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東漢王朝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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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令劉秀當皇帝的證據。
群臣因複奏請，既然是“天意”，當然不能再拒絕，于是劉秀就此“名正言順”地登上帝位了。
六月己未，在鄗縣南千秋亭五城陌，煙火缭繞，鐘鼓齊鳴。
這裡又在演出一幕登基的喜劇：劉秀在群臣山呼禮拜之下，當上新建的“漢”朝皇帝，改元建武。
宣布“大赦天下”，并改鄗為高邑。
從此，劉秀就成為東漢王朝的第一代皇帝&mdash&mdash漢光武帝。
當劉秀剛剛坐上皇帝的寶座之時，東漢政權所轄的地域隻限于北方一隅。
它要在全國恢複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還必須完成兩件事：一解決遍布于全國各地的農民軍問題；二消滅地方豪強的割據勢力。
這兩件事在東漢政權建立後的十幾年，才算勉強完成。
二 消滅農民軍，搶奪勝利果實 西漢和新莽王朝是在農民大起義的烈火中覆亡的，劉秀的武裝也是趁農民起義的風潮擴展起來的。
但劉秀當皇帝以後，迫不及待要做的，就是消滅農民軍、搶奪西漢末年以來農民戰争的勝利果實。
劉秀消滅農民軍，是同時在幾個戰場上進行的。
攻占洛陽 劉秀稱帝後，七月，立即派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複、揚化将軍堅镡等十一将軍圍攻洛陽。
洛陽地區原有綠林軍三十萬左右，雖屢遭失敗，但仍有一定實力，其主力由朱鲔統率，堅守于洛陽城。
故洛陽久攻不下，達數月之久。
劉秀乃派曾為朱鲔校尉的岑彭前往勸降，這時，赤眉軍已占領長安，關中綠林軍的更始政權内讧。
岑彭便勸朱鲔認清形勢，及早歸順劉秀。
朱鲔之所以遲遲不降，乃是由于原來曾參與殺害劉，又曾建議過劉玄不令劉秀率兵北伐，而怕劉秀報複。
朱鲔将上述兩個顧慮向岑彭吐訴，岑彭又向劉秀轉達。
很快就傳來劉秀的答複：決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
于是朱鲔才放心，即悉其衆出降。
劉秀封鲔為平狄将軍、扶溝侯。
後為少府。
洛陽的易手，首先是由于赤眉、綠林兩軍相互攻擊，綠林軍在戰鬥中受到沉重打擊，赤眉軍又以主力進攻關中，使洛陽地區的綠林軍處于孤立無援地位。
其次因綠林軍内部分裂，在洛陽地區諸将領中，先有李轶與馮異暗中勾結，使馮異軍得以長驅直入。
後來，朱鲔雖派人刺死李轶，但洛陽的綠林軍“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後漢書·馮岑賈列傳》），仍無濟于事。
最後連朱鲔自己也“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投降劉秀。
而劉秀則善于利用赤眉和綠林的矛盾，也比較靈活地采取政治和軍事兩種不同的策略，打擊和瓦解綠林軍，終于将洛陽占領。
綠林軍内部的矛盾，是其失敗不容忽視的因素。
[256]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劉秀車駕進入洛陽。
這裡“處乎中土，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班固《兩都賦》，見《昭明文選》卷1），地理位置甚為優越，于是就宣布定都于洛陽。
進軍關中 劉秀早在稱帝前，就派鄧禹率二萬精兵，尾随着赤眉軍，從黃河以北的箕關（今河南濟源西）進入河東郡。
伺機向西漢的政治中心、被綠林軍更始政權占領的關中進軍。
劉秀稱帝後，鄧禹已在安邑（山西夏縣西北）擊敗王匡、張卬，又獲更始政權的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将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接着又渡汾陰河，入夏陽（今陝西韓城南）并在衙擊破更始中郎将左輔都尉公乘歙所率的十萬軍隊。
是年十月，劉玄已向赤眉軍請降，并被封為長沙王。
劉秀卻在這時發布诏書：封劉玄為“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後漢書·光武帝紀上》），這樣，他就把原來屬于劉玄的勢力，拉到自己這一邊。
現在劉秀面對的敵人已不是更始政權，而是赤眉軍所建立的“漢”政權了。
地主豪強和其部下将領紛紛勸已率兵至夏陽的鄧禹徑向長安的赤眉軍進攻。
鄧禹以其政治經驗看到：自己“衆雖多”，但“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而“赤眉新拔長安，财富充實，鋒銳未可當”（《後漢書·鄧寇列傳》），所以不敢直接與赤眉正面交鋒，而北上栒邑，以便到“土廣人稀，饒谷多畜”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糧養士”，“以觀其弊”（同上），等待赤眉軍自潰，再伺機出動。
這時，已遷至洛陽的劉秀見鄧禹不向長安進攻，十分不悅，促他“宜以時進讨，鎮慰西京，系百姓之心”。
但鄧禹竟對此置之不理，仍按原計劃别攻上郡諸縣，“更征兵引谷”（《後漢書·鄧寇列傳》），積蓄力量。
進入長安的赤眉軍，也已失去起義初期的革命精神，他們除去“貪财物”大肆掠搶燒殺之外，同綠林軍的更始政權一樣，也提不出任何鞏固統治和穩定政權的措施。
長安地區先經綠林軍三年的搶掠，再經赤眉軍“大掠”，終于到了“城中糧食盡”（《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的地步。
