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東漢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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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碳再氧化掉，就可以成為低碳熟鐵。
也可以在它不完全脫碳時，控制所需要的含碳量，終止炒煉過程，就可以成為中碳鋼或高碳鋼。
這種鋼由于含碳較高，氧化程度較低，與低碳熟鐵相比所夾雜物應較小較少，經反複鍛打，即成優質鋼材”（《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第219-220頁）。
這種技術比起塊煉法（即塊煉鐵滲碳制鋼）是當時煉鋼技術的進步。
鐵工具已多用鋼刀，《考工紀·車人》鄭玄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
賈公彥疏：“漢時斧近刃，皆以鋼鐵為之。
”由于炒鋼技術的推廣，鋼和熟鐵産量大增，東漢時已出現熟鐵的專用詞&mdash&mdash“鍒”。
《說文解字》：“鍒，鐵之耎也。
”目前已發現漢代幾座炒鋼爐和為數不少的以炒鋼鍛制的器物，如河南南陽東郊出土的一件鐵刀，寬11.2厘米，長約17厘米，刀背厚約0.5厘米，形制較特殊，刀身有一道平行于刃部的鍛接痕迹，其刃部就是用高質量的炒鋼鍛接而成（見《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漢代冶鐵技術初探》）。
炒鋼技術的出現，标志着煉鋼技術新階段，它可以使社會上得到大量的廉價的熟鐵和鋼，對于生産工具的改進，起着重要作用，歐洲用炒鋼方法把生鐵炒煉成熟鐵，是18世紀中葉始于英國。
而我國在東漢時代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比歐洲要早一千八百年之久。
“百煉鋼”的出現 由于炒鋼技術的提高，東漢時代出現了“百煉鋼”。
所謂“百煉鋼”者，即将炒鋼反複鍛打，每加熱鍛打一次稱為一“煉”，以煉制成含碳量高，含雜質少而組織均勻的優質鋼（見《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北京鋼鐵學院李衆《中國封建社會前期鋼鐵冶煉技術發展的探讨》）。
在魏、晉的詩文中，就把精良的鋼稱為“百煉精鋼”或“百煉鋼”，如陳琳的賦中就有這方面記載，百煉不僅省時省力而且可提高生産效率。
這是煉鋼技術史上的重要革新，直到現代，生鐵仍為煉鋼的主要原料。
但這種煉鋼技術的困難很大，主要是難于控制含碳量，在古代缺乏化學分析的條件下，隻能靠熟練的技巧和豐富的經驗。
東漢炒鋼技術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而且應用得十分普遍，一般的過程是，先尋求礦石，冶煉成生鐵水，然後炒煉成鋼，再反複鍛打，制成較為名貴的器物（主要用于武器）。
在《太平經》中有這樣的記載“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也&hellip&hellip不貴用之也。
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鐵，燒冶之使成水，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耶”（《太平經》卷72《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莫耶”是古代有名的鋼劍。
可見，東漢時炒鋼技術的應用，特别在制造武器方面，已經十分普遍。
東漢的王充在所著的《論衡·率性篇》中也說： 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
棠溪、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铤，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煉，成為铦利。
豈利劍之鍛與煉乃異質哉？工良師巧，煉一數至也。
這裡說明煉成利劍的鋼，關鍵在于“工良師巧”。
由于“精鋼”（《北堂書鈔》卷121引），晉劉琨《重賦盧谌詩》中有“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昭明文選》卷25）。
可見，“百煉鋼”在東漢時代就已為人盡知。
在東漢時代“百煉鋼”已經有一定工藝标準，因而有“三十煉”“五十煉”“百煉”的區别。
在煉制刀劍時，用生鐵炒成的鋼為原料，可以用同一種鋼料反複折疊鍛打，也可用數層成分略有不同的原料疊打，然後加熱折疊再鍛，反複多次（見《中國古代的百煉鋼》載《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所謂“卅煉”即加熱鍛打折疊三十次；“五十煉”即加熱、鍛打、折疊五十次。
“百煉”當然就是百次了。
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卷下著錄有四件“書刀”，其中三件有銘文都注明“卅煉”： 永元十六年（104年）廣漢郡工官卅湅（煉）□□□□□□□□□史成，長荊、守丞熹主。
永元十□年，廣漢郡工官，卅湅（煉）書刀，工馮武&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廣漢（郡工官）卅（湅）□□□秋造，護工卒史克、長不、丞奉主。
