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漢時代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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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者，如宣帝，即娶叔祖母之姨母霍後為婦，中山孝王即娶姨母衛姬為婦（《漢書·外戚傳》），還有長輩娶晚輩者，如趙王恢即娶自己的侄女呂氏為婦。
而惠帝所娶之皇後，則為其姊魯元公主之女。
在史籍中可以查到的有舅輩娶甥女輩者，有姨母與外甥輩結婚者，有表叔與侄女輩為婚者，至于表兄妹間結婚真是不勝枚舉。
[346]這種近親婚姻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貴族、皇室的荒淫、腐朽。
不過，對這種現象尚不如以後那樣深惡痛絕，當是較為普遍的情況。
第三，秦漢時節烈觀念較為淡薄。
對于婚外性關系及寡婦再嫁之現象，并沒有後世看得那樣嚴重，從史籍記載來看，當時的男女關系比較随便，如統一前在秦國曆史上左右政局達四十一年的宣太後，就曾公開與戎王義渠君姘居，還生有二子。
她死時還囑咐要男寵魏醜夫殉葬。
秦漢時婦女再嫁，及男子娶再嫁之婦，乃被視為極平常的事，甚至皇帝、太子亦不嫌娶再嫁之婦，如漢景帝娶已生有子女的王美人，而生武帝，成帝将已适人之王鳳小婦弟（小姨子）張美人納入後宮。
這種現象的出現，除統治者荒淫外，主要是沒有後世那樣濃厚的節烈觀念。
皇室貴族如此，廣大勞動人民當更少束縛。
魯迅曾說：“由漢至唐也沒有鼓吹節烈。
直到宋朝，那一班&lsquo業儒&rsquo的才說出&lsquo餓死事小，失節事大&rsquo的話，看見曆史上&lsquo重适&rsquo兩字，便大驚小怪起來。
”（《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109頁）。
喪葬禮俗 如果說婚嫁中的禮俗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等級性的話，那麼在葬俗中這一特點尤為明顯。
勞動人民固然有其喪事的儀式及禮俗，但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生活于饑寒交迫之中，很少有人顧及那些繁文缛禮，因此“餓死于道路”、“死道邊”的現象就是極為常見的了，所以，這裡所說的大部分是地主階級能做到的禮俗。
先秦時代已經形成一套較為繁雜的喪葬禮制，至秦漢時期喪葬禮俗又有所發展。
大體情況是這樣： 人初死，則沐浴飯含。
飯含之物以玉石珠貝為常見。
死者衣食，亦根據生前地位而有所不同，富人、貴族、皇室所穿和陪葬的衣、被，豪華亦如生前，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批衣物即可得到證明。
在葬具中最值得注意者為“珠襦玉匣”，即“玉衣”。
《西京雜記》雲：“漢帝送死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連以金镂。
”1968年前在河北滿城發掘的西漢時期中山王劉勝墓中，首次發現了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
其中一件，其全長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玉片大小和形狀按照人體各部分不同形狀設計。
玉片角上穿孔，以便用金絲綴連。
全衣分頭部、上衣、褲、手套和襪五個部分，每部分由若幹件構成。
頭部自臉蓋和頭罩組成，上衣由前後片和左右袖筒組成。
褲由左右褲筒組成，玉衣外表和人體相似，共用金絲1100克。
另一件玉衣，結構大體相同。
1973年在河北保定40号漢墓又出土一件完整的金縷玉衣，初步斷定為較劉勝晚105年的中山孝王劉興墓中之物。
其制作工藝比劉勝的更加完善、精美。
此外，在徐州土山東漢墓曾出土銀縷玉衣，揚州甘泉山西漢“妾莫書”墓出土銀縷玉衣、銅縷玉衣等等。
（《定縣40号漢墓出土的金縷玉衣》，《文物》1976年第7期）使今天的人們得以眼見這種用數以千計玉石綴成的玉衣。
說明享用這種葬制者不僅是“天子”，而且許多王公貴族也有可能受到皇帝賞賜而得以使用。
“玉衣”的作用有二，一為表示死者尊貴的身份、地位。
二是被認為可防止屍體腐爛（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民當然隻有常服而已，甚至還有裸葬者。
宣布死訊謂之“發喪”。
聞喪後，與死者有關之親屬、朋友即來吊唁。
吊唁之禮亦因死者身份、地位而有繁簡之别。
如為王公貴族，皇帝或遣使持節吊祭，或親臨其喪。
