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東漢前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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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後，他們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地位，以緻發展到對皇位的觊觎或幹政的野心。
所以，東漢前期皇權尚能勉強控制外戚勢力在政治上的發展，但随着皇權的衰弱，到東漢後期，外戚的勢力已遠遠超過皇權，就成為控制朝政的主要力量。
因此，東漢末年宦官、外戚專權的局面，早在東漢初年即已伏下了根源。
而東漢初外戚勢力在政治生活中的消長，即成為當時曆史的主要内容。
明章二帝時代的馬氏外戚 東漢初年，明、章二帝統治時代，貫徹對外戚抑制政策，馬皇後起着重要作用，這是一個值得記述的人物。
明帝馬皇後，為名将馬援之女，雖被寵幸，但謙肅儉樸，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後漢書·皇後紀》），無子，而養賈氏生之皇子炟，盡心養育，勞悴過于所生。
明帝對她雖“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她則“未嘗以家私”幹政，馬後不僅從不為自己家人求官職，而且恪守光武定制，決不容許外戚居高官顯位。
其兄弟廖為虎贲中郎将，防、光為黃門郎，在明帝一代均未曾改官，明帝死後，馬氏被尊為皇太後，馬太後主動削去兄防參醫藥事之職。
章帝覺得這樣做未免過分，馬後回答說：“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建初元年（76年）章帝欲封馬氏外戚家的諸舅，馬太後堅決不允。
次年，又有朝臣請求給外戚賜爵，太後堅決反對，并下诏重申“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機樞之位”的禁令，表示決不能“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而要接受西漢武帝時外戚田蚡、窦嬰“傾覆之禍”的教訓（《後漢書·皇後紀》），所以極力勸阻章帝加封馬氏的諸舅。
後來，章帝一再請求，太後也未答應，直到建初四年（79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同上），章帝才封太後的三個兄弟廖、防、光為列侯。
這三人推讓，隻“願就關内侯”。
就是這樣，太後仍不滿，認為這樣破壞光武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最後，“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後漢書·皇後紀》）。
由此可見：身為皇後、皇太後的馬氏，主動抑制外戚在政治上的權力，是明、章二帝統治時期外戚勢力不可能迅速膨脹的重要原因，而馬後這樣做也保障了皇權的鞏固和加強，從而維護了東漢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除了馬太後外，在明帝、章帝時代許多大臣都敢于向有權有勢的外戚鬥争。
如外戚馬廖曾傾身交結，以大量資财籠絡士人，緻使許多冠蓋之士争相投奔于馬廖門下。
司空第五倫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預兆，就上書給皇帝，提出應當制止這種“不應經義”的活動，正因為這種上下配合，明、章二帝統治時代，外戚在政治生活中尚未能起明顯的作用。
窦氏的專恣及其失敗 在章帝、和帝時代，外戚窦氏的勢力迅速膨脹，幾乎達到控制皇帝的程度，但當時的外戚畢竟沒有取得足夠的實力，所以，窦氏的專權也以失敗而告終。
建初二年（77年）漢章帝娶窦勳女為貴人，窦勳之妻為東海恭王之女泚陽公主。
窦貴人于建初三年（78年）又被立為皇後，此後，窦氏一門顯赫無比。
建初八年（83年）窦皇後之兄窦憲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為黃門侍郎，二人同在宮内驕縱自恣，皇帝對他們賞賜甚巨。
窦氏兄弟因其資财，就廣為結交賓客。
司空第五倫曾上疏請皇帝扼制其勢力發展，但窦憲自恃宮掖權勢，不僅對朝臣，就連對陰氏、馬氏諸外戚以及諸侯王、公主都不放在眼裡。
窦憲的驕橫發展到空前的地步，他竟敢依勢以很少的價錢強奪了劉秀女兒沁陽公主的園田，連公主也不敢與之計較。
朝廷中的大臣，有敢向皇帝告發窦憲的，定遭窦氏的報複，如太尉鄭弘，就因向章帝告發窦憲“權勢太盛”及其屬下“在官貪殘”竟反被窦憲誣陷為“漏洩密事”被章帝罷官。