（以上三把書刀，除《貞松堂吉金圖》卷下有著錄外，尚見于《貞松堂集古遺文》卷15，容庚《漢金文錄》卷6，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卷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14） 1974年在山東蒼山縣（今名蘭陵縣）漢墓中出土的一把環首鋼刀，刀身即有隸書銘文“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煉）大刀，吉羊（祥）宜子孫”（見《文物》1974年第12期劉心健、陳自經《山東蒼山發現東漢永初紀年鐵刀》），說明這把刀也是以“卅煉”工藝制成的。
用“五十煉”工藝制成的鋼制品也有發現：1978年江蘇徐州銅山縣駝龍山漢墓出土的一把鋼劍，劍把正面就有銘文：“建初二年（77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煉）△△△孫劍△。
”内側上陰刻銘文“直千五百”（《文物》1979年第7期徐州博物館《徐州發現東漢建初二年五十煉鋼劍》）。
銘文不僅告訴我們此劍為“五十煉”工藝制品，而且标明價錢“千五百”，是極可貴的資料。
以“百煉”工藝制成的鋼制品，在日本保存一件，即1961年日本奈良縣古墓中出土的鋼刀，上有錯金銘文：“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百煉清（剛），上應星宿，（下）辟（不祥）。
”（日本《考古學雜志》48卷2号、1962年出版，梅原末治《奈良縣栎本東大寺古墳出土漢中平紀年鐵刀》）“中平”是漢靈帝年号，時間為公元184-189年，說明這是中國東漢時期制造的一把“百煉”鋼刀，但不知何故流傳到了日本。
東漢時代的“百煉鋼”代表了當時煉鋼工藝的最高水平。
如東漢末建安年間，曹操令人造五把寶刀，三年才造成。
這五把刀稱“百辟刀”，是百煉利器，曹植還專門為此作賊，盛贊其鋒利和煉制之不易[287]，可見其刀之貴重。
東漢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丕也曾令“國工”選“良金”，煉成三把寶劍、兩把匕首和一把陌露刀，它們也是“至于百辟”才煉成的。
他在《典論·劍銘》中說：煉鋼的時候“五色充（或作&lsquo躍&rsquo）爐，巨囊自鼓，靈物仿佛，飛鳥翔舞”。
煉成的寶劍，有“光似流星”而名為“飛景”的，有“色似采虹”而名為“流采”的，還有名為“華鋒”的。
寶刀中有的“文似靈龜”，有的“采似丹霞”，有的“似霜”；匕首有的“理似堅冰”，有的“曜似朝日”，露刀則“狀如龍文”（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8曹丕《典論·劍銘》）。
這些花紋和色澤究竟是什麼樣，雖然今天無法得知，但也可推測其精美、鋒利絕非一般刀劍可比。
二 紡織業 東漢時代的紡織業在秦、西漢發達的紡織業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
原料産地的擴大 東漢紡織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絲織原料生産地的擴大。
秦和西漢時代，絲織品的原料&mdash&mdash蠶絲，主要生産于黃河流域。
到東漢時代，随着農業生産區域的變化，蠶絲的生産地已擴大到巴蜀，江南以至西北地區。
在東漢時代，有不少地方官吏提倡種桑養蠶，對擴大蠶絲産地起了重要作用。
如江南地區以前不知養蠶，東漢光武帝時茨充任桂陽（轄境約當今湖南耒陽以南的耒水、舂陵水流域，北至洣水入湘處附近，南包廣東英德以北的北江流域，治所在郴縣即今湖南郴州市）太守時“教民種植桑柘麻纻之屬，勸令養蠶織屦，民得利焉”，史稱其為“善政”（《後漢書·循吏列傳》）。
茨充的這一“善政”，對江南地區蠶桑的生産發展，起着推動作用，據《後漢書·循吏列傳》注引《東觀記》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
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屦，皆充之化也。
” 巴蜀地區人民種桑養蠶，也在東漢時代成為農業生産的重要内容。
史載巫（在今重慶巫山縣）令陳晔在當地提倡種桑，植“二萬餘株，民以為給”（《太平禦覽》卷955引謝承《後漢書》）。
到東漢末年巴蜀地區種桑養蠶就十分普遍了。
如諸葛亮自稱其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今四川境内不斷出土具有桑園内容的東漢時代的畫像磚，這些資料都證明巴蜀也成為絲織原料的重要産地。
東漢時代，蠶桑生産已推廣到遙遠的北方和西域：在今内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東漢墓的壁畫，還有采桑圖，據專家判斷，證明桑蠶之業“也傳到當地”（吳榮曾《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載《文物》1974年第1期）。
在甘肅嘉峪關的漢晉墓出土的畫像磚中，也有不少反映桑蠶生産的畫面（見《嘉峪關漢畫像墓磚》，載《文物》1972年第12期）。
還有不少專家認為：東漢末年蠶種即已傳入西域的和阗（于阗）和鄯善[288]，因而西域地區也在東漢時代學會養蠶。
紡織品産量增多 由于原料産地的擴大，東漢時期紡織業的規模和産量也已超過西漢。