有殊榮者，至天子三日不臨朝以示哀悼，皇帝寵幸之臣死後，還常被賜予“東園秘器”（棺），冢田、衣衾、印绶、玉具、錢财、銮辂、龍旗、虎贲等。
停屍時間，秦漢較先秦已大為縮短。
《禮記·王制》雲：“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
”而漢世諸帝均未達此數，如西漢文帝自死至葬僅七日，景帝十日，武帝十八日，章帝十二日。
一般人當更短。
棺椁之制，明顯地顯示出封建的等級制，天子棺特大，臣下次之，一般平民用小棺（櫘）足矣。
困者則以席卷屍。
至戰火饑荒之際，暴屍郊野者更不在話下。
在秦漢墓制中“黃腸題湊”屬于最高的等級。
據文獻記載：這種墓制同“金縷玉衣”一樣，也是所謂“天子之制”。
其形式是用大量的木材将棺椁圍住，使其不受潮濕和損害，也以此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因所用之木材為黃腸木，所堆壘的形式為将數以萬計的長方木端輻湊于棺椁，故曰“黃腸題湊”。
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大葆台燕王旦墓，發現了完整的、未遭破壞的“黃腸題湊”的葬制，這是用一萬五千八百八十根的長方木條（稱為黃腸）。
在外回廊内側堆壘而成，平面呈長方形，其後半部是椁室的最外層，前半部則為便房之壁，其頂以長方木蓋覆。
北壁共三十層，每層縱鋪，一百零八根，東西兩壁亦各三十層，每層橫鋪，一百六十根，南臂有缺口（即門），東西兩層各三十層，每層縱鋪三十四根。
〔黃腸木絕大多數制作平整，表面打磨光滑呈棕褐色，木質很好，經鑒定是柏木（CupxessusfunebrisEndl），一般長90、寬高各10厘米，個别也有高、寬各20厘米的，層層間沒有榫卯固定，全系平堆起來，有的黃腸木不平整，就墊上薄木片或木屑加以調整，使各層保持嚴密緊湊，隻在黃腸題湊頂部加一層壓邊木，以鞏固整個結構。
〕這種形式與《漢書·霍光傳》蘇林注所講的“以柏木黃心至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内向，故曰題湊”完全吻合。
最近在陝西鳳翔秦公大墓中，發現春秋時代秦公墓中也有類似的椁制，這當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黃腸題湊。
漢畫像石墓門 葬禮在秦漢時期更趨隆重。
貴族以送葬人多為尚，重臣之喪，朝廷或特派羽林孤兒挽送，或派軍士列車以送。
東漢以後，常有皇帝親自送葬之舉。
葬禮的隆重還表現在随葬品上。
秦漢時代的地主貴族均以随葬品豐奢。
皇帝墓中的随葬品更是不言而喻。
從現在不斷發掘的秦漢時代墓葬中驚人的出土文物就可以得到證明。
這種厚葬的風俗，浪費了大量的财富，對社會形成嚴重損害，已被漢代有識之士所痛斥，王充的《論衡》及《鹽鐵論》中就保存了這類資料。
二 社會風氣 一個社會的風氣，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
但通過一些側面，也可窺見其一斑。
歌舞之風 我國先秦時期，歌舞之風已極盛[347]，而秦人又有歌舞的傳統。
所以，在秦漢時期，在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類似歌舞團的組織，在宮廷内部養着各種各樣的樂隊供皇帝及皇室貴族欣賞享樂，也用于各種禮儀場合。
在地主官僚的家内也有專門豢養“歌兒”“舞伎”者。
《鹽鐵論·散不足篇》：“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
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讴。
”民間也有由巫祝而組成的歌舞，雜技團“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筝、鼓缶而已”（《鹽鐵論·散不足篇》）。
自皇帝、貴族至平民百姓均喜以歌舞表達自己的感情：“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禮記·樂記》）歌舞的傳統，成為秦漢時人精神風貌的一個特點。
在秦代，宮廷内歌聲舞影晝夜不絕，統治者不僅把歌舞做為滿足耳目之欲的享樂，而且在求仙和祭祀時也離不開歌舞，如秦始皇祠水神，“乃與群臣作歌曰：&lsquo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rsquo”（《古今樂錄》）。
至于他聽從方士勸“使博士為仙真人詩。
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前文已記叙。
不僅統治者喜歡歌舞，廣大勞動人民也用歌謠形式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前文舉出的“生男慎勿舉”的控訴秦始皇築長城的“民歌”（《水經·河水注》）充分反映了勞動人民喜愛歌舞的傳統。