公元88年，章帝死後，10歲的太子即位，是為和帝，窦太後臨朝，窦憲以侍中内管機密，出宣诏命，弟窦笃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瓖并為中常侍，窦氏一門把持朝政，開始改變了東漢外戚不幹預朝政的傳統。
以窦憲為首的窦氏外戚專政後，對其他朝臣“睚眦之怨莫不報複”。
打擊直言之士，排除異己，東漢政權成為窦憲一家私門謀利的工具。
如明帝時期，窦憲之父窦勳曾犯罪被捕入獄，谒者韓纡因對窦勳進行過審訊。
窦憲掌權後，竟令人将韓纡殺死，并以其人頭祭祀窦勳。
他又見太後多次召見都鄉侯劉暢，怕劉暢分奪其權，就派刺客将劉暢暗殺，并将罪責推給利侯剛，特派侍禦史與青州刺史刑訊逼迫剛等招供。
而當這種陷害的罪行被尚書韓棱揭露，使太後不得不承認事實的時候，窦憲才恐懼，而請求擊匈奴以贖罪。
但是在窦憲率軍擊匈奴後，使他又取得了驕橫的資本，和帝永元元年（89年）九月，窦憲被封為大将軍，以往大将軍位在三公之下，而和帝卻下诏尊窦憲這個大将軍位在太傅下、三公上，于是，窦氏兄弟愈加驕縱，窦景尤甚，其家奴竟敢強奪人财、略人妻女，以至私自征發邊郡軍隊。
窦憲在擊匈奴取勝後，勢力更加膨脹，在其左右有一批爪牙、心腹。
各地刺史、太守，令多出其門，這一夥人對民衆橫征暴斂，賄賂公行，尚書仆射樂恢上書，以“諸舅不宜幹正王室”請皇帝、太後抑制窦憲的勢力。
結果不僅沒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最後竟被窦憲用毒藥害死。
一時之間，朝廷上下，窦氏父子兄弟專權，就連皇帝也無法與更多的大臣接觸，而朝廷上下大多數大臣都隻好依附窦憲。
外戚專權達到和帝時代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種情況當然不能為皇帝所忍。
永元四年（92年）和帝經過一番籌劃，依靠中常侍鈎盾令鄭衆，先設計收捕窦憲黨羽，将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等逮捕，下獄處死。
接着和帝就派谒者仆射收窦憲大将軍印绶，改封為冠軍侯，并命其與窦笃、窦景、窦瓖等離開首都就國。
窦憲等到國後，即被迫自殺。
窦氏專權的短暫曆史至此就以失敗而告終。
從窦憲專權至覆滅的曆史可以看出：自明帝至和帝時期，外戚的勢力雖日益膨脹，然而，一旦皇帝決心鏟除外戚勢力，終能達到目的。
至于和帝以後，随着外戚勢力的膨脹，皇帝對他們就徹底失去控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帝鏟除窦氏外戚勢力，是依靠宦官鄭衆等人實現的。
從此，宦官勢力在東漢朝廷内部不可遏止地發展起來，埋下了東漢後期宦官專權的禍根。
第二節 “俱存不擾”的統治政策 皇權的加強，隻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鞏固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封建政權對全國統治的強化。
如果說，東漢前期，皇權的加強表現在對于皇室、外戚有力的控制的話，那麼封建政權對全國統治強化的方法則采取一種類似“無為”的“俱存不擾”的統治術，這兩者從不同側面都起到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作用。
一位古代史學家在論到東漢前期的統治政策時，這樣概括道：“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
”（範晔《後漢書·和帝紀》論）這就是說：自光武至和帝期間，東漢政府統治政策雖時有變化，但基本上都執行盡量減少對人民的騷擾，以緩和階級矛盾安定民生，發展生産的方針。
這種方針在當時的吏治和各種政策上都得到充分反映。
一 吏治的特點 三代皇帝的不同作風 光武帝死後，繼位的明、章、和三代皇帝個人性格和統治作風完全不同。
這種差異無疑會影響到當時的吏治。
公元58年，繼劉秀為帝的明帝劉莊，為陰皇後所生，10歲能通春秋，19歲立為皇太子，即帝位時年已30歲。
明帝在位19年，是東漢天下初定，由光武帝劉秀開創的地主政權剛剛穩定的時期。
故其統治時期“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漢書·明帝紀》），循光武所創成規。
維護專制制度，不敢稍有疏忽，如前舉對外戚的控制在明帝時最為嚴格，無敢越制者。
明帝還“善刑理”，注重法制，“法令分明”，使封建法令得到貫徹“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因法令嚴明，冤獄，刑訟大為減少：“内外無幸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号居前代十二。
”（《後漢書·明帝紀》）但法令過分嚴明，不免就會“苛切”（《後漢書·章帝紀》），又加之明帝本人“性褊察，好以耳目隐發為明”（《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性格較狹隘，暴躁。
