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東漢後期的腐敗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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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經曆了光武、明、章、和四代皇帝近80年的統治，就結束了其興盛時代。
此後的東漢政權像一個早衰的病人蹒跚地走上那通向死亡的、漫長的途程。
從殇帝劉隆開始，經安帝劉祜、少帝劉懿、順帝劉保、沖帝劉炳、質帝劉缵、桓帝劉志、靈帝劉宏、少帝劉辯到獻帝劉協，在這十代皇帝113年的統治過程中，東漢統治階級日益腐敗，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昏暗，對人民的壓迫剝削加劇。
豪族地主勢力不斷膨脹，最終導緻統治集團公開分裂，和農民起義的爆發。
第一節 外戚宦官擅權曆史的重演 東漢政權腐朽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外戚、宦官擅權使政治更加昏暗。
外戚和宦官，這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一對怪胎。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外戚、宦官擅權的時期。
對此，曆代史學家都一概持否定态度。
尤其對宦官參政，多數學者是深惡痛絕的，明人黃宗羲說“奄宦之如毒蛇猛獸”（《明夷待訪錄·奄宦下》）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
[297]現代學者也有人沿襲這種看法，斷言凡宦官專權、參政的年代都是“最黑暗的年代”。
[298]這種不加分析，對外戚、宦官一概否定的觀點是不夠全面的。
以今天的觀點衡量，對某一時代的宦官、外戚專權肯定或否定，應以他們執政期間推行的政策對當時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如何為标準，而不以他們的血統、地位而一概否定。
不然就會陷入封建的“正統論”的陳舊論調。
[299]準此，如前所述：當東漢和帝時外戚窦憲雖專權于一時，但終被朝廷鏟除；宦官鄭衆雖因功封侯而參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後漢書·宦者列傳》），并未因其參政而使皇權削弱。
因此，尚未造成由于統治階級内部鬥争而使政治昏暗的後果，所以和帝時盡管已開始了外戚、宦官擅權的曆史，但終未造成對整個社會的危害，于東漢曆史向前發展尚無嚴重影響。
而和帝以後，朝廷上和宮闱内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争權奪利、你死我活的鬥争，則直接使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使胼手胝足地掙紮于苦難和死亡線上的勞動人民陷于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
從此，東漢王朝一蹶不振，直至滅亡。
一 從鄧氏專權到閻後臨朝 和帝死後鄧氏專權 公元105年，在位16年的漢和帝去世。
這個27歲就死去的皇帝留下二子，長子勝，少子隆。
[300]但是，和帝的26歲的遺孀鄧後卻不立長子，而将生下剛百餘日的少子劉隆扶上皇帝的禦座。
表面看來，和帝死後，“舍長立幼”是因長子劉勝“有疾”（《後漢書·皇後紀》）。
其實，這正是為鄧氏外戚專權有意安排的。
原來，鄧後并非平庸的後妃。
她名綏，是開國元勳之一、太傅鄧禹之孫女。
父鄧訓，曾任護羌校尉，母陰氏，為光武帝皇後陰麗華從弟之女。
出身于貴胄家庭的鄧綏，自幼習詩書，誦經典，早年就胸中城府頗深。
[301]自永元七年（95年）16歲入宮後，先為貴人，委婉周旋于和帝與後妃之間，韬晦待時，果然取得寵幸。
永元十四年（102年）曾受和帝嬌寵無比的皇後陰氏被廢，而将鄧綏立為皇後。
當和帝在世之日，鄧後表現得十分恭謹，如“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她還故意不讓外戚鄧氏據高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後辄哀請謙讓，故兄骘終帝世不過虎贲中朗将”（《後漢書·皇後紀》）。
這些表現不僅取得和帝寵信，自然也得到皇室多數貴族擁戴，為此後鄧氏擅權創造了條件。
元興元年（105年）十二月殇帝劉隆繼位後，鄧太後臨朝。
三個月後，延平元年（106年）三月，以“恭謹”“謙讓”聞名的鄧後就封兄鄧骘為車騎将軍、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始自骘也”（《後漢書·鄧寇列傳》）實際控制朝政。
鄧骘的兄弟悝為虎贲中郎将，弘、阊皆為侍中。
從此，鄧氏一門開始擅權。
