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秦漢時代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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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至廣東連州以北地區。
第三幅是一個縣的平面圖，繪有城垣房屋等。
這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地圖。
其繪制方法十分出色，已有統一圖例：地形圖的居民點采用兩種符号，縣治用方框，水道用上遊細、下遊粗的曲線，道路用細直線。
對九嶷山的表示更有獨特之處，除用比較粗的閉合曲線勾出山體外，又用細線畫成魚鱗狀層層重疊，表示峰巒起伏的特征，很似如今的等高線畫法，充分表現出漢代地圖繪制和測量的高度發展。
三 醫學和其他科學技術 一般醫藥學的水平 我國的醫學具有獨特的體系。
早在秦漢以前就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到秦漢時代又有進一步發展。
秦漢時代，中醫已建立一套診斷和治療的醫學體系，當時主要是以陰陽五行來解釋人的生理、病理現象，并用這種理論進行辯證的治療。
這時的名醫輩出：如西漢初年的淳于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後八年，更受師同郡元裡公乘陽慶。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從有關記載中可知：當時的診脈的準确程度及婦科的水平都是相當高的。
[351]東漢時代的張仲景是我國醫學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
張仲景（150～219），名機，河南南陽人，他從小精心研究醫學，廣泛征集方劑，總結前代經驗，寫成中醫學史上的奠基著作&mdash&mdash《傷寒雜病論》。
此書共十六卷，總結了診斷和治療兩個方面的經驗，在診斷方面：辨明症狀時，先分析陰、陽，由陰、陽而辨明表裡、虛實、寒熱，這就是中醫診斷學上的八綱，在治療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種症狀和療法。
《傷寒雜病論》為中醫的經典著作，可惜，此書流傳下來的，隻有經過晉代名醫王叔和改編過的《傷寒論》和《金匮要略》兩種。
華佗（約141～203）是東漢時另一名醫，據《後漢書·方術列傳》記載：華佗“精于方藥”、“針灸不過數處。
若疾發結于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複。
”由此可知：當時的醫學已達到利用麻醉藥施行較大的外科手術的水平，還能剖腹破背，剪截沖洗腸胃，還能進行精确而複雜的腦外科手術。
華佗還創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的姿态來鍛煉身體，這可以說是最早的健身操。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帛書，也有大量的醫書。
其中《五十二病方》 漢帛書《黃帝内經》（局部） 包括醫治五十多種病的近三百個醫方，涉及内、外、婦、兒和五官科病的多種療法。
其中有不少方後注有“善”“令”字樣，說明是經過檢驗的。
醫書中的《導引圖》繪出四十四個男女的多種運動姿态，可能即華佗的“五禽之戲”。
說明體育療法在我國有極其悠久的曆史。
我國中醫學的基礎理論著作&mdash&mdash《黃帝内經》，也成書于秦漢時期，至少其基本思想是成熟在這個時期。
這本著作至今仍有效地指導中醫實踐，而《黃帝内經》與上述淳于意、張仲景、華佗所總結的中醫理論與秦漢時代完成的以儒學為基礎的哲學體系（見下節）又是一緻的，其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五運六氣”之類的提法均有相通之處。
實踐證明：以《黃帝内經》為代表的中醫理論，是陰陽五行系統論中的科學因素，它雖被一片神秘色彩所包圍，但經過兩千年漫長時間至今仍有效，這本身就證明：中醫理論乃是陰陽五行系統論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态。
[352] 針灸療法在秦漢時代也得到發展。
1962年在河北滿城發現的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不僅發現了“醫工”專用的銅盆、銅藥匙等醫療專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針，五根銀針，保存完好。
這時期還出現了《黃帝明堂經》等比較有系統的針灸學專著。
這表明針灸術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屍體的保存和防腐技術，在秦漢時代達到驚人的水平：近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的女屍及湖北江陵漢墓發現的男屍，在地下保存了二千多年，屍體基本完好，成為直到現在仍然轟動全世界的文化大事。
