsquo文曰：&lsquo豺狼橫道，不宜複問狐狸。
&rsquo寶默然。
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胪肖育等皆厚善。
寶前失車騎将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托寶，故寶窮，無以複應文。
”杜穉季本是孫寶過去在危難時期投奔淳于長時，淳于長作為自己的摯友，托付給孫寶的。
沒想到侯文嚴懲奸惡，第一個推出的就是杜穉季。
所以孫寶問“其次”，乃是自我解圍，妄圖轉移目标，用來緩沖。
不料侯文卻不那麼好對付，并不把第二個應懲治的人名說出，卻以“豺狼”，“狐狸”為喻，說出一句寓意深刻的話。
顔師古在為這句話作注的時候說：“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東漢張綱正是在侯文“豺狼橫道，不宜複問狐狸”的這句話基礎上，将其凝煉為“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
[317]中華書局1965年版标點本《後漢書·黨锢列傳》中“劉祐&hellip&hellip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
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輿服，隐匿财寶，威行朝廷”，其标點有誤。
應為“&hellip&hellip隐匿财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
” [318]這三次起義的年代、地點和參加部民如下： （一）章帝建初二年（77年）到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河湟地區以燒當羌為首，聯合封養、燒何、當煎、當阗、卑滿等部，并與湟中的月氏胡、張掖的盧水胡聯合的大起義。
（二）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到元初五年（118年）金城、隴西、漢陽三郡戍羌在開往西域的途中，至河西的酒泉郡（治今甘肅酒泉），爆發了起義，與屯聚在隴西的先零羌和鐘羌聯合，展開了以北地、安定、隴西三郡為中心的起義，并在北地郡建立滇零政權，參加這一政權的有羌、胡、漢各民族。
（三）順帝永和四年（139年）到沖帝永嘉元年（145年）金城、隴西兩郡的且凍、傅難諸部與安定、北地兩郡的罕羌、燒何諸部在涼州各郡以及關中西部所展開的反對漢朝将佐官吏的貪污暴政的鬥争。
（以上參見馬長壽遺著《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20-121頁） [319]東漢時代“流民”問題愈來愈嚴重，可從以下資料中得到證明：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hellip&hellip三月&hellip&hellip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赈禀三十餘郡&hellip&hellip”“六年&hellip&hellip三月庚寅，诏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禀之。
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複一歲田租、更賦。
”“十二年春年二月&hellip&hellip诏貸被災諸郡民種糧。
賜下貧、鳏、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
” [320]《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全後漢文》卷46引《太平禦覽》作：“小民發如韭，剪複生，頭如雞，割複鳴，吏不必可畏，從來必可輕。
”其中文字顯然有脫誤。
茲據邱漢生先生說校改，轉引自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一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55頁。
[321]桓帝以前的起義，有如下記載 （一）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
（《後漢書·獨行列傳》）（二）永初三年（109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hellip&hellip永初四年（110年）春正月海賊張伯路複與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三年（109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稱&lsquo将軍&rsquo，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三）“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并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
”（《後漢書·郭陳列傳》）（四）永初四年（110年）“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hellip&hellip”（《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五）永初五年（111年）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hellip&hellip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将軍。
”（《後漢書·西羌傳》）（六）安帝元初三年（116年）正月“蒼梧、郁林，合浦盜賊群起，劫略吏民”。
（《後漢書·五行志》）（七）順帝陽嘉元年（132年）“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
（《後漢書·順帝紀》）（八）陽嘉元年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後漢書·順帝紀》）（九）陽嘉三年（134年）“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
（《後漢書·順帝紀》）（十）順帝永和二年（137年）八月庚子“江夏盜賊殺邾長”。
（《後漢書·順帝紀》）（十一）永和三年（138年）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
”（《後漢書·順帝紀》）“九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江都長。
”（《後漢書·天文志》）（十二）永和三年（138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枼，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
（《後漢書·天文志》）（十三）“永和（136年至141年）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
”（《後漢書·李杜列傳》）（十四）“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
建康元年（144年），九江範容、周生等相聚反亂”。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十五）順帝永和六年（141年）“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
（《後漢書·天文志》）（十六）漢安元年（142年）“九月庚寅，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
（《後漢書·順帝紀》）（十七）順帝漢安二年（143年）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
（《後漢書·順帝紀》）（十八）“沖帝永嘉元年（145年）正月，九江賊徐鳳等殺曲陽、東城長。
”（《後漢書·質帝紀》）（十九）“永嘉元年夏四月，丹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
&hellip&hellip秋七月，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hellip&hellip十一月，曆陽賊華孟自稱&lsquo黑帝&rsquo，攻殺九江太守楊岑&hellip&hellip”（《後漢書·質帝紀》）（二十）沖帝永嘉元年（145年）“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lsquo天王&rsquo，（種）暠與太守應承讨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
（《後漢書·張王種陳列傳》） [322]自桓帝開始，至黃巾起義前的起義，有如下記載： （一）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
（《後漢書·桓帝紀》）（二）建和二年（148年）“十月，長平陳景自号&lsquo黃帝子&rsquo，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lsquo真人&rsquo，并圖舉兵，悉伏誅”。
（《後漢書·桓帝紀》）（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
（《後漢書·桓帝紀》）“（楷）性好道術，能作五裡霧。
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裡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
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hellip&hellip”（《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四）桓帝永興二年（154年）九月，“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lsquo太初皇帝&rsquo”。
（《後漢書·桓帝紀》）（五）永興二年十一月“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後漢書·桓帝紀》）“時太山賊公孫舉僞号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
（《後漢書·荀韓鐘陳列傳》）“太山、琅邪賊東郭窦、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讨之，連年不克”。
（《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六）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複叛，寇掠百姓&hellip&hellip十一月&hellip&hellip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
”（《後漢書·桓帝紀》）（七）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hellip&hellip五月&hellip&hellip長沙零陵賊起&hellip&hellip八月，（豫章）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
”（《後漢書·桓帝紀》）“長漢、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lsquo将軍&rsquo，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hellip&hellip。
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八）桓帝延熹六年（163年）秋七月，“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界。
&hellip&hellip十一月&hellip&hellip南海賊寇郡界”。
（《後漢書·桓帝紀》）（九）桓帝延熹八年（165年）“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财賞不贍，忿恚，複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複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原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十）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月，勃海妖賊蓋登等稱&lsquo太上皇帝&rsquo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hellip&hellip”（《後漢書·桓帝紀》）（十一）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正月“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lsquo太上皇&rsquo&hellip&hellip”（《後漢書·桓帝紀》）（十二）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五月，“廬江賊起，寇郡界”。
（《後漢書·桓帝紀》）（十三）靈帝建甯元年（168年）“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
（《後漢書·酷吏列傳》）（十四）靈帝建甯三年（170年）“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
（《後漢書·靈帝紀》）（十五）靈帝熹平元年（172年）“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lsquo越王&rsquo，寇郡縣&hellip&hellip”（《後漢書·靈帝紀》）“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lsquo大将軍&rsquo，立其父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hellip&hellip”（《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
”（《三國志·吳志·孫堅傳》）（十六）靈帝光和三年（180年）“江夏蠻複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hellip&hellip”（《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323]《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的來源，又有一說：“幹吉從帛和受《素書》二卷，乃《太平經》也。
”（見《仙苑編珠》）從這種傳說中可以推知：《太平經》最初隻有二卷，到後來經過很多人的推演、附會，才逐漸變為一百七十卷的大書。
正因為在長期流傳中，經過許多人補充，增加，所以其内容很龐雜。
過去，史學界和哲學界曾對此書的性質和内容展開過争論，有人認為其中完全是宗教迷信，全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有的人則認為這部書是農民反對地主剝削階級統治和壓迫的經典。
尤其是在一些專門研究農民戰争的著作中，對《太平經》的評價很高。
如有的著作認為：《太平經》“書中所提出的則是一個大膽、新穎的社會改造方案&mdash&mdash太平社會的理想”“顯然包含着強烈的原始民主因素，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反封建專制主義的革命思想”（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第166-177頁）。
筆者認為，《太平經》中所包含的思想，既有可被統治階級利用的部分，也有可供被統治者利用的資料。
在東漢末年那樣具體環境下，農民階級利用其中要求财産平均和政治上平等的傾向（僅僅是傾向），加以引申，作為對統治階級鬥争的思想工具。
這是十分合乎邏輯的。
[324]關于東漢末年張魯政權的性質，史學界至今尚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張魯的漢中政權與黃巾軍性質一樣，皆屬農民政權；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張魯政權不過是東漢末年許多割據的地主武裝之一，與農民起義毫無相同之處。
對于這一問題的争論，請參看下列論者： 錢穆《張道陵與黃巾》，載《責善半月刊》2卷16期1941年4月出版。
蔣文傑《關于張魯及五鬥米道》，載《解放》1959年1月出版。
《關于張魯的五鬥米道及其政權性質》，載《文彙報》1961年6月24日。
萬繩南《太平道與五鬥米道》，載《曆史教學》1964年6月。
陳昌遠《太平道與五鬥米道》，載《江漢學報》1962年9月。
董克昌《關于張魯政權的性質》，載《北方論叢》1980年7月。
卿希泰《有關五鬥米道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哲學》1980年10月。
高敏《漢末張魯問題史實考辨》，載《中國農民戰争史論叢》第二輯，1980年11月出版。
[325]東漢末疾疫流行，從史書上可找到的資料現列表如下： （上引《續漢書·五行志》均見于中華書局标點本《後漢書·五行志》） [326]如《後漢書·獻帝紀》記載：“興平元年&hellip&hellip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七）月。
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系。
&hellip&hellip帝使侍禦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
帝疑賦恤有虛，乃親于禦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
”詳引“《袁宏紀》曰：&lsquo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于禦前作糜，得滿三盂，于是诏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rsquo” [327]《四民月令》雲：“距立秋，無食煮餅及水引餅。