短命的殇帝到延平元年八月即一命歸天，對此，鄧氏似早有準備，在殇帝死前的數月，朝廷下令諸王在京者皆就國時，惟單獨留下清河王慶之長子祜。
當殇帝一死，鄧太後同車騎将軍鄧骘定策，立即将13歲的劉祜送上皇位。
鄧氏選擇劉祜，亦用心良苦：劉祜之父劉慶，原為章帝太子。
後因其母宋貴人被窦皇後誣告陷害，慶亦被廢黜，從此即小心謹慎，畏事守法，不敢稍有異志。
和帝繼位後對慶優渥有加，常共議私事，又朝夕問訊以示關懷，使膽小怕事之劉慶對和帝感激涕零，和帝死時“慶号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後漢書·章帝八王傳》），将這樣一個絕不至有異志的親王十幾歲之幼子接入宮中，又将其生母耿姬送出京師歸國，朝政自然依舊掌握在太後鄧綏及車騎将軍鄧骘手中，則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從和帝生前、死後鄧後的精心安排，可知她頗有心計。
因此，當公元107年13歲的劉祜即位為安帝時，雖然朝政控制在外戚鄧氏掌中，但鄧太後從窦氏外戚的失敗結局中吸取了一定經驗，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避免步窦氏敗亡的後塵，主要有： （一）抑制鄧氏外戚。
鄧太後曾诏告外戚貴族較為集中的河南、南陽地方官，要他們嚴格管束鄧氏宗門、姻戚及賓客，有犯禁者“勿相容護”（《後漢書·皇後紀》）。
“自是（鄧氏）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同上）。
當然，這種抑制是不會妨礙鄧骘等擅權的。
相反，實際會加強鄧氏專權。
（二）籠絡士人，表彰儒學。
為取得儒學名士的支持，鄧氏有意尊禮三公，薦舉有影響之儒生。
如華陰人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稱為“關西孔子楊伯起”，威望甚高。
鄧骘聞而辟之，舉茂才，後又征為太仆，遷太常，楊震又薦舉明經名士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後漢書·楊震列傳》）。
這樣做的結果，無疑減少了儒生對外戚反對的力量。
（三）關注民情，倡導節儉。
鄧氏專權後，較為關注民情。
史載她“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戹”，在其統治期間，曾有平冤獄，省後宮費用，止蜀、漢貢獻及絕宮内奢侈品制作等舉動，因而被譽為“德政”。
（《後漢書·皇後紀》） 以上種種措施表明鄧氏專權期間尚屬開明。
因而自和帝死後，至永甯二年（121年）鄧太後去世前十餘年間，東漢政權亦稱穩定，間或還出現“歲還豐穰”（《後漢書·皇後紀》）的景象。
但是，和帝以前的興旺局面，畢竟一去不返了。
天災、人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自太後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内起”（《後漢書·皇後紀》），及至鄧太後一死，宦官、外戚的矛盾立即激化起來。
安帝時代宦官得勢 鄧太後生前雖較謹慎，但朝政大權始終未曾放松。
所以，安帝隻是一個傀儡。
對于鄧太後的擅權，朝廷、貴戚中并非無人反對，然均遭到打擊。
如永初元年（107年）颍川定陵（治所在今河南郾城西北）人杜根，剛被舉孝廉，為郎中後就上書“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要求安帝親政，公然反對外戚專權。
結果，被盛怒的太後“盛以缣囊，于殿上撲殺之”（《後漢書·杜栾劉李劉謝列傳》），後被人救出才僥幸得生。
就連鄧太後的從兄、越騎校尉鄧康，也“以太後久臨朝政”而“心懷畏懼，托病不朝”（《後漢書·皇後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還密謀廢太後，誅鄧骘迎立平原王劉勝為帝。
但這一次謀劃中的宮廷政變也未來得及行動即被鎮壓下去，當年十一月周章被“策免”而“自殺”（《後漢書·孝安帝紀》）。
在這樣的形勢下，鄧太後擅政期間，一方面依靠鄧氏外戚，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寄命于“房卧之内”（仲長統《昌言》）的宦官。
于是，宦官較和帝時有更多的人參與政事，也擁有更大權勢。
如宦官蔡倫在和帝時即“豫參帷幄”，至鄧太後擅權時又加官晉爵。
成為鄧氏擅權的重要力量。
[302] 以安帝為首的反對鄧氏專權的政治勢力，在宮中也同樣依靠一批宦官。
早在鄧太後未死之前，宦官李閏、江京及安帝乳母王聖就常于帝前發洩對鄧太後的不滿言論，并傳言鄧氏欲廢安帝而立平原王。
使安帝又怕又恨，但亦無可奈何，至永甯二年（121年）[303]鄧太後一死，安帝就根據宦官、宮人之誣奏将鄧氏一門徹底鏟除：太後弟悝、阊雖早已去世，其子、弟封侯者皆廢為庶人。
權極一時的鄧骘被免官、抄産。
當年五月骘與子鳳絕食而死。
與此同時，曾迎安帝入京或為誅除鄧氏出力的宦官江京、李閏等皆封侯，并遷中常侍。