藥物學的成就，集中反映在東漢初年編成的《神農本草經》上。
這部書記載了365種藥物的性能和用途，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藥物學著作。
法醫學的成就 秦漢時代的法醫學，是值得專門記述的一門科學成就。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已有大量的關于法醫學的資料。
秦律中已規定法醫在刑事案件中的任務，并創立了杜絕犯人傳染麻風病的機構&mdash&mdash疠遷所，以及對有惡性傳染病的犯人處以不同刑罰的律令。
在秦律《封診式》中還有對麻風病診斷的報告書和其他病例的檢驗書、檢驗記錄。
說明在秦統一前法醫學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秦漢時的法醫學在先秦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如活體損傷檢查和屍體檢查都有許多精彩的實例，《漢書·薛宣朱博傳》中載有以下一事： 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
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
（朱）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
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
這就是法醫學上的活體損傷檢查在實際中的運用（參見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群衆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0頁）。
另外《疑獄集·嚴遵疑哭》中還記載：東漢時，嚴遵任揚州刺史，一天他巡視自己管轄的地方，忽聽有婦女哭聲，但哭聲懼而不哀，于是停車問其故，手下人回答說有個婦女被火燒死了。
嚴遵一聽非常懷疑，就命人前去檢查，看到有蒼蠅集在死者頭部，就把發髻打開，果然有鐵釘子釘進頭部。
于是拘來那個婦女進行審問，在事實面前她不得不服。
據專家研究“現今各地對這種損傷仍時有所聞”（見《中國古代法醫學史》第41頁）。
秦漢時代的其他方面的科學技術成就，如造紙術、釀酒術及農業生産、手工業生産方面的技術均有很高成就，有一些已在本書中有關章節介紹，這裡就不再贅述。
第二節 哲學思想和宗教迷信 人類的思想随着時代的發展，愈來愈複雜、細緻。
因而整個社會的思想就不能用某一部分人的理論、觀點以偏概全，必須分别不同層次全面的研究。
秦漢時代的哲學、宗教、迷信都是屬于思想的範圍，不過它們分别處于不同的層次。
這裡隻能簡單地加以探讨。
一 以儒為主各家融合的哲學、政治思想 一個時代的哲學、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統治階級的思想又是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
秦漢時代的思想&mdash&mdash特别是哲學、政治思想在中國曆史上占據極為重要地位。
“正如秦漢在事功、疆域和物質文明上為統一國家和中華民族奠定了穩固基礎一樣，秦漢思想在構成中國的文化心理結構方面起了幾乎同樣的作用。
”[353] 秦漢時代思想的特點是：以儒家為主吸收道、法、陰陽，而形成一種新的思潮和理論。
但這種新思潮和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曆史發展過程，在秦和兩漢各個時代又表現為不同的特色。
秦代的思想特點 首先要說明：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固然同當時的政治措施是一緻的，但二者不能等同。
在研究秦代思想的時候更要注意這種關系。
因為如果把二者混同，僅僅依據秦始皇“焚書坑儒”實行嚴刑峻法等等政治措施，就斷定秦是法家思想獨占，或稱秦是“一個沒有思想的時代”，顯然是不全面的。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的實踐而不斷取得勝利的。
但是，取得成功後的秦，并沒有在思想理論上完全采用法家思想，而是有意識地在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吸取了各家&mdash&mdash尤其是儒、道兩家的思想理論。
這種有意識地搞合流、統一，早在秦王朝建立前（即秦統一中國前）的十幾年就開始了，重要的标志就是《呂氏春秋》的出現。
《呂氏春秋》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是呂不韋招攬各派學者集體編撰的一部論集，其書“兼儒墨、合名法”（《漢書·藝文志》），曆來被認為是“雜家”的代表作。
