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東漢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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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水門”。
這樣，當河水漲時，含泥沙的濁水注入汴，汴水上漲，水由各水門注入河、汴二堤之間，可使洪峰不緻過高，不緻危害堤岸，而河水連續通過幾道水門後，流速更緩，這就減少了洪水的壓力，以免潰決。
這是一個合乎科學的方法。
是我國古代水利史上的偉大創造。
[285]由于這次對黃河的治理，再加上西漢末年以來在黃河中、上遊移民墾荒的減少，以至停止，所以在此後的八百年間，黃河長期安流，沒有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蓄水灌溉和渠道的開鑿 蓄水灌溉，是古代農田水利的重要措施，東漢時期在一些地區有很大的發展。
不少地方官吏組織群衆利用自然地勢修建陂塘，用以蓄水灌溉。
如汝南地區的鴻隙陂，早在西漢成帝時湮廢，東漢初鄧晨作汝南太守，命都水掾許揚主持加以修複，可灌溉數千頃良田。
後來鮑昱為太守時，又加擴建“作方梁石洫”，即以石為水門，使“水常饒足，灌田倍多，人以殷富”（《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
和帝時，太守何敞又在此修治銅陽舊渠，開墾良田三萬多頃。
南陽太守杜詩，也在當地修治原有的陂池，開墾不少良田。
會稽太守馬臻，在順帝永和五年（141年）于會稽山陰（浙江紹興）治鏡湖（又稱鑒湖），築大堤350裡，會合東南諸山泉流36源，貯蓄在湖内。
湖高于田，田高于海，沿堤設鬥門堤閘，水少則洩湖水溉田，水多則閉湖而洩田内水入海。
民田九千多頃均受其利，此後千餘年這裡不受水旱影響。
此外，還有許多陂塘，如下邳徐縣北的蒲陽陂，廬江的芍陂等，都是東漢時期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
從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壽縣發掘的芍陂遺址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以蓄水為主，對農田灌溉十分有利的大型工程。
從這一遺址中出現過“都水官”的鐵器，證明它是官府主持修建的，其他塘、陂工程也當均是如此。
灌溉渠道的修建，東漢時期的一個特點是：除了在關中三輔地區開鑿了一些渠道外，更多的是修建在三輔以外，如河内、山陽、河東、上黨、太原、趙、魏及河西、江南地區，都有“穿渠灌溉”的工程。
灌溉工具和水碓 東漢時期，還創造了不少新的灌溉工具。
靈帝時（2世紀）掖庭令畢岚作“翻車”“渴烏”，“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後漢書·宦者列傳》）翻車就是灌水用的龍骨車，渴烏是引水竹筒。
當時雖隻用于給道路灑水，但标志着灌溉技術的提高，它們畢竟較以前用桔槔提灌的效率，提高了許多倍。
此外，還可以從灌溉的進步看出有許多新的創造。
在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發現的東漢墓葬裡，多有水田和池塘的組合模型出現，有從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灌溉水渠，有的在出口處還安置圓形的閘門，用水力加工農産品的工具&mdash&mdash水碓也在東漢時産生了，據記載：東漢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三國志》卷15《張既傳》）。
東漢人桓譚《新論》中有“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見《太平禦覽》卷829引）可見在東漢初年，用水力舂米的水碓即已産生。
這種用水力激動木輪，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比以前用杵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且能提高效率。
顯示了對水力利用的進步。
四 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南方地區的開發 東漢時期農業生産進步的結果，集中地反映在全國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南方地區的開發方面。
耕地面積的擴大 東漢時期全國耕地面積肯定比西漢時擴大得多，但确切數字是多少，目前難于計算，因為關于東漢墾田數及與其密切相關的戶口數，史籍給我們留下的是一堆極為混亂、矛盾的記錄。
[286]而在這些記載中，墾田數最多的是：和帝永興元年（105年）達七百三十二萬零一百七十頃，人口達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人。
這個數字還略低于西漢，而和帝以後墾田數字還繼續減少，如“&hellip&hellip安帝延光四年（125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