這些宦官中的新貴與安帝乳母王聖及聖女伯榮等“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後漢書·宦者列傳》），他們與外戚相勾結，把持朝政，加深了東漢統治的黑暗程度。
外戚宦官比黨亂政 安帝親政後，皇後閻氏一門也随之得勢。
史載閻後“有才色”，元初元年（114年）被選入宮為貴人“甚見寵愛”。
二年，立為皇後。
“專房妒忌”，安帝與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閻後就用毒酒鸩殺李氏，其驕橫嫉妒之性可見一斑。
鄧太後一死，閻後更無忌憚，兄弟閻顯、閻景、閻耀、閻晏“并為卿校，典禁兵”（《後漢書·皇後紀》），閻氏一門外戚取代鄧氏外戚當政，其為害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還有帝舅耿寶也被封為大将軍，監羽林左騎。
這些外戚同江京、王聖等宦官、内侍結合在一起将安帝包圍，弄權營私，控制朝政。
如“帝舅大将軍耿寶，皇後兄大鴻胪閻顯更相阿黨”（《後漢書·宦者列傳》），閻氏兄弟不僅自身“頗與朝權”而且連未成年的諸子也“并為黃門侍郎”（《後漢書·皇後紀》）。
這個集團的生活也頗腐朽。
如王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奸賂”（《後漢書·楊震列傳》），還公開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環通奸，環以伯榮為妻，由于這種肮髒關系，環竟被封為侍中，并世襲了劉護之爵。
宦官樊豐、謝恽甚至敢“詐作诏書，調發司農錢谷，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後漢書·楊震列傳》）。
其他得勢之宦官、外戚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宦官、外戚擅權反映了東漢政治日益腐朽，這就引起一部分堅決維護封建中央集權的“懷王臣之節”（班固《後漢書·楊震列傳》論）的正直官僚反對，這部分人的代表就是楊震。
楊震是一代名儒，他們自稱“清流”，而斥責弄權的宦官和依附宦官非由正途仕進的官僚為“濁流”，并認為當時朝廷上“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後漢書·楊震列傳》）。
而實際上當時使東漢統治愈來愈混亂的也正是那些宦官和趨炎附勢的官僚，在安帝死前，閻氏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遠不如宦官勢力的。
因此，以楊震為代表的“清流”在當時是屬于社會進步力量的。
不過，這種進步力量遠不是被他們稱為“濁流”的腐朽勢力的對手：鄧太後剛一死，當王聖、伯榮得勢“内寵始橫”之際，時楊震為司徒，即直言上書請安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并勸皇帝“誡慎拜爵，減省獻禦，損節征發”（《後漢書·楊震列傳》）。
但此奏書送到安帝案上之後，這個糊塗皇帝竟把它送給王聖等人看，其結果可想而知。
從此，内倖不僅有恃無恐，而且“皆懷忿恚”加深了對“清流”的仇恨。
以後，楊震又奏劉瓌因妻伯榮而得爵“不合經義，行人喧嘩，百姓不安”，所得的結果也是“書奏不省”（《後漢書·楊震列傳》）。
“清流”派官僚既反對宦官、近侍專權，也就不能不觸犯與宦官同流合污的外戚勢力。
延光二年（123年）已任太尉楊震斷然拒絕了帝舅耿寶所薦的中常侍李閻之兄，及皇後兄閻顯所薦的親厚，得罪了外戚和宦官。
然而，外戚、宦官勾結的勢力更大，不多久這二人卻被司空劉授拔擢為官了。
“由是震益見怨”（《後漢書·楊震列傳》），雙方對立趨向公開化。
“清流”“濁流”間的仇恨日益增長，沖突也迅速加劇：“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
”（同上）不過，由于宦官、外戚相互勾結控制皇帝，所以這場鬥争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
終于在延光三年（124年）樊豐誣楊震“深用怨怼；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得到安帝支持，将震罷官遣歸故裡。
楊震行至城西幾陽亭，飲鸩自殺。
這次沖突雖以楊震之死而暫時平複，但“清”“濁”兩股勢力的鬥争并未結束。
随着他們相互之間的仇恨日益增長，埋伏下後來更大規模的沖突爆發。
閻氏擅政 如前所述，鄧太後死後，閻氏外戚雖得參政，但在政治上左右朝廷的乃是宦官。
自“清”流代表楊震死後，宦官和外戚間的沖突又尖銳起來。
沖突的結果，則是宦官勢力暫時失敗，外戚閻氏擅權。
閻氏奪權的過程是從擁立皇帝開始的：閻後無子，盡管以才色深得安帝寵愛，又殺皇子保之母李氏以固寵，但終覺地位不穩。
就于延光三年（124年）利用宦官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向安帝進讒言，将皇子保廢為濟陰王。
次年（125年）安帝在巡幸途中突然死于葉縣（今屬河南）。
這個剛剛廢掉太子的32歲的皇帝猝然去世，就給已經開始參與政事的閻後以可乘之機。