漢陶樂舞俑 到漢代，歌舞之風仍有增無已：皇帝高興時即高歌起舞，如劉邦稱帝後回到故鄉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hellip&hellip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lsquo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rsquo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史記·高祖本紀》）。
皇帝和後妃還一起歌舞，如劉邦欲以寵姬戚夫人之子為太子，被張良等所阻，“戚夫人泣，上（劉邦）曰：&lsquo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rsquo歌曰：&lsquo鴻鹄高飛，一舉千裡。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史記·留侯世家》）。
王侯貴族也常以歌舞表達情感。
如昭王時，燕王旦謀反敗露，自知即将被捕&hellip&hellip憂懑，置酒萬載宮&hellip&hellip王（劉旦）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起舞曰：“發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徘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漢書·武五子傳》）此外，如項羽被圍垓下，四面楚歌之時，與虞姬“悲歌忼慨”（《史記·項羽本紀》），江都王女細君出嫁匈奴，因昆莫年老，語言不通，悲愁而“自為作歌”（《漢書·西域傳》）等史實已為人熟知，毋庸贅述。
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如此：他們的愛憎、喜怒常常以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
如漢初蕭何、曹參為相，實行“無為而治”，“百姓歌之曰：&lsquo蕭何為法&hellip&hellip&rsquo”（《史記·曹相國世家》）武帝時期衛子夫得寵，驕貴無比，“天下歌之曰：&lsquo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rsquo”（《史記·外戚世家》）。
趙廣漢為官廉正，死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東漢末，範冉遭黨禁，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闾裡歌之曰：&lsquo甑中生塵範史雲，釜中生魚範萊蕪。
&rsquo”（《後漢書·獨行列傳》）此外，在秦漢史籍中常見到“天下歌之”“兒乃歌之”“民有作歌”“長安中歌之”“百姓歌之”“巷路為之歌”“闾裡歌之”的字樣，以及現存的漢樂府詩裡，保留着大量的“街陌讴謠”，都表明秦漢時期的民衆确有喜歡作歌的特點。
至于一般士大夫對歌舞的愛好也決不稍減。
《漢書·儒林傳》載“歌吹”之法，如淳注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似已成為制度，史籍中有關士大夫飲宴歌舞之記載幾乎俯拾皆是：如《漢書·蓋寬饒傳》記長信少府檀長卿宴飲起舞，《漢書·遊俠傳》記陳遵在寡婦左阿君家“置酒歌讴”，“起舞跳梁”，《漢書·李廣蘇建傳》記李陵置酒賀蘇武歸漢，起舞作歌。
《後漢書·蔡邕列傳》有五原太守王智為蔡邕餞行“起舞屬邕”的記載，《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有張奂妻夢帶奂印绶登樓而歌的記載等等，難以備舉。
表明士大夫階層也同樣喜歡歌舞。
軍隊也不例外。
他們常在得勝之際或殺人之後“前歌後舞”（《漢書·王莽傳》上），“歌呼而還”（《後漢書·董卓列傳》）。
漢說唱俑 當然，上述各階層歌舞所表達的感情内容是不同的。
貴族、地主、皇帝、王妃無非是慨歎個人命運，而民衆之作則表述了純樸、健康的情緒，精神境界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
但就其喜歡歌舞這一點上，則是共同的。
與歌舞的流行一樣，秦漢時的雜技也很流行。
當時社會上常見的雜技有角牴，即摔跤；烏獲扛鼎，即舉重；都盧尋橦，即頭上戴的遊戲；跳丸跳劍，這是一種類似跳舞的遊戲。
四川漢畫像磚中有此遊戲圖。
走索，類似今之走鋼絲；魚龍曼衍，吞刀吐火，這是後代變戲法的前身；還有戲車、馬戲、侏儒、傀儡子等（參見謝國桢《西漢社會生活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22-146頁）。