&hellip&hellip順帝建康元年（144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hellip&hellip沖帝永嘉元年（145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hellip&hellip質帝本初元年（146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後漢書·郡國志》注）。
上述記載的墾田數字較和帝時還少，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上述記載的可靠程度和統計方法。
有的史學家已對史籍中記載的東漢戶口總數提出許多可疑之點（見高敏《秦漢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2年出版，第406-411頁）。
從許多具體記載來看，東漢墾田數應遠較西漢為大的。
筆者認為：有關史籍所載的墾田數應是東漢政府征收賦稅的數目。
由于豪強地主的田莊不斷發展，愈來愈多的耕地和人口歸入到田莊，而豪強地主總是要千方百計向政府隐瞞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口數目的。
這種情況愈到東漢後期愈嚴重，因此，在東漢政府的統計中墾田數愈來愈少就毫不奇怪了。
實際上，東漢時期農業區不斷擴大，許多過去未開墾的荒地、林莽、沼澤、丘陵均得到開墾，尤其是水利事業的發展和生産工具的進步，使大量的“不可墾”的土地都得到開墾而變成良田。
這一類記載是很多的。
如建初元年（76年）秦彭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後漢書·循吏列傳》）。
張堪在東漢初“拜漁陽太守&hellip&hellip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緻殷富。
百姓歌曰：&lsquo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rsquo”（《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崔瑗任汲縣令時“在事數言便宜。
為人開稻田數百頃”（《後漢書·崔骃列傳》）。
明帝時，楊仁為什邡令（在今四川境内）“墾田千餘頃”（《後漢書·儒林列傳》），此外，在南陽、山陽、汝南、下邳等地的未墾荒地，都因耕作條件改善或灌溉開通而使“墾田增多”（《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
這種變化當不是個别的現象。
因此，東漢時期的墾田和人口總數字超過西漢是毫無疑問的。
南方經濟的開發 東漢時期農業生産的發展，還突出地表現在南方經濟的發展。
西漢時代，經濟發展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關中在内的黃河中、下遊地區，當時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這裡，在司隸、豫、兖、冀、青、徐等六州，就擁有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
而江南地區自然環境尚未得到改善，經濟的發展和生活又都十分原始，所謂“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是個荒地多、人口少的地區。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的人口數字可知，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原地區的豫州（今河南的一部分）面積占全國百分之二，而人口則有七百五十萬之多，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三以上，共有一百零八個縣。
南方的豫章郡（今江西省）面積倍于豫州，但隻有三十五萬多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以下，隻有十八個縣。
這十分具體地反映了江南地區還處于十分落後的狀态，大部分地區尚未得到開發，林莽茂密，沼澤遍地，農業也隻處于粗放的階段。
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均在黃河流域。
但到東漢時期，尤其是至東漢末年，這種形勢已發生變化：江南的廣大地區得到開發，墾田和人口數迅速增長。
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南方諸郡的人口普遍比西漢時增加。
揚州人口從三百二十萬增加到四百三十多萬，益州人口從四百七十多萬增加到七百二十多萬，尤其是以今江西、湖南最顯著，如荊州人口從三百五十多萬增至六百二十多萬，豫章郡已由三十五萬人，增至一百六十六萬人，增加了3.74倍，而北方諸郡，除帝鄉南陽郡外，其餘各郡都比西漢減少，尤其是西北減少得更厲害。
三輔（關中）和并州（陝北和山西）少了五分之四，分别由二百四十萬和三百三十多萬減少到五十萬和不足七十萬。