據記載：“公卿大臣數被诋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
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lsquo郎出，郎出。
&rsquo崧曰：&lsquo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
&rsquo帝赦之。
”所以當時的朝臣“争為嚴切以避誅責”（同上），形成了較為苛刻的政治風氣。
公元75年，48歲的明帝去世，由其第五子劉炟繼位。
是為章帝。
章帝為太子時“少寬容，好儒術”（《後漢書·章帝紀》）19歲即帝位至33歲就離開了人世，在位13年。
章帝統治時期，東漢政權已建立半個多世紀，各種封建制度均已完備，社會處于相對穩定時期，又加之章帝性“寬容”，所以一改前朝明帝時“苛切”的作風，章帝的統治是以“寬容”為其特點的。
據記載，在他統治期間“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采取較為緩和的措施，“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後漢書·章帝紀》），重視“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
公元88年章帝死，窦太後立年僅10歲的太子劉肇為帝，是為和帝。
劉肇原系梁貴人所生，為章帝第四子。
梁貴人為窦後所誣，郁郁而死，窦後即将肇養為己子。
和帝劉肇即位後，由窦太後臨朝，至永元十六年（104年）僅27歲就死去，在位僅16年。
因此，和帝即位之初，實際由窦太後執政，後來，朝政則控制在以窦憲為首的窦氏外戚集團手中，使外戚勢力第一次左右東漢政權。
但自永元四年（92年）14歲的和帝就決心鏟除窦氏，後依靠宦官鄭衆等，終于誅除窦憲。
在永元九年（97年）八月窦太後死去，19歲的和帝開始擺脫窦氏控制，當年九月即下诏追尊其生母梁貴人為皇太後，十月，改葬梁太後及其姐大貴人于西陵，并擢升梁氏外戚子弟，封侯者多人，這些事實都反映了和帝并非庸碌無能的君王，而具有一定的果斷的精神，也反映了皇權尚未衰落。
但其鏟除窦氏外戚勢力過程中又不得不依靠宦官，并擢升梁氏外戚集團，從而開東漢後期宦官、外戚疊相專權的混亂局面之端。
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明、章、和三代的皇帝本人各自的作風是有很大不同的。
這些差異對當時“吏治”也會有一定影響，不過，決定曆史發展的是人民群衆，是當時的社會生産力情況，而這種曆史趨勢反過來制約皇帝的活動，因此，盡管各代皇帝作風和品質有很大差異，但在他們統治期間的“吏治”基本特點和根本制度則是大體相同的。
在吏治方面，明、章、和三代有哪些共同特點呢？ 納谏與去奢 納谏與去奢則是明、章、和三代皇帝的共同特點。
顯然，這些特點主要是在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時倡導的，由時代所要求，在明帝以後隻是其流風餘緒而已。
如明帝雖性“褊察”，好為嚴刑，但并不拒谏，常能從善如流，如永平三年（60年）明帝大起北宮，時天下大旱，尚書鐘離意免冠上疏谏止，并以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事為喻[277]，明帝見疏後，立即诏告，表示“戚然慚懼”并令“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停止宮廷的修建。
鐘離意還經常上書勸明帝去嚴刑，止奢汰。
多為明帝所采納。
明帝修德陽殿，鐘離意出任魯相，殿成後大會百官時，明帝說：“鐘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可見明帝對谏臣的态度。
章帝時的第五倫為官“峭直”敢于極言直谏“性質悫”，“言事無所依違”，也受到章帝的器重，由遠郡擢至京師，位居三公，死後還“诏賜秘器、衣衾、錢布”（《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優寵無比。
和帝時從臨武（今湖南郴州境内）長谏革除嶺南貢龍眼、荔枝舊制，并“每有災異，辄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後漢書·和帝紀》）等，反映了這三代皇帝統治期間，納谏之風尚存，這樣就使各個皇帝雖性格不同，但在吏治方面則無多大差異。
劉秀所反對的尚浮華、奢侈和歌功頌德之風，在這三代仍起着作用，如明帝死前遺诏“無起寝廟，藏主于光烈皇後更衣别室”。
在給自己修墓&mdash&mdash壽陵時，要求甚為儉樸，正如前述。
他還宣布“敢有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後漢書·明帝紀》）。
章帝也是“遺诏無起寝廟，一如先帝法制”（《後漢書·章帝紀》）。
和帝時“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後漢書·和帝紀》）。
