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東漢前期的政治
關燈
小
中
大
在東漢王朝的195年史中，從漢光武帝劉秀經明帝劉莊、章帝劉炟、和帝劉肇統治時期，約八十年的時間，是東漢地主政權較為穩定時期。
尤其到和帝時，政治、經濟發展到全盛時代的頂點，帝國的光輝，如麗日中天，照射瀛寰。
和帝死後，東漢政府便開始腐爛的過程。
因此，可以把由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以後至和帝統治的80年，稱為東漢前期。
這裡先研究東漢前期的政治情況。
第一節 明、章、和帝時期皇權的加強 漢光武帝在位的三十餘年中，創建了東漢王朝，并為以後的發展、鞏固奠定了基礎。
公元57年，62歲的劉秀死于南宮前殿，由第四子劉莊繼位，稱為明帝。
在明帝、章帝、和帝統治時期，國内政治基本沿襲前面的軌道向前發展。
皇權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核心，明、章、和帝時期皇權又進一步得到加強，從而使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進一步鞏固。
一 對諸侯王及皇室貴族的控制 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兩個重要特點：皇權不可分割及皇位不可轉移。
這樣就形成皇帝一人獨斷和家天下的統治，然而按照宗法制，分享權力的家天下，卻與皇帝個人專斷存在着不可解決的矛盾，在皇族内部侵奪皇權和争奪皇位的鬥争，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而皇權則往往是中央集權和封建國家統一的象征。
因此，東漢政權建立以後，諸侯王勢力雖遠不如西漢時強大，但劉秀仍将防止諸侯王及宗室貴族勢力膨脹當做重要大事。
明帝以後繼續執行這一方針，進一步對這一部分威脅中央集權的豪族地主勢力加強控制。
減少諸侯王的食封 東漢時代的諸侯王，從始封時起，對其領地就無政治統治權，隻有食封的經濟權。
明帝以後，又減少了諸侯王的食封收入，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據記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案地圖，将封皇子，悉半諸國。
後見而言曰：&lsquo諸子裁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rsquo帝曰：&lsquo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rsquo”（《後漢書·皇後紀》）這就是說，從明帝永平十五年起，所有諸侯王所食之租稅均減少一半。
諸侯王所食之“租稅”，是指封區人戶繳納的地稅，所以其收入多少與所屬地區大小、土地肥瘠有直接關系，如在此之前光武帝所封的楚國有九或十縣，淮陽國所屬十縣。
明帝所封的巨鹿國是七縣，廣平國是八縣，樂成國是九縣。
減半後，巨鹿王隻食三、四縣，廣平王四縣，樂成王四至五縣。
所說的“歲給二千萬”是指一個諸侯王所收地稅折算成錢的平均數，這些錢大約與“租谷百萬”（《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論》李賢等引注《東觀漢記》）相等。
當然，實際各國是不盡相等的。
不過，總的說諸侯王的收入是大為減少了，難怪連馬皇後也叫嚷：“于制不已儉乎”了。
漢章帝時，諸侯王的“租入”有所增加，據記載：“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廣平王）羨與巨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肅宗性笃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這時，諸侯王的租入突然增加了四倍，其原因首先是章帝時戶口總數比明帝時有所增加，同時，谷價也比原來減了“數倍”（《後漢書·皇後紀》）。
另外，明帝的皇子封地都有擴大，這些原因使章帝時每個諸侯王食封所得由“二千萬”增加到“八千萬”。
[276]不過，盡管如此，明帝、章帝所封諸王的食封也比不上光武帝劉秀初封時的水準了，而且，章帝以後，所封之諸侯王均是小國，所得“租入”遠不如章帝時各諸侯王，許多諸侯王的“租入”相當“鮮薄”（《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
減少諸侯王的食封收入，不僅具有經濟意義，更重要的在于政治意義。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中，範晔在“論”中寫道：“晏子稱：&lsquo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
&rsquo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後為言而不得也。
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于禍敗者也。
”把“東京諸侯鮮有至于禍敗者也”完全歸結為“儉約”，這當然是不正确的。
不過，光武帝後的數十年，諸侯王食封的多少，全憑皇帝“恩賜”确反映了皇權的強大，中央朝廷對各諸侯王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西漢初期的那種諸侯王割據的形勢已再無法重演。
所以，諸侯王盡管“驕貴”也終無力與皇帝分庭抗禮了。
恩威并施的政策 東漢明、章、和帝各人的性格不同，但對于諸侯王的控制均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
東漢前期的皇帝，不像西漢時期的皇帝那樣，對違法越制的諸侯王動辄“除國”或處以極刑，而多采取寬容态度。
這并非皇權無力，而是當時諸侯王的勢力已不足以構成對皇權的威脅。