涼州（甘肅）人口由一百二十八萬減到四十萬左右，少了四分之三。
雖然總的說來人口密度南方仍不及北方，但可以看出東漢時南方人口的增加是十分迅速的。
南方人口的增加是經濟發展的标志。
東漢時期，南方人口增加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西漢末年長達數十年的動亂，主要在黃河流域進行的。
戰争、災荒、饑疾使中原人民無法在原地生活下去，如“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群起，四方潰畔”（《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注引《東觀記》），“戰鬥死亡，緣邊四夷所系虜、陷罪、饑疾、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漢書·食貨志下》），“戶口減半”當然不可能都死亡了，其中大部分則是逃亡而離開故土。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東漢初，中原地區黃河流域的人口還在不斷減少，如建武二年（26年）“關中饑，民相食”（《後漢書·光武帝紀》）“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山東饑馑，人庶相食”（《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
這些天災、人禍造成北方人口銳減“喪亂之餘，郡縣殘荒”（《後漢書·鄭範賈張列傳》）“城郭皆為丘墟”（《後漢書·窦融列傳》）“城邑丘墟”（《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
北方銳減的人口，就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背井離鄉，逃往當時雖十分荒蕪但較為安定的江南苟全性命。
據《後漢書·循吏列傳》記載“時（更始元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這些從中原逃到南方去的人，當然多數都定居那裡了。
江南地區人口增加的第二個原因是：東漢不少地方官在南方組織修建水利工程，推廣先進耕作技術，使許多地區改變了生産條件，從而吸引了大批流民在當地定居，如建武六年李忠任丹陽太守時，教民辟墾，使“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當然，人口增加又促使墾田的擴大，如“（何敞）遷汝南太守&hellip&hellip修理鲖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後漢書·朱樂何列傳》），人口和墾田數成正比增長，這是不須贅言的。
東漢時期南方人口和墾田數的增長具有很大意義，它不僅擴大了我國原有的農業區，而且逐漸改變了舊有的農業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使江南地區逐漸成為農業生産的重要區域，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發展，成為新的經濟區域，為東漢以後，三國魏晉時期的江南經濟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手工業生産水平的提高 東漢時代，手工業生産水平也有顯著提高。
有些方面的技術創造，達到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水平，為人類文明和進步做出巨大貢獻。
一 冶金鑄造業 在西漢冶金業發展的基礎上，東漢時代冶金業的生産技術又有重要的進步。
特别是由于鐵制農具的普及，促進了鋼鐵生産的發展，促使生産力顯著提高。
水排的發明 冶金工業中鼓風設備是關鍵，東漢時出現用水利為動力的鼓風設備&mdash&mdash水排。
這是我國冶金史上的一件大事。
據《三國志》卷24《魏書·韓暨傳》載：三國時，魏國監冶谒者韓暨在冶鐵手工業中推廣使用水排，使生産率提高三倍。
“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韓）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
”這裡記載着韓暨用水排代替馬排的情形。
其實，水排并非始自韓暨，早在二百年前的東漢初杜詩任南陽太守時，就“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東觀漢記》卷15，謝承《後漢書》（汪文台《七家後漢書》輯本卷1）也記載杜詩“善于計略，省愛民役”，制造水排，鑄造農具之事。
可見，水排是在東漢時代發明、逐漸推廣的。
據研究，杜詩所發明的水排是應用水力激動機械輪軸打動鼓風囊，使皮囊不斷伸縮，給冶金高爐加氧。
關于水排的構造，元代的王祯在所著的《農書》中有深入的研究。
在叙述水排之後，王祯還寫了一首詩，盛贊水排及其發明者： 嘗聞古循吏，官為鑄農器。
欲免力役繁，排冶資水利。
輪軸既旋轉，機梮互牽掣。
深存橐籥功，呼吸唯一氣。
遂緻巽離用，立見風火熾。
熟石既不勞，熔金亦何易。
國工倍常資，農用知省費。
誰無興利心，願言述此制。