”《齊民要術》進一步解釋道：“夏月食水時，此二餅得水即堅強難消，不幸便為宿食，傷寒病矣，試以此二餅置水中即見驗。
唯酒引餅入中即爛矣。
”從“得水即堅強難消”可知：漢代的煮餅可能是以現在的面片厚的死面餅放入湯中煮，所以難以煮爛。
[328]《四民月令》“四月可做棗糒”是為加棗之糒，《錄異傳》“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是為加蜜之糒。
[329]《釋名》“飱，散也，投飯于水中，各散也”。
《通俗文》“水澆飯曰飱”。
[330]《東觀漢記》曰：“（張）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後糒幹飯屑，飯水而已。
”又曰“賀玄字文弘，為九江太守，行縣赍持幹糒，但就溫湯而已。
” [331]《左傳·昭公二十年》“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疏曰：“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禮記·内則》《楚辭·招魂》論備飲食而不言及豉。
史遊《急就篇》乃有&lsquo蕪荑鹽豉&rsquo。
蓋秦漢以來始為之焉。
” [332]據《四月民令》所記的東漢時期黃河流域二十種蔬菜（瓜、瓠、芥、葵、冬葵、苜蓿、蕪青、芋、生姜，蘘荷、大蔥、小蔥、胡蔥、大蒜、小蒜、雜麻、韭、?、蓼、蘇）中，有八種是蔥蒜類，又有生姜、蘘荷、蓼、蘇四種供調味用，葷辛調味類共占二十種的五分之三（參見《中國農學史》上冊第230頁）。
[333]張衡《思玄賦》：“白水以為漿。
”即以白水為漿。
但也有注家認為“白水”為水名，在“昆侖之源”（見《昭明文選》《思玄賦》）。
[334]《三國志·吳書·韋曜傳》：“（孫）皓每飨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
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于寵衰，更見逼強，辄以為罪。
” [335]《後漢書·馬援列傳》載：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娴雅，（馬）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可見，穿方領衣，邁着方步（矩步）顯示有學問。
這樣也能吓唬人，竟使馬援“見之自失”。
不過，這畢竟是裝出來的，衣服和舉止有時并不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情況，馬援兄馬況就深知這一道理，“乃自酌酒慰援曰：&lsquo朱勃小器速成。
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禀學，勿畏也”。
鼓勵馬援不必怕朱勃。
後來，果然如馬況所預言：“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将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 [336]《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武帝姑館陶公主為其情夫董偃求寵：在迎接武帝時“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
而董偃則“綠帻傅、随主前，伏殿下”。
應劭注曰：“宰人服也。
”顔師古注曰：“綠帻，賤人之服也。
傅，著也。
即令之臂也。
” [337]據《史記》《漢書》《後漢書》《三輔黃圖》《三輔決錄》《三輔舊事》《關中記》《三拳記》及《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長安志》《雍志》等有關記載能考出的秦宮殿名有： 西垂宮、平陽封宮、大鄭宮、陽宮、雍之宮、栎陽宮、頻陽宮、蕲年宮、霸城宮、橐泉宮、曲台宮、萯陽宮、長安宮、長楊宮、棫陽宮、高泉宮、虢宮、羽陽宮、步高宮、步壽宮、信宮、鹹陽宮、泉宮、九葼宮、五柞宮、雲陽宮、蘭池宮、南宮、北宮、回中宮、林光宮、宜春宮、朝宮、阿房宮、長樂宮、興樂宮、鐘宮、梁山宮、望夷宮、雍門宮。
近年來對秦國宮殿遺址的考古發掘有很大的收獲，可參見1976年第11期《文物》載《秦都鹹陽第一号宮殿建築遺址簡報》《秦都鹹陽的幾個問題初探》，1979年第2期《文物》載《秦都鹹陽發掘報導的若幹補充意見》，1982年第2期《考古與文物》載《“秦都鹹陽”與“鹹陽宮”辨正》等。
1977年第11期《文物》中發表有《秦鹹陽宮第一号遺址複原問題的初步探讨》，并附有宮殿複原圖，可參考。
[338]于枕中放置書帛之風，或由來已久。
《越絕書》曰：“越王問範子，曰：&lsquo寡人已問陰陽之事，谷之貴賤可得而知乎？&rsquo曰：&lsquo陽者主谷貴，陰者主谷賤。
故當寒而不寒，谷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谷為之暴賤。
&rsquo王曰&lsquo善。
&rsquo書帛藏之枕中，以為國寶。
”可見，在春秋時即已有書藏于枕中之事。
《漢書·楚元王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
”則漢時已頗流行。
[339]雲母屏風在古代貴族社會流傳時間很久。
《太平禦覽》卷701引謝承《後漢書》亦有：“鄭弘為太尉，舉将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唐人著名詩人李商隐（813～885）《嫦娥》詩雲：“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可見，唐代仍以“雲母屏風”為流行的室内裝飾品。
[340]“鹿車”之名源于辘轳，我國古代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稱鹿盧。
這種工具是輪軸類的引重轉動器。
“鹿車”也是隻有一個輪軸的車，故名（參見史樹青《有關漢代獨輪車的幾個問題》，載《文物》1964年第6期）。
以往多有人望文生義，謂“鹿車窄小，載容一鹿也”（《太平禦覽》卷775引《風俗通義》）。
近人還有認“鹿車”為用鹿牽引之車者，皆誤。
[341]《漢武故事》記載：“上（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納。
及宿于逆旅，逆旅翁謂上曰：&lsquo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穑，何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
&rsquo上默然不應。
因乞漿，翁曰：&lsquo正有溺，無漿也。
&rsquo” [342]如居延漢簡中有如下一支簡： 北書三封合檄闆檄各一。
其三封闆檄張掖太守詣府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太守牛椽在所。
九月庚午下餔十分臨木卒受州井卒弘雞鳴時當口。
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裡定行八時三分實行七時二分。
其中所說“九月庚午下餔十分”就是臨木卒接到文書的時間，下面一一記載各人交接的時間，并注明應行多長時間“定行”及實際行走的時間“實行”。
有時簡牍上還記有“行者走”或“吏馬馳行”、“以郵行”、“以亭行”等等，這是指定送文書的人必須騎馬或走路，通過郵轉送，還是通過亭送等等。
可見其制度的嚴密，參見拙著《簡牍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1-45頁）。
[343]中外有一部分學者否認秦漢婚姻關系中的等級性。
認為等級關系對當時的婚姻沒有影響。
如16世紀明代學者茅坤提出“漢代婚姻無法度”說這是“古今來所無之事”（見淩稚隆輯校《漢書評》，清光緒年沙養翮書齋刻本，卷97上）。
今人台灣學者陳虹先生也認為：婚嫁時講究門當戶對，不是漢代婚姻關系的常态。
（見陳虹《中國古時的男女社交》，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出版，第36頁） [344]從史籍能找到的資料可以證：漢代男子初婚普遍在14～18歲之間，現列表如下（轉引自彭衛《漢代婚姻形态》）： （一）皇族 （二）地主、官吏及普通人民 漢代女子初婚年齡一般在15歲之後，16、17歲結婚成為極普遍現象： [345]初婚的早遲同生育率有密切的關系。
據人口學家研究：女子初婚年齡與最大生育率的關系如下表： 這就是說，在15歲結婚時的女子，其生育率要比20歲時的生育率高16%，比25歲時高38%，比30歲時高58%。
依此計算，若西漢初年和東漢初年，女子的初婚率普遍提到20歲，則這一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必然放慢。
如果把不育率、嬰兒死亡率看作為定量（實際上女子20歲結婚和15歲結婚在這方面的差别不太大），那麼，西漢前期的人口就可能減少三四百萬人，東漢人口則可能減少五六百萬人，人口的總增長亦可能會下跌到210%以下。
[346]如惠帝娶魯元公主之女即舅與甥女結婚（《漢書·外戚傳》）。
又如姨母輩與外甥結婚的：《漢書·外戚傳》載：衛子豪女弟為宣帝倢伃，其長女又為元帝倢伃，元帝生成帝和中山孝王劉興。
“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
”此外，還有表姨輩與表甥輩間的婚姻關系。
《漢書·外戚傳》載，宣帝許後是許廣漢之女，許嘉是許廣漢弟許延壽之子，即元帝的表舅；許嘉女是元帝之子成帝之後，可見，成帝納許後是以表甥娶表姨。
表叔與表侄女輩間結婚的：《漢書·高五王傳》載，劉邦之子趙王劉恢娶呂後兄子呂産女為後，劉恢和呂産是表兄弟，則劉恢以呂産女為妻是表叔輩與表侄女輩的婚姻關系。
表兄妹間結姻的：漢武帝陳皇後是其姑長公主劉嫖之女（《漢書·外戚傳上》）。
東漢時，鐘瑾之母是李膺姑，後鐘瑾又娶李膺之妹為妻（《後漢書·鐘皓列傳》）。
[347]中華民族自古即有歌舞之傳統。
青海省大通縣馬家窯文化遺址的一個彩陶缽上，就繪有幾個人化裝跳舞的圖。
先秦時期，作歌之風亦極盛，如《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隐于首陽山，及餓且死，尚作歌“其辭曰：&lsquo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rsquo遂餓死于首陽山”。
《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戰國時優孟以歌為孫叔敖之子鳴不平，也是用歌來表達：“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财，不顧恥辱。
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
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類似記載史不絕書，至于周公改制“頌聲興”（《史記·周本紀》），懿王中衰“詩人作刺”和荊轲留下的慷慨悲歌，《詩經》所記下的歡樂哀愁，都為人們所熟悉，不一一備舉。
[348]本章大部分内容及本書有關社會經濟方面的内容，多采《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書之研究成果。
該書雖為筆者主編，但主要執筆者為餘華青、周天遊、黃留珠三位青年教師。
謹此說明，不敢掠美。
[349]張衡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世界公認的偉大科學家，“是世界科學史上的著名人物”（黎東方《中國人的科學成就》，載《我對曆史的看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7頁）。
其生平事迹見于《後漢書·張衡列傳》：“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世為著姓。
祖父堪，蜀郡太守。
衡少善屬文，遊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
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
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
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
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
衡乃拟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谏，精思傅會，十年乃成&hellip&hellip大将軍鄧骘奇其才，累召不應。
&hellip&hellip衡善機巧，尤緻思于天文、陰陽、曆算&hellip&hellip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征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順帝初，再轉，複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辄積年不徙”雲雲。
張衡的科學成就，除制造渾天儀外，還創造候風儀，可能是一種測風儀、地動儀，是世界第一台測定地震的儀器。
他還是一個數學家，其《算罔論》即數學著作。
[350]有關秦漢時代天文、曆法的文物資料，除文中提到的帛書《五星占》以外，還有《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雲夢睡虎地秦墓》）。
此外居延漢簡中尚有大量的曆譜出現：1930年至1931年及1972年至1976年前後兩次對居延地區的發掘，現已獲得紀年簡共近一千枚。
根據這些簡考證的漢代曆法，已有很大的收獲，如《甲渠侯官漢簡年号朔閏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
又，近年在湖北省随縣曾侯乙墓（原稱擂鼓墩一号墓）的發掘中，也出土了重要的天文、曆法資料。
如其中的寫有二十八宿名稱的漆木“”蓋，蓋面上一端畫蒼龍，一端畫白虎，中部畫一個象征北鬥的大鬥字，圍繞北鬥篆書二十八宿名稱。
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記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稱，并有北鬥、四象與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實物資料。
此件文物雖為戰國時漆器，但對秦漢時代天文學的了解也有一定意義。
（參見《随縣曾侯乙墓發掘的主要收獲》，載《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351]《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了豐富的實例，如： 齊侍禦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
”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發于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腫，後八日嘔膿死。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
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
肝氣濁而靜，此内關之病也。
齊郎中令循病&hellip&hellip意診之&hellip&hellip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
病得之内。
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
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hellip&hellip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懑&hellip&hellip意告曰：“熱蹶也。
”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hellip&hellip意往，飲以茛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
[352]近來已有愈來愈多的論著闡明中醫具有系統論的特性。
李澤厚同志指出：“&hellip&hellip數千年的實踐經驗，也包括今天極為廣泛的實踐經驗，卻又不斷證明着中醫講的理論。
就比如說經絡理論吧，不僅有其存在的根據，而且還頗為靈驗，盡管至今經絡的物質實體始終沒有發現。
而經絡理論與中醫的五行學說、藏象理論又是不可分地連在一起，構成整套體系的。
”（《内經的哲學和中醫學方法論》序，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viii&mdashix頁） [353]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載《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
本節有關論述多根據此文，不一一注出，特此說明。
[354]參見拙著《秦俑發式與陰陽五行》，載《文博》1984年第12期；及《秦為水德無可置疑》，載《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2期。
[355]關于谶緯的作者及造作時間，傳統的說法乃是從黃帝到孔子的許多聖人所作。
也有人說至少在西漢時就有了。
顧颉剛先生經過嚴密的考證，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這些谶緯真的是從黃帝到孔子許多聖人們所作的嗎？恐怕除了喪失理性的人誰也不敢答應一聲是的。
但尚有許多人說這些書在西漢時早就有了。
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反證。
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房中術和劾鬼術書尚連篇地登載，那時如有谶緯，則即使因它怪誕而不收于《六藝略》，那《術數略》中總應有分；為什麼不見影兒呢？谶緯的中心思想，是陰陽五行，是災異祯祥，這正是極合漢代經學家脾胃的，為什麼他們都不引，必待至公孫述和光武帝們而始大引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七略》不錄谶緯，沒有别的原因，隻因那時尚沒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向、歆父子校書之後才出現的，這種東西是王莽時的種種圖書符命激起來的。