因此，皇帝也樂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容忍他們胡作非為。
如明帝時東海靖王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娶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
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诏削薛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東海王劉政竟趁中山簡王喪禮之際私娶其妃。
按中山簡王劉焉，系東海靖王劉政之叔，娶其妃，若以漢制應屬“禽獸行”。
西漢時期為此而被處以極刑的宗室貴族有許多人。
故東漢時，豫州刺史魯相據法請求将劉政處以死刑，但皇帝則決定僅削去薛縣的食邑就算了結。
這一類事例相當多，又如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
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顔忠、劉子産等，又多遺其缯帛，案圖書，謀議不軌。
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明帝）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濟南安王劉康的行為已構成謀反之罪，若在西漢，早就被處以極刑。
但明帝也僅以削五縣作為懲罰，這并非由于皇帝的“仁慈”，而是當時的形勢不同于西漢，劉康的“交通賓客”，“議謀不軌”決不至于對朝廷造成威脅。
漢明帝心中是有數的。
因此對其行為采取寬容态度，并非反映皇權衰落，而是皇權加強的表現。
又如阜陵質王劉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
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驸馬都尉韓光招奸猾，作圖谶，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明帝則“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劉延的行為也構成大罪，西漢武帝時戾太子就因此而被處死，但明帝仍以徙封作為處罰，并不深究。
東漢前期的明、章、和帝所奉行的政策大緻皆是如此，如和帝時汝南王劉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
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蔔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谄媚，雲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征暢詣廷尉诏獄，和帝不許。
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至于對那些不危及皇權的“不法”行為，更是“寬厚”。
如廣平思王鈞“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性隐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辄陰中之。
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
吏捕得久，系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複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
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
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娆為小妻，複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一般地說，東漢皇帝對違法越制的諸侯王是不處以死刑的，也不輕易削王奪爵，隻是削減食邑。
而這種懷柔政策确也收到單純鎮壓所得不到的效果。
那些被削奪食邑的諸侯王，原本就無力與皇帝對抗，被寬大處理後，隻有懷着惶愧的心情對“皇恩”感激涕零。
例如汝南王劉暢犯法被寬免後，上疏辭謝道：“&hellip&hellip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
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
”“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污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
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複出入失繩墨，不敢複有所橫費”（《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他還自動請求減少數縣的食邑收入，放出小妻無子者還家，表示決心改過。
但很明顯，這種懷柔的政策之所以對那些諸侯王有一點感化作用，是由于東漢王朝皇權較為強大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東漢初諸侯王中，真正進行謀反的諸侯王均以失敗而告終。
劉荊的謀反及失敗 山陽王劉荊，為光武帝陰皇後所生。
建武十七年（41年）由山陽公進封為王。
在劉秀諸子中，劉荊“有才能而喜文法”但“性刻急隐害”（《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是對帝位懷有野心的一個王。