水排鼓動不斷伸縮的鼓風皮囊&mdash&mdash橐，在東漢時也有改進。
根據東漢畫像石所見的形象，有的專家推測皮囊的“容積約近四分之一立方米，每分鐘的鼓風量可達二至三立方米”（劉雲彩《中國古代高爐的起源和演變》，載《文物》1978年第2期）随着高爐的加高和容積的擴大，對鼓風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使用水力鼓風，就可帶動更多、更大的皮囊，從而提高爐溫。
這是冶煉史上的重大進步，在歐洲，直到公元12世紀才開始利用水力鼓風。
秦和西漢時，冶金所用的燃料隻有木炭。
西漢人貢禹曾說，由于“攻山取銅鐵”而造成“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說明當時冶金生産耗費木材的數量是相當大的。
在東漢時期，煤（石炭）已被做為燃料用來煉鐵。
考古發掘在今河南鞏縣冶鐵遺址中曾發現羼雜了泥土、草莖制成的煤餅（見《鞏縣鐵生溝》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雖然用煤煉鐵在當時的普遍程度如何尚值得研究，但在東漢時它已經被使用則是可以肯定的。
鑄造技術的提高 東漢的鑄造鐵器技術，在秦和西漢的基礎上，又有很大提高。
其中最重要的是疊鑄技術的顯著進步。
所謂“疊鑄”就是把多層鑄範疊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
它最适用小型同類鑄件的大量生産，這種技術早在戰國時就已經發明，但東漢的疊鑄技術又有進一步發展。
如1974年9月，在河南溫縣發現的東漢時代烘範窯中，就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零件的疊鑄泥範，約36種器形。
澆鑄時，共用一個總澆口，一次即可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見《河南省溫縣漢代烘範窯發掘簡報》，載《文物》1976年第9期），這比以前用雙孔的澆鑄技術大大提高了一步。
從溫縣出土的疊鑄陶範來看，東漢疊鑄範澆注系統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采用了很薄的内澆口。
現在發現的土陶範内澆道出口的厚度，小鑄件僅2毫米（如革帶扣、圓環等範），較厚重的鑄件也隻有3.5毫米（如車銷、六角承軸套等範）。
這種設計很富于創造性。
這樣薄的澆口，鑄範必須經過預熱，才能使鐵水流得進去。
因為用預熱的鑄範澆注，能提高金屬液在範中的流通性。
東漢采用這種薄澆口，預熱澆注的疊鑄範，不僅用來大量生産小型鑄件，而且用來大量澆鑄制造錢币。
河南南陽瓦房莊漢代冶鐵遺址還發現東漢時期多堆式疊鑄車軎範，兩堆鑄範共用一個直澆道，使澆注的效率更高，金屬的實收率更增加（見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25頁）。
在其他方面的技術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一一贅述。
由于冶鑄水平的提高，東漢時代不僅能按一定規格制作成批的小型生鐵鑄件，而且能鍛造大型鋼鐵兵器和工具，在出土的武器和工具中有長達84厘米的長矛（郭中立《四川焦山魏家沖發現漢代崖墓》，見《考古》1959年第8期）和長16.3厘米，連柄也是鐵制的鐵斧（《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
西漢中期以後出現的鐵制日常生活用具，如燈、釜、爐、鎖、剪、家用刀、書刀，等等，到東漢時已逐漸普遍，反映了當時冶金生産水平的提高。
東漢銅奔馬&mdash&mdash馬踏飛燕（甘肅武威出土） 煉鋼技術的新成就 東漢時代，我國煉鋼技術也有不少重要的發明，取得很大的成就。
其中以鑄鐵脫碳制鋼工藝和炒鋼技術尤為突出。
以含碳量高的生鐵為原料，采用脫碳的辦法煉制成鋼鐵，這是我國古代煉鋼的一種重要方法。
東漢時代我國固體脫碳制鋼技術已經廣泛應用，而且在冶鑄工藝上已經實行一定程度的規格化。
如在河南渑池發現的漢、魏窖藏大批鐵器中，就有許多鑄鐵脫碳鋼的鋼件，包括斧、鐮等工具和兵器，從外形看是鑄件，從化學成分和金相組織看基本是鋼，而且夾雜物極少。
據研究報告所公布的資料列表如下： 從上表看出：這幾件器物的産地不同，254、528兩件是“新安”産品，新安在漢代屬弘農郡（見《漢書·地理志》），當時鐵官駐渑池，當兼管新安作坊，在新安縣西北的孤燈地發現有漢代冶鐵作坊。
277、299兩件産自渑池，這裡自西漢時就設有鐵官，後到後趙時還有官營冶鐵業（見《晉書》卷106《石季龍載記》）東漢時在這裡制造鋼鐵工具和武器當毫無疑問，表中第257号之“陵右”不知在今何地。
總之，如表中所示盡管此七件漢魏時的器物産自不同作坊，但其化學成分和金相組織卻大體相近，尤其是碳的含量基本統一，表明東漢時期固體脫碳技術已達到一定規格化的程度（參見《文物》1976年第8期，北京鋼鐵學院金屬材料系中心化驗室《河南渑池窖藏鐵器檢驗報告》）。
在鄭州市博物館中，收藏有六件東漢鐵剪。
經研究，證明它們是用鑄件脫碳淬火而成，金相檢驗的結果表明：剪刀整個斷面都是含碳量為1%的碳鋼，組織均勻，滲碳體成良好的球狀，和現代工業中所使用的碳素滾珠鋼相似，而質地非常純淨。
其硬度和彈性都達到很高的标準，突出地反映了東漢時代鑄鐵脫碳制鋼工藝的成就。
