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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兩漢農業區一直在不斷地充實和擴大”（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第3頁）。
于是，在秦漢時期完全确定了以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體系。
這種經濟基礎反映在統治階級思想和政策方面則是“重農”。
如秦統一後，始皇二十八年所立之琅玡刻石中有這樣的頌詞：“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史記·秦始皇本紀》），反映了秦代統治階級的“重農”思想。
漢代各皇帝也不斷強調“農，天下之本”（《史記·孝文本紀》），正是表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已經确定。
但是，應當看到：在這種基本統一的經濟體系之下，還存在着多樣化的形式，如在長城以北、以西的廣大地區有廣大的牧業區，在碣石（今河北省昌黎縣）經龍門（今陝西省韓城境）西南斜向天水、隴西以北、以西地區還有廣大的半農半牧地區。
而在農業經濟為主的地區也還存在着不平衡的狀态，如“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史記·貨殖列傳》）。
至于邊遠的“荒蠻”地區，更有“食肉衣皮，不見鹽谷”（《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的少數民族。
這就構成秦漢時代以農業為基礎的農牧副多種經營的國民經濟體系。
這一特點一直延續至以後的兩千餘年，成為中國經濟史的重要内容。
這種多樣化統一的特點，表現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更為明顯。
如秦漢時代形成并确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統治機構、行政、司法等方面都是空前統一的“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史記·秦始皇本紀》），甚至連衣服旄旌節旗的顔色，符、法冠、車、乘、步的長度都有統一規定。
但這并不妨礙在總體統一下，具體部分的多樣化：像“分天下三十六郡”（《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統一的郡縣制下，在少數民族地區設“道”（《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内郡為縣，三邊為道”（《漢舊儀》）。
在思想方面，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取得思想上的統治地位，但這時的儒家已非春秋戰國時代的舊儒家，而是日益融合道、法、陰陽三家後的一種新創造。
這種新的創造，正是多樣化統一的結果。
至于全國的文化、風俗，更顯著地反映出這一特點。
秦王朝統一中國後，即“書同文字”，從此将戰國以來“文字異形”的問題做了曆史性的解決，其功績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這統一的前提下，同時存在着個别的不統一，如“罪”字，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寫為“辠”。
《說文》雲：“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
這當在秦統一文字之後，亦在睡虎地秦簡之後。
查秦碣石刻石“文複無罪”，字确已改為罪，但更晚的會稽刻石“殺之無辠”仍作“辠”，至于“也”作“殹”同樣出現這種情況（見李學勤《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載《雲夢秦簡研究》），而這種總體統一和個别異形的文字，構成了漢字字形簡易律和區别律二律交叉的發展曆史，從而不斷豐富漢字的字形。
秦漢時代的統一，使廣大疆域内的人民“行同倫”，在心理素質、道德風尚方面達到空前的一緻。
然而這種統一又是在多樣化的基礎上出現的，姑不論周邊的少數民族同中原的漢族在秦漢時期長期保持着不同的風俗禮儀，就是中原的漢族人民，各地區的風俗、習慣也并不是完全一緻的，如關中地區“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穑，殖五谷”；代（代州）、石（石邑）之地“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中山地薄人衆”，“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
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野王好氣任俠”，“上谷至遼東”，“民雕捍少慮”；齊地“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怯于衆鬥，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鄒、魯&hellip&hellip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龊龊”，“地小人衆，儉啬，畏罪遠邪”；西楚“其俗剽輕，易發怒”（《史記·貨殖列傳》），如此等等，不必一一列舉。
這說明在“行同倫”的前提下，各地仍保持着
于是，在秦漢時期完全确定了以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體系。
這種經濟基礎反映在統治階級思想和政策方面則是“重農”。
如秦統一後，始皇二十八年所立之琅玡刻石中有這樣的頌詞：“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史記·秦始皇本紀》），反映了秦代統治階級的“重農”思想。
漢代各皇帝也不斷強調“農，天下之本”（《史記·孝文本紀》），正是表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已經确定。
但是，應當看到：在這種基本統一的經濟體系之下，還存在着多樣化的形式，如在長城以北、以西的廣大地區有廣大的牧業區，在碣石（今河北省昌黎縣）經龍門（今陝西省韓城境）西南斜向天水、隴西以北、以西地區還有廣大的半農半牧地區。
而在農業經濟為主的地區也還存在着不平衡的狀态，如“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史記·貨殖列傳》）。
至于邊遠的“荒蠻”地區，更有“食肉衣皮，不見鹽谷”（《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的少數民族。
這就構成秦漢時代以農業為基礎的農牧副多種經營的國民經濟體系。
這一特點一直延續至以後的兩千餘年，成為中國經濟史的重要内容。
這種多樣化統一的特點，表現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更為明顯。
如秦漢時代形成并确立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在統治機構、行政、司法等方面都是空前統一的“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史記·秦始皇本紀》），甚至連衣服旄旌節旗的顔色，符、法冠、車、乘、步的長度都有統一規定。
但這并不妨礙在總體統一下，具體部分的多樣化：像“分天下三十六郡”（《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統一的郡縣制下，在少數民族地區設“道”（《睡虎地秦墓竹簡·語書》），“内郡為縣，三邊為道”（《漢舊儀》）。
在思想方面，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儒家取得思想上的統治地位，但這時的儒家已非春秋戰國時代的舊儒家，而是日益融合道、法、陰陽三家後的一種新創造。
這種新的創造，正是多樣化統一的結果。
至于全國的文化、風俗，更顯著地反映出這一特點。
秦王朝統一中國後，即“書同文字”，從此将戰國以來“文字異形”的問題做了曆史性的解決，其功績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這統一的前提下，同時存在着個别的不統一，如“罪”字，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寫為“辠”。
《說文》雲：“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
這當在秦統一文字之後，亦在睡虎地秦簡之後。
查秦碣石刻石“文複無罪”，字确已改為罪，但更晚的會稽刻石“殺之無辠”仍作“辠”，至于“也”作“殹”同樣出現這種情況（見李學勤《秦簡的古文字學考察》，載《雲夢秦簡研究》），而這種總體統一和個别異形的文字，構成了漢字字形簡易律和區别律二律交叉的發展曆史，從而不斷豐富漢字的字形。
秦漢時代的統一，使廣大疆域内的人民“行同倫”，在心理素質、道德風尚方面達到空前的一緻。
然而這種統一又是在多樣化的基礎上出現的，姑不論周邊的少數民族同中原的漢族在秦漢時期長期保持着不同的風俗禮儀，就是中原的漢族人民，各地區的風俗、習慣也并不是完全一緻的，如關中地區“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穑，殖五谷”；代（代州）、石（石邑）之地“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中山地薄人衆”，“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
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野王好氣任俠”，“上谷至遼東”，“民雕捍少慮”；齊地“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怯于衆鬥，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鄒、魯&hellip&hellip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龊龊”，“地小人衆，儉啬，畏罪遠邪”；西楚“其俗剽輕，易發怒”（《史記·貨殖列傳》），如此等等，不必一一列舉。
這說明在“行同倫”的前提下，各地仍保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