秦漢時代還有其他許多文娛活動，如蹴鞠（即踢球）和彈棋，後者是前者變化而來，帶有賭博的性質。
還有投壺、六博和格五等等。
這些豐富多彩的文娛生活反映了秦漢人的歡樂的風氣。
精神面貌 秦漢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是積極進取。
由于當時是封建社會建立初期，剛剛由諸侯割據稱雄進入到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時代。
社會充滿生機，時代潮流蓬勃向上。
這種時代氣息，反映在當時人們的主觀意識上，就表現出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
這就構成秦漢時代社會風貌的顯著特點。
秦漢時代，從皇帝、貴族，到士大夫、平民都有一股積極的進取精神。
秦皇、漢武那種統一疆域，開拓領土的行動已經具體地表現了這種精神，自無需多論，而為人“庸耕”的陳勝，亦在躬耕壟畝之時早就胸懷“鴻鹄之志”（《史記·陳涉世家》），終于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盡管陳勝、吳廣的大志同秦皇、漢武的雄才大略具體内容、性質大不一樣，但其積極進取欲作一番大事，不甘苟且的精神則是一緻的。
實際上，這是秦漢時代人們的普遍性格。
武帝時主父偃宣稱“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梁竦認為：“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
”（《後漢書·梁統列傳》）東漢趙溫不安于京兆丞微職，慨歎“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年僅15歲的陳蕃，也懷“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後漢書·陳王列傳》）淩雲壯志。
正是這種精神推動他們在封建政權上升時期，從各方面施展自己才能，建立不同的業績，而名垂後世。
漢鎏金竹節銅熏爐 那些不懼艱險，立功異域的将軍、外交家、探險家衛青、霍去病、張骞、班超、班勇、傅介子、趙充國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持下建立功勳的。
“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霍去病的這句豪言壯語，足以反映了上述人和那些無計其數的不知名的英雄們的精神狀态。
勇于自薦，這是秦漢時代人們積極進取精神的重要反映。
踴躍應召或主動自請負重任、曆險境，成為一種風氣，決非個别人的偶然舉動。
如張骞主動應召出使西域，馬援自請擊匈奴、烏桓，皇甫規上疏求奮效等不勝列舉，尤其是年過六十的李廣，還主動請求出征，并願為前鋒“先死單于”（《漢書·李廣蘇建傳》），70歲高齡的趙充國，仍自請平羌亂，不甘苟且。
所有這些都證明：這是一種時代精神。
這種勇于自薦的精神使當時社會出現一批“自衒鬻者”即主動向政府自薦的人。
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可見，這種人不在少數。
不少人通過自薦，受到朝廷重視，為秦漢王朝的文治武功做出貢獻，如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都在各個領域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
就是從那些被認為是“傾險浮薄之徒”（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6《公孫弘等》），沒有任何建樹的人身上，也可感到當時那種自告奮勇、敢于冒險、争取立功的時代氣息。
普遍的尚武，也是這種積極進取精神的表現之一。
秦漢時代，武士、軍人固然必須習武，即使是文人學士也多谙熟騎射和擊劍，如著名的文學家司馬相如，就是“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史記·司馬相如傳》）。
東方朔給武帝上書中自稱：“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
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钲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漢書·東方朔傳》）這雖是“高自稱譽”的自誇之辭，但也可看出當時的人們把學“擊劍”“兵法”與學“詩書”同樣重視，許多文士自小就同時習武。
而漢代歲舉之孝廉，亦多先拜部中，經過一定軍事訓練，方任以其他職務。