這些作風自不免影響全國的吏治。
東漢前期“良吏”專制統治是依靠一大批官僚實現的。
官僚的素質又對專制統治的鞏固程度具有直接影響。
東漢前期在明帝、章帝、和帝時期，出現了一批能從封建統治長遠利益出發，敢于維護封建法制，打擊豪強，注意民間疾苦和發展生産的廉明、正直的官僚，如第五倫、鐘離意、宋均、寒朗、秦彭、王渙、周?等等。
他們為官在吏治方面還有如下特點。
（一）執法嚴明。
敢于同豪強、權門、貴戚作鬥争。
如周?為洛陽令時“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闾裡豪強以對，?厲聲怒曰：&lsquo本問貴戚若馬，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rsquo。
”由于他“奉法疾奸，不事貴戚”，使得“貴戚跼蹐，京師肅清”（《後漢書·酷吏列傳》）。
又如王渙任溫縣令“在溫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任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曆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後漢書·循吏列傳》）。
又有記載雲：“渙為治，循名責實，抑強扶弱。
”（《後漢書·循吏列傳》集解惠棟引《後漢紀》）這是東漢時期許多官僚的共同特點。
（二）深知民間疾苦，注重發展生産和文化事業。
如第五倫，為鄉啬夫時，就能“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後為會稽太守時，又破除當地落後的迷信風俗，禁止殺牛以發展農業生産，據記載：“會稽俗多淫祀，好蔔筮。
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産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将莫敢禁。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
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
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罰。
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其他如杜詩、王景等都在其任内提倡農耕，在發展水利、改進農業生産工具及耕作技術等方面多有建樹。
（三）本人清廉，得到民衆贊譽。
如周?雖曾為太守，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後漢書·酷吏列傳》）。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時，“雖為二千石，躬自斬刍養馬，妻執炊爨”。
後因犯法征廷尉，當永平五年（62年）離任時，當地“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随，日裁行數裡不得前。
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複追之。
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阙者千餘人”（《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
不能否認，上述所謂“良吏”無非也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但他們的作為，與貪官污吏之不同之處，在于後者對人民的剝削、壓榨超出了當時人民所能忍受的程度和封建經濟、政治所能承受的水平，因而也破壞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綱紀，而前者的做法維護了封建法制、綱紀，從而使封建剝削和壓迫維持在适合的“度”上，使封建制得以穩定，在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所受的剝削、壓迫之苦。
封建時代的廣大農民，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不可能認識到“良吏”及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質。