劉荊的野心是逐漸暴露出來的。
原來，劉秀在建武二年（26年）先立郭皇後之子劉彊為太子，建武十七年（41年）郭皇後失寵，被貶為中山王太後，建武十九年（43年）改立陰皇後所生之劉莊為皇太子。
至公元57年，當劉秀死時，即皇位的當然是皇太子劉莊，是為明帝。
但劉荊對此頗為不滿，在臨喪時“荊哭不哀”（《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而作“飛書”（匿名信），僞稱劉彊舅大鴻胪郭況，煽動被廢為東海王的劉彊說：“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後失職，别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内深痛，觀者鼻酸”，表示對劉彊及其母郭後的同情。
接着就鼓動劉彊造反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于太山破雞子，輕于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
”“今新帝人之所置，強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将闾叫呼天下也。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劉荊的目的是借劉彊的号召力來達到自己奪取皇位的目的，但沒料到劉彊竟是一個膽小怕事又對帝位毫無興趣的人，早在其母郭皇後被廢、而自己的太子之位未易之時，他就“常戚戚不自安”主動請求“備藩國”，将太子之位讓出。
接到劉荊這封煽動謀反的“飛書”後，更為“惶怖”，立刻捕送書之使，并将書封奏明帝。
主謀的劉荊自然不難被查出。
但結果明帝并未深究，僅将劉荊遣出而居河南宮。
此時，羌人正進擾西邊，劉荊仍企圖趁羌人作亂之機謀反，為此而頻繁活動。
明帝聞訊，乃徙其為廣陵王，并令其就國。
但荊仍不死心，招相工（相面算蔔的人）訊問“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而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聞此言後即向明帝告發。
荊被揭出後，“自系獄”請求處罰。
明帝仍不加追究，隻“下诏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
但“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這一次“謀反”，實際上沒有開始就被發覺，所以并未大動幹戈。
在劉荊自殺後，明帝反而表示“憐傷之，賜谥曰思王”并“封荊子元壽為廣陵侯”（《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很顯然，皇帝的這種“寬容”，絲毫不會影響政權的穩固。
這是由于劉荊不僅沒有任何武裝，就連羽翼也未豐滿，是無法為患的。
至于對那些羽翼已豐，具有一定勢力而圖謀不軌的諸侯王，就決不會如此處置了。
楚王英之獄 東漢前期諸侯王中，因謀反緻罪而被廣為株連的，就是楚王劉英之獄。
楚王劉英是光武帝劉秀之許美人所生。
建武十七年（41年）進爵為王。
因母許氏無寵，故其封國最貧、小。
劉英雖居于弱小諸侯王之位，但他善于結交，自明帝為太子時，就“常獨歸附于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明帝即位，“數受賞賜”。
他又自幼“好遊俠，交通賓客”，又對當時傳來不久的佛教表示虔誠的信仰，是東漢皇室中最早信奉佛教的一個王。
東漢皇帝本來對宗教信仰采取放任自由态度，皇室成員信奉什麼，并沒有法律限制，但劉英作賊心虛。
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犯死罪者皆入缣贖罪時，劉英竟派人獻黃缣白纨三十匹為自己信奉佛教而贖“罪”。
明帝下诏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罪之有？令他不必生疑，并退還其缣帛讓他助僧寺佛院。
楚王劉英取得明帝信任後即“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準備謀取皇位，但不久，劉英的活動就被燕廣所告發。
經審訊，證據确鑿，“有司奏&hellip&hellip請誅之”而明帝表示“親親不忍”赦其死罪，徙丹陽（今安徽境内）泾縣。
不久劉英就在丹陽自殺。
楚王英雖自殺，但搜捕其黨羽的行動并未停止。
窮治楚獄，至劉英死後一年還在繼續，凡“辭語相連”者“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谄，坐死徙者以千數。
”（以上引文均自《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如在追查中，發現楚王英所記的天下“名士”中，有吳郡太守尹興之名，竟将尹興及其掾吏五百餘人都捕捉起來進行嚴刑拷問，結果被毒打死者大半。
甚至毫無關系的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也被誣陷。
數以千計的人都被送入牢獄，不少家被滿門剿滅。
至章帝建初二年（77年）四月，楚王英事件才基本弄清。
對于楚王英謀反的處理，之所以如此大肆株連，就是因為楚王英不同于其他企圖謀反諸王，而是在一部分人中有相當的基礎，若不翦其羽翼，對皇權是有威脅的，因此，就是在劉英死後，皇帝也不惜大肆殺捕。
可見，所謂“不忍”，所謂“寬容”僅僅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超過這一限度，就不惜采用極殘酷的措施了。
總之，東漢初年皇帝對諸侯王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是皇權鞏固的表現，而這一政策施行的結果，又加強了皇權，從而使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一個方面得到加強。