零碎的谶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緯的形式，以書籍的體制發表它的，決不能早于王莽柄政的時代。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群聯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28頁） [356]關于《日書》的情況，見《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載《文博》1986年第5期）（這是筆者1985年由日本講學回國後領導的一個《日書》研讀班集體研究成果。
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古賀登教授，曾邀筆者共同對《日書》進行研讀，此事對國人頗有震動，遂發奮與有志于此事之青年十餘人共同開始研究，經數月始粗讀一遍，然受益匪淺，其初步成果為上述短文，尚有關于《日書》之鬼神觀念，《日書》中之天文、曆法等論文數篇尚待完成）。
《日書》發現于雲夢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共有兩部分竹簡：一部分發現于墓主的頭部右側，另一部分發現于墓主的足部。
兩部竹簡内容大緻相同，被稱為《日書》甲種和《日書》乙種。
簡共有四百二十五支、占雲夢出土簡的三分之一強。
乙種隻在簡正面寫字，甲種則正反面均寫有字。
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三種版本的秦簡釋文中，隻有1981年版的《雲夢睡虎地秦簡》（精裝本）中有《日書》；通常用的平裝本《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則不收《日書》。
[357]關于道教的起源，曆來說法不一。
拙見以為其正式成為宗教，當在東漢。
除本書正文所叙之事實外，尚有以後道教所尊崇的“張天師”也足資證明道教正式出現應在東漢。
所謂“張天師”者即張道陵、張陵，《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雞鳴山中。
”這就是五鬥米道的始祖。
此後就有“張天師”的各種傳說，而且各種說法相互矛盾。
如沈德符《野獲編》卷4“天師之始”條“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于漢光武十年，載吳之天目，以符水治疾病&hellip&hellip”這是說“張天師”生于東漢初。
而謝肇淛《五雜俎》卷8卻說“漢末張道陵避虐立社，得咒鬼之術，遂以符咒使鬼療病&hellip&hellip”這裡又說他生于漢末。
至于其傳說更是五花八門，但皆來自有關張陵的記載，請參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上冊，世界書局1947年出版，第314-316頁，及龍顯昭《漢代道教的形成及其特點》，載《秦漢史論叢》第三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19-336頁。
[358]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以往傳統的說法均認為是從西漢開始。
據《三國志》裴注引前人魚豢《魏略·西戎傳》記載：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這是唯一的一條資料。
但是《魏略》一書早佚，而據當代研究西域史之學者，如日人白鳥庫吉認為：貴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的，而大月氏又在貴霜朝之前，當時是否已有佛教流傳，還值得研究，尤其是伊存身為使者，若不在統治階級普遍崇信時就授經，是不可能的，因而，這一說法是不足為據的。
此後，又有明帝求法說，據說漢明帝永平七年楚王英夜夢金人而派人去西域求法，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此說至今仍廣為流傳，不少專著、教科書均據此而論。
但這種說法是值得懷疑的，據考證此說出于《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中記載：楚王劉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
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三十匹詣國相曰：&lsquo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愆罪。
&rsquo國相以聞。
诏報曰：&lsquo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
&rsquo”後人因漢明帝做過這樣一件事就編造出他派人取經的故事。
其事見于下列資料：王浮《老子化胡經》：“永平七年，甲子，星晝見于西方。
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
即遣張骞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值佛已涅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
”按：張骞通西域在西漢武帝時，此說連基本曆史事實都弄不清，可見其不可信。
又袁宏《後漢紀》卷10雲：“帝夢金人，長大，頂有日光。
&hellip&hellip而問其道，遂于中國，圖其形象。
”此說顯然有附會之處。
《洛陽伽藍記》卷4：“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至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裡，帝尊金人，長丈六，頂皆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于西域求之，乃得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
”又慧皎《高僧傳》卷1“攝摩騰傳”雲：“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
&hellip&hellip通人傅毅答曰：&lsquo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将必此乎！&rsquo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
”又于“竺法蘭傳”中雲：“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随而來&hellip&hellip既達雒陽，與騰行止。
”又《隋書·經籍志》雲： 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問于朝。
而傅毅以佛對。
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伽立像。
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同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門西以處之。
其經緘于蘭台石室。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1雲：“蔡愔偕摩騰法蘭歸，道家積不能平。
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前正月一日，抗表請比對。
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諸道士于白馬寺，使與騰二人賽法。
道經皆焚盡，秦等顯種種神通道士費叔才慚死，呂惠通等六百餘人出家。
宮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餘人出家。
”上列諸說中，除《後漢紀》外，多根據牟子《理惑論》中下列記述而來：“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hellip&hellip于是&hellip&hellip遣使者張骞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寫經四十二章。
”但牟子《理惑論》的真僞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清人孫星衍《平津館叢書》中收《牟子》一書，但他的學生洪頤煊則為之作序時說：牟子傅為何人不可考。
梁啟超作《牟子理惑論辨僞》否定牟子真有其人，并認為《牟子》一書是後世僞造“為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
近人周叔迦、吳适、餘嘉錫則認為此書是真的，湯用彤也認為并非僞作，在日本則有山内晉卿認為是真，常盤大定則肯定為假，福井康順又肯定為真，松本文三郎又予以否定，在西方，法人馬司帛洛認為《牟子》一書是僞造，而伯希和則認為是真的。
總之衆說紛纭迄無定論。
近人呂澂作《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對《牟子》詳加考證，明确斷定其書“應該屬于僞書”。
因而認為漢明帝“求法之事”“屬虛造”。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正确的。
請參見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第19-31頁。
此外在《廣弘明集》《佛祖統記》《曆代三寶紀》中還記載有秦始皇時代，甚至孔丘時代佛教就已傳入中國的說法。
這些說法早被否定，不贅述。
（參見黃忏華《中國佛教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第1-8頁） [359]佛教傳入中國，又由中國傳入日本，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義已有不少論著說明，這裡僅補充一個鮮為人注意的小事，可見佛教影響之廣：由于佛教自印度通過西域傳入中國，因此在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上，出現了一種被稱為“西域藝術”（Serindian）的綜合印度、西域和中國風格的藝術。
“Serindian”這個詞是由“Seres”（中國）和“India”（印度）兩個詞組成，其藝術正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形成的，參見（英）彼得·霍普科克《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2-15頁。
[360]《後漢書·儒林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
性淳笃，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lsquo五經無雙許叔重。
&rsquo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
卒于家。
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許慎用二十二年時間（自100年至121年）收集小篆、古文（戰國時文字）、籀文等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編成的《說文解字》對每一字形、音、義作了言簡意赅的解釋，至今仍為我們了解古代文字和典章制度的工具書。
其《五經異義》今佚。
《後漢書·馬融列傳》雲：“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hellip&hellip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隐于南山，不應征聘，名重關西。
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
”他還從班固受學，遍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等書。
他作《三傳異同》。
可以說，古文經學派到馬融時，才有統一的訓诂和經義，達到完全成熟階段。
鄭玄（127年&mdash200年）《後漢書·張曹鄭列傳》載：“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hellip&hellip少為鄉啬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遂造太學受業。
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玄雖受業于馬融，但在學術成就上勝過其師。
他雜糅經今古文學，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号為“鄭學”。
今案耶仄亦即漢之奄蔡，元之阿速&hellip&hellip郭特西徙因其故王之名，遂有日耳曼之稱：臘丁文作日耳馬尼法，稱阿爾馬尼俄，稱該耳曼、于原音為近。
羅馬撫用其衆，既滅匈奴，而羅馬亦為郭特所滅。
後來章太炎、梁啟超在他們的著作《匈奴始遷歐洲考》（《章氏叢書》《别錄》第3卷）、《中國曆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第183-189頁）都提到匈奴西遷的曆史，認為歐洲曆史上的匈人即中國曆史上的匈奴人。
但是，對于匈奴人西遷的具體過程，還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史學家齊思和教授根據中、西文有關史書進行考證，才勾畫出清晰的線索的。
在《匈奴西遷及其在歐洲的活動》（載《曆史研究》1977年第3期）一文中，齊思和教授指出：從公元91年北匈奴失敗不知去向，到4世紀70年代出現于歐洲，其二百八十多年中經過四個階段：（一）般悅時期（約91年至約160年）。
公元91年北單于因戰敗逃往西北，逃至烏孫西北的般悅，住了數十年後，又被迫遷到康居。
公元105年和106年北單于派使到漢朝，提出和親，被拒絕。
翌年又派使至漢，表示願遣子為質，以表示忠誠，又遭漢拒絕。
從此與漢斷絕聯系。
這個時期北匈奴給西域人民帶來極大災難，均見本書中，不贅述。
（二）康居時期（約160年至260年）。
由于北匈奴故地出現了強大的鮮卑族，對北匈奴威脅很大。
北匈奴遂西遷至康居。
康居位于中亞阿姆河流域，是富饒之地。
康居原為北匈奴屬國，但此時對這個喪家之犬是不會歡迎的。
故北匈奴将老弱留在般悅，隻選精壯善戰的随同打仗。
攻下康居後即統治該國。
北匈奴在康居住了多少年，不詳。
後來可能是受到阿姆河流域的貴霜王朝和康居民衆聯合攻擊，遂遷往粟特。
（三）粟特時期（約260年至350年）。
粟特古稱奄蔡，即西方史學家稱之為西徐亞人中的一個部落，居于阿姆河流域的鹹海。
《北史·西域傳》中有關于匈奴侵入粟特的記載：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于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裡。
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
至王忽倪已三世矣。
據推測：北匈奴人大約在公元350年因柔然（即西方曆史學家稱之為拉瓦爾laval的）人逼迫，遂侵入阿蘭境内。
（四）阿蘭時期（約350至374年）。
阿蘭亦是西徐亞人的一支，中國史書出現“阿蘭”國名，首先見于三國時魏人魚豢著的《魏略·西域傳》“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三國志·魏志》卷35裴松之注），阿蘭人分布于西亞和東南歐的黑海北岸頓河流域的平原上。
其語言屬印度、歐羅巴語類中的伊朗語系，人種上屬于白色人種。
關于匈奴人進攻阿蘭的記載，見于羅馬曆史學家阿密阿拉斯（約330年至390年）著的《曆史》中。
阿蘭人以車戰為主，但敵不過匈奴人的騎兵。
結果，阿蘭國王被殺，國被征服。
一部分阿蘭人逃散各地，但大部分阿蘭人被匈奴人接受為“同盟者”，阿蘭武士被吸收到匈人隊伍中去，成為匈人軍隊中的組成部分。
阿蘭被征服後，東、西哥特和羅馬等東歐國家才第一次聽到“匈人”這個名稱。
從此，北匈奴人就以“匈人”這個名稱馳騁于歐洲。
公元450年以後，匈奴向西羅馬進攻。
這時匈奴人阿提拉繼王位，這時“匈奴帝國”疆域達到最大限度：東起鹹海，西至大西洋，北至波羅的海，南至多瑙河。
公元451年6月20日，匈奴人與西羅馬、西哥特聯軍大戰于巴黎東南的特洛伊城郊外。
阿提拉戰敗，匈奴人逃走。
公元453年阿提拉暴卒。
他的兒子為争奪王位，此後發生内亂。
公元455年阿提拉的一個親信聯合東哥特人、西黎安人、魯吉安人、赫魯人，大敗匈奴人于匈牙利之諾都河岸，殺匈奴人三萬餘，一部分匈奴人在匈牙利定居下來，一部分逃往外地。
“匈奴帝國”遂徹底瓦解。
劍鳴按：由于有部分匈奴人留居匈牙利，所以有一種匈奴人是匈牙利祖先的說法。
但經人類學家和曆史學家研究認為：匈奴人并非現代匈牙利人祖先，據英國史學家赫·韋爾斯（H.G.Wells）《世界史綱》（TheOutlineofHistory：APlainHistoryOfLifeandMankind,Doubleday＆CommpanyLnc.NewYork1971）載：“他們（指匈奴人）并沒有像人們假想的那樣變成匈牙利居民，雖然他們大概在那裡留下了許多後裔。
大約一百年後從東方來了另一種匈奴人或其混血種稱阿爾瓦人進入匈牙利，但是這些人在791年到795年又被查理曼趕向東方。
馬劄爾人，即近代匈牙利人，是以後從西進來的。
他們是一種突厥&mdash芬蘭人。
馬劄爾語是一種屬于烏拉爾&mdash阿爾泰語系的芬蘭&mdash烏拉爾語支的語言。
馬劄爾人大約在550年已住在伏爾加河上，他們大約在900年定居在匈牙利。
”總之，不論如何，北匈奴的西遷在世界曆史上造成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280]“1971年秋，在内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公社小闆申村出土的東漢壁畫墓，墓主人曾任東漢護烏桓校尉，壁畫以護烏桓校尉&lsquo慶功筵宴&rsquo為畫題，繪了當時護烏桓校尉所在的甯城及城内的護烏桓校尉的幕府圖。
圖中有大批烏桓、鮮卑人身着&lsquo胡服&rsquo，免冠科頭，以烏桓、鮮卑人的禮節，興高采烈地進入護烏桓校尉的幕府衙門。
遠在甯城之外，有樂舞百戲和甲兵夾道歡迎，并有頭戴黑冠，身穿紅袍的漢族執事官在大門口拱手恭候。
正中堂院帷幕高懸，主持&lsquo慶功筵宴&rsquo的護烏桓校尉着朱衣端坐于堂上，身旁有代表漢中央王朝最高統治權威的&lsquo符節&rsquo。
護烏桓校尉的幕府官員及其家屬彬彬有禮地接待烏桓、鮮卑人，庭院内滿堂的甲兵肅立，樂舞百戲正在盡情表演，整個畫面呈現出一派生動活潑、團結友好的動人景象，是我國東漢時期在中央王朝的統一管轄下，北方民族和漢族團結友好的生動寫照。
”（《中國古代北方各族簡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2頁）。
