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東漢王朝的出現
關燈
小
中
大
秀則一直希圖以誘降方法使其放棄割據。
所以，這場停停打打的戰争進行四、五年之久，仍未有結果。
建武九年（33年）被劉秀軍長期圍困的隗嚣，饑病憂憤而死。
子隗純立為王。
次年，隗純在來歙、耿弇、蓋延所率的漢軍猛攻下戰敗，十月十日隗純于落門（今甘肅甘谷西）投降，隴右平。
割據河西的窦融則走了另一條路： 窦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七世祖為孝文皇後之弟，世代居高官“出入貴戚”，本人在王莽時代，曾任強弩将軍司馬，并随同妹丈大司空王邑鎮壓過反莽義軍，拜為波水将軍。
王莽敗亡，融以軍投降更始政權，被舉為巨鹿太守，但窦融見東方擾攘，更始政權勝敗未定，就極力辭謝巨鹿太守之職，而求為河西官職。
因融高祖父曾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後漢書·窦融列傳》）。
他自忖在河西有較雄厚之勢力。
所以最後終于推掉巨鹿太守之職，而從更始政權那裡得到張掖屬國都尉的任命。
融到河西後就發展個人勢力，“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同上），甚得當地居民&mdash&mdash主要是豪強地主&mdash&mdash的擁護。
不久，更始政權失敗，融又被河西地方官吏和豪強地主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将軍事”，仍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實際已成為河西五郡割據政權的首領。
劉秀即位後，窦融即決心投向光武帝政權，他拒絕了隗嚣的“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與漢“三分鼎足”（同上），的誘惑，于建武五年（29年）向劉秀奉書獻馬，表示歸順，被劉秀任為涼州牧。
窦融不與隗嚣合作，适時地放棄割據，乃是審時度勢，估計劉秀必勝，而自己地處一隅，決無與中原各武裝集團争雄之力，故主動倒向劉秀[264]，後來，又配合劉秀軍隊消滅隗氏割據政權，從而深受劉秀信用，除本人被封侯外，家屬及屬下多人被封侯，子穆尚内黃公主。
滿門尊寵，并被奉為“功臣”。
窦融的割據河西，實際隻有五年。
其主動放棄割據，歸順東漢統一的封建王朝，不論其最初動機如何，在客觀上是順應當時曆史趨勢的，因而是應當肯定的。
公孫述的稱帝及其失敗結局 割據于蜀地的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
父公孫仁曾為河南都尉，述在西漢時曾為清水長，王莽時為導江卒正[265]，居臨邛（今四川邛崃）。
王莽政權被推翻後，公孫述詐稱受漢命，為輔漢将軍，自任蜀郡太守兼益州牧，以精兵千餘，掃蕩周圍地主武裝。
于更始二年（24年）自封為蜀王，都成都。
建武元年（25年），四月，又自立為天子，号成家，建元曰龍興元年。
他以吞并、拉攏等方法消滅、聯結許多地方武裝，擴大勢力，逐漸占有今日四川、貴州和雲南之大部。
成為割據勢力中在西南地區中最強大的一個。
由于蜀地險要，建武初年劉秀又忙于平定東方，所以公孫述的勢力就在蜀地發展、鞏固下來。
而許多被農民軍擊潰後走投無路的地主也以蜀地作為逋逃淵薮，紛紛投到公孫述的麾下。
一些為漢軍擊敗的将領如延岑、田戎也先後投奔公孫述。
公孫述既自稱皇帝，也需依靠谶符來欺騙人民[266]，因此，他也常令人編造一些圖谶證明他應當繼位為天子。
他還以更多的力量支持隗嚣。
顯然，公孫述割據政權的存在，乃是東漢王朝中央集權的嚴重障礙。
但是，由于蜀地險要，在光武帝即位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内無力向蜀進攻，隻好将其“置之度外”。
因此，這一割據政權與東漢王朝對立達十餘年之久。
到建武十年（34年），劉秀軍隊平定隗嚣及其子隗純後，東漢政權才派人向蜀進攻。
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于成都，述戰死，餘衆投降，蜀地、益州遂統一于東漢政權之下。
公孫述之據益州十餘年，主要是由于東方未定，而蜀地形勢險要，易守難攻。
至于公孫述本人，實無任何謀略。
除孜孜以求稱帝外，根本不具備統一之才幹。
據《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記載：“述性苛細，察于小事。
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