正因如此，有許多文臣亦常常率兵出戰，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鄭吉等。
雖均是文臣，但皆非文弱書生，必要時則能率軍作戰，這種尚武的風氣充分反映了當時的積極進取精神。
[348] 本章小結 生活方式是社會文明的重要内容。
秦漢時代，居住在我國領土上的絕大多數居民，衣、食、住、行，風俗、習慣都達到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水平。
因此，秦漢時代的中國，不愧為地球上最文明的國土，秦漢時代的中國人，堪稱全人類中最文明的人。
悠悠歲月流逝了兩千餘年，當我們回顧往昔的時候，不是應當有些什麼值得吸取的經驗和教訓嗎？
而惠帝所娶之皇後，則為其姊魯元公主之女。
在史籍中可以查到的有舅輩娶甥女輩者，有姨母與外甥輩結婚者，有表叔與侄女輩為婚者，至于表兄妹間結婚真是不勝枚舉。
[346]這種近親婚姻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貴族、皇室的荒淫、腐朽。
不過，對這種現象尚不如以後那樣深惡痛絕，當是較為普遍的情況。
第三，秦漢時節烈觀念較為淡薄。
對于婚外性關系及寡婦再嫁之現象，并沒有後世看得那樣嚴重，從史籍記載來看，當時的男女關系比較随便，如統一前在秦國曆史上左右政局達四十一年的宣太後，就曾公開與戎王義渠君姘居，還生有二子。
她死時還囑咐要男寵魏醜夫殉葬。
秦漢時婦女再嫁，及男子娶再嫁之婦，乃被視為極平常的事，甚至皇帝、太子亦不嫌娶再嫁之婦，如漢景帝娶已生有子女的王美人，而生武帝，成帝将已适人之王鳳小婦弟（小姨子）張美人納入後宮。
這種現象的出現，除統治者荒淫外，主要是沒有後世那樣濃厚的節烈觀念。
皇室貴族如此，廣大勞動人民當更少束縛。
魯迅曾說：“由漢至唐也沒有鼓吹節烈。
直到宋朝，那一班&lsquo業儒&rsquo的才說出&lsquo餓死事小，失節事大&rsquo的話，看見曆史上&lsquo重适&rsquo兩字，便大驚小怪起來。
”（《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出版，第109頁）。
喪葬禮俗 如果說婚嫁中的禮俗具有強烈的階級性、等級性的話，那麼在葬俗中這一特點尤為明顯。
勞動人民固然有其喪事的儀式及禮俗，但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生活于饑寒交迫之中，很少有人顧及那些繁文缛禮，因此“餓死于道路”、“死道邊”的現象就是極為常見的了，所以，這裡所說的大部分是地主階級能做到的禮俗。
先秦時代已經形成一套較為繁雜的喪葬禮制，至秦漢時期喪葬禮俗又有所發展。
大體情況是這樣： 人初死，則沐浴飯含。
飯含之物以玉石珠貝為常見。
死者衣食，亦根據生前地位而有所不同，富人、貴族、皇室所穿和陪葬的衣、被，豪華亦如生前，從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批衣物即可得到證明。
在葬具中最值得注意者為“珠襦玉匣”，即“玉衣”。
《西京雜記》雲：“漢帝送死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連以金镂。
”1968年前在河北滿城發掘的西漢時期中山王劉勝墓中，首次發現了兩套完整的“金縷玉衣”。
其中一件，其全長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玉片大小和形狀按照人體各部分不同形狀設計。
玉片角上穿孔，以便用金絲綴連。
全衣分頭部、上衣、褲、手套和襪五個部分，每部分由若幹件構成。
頭部自臉蓋和頭罩組成，上衣由前後片和左右袖筒組成。
褲由左右褲筒組成，玉衣外表和人體相似，共用金絲1100克。
另一件玉衣，結構大體相同。
1973年在河北保定40号漢墓又出土一件完整的金縷玉衣，初步斷定為較劉勝晚105年的中山孝王劉興墓中之物。
其制作工藝比劉勝的更加完善、精美。
此外，在徐州土山東漢墓曾出土銀縷玉衣，揚州甘泉山西漢“妾莫書”墓出土銀縷玉衣、銅縷玉衣等等。
（《定縣40号漢墓出土的金縷玉衣》，《文物》1976年第7期）使今天的人們得以眼見這種用數以千計玉石綴成的玉衣。
說明享用這種葬制者不僅是“天子”，而且許多王公貴族也有可能受到皇帝賞賜而得以使用。
“玉衣”的作用有二，一為表示死者尊貴的身份、地位。
二是被認為可防止屍體腐爛（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至于平民當然隻有常服而已，甚至還有裸葬者。
宣布死訊謂之“發喪”。
聞喪後，與死者有關之親屬、朋友即來吊唁。
吊唁之禮亦因死者身份、地位而有繁簡之别。
如為王公貴族，皇帝或遣使持節吊祭，或親臨其喪。
有殊榮者，至天子三日不臨朝以示哀悼，皇帝寵幸之臣死後，還常被賜予“東園秘器”（棺），冢田、衣衾、印绶、玉具、錢财、銮辂、龍旗、虎贲等。