[281]西漢時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主要是在武帝以前。
至漢武帝時代曾利用商人管理經濟，如商人家庭出身的孔僅、桑弘羊成為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人。
宣帝時，關中富商田延年也當了大将軍霍光的幕僚。
商人的地位當然已有改變。
此後，官僚、地主、商人逐漸結合為一體。
所以才出現“内殖貨财，家以田為業”（《漢書·匡張孔馬傳》）的丞相張禹。
《鹽鐵論·本議》中，記載有大夫“&hellip&hellip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寶貨絕”的言論。
說明對商人的看法也有改變，但在整個西漢時代抑商政策是沒有根本改變的。
盡管《鹽鐵論》中記載大夫有上述的言論，但文學之士反對商業活動和商人的言論畢竟還是占上風的，就是大夫在強調商業重要性時，也不能不一再說明政府的抑商政策是不變的，如“禦史曰：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鹽鐵論·輕重》），“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鹽鐵論·複古》）這類言論不勝枚舉。
可見，西漢一代抑商的根本方針是沒有變化的。
然而，到東漢一代，不僅沒有實行如同西漢時代那樣打擊商業和商人的政策，而且對商業和商人的看法從根本上起了變化。
如自商鞅變法以來，“商”一直被視為“末業”，“重農抑商”與“重本抑末”是一個意思。
但到東漢時代許多人已認為“商”不應屬于“末業”，而對“重本抑末”的解釋也起了變化，如王符在《潛夫論》中說：“凡為人之大體，莫善于抑末而務本，莫不善于離本而飾末。
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
&hellip&hellip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遊業為末；百工者以緻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
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
”顯然，在這裡王符已經改變了過去的傳統看法，而認為農、工、商三者各有其本，也各有其末，并不是以農為本，以商為末。
這種看法正是東漢以來“抑商”政策的改變的結果。
[282]豪強地主田莊内勞動者身份、地位固定化的标志，是佃客、部曲的法典化。
據研究：中國皇家敕令中所見的田客制出現于三國時期：《三國志·吳志·周瑜傳》“後著令曰：故将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
”此為田客見于“令”之一例。
北周武帝時，部曲制正式出現于法典中。
《周書》卷6《武帝紀》建德六年（577年）十月诏，謂奴婢放免時，“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客女。
”唐長孺教授認為：“部曲作為法律上的賤口名稱始于北朝”（見唐長孺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客和部曲》，載《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第17頁）。
到7至12世紀的王朝法典《唐律疏義》和宋《刑統》已有了相當完備的“部曲法”（參見沈家本《部曲考》，見《沈寄簃先生遺書》）。
可見，田客、部曲的法典化是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完成的。
它反映這些依附農民的身份是逐漸固定下來的。
所以，東漢時代的佃客、徒附、部曲等稱謂尚未十分嚴格，其所指對象有時并不十分明确。
[283]《三國志·魏志·陳矯傳》：“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
矯曰：&lsquo此孝子也。
&rsquo表赦之。
”可見，按照定律，殺牛要處死刑。
[284]目前發現的漢代犁耕圖像和模型有：（1）甘肅武威磨咀子出土西漢末年的木牛犁模型；（2）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牛耕圖；（3）山東騰縣宏道院東漢畫像石牛耕圖；（4）江蘇睢甯雙溝東漢畫像石牛耕圖；（5）陝西綏德東漢王得元墓畫像石牛耕圖；（6）陝西綏德東漢郭雅文墓畫像石牛耕圖；（7）陝西米脂東漢畫像石牛耕圖；（8）内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壁畫牛耕圖。
在上述圖中（1）（2）（4）（6）是單轅長犁，用兩頭牛牽引；（3）是用一頭牛牽引的雙長轅犁；（5）是短轅一牛牽引。
可見，東漢時耕犁大多是單長轅，用兩牛。
但已經出現了短轅一牛挽犁。
（見《陝北東漢畫像石選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出版）。
[285]參李儀祉《後漢王景理水之探讨》，《水利月刊》第9卷第2期，1935年8月。
[286]關于東漢戶口總數，史書記載各異，現轉錄如下： 《續漢書·郡國志五》雲：《漢書·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縣邑數百。
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縣、邑、道、侯國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興，惟官多役煩，乃命并合，省郡、國十；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
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國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屬國别領，比郡者六，又所省縣漸複分置；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
其下劉昭補并注曰：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136-141年），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
又《帝王世紀》：永嘉二年（146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審，複非謬記，未詳孰是。
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辄最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建武中元二年（57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中十八年（75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88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興元年（按和帝無永興年号，應作永元元年，89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144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145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146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又《續漢書·郡國志·司隸·河南尹》條雲：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140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
同書同卷劉昭注引《帝王世紀》曰：&hellip&hellip至于孝平&hellip&hellip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
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
中元二年（57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
永平（58至75年），建初（76至83年）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107至113年）、元初（114至120年）之間，兵饑之苦，民人複損；至于孝桓，頗增于前。
永壽二年（156年）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後之史書，多據上引《帝王世紀》所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實為三年）之人口數立論，而未察《帝王世紀》所載頗多疑窦。
如《晉書·地理志》雲：至桓帝永壽三年（157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按《晉書·地理志》所雲，顯然本于皇甫谧《帝王世紀》，但永壽二年作永壽三年，“二”作“戶”，“六百七萬”作“六十七萬”，“九百六”作“九百六十”，“五千六萬”作“五千六百四十八萬”。
其後，唐人杜佑《通典·食貨志》及元人馬端臨《文獻通考·戶口考》，其載東漢時期的最高戶口數均從《晉書·地理志》所載，對于《晉書·地理志》與《帝王世紀》所載之歧異，馬端臨認為“未知孰是”。
近人陶元珍在其《三國食貨志》中，也從《晉書·地理志》，并認為它改《帝王世紀》之“二”為“戶”，“六百七萬”為“六十七萬”、“九百六”為“九百六十”、“五千六萬”為“五千六百四十八萬”等，都是正确的，然而他并未舉出任何證據。
[287]《曹集铨評》卷2載曹植《寶刀賦》雲： 乃熾火炎爐，融鐵梃（當作“铤”）英。
烏獲奮椎，歐冶是營。
扇風景以激氣，飛光鑒于天庭。
爰告祠于太乙，乃感夢而通靈。
然後砺以五方之石，鑒以中黃之壤。
規園景以定環，摅神思而造像。
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滉。
故其利陸斷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削。
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禦，永天祿而是荷。
賦中描寫了“百煉”鋼冶煉的場面以及鋒利的程度。
另《太平禦覽》卷345引曹操《内誡令》說：“百煉利器，以辟不祥，攝服奸宄者也。
”這“百煉利器”就是“百煉刀”，故也稱“百辟刀”。
《北堂書鈔》卷123引《内誡令》也說：“往歲作百辟刀五枚，吾聞百煉利器，辟不祥，攝服奸宄者也。
”《藝文類聚》卷60引曹操令說：“往歲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與五官将，其餘四，吾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學者，将以次與之。
”楊寬教授認為：這也該是《内誡令》的文字，因各書節引，以緻各不相同，嚴可均輯《全三國文》編輯《北堂書鈔》這段引文，誤認《藝文類聚》卷60所引為另一個令，并定名為《百辟刀令》，據此，可知曹植《寶刀賦》所說的“寶刀五枚”即是“百辟刀五枚”。
[288]季羨林先生認為，東漢末年蠶種就已傳入于阗（見《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載《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但姚寶猷《中國絲絹西傳史》考謂：東晉恭帝元熙元年（419年）有東國公主下嫁西域瞿薩旦那國王，由于當時禁止蠶桑種外傳，漢公主就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将蠶繭藏于冕中帶出去，從此蠶桑生産才在西域開始發展起來，因此，蠶種西傳就在東晉以後。
這兩種說法孰說為是，尚待考證。
不過，謂漢公主下嫁瞿薩旦那國而使蠶種西傳之說，乃出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卷12雲：“&hellip&hellip初無桑蠶，乞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
将迎，乃告曰：&lsquo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rsquo。
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
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
”還見之于藏文《于阗國記》，這部書把“東國”解釋為中國，娶公主者為于阗王尉遲舍那，時間相當于公元220年。
這一傳說雖找不到其他史料證明，但1900年冬，斯坦因在于阗丹丹烏裡克（今和田策勒縣達瑪溝公社正北約一百二十餘公裡處）遺址中，挖到一塊古代版畫，畫上共四人：中央為一盛裝貴婦，頭戴高冕，右側畫着一個人拿着一架紡車，左側地上放着一個盛滿蠶桑的籃子；有一個侍女，左手指着貴婦的高冕。
這就是玄奘所記的東國公主傳蠶、桑到西域的故事。
黃文弼先生在《羅布淖爾考古記》中認為：疑該國之君為鄯善王，蓋鄯善王西與于阗為鄰，鄯善王尤還又為中國外甥，先有蠶桑極有可能。
20世紀初，還有人在羅布泊及東漢時并于鄯善的精絕遺址中，發現公元4世紀前的古老桑樹，證明鄯善育桑很早。
所以，在東漢時代蠶、桑傳入于阗、鄯善是完全可能的。
[289]自國内先後在灞橋等地出土西漢麻紙後，有許多人認為“蔡倫造紙說”應當否定。
如許鳴岐《考古發現否定了蔡倫造紙說》（載《光明日報》1980年12月3日），就具有代表性。
作者認為“西漢古紙的出土，既補充了《史記》《漢書》中對造紙術記載的不足，又訂正了《後漢書》中對蔡倫發明造紙術記載之誤，從而否定了流傳一千多年的蔡倫造紙說”。
但更多的同志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梁福義《蔡倫造紙說不能否定》（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認為：“蔡倫創造過新紙，發明過&lsquo蔡侯紙&rsquo，這紙是在前人造紙的基礎上制造出來的&hellip&hellip他造的紙一定比前人造的好得多，實用得多，造紙的方法也先進得多。
西漢麻紙不論質與量都是不會超過&lsquo蔡侯紙&rsquo的。
” [290]章帝時曾一度恢複鹽鐵國營政策。
《後漢書·和帝紀》記載：“昔孝武皇帝，緻誅胡、越，故權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
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
永平末年，複修征伐。
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
探觀舊典，複修鹽鐵，欲以防備不虞，甯安邊鏡。
”但究竟“複修鹽鐵”是從何時開始的？《後漢書·和帝紀》無明文記載。
而《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中記載：“建初六年（81年）（鄭衆）代鄧彪為大司農。
是時，肅宗議複鹽鐵官，衆谏以為不可。
诏議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
帝不從。
”但從文獻記載看，這次“議複鹽鐵官”以後的九年，似未真正實行。
大概到元和年間（84至87年）才真正實行。
據《後漢書·朱樂何列傳》載：元和中“是時谷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
尚書張林上言：&lsquo&hellip&hellip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煮。
&hellip&hellip&rsquo于是诏諸尚書通議。
（朱）晖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
後陳事者複重述林前議，以為于國誠便，帝然之，有诏施行。
晖複獨奏曰：&lsquo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争利。
&hellip&hellip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
&hellip&hellip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rsquo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晖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
晖等皆自系獄。
”從這一段記載來看，章帝是不顧反對者的意見實行了鹽鐵國營政策。
《後漢書·章帝紀》所記元和三年（86年）“秋八月乙醜，幸安邑，觀鹽池”。
也證明此時鹽池已收歸國有。
不過，鹽鐵國營政策恢複不久，就出現問題，不到幾年就又廢除了這一政策。
據《後漢書·馬援列傳》記載：“章和元年（87年），（馬棱）遷廣陵太守。
時谷貴民饑，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赈貧羸&hellip&hellip”崔寔《政論》中也記：“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備，财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
&hellip&hellip頃，主者即不敕慎，而诏書又誤：進入之賓，貧饕之吏，竟約其财用；狡猾之工，複盜竊之。
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雜，燒铠鐵焠醯中，令脆易治，孔又偏小，刀牟悉鈍。
故邊民敢鬥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
”（《群書治要》卷45）《後漢書·和帝紀》載：“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
先帝（章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可見，由國家經營鹽鐵事業的一切流弊又暴露出來。
于是隻好在章和二年（88年），由和帝下诏：“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
”（《後漢書·和帝紀》）由此可見，章帝時恢複鹽鐵國營，最多不過三五年的時間。
此後隻有個别地區曾有臨時恢複鹽鐵國營之事。
如和帝永元十五年（103年）因東漢王朝政府财用不足“複置涿郡故安鐵官”（《後漢書·和帝紀》）。
不過全國性的鹽鐵專賣制度從章和二年以後已徹底廢除了。
[291]秦漢時代人們對土地買賣的逐步重視，除史學界經常引用的一些文獻資料外，考古中所發現的“買地券”乃是十分重要的資料。