如生産絲織産品的，除國家手工業作坊和自耕農的家庭手工業外，豪強地主的田莊也是重要生産基地，《四民月令》反映出的東漢地主田莊中生産情況：這裡有專門的“蠶妾”負責養蠶，包括養蠶、缫絲、織缣、擘絲、治絮、染色等紡織生産的全部過程都在田莊内完成。
生産出的産品，除供田莊自身消費外，還有許多産品銷售。
東漢時代紡織業生産區域已擴展至中原以外的地區，如崔寔在五原太守任内，曾從雁門“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太平禦覽》卷27引崔寔《政論》）從而使雁門郡成為紡織生産比較發達的地區。
曹植曾“遣人到邺，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太平禦覽》卷820），馬援曾受賜“巨鹿缣三百匹”（《太平禦覽》卷818引《東觀漢記》）說明北方的上黨及巨鹿也成為有名的絲織品産地。
西漢時，蜀錦尚不出名，至東漢時，蜀錦已成為名産：“蜀地&hellip&hellip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三國時諸葛亮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太平禦覽》卷815引《諸葛亮集》）東漢時越布已成為有名的地方特産，成為向皇室進貢的重要物品，據記載：陸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後漢書·獨行列傳》），又《後漢書·皇後紀》載：馬皇後時曾“各賜王&hellip&hellip白越三千端”李賢注曰：“白越，越布。
”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紡織業也有較大的發展。
至遲在東漢時已有一種名為“桐”或“橦”的木棉，在今雲南永昌一帶被用來織布，稱為桐華布或橦布。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地區“土地沃美，宜五谷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幹細布，織成文章如绫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永昌的木棉是一種木狀多年生樹棉，它的絨絮較長，可以紡織。
所以木棉制品也是西南地區的重要生産。
值得注意的是：棉制品在東漢時期已在我國出現。
棉花（草棉）并非我國原産，在元代以後才在我國普遍種植，但我國考古工作者1959年在新疆民豐縣的東漢墓葬中，曾發現棉布做成的藍白印花布制成的“食單”和手帕、褲子等（見《新疆民豐縣北大沙漠中古遺址墓葬區東漢合葬墓清理簡報》，載《文物》1960年第6期）。
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的晉墓中也發現了棉織衣褲（見沙比提《從考古發掘資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種植和紡織》，載《文物》1972年第10期）。
證明至少在東漢時代這裡就已經使用棉織品了。
東漢時代紡織産品數量的增加，也反映在紡織業的産地和規模擴大等方面。
從許多資料中可以看出，東漢時代紡織産品數量遠超過西漢，不僅在皇室中“宮女織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纨”（《後漢書·陳王列傳》），而且一些官僚貴族家中也是“錦绮缋縠纨素奇玩，積如丘山”（《後漢書·董卓列傳》）。
甚至有的貴族家奴婢也穿上華貴的絲織品“媵禦數百，無不兼羅纨”（《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朝廷還用大量的紡織品賞賜臣下，如漢桓帝一次就賜董卓“缣九千匹”（《後漢書·董卓列傳》），安帝時曾因“國用不足”而下令降低對諸侯王喪事時賜贈的标準：“始封王薨，減赙錢為千萬，布萬匹。
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有的諸侯王因“尊親，特赙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
一次喪事就賞五千至三萬匹布，這還是因“國用不足”而降低了的标準。
沒有巨量的布匹貯存，當然是不可能的，這一切都證明東漢時代的紡織業生産的規模和産量較以前都有很大的發展了。
紡織品質量的提高 東漢時代紡織技術有很大的提高，并集中地反映在産品的質量上，和許多名産品的出現。
如東漢初期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缤紛、花紋複雜的織錦。
東漢末年傑出的科學家馬鈞，發明了高效率的織绫機。
在此之前織成一匹绫要費幾十天的時間，馬鈞吸取前人經驗，簡化了绫機的踏具，改造了绫機的綜線運動機件。
把原來舊绫機五十綜者五十蹑（蹑即踏具），六十綜者六十蹑，都改成十二蹑，使生産效率提高五倍（見《三國志》卷29《杜夔傳》注）。
襄邑（河南睢縣）、齊（山東臨淄）一直是絲織品的重要産地，東漢時仍十分發達。
《論衡·程材篇》中說“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恒婦無不巧”，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後發展起來的蜀地絲織業，在東漢後期也已馳名全國。
已如上述，《太平禦覽》卷815引魏文帝诏雲：“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适可訝而鮮卑尚複不愛也。