“雜”正是百家彙合的産物，根據近年來學者研究的成果，多數人認為《呂氏春秋》的“雜”，并非主次不分，而是以儒家思想為實體骨幹，用陰陽家的宇宙圖式為構架，滲透着法家精神的哲學和政治方略。
如《呂氏春秋》中強調：“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hellip&hellip務本莫貴于孝。
”（《孝行》）這與儒家強調的“君子務本&hellip&hellip孝悌者也，其為仁之本欤”（《論語》）之類很相似，應當視為儒家思想。
但《呂氏春秋》中所強調的“孝”純屬功利的需要，是從人君統治角度出發的：“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
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
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
”（《孝行》）可見，《呂氏春秋》的“孝”又與《論語》中純以倫理感情需要而強調的“孝”有所不同，它又滲透着法家的精神。
也可以說《呂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是不同于孔子《論語》所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新儒家”。
至于《呂氏春秋》吸取的陰陽五行思想，則十分明顯，其“十二紀”就是金、木、水、火、土，配以四時。
這正是鄒衍五行學說的具體運用，筆者在《秦史稿》中已有論述，不贅（參見《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324頁）。
秦統一中國前夕，公元前238年秦國發生政變，秦始皇趁機鋤掉呂不韋及其門客。
曆來學者都認為《呂氏春秋》中鼓吹的思想理論從此在秦絕迹，留下來的隻有法家思想。
但實際并非如此。
《呂氏春秋》所開始的各種思想合流的趨勢，在秦統一後并未停止，而有進一步發展。
不過這時的合流是以法家為基礎，吸收陰陽五行和儒家學說而進行的。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定統一後的各種制度時，“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史記·秦始皇本紀》），這顯然是按照“五行”說制定的。
[354]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為吏之道》可以看到十分明顯的儒家思想，如“術（怵）悐之心，不可不長。
以此為人君則鬼（鬼讀為懷，懷柔之意），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茲（慈），為人子則孝”，“父茲（慈）子孝，政之本殹也”，“茲（慈）愛萬
第三幅是一個縣的平面圖，繪有城垣房屋等。
這是中國，也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地圖。
其繪制方法十分出色，已有統一圖例：地形圖的居民點采用兩種符号，縣治用方框，水道用上遊細、下遊粗的曲線，道路用細直線。
對九嶷山的表示更有獨特之處，除用比較粗的閉合曲線勾出山體外，又用細線畫成魚鱗狀層層重疊，表示峰巒起伏的特征，很似如今的等高線畫法，充分表現出漢代地圖繪制和測量的高度發展。
三 醫學和其他科學技術 一般醫藥學的水平 我國的醫學具有獨特的體系。
早在秦漢以前就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到秦漢時代又有進一步發展。
秦漢時代，中醫已建立一套診斷和治療的醫學體系，當時主要是以陰陽五行來解釋人的生理、病理現象，并用這種理論進行辯證的治療。
這時的名醫輩出：如西漢初年的淳于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後八年，更受師同郡元裡公乘陽慶。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從有關記載中可知：當時的診脈的準确程度及婦科的水平都是相當高的。
[351]東漢時代的張仲景是我國醫學史上另一個重要人物。
張仲景（150～219），名機，河南南陽人，他從小精心研究醫學，廣泛征集方劑，總結前代經驗，寫成中醫學史上的奠基著作&mdash&mdash《傷寒雜病論》。
此書共十六卷，總結了診斷和治療兩個方面的經驗，在診斷方面：辨明症狀時，先分析陰、陽，由陰、陽而辨明表裡、虛實、寒熱，這就是中醫診斷學上的八綱，在治療方面，他用汗、吐、下和概括了各種症狀和療法。
《傷寒雜病論》為中醫的經典著作，可惜，此書流傳下來的，隻有經過晉代名醫王叔和改編過的《傷寒論》和《金匮要略》兩種。
華佗（約141～203）是東漢時另一名醫，據《後漢書·方術列傳》記載：華佗“精于方藥”、“針灸不過數處。
若疾發結于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複。