停屍時間，秦漢較先秦已大為縮短。
《禮記·王制》雲：“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
”而漢世諸帝均未達此數，如西漢文帝自死至葬僅七日，景帝十日，武帝十八日，章帝十二日。
一般人當更短。
棺椁之制，明顯地顯示出封建的等級制，天子棺特大，臣下次之，一般平民用小棺（櫘）足矣。
困者則以席卷屍。
至戰火饑荒之際，暴屍郊野者更不在話下。
在秦漢墓制中“黃腸題湊”屬于最高的等級。
據文獻記載：這種墓制同“金縷玉衣”一樣，也是所謂“天子之制”。
其形式是用大量的木材将棺椁圍住，使其不受潮濕和損害，也以此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因所用之木材為黃腸木，所堆壘的形式為将數以萬計的長方木端輻湊于棺椁，故曰“黃腸題湊”。
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大葆台燕王旦墓，發現了完整的、未遭破壞的“黃腸題湊”的葬制，這是用一萬五千八百八十根的長方木條（稱為黃腸）。
在外回廊内側堆壘而成，平面呈長方形，其後半部是椁室的最外層，前半部則為便房之壁，其頂以長方木蓋覆。
北壁共三十層，每層縱鋪，一百零八根，東西兩壁亦各三十層，每層橫鋪，一百六十根，南臂有缺口（即門），東西兩層各三十層，每層縱鋪三十四根。
〔黃腸木絕大多數制作平整，表面打磨光滑呈棕褐色，木質很好，經鑒定是柏木（CupxessusfunebrisEndl），一般長90、寬高各10厘米，個别也有高、寬各20厘米的，層層間沒有榫卯固定，全系平堆起來，有的黃腸木不平整，就墊上薄木片或木屑加以調整，使各層保持嚴密緊湊，隻在黃腸題湊頂部加一層壓邊木，以鞏固整個結構。
〕這種形式與《漢書·霍光傳》蘇林注所講的“以柏木黃心至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内向，故曰題湊”完全吻合。
最近在陝西鳳翔秦公大墓中，發現春秋時代秦公墓中也有類似的椁制，這當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黃腸題湊。
漢畫像石墓門 葬禮在秦漢時期更趨隆重。
貴族以送葬人多為尚，重臣之喪，朝廷或特派羽林孤兒挽送，或派軍士列車以送。
東漢以後，常有皇帝親自送葬之舉。
葬禮的隆重還表現在随葬品上。
秦漢時代的地主貴族均以随葬品豐奢。
皇帝墓中的随葬品更是不言而喻。
從現在不斷發掘的秦漢時代墓葬中驚人的出土文物就可以得到證明。
這種厚葬的風俗，浪費了大量的财富，對社會形成嚴重損害，已被漢代有識之士所痛斥，王充的《論衡》及《鹽鐵論》中就保存了這類資料。
二 社會風氣 一個社會的風氣，很難用幾句話來概括。
但通過一些側面，也可窺見其一斑。
歌舞之風 我國先秦時期，歌舞之風已極盛[347]，而秦人又有歌舞的傳統。
所以，在秦漢時期，在社會上出現了不少類似歌舞團的組織，在宮廷内部養着各種各樣的樂隊供皇帝及皇室貴族欣賞享樂，也用于各種禮儀場合。
在地主官僚的家内也有專門豢養“歌兒”“舞伎”者。
《鹽鐵論·散不足篇》：“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
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讴。
”民間也有由巫祝而組成的歌舞，雜技團“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筝、鼓缶而已”（《鹽鐵論·散不足篇》）。
自皇帝、貴族至平民百姓均喜以歌舞表達自己的感情：“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禮記·樂記》）歌舞的傳統，成為秦漢時人精神風貌的一個特點。
在秦代，宮廷内歌聲舞影晝夜不絕，統治者不僅把歌舞做為滿足耳目之欲的享樂，而且在求仙和祭祀時也離不開歌舞，如秦始皇祠水神，“乃與群臣作歌曰：&lsquo洛陽之水，其色蒼蒼，祠祭大澤，倏忽南臨，洛濱醊禱，色連三光。
&rsquo”（《古今樂錄》）。
至于他聽從方士勸“使博士為仙真人詩。
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史記·秦始皇本紀》），前文已記叙。
不僅統治者喜歡歌舞，廣大勞動人民也用歌謠形式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如前文舉出的“生男慎勿舉”的控訴秦始皇築長城的“民歌”（《水經·河水注》）充分反映了勞動人民喜愛歌舞的傳統。