迄今已發現的漢代“買地券”已有十餘枚，現将其列表如下： 上列“買地券”十二枚，其中屬東漢時代的十一枚，屬西漢時代的僅有《諸葛敬買地券》一枚。
而僅有的此一枚買地券，其真僞尚成問題。
方詩銘先生認為它與赝品《李德買地券》一樣，也系後人僞造（見方詩銘《從徐勝買地券論漢代&lsquo地券&rsquo的鑒别》，載《文物》1973年第5期）。
“買地券”屬于明器，做為對死者的陪葬品被埋于墓中，但它不能不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東漢時期大量“買地券”的出現，一方面說明現實生活中土地買賣現象的增加，同時也說明人們觀念中對土地買賣的重視。
除“買地券”外，東漢時還有人将土地及其他财産一起并注明其價格，刻于碑上。
1966年在四川郫縣犀浦津附近發現一座東漢磚室殘墓，這座墓的左墓門，就是利用一塊有文字的舊石碑改作的，有人認為它是一個鄉的“簿書碑”（《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載《文物》1974年第4期），此碑的文字雖已殘缺，但仍可看出大部内容，其中不僅記載各種物品的價格，而且也記載土地的價格，使我們今天可窺知當時的物價，也證明當時土地商品化的程度。
因該碑文于研究經濟史特别重要，現将碑文抄錄于後：萬八千□□□□□□田八畝質四千上君遷王嶺鞠田□□□□牛一頭□□□千田五十九畝舍六區直四十四萬三千屋叔長□□□□□□□□□□萬□□□□□□卅畝質六萬下君遷故□□□□□□□□□□□□五人直廿萬牛一頭直萬五千田□頃□□□□□□□五畝賈□五五萬康眇樓舍質五千王奉堅樓舍□千王嶺田□□直□□萬十千奴田婢□奴多奴白奴鼠共五人萬長彥長□□□□□□田五五十畝直卅萬何廣田八十畝質□□五千奴田□□□生婢小奴生共五人直廿萬牛一頭萬五千田□□元始田八□□質八萬故王汶田頃九十畝賈卅一萬故楊漢□□奴主奴□□鼠共五人直廿萬牛一頭萬五千田二頃六十□田頃卅質□□萬中亭後樓賈田萬許伯翔谒舍賈十七萬故□□張王田卅八畝質三萬奴俾婢意最婢宜婢營奴調婢利共此碑文字為隸書，現藏四川省博物館。
[292]關于國民經濟概念，學術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本書根據傅築夫先生的觀點，完全同意下述論斷：“國民經濟體系是一個曆史範疇，是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定的曆史階段時的一種經濟結構形态。
人類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曾經有很長的時期，其社會經濟的結構形态不能稱之為國民經濟。
”傅築夫先生根據卡爾·比雪（KarlBucher）的論斷，提出：在國民經濟體系出現前的經濟結構有：家庭經濟、地區經濟、最後才出現國民經濟體系。
其主要内容和基本條件有：（一）水陸交通的開發；（二）專業性商人階級的出現；（三）商業都市的勃興；（四）生産物的商品化和商品生産的發展；（五）貨币的統一。
傅先生認為：歐洲各國國民經濟體系形成于14、15世紀，到16世紀即已确立，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發展；而在中國“這樣的一系列變化系發生在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至秦漢而達到完全确立的階段”（見《中國封建社會史》二，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451-470頁）筆者對傅先生所持有關東漢貨币問題的看法雖不敢苟同，但對上述觀點則完全同意。
故在本書中對國民經濟體系看法，完全根據傅先生的觀點，不贅述。
[293]據《後漢書·靈帝紀》載：中平三年（186年）“又鑄四出文錢”。
又《後漢書補注》卷4，引《獻帝春秋》：“靈帝作錢，猶五铢兩。
有四道，連于邊輪。
識者&hellip&hellip竊言：&lsquo錢有四道，京師将破壞，此錢四出散于四方乎？&rsquo還如其言。
”《後漢書·宦者列傳》：靈帝“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
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刑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
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以上是記述靈帝時“四出文錢”的經過。
至于董卓鑄錢，則有下列記載《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元年（190年）六月：“董卓壞五铢錢，更鑄小錢。
”《後漢書·董卓列傳》董卓“又壞五铢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
故貨賤物貴，谷石數萬。
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
”《三國志》卷6《董卓傳》雲：卓“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铢錢。
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内好無輪郭，不磨。
于是貨輕而物貴，谷一斛至數十萬。
自是後錢貨不行。
”這是說董卓的小錢出現後不久就“錢貨不行”了。
[294]黃金耗盡來源枯竭說，如有人認為佛教傳入後，為造佛像耗用大量黃金，遂使黃金大量減少。
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11《黃金》條引：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卷3《漢多黃金》條對此又加以補充，雲：“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産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窮鄉僻壤，無不有佛寺，即無不用金塗，以天下計之，無慮幾千萬萬，此為最耗金之蠹。
加以風俗侈靡，泥金寫經，貼金作榜，積少成多，日消月耗。
故老言，黃金作器，雖變壞而金自在，一至泥金、塗金，則不複還本，此其所以日少一日也。
”對外輸出說法見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二第519頁。
[295]《藝文類聚》卷100引《吳書》“表術在壽春，谷右有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籴、市無米而棄錢去。
”這是糧價最高的記錄。
但僅是極罕見的現象，不能據以說明一般糧價。
[296]關于秦漢時代的物價，有不少史學前輩都發表過極為精辟的論著，如勞幹《河西經濟生活》（見《勞幹學術論文集》上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出版），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以及錢劍夫《秦漢貨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書中許多論點及資料均擇自上述各專著。
但是拙見以為，目前僅有的資料尚未能對秦漢物價做出較精确的研究，因為文獻中留下的資料誇張的成分多，出土文物中提供的資料則為個别地區的情況（如居延漢簡隻能反映河西地區，而河西地區的物價與中原地區則相距甚遠），所以，若以目前僅有之資料判斷當時的物價，很難避免以偏概全，即以上述著家論著而言，結論明确者則不免失之武斷，結論含混者而又不能解決問題。
故截至今天所能見到研究秦漢物價的論著，除羅列資料外，尚未能達到給人以準确的數量的概念之水平。
這并非各位學者研究的深度不夠，實在是由于我國史料先天缺陷所緻。
筆者以為，研究經濟史也需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不必照搬西洋經濟史的研究方法，在無準确數據可資計算時，無須硬找出幾個不可靠的數字，加以推算。
或從古人字裡行間咬文嚼字。
這樣找出的數據，其可靠性是很成問題的。
[297]從《後漢書》的作者範晔開始，就對宦官表示深惡痛絕：“至于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
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晖于門閥，肌膚莫傳于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内之命，顧訪無猜憚之興，恩狎有可悅之色。
”這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正統立場上厭惡宦官，連同宦官的人身都加以攻擊。
後來的史家大多數持這種觀點，如清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雖承認東漢宦官鄭衆“小心奉公，未嘗攬權”但也一概而論“宦官既據權要，則征辟、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當其始，人主視之，不過供使令效趨走而已，而豈知其禍，乃至此極哉。
”（見《宦官之害民》及《東漢宦官》條）封建文人持此論點本不足怪。
但當代學者亦步趨此論，如呂思勉《秦漢史》第十章第一節《後漢外戚宦官之禍上》所記東漢“中官用權自（鄭衆）始焉”（第289頁），可見作者将包括鄭衆在内的一切參政之宦官都歸于“禍”之類。
在當代具有影響的一些史學著作中，也稱“漢和帝與宦官鄭衆等合謀，迫令窦憲兄弟自殺&hellip&hellip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對專權的外戚鬥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發展成為一種政治集團。
漢和帝為了酬勞鄭衆，封他為剿鄉侯，讓他參預政事。
鄭衆死後，他的養子被允許繼承他的爵位，開了宦官可以世襲爵位的惡例”（《中國古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49頁）。
這裡，顯然也是對所有的宦官一律采取否定的态度。
[298]見王思治《封建專制制度與宦官專權》，載《人民日報》1980年8月4日。
類似的言論在不少著述中皆可見到，不必遍舉。
[299]對于曆史上的宦官以及宦官參政應做具體分析，在古今中外都有人持此看法。
三國時，曹操對袁紹殘殺全部宦官的行為，就表示不以為然：“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
”（《東漢會要》卷24）現代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指出“（中國）曆史大都是由宦官的對頭們寫的，結果很多替國家工作得很好的宦官都沒有被載入史冊。
因此，對于史官們所記述的有關宦官活動的陰暗面，當采取保留的态度”（《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第225頁）。
1982年第3期《西北大學學報》載文認為：“宦官就他們的階級出身和階級地位來講，都是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絕大多數作為被壓迫者的一部分，無疑應該依據曆史唯物主義進行科學的階級分析和給予實事求是的論述”，“不能抹煞曆史上的宦官确有上下、清濁之别，不應持其一而概其餘”（葛承雍《不應一概貶斥東漢宦官》）。
這些見解都是很可貴的，可惜目前國内多數論者并未重視它們。
[300]關于和帝之子，史載不一：《後漢書·皇後紀》雲：“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後十數，後生者辄隐秘養于人間。
”據此可知和帝子似不在少數；《後漢書·五行二》記載相同：“（和帝）時皇子數不遂，皆隐之民間。
”但《後漢書·五行三》則記載：“其後二年（即公元106年）殇帝（即劉隆）及平原王（即劉勝）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似和帝僅此二子。
呂思勉《秦漢史》據此提出疑問。
其實這裡無可疑處。
揆之事理，和帝既多内寵（僅有名者就有陰、鄧、宋諸氏），其子必不在少數。
但又多“夭沒”，還有“隐秘養于人間”者，留在宮内僅剩勝、隆二人。
似不難理解也。
[301]《後漢書·皇後紀》載：鄧綏“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翦發。
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後（即鄧綏）額，忍痛不言。
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後曰：&lsquo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憐為斷發，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
&rsquo”又“會訓卒，後晝夜号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
”這裡，除去記載時誇大的成分以外，可以看出鄧綏入宮前矯飾的程度。
入宮以後，其僞裝也從側面有所揭露，如其為貴人時“恭肅小心，動有法度。
承事陰後，夙夜戰兢&hellip&hellip每有宴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後（即鄧綏）獨著素，裝服無飾。
其衣有與陰後同色者，即時解易。
若并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偻身自卑。
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後言。
”奇怪的是她如此小心奉迎陰後，得到的卻是陰後的仇恨。
“陰後密言：&lsquo我得意，不令鄧氏複有遺類。
&rsquo”仇恨到這種程度恐非一般的争寵、嫉妒可以解釋的。
又“帝嘗寝病危甚&hellip&hellip（鄧氏）欲飲藥（自盡），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
後信以為然，乃止。
明日，帝果瘳。
”其僞飾之情昭然若揭，姑不論和帝“病危甚”至“瘳”之過程是否可信，即以鄧氏“欲飲藥”又“止”情況也可看出：她壓根就無自盡之意，隻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所以“宮人”一勸，立即收場，而其事已傳出，“德冠後庭”之美又随之而至。
其他諸事例皆類此。
[302]這裡需要指出兩點：一、《後漢書·皇後紀》雲：“（劉）康以太後久臨朝政，心懷畏懼，托病不朝。
太後使内人問之。
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
康聞，诟之曰：&lsquo汝我家出，爾敢爾邪！&rsquo婢怒，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
太後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這段資料中所說的是“婢”。
既然“婢”有如此大影響，可見宦官的影響會更大。
至如“豫參帷幄”的大宦官如蔡倫之流其左右朝政的作用則與“婢”更不可同日而語。
二、對于蔡倫的評價，由于他對發明和改進紙的制作有貢獻，曆代史學家多諱言其短。
這種為賢者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在東漢宦官擅權的曆史上，蔡倫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他在和帝時既參與政事，鄧後專權時又被封為龍亭侯。
他曾助窦太後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
至鄧太後死後，安帝親政，蔡倫才被“敕使自緻廷尉”，“飲藥而死”（《後漢書·宦者列傳》）。
這樣一個曆經窦、鄧二氏外戚專權的權宦，除去其在文化方面的功績以外，在政治上為虎作伥的罪惡亦不應隐諱。
盡管自《後漢書》以來的所有史書均不記載這方面的事實，但從蔡倫的經曆和最後下場來看，即可做如是結論。
[303]永甯二年（121年）三月鄧太後死，五月改元建光。
因此《後漢書·孝安帝紀》載“建光”元年三月“皇太後鄧氏崩”。
而《後漢書·皇後紀》則記曰：“永甯”二年三月。
兩者實為一年。
故方詩銘編《中國曆史紀年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出版）僅有“永甯”一年，無二年，而有建光一年。
[304]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載：孫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郦侯，各食邑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食邑五千戶；彭恺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複陽侯，各食邑四千二百戶；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汛為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範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食邑四千戶；魏猛為夷陵侯，食邑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食邑千戶。
這就是所謂“十九侯”。
[305]《後漢書·梁統列傳》載：梁冀“為人鸢肩豺目，洞精眄，口吟舌言，裁能書計。
少為貴戚，逸遊自恣。
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鬥雞。
”按：鸢即鸱，為鷹的一種。
“鸢肩”，兩肩上聳，像鸢鳥栖止之狀。
《國語·晉語》八“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
”“豺目”，《後漢書》李賢注曰“目豎也”。
“洞精眄”者“洞，通也”，《說文》：“目精直視。
”“口吟舌言”者“謂語吃不能明了”（上均據《後漢書》李賢注），可見梁冀相貌兇殘，端肩立目，直眉瞪眼，說話結結巴巴，醜陋不堪。
[306]《後漢書·梁統列傳》載：“永和元年（136年），拜河南尹。
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殺放。
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 [307]在擁立桓帝的過程中，胡廣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刺廣寓于褒頌”條雲“夫質帝為梁冀所弑時，李固為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為後患，貪蠡吾侯志童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為桓帝。