西漢末期創造的“炒鋼”技術，在東漢也有進一步提高，并推廣應用。
“炒鋼”是把生鐵加熱後加以炒煉，使之脫碳成鋼。
“炒鋼時，首先把生鐵在空氣中加熱，使處于半融熔狀态。
加熱到1200度時，含碳總量3%的生鐵，由約60%的含碳量1.7%的奧氏體和40%的含碳量3.7%左右的液體組成，通過不斷地攪拌，增加氧氣和鐵的接觸面，使液體中的碳氧化；随着溫度升高，奧氏體中含碳量逐漸下降；鐵中矽錳氧化後與氧化鐵生成矽酸鹽夾雜，如果在半固體下繼續攪拌，借助空氣中的氧把所
這樣，當河水漲時，含泥沙的濁水注入汴，汴水上漲，水由各水門注入河、汴二堤之間，可使洪峰不緻過高，不緻危害堤岸，而河水連續通過幾道水門後，流速更緩，這就減少了洪水的壓力，以免潰決。
這是一個合乎科學的方法。
是我國古代水利史上的偉大創造。
[285]由于這次對黃河的治理，再加上西漢末年以來在黃河中、上遊移民墾荒的減少，以至停止，所以在此後的八百年間，黃河長期安流，沒有改道，水災也減少了。
蓄水灌溉和渠道的開鑿 蓄水灌溉，是古代農田水利的重要措施，東漢時期在一些地區有很大的發展。
不少地方官吏組織群衆利用自然地勢修建陂塘，用以蓄水灌溉。
如汝南地區的鴻隙陂，早在西漢成帝時湮廢，東漢初鄧晨作汝南太守，命都水掾許揚主持加以修複，可灌溉數千頃良田。
後來鮑昱為太守時，又加擴建“作方梁石洫”，即以石為水門，使“水常饒足，灌田倍多，人以殷富”（《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
和帝時，太守何敞又在此修治銅陽舊渠，開墾良田三萬多頃。
南陽太守杜詩，也在當地修治原有的陂池，開墾不少良田。
會稽太守馬臻，在順帝永和五年（141年）于會稽山陰（浙江紹興）治鏡湖（又稱鑒湖），築大堤350裡，會合東南諸山泉流36源，貯蓄在湖内。
湖高于田，田高于海，沿堤設鬥門堤閘，水少則洩湖水溉田，水多則閉湖而洩田内水入海。
民田九千多頃均受其利，此後千餘年這裡不受水旱影響。
此外，還有許多陂塘，如下邳徐縣北的蒲陽陂，廬江的芍陂等，都是東漢時期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
從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壽縣發掘的芍陂遺址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以蓄水為主，對農田灌溉十分有利的大型工程。
從這一遺址中出現過“都水官”的鐵器，證明它是官府主持修建的，其他塘、陂工程也當均是如此。
灌溉渠道的修建，東漢時期的一個特點是：除了在關中三輔地區開鑿了一些渠道外，更多的是修建在三輔以外，如河内、山陽、河東、上黨、太原、趙、魏及河西、江南地區，都有“穿渠灌溉”的工程。
灌溉工具和水碓 東漢時期，還創造了不少新的灌溉工具。
靈帝時（2世紀）掖庭令畢岚作“翻車”“渴烏”，“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後漢書·宦者列傳》）翻車就是灌水用的龍骨車，渴烏是引水竹筒。
當時雖隻用于給道路灑水，但标志着灌溉技術的提高，它們畢竟較以前用桔槔提灌的效率，提高了許多倍。
此外，還可以從灌溉的進步看出有許多新的創造。
在四川彭山和成都等地發現的東漢墓葬裡，多有水田和池塘的組合模型出現，有從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灌溉水渠，有的在出口處還安置圓形的閘門，用水力加工農産品的工具&mdash&mdash水碓也在東漢時産生了，據記載：東漢末年雍州刺史張既曾令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三國志》卷15《張既傳》）。
東漢人桓譚《新論》中有“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見《太平禦覽》卷829引）可見在東漢初年，用水力舂米的水碓即已産生。
這種用水力激動木輪，帶動石碓的舂米工具，比以前用杵臼或腳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且能提高效率。
顯示了對水力利用的進步。
四 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南方地區的開發 東漢時期農業生産進步的結果，集中地反映在全國耕地面積的擴大和南方地區的開發方面。
耕地面積的擴大 東漢時期全國耕地面積肯定比西漢時擴大得多，但确切數字是多少，目前難于計算，因為關于東漢墾田數及與其密切相關的戶口數，史籍給我們留下的是一堆極為混亂、矛盾的記錄。
[286]而在這些記載中，墾田數最多的是：和帝永興元年（105年）達七百三十二萬零一百七十頃，人口達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人。
這個數字還略低于西漢，而和帝以後墾田數字還繼續減少，如“&hellip&hellip安帝延光四年（125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一十三畝八十五步。