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壁錦，亦有金薄，蜀簿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左思的《蜀都賦》有“貝錦篚成，濯色江波”，形容蜀錦之華麗。
陳直先生認為：“蜀錦比臨淄錦襄邑錦知名稍晚，但行銷吳魏，後來居上。
”（《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頁）。
在蠶桑傳入不久的西域，絲織業也有很大發展，新疆民豐縣東漢墓出土的紅色花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了這一地區紡織工藝的水平，在同一地區中，還出土有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顔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地區毛紡織手工業的發展。
此外，東漢的麻紡織品中，越布是與蜀錦、齊冰纨和方空穀齊名的精美手工織品。
東漢時代，紡織品的染色技術也有很大的發展，絲、帛等經過染色，五彩缤紛，十分好看。
染色用的顔料多半是從植物中提煉出來的，加上礦物中的礬石，融化配合而成。
染紅顔色用的是茜草，染藍顔色用靛藍草。
當時，河南陳留一帶已栽種大量的靛藍和茜草，因此，漢代學者趙岐的《藍賦》說：“此境之人，皆以種藍染绀為業。
藍田彌望，蔥蔚可愛。
”用這些顔料染出的絲、帛，絢麗斑斓，粉白黛綠，光彩奪目。
總之，東漢的整個紡織業，産品繁富技藝精湛，産地廣大，顯示了這一部門的發展進步。
三 造紙和漆器生産 造紙技術的發明創造 東漢時代手工業生産最重要的成就，是造紙業的發展。
西漢時代，我國當已發明造紙。
東漢初有的文獻中常常提到紙，如《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賈）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章懷注雲“竹簡及紙也”，《後漢書·和帝紀》雲：“永元十四年（102年）冬十月辛卯，立皇後鄧氏&hellip&hellip後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于目，諸家歲供紙墨通殷勤而已。
”又《北堂書鈔》卷104，引《馬融與窦伯可書》雲“孟陵來賜書，見手書歡喜何量，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同卷引《崔瑗與葛元甫書》雲：“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不過，西漢及東漢初的紙，尚不普及。
書寫材料仍以竹、木簡和缣帛為主，到和帝時蔡倫改進了紙的制作方法，才有可能大量生産，從而代替了以前所用的書寫材料。
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東漢和帝時，宦者令蔡倫總結前人的造紙經驗，設計了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的主張，創造了“蔡侯紙”的制造方法，于元興元年（105年）奏請和帝劉肇，“帝善其能”。
在和帝的支持下，大量生産“蔡侯紙”，并推廣應用“自是莫不用焉”，“天下鹹稱蔡侯紙”。
以植物纖維作紙的原料，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的重大突破，是東漢造紙業的光輝成就。
從近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四次發現西漢時代的麻紙的事實，證明我國在西漢時代就已發明造紙術，但出土的西漢時代麻紙，至今未發現一張是寫過字的，再從東漢以前人們書寫工具主要的還是竹簡和缣帛，東漢以後紙才将竹簡、缣帛代替的事實可以看出，在蔡侯紙未發明前的麻紙，使用價值是不大的。
據輕工業部造紙工業研究所對迄今發現的幾種古紙進行科學的化學分析和化驗結果得出的結論認為：隻有蔡侯紙才是真正的紙（見王菊華、李玉華《從幾種漢紙的分析鑒定試論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載《文物》1980年第1期）。
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植物纖維紙的質量，便于普遍推廣。
這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和創新，因此不能因考古發掘出西漢麻紙，而否定蔡倫造紙的功績。
[289] 蔡侯紙的發明是造紙工業的重大突破，為以後造紙技術的提高開辟了寬闊大道，使紙的質量越來越好，技術愈來愈新。
東漢末年左伯創造了“左伯紙”。
《後漢書補注》雲：“漢人能為紙者，蔡倫之外，又有左伯。
”《書斷》雲：“伯字子邕，東萊人。
&hellip&hellip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
”是在蔡侯紙基礎上的又一進步。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所發現的公元2世紀後半葉的文書用紙經檢驗，知原料系麻類纖維，帚化度相當高，纖維交結勻細，紙質緊密，透眼少，說明紙的質量相當高，這是在蔡侯之後不久流傳到西北去的。
反映了造紙業的迅速發展（見潘吉星《談旱坡東漢墓出土的麻紙》，載《文物》1977年第1期）。