她首先與江京、樊豐等合謀，秘不發喪，以防大臣擁立被廢的皇子保繼位。
四天以後，當載着安帝死屍的車駕回到宮裡時，才宣布安帝已死的消息。
同時宣告閻太後臨朝，後兄閻顯為車騎将軍儀同三司。
為“久專國政”，閻太後與車騎将軍閻顯等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之子北鄉侯懿（一名犢）為帝，是為少帝。
這個被擡上帝位的劉懿，乃是久病不起的小孩子，自然易于擺布。
至此，妨礙閻氏專權的就剩大将軍耿寶及宦官、内侍的勢力了。
于是，閻顯即示意朝臣控告他的政敵“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後漢書·皇後紀》）。
結果，耿寶被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
宦官、中常侍樊豐、虎贲中郎将謝恽、侍中周廣皆下獄死。
大将軍長史謝宓、黃門侍郎樊嚴處以髡鉗之刑，曾權極一時的王聖母女皆被流放雁門。
這樣，在少帝即位後的一個月之内，曾擅權于安帝時的宦官、内侍集團主要成員均被消滅，隻剩下一個宦官頭目江京孤掌難鳴，乃不得不依附閻氏外戚集團，以保持權位。
于是，東漢政權朝政完全集于閻氏一門：除臨朝的閻太後及輔政的車騎将軍閻顯外，太後弟閻景為衛尉、閻耀為城門校尉，閻晏為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後漢書·皇後紀》）其勢真如日當中天。
然而，盛極必衰，物之常理，當閻氏擅權達于頂點時，亦為其徹底覆滅之日，在短命的少帝死後，閻氏也結束了他們短暫的擅權曆史。
二 順帝到桓帝時的宦官和外戚 東漢中期以後宦官、外戚交替擅權的曆史，如果把從和帝後鄧氏到安帝後閻氏，外戚&mdash宦官&mdash外戚專政視為第一個循環的話，那麼，從順帝（126年至144年）經沖帝（144年至145年）、質帝（145年至146年）到桓帝（147年至166年）這40年間的外戚、宦官鬥争，即可視為第二個循環。
比起第一個循環來，第二個循環鬥争得更加激烈，而雙方對政治的危害都較前者為大，從而加深了東漢政權的危機。
宦官孫程等擁立順帝 少帝被扶上帝位二百餘天就“疾笃”而病入膏肓。
洞悉宮内實情者均預見到将要發生的變故，便紛紛給專權的閻顯獻策：宦官江京對顯說“北鄉侯（即少帝）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由誰來繼帝位呢？江京認為：原皇子保本應繼帝位，但因閻氏将其廢為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所以主張另外“征諸王子”選擇更易于操縱的王子繼位。
對此“顯以為然”（《後漢書·皇後紀》）并準備征濟北、河間二王之子來京以供選用。
而被閻顯辟為吏的崔瑗則認為：不如早日廢掉少帝主動立濟陰王，則可保住閻氏之權位。
不過，這種主張尚未來得及當面向整日飲酒昏醉的閻顯陳述，延光四年（125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就已死掉。
政變亦即随之發生。
發動政變的是以孫程為首的宦官。
孫程原為安帝時中黃門、給事長樂官。
當少帝病危時他即與被廢的皇子濟陰王谒者長興渠合謀：消滅江京、閻顯，扶濟陰王為帝。
參與其事的還有宦官、中黃門王康、太官丞王國等。
在少帝死後，趁閻顯等征諸王子尚未至京時，十一月二日，孫程即與王康等十八人截單衣為誓，實行政變。
四日夜，程等突然執兵出現在江京等所在的章台門内，并将其斬首。
同時脅迫權宦李閏共迎濟陰王繼帝位，是為順帝。
此時閻氏兄弟雖握有兵權，但皆為無能庸懦之輩：衛尉閻景被孫程派兵生擒，當夜即死于獄中，驕橫一時的閻顯聞變後“憂迫不知所為”（《後漢書·宦者列傳》），也被輕而易舉地捕捉入獄。
一場宮廷政變就如此迅速地成功了。
11歲的順帝劉保封孫程等為侯[304]，并賜以車馬金銀錢帛等。
孫程還擢拜騎都尉。
朝政又從閻氏外戚轉入到宦官手中。
在此期間宦官勢力比前一階段又大為膨脹。
孫程臨死前請求将封國傳給其弟。
順帝立即照辦，并封孫程養子壽為浮陽侯，開宦官養子襲侯之惡例。
永建四年（129年）竟下诏“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後漢書·宦官列傳》）成為定制，被封侯的宦官黃龍、楊佗等還同順帝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賄賂，為人求高官增邑。
朝政之混亂，更甚于閻氏外戚專權之時。
梁氏外戚勢力發展 宦官擅權給東漢吏治造成的混亂，首先引起“清”流官僚士大夫的反對。
永建（126年至131年）初年，被尚書仆射薦于朝廷的左雄就上疏，痛陳當時的弊政“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指出地方官吏“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
并明确要求以“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代替那些貪官污吏。