“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農民沒有受過教育，或者是受到統治者為他們編制的一套有利于統治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期待無非是沿着&lsquo賢人政治&rsquo，或西人所謂&lsquo聖賢統治&rsquo（Herr&mdashSehaftderBesten&mdash&mdash德國崇拜中國政治理想的學者萊布尼茨曾這樣稱謂）的線索，希望出現&lsquo聖明天子&rsquo&lsquo太平宰相&rsquo&lsquo青天老爺&rsquo。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5頁）。
因此，東漢前期的諸“良吏”在當時有許多受到群衆的擁戴。
而對這
所以，東漢前期皇權尚能勉強控制外戚勢力在政治上的發展，但随着皇權的衰弱，到東漢後期，外戚的勢力已遠遠超過皇權，就成為控制朝政的主要力量。
因此，東漢末年宦官、外戚專權的局面，早在東漢初年即已伏下了根源。
而東漢初外戚勢力在政治生活中的消長，即成為當時曆史的主要内容。
明章二帝時代的馬氏外戚 東漢初年，明、章二帝統治時代，貫徹對外戚抑制政策，馬皇後起着重要作用，這是一個值得記述的人物。
明帝馬皇後，為名将馬援之女，雖被寵幸，但謙肅儉樸，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後漢書·皇後紀》），無子，而養賈氏生之皇子炟，盡心養育，勞悴過于所生。
明帝對她雖“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她則“未嘗以家私”幹政，馬後不僅從不為自己家人求官職，而且恪守光武定制，決不容許外戚居高官顯位。
其兄弟廖為虎贲中郎将，防、光為黃門郎，在明帝一代均未曾改官，明帝死後，馬氏被尊為皇太後，馬太後主動削去兄防參醫藥事之職。
章帝覺得這樣做未免過分，馬後回答說：“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
”建初元年（76年）章帝欲封馬氏外戚家的諸舅，馬太後堅決不允。
次年，又有朝臣請求給外戚賜爵，太後堅決反對，并下诏重申“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機樞之位”的禁令，表示決不能“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而要接受西漢武帝時外戚田蚡、窦嬰“傾覆之禍”的教訓（《後漢書·皇後紀》），所以極力勸阻章帝加封馬氏的諸舅。
後來，章帝一再請求，太後也未答應，直到建初四年（79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同上），章帝才封太後的三個兄弟廖、防、光為列侯。
這三人推讓，隻“願就關内侯”。
就是這樣，太後仍不滿，認為這樣破壞光武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最後，“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後漢書·皇後紀》）。
由此可見：身為皇後、皇太後的馬氏，主動抑制外戚在政治上的權力，是明、章二帝統治時期外戚勢力不可能迅速膨脹的重要原因，而馬後這樣做也保障了皇權的鞏固和加強，從而維護了東漢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除了馬太後外，在明帝、章帝時代許多大臣都敢于向有權有勢的外戚鬥争。
如外戚馬廖曾傾身交結，以大量資财籠絡士人，緻使許多冠蓋之士争相投奔于馬廖門下。
司空第五倫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預兆，就上書給皇帝，提出應當制止這種“不應經義”的活動，正因為這種上下配合，明、章二帝統治時代，外戚在政治生活中尚未能起明顯的作用。
窦氏的專恣及其失敗 在章帝、和帝時代，外戚窦氏的勢力迅速膨脹，幾乎達到控制皇帝的程度，但當時的外戚畢竟沒有取得足夠的實力，所以，窦氏的專權也以失敗而告終。
建初二年（77年）漢章帝娶窦勳女為貴人，窦勳之妻為東海恭王之女泚陽公主。
窦貴人于建初三年（78年）又被立為皇後，此後，窦氏一門顯赫無比。
建初八年（83年）窦皇後之兄窦憲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為黃門侍郎，二人同在宮内驕縱自恣，皇帝對他們賞賜甚巨。
窦氏兄弟因其資财，就廣為結交賓客。
司空第五倫曾上疏請皇帝扼制其勢力發展，但窦憲自恃宮掖權勢，不僅對朝臣，就連對陰氏、馬氏諸外戚以及諸侯王、公主都不放在眼裡。
窦憲的驕橫發展到空前的地步，他竟敢依勢以很少的價錢強奪了劉秀女兒沁陽公主的園田，連公主也不敢與之計較。
朝廷中的大臣，有敢向皇帝告發窦憲的，定遭窦氏的報複，如太尉鄭弘，就因向章帝告發窦憲“權勢太盛”及其屬下“在官貪殘”竟反被窦憲誣陷為“漏洩密事”被章帝罷官。
公元88年，章帝死後，10歲的太子即位，是為和帝，窦太後臨朝，窦憲以侍中内管機密，出宣诏命，弟窦笃為虎贲中郎将，窦景、窦瓖并為中常侍，窦氏一門把持朝政，開始改變了東漢外戚不幹預朝政的傳統。
以窦憲為首的窦氏外戚專政後，對其他朝臣“睚眦之怨莫不報複”。