于是李固罷黜卒死冀手，而廣即代固為太尉。
廣之罪于是為大。
桓帝立，亂政丞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亡實兆于此。
原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
但鄙夫之誤人國家正為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清河王，無桓則無靈矣”。
這裡，王鳴盛把桓、靈之繼位完全歸咎在胡廣身上，未免有些誇大，但胡廣在擁立梁冀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此人“在公台三十餘年，曆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裡，未嘗滿歲，辄複升進。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成為有名的“不倒翁”，為封建官僚少有的圓滑狡桀的典型人物，“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同前），曆來均把胡廣作為因守“中庸”之道而保爵祿的昏官，王鳴盛所說“無恥而享大福者”（《十七史商榷·刺廣寓于褒頌》）說的是很恰當的。
觀其在立桓帝過程中的作用可知“中庸”之如胡廣者，非但保自己爵祿而已，其誤國害民之罪非淺也。
[308]《後漢書·梁統列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雲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資财億七千餘萬。
”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資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
” [309]單超封新豐侯，食邑二萬戶，徐璜封武原侯，具瑗封東武陽侯，各食邑萬五千戶，并賜錢各千五百萬，左悺封上蔡侯，唐衡封汝陽侯，食邑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
[310]桓帝不僅好色，又喜音樂。
《後漢書·孝桓帝紀》曰：“前史稱桓帝好音樂，善琴笙。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斯将所謂&lsquo聽于神&rsquo乎！”從這些頗具諷刺口氣中可以得到證明，又同書“贊曰：&hellip&hellip傾宮雖積，皇身靡續。
”李賢注曰：“桓帝納三皇後，又博采宮女五六千人，并無子也。
”可見其沉溺于聲色以緻失去生殖能力。
[311]桓帝死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見《後漢書·孝桓帝紀》：“永康元年&hellip&hellip十二月&hellip&hellip丁醜，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三十六歲。
”而呂思勉《秦漢史》則記為“十一月，帝崩”，誤。
[312]《後漢書·宦者列傳》：“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
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
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
建甯元年，持節将中黃門虎贲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戶。
” [313]《後漢書·窦何列傳》記載陳蕃說窦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将軍除害。
”似陳蕃之年齡應在八十歲。
但《後漢書·陳王列傳》則作“及事洩，曹節等矯诏誅武等。
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hellip&hellip”這裡說，“七十餘”。
當以本傳為準，前者或為略約之數耳。
[314]《秦漢史》（呂思勉著）對于窦武與曹節之間的鬥争也流露出同情前者的态度：“《武傳》稱其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
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于路，匄施貧民。
兄子紹為虎贲中郎将，性疏簡奢侈，武數切厲，獨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
此固不免矯激，然矯激者必重惜名譽，豈有多取宮人，作樂燕飲，旬月之間，資财億計者邪？此宦官誣罔之辭，而讀史者或以之議武，過矣。
”（見該書315頁）這裡，呂先生也不免主觀武斷，将宦官揭露窦氏的話均視為“誣罔之辭”。
這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從現有史料考察：王甫等指責窦武之辭不能說均系誇張，如說：“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
”（《後漢書·陳王列傳》） 查《後漢書·窦何列傳》雲：“（靈帝即位）拜武為大将軍，常居禁中。
&hellip&hellip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
”可見，這是确實的。
至于是否“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燕，旬月之間，資财億計”（《後漢書·陳王列傳》），雖無可考，但亦未見窦武輔政後有何突出政績。
相反，當時的宦官雖有侯覽等“倚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兇橫“放縱”（《後漢書·宦者列傳》），但在窦武被誅之前的曹節、王甫等宦官恰無劣迹載于史籍。
由此可見：對宦官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因其地位低賤而厚此薄彼。
[315]《後漢書·孝靈帝紀》雲：建甯元年（168年）九月“皇太後遷于南宮”。
《後漢書·窦何列傳》記：“遷太後之雲台。
”《後漢書·皇後紀》：“遷太後于南宮雲台。
”是雲台乃南宮中一殿名也。
[316]張綱的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典出《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将何傳》，記西漢時孫寶任京兆尹時“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
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
入見，敕曰：&lsquo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
掾部渠有其人乎？&rsquo文卬曰：&lsquo無其人不敢空受職。
&rsquo寶曰：&lsquo誰也？&rsquo文曰：&lsquo霜陵杜穉季。
&rsquo寶曰：&lsquo其次。
&rsquo文曰：&lsquo豺狼橫道，不宜複問狐狸。
&rsquo寶默然。
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胪肖育等皆厚善。
寶前失車騎将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托寶，故寶窮，無以複應文。
”杜穉季本是孫寶過去在危難時期投奔淳于長時，淳于長作為自己的摯友，托付給孫寶的。
沒想到侯文嚴懲奸惡，第一個推出的就是杜穉季。
所以孫寶問“其次”，乃是自我解圍，妄圖轉移目标，用來緩沖。
不料侯文卻不那麼好對付，并不把第二個應懲治的人名說出，卻以“豺狼”，“狐狸”為喻，說出一句寓意深刻的話。
顔師古在為這句話作注的時候說：“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
”東漢張綱正是在侯文“豺狼橫道，不宜複問狐狸”的這句話基礎上，将其凝煉為“豺狼當道，安問狐狸”的。
[317]中華書局1965年版标點本《後漢書·黨锢列傳》中“劉祐&hellip&hellip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隸校尉。
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輿服，隐匿财寶，威行朝廷”，其标點有誤。
應為“&hellip&hellip隐匿财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
” [318]這三次起義的年代、地點和參加部民如下： （一）章帝建初二年（77年）到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河湟地區以燒當羌為首，聯合封養、燒何、當煎、當阗、卑滿等部，并與湟中的月氏胡、張掖的盧水胡聯合的大起義。
（二）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到元初五年（118年）金城、隴西、漢陽三郡戍羌在開往西域的途中，至河西的酒泉郡（治今甘肅酒泉），爆發了起義，與屯聚在隴西的先零羌和鐘羌聯合，展開了以北地、安定、隴西三郡為中心的起義，并在北地郡建立滇零政權，參加這一政權的有羌、胡、漢各民族。
（三）順帝永和四年（139年）到沖帝永嘉元年（145年）金城、隴西兩郡的且凍、傅難諸部與安定、北地兩郡的罕羌、燒何諸部在涼州各郡以及關中西部所展開的反對漢朝将佐官吏的貪污暴政的鬥争。
（以上參見馬長壽遺著《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20-121頁） [319]東漢時代“流民”問題愈來愈嚴重，可從以下資料中得到證明：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hellip&hellip三月&hellip&hellip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赈禀三十餘郡&hellip&hellip”“六年&hellip&hellip三月庚寅，诏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禀之。
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複一歲田租、更賦。
”“十二年春年二月&hellip&hellip诏貸被災諸郡民種糧。
賜下貧、鳏、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
” [320]《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全後漢文》卷46引《太平禦覽》作：“小民發如韭，剪複生，頭如雞，割複鳴，吏不必可畏，從來必可輕。
”其中文字顯然有脫誤。
茲據邱漢生先生說校改，轉引自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一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155頁。
[321]桓帝以前的起義，有如下記載 （一）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
（《後漢書·獨行列傳》）（二）永初三年（109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hellip&hellip永初四年（110年）春正月海賊張伯路複與渤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三年（109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稱&lsquo将軍&rsquo，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三）“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并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
”（《後漢書·郭陳列傳》）（四）永初四年（110年）“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hellip&hellip”（《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五）永初五年（111年）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五年&hellip&hellip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将軍。
”（《後漢書·西羌傳》）（六）安帝元初三年（116年）正月“蒼梧、郁林，合浦盜賊群起，劫略吏民”。
（《後漢書·五行志》）（七）順帝陽嘉元年（132年）“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鄞、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
（《後漢書·順帝紀》）（八）陽嘉元年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後漢書·順帝紀》）（九）陽嘉三年（134年）“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
（《後漢書·順帝紀》）（十）順帝永和二年（137年）八月庚子“江夏盜賊殺邾長”。
（《後漢書·順帝紀》）（十一）永和三年（138年）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
”（《後漢書·順帝紀》）“九江賊蔡伯流等數百人，攻廣陵、九江，燒城郭，殺江都長。
”（《後漢書·天文志》）（十二）永和三年（138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枼，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
（《後漢書·天文志》）（十三）“永和（136年至141年）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
”（《後漢書·李杜列傳》）（十四）“順帝末，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
建康元年（144年），九江範容、周生等相聚反亂”。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十五）順帝永和六年（141年）“九江、丹陽賊周生、馬勉等起兵攻沒郡縣”。
（《後漢書·天文志》）（十六）漢安元年（142年）“九月庚寅，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
（《後漢書·順帝紀》）（十七）順帝漢安二年（143年）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吏民”。
（《後漢書·順帝紀》）（十八）“沖帝永嘉元年（145年）正月，九江賊徐鳳等殺曲陽、東城長。
”（《後漢書·質帝紀》）（十九）“永嘉元年夏四月，丹陽賊陸宮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
&hellip&hellip秋七月，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hellip&hellip十一月，曆陽賊華孟自稱&lsquo黑帝&rsquo，攻殺九江太守楊岑&hellip&hellip”（《後漢書·質帝紀》）（二十）沖帝永嘉元年（145年）“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lsquo天王&rsquo，（種）暠與太守應承讨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
（《後漢書·張王種陳列傳》） [322]自桓帝開始，至黃巾起義前的起義，有如下記載： （一）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
（《後漢書·桓帝紀》）（二）建和二年（148年）“十月，長平陳景自号&lsquo黃帝子&rsquo，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lsquo真人&rsquo，并圖舉兵，悉伏誅”。
（《後漢書·桓帝紀》）（三）桓帝和平元年（150年）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
（《後漢書·桓帝紀》）“（楷）性好道術，能作五裡霧。
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裡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
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hellip&hellip”（《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四）桓帝永興二年（154年）九月，“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lsquo太初皇帝&rsquo”。
（《後漢書·桓帝紀》）（五）永興二年十一月“太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後漢書·桓帝紀》）“時太山賊公孫舉僞号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
（《後漢書·荀韓鐘陳列傳》）“太山、琅邪賊東郭窦、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遣兵讨之，連年不克”。
（《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六）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複叛，寇掠百姓&hellip&hellip十一月&hellip&hellip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
”（《後漢書·桓帝紀》）（七）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hellip&hellip五月&hellip&hellip長沙零陵賊起&hellip&hellip八月，（豫章）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