但左雄的主張因“宦豎擅權，終不能用”（《後漢書·左周黃列傳》）。
陽嘉二年（133年）李固上疏請去外戚、宦官之權：“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後漢書·李杜列傳》）。
這裡，李固雖外戚、宦官并舉，而其重點則指斥宦官。
因為在他看來，所謂“無功小人，皆有官爵”的原因主要在于宦官“秉威權，容請托”（同上）之故。
所以，這一派官僚士大夫多企圖依靠外戚以對抗宦官。
而順帝時足以與宦官勢力對抗的外戚隻有梁氏。
順帝的皇後梁妠為梁商之女，梁氏為東漢開國元勳梁統之後，和帝生母梁貴人皆出其門。
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
此後的東漢政權像一個早衰的病人蹒跚地走上那通向死亡的、漫長的途程。
從殇帝劉隆開始，經安帝劉祜、少帝劉懿、順帝劉保、沖帝劉炳、質帝劉缵、桓帝劉志、靈帝劉宏、少帝劉辯到獻帝劉協，在這十代皇帝113年的統治過程中，東漢統治階級日益腐敗，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昏暗，對人民的壓迫剝削加劇。
豪族地主勢力不斷膨脹，最終導緻統治集團公開分裂，和農民起義的爆發。
第一節 外戚宦官擅權曆史的重演 東漢政權腐朽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外戚、宦官擅權使政治更加昏暗。
外戚和宦官，這是封建專制制度下的一對怪胎。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外戚、宦官擅權的時期。
對此，曆代史學家都一概持否定态度。
尤其對宦官參政，多數學者是深惡痛絕的，明人黃宗羲說“奄宦之如毒蛇猛獸”（《明夷待訪錄·奄宦下》）可代表一般人的看法。
[297]現代學者也有人沿襲這種看法，斷言凡宦官專權、參政的年代都是“最黑暗的年代”。
[298]這種不加分析，對外戚、宦官一概否定的觀點是不夠全面的。
以今天的觀點衡量，對某一時代的宦官、外戚專權肯定或否定，應以他們執政期間推行的政策對當時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如何為标準，而不以他們的血統、地位而一概否定。
不然就會陷入封建的“正統論”的陳舊論調。
[299]準此，如前所述：當東漢和帝時外戚窦憲雖專權于一時，但終被朝廷鏟除；宦官鄭衆雖因功封侯而參政，但其“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後漢書·宦者列傳》），并未因其參政而使皇權削弱。
因此，尚未造成由于統治階級内部鬥争而使政治昏暗的後果，所以和帝時盡管已開始了外戚、宦官擅權的曆史，但終未造成對整個社會的危害，于東漢曆史向前發展尚無嚴重影響。
而和帝以後，朝廷上和宮闱内演出的一幕接一幕的外戚、宦官争權奪利、你死我活的鬥争，則直接使東漢王朝的統治更加腐朽，使胼手胝足地掙紮于苦難和死亡線上的勞動人民陷于更加深重的苦難之中。
從此，東漢王朝一蹶不振，直至滅亡。
一 從鄧氏專權到閻後臨朝 和帝死後鄧氏專權 公元105年，在位16年的漢和帝去世。
這個27歲就死去的皇帝留下二子，長子勝，少子隆。
[300]但是，和帝的26歲的遺孀鄧後卻不立長子，而将生下剛百餘日的少子劉隆扶上皇帝的禦座。
表面看來，和帝死後，“舍長立幼”是因長子劉勝“有疾”（《後漢書·皇後紀》）。
其實，這正是為鄧氏外戚專權有意安排的。
原來，鄧後并非平庸的後妃。
她名綏，是開國元勳之一、太傅鄧禹之孫女。
父鄧訓，曾任護羌校尉，母陰氏，為光武帝皇後陰麗華從弟之女。
出身于貴胄家庭的鄧綏，自幼習詩書，誦經典，早年就胸中城府頗深。
[301]自永元七年（95年）16歲入宮後，先為貴人，委婉周旋于和帝與後妃之間，韬晦待時，果然取得寵幸。
永元十四年（102年）曾受和帝嬌寵無比的皇後陰氏被廢，而将鄧綏立為皇後。
當和帝在世之日，鄧後表現得十分恭謹，如“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她還故意不讓外戚鄧氏據高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後辄哀請謙讓，故兄骘終帝世不過虎贲中朗将”（《後漢書·皇後紀》）。
這些表現不僅取得和帝寵信，自然也得到皇室多數貴族擁戴，為此後鄧氏擅權創造了條件。
元興元年（105年）十二月殇帝劉隆繼位後，鄧太後臨朝。
三個月後，延平元年（106年）三月，以“恭謹”“謙讓”聞名的鄧後就封兄鄧骘為車騎将軍、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始自骘也”（《後漢書·鄧寇列傳》）實際控制朝政。
鄧骘的兄弟悝為虎贲中郎将，弘、阊皆為侍中。
從此，鄧氏一門開始擅權。
短命的殇帝到延平元年八月即一命歸天，對此，鄧氏似早有準備，在殇帝死前的數月，朝廷下令諸王在京者皆就國時，惟單獨留下清河王慶之長子祜。
當殇帝一死，鄧太後同車騎将軍鄧骘定策，立即将13歲的劉祜送上皇位。
鄧氏選擇劉祜，亦用心良苦：劉祜之父劉慶，原為章帝太子。
後因其母宋貴人被窦皇後誣告陷害，慶亦被廢黜，從此即小心謹慎，畏事守法，不敢稍有異志。