&hellip&hellip順帝建康元年（144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hellip&hellip沖帝永嘉元年（145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hellip&hellip質帝本初元年（146年）&hellip&hellip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後漢書·郡國志》注）。
上述記載的墾田數字較和帝時還少，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上述記載的可靠程度和統計方法。
有的史學家已對史籍中記載的東漢戶口總數提出許多可疑之點（見高敏《秦漢史論集》，中州書畫社1982年出版，第406-411頁）。
從許多具體記載來看，東漢墾田數應遠較西漢為大的。
筆者認為：有關史籍所載的墾田數應是東漢政府征收賦稅的數目。
由于豪強地主的田莊不斷發展，愈來愈多的耕地和人口歸入到田莊，而豪強地主總是要千方百計向政府隐瞞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口數目的。
這種情況愈到東漢後期愈嚴重，因此，在東漢政府的統計中墾田數愈來愈少就毫不奇怪了。
實際上，東漢時期農業區不斷擴大，許多過去未開墾的荒地、林莽、沼澤、丘陵均得到開墾，尤其是水利事業的發展和生産工具的進步，使大量的“不可墾”的土地都得到開墾而變成良田。
這一類記載是很多的。
如建初元年（76年）秦彭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後漢書·循吏列傳》）。
張堪在東漢初“拜漁陽太守&hellip&hellip乃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緻殷富。
百姓歌曰：&lsquo桑無附枝，麥穗兩岐。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rsquo”（《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崔瑗任汲縣令時“在事數言便宜。
為人開稻田數百頃”（《後漢書·崔骃列傳》）。
明帝時，楊仁為什邡令（在今四川境内）“墾田千餘頃”（《後漢書·儒林列傳》），此外，在南陽、山陽、汝南、下邳等地的未墾荒地，都因耕作條件改善或灌溉開通而使“墾田增多”（《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
這種變化當不是個别的現象。
因此，東漢時期的墾田和人口總數字超過西漢是毫無疑問的。
南方經濟的開發 東漢時期農業生産的發展，還突出地表現在南方經濟的發展。
西漢時代，經濟發展區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關中在内的黃河中、下遊地區，當時的人口，也主要集中在這裡，在司隸、豫、兖、冀、青、徐等六州，就擁有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
而江南地區自然環境尚未得到改善，經濟的發展和生活又都十分原始，所謂“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史記·貨殖列傳》），是個荒地多、人口少的地區。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的人口數字可知，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原地區的豫州（今河南的一部分）面積占全國百分之二，而人口則有七百五十萬之多，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三以上，共有一百零八個縣。
南方的豫章郡（今江西省）面積倍于豫州，但隻有三十五萬多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一以下，隻有十八個縣。
這十分具體地反映了江南地區還處于十分落後的狀态，大部分地區尚未得到開發，林莽茂密，沼澤遍地，農業也隻處于粗放的階段。
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均在黃河流域。
但到東漢時期，尤其是至東漢末年，這種形勢已發生變化：江南的廣大地區得到開發，墾田和人口數迅速增長。
據《後漢書·郡國志》記載：南方諸郡的人口普遍比西漢時增加。
揚州人口從三百二十萬增加到四百三十多萬，益州人口從四百七十多萬增加到七百二十多萬，尤其是以今江西、湖南最顯著，如荊州人口從三百五十多萬增至六百二十多萬，豫章郡已由三十五萬人，增至一百六十六萬人，增加了3.74倍，而北方諸郡，除帝鄉南陽郡外，其餘各郡都比西漢減少，尤其是西北減少得更厲害。
三輔（關中）和并州（陝北和山西）少了五分之四，分别由二百四十萬和三百三十多萬減少到五十萬和不足七十萬。
涼州（甘肅）人口由一百二十八萬減到四十萬左右，少了四分之三。
雖然總的說來人口密度南方仍不及北方，但可以看出東漢時南方人口的增加是十分迅速的。
南方人口的增加是經濟發展的标志。
東漢時期，南方人口增加的原因有二：首先是西漢末年長達數十年的動亂，主要在黃河流域進行的。