建武二年（26年）一月因無以為食，赤眉軍不得不被迫撤離長安，他們“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後“引兵而西”（《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準備至“地廣人稀”之處覓食。
這時，鄧禹所率的漢軍便毫不費力地進入了這一座被燒掠一空的、殘破的長安城。
但是，西去的赤眉軍在長安不遠的郿（今陝西眉縣）即遇到更始将軍嚴春的阻擊。
雖然經過戰鬥赤眉軍取得勝利，進至安定、北地一帶，但當他們沿汧水到“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又遭到隴西豪強隗嚣武裝迎擊，至是年九月，赤眉軍終不得不返回長安。
駐守在長安的鄧禹軍，隻一擊便被赤眉軍打敗，退出長安，至雲陽。
赤眉軍再次進入長安，鄧禹軍雖趁機偷襲，終未能得逞。
長安的赤眉軍面臨的不僅有鄧禹軍的攻擊，更重要的還是更始政權餘部延岑、李寶等所率之軍隊與之為敵，使其實力消耗慘重。
即使如此，鄧禹也未能取勝。
由于久戰無功，鄧軍内部積弩将軍馮愔曾發生過叛變，歸附者也日益離散。
這種情況使劉秀甚為不滿。
十一月，派偏将軍馮異代替鄧禹進攻赤眉軍。
劉秀親自以車駕将馮異送至河南，并面授機宜，囑咐馮異不要專事征殺“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後漢書·馮岑賈列傳》），并要他戰勝赤眉之後将大頭目送往京師，其餘衆則令解散就農桑，使其“無複聚”就可達到戰勝的目的。
同時又将鄧禹調回，将其派往河北。
告訴他“赤眉無谷，自當東來”，令鄧“無得複妄進兵”（《後漢書·鄧寇列傳》）。
劉秀的這一估計，果然是正确的。
赤眉軍在搶燒一空的長安和關中已不能繼續停留下去，三輔大饑，人相食，白骨蔽野。
在這種情況下，赤眉軍二十餘萬乃引兵東歸。
馮異所部與赤眉軍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盡管有五千餘赤眉将卒投降，但其餘衆仍然有很大勢力，至建武三年（27年）正月，饑餓疲憊的赤眉軍竟将馮異軍及自河北趕來之鄧禹、鄧弘軍打得全軍覆沒，死傷者三千餘人，鄧禹以二十四騎逃歸宜陽，馮異棄馬步行，倉皇逃歸回溪阪（今河南洛甯東北）。
赤眉軍最後的失敗 綜觀這個時期劉秀的漢軍與赤眉軍戰鬥的雙方力量對比，赤眉軍雖兩面受敵，但較之劉秀的隊伍來，還是具有優勢。
然而，同綠林軍一樣，自王莽政權被推翻後，赤眉軍的戰鬥已經失去明确的政治目标，而變為流寇。
因此，這支暫時強大的隊伍終究無法戰勝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豐富鬥争經驗的劉秀的武裝，而歸于失敗。
馮異逃回後，就準備在赤眉東進的路上進行伏擊。
他在渑池崤底挑選精兵換成赤眉軍的服裝隐蔽起來，等待赤眉軍前來進攻。
果然，建武三年閏正月，赤眉軍見馮軍人少，更增派大軍助戰。
于是，馮異乃縱兵大戰，伏兵皆出。
由于衣服、标志相混，使赤眉軍大亂，被俘者達八萬人。
餘下十餘萬赤眉軍南下宜陽，準備突圍，不料卻走入劉秀布置的圈套。
劉秀自己親勒六軍，嚴陣以待，倉皇而來的赤眉軍又遇大雨，“驚震不知所為”。
此時，赤眉軍已至絕路，樊崇等遂與劉盆子及丞相徐宣等向劉秀投降。
光武帝劉秀先許對久食不得飽的赤眉軍實行安撫，乃“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饫”。
然後令赤眉軍頭領樊崇、徐宣等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
此後，盡管尚有赤眉餘衆散布在各地與東漢政權繼續鬥争，但至樊崇、劉盆子投降之日即标志着赤眉軍主力歸于失敗。
赤眉軍作為一支農民起義武裝，在其完成推翻新莽王朝的曆史任務後，提不出任何新的政治綱領和戰鬥目标，完全變為以掠奪為目的的武裝集團，最後終被劉秀的地主武裝擊敗。
這是封建社會農民的曆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所決定的。
對于他們的投降劉秀，是不應過分指責的，因為此時所降的已不是赤眉軍起義時與之戰鬥的新莽政權，而是曾經與之并肩戰鬥的劉秀的漢軍，盡管這兩者在本質上皆屬地主政權，但劉秀的東漢畢竟不同于腐朽的新莽政權，而赤眉軍在完成了改朝換代的曆史任務後又别無他路可走。
一些史學著作将赤眉軍的投降劉秀，斥之為“卑躬屈膝的求饒哀鳴”或“受了欺騙而放下武器”是不夠公允的。
試問：如果這些赤眉軍永遠不放下武器，他們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整個社會曆史将是什麼情況呢？可能無人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在赤眉軍主力投降以後，馮異于當年三月又擊敗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劉秀之軍遂占領長安。
其他各地農民軍的失敗 更始政權崩潰和赤眉主力投降，隻是标志農民軍的基本隊伍已被消滅。
但除此以外，還有散布于全國各地的、難以數計的、小股的農民軍仍堅持着鬥争。
這些農民軍有的屬于綠林軍的更始政權，有的則另建旗号。
在鎮壓赤眉軍的同時及赤眉軍被消滅後，劉秀始終沒有間斷對那些零星的農民軍進行鎮壓。
其中主要的有： 建武二年（26年），劉秀派岑彭率兵擊荊州，鎮壓南方的農民軍。
此時，南方仍在大亂，更始政權的諸将領擁兵自據，就是劉秀的老家南陽諸城，也在更始諸将領的控制之中，還有更多的地方勢力各據一方，使地方擾攘不安。
岑彭在南方經過數年苦戰，才勉強地把較大的農民軍鎮壓下去。