和帝繼位後對慶優渥有加，常共議私事，又朝夕問訊以示關懷，使膽小怕事之劉慶對和帝感激涕零，和帝死時“慶号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後漢書·章帝八王傳》），将這樣一個絕不至有異志的親王十幾歲之幼子接入宮中，又将其生母耿姬送出京師歸國，朝政自然依舊掌握在太後鄧綏及車騎将軍鄧骘手中，則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從和帝生前、死後鄧後的精心安排，可知她頗有心計。
因此，當公元107年13歲的劉祜即位為安帝時，雖然朝政控制在外戚鄧氏掌中，但鄧太後從窦氏外戚的失敗結局中吸取了一定經驗，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避免步窦氏敗亡的後塵，主要有： （一）抑制鄧氏外戚。
鄧太後曾诏告外戚貴族較為集中的河南、南陽地方官，要他們嚴格管束鄧氏宗門、姻戚及賓客，有犯禁者“勿相容護”（《後漢書·皇後紀》）。
“自是（鄧氏）親屬犯罪，無所假貸”（同上）。
當然，這種抑制是不會妨礙鄧骘等擅權的。
相反，實際會加強鄧氏專權。
（二）籠絡士人，表彰儒學。
為取得儒學名士的支持，鄧氏有意尊禮三公，薦舉有影響之儒生。
如華陰人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稱為“關西孔子楊伯起”，威望甚高。
鄧骘聞而辟之，舉茂才，後又征為太仆，遷太常，楊震又薦舉明經名士楊倫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後漢書·楊震列傳》）。
這樣做的結果，無疑減少了儒生對外戚反對的力量。
（三）關注民情，倡導節儉。
鄧氏專權後，較為關注民情。
史載她“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戹”，在其統治期間，曾有平冤獄，省後宮費用，止蜀、漢貢獻及絕宮内奢侈品制作等舉動，因而被譽為“德政”。
（《後漢書·皇後紀》） 以上種種措施表明鄧氏專權期間尚屬開明。
因而自和帝死後，至永甯二年（121年）鄧太後去世前十餘年間，東漢政權亦稱穩定，間或還出現“歲還豐穰”（《後漢書·皇後紀》）的景象。
但是，和帝以前的興旺局面，畢竟一去不返了。
天災、人禍、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自太後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内起”（《後漢書·皇後紀》），及至鄧太後一死，宦官、外戚的矛盾立即激化起來。
安帝時代宦官得勢 鄧太後生前雖較謹慎，但朝政大權始終未曾放松。
所以，安帝隻是一個傀儡。
對于鄧太後的擅權，朝廷、貴戚中并非無人反對，然均遭到打擊。
如永初元年（107年）颍川定陵（治所在今河南郾城西北）人杜根，剛被舉孝廉，為郎中後就上書“安帝年長，宜親政事”要求安帝親政，公然反對外戚專權。
結果，被盛怒的太後“盛以缣囊，于殿上撲殺之”（《後漢書·杜栾劉李劉謝列傳》），後被人救出才僥幸得生。
就連鄧太後的從兄、越騎校尉鄧康，也“以太後久臨朝政”而“心懷畏懼，托病不朝”（《後漢書·皇後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還密謀廢太後，誅鄧骘迎立平原王劉勝為帝。
但這一次謀劃中的宮廷政變也未來得及行動即被鎮壓下去，當年十一月周章被“策免”而“自殺”（《後漢書·孝安帝紀》）。
在這樣的形勢下，鄧太後擅政期間，一方面依靠鄧氏外戚，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寄命于“房卧之内”（仲長統《昌言》）的宦官。
于是，宦官較和帝時有更多的人參與政事，也擁有更大權勢。
如宦官蔡倫在和帝時即“豫參帷幄”，至鄧太後擅權時又加官晉爵。
成為鄧氏擅權的重要力量。
[302] 以安帝為首的反對鄧氏專權的政治勢力，在宮中也同樣依靠一批宦官。
早在鄧太後未死之前，宦官李閏、江京及安帝乳母王聖就常于帝前發洩對鄧太後的不滿言論，并傳言鄧氏欲廢安帝而立平原王。
使安帝又怕又恨，但亦無可奈何，至永甯二年（121年）[303]鄧太後一死，安帝就根據宦官、宮人之誣奏将鄧氏一門徹底鏟除：太後弟悝、阊雖早已去世，其子、弟封侯者皆廢為庶人。
權極一時的鄧骘被免官、抄産。
當年五月骘與子鳳絕食而死。
與此同時，曾迎安帝入京或為誅除鄧氏出力的宦官江京、李閏等皆封侯，并遷中常侍。
這些宦官中的新貴與安帝乳母王聖及聖女伯榮等“扇動内外，競為侈虐”（《後漢書·宦者列傳》），他們與外戚相勾結，把持朝政，加深了東漢統治的黑暗程度。
外戚宦官比黨亂政 安帝親政後，皇後閻氏一門也随之得勢。
史載閻後“有才色”，元初元年（114年）被選入宮為貴人“甚見寵愛”。
二年，立為皇後。
“專房妒忌”，安帝與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閻後就用毒酒鸩殺李氏，其驕橫嫉妒之性可見一斑。