打擊直言之士，排除異己，東漢政權成為窦憲一家私門謀利的工具。
如明帝時期，窦憲之父窦勳曾犯罪被捕入獄，谒者韓纡因對窦勳進行過審訊。
窦憲掌權後，竟令人将韓纡殺死，并以其人頭祭祀窦勳。
他又見太後多次召見都鄉侯劉暢，怕劉暢分奪其權，就派刺客将劉暢暗殺，并将罪責推給利侯剛，特派侍禦史與青州刺史刑訊逼迫剛等招供。
而當這種陷害的罪行被尚書韓棱揭露，使太後不得不承認事實的時候，窦憲才恐懼，而請求擊匈奴以贖罪。
但是在窦憲率軍擊匈奴後，使他又取得了驕橫的資本，和帝永元元年（89年）九月，窦憲被封為大将軍，以往大将軍位在三公之下，而和帝卻下诏尊窦憲這個大将軍位在太傅下、三公上，于是，窦氏兄弟愈加驕縱，窦景尤甚，其家奴竟敢強奪人财、略人妻女，以至私自征發邊郡軍隊。
窦憲在擊匈奴取勝後，勢力更加膨脹，在其左右有一批爪牙、心腹。
各地刺史、太守，令多出其門，這一夥人對民衆橫征暴斂，賄賂公行，尚書仆射樂恢上書，以“諸舅不宜幹正王室”請皇帝、太後抑制窦憲的勢力。
結果不僅沒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最後竟被窦憲用毒藥害死。
一時之間，朝廷上下，窦氏父子兄弟專權，就連皇帝也無法與更多的大臣接觸，而朝廷上下大多數大臣都隻好依附窦憲。
外戚專權達到和帝時代登峰造極的地步。
這種情況當然不能為皇帝所忍。
永元四年（92年）和帝經過一番籌劃，依靠中常侍鈎盾令鄭衆，先設計收捕窦憲黨羽，将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等逮捕，下獄處死。
接着和帝就派谒者仆射收窦憲大将軍印绶，改封為冠軍侯，并命其與窦笃、窦景、窦瓖等離開首都就國。
窦憲等到國後，即被迫自殺。
窦氏專權的短暫曆史至此就以失敗而告終。
從窦憲專權至覆滅的曆史可以看出：自明帝至和帝時期，外戚的勢力雖日益膨脹，然而，一旦皇帝決心鏟除外戚勢力，終能達到目的。
至于和帝以後，随着外戚勢力的膨脹，皇帝對他們就徹底失去控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帝鏟除窦氏外戚勢力，是依靠宦官鄭衆等人實現的。
從此，宦官勢力在東漢朝廷内部不可遏止地發展起來，埋下了東漢後期宦官專權的禍根。
第二節 “俱存不擾”的統治政策 皇權的加強，隻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鞏固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封建政權對全國統治的強化。
如果說，東漢前期，皇權的加強表現在對于皇室、外戚有力的控制的話，那麼封建政權對全國統治強化的方法則采取一種類似“無為”的“俱存不擾”的統治術，這兩者從不同側面都起到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作用。
一位古代史學家在論到東漢前期的統治政策時，這樣概括道：“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
”（範晔《後漢書·和帝紀》論）這就是說：自光武至和帝期間，東漢政府統治政策雖時有變化，但基本上都執行盡量減少對人民的騷擾，以緩和階級矛盾安定民生，發展生産的方針。
這種方針在當時的吏治和各種政策上都得到充分反映。
一 吏治的特點 三代皇帝的不同作風 光武帝死後，繼位的明、章、和三代皇帝個人性格和統治作風完全不同。
這種差異無疑會影響到當時的吏治。
公元58年，繼劉秀為帝的明帝劉莊，為陰皇後所生，10歲能通春秋，19歲立為皇太子，即帝位時年已30歲。
明帝在位19年，是東漢天下初定，由光武帝劉秀開創的地主政權剛剛穩定的時期。
故其統治時期“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漢書·明帝紀》），循光武所創成規。
維護專制制度，不敢稍有疏忽，如前舉對外戚的控制在明帝時最為嚴格，無敢越制者。
明帝還“善刑理”，注重法制，“法令分明”，使封建法令得到貫徹“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因法令嚴明，冤獄，刑訟大為減少：“内外無幸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号居前代十二。
”（《後漢書·明帝紀》）但法令過分嚴明，不免就會“苛切”（《後漢書·章帝紀》），又加之明帝本人“性褊察，好以耳目隐發為明”（《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性格較狹隘，暴躁。
據記載：“公卿大臣數被诋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
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
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lsquo郎出，郎出。