二 繼續防範外戚專權 西漢末年因外戚勢力膨脹，侵奪皇權，最後終于導緻王莽代漢。
這一前車之鑒對東漢初年的幾代皇帝印象是深刻的。
所以光武帝劉秀規定，“後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以防止外戚專權，明、章二帝繼續奉行這一政策，防範外戚幹政。
不過，東漢初外戚的勢力遠較諸侯王勢力大，皇權同外戚的鬥争也是相當激烈的。
政治上防範經濟上優容 東漢和帝之前，幾代皇帝對外戚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防止其政治勢力的擴大而威脅劉氏政權的皇位。
此外，對外戚的限制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經濟上對他們相當優待。
如明帝之時，适驸馬都尉韓光的光武帝劉秀女陶館公主紅夫，曾為自己兒子求為郎官，遭到明帝拒絕。
理由是：“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裡，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連一郎官之職也不授予，但卻對其“賜錢千萬”（《後漢書·明帝紀》）。
又如尚書閏章“精力曉舊典”（《後漢書·皇後紀下》）且久任尚書之職，早就應升遷重任，就是因其二妹為貴人，在明帝一朝卻久不被重任。
又如馬援，自建武四年（28年）即随劉秀東征西讨，尤其是在平定羌人和越人叛亂中，屢立大功，建武二十四年（48年）年已62歲，尚率兵擊武陵五溪蠻夷。
在東漢初的功臣中，是軍功較為顯赫的一員大将。
但因其女為明帝皇後，故明帝時刻注意限制其名聲地位，如當時“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将于雲台，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lsquo何故不畫伏波将軍（即馬援&mdash&mdash引者注）像&rsquo，帝笑而不言”，連名臣的榮譽都不給馬援，這是盡量縮小外戚在政治上的影響。
但對于他在經濟方面要求，皇帝則給以盡量的滿足：“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将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後漢書·馬援列傳》）甚至皇帝的上林苑中都準許屯田，不可謂不寬容。
皇帝就是這樣以滿足外戚經濟上的要求，來換取他們放棄政治上的野心。
這種政治上防範、經濟上寬容的政策是從光武帝劉秀統治時代，直到和帝以前諸帝執行的一貫方針。
這種方針在一定時期，即在外戚勢力尚不足以侵奪皇權時，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由于一方面控制外戚在政治上的發展，一方面又縱容甚至支持外戚經濟上的膨脹，這就無法制止外戚勢力的擴大，當那些外戚在經濟上積蓄了足夠的實
尤其到和帝時，政治、經濟發展到全盛時代的頂點，帝國的光輝，如麗日中天，照射瀛寰。
和帝死後，東漢政府便開始腐爛的過程。
因此，可以把由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以後至和帝統治的80年，稱為東漢前期。
這裡先研究東漢前期的政治情況。
第一節 明、章、和帝時期皇權的加強 漢光武帝在位的三十餘年中，創建了東漢王朝，并為以後的發展、鞏固奠定了基礎。
公元57年，62歲的劉秀死于南宮前殿，由第四子劉莊繼位，稱為明帝。
在明帝、章帝、和帝統治時期，國内政治基本沿襲前面的軌道向前發展。
皇權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核心，明、章、和帝時期皇權又進一步得到加強，從而使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進一步鞏固。
一 對諸侯王及皇室貴族的控制 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兩個重要特點：皇權不可分割及皇位不可轉移。
這樣就形成皇帝一人獨斷和家天下的統治，然而按照宗法制，分享權力的家天下，卻與皇帝個人專斷存在着不可解決的矛盾，在皇族内部侵奪皇權和争奪皇位的鬥争，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而皇權則往往是中央集權和封建國家統一的象征。
因此，東漢政權建立以後，諸侯王勢力雖遠不如西漢時強大，但劉秀仍将防止諸侯王及宗室貴族勢力膨脹當做重要大事。
明帝以後繼續執行這一方針，進一步對這一部分威脅中央集權的豪族地主勢力加強控制。
減少諸侯王的食封 東漢時代的諸侯王，從始封時起，對其領地就無政治統治權，隻有食封的經濟權。
明帝以後，又減少了諸侯王的食封收入，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據記載：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案地圖，将封皇子，悉半諸國。
後見而言曰：&lsquo諸子裁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rsquo帝曰：&lsquo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rsquo”（《後漢書·皇後紀》）這就是說，從明帝永平十五年起，所有諸侯王所食之租稅均減少一半。
諸侯王所食之“租稅”，是指封區人戶繳納的地稅，所以其收入多少與所屬地區大小、土地肥瘠有直接關系，如在此之前光武帝所封的楚國有九或十縣，淮陽國所屬十縣。
明帝所封的巨鹿國是七縣，廣平國是八縣，樂成國是九縣。
減半後，巨鹿王隻食三、四縣，廣平王四縣，樂成王四至五縣。