鄧太後一死，閻後更無忌憚，兄弟閻顯、閻景、閻耀、閻晏“并為卿校，典禁兵”（《後漢書·皇後紀》），閻氏一門外戚取代鄧氏外戚當政，其為害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外，還有帝舅耿寶也被封為大将軍，監羽林左騎。
這些外戚同江京、王聖等宦官、内侍結合在一起将安帝包圍，弄權營私，控制朝政。
如“帝舅大将軍耿寶，皇後兄大鴻胪閻顯更相阿黨”（《後漢書·宦者列傳》），閻氏兄弟不僅自身“頗與朝權”而且連未成年的諸子也“并為黃門侍郎”（《後漢書·皇後紀》）。
這個集團的生活也頗腐朽。
如王聖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奸賂”（《後漢書·楊震列傳》），還公開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環通奸，環以伯榮為妻，由于這種肮髒關系，環竟被封為侍中，并世襲了劉護之爵。
宦官樊豐、謝恽甚至敢“詐作诏書，調發司農錢谷，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後漢書·楊震列傳》）。
其他得勢之宦官、外戚也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宦官、外戚擅權反映了東漢政治日益腐朽，這就引起一部分堅決維護封建中央集權的“懷王臣之節”（班固《後漢書·楊震列傳》論）的正直官僚反對，這部分人的代表就是楊震。
楊震是一代名儒，他們自稱“清流”，而斥責弄權的宦官和依附宦官非由正途仕進的官僚為“濁流”，并認為當時朝廷上“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後漢書·楊震列傳》）。
而實際上當時使東漢統治愈來愈混亂的也正是那些宦官和趨炎附勢的官僚，在安帝死前，閻氏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遠不如宦官勢力的。
因此，以楊震為代表的“清流”在當時是屬于社會進步力量的。
不過，這種進步力量遠不是被他們稱為“濁流”的腐朽勢力的對手：鄧太後剛一死，當王聖、伯榮得勢“内寵始橫”之際，時楊震為司徒，即直言上書請安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并勸皇帝“誡慎拜爵，減省獻禦，損節征發”（《後漢書·楊震列傳》）。
但此奏書送到安帝案上之後，這個糊塗皇帝竟把它送給王聖等人看，其結果可想而知。
從此，内倖不僅有恃無恐，而且“皆懷忿恚”加深了對“清流”的仇恨。
以後，楊震又奏劉瓌因妻伯榮而得爵“不合經義，行人喧嘩，百姓不安”，所得的結果也是“書奏不省”（《後漢書·楊震列傳》）。
“清流”派官僚既反對宦官、近侍專權，也就不能不觸犯與宦官同流合污的外戚勢力。
延光二年（123年）已任太尉楊震斷然拒絕了帝舅耿寶所薦的中常侍李閻之兄，及皇後兄閻顯所薦的親厚，得罪了外戚和宦官。
然而，外戚、宦官勾結的勢力更大，不多久這二人卻被司空劉授拔擢為官了。
“由是震益見怨”（《後漢書·楊震列傳》），雙方對立趨向公開化。
“清流”“濁流”間的仇恨日益增長，沖突也迅速加劇：“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
”（同上）不過，由于宦官、外戚相互勾結控制皇帝，所以這場鬥争的結果是不難預料的。
終于在延光三年（124年）樊豐誣楊震“深用怨怼；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得到安帝支持，将震罷官遣歸故裡。
楊震行至城西幾陽亭，飲鸩自殺。
這次沖突雖以楊震之死而暫時平複，但“清”“濁”兩股勢力的鬥争并未結束。
随着他們相互之間的仇恨日益增長，埋伏下後來更大規模的沖突爆發。
閻氏擅政 如前所述，鄧太後死後，閻氏外戚雖得參政，但在政治上左右朝廷的乃是宦官。
自“清”流代表楊震死後，宦官和外戚間的沖突又尖銳起來。
沖突的結果，則是宦官勢力暫時失敗，外戚閻氏擅權。
閻氏奪權的過程是從擁立皇帝開始的：閻後無子，盡管以才色深得安帝寵愛，又殺皇子保之母李氏以固寵，但終覺地位不穩。
就于延光三年（124年）利用宦官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向安帝進讒言，将皇子保廢為濟陰王。
次年（125年）安帝在巡幸途中突然死于葉縣（今屬河南）。
這個剛剛廢掉太子的32歲的皇帝猝然去世，就給已經開始參與政事的閻後以可乘之機。
她首先與江京、樊豐等合謀，秘不發喪，以防大臣擁立被廢的皇子保繼位。
四天以後，當載着安帝死屍的車駕回到宮裡時，才宣布安帝已死的消息。
同時宣告閻太後臨朝，後兄閻顯為車騎将軍儀同三司。
為“久專國政”，閻太後與車騎将軍閻顯等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之子北鄉侯懿（一名犢）為帝，是為少帝。
這個被擡上帝位的劉懿，乃是久病不起的小孩子，自然易于擺布。
至此，妨礙閻氏專權的就剩大将軍耿寶及宦官、内侍的勢力了。
于是，閻顯即示意朝臣控告他的政敵“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後漢書·皇後紀》）。