漢陶樂舞俑 到漢代，歌舞之風仍有增無已：皇帝高興時即高歌起舞，如劉邦稱帝後回到故鄉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hellip&hellip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lsquo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rsquo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史記·高祖本紀》）。
皇帝和後妃還一起歌舞，如劉邦欲以寵姬戚夫人之子為太子，被張良等所阻，“戚夫人泣，上（劉邦）曰：&lsquo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rsquo歌曰：&lsquo鴻鹄高飛，一舉千裡。
羽翮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史記·留侯世家》）。
王侯貴族也常以歌舞表達情感。
如昭王時，燕王旦謀反敗露，自知即将被捕&hellip&hellip憂懑，置酒萬載宮&hellip&hellip王（劉旦）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華容夫人起舞曰：“發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徘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漢書·武五子傳》）此外，如項羽被圍垓下，四面楚歌之時，與虞姬“悲歌忼慨”（《史記·項羽本紀》），江都王女細君出嫁匈奴，因昆莫年老，語言不通，悲愁而“自為作歌”（《漢書·西域傳》）等史實已為人熟知，毋庸贅述。
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如此：他們的愛憎、喜怒常常以歌舞的形式表達出來。
如漢初蕭何、曹參為相，實行“無為而治”，“百姓歌之曰：&lsquo蕭何為法&hellip&hellip&rsquo”（《史記·曹相國世家》）武帝時期衛子夫得寵，驕貴無比，“天下歌之曰：&lsquo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rsquo”（《史記·外戚世家》）。
趙廣漢為官廉正，死後“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東漢末，範冉遭黨禁，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闾裡歌之曰：&lsquo甑中生塵範史雲，釜中生魚範萊蕪。
&rsquo”（《後漢書·獨行列傳》）此外，在秦漢史籍中常見到“天下歌之”“兒乃歌之”“民有作歌”“長安中歌之”“百姓歌之”“巷路為之歌”“闾裡歌之”的字樣，以及現存的漢樂府詩裡，保留着大量的“街陌讴謠”，都表明秦漢時期的民衆确有喜歡作歌的特點。
至于一般士大夫對歌舞的愛好也決不稍減。
《漢書·儒林傳》載“歌吹”之法，如淳注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
”似已成為制度，史籍中有關士大夫飲宴歌舞之記載幾乎俯拾皆是：如《漢書·蓋寬饒傳》記長信少府檀長卿宴飲起舞，《漢書·遊俠傳》記陳遵在寡婦左阿君家“置酒歌讴”，“起舞跳梁”，《漢書·李廣蘇建傳》記李陵置酒賀蘇武歸漢，起舞作歌。
《後漢書·蔡邕列傳》有五原太守王智為蔡邕餞行“起舞屬邕”的記載，《後漢書·皇甫張段列傳》有張奂妻夢帶奂印绶登樓而歌的記載等等，難以備舉。
表明士大夫階層也同樣喜歡歌舞。
軍隊也不例外。
他們常在得勝之際或殺人之後“前歌後舞”（《漢書·王莽傳》上），“歌呼而還”（《後漢書·董卓列傳》）。
漢說唱俑 當然，上述各階層歌舞所表達的感情内容是不同的。
貴族、地主、皇帝、王妃無非是慨歎個人命運，而民衆之作則表述了純樸、健康的情緒，精神境界的差異是不言而喻的。
但就其喜歡歌舞這一點上，則是共同的。
與歌舞的流行一樣，秦漢時的雜技也很流行。
當時社會上常見的雜技有角牴，即摔跤；烏獲扛鼎，即舉重；都盧尋橦，即頭上戴的遊戲；跳丸跳劍，這是一種類似跳舞的遊戲。
四川漢畫像磚中有此遊戲圖。
走索，類似今之走鋼絲；魚龍曼衍，吞刀吐火，這是後代變戲法的前身；還有戲車、馬戲、侏儒、傀儡子等（參見謝國桢《西漢社會生活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22-146頁）。
秦漢時代還有其他許多文娛活動，如蹴鞠（即踢球）和彈棋，後者是前者變化而來，帶有賭博的性質。
還有投壺、六博和格五等等。
這些豐富多彩的文娛生活反映了秦漢人的歡樂的風氣。
精神面貌 秦漢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是積極進取。
由于當時是封建社會建立初期，剛剛由諸侯割據稱雄進入到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時代。