所說的“歲給二千萬”是指一個諸侯王所收地稅折算成錢的平均數，這些錢大約與“租谷百萬”（《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論》李賢等引注《東觀漢記》）相等。
當然，實際各國是不盡相等的。
不過，總的說諸侯王的收入是大為減少了，難怪連馬皇後也叫嚷：“于制不已儉乎”了。
漢章帝時，諸侯王的“租入”有所增加，據記載：“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廣平王）羨與巨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
肅宗性笃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這時，諸侯王的租入突然增加了四倍，其原因首先是章帝時戶口總數比明帝時有所增加，同時，谷價也比原來減了“數倍”（《後漢書·皇後紀》）。
另外，明帝的皇子封地都有擴大，這些原因使章帝時每個諸侯王食封所得由“二千萬”增加到“八千萬”。
[276]不過，盡管如此，明帝、章帝所封諸王的食封也比不上光武帝劉秀初封時的水準了，而且，章帝以後，所封之諸侯王均是小國，所得“租入”遠不如章帝時各諸侯王，許多諸侯王的“租入”相當“鮮薄”（《後漢書·章帝八王列傳》）。
減少諸侯王的食封收入，不僅具有經濟意義，更重要的在于政治意義。
《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中，範晔在“論”中寫道：“晏子稱：&lsquo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
&rsquo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後為言而不得也。
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于禍敗者也。
”把“東京諸侯鮮有至于禍敗者也”完全歸結為“儉約”，這當然是不正确的。
不過，光武帝後的數十年，諸侯王食封的多少，全憑皇帝“恩賜”确反映了皇權的強大，中央朝廷對各諸侯王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西漢初期的那種諸侯王割據的形勢已再無法重演。
所以，諸侯王盡管“驕貴”也終無力與皇帝分庭抗禮了。
恩威并施的政策 東漢明、章、和帝各人的性格不同，但對于諸侯王的控制均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
東漢前期的皇帝，不像西漢時期的皇帝那樣，對違法越制的諸侯王動辄“除國”或處以極刑，而多采取寬容态度。
這并非皇權無力，而是當時諸侯王的勢力已不足以構成對皇權的威脅。
因此，皇帝也樂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容忍他們胡作非為。
如明帝時東海靖王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娶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
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诏削薛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東海王劉政竟趁中山簡王喪禮之際私娶其妃。
按中山簡王劉焉，系東海靖王劉政之叔，娶其妃，若以漢制應屬“禽獸行”。
西漢時期為此而被處以極刑的宗室貴族有許多人。
故東漢時，豫州刺史魯相據法請求将劉政處以死刑，但皇帝則決定僅削去薛縣的食邑就算了結。
這一類事例相當多，又如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
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顔忠、劉子産等，又多遺其缯帛，案圖書，謀議不軌。
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明帝）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濟南安王劉康的行為已構成謀反之罪，若在西漢，早就被處以極刑。
但明帝也僅以削五縣作為懲罰，這并非由于皇帝的“仁慈”，而是當時的形勢不同于西漢，劉康的“交通賓客”，“議謀不軌”決不至于對朝廷造成威脅。
漢明帝心中是有數的。
因此對其行為采取寬容态度，并非反映皇權衰落，而是皇權加強的表現。
又如阜陵質王劉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
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驸馬都尉韓光招奸猾，作圖谶，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明帝則“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二縣”（《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劉延的行為也構成大罪，西漢武帝時戾太子就因此而被處死，但明帝仍以徙封作為處罰，并不深究。
東漢前期的明、章、和帝所奉行的政策大緻皆是如此，如和帝時汝南王劉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
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蔔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谄媚，雲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