但零星的農民軍始終沒有停止過戰鬥。
同年，劉秀又派大司馬、舞陽侯吳漢率王梁、朱祐、杜茂、賈複、堅镡，王霸、劉隆、馬武、陰識等在邺東漳水擊潰檀鄉軍十餘萬人。
接着，又擊破邺西山軍黎伯卿所部。
南陽、新野一帶的農民軍也在吳漢和岑彭的鎮壓下被逐個消滅。
不久，吳漢又與馮異擊破昌城五樓軍張文，以及新安的銅馬、五幡等農民軍。
建武三年（27年）春，吳漢率耿弇、蓋延等于轵西，大破青犢軍。
接着又于臨平和東郡箕山破五校軍，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裡軍。
是年冬，又于平原（治所在今山東平原縣西南，轄境相當今山東平原、陵城、禹城、齊河、臨邑、商河、惠民、陽信等地）擊富平、獲索軍。
至建武五年（29年）這一帶的農民軍基本上被吳漢等消滅“東方悉定”（《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
其他各地的農民軍也都先後被劉秀的地主武裝所消滅。
不過，東漢初年的形勢與西漢初有很大的不同：秦末農民起義推翻秦王朝後，經過四年的“楚漢戰争”，那些“聚保山澤”的農民群衆，在西漢初大部均陸續回到田地裡來，地主政權的統治逐步走向穩定；而新莽時代的農民起義，在推翻王莽統治之後，經過劉秀對農民軍的鎮壓，雖然也有不少農民軍被屠殺或潰散後回歸田裡，但小股的農民起義始終沒有完全平息，還有更多的農民武裝則蛻化為地方割據勢力。
所以，在東漢初年，劉秀的地主政權對農民起義的鎮壓和對地方割據勢力的平定始終是同時進行的，而那時有一些同東漢王朝中央政權為敵的武裝集團，究竟是屬于地主階級的地方割據勢力，還是屬于農民武裝，由于資料缺乏，今天是難以判斷了。
三 削平地方割據武裝 地方割據勢力的出現 劉秀稱帝前後，散布在全國各地的武裝集團，除綠林、赤眉以及其他大、小股農民軍部隊外，還有不少地主武裝。
這些地主武裝的首領有的是趁新莽末天下大亂之際擁兵自據的地方豪強地主；有的是王莽政權的官吏，更多的是混進或由起義将領蛻變的地主分子。
其中主要的有： 睢陽（今河南商丘）劉永，據今豫東、皖北一帶； 臨甾（今山東臨淄）張步，據今山東境内； 東海（今山東郯城）董憲，據今蘇北一帶； 廬江（今安徽舒城）李憲，據今安徽境内； 黎立（今湖北宜城）秦豐，據今湖北境内； 漁陽（今北京密雲）彭寵，據今河北北部； 成都（今四川成都）公孫述，據今四川成都地區； 天水（今甘肅天水）隗嚣，據隴西即今甘肅境内； 安定（今甘肅固原）盧芳，據安定； 河西窦融，據今甘肅境内。
此外，還有一些依附于上述地方割據勢力的小割據武裝如涿郡（今河北境内）張豐等。
由于許多割據勢力時而聯合，時而分裂，所以無法将那些小範圍的割據勢力一一列出。
即使如此，也不難看出：在劉秀稱帝前後，東、西、南、北四方幾乎都布滿了地方武裝集團。
這些武裝集團的首領擁兵一方，有的還稱王、稱帝。
盡管他們之間也免不了火并，但自東漢政權建立以後，劉秀集團就成為他們共同的敵人。
而漢光武帝劉秀要維護東漢政權的中央集權統治，恢複和鞏固封建地主階級國家的統一，就必須鏟平這些武裝集團。
因此，在鎮壓農民軍的同時，劉秀實際是以更大的力量來削鋤地方割據勢力的。
風雲變幻的東方戰場 在東方，今山東、豫東、皖北和蘇北一帶，因距長安和洛陽較遠，形勢較為複雜。
這裡有農民軍的餘衆，有地主武裝，也有先為農民軍後來蛻化為割據武裝的軍事集團或流寇。
在這些武裝集團中，為首的則是雄踞于豫東、皖北的劉永。
劉永原為西漢梁孝王八世之孫，故梁王劉立之子。
當綠林軍的更始政權建立後，更始元年（23年）劉永至洛陽，被更始帝封為梁王，都睢陽（河南商丘）。
次年冬，劉永據國起兵，攻下濟陰等二十八城，又派人将“賊帥”山陽佼彊、山東的張步、蘇北的董憲拉攏過來，各封其為将軍，與之連兵，他們占有今魯西、蘇北、皖北、豫東的廣大土地，成為占據東方的一個很大的軍事同盟。
當建武元年（25年）劉秀稱帝之時，劉永也随着于是年十一月稱帝于睢陽。
劉永稱帝就其性質上講，與劉秀稱帝并無不同，無非都是趁機搶奪農民戰争的勝利果實而已。
不過，對于劉秀說來，劉永的威脅是十分嚴重的，這不僅是由于劉永所控制的地域廣大，而且他在劉氏皇族中地位遠較劉秀高得多，對地主階級的号召力自然比劉秀要大。
因此，劉秀在同各地割據勢力的鬥争中，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他。
建武二年（26年）四月，劉秀派大将軍蓋延讨伐劉永。
開始，戰事頗為順利，将劉永圍于睢陽。
但蓋延軍中的更始降将蘇茂卻由于内部不和“軍中不相能”（《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叛變而投降劉永，并被永封為大司馬、淮陽王。
這無疑增強了劉永的勢力。
蓋延軍經過苦戰，至八月，睢陽才被攻克。
劉永逃至虞，又在蘇茂、佼彊、周建等保護下敗走山東兖州境内之湖陵（山東魚台東南）。
趁蓋延取得勝利之際，劉秀即派人持節至青、徐二州招降，當地不少割據武裝“皆惶怖請降”，一部分農民軍也在此時放下武裝。
建武三年（27年）四月，劉秀又派吳漢、杜茂等七将軍大破劉永屬下之蘇茂、周建軍。
周建、蘇茂和劉永被睢陽人迎入城中，繼續與蓋軍對抗。
蓋軍圍睢陽城百日，終未攻開。
後來城中糧盡，劉永、蘇茂、周建等突圍出走，劉永為部将慶吾所殺。
蘇茂、周建等又立永之子纡為王。
建武四年（28年）七月，劉秀又派馬武、王霸等攻劉纡，亦未能取勝，至五年（29年）二月馬武所部反被蘇茂、周建所敗。
後王霸出奇兵精騎出敵軍後，才打敗蘇、周軍。
蘇茂于失利後奔下邳投董憲，周建則因兄子誦反而死于道，劉纡則投奔西防之佼彊。
不久，劉纡被吳漢俘獲。
建武五年（29年）十月，耿弇在臨淄大破張步。
最後，張步斬蘇茂投降。
建武六年（30年）正月，揚武将軍馬成在舒戰勝并俘獲李憲；同年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俘獲董憲。
