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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的風俗習慣和文化。
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多樣化統一，是秦漢文明發展的重要特點，也是此後數千年中國文明史的特點。
過去，人們往往強調秦漢的統一而忽視其中的差異，似乎各地文明的不同差異與全國的統一是不相容的。
其實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秦漢時代的文明，正是在各地區、各族人民不同的文明基礎上統一起來的，而在統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各族間不同程度的差異。
這種差異并不妨礙統一，相反它們構成了中華民族統一文明的豐富的内容。
正是由于這些多樣化的文明存在，才使我國統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進步，不斷發展，成為世界上罕見的絢麗多彩、深厚宏博的文明古國。
二 中外文明的碰撞 一般地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斷的吸收外來因素和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
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也是如此，吸收和傳播是經常而不斷地進行的。
在中外文明碰撞中，使秦漢文明發展起來。
不過，秦漢時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規模的，向外傳播則是遠距離的，從而構成了與秦以前文明發展的不同特點。
秦漢以前，華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斷融合的基礎上，并在不斷吸取外來因素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然而，這時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漸進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規模地進行。
這是由于疆域的有限和割據的形勢所決定的。
如戰國時期以“胡服騎射”變易衣冠之制者也僅限于武靈王時的趙國；廢揖讓之容、變禮俗者，也僅限于秦國。
所謂“秦變于戎者也，楚變于蠻者也，燕變于翟者也”（《讀史方輿紀要》卷1），正是反映了這時的吸收、融合不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而是局部性的、漸進的。
秦漢時代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為大規模吸收外來文明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統治階級中“緻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風之旗，樹靈觯之鼓”（李斯《上書秦始皇》，載《昭明文選》卷39），正反映了大規模吸收外來文明的狀況。
尤其是在漢武帝時代，統治者有意識地引進外來文明，使許多有益的物質和精神文明被大規模地吸收進來。
公元前138年（武帝建元三年），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從此開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紀元。
不久，西域的文明就沿着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這條國際通道源源傳入中原。
在短短幾十年中，由西域傳入中原的，不僅有芝麻、胡麻、無花果、安石榴、綠豆、黃瓜、大蔥、胡蘿蔔、大蒜、番紅花、胡荽、酒林藤、玻璃、海西布（呢絨）、寶石、藥劑和羅馬膠（東方朔《海内十洲記》）等物産，而且還有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以及後來傳入的佛教等産生于異域的文化。
這些文明的引進多是自覺的、大規模的，而非偶然的、零星的。
如武帝時為大量引進大宛（今費爾幹納）良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hellip&hellip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漢書·張骞傳》）。
最後不惜訴諸武力，結果派李廣利戰大宛，“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
不久前在陝西漢武帝茂陵東側一号無名冢從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陝西茂陵一号無名冢一号從葬坑的發掘》，載《文物》1982年第9期），就是這次大規模引進良馬的實物見證。
而如此大規模地吸收外來的文明，正是使秦漢時代中華民族文明突飛猛進地發展的原因之一，即以大宛良馬和西域苜蓿傳入中原為例，從考古資料可知，武帝以後中原的傳統馬種已摻進大宛馬的血液，使我國馬種得到較大的改善，從而對畜牧業和戰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響（張廷皓《論西漢鎏金銅馬的科學價值》，載《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至于其他物産和音樂、舞蹈、藝術、宗教以及生活用具的傳入，在秦漢時代都使固有的文明發生顯著的變化。
所以，秦漢時代大規模地吸收外來的文明，是我國文明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時期。
這種飛躍在後來還出現多次，但秦漢時代為首開其端、規模最大的一次。
文明的向
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的多樣化統一，是秦漢文明發展的重要特點，也是此後數千年中國文明史的特點。
過去，人們往往強調秦漢的統一而忽視其中的差異，似乎各地文明的不同差異與全國的統一是不相容的。
其實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
秦漢時代的文明，正是在各地區、各族人民不同的文明基礎上統一起來的，而在統一的前提下，又保持着各地、各族間不同程度的差異。
這種差異并不妨礙統一，相反它們構成了中華民族統一文明的豐富的内容。
正是由于這些多樣化的文明存在，才使我國統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進步，不斷發展，成為世界上罕見的絢麗多彩、深厚宏博的文明古國。
二 中外文明的碰撞 一般地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斷的吸收外來因素和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
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也是如此，吸收和傳播是經常而不斷地進行的。
在中外文明碰撞中，使秦漢文明發展起來。
不過，秦漢時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規模的，向外傳播則是遠距離的，從而構成了與秦以前文明發展的不同特點。
秦漢以前，華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斷融合的基礎上，并在不斷吸取外來因素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然而，這時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漸進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規模地進行。
這是由于疆域的有限和割據的形勢所決定的。
如戰國時期以“胡服騎射”變易衣冠之制者也僅限于武靈王時的趙國；廢揖讓之容、變禮俗者，也僅限于秦國。
所謂“秦變于戎者也，楚變于蠻者也，燕變于翟者也”（《讀史方輿紀要》卷1），正是反映了這時的吸收、融合不是全國性的、大規模的，而是局部性的、漸進的。
秦漢時代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為大規模吸收外來文明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統治階級中“緻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風之旗，樹靈觯之鼓”（李斯《上書秦始皇》，載《昭明文選》卷39），正反映了大規模吸收外來文明的狀況。
尤其是在漢武帝時代，統治者有意識地引進外來文明，使許多有益的物質和精神文明被大規模地吸收進來。
公元前138年（武帝建元三年），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從此開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紀元。
不久，西域的文明就沿着被稱為“絲綢之路”的這條國際通道源源傳入中原。
在短短幾十年中，由西域傳入中原的，不僅有芝麻、胡麻、無花果、安石榴、綠豆、黃瓜、大蔥、胡蘿蔔、大蒜、番紅花、胡荽、酒林藤、玻璃、海西布（呢絨）、寶石、藥劑和羅馬膠（東方朔《海内十洲記》）等物産，而且還有音樂、舞蹈、雜技等藝術以及後來傳入的佛教等産生于異域的文化。
這些文明的引進多是自覺的、大規模的，而非偶然的、零星的。
如武帝時為大量引進大宛（今費爾幹納）良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輩大者數百，小者百餘人&hellip&hellip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漢書·張骞傳》）。
最後不惜訴諸武力，結果派李廣利戰大宛，“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
不久前在陝西漢武帝茂陵東側一号無名冢從葬坑出土的鎏金銅馬（《陝西茂陵一号無名冢一号從葬坑的發掘》，載《文物》1982年第9期），就是這次大規模引進良馬的實物見證。
而如此大規模地吸收外來的文明，正是使秦漢時代中華民族文明突飛猛進地發展的原因之一，即以大宛良馬和西域苜蓿傳入中原為例，從考古資料可知，武帝以後中原的傳統馬種已摻進大宛馬的血液，使我國馬種得到較大的改善，從而對畜牧業和戰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響（張廷皓《論西漢鎏金銅馬的科學價值》，載《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3期）。
至于其他物産和音樂、舞蹈、藝術、宗教以及生活用具的傳入，在秦漢時代都使固有的文明發生顯著的變化。
所以，秦漢時代大規模地吸收外來的文明，是我國文明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時期。
這種飛躍在後來還出現多次，但秦漢時代為首開其端、規模最大的一次。
文明的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