&rsquo崧曰：&lsquo天子穆穆，諸侯煌煌。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
&rsquo帝赦之。
”所以當時的朝臣“争為嚴切以避誅責”（同上），形成了較為苛刻的政治風氣。
公元75年，48歲的明帝去世，由其第五子劉炟繼位。
是為章帝。
章帝為太子時“少寬容，好儒術”（《後漢書·章帝紀》）19歲即帝位至33歲就離開了人世，在位13年。
章帝統治時期，東漢政權已建立半個多世紀，各種封建制度均已完備，社會處于相對穩定時期，又加之章帝性“寬容”，所以一改前朝明帝時“苛切”的作風，章帝的統治是以“寬容”為其特點的。
據記載，在他統治期間“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采取較為緩和的措施，“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後漢書·章帝紀》），重視“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
公元88年章帝死，窦太後立年僅10歲的太子劉肇為帝，是為和帝。
劉肇原系梁貴人所生，為章帝第四子。
梁貴人為窦後所誣，郁郁而死，窦後即将肇養為己子。
和帝劉肇即位後，由窦太後臨朝，至永元十六年（104年）僅27歲就死去，在位僅16年。
因此，和帝即位之初，實際由窦太後執政，後來，朝政則控制在以窦憲為首的窦氏外戚集團手中，使外戚勢力第一次左右東漢政權。
但自永元四年（92年）14歲的和帝就決心鏟除窦氏，後依靠宦官鄭衆等，終于誅除窦憲。
在永元九年（97年）八月窦太後死去，19歲的和帝開始擺脫窦氏控制，當年九月即下诏追尊其生母梁貴人為皇太後，十月，改葬梁太後及其姐大貴人于西陵，并擢升梁氏外戚子弟，封侯者多人，這些事實都反映了和帝并非庸碌無能的君王，而具有一定的果斷的精神，也反映了皇權尚未衰落。
但其鏟除窦氏外戚勢力過程中又不得不依靠宦官，并擢升梁氏外戚集團，從而開東漢後期宦官、外戚疊相專權的混亂局面之端。
從上述事實可以看出，明、章、和三代的皇帝本人各自的作風是有很大不同的。
這些差異對當時“吏治”也會有一定影響，不過，決定曆史發展的是人民群衆，是當時的社會生産力情況，而這種曆史趨勢反過來制約皇帝的活動，因此，盡管各代皇帝作風和品質有很大差異，但在他們統治期間的“吏治”基本特點和根本制度則是大體相同的。
在吏治方面，明、章、和三代有哪些共同特點呢？ 納谏與去奢 納谏與去奢則是明、章、和三代皇帝的共同特點。
顯然，這些特點主要是在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時倡導的，由時代所要求，在明帝以後隻是其流風餘緒而已。
如明帝雖性“褊察”，好為嚴刑，但并不拒谏，常能從善如流，如永平三年（60年）明帝大起北宮，時天下大旱，尚書鐘離意免冠上疏谏止，并以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事為喻[277]，明帝見疏後，立即诏告，表示“戚然慚懼”并令“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停止宮廷的修建。
鐘離意還經常上書勸明帝去嚴刑，止奢汰。
多為明帝所采納。
明帝修德陽殿，鐘離意出任魯相，殿成後大會百官時，明帝說：“鐘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可見明帝對谏臣的态度。
章帝時的第五倫為官“峭直”敢于極言直谏“性質悫”，“言事無所依違”，也受到章帝的器重，由遠郡擢至京師，位居三公，死後還“诏賜秘器、衣衾、錢布”（《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優寵無比。
和帝時從臨武（今湖南郴州境内）長谏革除嶺南貢龍眼、荔枝舊制，并“每有災異，辄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後漢書·和帝紀》）等，反映了這三代皇帝統治期間，納谏之風尚存，這樣就使各個皇帝雖性格不同，但在吏治方面則無多大差異。
劉秀所反對的尚浮華、奢侈和歌功頌德之風，在這三代仍起着作用，如明帝死前遺诏“無起寝廟，藏主于光烈皇後更衣别室”。
在給自己修墓&mdash&mdash壽陵時，要求甚為儉樸，正如前述。
他還宣布“敢有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後漢書·明帝紀》）。
章帝也是“遺诏無起寝廟，一如先帝法制”（《後漢書·章帝紀》）。
和帝時“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後漢書·和帝紀》）。
這些作風自不免影響全國的吏治。
東漢前期“良吏”專制統治是依靠一大批官僚實現的。
官僚的素質又對專制統治的鞏固程度具有直接影響。