有司請征暢詣廷尉诏獄，和帝不許。
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至于對那些不危及皇權的“不法”行為，更是“寬厚”。
如廣平思王鈞“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
性隐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辄陰中之。
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殺儀家屬。
吏捕得久，系長平獄，鈞欲斷絕辭語，複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
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
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娆為小妻，複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一般地說，東漢皇帝對違法越制的諸侯王是不處以死刑的，也不輕易削王奪爵，隻是削減食邑。
而這種懷柔政策确也收到單純鎮壓所得不到的效果。
那些被削奪食邑的諸侯王，原本就無力與皇帝對抗，被寬大處理後，隻有懷着惶愧的心情對“皇恩”感激涕零。
例如汝南王劉暢犯法被寬免後，上疏辭謝道：“&hellip&hellip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
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
”“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污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
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複出入失繩墨，不敢複有所橫費”（《後漢書·孝明八王列傳》）。
他還自動請求減少數縣的食邑收入，放出小妻無子者還家，表示決心改過。
但很明顯，這種懷柔的政策之所以對那些諸侯王有一點感化作用，是由于東漢王朝皇權較為強大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東漢初諸侯王中，真正進行謀反的諸侯王均以失敗而告終。
劉荊的謀反及失敗 山陽王劉荊，為光武帝陰皇後所生。
建武十七年（41年）由山陽公進封為王。
在劉秀諸子中，劉荊“有才能而喜文法”但“性刻急隐害”（《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是對帝位懷有野心的一個王。
劉荊的野心是逐漸暴露出來的。
原來，劉秀在建武二年（26年）先立郭皇後之子劉彊為太子，建武十七年（41年）郭皇後失寵，被貶為中山王太後，建武十九年（43年）改立陰皇後所生之劉莊為皇太子。
至公元57年，當劉秀死時，即皇位的當然是皇太子劉莊，是為明帝。
但劉荊對此頗為不滿，在臨喪時“荊哭不哀”（《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而作“飛書”（匿名信），僞稱劉彊舅大鴻胪郭況，煽動被廢為東海王的劉彊說：“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後失職，别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内深痛，觀者鼻酸”，表示對劉彊及其母郭後的同情。
接着就鼓動劉彊造反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于太山破雞子，輕于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
”“今新帝人之所置，強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将闾叫呼天下也。
”（《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劉荊的目的是借劉彊的号召力來達到自己奪取皇位的目的，但沒料到劉彊竟是一個膽小怕事又對帝位毫無興趣的人，早在其母郭皇後被廢、而自己的太子之位未易之時，他就“常戚戚不自安”主動請求“備藩國”，将太子之位讓出。
接到劉荊這封煽動謀反的“飛書”後，更為“惶怖”，立刻捕送書之使，并将書封奏明帝。
主謀的劉荊自然不難被查出。
但結果明帝并未深究，僅将劉荊遣出而居河南宮。
此時，羌人正進擾西邊，劉荊仍企圖趁羌人作亂之機謀反，為此而頻繁活動。
明帝聞訊，乃徙其為廣陵王，并令其就國。
但荊仍不死心，招相工（相面算蔔的人）訊問“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而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聞此言後即向明帝告發。
荊被揭出後，“自系獄”請求處罰。
明帝仍不加追究，隻“下诏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
但“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這一次“謀反”，實際上沒有開始就被發覺，所以并未大動幹戈。
在劉荊自殺後，明帝反而表示“憐傷之，賜谥曰思王”并“封荊子元壽為廣陵侯”（《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很顯然，皇帝的這種“寬容”，絲毫不會影響政權的穩固。
這是由于劉荊不僅沒有任何武裝，就連羽翼也未豐滿，是無法為患的。
至于對那些羽翼已豐，具有一定勢力而圖謀不軌的諸侯王，就決不會如此處置了。
楚王英之獄 東漢前期諸侯王中，因謀反緻罪而被廣為株連的，就是楚王劉英之獄。