至此，劉永的勢力被徹底削平。
在這前後幾年的時間内，東方戰場上的風雲顯得變幻莫測，有一些原為被劉秀派去讨伐劉永的将領，中途叛變，甚至成為劉永陣營中的頑固分子，如蘇茂、龐萌[257]，有一些将領首鼠兩端，先受劉永所封，又接受劉秀封官，最後終又回到劉永陣營，如張步[258]，還有一些農民軍由于将領的叛變、蛻化，或受欺蒙而成為地主割據勢力的武裝，如董憲曾招五校餘衆與之共守建陽，以抗擊劉秀[259]。
這時的五校性質，已非昔日農民軍，實際已變為地主武裝。
這種起伏萬變的形勢，原因在于王莽政權被推翻，更始政權、赤眉軍相繼崩潰以後，全國尚未形成一個政治中心，而在争奪帝位的群雄中，唯劉永和劉秀之條件相近。
況且，最初劉永的實力及号召力、或欺騙性常常居劉秀之上，所以這一軍事集團還具有一定吸引力。
隻是到後來，在鬥争中劉永集團的政治策略遠不及劉秀，所以終至歸于失敗。
彭寵的叛亂及其敗亡 彭寵的割據背景與劉永不同，他是從劉秀陣營中分裂出去的。
因而習慣地稱之為“叛亂”。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父在西漢哀帝時曾為漁陽太守。
寵少時曾為郡吏，後亡至漁陽。
更始政權成立後，被拜為偏将軍，行漁陽太守事。
劉秀到河北後，彭寵在吳漢等人勸說下于更始二年（24年）歸順劉秀，被封為建忠侯，賜大将軍号。
此時的彭寵對劉秀是絕對順從的。
劉秀集全力消滅王郎，彭寵則“轉糧食，前後不絕”（《後漢書·王張李彭盧列傳》），曾有相當大的功績。
但是，至消滅王郎之後，彭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同上）就逐漸對劉秀産生不滿。
尤其是在劉秀稱帝以後，吳漢、王梁等原位在彭寵之下的，均為三公，而獨彭寵官無所加，遂怏怏不得志。
加之他又與幽州牧朱浮不合，浮曾屢向劉秀谮構彭寵罪名，使寵益以自疑，終于在建武二年（26年）公開舉起叛旗。
彭寵的叛變起了連鎖反應。
建武三年（27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也反，自稱“無上大将軍”與彭寵連兵。
這兩股叛軍結合起來，給剛剛建立起的光武帝的東漢政權以很大的威脅。
彭寵占領了薊，自稱燕王，又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
同時與北方的匈奴勾結，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軍，同南方、東方的割據勢力聯合在一起。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劉秀派朱祐、耿弇、祭遵、劉喜等率軍攻張豐，在涿郡一戰将深信自己當為“天子”的張豐生擒。
[260]此時，圍剿彭寵的漢軍步步向漁陽逼近。
彭寵竟引匈奴兵欲攻祭遵等屯駐之良鄉、陽鄉。
時耿況使其子耿舒突襲匈奴兵，斬兩王，才迫使匈奴及彭寵軍退走。
彭寵的叛亂完全出于個人恩怨，又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政治綱領，連欺騙人的口實也提不出來，顯然是很難争取人心的，連他自己部下的奴仆都對其不滿。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寵身邊的蒼頭子密及小奴二人将彭寵及其妻子殺死，向漢軍投降。
彭寵死後，尚書韓立等又立寵子午為王，沒多久國師韓利又斬彭午之頭，向祭遵投降。
漁陽之亂終于平定。
[261] 割據于西北的隗嚣和窦融 在西北，今陝西西部至甘肅大部，有兩個武裝集團趁機割據，其首領就是天水的隗嚣與河西的窦融。
前者與劉秀的東漢政權對抗十餘年後，終被消滅；後者則自動取消割據及時投入東漢的統一封建政權，而被尊為開國功臣。
其實，最初他們以武裝自據之時，其動機并無不同，所不同的是在以後事态發展中，對主、客觀形勢、條件認識有高下而已。
隗嚣，字季孟，天水人。
素有名，好經書。
曾被王莽國師劉歆引為屬官&mdash&mdash士。
王莽敗後，嚣被當地豪強地主推為上将軍，聚衆起兵。
先後攻占安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酒泉、敦煌諸郡，幾乎相當今日之甘肅全境。
隗嚣初立時，仍不能不打着“輔漢而起”的旗号。
[262]因他與劉永不同，缺乏一塊劉氏宗室的招牌，所以極欲求得王莽失敗後出現的劉氏政權的承認。
更始二年（24年）應召至長安，受更始任命為右将軍。
不久，又殺掉欲謀脫離更始政權的叔父隗崔、隗義，以表示對劉玄的更始政權的忠心，被更始任為禦史大夫。
當劉秀在河北稱帝時，隗嚣還曾勸過更始帝歸政于劉秀之叔父、國三老劉良。
建武元年（25年）更始敗後，隗嚣歸天水，招集部衆擁兵自據，自稱“西州大将軍”。
劉秀派兵進占關中，隗嚣又主動配合。
這時，隗嚣積極靠攏劉秀，劉秀對嚣尊之甚高，命鄧禹持節封嚣為“西州大将軍”，而實際并不以臣下視之。
[263] 然而，在隗嚣謙辭卑禮的背後，隐藏着極大的野心。
建武三年以後，劉秀将主要力量置于東方和漁陽，無暇西顧，公孫述稱帝于蜀。
劉秀暫時無力掃平，曾多次示意擁兵于隴西的隗嚣讨蜀，但嚣甯可以蜀的存在牽制劉秀，以保持自己割據之勢，也不願蜀被消滅，因此，并不認真遵從劉秀調遣。
劉秀也逐漸看出隗嚣這種“欲持兩端”的狡猾态度，于是“稍黜其禮”（《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矛盾開始公開化。
建武五年隗嚣雖遣兒子恂入侍為質，但仍“負其險阸，欲專方面”（同上）。
建武六年以後，關東較大的割據勢力均已掃平，劉秀得以西顧。
當時，正值公孫述由蜀出兵伐南郡，劉秀即命隗嚣從天水伐蜀。