”（《後漢書·桓帝紀》）“長漢、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lsquo将軍&rsquo，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hellip&hellip。
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八）桓帝延熹六年（163年）秋七月，“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界。
&hellip&hellip十一月&hellip&hellip南海賊寇郡界”。
（《後漢書·桓帝紀》）（九）桓帝延熹八年（165年）“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财賞不贍，忿恚，複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複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原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
（《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十）桓帝延熹八年（165年）“十月，勃海妖賊蓋登等稱&lsquo太上皇帝&rsquo有玉印、珪、璧、鐵券，相署置&hellip&hellip”（《後漢書·桓帝紀》）（十一）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正月“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lsquo太上皇&rsquo&hellip&hellip”（《後漢書·桓帝紀》）（十二）桓帝永康元年（167年）五月，“廬江賊起，寇郡界”。
（《後漢書·桓帝紀》）（十三）靈帝建甯元年（168年）“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
（《後漢書·酷吏列傳》）（十四）靈帝建甯三年（170年）“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
（《後漢書·靈帝紀》）（十五）靈帝熹平元年（172年）“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lsquo越王&rsquo，寇郡縣&hellip&hellip”（《後漢書·靈帝紀》）“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lsquo大将軍&rsquo，立其父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hellip&hellip”（《後漢書·虞傅蓋臧列傳》）“會稽妖賊許昌起于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
”（《三國志·吳志·孫堅傳》）（十六）靈帝光和三年（180年）“江夏蠻複反，與廬江賊黃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寇患累年”。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hellip&hellip”（《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323]《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的來源，又有一說：“幹吉從帛和受《素書》二卷，乃《太平經》也。
”（見《仙苑編珠》）從這種傳說中可以推知：《太平經》最初隻有二卷，到後來經過很多人的推演、附會，才逐漸變為一百七十卷的大書。
正因為在長期流傳中，經過許多人補充，增加，所以其内容很龐雜。
過去，史學界和哲學界曾對此書的性質和内容展開過争論，有人認為其中完全是宗教迷信，全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有的人則認為這部書是農民反對地主剝削階級統治和壓迫的經典。
尤其是在一些專門研究農民戰争的著作中，對《太平經》的評價很高。
如有的著作認為：《太平經》“書中所提出的則是一個大膽、新穎的社會改造方案&mdash&mdash太平社會的理想”“顯然包含着強烈的原始民主因素，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反封建專制主義的革命思想”（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第166-177頁）。
筆者認為，《太平經》中所包含的思想，既有可被統治階級利用的部分，也有可供被統治者利用的資料。
在東漢末年那樣具體環境下，農民階級利用其中要求财産平均和政治上平等的傾向（僅僅是傾向），加以引申，作為對統治階級鬥争的思想工具。
這是十分合乎邏輯的。
[324]關于東漢末年張魯政權的性質，史學界至今尚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認為：張魯的漢中政權與黃巾軍性質一樣，皆屬農民政權；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張魯政權不過是東漢末年許多割據的地主武裝之一，與農民起義毫無相同之處。
對于這一問題的争論，請參看下列論者： 錢穆《張道陵與黃巾》，載《責善半月刊》2卷16期1941年4月出版。
蔣文傑《關于張魯及五鬥米道》，載《解放》1959年1月出版。
《關于張魯的五鬥米道及其政權性質》，載《文彙報》1961年6月24日。
萬繩南《太平道與五鬥米道》，載《曆史教學》1964年6月。
陳昌遠《太平道與五鬥米道》，載《江漢學報》1962年9月。
董克昌《關于張魯政權的性質》，載《北方論叢》1980年7月。
卿希泰《有關五鬥米道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哲學》1980年10月。
高敏《漢末張魯問題史實考辨》，載《中國農民戰争史論叢》第二輯，1980年11月出版。
[325]東漢末疾疫流行，從史書上可找到的資料現列表如下： （上引《續漢書·五行志》均見于中華書局标點本《後漢書·五行志》） [326]如《後漢書·獻帝紀》記載：“興平元年&hellip&hellip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七）月。
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系。
&hellip&hellip帝使侍禦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
帝疑賦恤有虛，乃親于禦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
”詳引“《袁宏紀》曰：&lsquo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于禦前作糜，得滿三盂，于是诏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rsquo” [327]《四民月令》雲：“距立秋，無食煮餅及水引餅。
”《齊民要術》進一步解釋道：“夏月食水時，此二餅得水即堅強難消，不幸便為宿食，傷寒病矣，試以此二餅置水中即見驗。
唯酒引餅入中即爛矣。
”從“得水即堅強難消”可知：漢代的煮餅可能是以現在的面片厚的死面餅放入湯中煮，所以難以煮爛。
[328]《四民月令》“四月可做棗糒”是為加棗之糒，《錄異傳》“袁公路年十八，常飯乳食蜜飯”是為加蜜之糒。
[329]《釋名》“飱，散也，投飯于水中，各散也”。
《通俗文》“水澆飯曰飱”。
[330]《東觀漢記》曰：“（張）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後糒幹飯屑，飯水而已。
”又曰“賀玄字文弘，為九江太守，行縣赍持幹糒，但就溫湯而已。
” [331]《左傳·昭公二十年》“異。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疏曰：“此說和羹而不言豉，古人未有豉也，《禮記·内則》《楚辭·招魂》論備飲食而不言及豉。
史遊《急就篇》乃有&lsquo蕪荑鹽豉&rsquo。
蓋秦漢以來始為之焉。
” [332]據《四月民令》所記的東漢時期黃河流域二十種蔬菜（瓜、瓠、芥、葵、冬葵、苜蓿、蕪青、芋、生姜，蘘荷、大蔥、小蔥、胡蔥、大蒜、小蒜、雜麻、韭、?、蓼、蘇）中，有八種是蔥蒜類，又有生姜、蘘荷、蓼、蘇四種供調味用，葷辛調味類共占二十種的五分之三（參見《中國農學史》上冊第230頁）。
[333]張衡《思玄賦》：“白水以為漿。
”即以白水為漿。
但也有注家認為“白水”為水名，在“昆侖之源”（見《昭明文選》《思玄賦》）。
[334]《三國志·吳書·韋曜傳》：“（孫）皓每飨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
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于寵衰，更見逼強，辄以為罪。
” [335]《後漢書·馬援列傳》載：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娴雅，（馬）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可見，穿方領衣，邁着方步（矩步）顯示有學問。
這樣也能吓唬人，竟使馬援“見之自失”。
不過，這畢竟是裝出來的，衣服和舉止有時并不能反映一個人的真實情況，馬援兄馬況就深知這一道理，“乃自酌酒慰援曰：&lsquo朱勃小器速成。
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禀學，勿畏也”。
鼓勵馬援不必怕朱勃。
後來，果然如馬況所預言：“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将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 [336]《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武帝姑館陶公主為其情夫董偃求寵：在迎接武帝時“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
而董偃則“綠帻傅、随主前，伏殿下”。
應劭注曰：“宰人服也。
”顔師古注曰：“綠帻，賤人之服也。
傅，著也。
即令之臂也。
” [337]據《史記》《漢書》《後漢書》《三輔黃圖》《三輔決錄》《三輔舊事》《關中記》《三拳記》及《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長安志》《雍志》等有關記載能考出的秦宮殿名有： 西垂宮、平陽封宮、大鄭宮、陽宮、雍之宮、栎陽宮、頻陽宮、蕲年宮、霸城宮、橐泉宮、曲台宮、萯陽宮、長安宮、長楊宮、棫陽宮、高泉宮、虢宮、羽陽宮、步高宮、步壽宮、信宮、鹹陽宮、泉宮、九葼宮、五柞宮、雲陽宮、蘭池宮、南宮、北宮、回中宮、林光宮、宜春宮、朝宮、阿房宮、長樂宮、興樂宮、鐘宮、梁山宮、望夷宮、雍門宮。
近年來對秦國宮殿遺址的考古發掘有很大的收獲，可參見1976年第11期《文物》載《秦都鹹陽第一号宮殿建築遺址簡報》《秦都鹹陽的幾個問題初探》，1979年第2期《文物》載《秦都鹹陽發掘報導的若幹補充意見》，1982年第2期《考古與文物》載《“秦都鹹陽”與“鹹陽宮”辨正》等。
1977年第11期《文物》中發表有《秦鹹陽宮第一号遺址複原問題的初步探讨》，并附有宮殿複原圖，可參考。
[338]于枕中放置書帛之風，或由來已久。
《越絕書》曰：“越王問範子，曰：&lsquo寡人已問陰陽之事，谷之貴賤可得而知乎？&rsquo曰：&lsquo陽者主谷貴，陰者主谷賤。
故當寒而不寒，谷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谷為之暴賤。
&rsquo王曰&lsquo善。
&rsquo書帛藏之枕中，以為國寶。
”可見，在春秋時即已有書藏于枕中之事。
《漢書·楚元王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
”則漢時已頗流行。
[339]雲母屏風在古代貴族社會流傳時間很久。
《太平禦覽》卷701引謝承《後漢書》亦有：“鄭弘為太尉，舉将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
”唐人著名詩人李商隐（813～885）《嫦娥》詩雲：“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可見，唐代仍以“雲母屏風”為流行的室内裝飾品。
[340]“鹿車”之名源于辘轳，我國古代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稱鹿盧。
這種工具是輪軸類的引重轉動器。
“鹿車”也是隻有一個輪軸的車，故名（參見史樹青《有關漢代獨輪車的幾個問題》，載《文物》1964年第6期）。
以往多有人望文生義，謂“鹿車窄小，載容一鹿也”（《太平禦覽》卷775引《風俗通義》）。
近人還有認“鹿車”為用鹿牽引之車者，皆誤。
[341]《漢武故事》記載：“上（武帝）嘗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長不納。
及宿于逆旅，逆旅翁謂上曰：&lsquo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穑，何夜行動衆？此不欲為盜則淫耳。
&rsquo上默然不應。
因乞漿，翁曰：&lsquo正有溺，無漿也。
&rsquo” [342]如居延漢簡中有如下一支簡： 北書三封合檄闆檄各一。
其三封闆檄張掖太守詣府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太守牛椽在所。
九月庚午下餔十分臨木卒受州井卒弘雞鳴時當口。
卒昌付收降卒福界中九十五裡定行八時三分實行七時二分。
其中所說“九月庚午下餔十分”就是臨木卒接到文書的時間，下面一一記載各人交接的時間，并注明應行多長時間“定行”及實際行走的時間“實行”。
有時簡牍上還記有“行者走”或“吏馬馳行”、“以郵行”、“以亭行”等等，這是指定送文書的人必須騎馬或走路，通過郵轉送，還是通過亭送等等。
可見其制度的嚴密，參見拙著《簡牍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1-45頁）。
[343]中外有一部分學者否認秦漢婚姻關系中的等級性。
認為等級關系對當時的婚姻沒有影響。
如16世紀明代學者茅坤提出“漢代婚姻無法度”說這是“古今來所無之事”（見淩稚隆輯校《漢書評》，清光緒年沙養翮書齋刻本，卷97上）。
今人台灣學者陳虹先生也認為：婚嫁時講究門當戶對，不是漢代婚姻關系的常态。
（見陳虹《中國古時的男女社交》，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出版，第36頁） [344]從史籍能找到的資料可以證：漢代男子初婚普遍在14～18歲之間，現列表如下（轉引自彭衛《漢代婚姻形态》）： （一）皇族 （二）地主、官吏及普通人民 漢代女子初婚年齡一般在15歲之後，16、17歲結婚成為極普遍現象： [345]初婚的早遲同生育率有密切的關系。
據人口學家研究：女子初婚年齡與最大生育率的關系如下表： 這就是說，在15歲結婚時的女子，其生育率要比20歲時的生育率高16%，比25歲時高38%，比30歲時高58%。
依此計算，若西漢初年和東漢初年，女子的初婚率普遍提到20歲，則這一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必然放慢。
如果把不育率、嬰兒死亡率看作為定量（實際上女子20歲結婚和15歲結婚在這方面的差别不太大），那麼，西漢前期的人口就可能減少三四百萬人，東漢人口則可能減少五六百萬人，人口的總增長亦可能會下跌到210%以下。
[346]如惠帝娶魯元公主之女即舅與甥女結婚（《漢書·外戚傳》）。
又如姨母輩與外甥結婚的：《漢書·外戚傳》載：衛子豪女弟為宣帝倢伃，其長女又為元帝倢伃，元帝生成帝和中山孝王劉興。
“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
”此外，還有表姨輩與表甥輩間的婚姻關系。
《漢書·外戚傳》載，宣帝許後是許廣漢之女，許嘉是許廣漢弟許延壽之子，即元帝的表舅；許嘉女是元帝之子成帝之後，可見，成帝納許後是以表甥娶表姨。
表叔與表侄女輩間結婚的：《漢書·高五王傳》載，劉邦之子趙王劉恢娶呂後兄子呂産女為後，劉恢和呂産是表兄弟，則劉恢以呂産女為妻是表叔輩與表侄女輩的婚姻關系。
表兄妹間結姻的：漢武帝陳皇後是其姑長公主劉嫖之女（《漢書·外戚傳上》）。
東漢時，鐘瑾之母是李膺姑，後鐘瑾又娶李膺之妹為妻（《後漢書·鐘皓列傳》）。
[347]中華民族自古即有歌舞之傳統。
青海省大通縣馬家窯文化遺址的一個彩陶缽上，就繪有幾個人化裝跳舞的圖。
先秦時期，作歌之風亦極盛，如《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隐于首陽山，及餓且死，尚作歌“其辭曰：&lsquo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rsquo遂餓死于首陽山”。
《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戰國時優孟以歌為孫叔敖之子鳴不平，也是用歌來表達：“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财，不顧恥辱。
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
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類似記載史不絕書，至于周公改制“頌聲興”（《史記·周本紀》），懿王中衰“詩人作刺”和荊轲留下的慷慨悲歌，《詩經》所記下的歡樂哀愁，都為人們所熟悉，不一一備舉。
[348]本章大部分内容及本書有關社會經濟方面的内容，多采《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書之研究成果。
該書雖為筆者主編，但主要執筆者為餘華青、周天遊、黃留珠三位青年教師。
謹此說明，不敢掠美。
[349]張衡是我國古代偉大的科學家，也是世界公認的偉大科學家，“是世界科學史上的著名人物”（黎東方《中國人的科學成就》，載《我對曆史的看法》，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27頁）。
其生平事迹見于《後漢書·張衡列傳》：“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
世為著姓。
祖父堪，蜀郡太守。
衡少善屬文，遊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
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