楚王劉英是光武帝劉秀之許美人所生。
建武十七年（41年）進爵為王。
因母許氏無寵，故其封國最貧、小。
劉英雖居于弱小諸侯王之位，但他善于結交，自明帝為太子時，就“常獨歸附于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明帝即位，“數受賞賜”。
他又自幼“好遊俠，交通賓客”，又對當時傳來不久的佛教表示虔誠的信仰，是東漢皇室中最早信奉佛教的一個王。
東漢皇帝本來對宗教信仰采取放任自由态度，皇室成員信奉什麼，并沒有法律限制，但劉英作賊心虛。
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犯死罪者皆入缣贖罪時，劉英竟派人獻黃缣白纨三十匹為自己信奉佛教而贖“罪”。
明帝下诏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罪之有？令他不必生疑，并退還其缣帛讓他助僧寺佛院。
楚王劉英取得明帝信任後即“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準備謀取皇位，但不久，劉英的活動就被燕廣所告發。
經審訊，證據确鑿，“有司奏&hellip&hellip請誅之”而明帝表示“親親不忍”赦其死罪，徙丹陽（今安徽境内）泾縣。
不久劉英就在丹陽自殺。
楚王英雖自殺，但搜捕其黨羽的行動并未停止。
窮治楚獄，至劉英死後一年還在繼續，凡“辭語相連”者“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谄，坐死徙者以千數。
”（以上引文均自《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
如在追查中，發現楚王英所記的天下“名士”中，有吳郡太守尹興之名，竟将尹興及其掾吏五百餘人都捕捉起來進行嚴刑拷問，結果被毒打死者大半。
甚至毫無關系的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也被誣陷。
數以千計的人都被送入牢獄，不少家被滿門剿滅。
至章帝建初二年（77年）四月，楚王英事件才基本弄清。
對于楚王英謀反的處理，之所以如此大肆株連，就是因為楚王英不同于其他企圖謀反諸王，而是在一部分人中有相當的基礎，若不翦其羽翼，對皇權是有威脅的，因此，就是在劉英死後，皇帝也不惜大肆殺捕。
可見，所謂“不忍”，所謂“寬容”僅僅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超過這一限度，就不惜采用極殘酷的措施了。
總之，東漢初年皇帝對諸侯王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是皇權鞏固的表現，而這一政策施行的結果，又加強了皇權，從而使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一個方面得到加強。
二 繼續防範外戚專權 西漢末年因外戚勢力膨脹，侵奪皇權，最後終于導緻王莽代漢。
這一前車之鑒對東漢初年的幾代皇帝印象是深刻的。
所以光武帝劉秀規定，“後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以防止外戚專權，明、章二帝繼續奉行這一政策，防範外戚幹政。
不過，東漢初外戚的勢力遠較諸侯王勢力大，皇權同外戚的鬥争也是相當激烈的。
政治上防範經濟上優容 東漢和帝之前，幾代皇帝對外戚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是防止其政治勢力的擴大而威脅劉氏政權的皇位。
此外，對外戚的限制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經濟上對他們相當優待。
如明帝之時，适驸馬都尉韓光的光武帝劉秀女陶館公主紅夫，曾為自己兒子求為郎官，遭到明帝拒絕。
理由是：“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裡，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連一郎官之職也不授予，但卻對其“賜錢千萬”（《後漢書·明帝紀》）。
又如尚書閏章“精力曉舊典”（《後漢書·皇後紀下》）且久任尚書之職，早就應升遷重任，就是因其二妹為貴人，在明帝一朝卻久不被重任。
又如馬援，自建武四年（28年）即随劉秀東征西讨，尤其是在平定羌人和越人叛亂中，屢立大功，建武二十四年（48年）年已62歲，尚率兵擊武陵五溪蠻夷。
在東漢初的功臣中，是軍功較為顯赫的一員大将。
但因其女為明帝皇後，故明帝時刻注意限制其名聲地位，如當時“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将于雲台，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于帝曰：&lsquo何故不畫伏波将軍（即馬援&mdash&mdash引者注）像&rsquo，帝笑而不言”，連名臣的榮譽都不給馬援，這是盡量縮小外戚在政治上的影響。
但對于他在經濟方面要求，皇帝則給以盡量的滿足：“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将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後漢書·馬援列傳》）甚至皇帝的上林苑中都準許屯田，不可謂不寬容。
皇帝就是這樣以滿足外戚經濟上的要求，來換取他們放棄政治上的野心。
這種政治上防範、經濟上寬容的政策是從光武帝劉秀統治時代，直到和帝以前諸帝執行的一貫方針。
這種方針在一定時期，即在外戚勢力尚不足以侵奪皇權時，是有一定作用的。
但是由于一方面控制外戚在政治上的發展，一方面又縱容甚至支持外戚經濟上的膨脹，這就無法制止外戚勢力的擴大，當那些外戚在經濟上積蓄了足夠的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