但隗嚣不僅拒不執行，反而多方阻隔。
于是，從建武五年開始，劉秀就對隗嚣進行不斷的讨伐，隗嚣依靠其地處西陲、糧草充足、士馬強壯的有利形勢，又北結盧芳，西通諸羌匈奴，南向公孫述稱臣，被公孫述封為朔甯王，聯合起來同劉秀的東漢政權對抗。
這期間，隗嚣時而向劉秀表示認罪，時而請求“寬宥”，但始終無誠意投降，而劉
群臣因複奏請，既然是“天意”，當然不能再拒絕，于是劉秀就此“名正言順”地登上帝位了。
六月己未，在鄗縣南千秋亭五城陌，煙火缭繞，鐘鼓齊鳴。
這裡又在演出一幕登基的喜劇：劉秀在群臣山呼禮拜之下，當上新建的“漢”朝皇帝，改元建武。
宣布“大赦天下”，并改鄗為高邑。
從此，劉秀就成為東漢王朝的第一代皇帝&mdash&mdash漢光武帝。
當劉秀剛剛坐上皇帝的寶座之時，東漢政權所轄的地域隻限于北方一隅。
它要在全國恢複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還必須完成兩件事：一解決遍布于全國各地的農民軍問題；二消滅地方豪強的割據勢力。
這兩件事在東漢政權建立後的十幾年，才算勉強完成。
二 消滅農民軍，搶奪勝利果實 西漢和新莽王朝是在農民大起義的烈火中覆亡的，劉秀的武裝也是趁農民起義的風潮擴展起來的。
但劉秀當皇帝以後，迫不及待要做的，就是消滅農民軍、搶奪西漢末年以來農民戰争的勝利果實。
劉秀消滅農民軍，是同時在幾個戰場上進行的。
攻占洛陽 劉秀稱帝後，七月，立即派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複、揚化将軍堅镡等十一将軍圍攻洛陽。
洛陽地區原有綠林軍三十萬左右，雖屢遭失敗，但仍有一定實力，其主力由朱鲔統率，堅守于洛陽城。
故洛陽久攻不下，達數月之久。
劉秀乃派曾為朱鲔校尉的岑彭前往勸降，這時，赤眉軍已占領長安，關中綠林軍的更始政權内讧。
岑彭便勸朱鲔認清形勢，及早歸順劉秀。
朱鲔之所以遲遲不降，乃是由于原來曾參與殺害劉，又曾建議過劉玄不令劉秀率兵北伐，而怕劉秀報複。
朱鲔将上述兩個顧慮向岑彭吐訴，岑彭又向劉秀轉達。
很快就傳來劉秀的答複：決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
于是朱鲔才放心，即悉其衆出降。
劉秀封鲔為平狄将軍、扶溝侯。
後為少府。
洛陽的易手，首先是由于赤眉、綠林兩軍相互攻擊，綠林軍在戰鬥中受到沉重打擊，赤眉軍又以主力進攻關中，使洛陽地區的綠林軍處于孤立無援地位。
其次因綠林軍内部分裂，在洛陽地區諸将領中，先有李轶與馮異暗中勾結，使馮異軍得以長驅直入。
後來，朱鲔雖派人刺死李轶，但洛陽的綠林軍“城中乖離，多有降者”（《後漢書·馮岑賈列傳》），仍無濟于事。
最後連朱鲔自己也“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投降劉秀。
而劉秀則善于利用赤眉和綠林的矛盾，也比較靈活地采取政治和軍事兩種不同的策略，打擊和瓦解綠林軍，終于将洛陽占領。
綠林軍内部的矛盾，是其失敗不容忽視的因素。
[256]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劉秀車駕進入洛陽。
這裡“處乎中土，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班固《兩都賦》，見《昭明文選》卷1），地理位置甚為優越，于是就宣布定都于洛陽。
進軍關中 劉秀早在稱帝前，就派鄧禹率二萬精兵，尾随着赤眉軍，從黃河以北的箕關（今河南濟源西）進入河東郡。
伺機向西漢的政治中心、被綠林軍更始政權占領的關中進軍。
劉秀稱帝後，鄧禹已在安邑（山西夏縣西北）擊敗王匡、張卬，又獲更始政權的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将弭彊，皆斬之“遂定河東”，接着又渡汾陰河，入夏陽（今陝西韓城南）并在衙擊破更始中郎将左輔都尉公乘歙所率的十萬軍隊。
是年十月，劉玄已向赤眉軍請降，并被封為長沙王。
劉秀卻在這時發布诏書：封劉玄為“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後漢書·光武帝紀上》），這樣，他就把原來屬于劉玄的勢力，拉到自己這一邊。
現在劉秀面對的敵人已不是更始政權，而是赤眉軍所建立的“漢”政權了。
地主豪強和其部下将領紛紛勸已率兵至夏陽的鄧禹徑向長安的赤眉軍進攻。
鄧禹以其政治經驗看到：自己“衆雖多”，但“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
而“赤眉新拔長安，财富充實，鋒銳未可當”（《後漢書·鄧寇列傳》），所以不敢直接與赤眉正面交鋒，而北上栒邑，以便到“土廣人稀，饒谷多畜”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糧養士”，“以觀其弊”（同上），等待赤眉軍自潰，再伺機出動。
這時，已遷至洛陽的劉秀見鄧禹不向長安進攻，十分不悅，促他“宜以時進讨，鎮慰西京，系百姓之心”。
但鄧禹竟對此置之不理，仍按原計劃别攻上郡諸縣，“更征兵引谷”（《後漢書·鄧寇列傳》），積蓄力量。
進入長安的赤眉軍，也已失去起義初期的革命精神，他們除去“貪财物”大肆掠搶燒殺之外，同綠林軍的更始政權一樣，也提不出任何鞏固統治和穩定政權的措施。
長安地區先經綠林軍三年的搶掠，再經赤眉軍“大掠”，終于到了“城中糧食盡”（《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的地步。
建武二年（26年）一月因無以為食，赤眉軍不得不被迫撤離長安，他們“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後“引兵而西”（《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準備至“地廣人稀”之處覓食。