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
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
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
衡乃拟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谏，精思傅會，十年乃成&hellip&hellip大将軍鄧骘奇其才，累召不應。
&hellip&hellip衡善機巧，尤緻思于天文、陰陽、曆算&hellip&hellip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征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琁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
順帝初，再轉，複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辄積年不徙”雲雲。
張衡的科學成就，除制造渾天儀外，還創造候風儀，可能是一種測風儀、地動儀，是世界第一台測定地震的儀器。
他還是一個數學家，其《算罔論》即數學著作。
[350]有關秦漢時代天文、曆法的文物資料，除文中提到的帛書《五星占》以外，還有《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雲夢睡虎地秦墓》）。
此外居延漢簡中尚有大量的曆譜出現：1930年至1931年及1972年至1976年前後兩次對居延地區的發掘，現已獲得紀年簡共近一千枚。
根據這些簡考證的漢代曆法，已有很大的收獲，如《甲渠侯官漢簡年号朔閏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
又，近年在湖北省随縣曾侯乙墓（原稱擂鼓墩一号墓）的發掘中，也出土了重要的天文、曆法資料。
如其中的寫有二十八宿名稱的漆木“”蓋，蓋面上一端畫蒼龍，一端畫白虎，中部畫一個象征北鬥的大鬥字，圍繞北鬥篆書二十八宿名稱。
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記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稱，并有北鬥、四象與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實物資料。
此件文物雖為戰國時漆器，但對秦漢時代天文學的了解也有一定意義。
（參見《随縣曾侯乙墓發掘的主要收獲》，載《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351]《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了豐富的實例，如： 齊侍禦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
”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發于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腫，後八日嘔膿死。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
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
肝氣濁而靜，此内關之病也。
齊郎中令循病&hellip&hellip意診之&hellip&hellip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
病得之内。
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
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hellip&hellip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懑&hellip&hellip意告曰：“熱蹶也。
”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hellip&hellip意往，飲以茛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
[352]近來已有愈來愈多的論著闡明中醫具有系統論的特性。
李澤厚同志指出：“&hellip&hellip數千年的實踐經驗，也包括今天極為廣泛的實踐經驗，卻又不斷證明着中醫講的理論。
就比如說經絡理論吧，不僅有其存在的根據，而且還頗為靈驗，盡管至今經絡的物質實體始終沒有發現。
而經絡理論與中醫的五行學說、藏象理論又是不可分地連在一起，構成整套體系的。
”（《内經的哲學和中醫學方法論》序，科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viii&mdashix頁） [353]李澤厚《秦漢思想簡議》，載《中國社會科學》1984年第2期。
本節有關論述多根據此文，不一一注出，特此說明。
[354]參見拙著《秦俑發式與陰陽五行》，載《文博》1984年第12期；及《秦為水德無可置疑》，載《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2期。
[355]關于谶緯的作者及造作時間，傳統的說法乃是從黃帝到孔子的許多聖人所作。
也有人說至少在西漢時就有了。
顧颉剛先生經過嚴密的考證，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這些谶緯真的是從黃帝到孔子許多聖人們所作的嗎？恐怕除了喪失理性的人誰也不敢答應一聲是的。
但尚有許多人說這些書在西漢時早就有了。
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反證。
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房中術和劾鬼術書尚連篇地登載，那時如有谶緯，則即使因它怪誕而不收于《六藝略》，那《術數略》中總應有分；為什麼不見影兒呢？谶緯的中心思想，是陰陽五行，是災異祯祥，這正是極合漢代經學家脾胃的，為什麼他們都不引，必待至公孫述和光武帝們而始大引呢？所以我們可以說：《七略》不錄谶緯，沒有别的原因，隻因那時尚沒有這種東西，這種東西是在向、歆父子校書之後才出現的，這種東西是王莽時的種種圖書符命激起來的。
零碎的谶固然早已有了，但其具有緯的形式，以書籍的體制發表它的，決不能早于王莽柄政的時代。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群聯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28頁） [356]關于《日書》的情況，見《日書：秦國社會的一面鏡子》（載《文博》1986年第5期）（這是筆者1985年由日本講學回國後領導的一個《日書》研讀班集體研究成果。
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古賀登教授，曾邀筆者共同對《日書》進行研讀，此事對國人頗有震動，遂發奮與有志于此事之青年十餘人共同開始研究，經數月始粗讀一遍，然受益匪淺，其初步成果為上述短文，尚有關于《日書》之鬼神觀念，《日書》中之天文、曆法等論文數篇尚待完成）。
《日書》發現于雲夢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共有兩部分竹簡：一部分發現于墓主的頭部右側，另一部分發現于墓主的足部。
兩部竹簡内容大緻相同，被稱為《日書》甲種和《日書》乙種。
簡共有四百二十五支、占雲夢出土簡的三分之一強。
乙種隻在簡正面寫字，甲種則正反面均寫有字。
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三種版本的秦簡釋文中，隻有1981年版的《雲夢睡虎地秦簡》（精裝本）中有《日書》；通常用的平裝本《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則不收《日書》。
[357]關于道教的起源，曆來說法不一。
拙見以為其正式成為宗教，當在東漢。
除本書正文所叙之事實外，尚有以後道教所尊崇的“張天師”也足資證明道教正式出現應在東漢。
所謂“張天師”者即張道陵、張陵，《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雞鳴山中。
”這就是五鬥米道的始祖。
此後就有“張天師”的各種傳說，而且各種說法相互矛盾。
如沈德符《野獲編》卷4“天師之始”條“張天師名道陵，字輔漢，生于漢光武十年，載吳之天目，以符水治疾病&hellip&hellip”這是說“張天師”生于東漢初。
而謝肇淛《五雜俎》卷8卻說“漢末張道陵避虐立社，得咒鬼之術，遂以符咒使鬼療病&hellip&hellip”這裡又說他生于漢末。
至于其傳說更是五花八門，但皆來自有關張陵的記載，請參見陳登原《中國文化史》上冊，世界書局1947年出版，第314-316頁，及龍顯昭《漢代道教的形成及其特點》，載《秦漢史論叢》第三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19-336頁。
[358]關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以往傳統的說法均認為是從西漢開始。
據《三國志》裴注引前人魚豢《魏略·西戎傳》記載：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這是唯一的一條資料。
但是《魏略》一書早佚，而據當代研究西域史之學者，如日人白鳥庫吉認為：貴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的，而大月氏又在貴霜朝之前，當時是否已有佛教流傳，還值得研究，尤其是伊存身為使者，若不在統治階級普遍崇信時就授經，是不可能的，因而，這一說法是不足為據的。
此後，又有明帝求法說，據說漢明帝永平七年楚王英夜夢金人而派人去西域求法，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始，此說至今仍廣為流傳，不少專著、教科書均據此而論。
但這種說法是值得懷疑的，據考證此說出于《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中記載：楚王劉英“少時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贖。
英遣郎中令奉黃缣白纨三十匹詣國相曰：&lsquo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贖愆罪。
&rsquo國相以聞。
诏報曰：&lsquo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馔。
&rsquo”後人因漢明帝做過這樣一件事就編造出他派人取經的故事。
其事見于下列資料：王浮《老子化胡經》：“永平七年，甲子，星晝見于西方。
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
即遣張骞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值佛已涅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
”按：張骞通西域在西漢武帝時，此說連基本曆史事實都弄不清，可見其不可信。
又袁宏《後漢紀》卷10雲：“帝夢金人，長大，頂有日光。
&hellip&hellip而問其道，遂于中國，圖其形象。
”此說顯然有附會之處。
《洛陽伽藍記》卷4：“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至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裡，帝尊金人，長丈六，頂皆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于西域求之，乃得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
”又慧皎《高僧傳》卷1“攝摩騰傳”雲：“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
&hellip&hellip通人傅毅答曰：&lsquo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将必此乎！&rsquo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
”又于“竺法蘭傳”中雲：“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随而來&hellip&hellip既達雒陽，與騰行止。
”又《隋書·經籍志》雲： 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
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以問于朝。
而傅毅以佛對。
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伽立像。
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同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門西以處之。
其經緘于蘭台石室。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1雲：“蔡愔偕摩騰法蘭歸，道家積不能平。
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以永平十四年前正月一日，抗表請比對。
其月十五日明帝集諸道士于白馬寺，使與騰二人賽法。
道經皆焚盡，秦等顯種種神通道士費叔才慚死，呂惠通等六百餘人出家。
宮嫔等二百三十人，士庶千餘人出家。
”上列諸說中，除《後漢紀》外，多根據牟子《理惑論》中下列記述而來：“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hellip&hellip于是&hellip&hellip遣使者張骞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寫經四十二章。
”但牟子《理惑論》的真僞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清人孫星衍《平津館叢書》中收《牟子》一書，但他的學生洪頤煊則為之作序時說：牟子傅為何人不可考。
梁啟超作《牟子理惑論辨僞》否定牟子真有其人，并認為《牟子》一書是後世僞造“為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
近人周叔迦、吳适、餘嘉錫則認為此書是真的，湯用彤也認為并非僞作，在日本則有山内晉卿認為是真，常盤大定則肯定為假，福井康順又肯定為真，松本文三郎又予以否定，在西方，法人馬司帛洛認為《牟子》一書是僞造，而伯希和則認為是真的。
總之衆說紛纭迄無定論。
近人呂澂作《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對《牟子》詳加考證，明确斷定其書“應該屬于僞書”。
因而認為漢明帝“求法之事”“屬虛造”。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正确的。
請參見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第19-31頁。
此外在《廣弘明集》《佛祖統記》《曆代三寶紀》中還記載有秦始皇時代，甚至孔丘時代佛教就已傳入中國的說法。
這些說法早被否定，不贅述。
（參見黃忏華《中國佛教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第1-8頁） [359]佛教傳入中國，又由中國傳入日本，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義已有不少論著說明，這裡僅補充一個鮮為人注意的小事，可見佛教影響之廣：由于佛教自印度通過西域傳入中國，因此在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上，出現了一種被稱為“西域藝術”（Serindian）的綜合印度、西域和中國風格的藝術。
“Serindian”這個詞是由“Seres”（中國）和“India”（印度）兩個詞組成，其藝術正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中形成的，參見（英）彼得·霍普科克《絲綢路上的外國魔鬼》，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2-15頁。
[360]《後漢書·儒林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
性淳笃，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lsquo五經無雙許叔重。
&rsquo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
卒于家。
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
”許慎用二十二年時間（自100年至121年）收集小篆、古文（戰國時文字）、籀文等共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編成的《說文解字》對每一字形、音、義作了言簡意赅的解釋，至今仍為我們了解古代文字和典章制度的工具書。
其《五經異義》今佚。
《後漢書·馬融列傳》雲：“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hellip&hellip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隐于南山，不應征聘，名重關西。
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
”他還從班固受學，遍注《孝經》《論語》《毛詩》《周易》《三禮》《尚書》等書。
他作《三傳異同》。
可以說，古文經學派到馬融時，才有統一的訓诂和經義，達到完全成熟階段。
鄭玄（127年&mdash200年）《後漢書·張曹鄭列傳》載：“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hellip&hellip少為鄉啬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遂造太學受業。
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玄雖受業于馬融，但在學術成就上勝過其師。
他雜糅經今古文學，形成了自己的學派，号為“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