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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見骊山茂陵盡灰滅，牧羊之子來攀登”（李白《登高丘而望遠海》）。
秦漢時代早已成為曆史的陳迹，當我們在兩千年後重新回顧這四百餘年曆史的時候，究竟給今天的人們一些什麼啟發呢？中、外的曆史學家曾經從不同價值觀點對這一段曆史進行過不同層次的評價。
這裡，有必要從高的層次，即文明發展的系統進行曆史的反思，才更有現實意義。
那麼，就不能不在此将“緒論”中提到的一些觀點加以重複和發揮，作為本書的結語。
一 主旋律與變調 秦漢以前，春秋戰國時期（前770年至前221年），中國是由數十個分裂的小國割據着。
即使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時代，王畿的範圍也是有限的，而周圍分封的諸侯和“蠻、夷”則因地理或民族的障礙被分割為一塊塊相對獨立的地區。
在這種狀态下的文明，自然是各地區相差懸殊。
當時的中原（黃河中、下遊）人視今日之江蘇、浙江一帶的吳、越人斷發、文身、雕題而羞與他們為伍，視長江一帶的楚人為“南蠻”、聽其鴃舌之音而卑之，把居于關中的秦人以“戎、狄”對待。
至于“文字異形”“車異軌”等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從目前考古資料中所反映出的、具有明顯地方特點的所謂“楚文化”“秦文化”以及“北方長城外文化”等，正表明在秦漢以前中國各地文明發展的地區性的差異。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後，在“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遼闊土地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統一的秦王朝出現，是長期以來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符合廣大人民需要的。
因此，在統一前的相當長時間内，中國境内各地區不同的文明已經開始加速交流和融合，為統一創造了條件。
而在秦王朝建立以後，統一的國家則進一步促進了文明的統一。
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從中央到地方都統一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以諸侯為郡縣”又“治馳道”（《史記·秦始皇本紀》），“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史記·賈山傳》），把鹹陽同全國各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同時還統一文字、度量衡等等，這些措施無疑加強了各地文明的統一發展。
而秦始皇又不斷采取行政措施，矯正落後的習俗，如針對會稽一帶的淫亂風氣，專門立石宣布：“夫為寄豭，殺之無罪”，“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會稽刻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一系列措施，終于使秦漢時期的文明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統一的特點，這是秦漢文明的主旋律。
秦漢時期文明的統一趨勢，在古代文獻中概括為“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中庸》）。
按範文瀾同志解釋：“車同軌”就是“共同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系性”；“書同文”就是“共同的語言”；“行同倫”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樣，中華民族統一的文明出現了。
但是，在這一主旋律下尚有若幹變調，即多樣化。
秦漢時期形成的中華民族文明的特點之一，就是多樣化的統一。
這種特點表現于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風俗禮儀等各個方面，下面隻能舉例性地加以說明。
首先，在經濟方面，秦漢時期從長城以北至嶺南地區，主要在黃河流域、淮河流域、長江流域及泾、渭、汾河流域形成統一的農業生産地區，從而使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體系完全确立。
統一的農業生産地區形成，表現在政府所掌握的墾田數字不斷擴大。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土地數目： 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
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耕地面積的具體記載。
以後至東漢和、安、順、沖、質各帝的墾田數字均有明确記載，而“實際墾田數目一直在不斷增加，也
秦漢時代早已成為曆史的陳迹，當我們在兩千年後重新回顧這四百餘年曆史的時候，究竟給今天的人們一些什麼啟發呢？中、外的曆史學家曾經從不同價值觀點對這一段曆史進行過不同層次的評價。
這裡，有必要從高的層次，即文明發展的系統進行曆史的反思，才更有現實意義。
那麼，就不能不在此将“緒論”中提到的一些觀點加以重複和發揮，作為本書的結語。
一 主旋律與變調 秦漢以前，春秋戰國時期（前770年至前221年），中國是由數十個分裂的小國割據着。
即使在春秋以前的夏、商、周時代，王畿的範圍也是有限的，而周圍分封的諸侯和“蠻、夷”則因地理或民族的障礙被分割為一塊塊相對獨立的地區。
在這種狀态下的文明，自然是各地區相差懸殊。
當時的中原（黃河中、下遊）人視今日之江蘇、浙江一帶的吳、越人斷發、文身、雕題而羞與他們為伍，視長江一帶的楚人為“南蠻”、聽其鴃舌之音而卑之，把居于關中的秦人以“戎、狄”對待。
至于“文字異形”“車異軌”等更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從目前考古資料中所反映出的、具有明顯地方特點的所謂“楚文化”“秦文化”以及“北方長城外文化”等，正表明在秦漢以前中國各地文明發展的地區性的差異。
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後，在“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的遼闊土地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統一的秦王朝出現，是長期以來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符合廣大人民需要的。
因此，在統一前的相當長時間内，中國境内各地區不同的文明已經開始加速交流和融合，為統一創造了條件。
而在秦王朝建立以後，統一的國家則進一步促進了文明的統一。
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從中央到地方都統一實行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以諸侯為郡縣”又“治馳道”（《史記·秦始皇本紀》），“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史記·賈山傳》），把鹹陽同全國各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同時還統一文字、度量衡等等，這些措施無疑加強了各地文明的統一發展。
而秦始皇又不斷采取行政措施，矯正落後的習俗，如針對會稽一帶的淫亂風氣，專門立石宣布：“夫為寄豭，殺之無罪”，“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會稽刻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一系列措施，終于使秦漢時期的文明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統一的特點，這是秦漢文明的主旋律。
秦漢時期文明的統一趨勢，在古代文獻中概括為“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禮記·中庸》）。
按範文瀾同志解釋：“車同軌”就是“共同經濟生活”“經濟的聯系性”；“書同文”就是“共同的語言”；“行同倫”就是“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樣，中華民族統一的文明出現了。
但是，在這一主旋律下尚有若幹變調，即多樣化。
秦漢時期形成的中華民族文明的特點之一，就是多樣化的統一。
這種特點表現于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風俗禮儀等各個方面，下面隻能舉例性地加以說明。
首先，在經濟方面，秦漢時期從長城以北至嶺南地區，主要在黃河流域、淮河流域、長江流域及泾、渭、汾河流域形成統一的農業生産地區，從而使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體系完全确立。
統一的農業生産地區形成，表現在政府所掌握的墾田數字不斷擴大。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國土地數目： 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
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出現耕地面積的具體記載。
以後至東漢和、安、順、沖、質各帝的墾田數字均有明确記載，而“實際墾田數目一直在不斷增加，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