中國發明造紙術對世界文明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在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年間，造紙術傳到朝鮮，隋炀帝大業六年（610年）朝鮮和尚昙征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日本。
唐天寶十年（751年）唐與大食發生一次邊界戰争，唐将高仙芝戰敗，在被俘士兵中有造紙工人，他們将造紙術傳入阿拉伯，公元793年造紙術傳到西亞的巴格達和叙利亞的大馬士革，公元900年又傳到非洲的埃及。
中國紙戰勝了埃及的
也可以在它不完全脫碳時，控制所需要的含碳量，終止炒煉過程，就可以成為中碳鋼或高碳鋼。
這種鋼由于含碳較高，氧化程度較低，與低碳熟鐵相比所夾雜物應較小較少，經反複鍛打，即成優質鋼材”（《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第219-220頁）。
這種技術比起塊煉法（即塊煉鐵滲碳制鋼）是當時煉鋼技術的進步。
鐵工具已多用鋼刀，《考工紀·車人》鄭玄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
賈公彥疏：“漢時斧近刃，皆以鋼鐵為之。
”由于炒鋼技術的推廣，鋼和熟鐵産量大增，東漢時已出現熟鐵的專用詞&mdash&mdash“鍒”。
《說文解字》：“鍒，鐵之耎也。
”目前已發現漢代幾座炒鋼爐和為數不少的以炒鋼鍛制的器物，如河南南陽東郊出土的一件鐵刀，寬11.2厘米，長約17厘米，刀背厚約0.5厘米，形制較特殊，刀身有一道平行于刃部的鍛接痕迹，其刃部就是用高質量的炒鋼鍛接而成（見《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漢代冶鐵技術初探》）。
炒鋼技術的出現，标志着煉鋼技術新階段，它可以使社會上得到大量的廉價的熟鐵和鋼，對于生産工具的改進，起着重要作用，歐洲用炒鋼方法把生鐵炒煉成熟鐵，是18世紀中葉始于英國。
而我國在東漢時代就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比歐洲要早一千八百年之久。
“百煉鋼”的出現 由于炒鋼技術的提高，東漢時代出現了“百煉鋼”。
所謂“百煉鋼”者，即将炒鋼反複鍛打，每加熱鍛打一次稱為一“煉”，以煉制成含碳量高，含雜質少而組織均勻的優質鋼（見《考古學報》1975年第2期，北京鋼鐵學院李衆《中國封建社會前期鋼鐵冶煉技術發展的探讨》）。
在魏、晉的詩文中，就把精良的鋼稱為“百煉精鋼”或“百煉鋼”，如陳琳的賦中就有這方面記載，百煉不僅省時省力而且可提高生産效率。
這是煉鋼技術史上的重要革新，直到現代，生鐵仍為煉鋼的主要原料。
但這種煉鋼技術的困難很大，主要是難于控制含碳量，在古代缺乏化學分析的條件下，隻能靠熟練的技巧和豐富的經驗。
東漢炒鋼技術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而且應用得十分普遍，一般的過程是，先尋求礦石，冶煉成生鐵水，然後炒煉成鋼，再反複鍛打，制成較為名貴的器物（主要用于武器）。
在《太平經》中有這樣的記載“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也&hellip&hellip不貴用之也。
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鐵，燒冶之使成水，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耶”（《太平經》卷72《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莫耶”是古代有名的鋼劍。
可見，東漢時炒鋼技術的應用，特别在制造武器方面，已經十分普遍。
東漢的王充在所著的《論衡·率性篇》中也說： 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
棠溪、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铤，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煉，成為铦利。
豈利劍之鍛與煉乃異質哉？工良師巧，煉一數至也。
這裡說明煉成利劍的鋼，關鍵在于“工良師巧”。
由于“精鋼”（《北堂書鈔》卷121引），晉劉琨《重賦盧谌詩》中有“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昭明文選》卷25）。
可見，“百煉鋼”在東漢時代就已為人盡知。
在東漢時代“百煉鋼”已經有一定工藝标準，因而有“三十煉”“五十煉”“百煉”的區别。
在煉制刀劍時，用生鐵炒成的鋼為原料，可以用同一種鋼料反複折疊鍛打，也可用數層成分略有不同的原料疊打，然後加熱折疊再鍛，反複多次（見《中國古代的百煉鋼》載《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年第4期）。
所謂“卅煉”即加熱鍛打折疊三十次；“五十煉”即加熱、鍛打、折疊五十次。
“百煉”當然就是百次了。
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卷下著錄有四件“書刀”，其中三件有銘文都注明“卅煉”： 永元十六年（104年）廣漢郡工官卅湅（煉）□□□□□□□□□史成，長荊、守丞熹主。