”由此可知：當時的醫學已達到利用麻醉藥施行較大的外科手術的水平，還能剖腹破背，剪截沖洗腸胃，還能進行精确而複雜的腦外科手術。
華佗還創作“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的姿态來鍛煉身體，這可以說是最早的健身操。
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發現的帛書，也有大量的醫書。
其中《五十二病方》 漢帛書《黃帝内經》（局部） 包括醫治五十多種病的近三百個醫方，涉及内、外、婦、兒和五官科病的多種療法。
其中有不少方後注有“善”“令”字樣，說明是經過檢驗的。
醫書中的《導引圖》繪出四十四個男女的多種運動姿态，可能即華佗的“五禽之戲”。
說明體育療法在我國有極其悠久的曆史。
我國中醫學的基礎理論著作&mdash&mdash《黃帝内經》，也成書于秦漢時期，至少其基本思想是成熟在這個時期。
這本著作至今仍有效地指導中醫實踐，而《黃帝内經》與上述淳于意、張仲景、華佗所總結的中醫理論與秦漢時代完成的以儒學為基礎的哲學體系（見下節）又是一緻的，其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五運六氣”之類的提法均有相通之處。
實踐證明：以《黃帝内經》為代表的中醫理論，是陰陽五行系統論中的科學因素，它雖被一片神秘色彩所包圍，但經過兩千年漫長時間至今仍有效，這本身就證明：中醫理論乃是陰陽五行系統論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态。
[352] 針灸療法在秦漢時代也得到發展。
1962年在河北滿城發現的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中，不僅發現了“醫工”專用的銅盆、銅藥匙等醫療專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針，五根銀針，保存完好。
這時期還出現了《黃帝明堂經》等比較有系統的針灸學專著。
這表明針灸術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
屍體的保存和防腐技術，在秦漢時代達到驚人的水平：近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發現的女屍及湖北江陵漢墓發現的男屍，在地下保存了二千多年，屍體基本完好，成為直到現在仍然轟動全世界的文化大事。
藥物學的成就，集中反映在東漢初年編成的《神農本草經》上。
這部書記載了365種藥物的性能和用途，是我國最古的一部藥物學著作。
法醫學的成就 秦漢時代的法醫學，是值得專門記述的一門科學成就。
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已有大量的關于法醫學的資料。
秦律中已規定法醫在刑事案件中的任務，并創立了杜絕犯人傳染麻風病的機構&mdash&mdash疠遷所，以及對有惡性傳染病的犯人處以不同刑罰的律令。
在秦律《封診式》中還有對麻風病診斷的報告書和其他病例的檢驗書、檢驗記錄。
說明在秦統一前法醫學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秦漢時的法醫學在先秦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如活體損傷檢查和屍體檢查都有許多精彩的實例，《漢書·薛宣朱博傳》中載有以下一事： 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
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
（朱）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
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
這就是法醫學上的活體損傷檢查在實際中的運用（參見賈靜濤《中國古代法醫學史》，群衆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0頁）。
另外《疑獄集·嚴遵疑哭》中還記載：東漢時，嚴遵任揚州刺史，一天他巡視自己管轄的地方，忽聽有婦女哭聲，但哭聲懼而不哀，于是停車問其故，手下人回答說有個婦女被火燒死了。
嚴遵一聽非常懷疑，就命人前去檢查，看到有蒼蠅集在死者頭部，就把發髻打開，果然有鐵釘子釘進頭部。
于是拘來那個婦女進行審問，在事實面前她不得不服。
據專家研究“現今各地對這種損傷仍時有所聞”（見《中國古代法醫學史》第41頁）。
秦漢時代的其他方面的科學技術成就，如造紙術、釀酒術及農業生産、手工業生産方面的技術均有很高成就，有一些已在本書中有關章節介紹，這裡就不再贅述。
第二節 哲學思想和宗教迷信 人類的思想随着時代的發展，愈來愈複雜、細緻。
因而整個社會的思想就不能用某一部分人的理論、觀點以偏概全，必須分别不同層次全面的研究。
秦漢時代的哲學、宗教、迷信都是屬于思想的範圍，不過它們分别處于不同的層次。
這裡隻能簡單地加以探讨。