結果，耿寶被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
宦官、中常侍樊豐、虎贲中郎将謝恽、侍中周廣皆下獄死。
大将軍長史謝宓、黃門侍郎樊嚴處以髡鉗之刑，曾權極一時的王聖母女皆被流放雁門。
這樣，在少帝即位後的一個月之内，曾擅權于安帝時的宦官、内侍集團主要成員均被消滅，隻剩下一個宦官頭目江京孤掌難鳴，乃不得不依附閻氏外戚集團，以保持權位。
于是，東漢政權朝政完全集于閻氏一門：除臨朝的閻太後及輔政的車騎将軍閻顯外，太後弟閻景為衛尉、閻耀為城門校尉，閻晏為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後漢書·皇後紀》）其勢真如日當中天。
然而，盛極必衰，物之常理，當閻氏擅權達于頂點時，亦為其徹底覆滅之日，在短命的少帝死後，閻氏也結束了他們短暫的擅權曆史。
二 順帝到桓帝時的宦官和外戚 東漢中期以後宦官、外戚交替擅權的曆史，如果把從和帝後鄧氏到安帝後閻氏，外戚&mdash宦官&mdash外戚專政視為第一個循環的話，那麼，從順帝（126年至144年）經沖帝（144年至145年）、質帝（145年至146年）到桓帝（147年至166年）這40年間的外戚、宦官鬥争，即可視為第二個循環。
比起第一個循環來，第二個循環鬥争得更加激烈，而雙方對政治的危害都較前者為大，從而加深了東漢政權的危機。
宦官孫程等擁立順帝 少帝被扶上帝位二百餘天就“疾笃”而病入膏肓。
洞悉宮内實情者均預見到将要發生的變故，便紛紛給專權的閻顯獻策：宦官江京對顯說“北鄉侯（即少帝）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由誰來繼帝位呢？江京認為：原皇子保本應繼帝位，但因閻氏将其廢為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所以主張另外“征諸王子”選擇更易于操縱的王子繼位。
對此“顯以為然”（《後漢書·皇後紀》）并準備征濟北、河間二王之子來京以供選用。
而被閻顯辟為吏的崔瑗則認為：不如早日廢掉少帝主動立濟陰王，則可保住閻氏之權位。
不過，這種主張尚未來得及當面向整日飲酒昏醉的閻顯陳述，延光四年（125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就已死掉。
政變亦即随之發生。
發動政變的是以孫程為首的宦官。
孫程原為安帝時中黃門、給事長樂官。
當少帝病危時他即與被廢的皇子濟陰王谒者長興渠合謀：消滅江京、閻顯，扶濟陰王為帝。
參與其事的還有宦官、中黃門王康、太官丞王國等。
在少帝死後，趁閻顯等征諸王子尚未至京時，十一月二日，孫程即與王康等十八人截單衣為誓，實行政變。
四日夜，程等突然執兵出現在江京等所在的章台門内，并将其斬首。
同時脅迫權宦李閏共迎濟陰王繼帝位，是為順帝。
此時閻氏兄弟雖握有兵權，但皆為無能庸懦之輩：衛尉閻景被孫程派兵生擒，當夜即死于獄中，驕橫一時的閻顯聞變後“憂迫不知所為”（《後漢書·宦者列傳》），也被輕而易舉地捕捉入獄。
一場宮廷政變就如此迅速地成功了。
11歲的順帝劉保封孫程等為侯[304]，并賜以車馬金銀錢帛等。
孫程還擢拜騎都尉。
朝政又從閻氏外戚轉入到宦官手中。
在此期間宦官勢力比前一階段又大為膨脹。
孫程臨死前請求将封國傳給其弟。
順帝立即照辦，并封孫程養子壽為浮陽侯，開宦官養子襲侯之惡例。
永建四年（129年）竟下诏“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後漢書·宦官列傳》）成為定制，被封侯的宦官黃龍、楊佗等還同順帝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賄賂，為人求高官增邑。
朝政之混亂，更甚于閻氏外戚專權之時。
梁氏外戚勢力發展 宦官擅權給東漢吏治造成的混亂，首先引起“清”流官僚士大夫的反對。
永建（126年至131年）初年，被尚書仆射薦于朝廷的左雄就上疏，痛陳當時的弊政“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指出地方官吏“視民如寇仇，稅之如豺虎”。
并明确要求以“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代替那些貪官污吏。
但左雄的主張因“宦豎擅權，終不能用”（《後漢書·左周黃列傳》）。
陽嘉二年（133年）李固上疏請去外戚、宦官之權：“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罷退宦官，去其權重”（《後漢書·李杜列傳》）。
這裡，李固雖外戚、宦官并舉，而其重點則指斥宦官。
因為在他看來，所謂“無功小人，皆有官爵”的原因主要在于宦官“秉威權，容請托”（同上）之故。
所以，這一派官僚士大夫多企圖依靠外戚以對抗宦官。
而順帝時足以與宦官勢力對抗的外戚隻有梁氏。
順帝的皇後梁妠為梁商之女，梁氏為東漢開國元勳梁統之後，和帝生母梁貴人皆出其門。
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