這時，鄧禹所率的漢軍便毫不費力地進入了這一座被燒掠一空的、殘破的長安城。
但是，西去的赤眉軍在長安不遠的郿（今陝西眉縣）即遇到更始将軍嚴春的阻擊。
雖然經過戰鬥赤眉軍取得勝利，進至安定、北地一帶，但當他們沿汧水到“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又遭到隴西豪強隗嚣武裝迎擊，至是年九月，赤眉軍終不得不返回長安。
駐守在長安的鄧禹軍，隻一擊便被赤眉軍打敗，退出長安，至雲陽。
赤眉軍再次進入長安，鄧禹軍雖趁機偷襲，終未能得逞。
長安的赤眉軍面臨的不僅有鄧禹軍的攻擊，更重要的還是更始政權餘部延岑、李寶等所率之軍隊與之為敵，使其實力消耗慘重。
即使如此，鄧禹也未能取勝。
由于久戰無功，鄧軍内部積弩将軍馮愔曾發生過叛變，歸附者也日益離散。
這種情況使劉秀甚為不滿。
十一月，派偏将軍馮異代替鄧禹進攻赤眉軍。
劉秀親自以車駕将馮異送至河南，并面授機宜，囑咐馮異不要專事征殺“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後漢書·馮岑賈列傳》），并要他戰勝赤眉之後将大頭目送往京師，其餘衆則令解散就農桑，使其“無複聚”就可達到戰勝的目的。
同時又将鄧禹調回，将其派往河北。
告訴他“赤眉無谷，自當東來”，令鄧“無得複妄進兵”（《後漢書·鄧寇列傳》）。
劉秀的這一估計，果然是正确的。
赤眉軍在搶燒一空的長安和關中已不能繼續停留下去，三輔大饑，人相食，白骨蔽野。
在這種情況下，赤眉軍二十餘萬乃引兵東歸。
馮異所部與赤眉軍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盡管有五千餘赤眉将卒投降，但其餘衆仍然有很大勢力，至建武三年（27年）正月，饑餓疲憊的赤眉軍竟将馮異軍及自河北趕來之鄧禹、鄧弘軍打得全軍覆沒，死傷者三千餘人，鄧禹以二十四騎逃歸宜陽，馮異棄馬步行，倉皇逃歸回溪阪（今河南洛甯東北）。
赤眉軍最後的失敗 綜觀這個時期劉秀的漢軍與赤眉軍戰鬥的雙方力量對比，赤眉軍雖兩面受敵，但較之劉秀的隊伍來，還是具有優勢。
然而，同綠林軍一樣，自王莽政權被推翻後，赤眉軍的戰鬥已經失去明确的政治目标，而變為流寇。
因此，這支暫時強大的隊伍終究無法戰勝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豐富鬥争經驗的劉秀的武裝，而歸于失敗。
馮異逃回後，就準備在赤眉東進的路上進行伏擊。
他在渑池崤底挑選精兵換成赤眉軍的服裝隐蔽起來，等待赤眉軍前來進攻。
果然，建武三年閏正月，赤眉軍見馮軍人少，更增派大軍助戰。
于是，馮異乃縱兵大戰，伏兵皆出。
由于衣服、标志相混，使赤眉軍大亂，被俘者達八萬人。
餘下十餘萬赤眉軍南下宜陽，準備突圍，不料卻走入劉秀布置的圈套。
劉秀自己親勒六軍，嚴陣以待，倉皇而來的赤眉軍又遇大雨，“驚震不知所為”。
此時，赤眉軍已至絕路，樊崇等遂與劉盆子及丞相徐宣等向劉秀投降。
光武帝劉秀先許對久食不得飽的赤眉軍實行安撫，乃“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餧，十餘萬人皆得飽饫”。
然後令赤眉軍頭領樊崇、徐宣等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
此後，盡管尚有赤眉餘衆散布在各地與東漢政權繼續鬥争，但至樊崇、劉盆子投降之日即标志着赤眉軍主力歸于失敗。
赤眉軍作為一支農民起義武裝，在其完成推翻新莽王朝的曆史任務後，提不出任何新的政治綱領和戰鬥目标，完全變為以掠奪為目的的武裝集團，最後終被劉秀的地主武裝擊敗。
這是封建社會農民的曆史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所決定的。
對于他們的投降劉秀，是不應過分指責的，因為此時所降的已不是赤眉軍起義時與之戰鬥的新莽政權，而是曾經與之并肩戰鬥的劉秀的漢軍，盡管這兩者在本質上皆屬地主政權，但劉秀的東漢畢竟不同于腐朽的新莽政權，而赤眉軍在完成了改朝換代的曆史任務後又别無他路可走。
一些史學著作将赤眉軍的投降劉秀，斥之為“卑躬屈膝的求饒哀鳴”或“受了欺騙而放下武器”是不夠公允的。
試問：如果這些赤眉軍永遠不放下武器，他們會得到什麼結果呢？整個社會曆史将是什麼情況呢？可能無人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在赤眉軍主力投降以後，馮異于當年三月又擊敗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劉秀之軍遂占領長安。
其他各地農民軍的失敗 更始政權崩潰和赤眉主力投降，隻是标志農民軍的基本隊伍已被消滅。
但除此以外，還有散布于全國各地的、難以數計的、小股的農民軍仍堅持着鬥争。
這些農民軍有的屬于綠林軍的更始政權，有的則另建旗号。
在鎮壓赤眉軍的同時及赤眉軍被消滅後，劉秀始終沒有間斷對那些零星的農民軍進行鎮壓。
其中主要的有： 建武二年（26年），劉秀派岑彭率兵擊荊州，鎮壓南方的農民軍。
此時，南方仍在大亂，更始政權的諸将領擁兵自據，就是劉秀的老家南陽諸城，也在更始諸将領的控制之中，還有更多的地方勢力各據一方，使地方擾攘不安。
岑彭在南方經過數年苦戰，才勉強地把較大的農民軍鎮壓下去。
但零星的農民軍始終沒有停止過戰鬥。
同年，劉秀又派大司馬、舞陽侯吳漢率王梁、朱祐、杜茂、賈複、堅镡，王霸、劉隆、馬武、陰識等在邺東漳水擊潰檀鄉軍十餘萬人。
接着，又擊破邺西山軍黎伯卿所部。
南陽、新野一帶的農民軍也在吳漢和岑彭的鎮壓下被逐個消滅。
不久，吳漢又與馮異擊破昌城五樓軍張文，以及新安的銅馬、五幡等農民軍。
建武三年（27年）春，吳漢率耿弇、蓋延等于轵西，大破青犢軍。