一 以儒為主各家融合的哲學、政治思想 一個時代的哲學、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統治階級的思想又是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
秦漢時代的思想&mdash&mdash特别是哲學、政治思想在中國曆史上占據極為重要地位。
“正如秦漢在事功、疆域和物質文明上為統一國家和中華民族奠定了穩固基礎一樣，秦漢思想在構成中國的文化心理結構方面起了幾乎同樣的作用。
”[353] 秦漢時代思想的特點是：以儒家為主吸收道、法、陰陽，而形成一種新的思潮和理論。
但這種新思潮和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曆史發展過程，在秦和兩漢各個時代又表現為不同的特色。
秦代的思想特點 首先要說明：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固然同當時的政治措施是一緻的，但二者不能等同。
在研究秦代思想的時候更要注意這種關系。
因為如果把二者混同，僅僅依據秦始皇“焚書坑儒”實行嚴刑峻法等等政治措施，就斷定秦是法家思想獨占，或稱秦是“一個沒有思想的時代”，顯然是不全面的。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的實踐而不斷取得勝利的。
但是，取得成功後的秦，并沒有在思想理論上完全采用法家思想，而是有意識地在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吸取了各家&mdash&mdash尤其是儒、道兩家的思想理論。
這種有意識地搞合流、統一，早在秦王朝建立前（即秦統一中國前）的十幾年就開始了，重要的标志就是《呂氏春秋》的出現。
《呂氏春秋》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是呂不韋招攬各派學者集體編撰的一部論集，其書“兼儒墨、合名法”（《漢書·藝文志》），曆來被認為是“雜家”的代表作。
“雜”正是百家彙合的産物，根據近年來學者研究的成果，多數人認為《呂氏春秋》的“雜”，并非主次不分，而是以儒家思想為實體骨幹，用陰陽家的宇宙圖式為構架，滲透着法家精神的哲學和政治方略。
如《呂氏春秋》中強調：“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hellip&hellip務本莫貴于孝。
”（《孝行》）這與儒家強調的“君子務本&hellip&hellip孝悌者也，其為仁之本欤”（《論語》）之類很相似，應當視為儒家思想。
但《呂氏春秋》中所強調的“孝”純屬功利的需要，是從人君統治角度出發的：“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
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
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
”（《孝行》）可見，《呂氏春秋》的“孝”又與《論語》中純以倫理感情需要而強調的“孝”有所不同，它又滲透着法家的精神。
也可以說《呂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是不同于孔子《論語》所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新儒家”。
至于《呂氏春秋》吸取的陰陽五行思想，則十分明顯，其“十二紀”就是金、木、水、火、土，配以四時。
這正是鄒衍五行學說的具體運用，筆者在《秦史稿》中已有論述，不贅（參見《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324頁）。
秦統一中國前夕，公元前238年秦國發生政變，秦始皇趁機鋤掉呂不韋及其門客。
曆來學者都認為《呂氏春秋》中鼓吹的思想理論從此在秦絕迹，留下來的隻有法家思想。
但實際并非如此。
《呂氏春秋》所開始的各種思想合流的趨勢，在秦統一後并未停止，而有進一步發展。
不過這時的合流是以法家為基礎，吸收陰陽五行和儒家學說而進行的。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定統一後的各種制度時，“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
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史記·秦始皇本紀》），這顯然是按照“五行”說制定的。
[354]在《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為吏之道》可以看到十分明顯的儒家思想，如“術（怵）悐之心，不可不長。
以此為人君則鬼（鬼讀為懷，懷柔之意），為人臣則忠，為人父則茲（慈），為人子則孝”，“父茲（慈）子孝，政之本殹也”，“茲（慈）愛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