東漢前期在明帝、章帝、和帝時期，出現了一批能從封建統治長遠利益出發，敢于維護封建法制，打擊豪強，注意民間疾苦和發展生産的廉明、正直的官僚，如第五倫、鐘離意、宋均、寒朗、秦彭、王渙、周?等等。
他們為官在吏治方面還有如下特點。
（一）執法嚴明。
敢于同豪強、權門、貴戚作鬥争。
如周?為洛陽令時“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闾裡豪強以對，?厲聲怒曰：&lsquo本問貴戚若馬，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rsquo。
”由于他“奉法疾奸，不事貴戚”，使得“貴戚跼蹐，京師肅清”（《後漢書·酷吏列傳》）。
又如王渙任溫縣令“在溫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任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曆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群疑”（《後漢書·循吏列傳》）。
又有記載雲：“渙為治，循名責實，抑強扶弱。
”（《後漢書·循吏列傳》集解惠棟引《後漢紀》）這是東漢時期許多官僚的共同特點。
（二）深知民間疾苦，注重發展生産和文化事業。
如第五倫，為鄉啬夫時，就能“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後為會稽太守時，又破除當地落後的迷信風俗，禁止殺牛以發展農業生産，據記載：“會稽俗多淫祀，好蔔筮。
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産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将莫敢禁。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
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
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罰。
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其他如杜詩、王景等都在其任内提倡農耕，在發展水利、改進農業生産工具及耕作技術等方面多有建樹。
（三）本人清廉，得到民衆贊譽。
如周?雖曾為太守，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後漢書·酷吏列傳》）。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時，“雖為二千石，躬自斬刍養馬，妻執炊爨”。
後因犯法征廷尉，當永平五年（62年）離任時，當地“老小攀車叩馬，嗁呼相随，日裁行數裡不得前。
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複追之。
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阙者千餘人”（《後漢書·第五鐘離宋寒列傳》）。
不能否認，上述所謂“良吏”無非也是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但他們的作為，與貪官污吏之不同之處，在于後者對人民的剝削、壓榨超出了當時人民所能忍受的程度和封建經濟、政治所能承受的水平，因而也破壞了封建專制主義的法制、綱紀，而前者的做法維護了封建法制、綱紀，從而使封建剝削和壓迫維持在适合的“度”上，使封建制得以穩定，在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所受的剝削、壓迫之苦。
封建時代的廣大農民，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不可能認識到“良吏”及封建官僚制度的本質。
“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農民沒有受過教育，或者是受到統治者為他們編制的一套有利于統治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期待無非是沿着&lsquo賢人政治&rsquo，或西人所謂&lsquo聖賢統治&rsquo（Herr&mdashSehaftderBesten&mdash&mdash德國崇拜中國政治理想的學者萊布尼茨曾這樣稱謂）的線索，希望出現&lsquo聖明天子&rsquo&lsquo太平宰相&rsquo&lsquo青天老爺&rsquo。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5頁）。
因此，東漢前期的諸“良吏”在當時有許多受到群衆的擁戴。
而對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