永元十□年，廣漢郡工官，卅湅（煉）書刀，工馮武&hellip&hellip。
&hellip&hellip廣漢（郡工官）卅（湅）□□□秋造，護工卒史克、長不、丞奉主。
（以上三把書刀，除《貞松堂吉金圖》卷下有著錄外，尚見于《貞松堂集古遺文》卷15，容庚《漢金文錄》卷6，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卷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14） 1974年在山東蒼山縣（今名蘭陵縣）漢墓中出土的一把環首鋼刀，刀身即有隸書銘文“永初六年（112年）五月丙午造卅湅（煉）大刀，吉羊（祥）宜子孫”（見《文物》1974年第12期劉心健、陳自經《山東蒼山發現東漢永初紀年鐵刀》），說明這把刀也是以“卅煉”工藝制成的。
用“五十煉”工藝制成的鋼制品也有發現：1978年江蘇徐州銅山縣駝龍山漢墓出土的一把鋼劍，劍把正面就有銘文：“建初二年（77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湅（煉）△△△孫劍△。
”内側上陰刻銘文“直千五百”（《文物》1979年第7期徐州博物館《徐州發現東漢建初二年五十煉鋼劍》）。
銘文不僅告訴我們此劍為“五十煉”工藝制品，而且标明價錢“千五百”，是極可貴的資料。
以“百煉”工藝制成的鋼制品，在日本保存一件，即1961年日本奈良縣古墓中出土的鋼刀，上有錯金銘文：“中平△（年）五月丙午，造作（支刀），百煉清（剛），上應星宿，（下）辟（不祥）。
”（日本《考古學雜志》48卷2号、1962年出版，梅原末治《奈良縣栎本東大寺古墳出土漢中平紀年鐵刀》）“中平”是漢靈帝年号，時間為公元184-189年，說明這是中國東漢時期制造的一把“百煉”鋼刀，但不知何故流傳到了日本。
東漢時代的“百煉鋼”代表了當時煉鋼工藝的最高水平。
如東漢末建安年間，曹操令人造五把寶刀，三年才造成。
這五把刀稱“百辟刀”，是百煉利器，曹植還專門為此作賊，盛贊其鋒利和煉制之不易[287]，可見其刀之貴重。
東漢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丕也曾令“國工”選“良金”，煉成三把寶劍、兩把匕首和一把陌露刀，它們也是“至于百辟”才煉成的。
他在《典論·劍銘》中說：煉鋼的時候“五色充（或作&lsquo躍&rsquo）爐，巨囊自鼓，靈物仿佛，飛鳥翔舞”。
煉成的寶劍，有“光似流星”而名為“飛景”的，有“色似采虹”而名為“流采”的，還有名為“華鋒”的。
寶刀中有的“文似靈龜”，有的“采似丹霞”，有的“似霜”；匕首有的“理似堅冰”，有的“曜似朝日”，露刀則“狀如龍文”（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8曹丕《典論·劍銘》）。
這些花紋和色澤究竟是什麼樣，雖然今天無法得知，但也可推測其精美、鋒利絕非一般刀劍可比。
二 紡織業 東漢時代的紡織業在秦、西漢發達的紡織業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發展。
原料産地的擴大 東漢紡織業的發展首先表現在絲織原料生産地的擴大。
秦和西漢時代，絲織品的原料&mdash&mdash蠶絲，主要生産于黃河流域。
到東漢時代，随着農業生産區域的變化，蠶絲的生産地已擴大到巴蜀，江南以至西北地區。
在東漢時代，有不少地方官吏提倡種桑養蠶，對擴大蠶絲産地起了重要作用。
如江南地區以前不知養蠶，東漢光武帝時茨充任桂陽（轄境約當今湖南耒陽以南的耒水、舂陵水流域，北至洣水入湘處附近，南包廣東英德以北的北江流域，治所在郴縣即今湖南郴州市）太守時“教民種植桑柘麻纻之屬，勸令養蠶織屦，民得利焉”，史稱其為“善政”（《後漢書·循吏列傳》）。
茨充的這一“善政”，對江南地區蠶桑的生産發展，起着推動作用，據《後漢書·循吏列傳》注引《東觀記》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
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屦，皆充之化也。
” 巴蜀地區人民種桑養蠶，也在東漢時代成為農業生産的重要内容。
史載巫（在今重慶巫山縣）令陳晔在當地提倡種桑，植“二萬餘株，民以為給”（《太平禦覽》卷955引謝承《後漢書》）。
到東漢末年巴蜀地區種桑養蠶就十分普遍了。
如諸葛亮自稱其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今四川境内不斷出土具有桑園内容的東漢時代的畫像磚，這些資料都證明巴蜀也成為絲織原料的重要産地。
東漢時代，蠶桑生産已推廣到遙遠的北方和西域：在今内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東漢墓的壁畫，還有采桑圖，據專家判斷，證明桑蠶之業“也傳到當地”（吳榮曾《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反映的東漢社會生活》，載《文物》1974年第1期）。
在甘肅嘉峪關的漢晉墓出土的畫像磚中，也有不少反映桑蠶生産的畫面（見《嘉峪關漢畫像墓磚》，載《文物》1972年第12期）。
還有不少專家認為：東漢末年蠶種即已傳入西域的和阗（于阗）和鄯善[288]，因而西域地區也在東漢時代學會養蠶。
紡織品産量增多 由于原料産地的擴大，東漢時期紡織業的規模和産量也已超過西漢。
如生産絲織産品的，除國家手工業作坊和自耕農的家庭手工業外，豪強地主的田莊也是重要生産基地，《四民月令》反映出的東漢地主田莊中生産情況：這裡有專門的“蠶妾”負責養蠶，包括養蠶、缫絲、織缣、擘絲、治絮、染色等紡織生産的全部過程都在田莊内完成。