接着又于臨平和東郡箕山破五校軍，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裡軍。
是年冬，又于平原（治所在今山東平原縣西南，轄境相當今山東平原、陵城、禹城、齊河、臨邑、商河、惠民、陽信等地）擊富平、獲索軍。
至建武五年（29年）這一帶的農民軍基本上被吳漢等消滅“東方悉定”（《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
其他各地的農民軍也都先後被劉秀的地主武裝所消滅。
不過，東漢初年的形勢與西漢初有很大的不同：秦末農民起義推翻秦王朝後，經過四年的“楚漢戰争”，那些“聚保山澤”的農民群衆，在西漢初大部均陸續回到田地裡來，地主政權的統治逐步走向穩定；而新莽時代的農民起義，在推翻王莽統治之後，經過劉秀對農民軍的鎮壓，雖然也有不少農民軍被屠殺或潰散後回歸田裡，但小股的農民起義始終沒有完全平息，還有更多的農民武裝則蛻化為地方割據勢力。
所以，在東漢初年，劉秀的地主政權對農民起義的鎮壓和對地方割據勢力的平定始終是同時進行的，而那時有一些同東漢王朝中央政權為敵的武裝集團，究竟是屬于地主階級的地方割據勢力，還是屬于農民武裝，由于資料缺乏，今天是難以判斷了。
三 削平地方割據武裝 地方割據勢力的出現 劉秀稱帝前後，散布在全國各地的武裝集團，除綠林、赤眉以及其他大、小股農民軍部隊外，還有不少地主武裝。
這些地主武裝的首領有的是趁新莽末天下大亂之際擁兵自據的地方豪強地主；有的是王莽政權的官吏，更多的是混進或由起義将領蛻變的地主分子。
其中主要的有： 睢陽（今河南商丘）劉永，據今豫東、皖北一帶； 臨甾（今山東臨淄）張步，據今山東境内； 東海（今山東郯城）董憲，據今蘇北一帶； 廬江（今安徽舒城）李憲，據今安徽境内； 黎立（今湖北宜城）秦豐，據今湖北境内； 漁陽（今北京密雲）彭寵，據今河北北部； 成都（今四川成都）公孫述，據今四川成都地區； 天水（今甘肅天水）隗嚣，據隴西即今甘肅境内； 安定（今甘肅固原）盧芳，據安定； 河西窦融，據今甘肅境内。
此外，還有一些依附于上述地方割據勢力的小割據武裝如涿郡（今河北境内）張豐等。
由于許多割據勢力時而聯合，時而分裂，所以無法将那些小範圍的割據勢力一一列出。
即使如此，也不難看出：在劉秀稱帝前後，東、西、南、北四方幾乎都布滿了地方武裝集團。
這些武裝集團的首領擁兵一方，有的還稱王、稱帝。
盡管他們之間也免不了火并，但自東漢政權建立以後，劉秀集團就成為他們共同的敵人。
而漢光武帝劉秀要維護東漢政權的中央集權統治，恢複和鞏固封建地主階級國家的統一，就必須鏟平這些武裝集團。
因此，在鎮壓農民軍的同時，劉秀實際是以更大的力量來削鋤地方割據勢力的。
風雲變幻的東方戰場 在東方，今山東、豫東、皖北和蘇北一帶，因距長安和洛陽較遠，形勢較為複雜。
這裡有農民軍的餘衆，有地主武裝，也有先為農民軍後來蛻化為割據武裝的軍事集團或流寇。
在這些武裝集團中，為首的則是雄踞于豫東、皖北的劉永。
劉永原為西漢梁孝王八世之孫，故梁王劉立之子。
當綠林軍的更始政權建立後，更始元年（23年）劉永至洛陽，被更始帝封為梁王，都睢陽（河南商丘）。
次年冬，劉永據國起兵，攻下濟陰等二十八城，又派人将“賊帥”山陽佼彊、山東的張步、蘇北的董憲拉攏過來，各封其為将軍，與之連兵，他們占有今魯西、蘇北、皖北、豫東的廣大土地，成為占據東方的一個很大的軍事同盟。
當建武元年（25年）劉秀稱帝之時，劉永也随着于是年十一月稱帝于睢陽。
劉永稱帝就其性質上講，與劉秀稱帝并無不同，無非都是趁機搶奪農民戰争的勝利果實而已。
不過，對于劉秀說來，劉永的威脅是十分嚴重的，這不僅是由于劉永所控制的地域廣大，而且他在劉氏皇族中地位遠較劉秀高得多，對地主階級的号召力自然比劉秀要大。
因此，劉秀在同各地割據勢力的鬥争中，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他。
建武二年（26年）四月，劉秀派大将軍蓋延讨伐劉永。
開始，戰事頗為順利，将劉永圍于睢陽。
但蓋延軍中的更始降将蘇茂卻由于内部不和“軍中不相能”（《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叛變而投降劉永，并被永封為大司馬、淮陽王。
這無疑增強了劉永的勢力。
蓋延軍經過苦戰，至八月，睢陽才被攻克。
劉永逃至虞，又在蘇茂、佼彊、周建等保護下敗走山東兖州境内之湖陵（山東魚台東南）。
趁蓋延取得勝利之際，劉秀即派人持節至青、徐二州招降，當地不少割據武裝“皆惶怖請降”，一部分農民軍也在此時放下武裝。
建武三年（27年）四月，劉秀又派吳漢、杜茂等七将軍大破劉永屬下之蘇茂、周建軍。
周建、蘇茂和劉永被睢陽人迎入城中，繼續與蓋軍對抗。
蓋軍圍睢陽城百日，終未攻開。
後來城中糧盡，劉永、蘇茂、周建等突圍出走，劉永為部将慶吾所殺。
蘇茂、周建等又立永之子纡為王。
建武四年（28年）七月，劉秀又派馬武、王霸等攻劉纡，亦未能取勝，至五年（29年）二月馬武所部反被蘇茂、周建所敗。
後王霸出奇兵精騎出敵軍後，才打敗蘇、周軍。
蘇茂于失利後奔下邳投董憲，周建則因兄子誦反而死于道，劉纡則投奔西防之佼彊。
不久，劉纡被吳漢俘獲。
建武五年（29年）十月，耿弇在臨淄大破張步。
最後，張步斬蘇茂投降。
建武六年（30年）正月，揚武将軍馬成在舒戰勝并俘獲李憲；同年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俘獲董憲。
至此，劉永的勢力被徹底削平。
在這前後幾年的時間内，東方戰場上的風雲顯得變幻莫測，有一些原為被劉秀派去讨伐劉永的将領，中途叛變，甚至成為劉永陣營中的頑固分子，如蘇茂、龐萌[257]，有一些将領首鼠兩端，先受劉永所封，又接受劉秀封官，最後終又回到劉永陣營，如張步[258]，還有一些農民軍由于将領的叛變、蛻化，或受欺蒙而成為地主割據勢力的武裝，如董憲曾招五校餘衆與之共守建陽，以抗擊劉秀[259]。