社會充滿生機，時代潮流蓬勃向上。
這種時代氣息，反映在當時人們的主觀意識上，就表現出一種積極的進取精神。
這就構成秦漢時代社會風貌的顯著特點。
秦漢時代，從皇帝、貴族，到士大夫、平民都有一股積極的進取精神。
秦皇、漢武那種統一疆域，開拓領土的行動已經具體地表現了這種精神，自無需多論，而為人“庸耕”的陳勝，亦在躬耕壟畝之時早就胸懷“鴻鹄之志”（《史記·陳涉世家》），終于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盡管陳勝、吳廣的大志同秦皇、漢武的雄才大略具體内容、性質大不一樣，但其積極進取欲作一番大事，不甘苟且的精神則是一緻的。
實際上，這是秦漢時代人們的普遍性格。
武帝時主父偃宣稱“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梁竦認為：“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
”（《後漢書·梁統列傳》）東漢趙溫不安于京兆丞微職，慨歎“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年僅15歲的陳蕃，也懷“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後漢書·陳王列傳》）淩雲壯志。
正是這種精神推動他們在封建政權上升時期，從各方面施展自己才能，建立不同的業績，而名垂後世。
漢鎏金竹節銅熏爐 那些不懼艱險，立功異域的将軍、外交家、探險家衛青、霍去病、張骞、班超、班勇、傅介子、趙充國正是在這種精神支持下建立功勳的。
“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霍去病的這句豪言壯語，足以反映了上述人和那些無計其數的不知名的英雄們的精神狀态。
勇于自薦，這是秦漢時代人們積極進取精神的重要反映。
踴躍應召或主動自請負重任、曆險境，成為一種風氣，決非個别人的偶然舉動。
如張骞主動應召出使西域，馬援自請擊匈奴、烏桓，皇甫規上疏求奮效等不勝列舉，尤其是年過六十的李廣，還主動請求出征，并願為前鋒“先死單于”（《漢書·李廣蘇建傳》），70歲高齡的趙充國，仍自請平羌亂，不甘苟且。
所有這些都證明：這是一種時代精神。
這種勇于自薦的精神使當時社會出現一批“自衒鬻者”即主動向政府自薦的人。
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可見，這種人不在少數。
不少人通過自薦，受到朝廷重視，為秦漢王朝的文治武功做出貢獻，如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都在各個領域得到施展才能的機會。
就是從那些被認為是“傾險浮薄之徒”（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6《公孫弘等》），沒有任何建樹的人身上，也可感到當時那種自告奮勇、敢于冒險、争取立功的時代氣息。
普遍的尚武，也是這種積極進取精神的表現之一。
秦漢時代，武士、軍人固然必須習武，即使是文人學士也多谙熟騎射和擊劍，如著名的文學家司馬相如，就是“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史記·司馬相如傳》）。
東方朔給武帝上書中自稱：“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
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钲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漢書·東方朔傳》）這雖是“高自稱譽”的自誇之辭，但也可看出當時的人們把學“擊劍”“兵法”與學“詩書”同樣重視，許多文士自小就同時習武。
而漢代歲舉之孝廉，亦多先拜部中，經過一定軍事訓練，方任以其他職務。
正因如此，有許多文臣亦常常率兵出戰，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鄭吉等。
雖均是文臣，但皆非文弱書生，必要時則能率軍作戰，這種尚武的風氣充分反映了當時的積極進取精神。
[348] 本章小結 生活方式是社會文明的重要内容。
秦漢時代，居住在我國領土上的絕大多數居民，衣、食、住、行，風俗、習慣都達到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水平。
因此，秦漢時代的中國，不愧為地球上最文明的國土，秦漢時代的中國人，堪稱全人類中最文明的人。
悠悠歲月流逝了兩千餘年，當我們回顧往昔的時候，不是應當有些什麼值得吸取的經驗和教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