生産出的産品，除供田莊自身消費外，還有許多産品銷售。
東漢時代紡織業生産區域已擴展至中原以外的地區，如崔寔在五原太守任内，曾從雁門“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太平禦覽》卷27引崔寔《政論》）從而使雁門郡成為紡織生産比較發達的地區。
曹植曾“遣人到邺，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太平禦覽》卷820），馬援曾受賜“巨鹿缣三百匹”（《太平禦覽》卷818引《東觀漢記》）說明北方的上黨及巨鹿也成為有名的絲織品産地。
西漢時，蜀錦尚不出名，至東漢時，蜀錦已成為名産：“蜀地&hellip&hellip女工之業覆衣天下。
”（《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三國時諸葛亮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太平禦覽》卷815引《諸葛亮集》）東漢時越布已成為有名的地方特産，成為向皇室進貢的重要物品，據記載：陸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後漢書·獨行列傳》），又《後漢書·皇後紀》載：馬皇後時曾“各賜王&hellip&hellip白越三千端”李賢注曰：“白越，越布。
”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紡織業也有較大的發展。
至遲在東漢時已有一種名為“桐”或“橦”的木棉，在今雲南永昌一帶被用來織布，稱為桐華布或橦布。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西南地區“土地沃美，宜五谷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幹細布，織成文章如绫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永昌的木棉是一種木狀多年生樹棉，它的絨絮較長，可以紡織。
所以木棉制品也是西南地區的重要生産。
值得注意的是：棉制品在東漢時期已在我國出現。
棉花（草棉）并非我國原産，在元代以後才在我國普遍種植，但我國考古工作者1959年在新疆民豐縣的東漢墓葬中，曾發現棉布做成的藍白印花布制成的“食單”和手帕、褲子等（見《新疆民豐縣北大沙漠中古遺址墓葬區東漢合葬墓清理簡報》，載《文物》1960年第6期）。
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的晉墓中也發現了棉織衣褲（見沙比提《從考古發掘資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種植和紡織》，載《文物》1972年第10期）。
證明至少在東漢時代這裡就已經使用棉織品了。
東漢時代紡織産品數量的增加，也反映在紡織業的産地和規模擴大等方面。
從許多資料中可以看出，東漢時代紡織産品數量遠超過西漢，不僅在皇室中“宮女織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纨”（《後漢書·陳王列傳》），而且一些官僚貴族家中也是“錦绮缋縠纨素奇玩，積如丘山”（《後漢書·董卓列傳》）。
甚至有的貴族家奴婢也穿上華貴的絲織品“媵禦數百，無不兼羅纨”（《後漢書·劉焉袁術呂布列傳》），朝廷還用大量的紡織品賞賜臣下，如漢桓帝一次就賜董卓“缣九千匹”（《後漢書·董卓列傳》），安帝時曾因“國用不足”而下令降低對諸侯王喪事時賜贈的标準：“始封王薨，減赙錢為千萬，布萬匹。
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有的諸侯王因“尊親，特赙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
一次喪事就賞五千至三萬匹布，這還是因“國用不足”而降低了的标準。
沒有巨量的布匹貯存，當然是不可能的，這一切都證明東漢時代的紡織業生産的規模和産量較以前都有很大的發展了。
紡織品質量的提高 東漢時代紡織技術有很大的提高，并集中地反映在産品的質量上，和許多名産品的出現。
如東漢初期已能用織花機織成色彩缤紛、花紋複雜的織錦。
東漢末年傑出的科學家馬鈞，發明了高效率的織绫機。
在此之前織成一匹绫要費幾十天的時間，馬鈞吸取前人經驗，簡化了绫機的踏具，改造了绫機的綜線運動機件。
把原來舊绫機五十綜者五十蹑（蹑即踏具），六十綜者六十蹑，都改成十二蹑，使生産效率提高五倍（見《三國志》卷29《杜夔傳》注）。
襄邑（河南睢縣）、齊（山東臨淄）一直是絲織品的重要産地，東漢時仍十分發達。
《論衡·程材篇》中說“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恒婦無不巧”，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後發展起來的蜀地絲織業，在東漢後期也已馳名全國。
已如上述，《太平禦覽》卷815引魏文帝诏雲：“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适可訝而鮮卑尚複不愛也。
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壁錦，亦有金薄，蜀簿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左思的《蜀都賦》有“貝錦篚成，濯色江波”，形容蜀錦之華麗。