這時的五校性質，已非昔日農民軍，實際已變為地主武裝。
這種起伏萬變的形勢，原因在于王莽政權被推翻，更始政權、赤眉軍相繼崩潰以後，全國尚未形成一個政治中心，而在争奪帝位的群雄中，唯劉永和劉秀之條件相近。
況且，最初劉永的實力及号召力、或欺騙性常常居劉秀之上，所以這一軍事集團還具有一定吸引力。
隻是到後來，在鬥争中劉永集團的政治策略遠不及劉秀，所以終至歸于失敗。
彭寵的叛亂及其敗亡 彭寵的割據背景與劉永不同，他是從劉秀陣營中分裂出去的。
因而習慣地稱之為“叛亂”。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父在西漢哀帝時曾為漁陽太守。
寵少時曾為郡吏，後亡至漁陽。
更始政權成立後，被拜為偏将軍，行漁陽太守事。
劉秀到河北後，彭寵在吳漢等人勸說下于更始二年（24年）歸順劉秀，被封為建忠侯，賜大将軍号。
此時的彭寵對劉秀是絕對順從的。
劉秀集全力消滅王郎，彭寵則“轉糧食，前後不絕”（《後漢書·王張李彭盧列傳》），曾有相當大的功績。
但是，至消滅王郎之後，彭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同上）就逐漸對劉秀産生不滿。
尤其是在劉秀稱帝以後，吳漢、王梁等原位在彭寵之下的，均為三公，而獨彭寵官無所加，遂怏怏不得志。
加之他又與幽州牧朱浮不合，浮曾屢向劉秀谮構彭寵罪名，使寵益以自疑，終于在建武二年（26年）公開舉起叛旗。
彭寵的叛變起了連鎖反應。
建武三年（27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也反，自稱“無上大将軍”與彭寵連兵。
這兩股叛軍結合起來，給剛剛建立起的光武帝的東漢政權以很大的威脅。
彭寵占領了薊，自稱燕王，又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
同時與北方的匈奴勾結，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軍，同南方、東方的割據勢力聯合在一起。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劉秀派朱祐、耿弇、祭遵、劉喜等率軍攻張豐，在涿郡一戰将深信自己當為“天子”的張豐生擒。
[260]此時，圍剿彭寵的漢軍步步向漁陽逼近。
彭寵竟引匈奴兵欲攻祭遵等屯駐之良鄉、陽鄉。
時耿況使其子耿舒突襲匈奴兵，斬兩王，才迫使匈奴及彭寵軍退走。
彭寵的叛亂完全出于個人恩怨，又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政治綱領，連欺騙人的口實也提不出來，顯然是很難争取人心的，連他自己部下的奴仆都對其不滿。
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寵身邊的蒼頭子密及小奴二人将彭寵及其妻子殺死，向漢軍投降。
彭寵死後，尚書韓立等又立寵子午為王，沒多久國師韓利又斬彭午之頭，向祭遵投降。
漁陽之亂終于平定。
[261] 割據于西北的隗嚣和窦融 在西北，今陝西西部至甘肅大部，有兩個武裝集團趁機割據，其首領就是天水的隗嚣與河西的窦融。
前者與劉秀的東漢政權對抗十餘年後，終被消滅；後者則自動取消割據及時投入東漢的統一封建政權，而被尊為開國功臣。
其實，最初他們以武裝自據之時，其動機并無不同，所不同的是在以後事态發展中，對主、客觀形勢、條件認識有高下而已。
隗嚣，字季孟，天水人。
素有名，好經書。
曾被王莽國師劉歆引為屬官&mdash&mdash士。
王莽敗後，嚣被當地豪強地主推為上将軍，聚衆起兵。
先後攻占安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酒泉、敦煌諸郡，幾乎相當今日之甘肅全境。
隗嚣初立時，仍不能不打着“輔漢而起”的旗号。
[262]因他與劉永不同，缺乏一塊劉氏宗室的招牌，所以極欲求得王莽失敗後出現的劉氏政權的承認。
更始二年（24年）應召至長安，受更始任命為右将軍。
不久，又殺掉欲謀脫離更始政權的叔父隗崔、隗義，以表示對劉玄的更始政權的忠心，被更始任為禦史大夫。
當劉秀在河北稱帝時，隗嚣還曾勸過更始帝歸政于劉秀之叔父、國三老劉良。
建武元年（25年）更始敗後，隗嚣歸天水，招集部衆擁兵自據，自稱“西州大将軍”。
劉秀派兵進占關中，隗嚣又主動配合。
這時，隗嚣積極靠攏劉秀，劉秀對嚣尊之甚高，命鄧禹持節封嚣為“西州大将軍”，而實際并不以臣下視之。
[263] 然而，在隗嚣謙辭卑禮的背後，隐藏着極大的野心。
建武三年以後，劉秀将主要力量置于東方和漁陽，無暇西顧，公孫述稱帝于蜀。
劉秀暫時無力掃平，曾多次示意擁兵于隴西的隗嚣讨蜀，但嚣甯可以蜀的存在牽制劉秀，以保持自己割據之勢，也不願蜀被消滅，因此，并不認真遵從劉秀調遣。
劉秀也逐漸看出隗嚣這種“欲持兩端”的狡猾态度，于是“稍黜其禮”（《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矛盾開始公開化。
建武五年隗嚣雖遣兒子恂入侍為質，但仍“負其險阸，欲專方面”（同上）。
建武六年以後，關東較大的割據勢力均已掃平，劉秀得以西顧。
當時，正值公孫述由蜀出兵伐南郡，劉秀即命隗嚣從天水伐蜀。
但隗嚣不僅拒不執行，反而多方阻隔。
于是，從建武五年開始，劉秀就對隗嚣進行不斷的讨伐，隗嚣依靠其地處西陲、糧草充足、士馬強壯的有利形勢，又北結盧芳，西通諸羌匈奴，南向公孫述稱臣，被公孫述封為朔甯王，聯合起來同劉秀的東漢政權對抗。
這期間，隗嚣時而向劉秀表示認罪，時而請求“寬宥”，但始終無誠意投降，而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