戰争、災荒、饑疾使中原人民無法在原地生活下去，如“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群起，四方潰畔”（《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注引《東觀記》），“戰鬥死亡，緣邊四夷所系虜、陷罪、饑疾、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漢書·食貨志下》），“戶口減半”當然不可能都死亡了，其中大部分則是逃亡而離開故土。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東漢初，中原地區黃河流域的人口還在不斷減少，如建武二年（26年）“關中饑，民相食”（《後漢書·光武帝紀》）“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山東饑馑，人庶相食”（《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
這些天災、人禍造成北方人口銳減“喪亂之餘，郡縣殘荒”（《後漢書·鄭範賈張列傳》）“城郭皆為丘墟”（《後漢書·窦融列傳》）“城邑丘墟”（《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
北方銳減的人口，就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背井離鄉，逃往當時雖十分荒蕪但較為安定的江南苟全性命。
據《後漢書·循吏列傳》記載“時（更始元年）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這些從中原逃到南方去的人，當然多數都定居那裡了。
江南地區人口增加的第二個原因是：東漢不少地方官在南方組織修建水利工程，推廣先進耕作技術，使許多地區改變了生産條件，從而吸引了大批流民在當地定居，如建武六年李忠任丹陽太守時，教民辟墾，使“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當然，人口增加又促使墾田的擴大，如“（何敞）遷汝南太守&hellip&hellip修理鲖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後漢書·朱樂何列傳》），人口和墾田數成正比增長，這是不須贅言的。
東漢時期南方人口和墾田數的增長具有很大意義，它不僅擴大了我國原有的農業區，而且逐漸改變了舊有的農業區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關系，使江南地區逐漸成為農業生産的重要區域，如太湖和錢塘江流域，西漢時由會稽郡管轄，東漢時分為吳、會稽二郡，這正是經濟發展的直接結果，其他如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在不斷發展，成為新的經濟區域，為東漢以後，三國魏晉時期的江南經濟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手工業生産水平的提高 東漢時代，手工業生産水平也有顯著提高。
有些方面的技術創造，達到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水平，為人類文明和進步做出巨大貢獻。
一 冶金鑄造業 在西漢冶金業發展的基礎上，東漢時代冶金業的生産技術又有重要的進步。
特别是由于鐵制農具的普及，促進了鋼鐵生産的發展，促使生産力顯著提高。
水排的發明 冶金工業中鼓風設備是關鍵，東漢時出現用水利為動力的鼓風設備&mdash&mdash水排。
這是我國冶金史上的一件大事。
據《三國志》卷24《魏書·韓暨傳》載：三國時，魏國監冶谒者韓暨在冶鐵手工業中推廣使用水排，使生産率提高三倍。
“舊時冶，作馬排，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韓）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前。
”這裡記載着韓暨用水排代替馬排的情形。
其實，水排并非始自韓暨，早在二百年前的東漢初杜詩任南陽太守時，就“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東觀漢記》卷15，謝承《後漢書》（汪文台《七家後漢書》輯本卷1）也記載杜詩“善于計略，省愛民役”，制造水排，鑄造農具之事。
可見，水排是在東漢時代發明、逐漸推廣的。
據研究，杜詩所發明的水排是應用水力激動機械輪軸打動鼓風囊，使皮囊不斷伸縮，給冶金高爐加氧。
關于水排的構造，元代的王祯在所著的《農書》中有深入的研究。
在叙述水排之後，王祯還寫了一首詩，盛贊水排及其發明者： 嘗聞古循吏，官為鑄農器。
欲免力役繁，排冶資水利。
輪軸既旋轉，機梮互牽掣。
深存橐籥功，呼吸唯一氣。
遂緻巽離用，立見風火熾。
熟石既不勞，熔金亦何易。
國工倍常資，農用知省費。
誰無興利心，願言述此制。
水排鼓動不斷伸縮的鼓風皮囊&mdash&mdash橐，在東漢時也有改進。
根據東漢畫像石所見的形象，有的專家推測皮囊的“容積約近四分之一立方米，每分鐘的鼓風量可達二至三立方米”（劉雲彩《中國古代高爐的起源和演變》，載《文物》1978年第2期）随着高爐的加高和容積的擴大，對鼓風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使用水力鼓風，就可帶動更多、更大的皮囊，從而提高爐溫。