陳直先生認為：“蜀錦比臨淄錦襄邑錦知名稍晚，但行銷吳魏，後來居上。
”（《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頁）。
在蠶桑傳入不久的西域，絲織業也有很大發展，新疆民豐縣東漢墓出土的紅色花紋羅，織造勻細，花紋規整，反映了這一地區紡織工藝的水平，在同一地區中，還出土有組織細密的織花毛織品，顔色鮮麗，顯示出當時西北地區毛紡織手工業的發展。
此外，東漢的麻紡織品中，越布是與蜀錦、齊冰纨和方空穀齊名的精美手工織品。
東漢時代，紡織品的染色技術也有很大的發展，絲、帛等經過染色，五彩缤紛，十分好看。
染色用的顔料多半是從植物中提煉出來的，加上礦物中的礬石，融化配合而成。
染紅顔色用的是茜草，染藍顔色用靛藍草。
當時，河南陳留一帶已栽種大量的靛藍和茜草，因此，漢代學者趙岐的《藍賦》說：“此境之人，皆以種藍染绀為業。
藍田彌望，蔥蔚可愛。
”用這些顔料染出的絲、帛，絢麗斑斓，粉白黛綠，光彩奪目。
總之，東漢的整個紡織業，産品繁富技藝精湛，産地廣大，顯示了這一部門的發展進步。
三 造紙和漆器生産 造紙技術的發明創造 東漢時代手工業生産最重要的成就，是造紙業的發展。
西漢時代，我國當已發明造紙。
東漢初有的文獻中常常提到紙，如《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賈）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章懷注雲“竹簡及紙也”，《後漢書·和帝紀》雲：“永元十四年（102年）冬十月辛卯，立皇後鄧氏&hellip&hellip後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于目，諸家歲供紙墨通殷勤而已。
”又《北堂書鈔》卷104，引《馬融與窦伯可書》雲“孟陵來賜書，見手書歡喜何量，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同卷引《崔瑗與葛元甫書》雲：“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不過，西漢及東漢初的紙，尚不普及。
書寫材料仍以竹、木簡和缣帛為主，到和帝時蔡倫改進了紙的制作方法，才有可能大量生産，從而代替了以前所用的書寫材料。
據《後漢書·宦者列傳》記載：東漢和帝時，宦者令蔡倫總結前人的造紙經驗，設計了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的主張，創造了“蔡侯紙”的制造方法，于元興元年（105年）奏請和帝劉肇，“帝善其能”。
在和帝的支持下，大量生産“蔡侯紙”，并推廣應用“自是莫不用焉”，“天下鹹稱蔡侯紙”。
以植物纖維作紙的原料，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的重大突破，是東漢造紙業的光輝成就。
從近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曾先後四次發現西漢時代的麻紙的事實，證明我國在西漢時代就已發明造紙術，但出土的西漢時代麻紙，至今未發現一張是寫過字的，再從東漢以前人們書寫工具主要的還是竹簡和缣帛，東漢以後紙才将竹簡、缣帛代替的事實可以看出，在蔡侯紙未發明前的麻紙，使用價值是不大的。
據輕工業部造紙工業研究所對迄今發現的幾種古紙進行科學的化學分析和化驗結果得出的結論認為：隻有蔡侯紙才是真正的紙（見王菊華、李玉華《從幾種漢紙的分析鑒定試論我國造紙術的發明》，載《文物》1980年第1期）。
蔡倫的發明，使造紙原料多樣化，還能化舊利廢，取材方便，提高了植物纖維紙的質量，便于普遍推廣。
這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和創新，因此不能因考古發掘出西漢麻紙，而否定蔡倫造紙的功績。
[289] 蔡侯紙的發明是造紙工業的重大突破，為以後造紙技術的提高開辟了寬闊大道，使紙的質量越來越好，技術愈來愈新。
東漢末年左伯創造了“左伯紙”。
《後漢書補注》雲：“漢人能為紙者，蔡倫之外，又有左伯。
”《書斷》雲：“伯字子邕，東萊人。
&hellip&hellip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邕尤得其妙。
”是在蔡侯紙基礎上的又一進步。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所發現的公元2世紀後半葉的文書用紙經檢驗，知原料系麻類纖維，帚化度相當高，纖維交結勻細，紙質緊密，透眼少，說明紙的質量相當高，這是在蔡侯之後不久流傳到西北去的。
反映了造紙業的迅速發展（見潘吉星《談旱坡東漢墓出土的麻紙》，載《文物》1977年第1期）。
中國發明造紙術對世界文明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在晉武帝司馬炎太康年間，造紙術傳到朝鮮，隋炀帝大業六年（610年）朝鮮和尚昙征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日本。
唐天寶十年（751年）唐與大食發生一次邊界戰争，唐将高仙芝戰敗，在被俘士兵中有造紙工人，他們将造紙術傳入阿拉伯，公元793年造紙術傳到西亞的巴格達和叙利亞的大馬士革，公元900年又傳到非洲的埃及。
中國紙戰勝了埃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