這是冶煉史上的重大進步，在歐洲，直到公元12世紀才開始利用水力鼓風。
秦和西漢時，冶金所用的燃料隻有木炭。
西漢人貢禹曾說，由于“攻山取銅鐵”而造成“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說明當時冶金生産耗費木材的數量是相當大的。
在東漢時期，煤（石炭）已被做為燃料用來煉鐵。
考古發掘在今河南鞏縣冶鐵遺址中曾發現羼雜了泥土、草莖制成的煤餅（見《鞏縣鐵生溝》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雖然用煤煉鐵在當時的普遍程度如何尚值得研究，但在東漢時它已經被使用則是可以肯定的。
鑄造技術的提高 東漢的鑄造鐵器技術，在秦和西漢的基礎上，又有很大提高。
其中最重要的是疊鑄技術的顯著進步。
所謂“疊鑄”就是把多層鑄範疊起來，裝配成套，一次就能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
它最适用小型同類鑄件的大量生産，這種技術早在戰國時就已經發明，但東漢的疊鑄技術又有進一步發展。
如1974年9月，在河南溫縣發現的東漢時代烘範窯中，就出土了五百多套鑄造車馬零件的疊鑄泥範，約36種器形。
澆鑄時，共用一個總澆口，一次即可鑄造幾個或幾十個鑄件（見《河南省溫縣漢代烘範窯發掘簡報》，載《文物》1976年第9期），這比以前用雙孔的澆鑄技術大大提高了一步。
從溫縣出土的疊鑄陶範來看，東漢疊鑄範澆注系統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采用了很薄的内澆口。
現在發現的土陶範内澆道出口的厚度，小鑄件僅2毫米（如革帶扣、圓環等範），較厚重的鑄件也隻有3.5毫米（如車銷、六角承軸套等範）。
這種設計很富于創造性。
這樣薄的澆口，鑄範必須經過預熱，才能使鐵水流得進去。
因為用預熱的鑄範澆注，能提高金屬液在範中的流通性。
東漢采用這種薄澆口，預熱澆注的疊鑄範，不僅用來大量生産小型鑄件，而且用來大量澆鑄制造錢币。
河南南陽瓦房莊漢代冶鐵遺址還發現東漢時期多堆式疊鑄車軎範，兩堆鑄範共用一個直澆道，使澆注的效率更高，金屬的實收率更增加（見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25頁）。
在其他方面的技術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不一一贅述。
由于冶鑄水平的提高，東漢時代不僅能按一定規格制作成批的小型生鐵鑄件，而且能鍛造大型鋼鐵兵器和工具，在出土的武器和工具中有長達84厘米的長矛（郭中立《四川焦山魏家沖發現漢代崖墓》，見《考古》1959年第8期）和長16.3厘米，連柄也是鐵制的鐵斧（《洛陽燒溝漢墓》，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
西漢中期以後出現的鐵制日常生活用具，如燈、釜、爐、鎖、剪、家用刀、書刀，等等，到東漢時已逐漸普遍，反映了當時冶金生産水平的提高。
東漢銅奔馬&mdash&mdash馬踏飛燕（甘肅武威出土） 煉鋼技術的新成就 東漢時代，我國煉鋼技術也有不少重要的發明，取得很大的成就。
其中以鑄鐵脫碳制鋼工藝和炒鋼技術尤為突出。
以含碳量高的生鐵為原料，采用脫碳的辦法煉制成鋼鐵，這是我國古代煉鋼的一種重要方法。
東漢時代我國固體脫碳制鋼技術已經廣泛應用，而且在冶鑄工藝上已經實行一定程度的規格化。
如在河南渑池發現的漢、魏窖藏大批鐵器中，就有許多鑄鐵脫碳鋼的鋼件，包括斧、鐮等工具和兵器，從外形看是鑄件，從化學成分和金相組織看基本是鋼，而且夾雜物極少。
據研究報告所公布的資料列表如下： 從上表看出：這幾件器物的産地不同，254、528兩件是“新安”産品，新安在漢代屬弘農郡（見《漢書·地理志》），當時鐵官駐渑池，當兼管新安作坊，在新安縣西北的孤燈地發現有漢代冶鐵作坊。
277、299兩件産自渑池，這裡自西漢時就設有鐵官，後到後趙時還有官營冶鐵業（見《晉書》卷106《石季龍載記》）東漢時在這裡制造鋼鐵工具和武器當毫無疑問，表中第257号之“陵右”不知在今何地。
總之，如表中所示盡管此七件漢魏時的器物産自不同作坊，但其化學成分和金相組織卻大體相近，尤其是碳的含量基本統一，表明東漢時期固體脫碳技術已達到一定規格化的程度（參見《文物》1976年第8期，北京鋼鐵學院金屬材料系中心化驗室《河南渑池窖藏鐵器檢驗報告》）。
在鄭州市博物館中，收藏有六件東漢鐵剪。
經研究，證明它們是用鑄件脫碳淬火而成，金相檢驗的結果表明：剪刀整個斷面都是含碳量為1%的碳鋼，組織均勻，滲碳體成良好的球狀，和現代工業中所使用的碳素滾珠鋼相似，而質地非常純淨。
其硬度和彈性都達到很高的标準，突出地反映了東漢時代鑄鐵脫碳制鋼工藝的成就。
西漢末期創造的“炒鋼”技術，在東漢也有進一步提高，并推廣應用。
“炒鋼”是把生鐵加熱後加以炒煉，使之脫碳成鋼。
“炒鋼時，首先把生鐵在空氣中加熱，使處于半融熔狀态。
加熱到1200度時，含碳總量3%的生鐵，由約60%的含碳量1.7%的奧氏體和40%的含碳量3.7%左右的液體組成，通過不斷地攪拌，增加氧氣和鐵的接觸面，使液體中的碳氧化；随着溫度升高，奧氏體中含碳量逐漸下降；鐵中矽錳氧化後與氧化鐵生成矽酸鹽夾雜，如果在半固體下繼續攪拌，借助空氣中的氧把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