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銮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辇出房闼。
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
群臣多谏，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公孫述的失敗結局早就被他自己設置好了。
盧芳的叛亡 盧芳，字君期，安定（轄境相當于今甘肅景泰、靖遠、會甯、平涼、泾川、鎮原及甯夏中甯、中衛、同心、固原等地）三水人。
王莽末，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自稱本人是武帝曾孫劉文伯，以诳惑群衆。
更始政權曾任命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
更始敗後，三水地方豪強共推盧芳為上将軍、西平王。
使與西羌、匈奴和親。
匈奴乃立盧芳為漢帝。
這是曆史上由匈奴立的第一個“漢”帝。
由于有匈奴支持，盧芳即在北方邊境上稱“雄”。
建武初，盧芳已據有五原（今内蒙古後套以東，陰山以南，包頭市以西地區）、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錦旗北，轄境相當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後套地區）、雲中（轄境相當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東，大青山以南，卓資縣以西，黃河南岸及長城以北地區）、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爾西北）、雁門（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五郡。
盧芳據北方邊境常“侵苦北邊”，使邊境不得安甯，影響當地人民生活和生産。
自建武六年（30年）以後，劉秀常派人擊芳，但始終未能徹底消滅其勢力。
盧芳屬下之朔方太守田飒、雲中太守橋扈先後歸降劉秀，也沒有使盧芳放棄與東漢為敵的立場。
他之所以能長期保持割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欺騙，他利用“天下思漢”，劉氏宗室在一部分人中還有一定号召力的機會，冒充漢武帝之曾孫。
這一僞造的身份不僅使部分漢族地主甘心追随他，也使匈奴奴隸主貴族樂于利用他。
[267]二是靠匈奴。
因為東漢政權當時尚無力徹底擊敗匈奴，所以也不可能消滅盧芳。
建武十二年（36年），盧芳又與賈覽等率兵攻雲中，此時東漢政權已臻于穩定，邊境日益鞏固，盧芳進攻雲中久未得逞，其留守九原的随昱見勢要脅迫芳降漢。
盧芳見羽翼外附，衆叛親離，割據難以維持，遂棄辎重，與十餘騎投奔匈奴，投靠了外族勢力。
建武十六年（40年），逃入匈奴的盧芳向漢請降，光武帝不咎既往，立芳為代王，并賜缯二萬匹，令其“和集匈奴”。
但不久盧芳又叛變，與妻子逃往匈奴，十餘年後，死于塞外。
阻礙統一的最後一支割據勢力至此終被消滅。
從公元25年開始，劉秀在農民起義的火光中開始稱帝，此後就連年作戰，鎮壓農民軍，掃除割據勢力，經過十餘年的戰争，終于将所有足以與東漢政權對抗的軍事集團和割據勢力一一消滅。
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在血與火中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第二節 專制主義的強化 東漢封建政權的巍峨大廈，在刀光火影中建立起來，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統治秩序恢複。
重新建立的這一代封建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又有進一步的強化。
一 東漢王朝的階級基礎 東漢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之所以強化，與其賴以建立的階級基礎有直接關系。
東漢政權是由豪強地主階級創建、依靠大地主支持而出現的。
所以政權建設的最終目标無不與大地主利益有直接關系。
創建東漢政權的大地主分子 與以中小地主為核心的西漢政權開創者不同，東漢政權的開創者幾乎都是大地主階級分子。
這些地主階級分子，以地區劃分，主要是南陽和河北兩地，而以南陽的地主為骨幹；以類别劃分，主要是宗法地主和商人地主兩部分，而以商人地主為骨幹。
劉秀本人就是南陽大地主。
盡管他是“高祖九世之孫”，為宗室貴族的後裔，但這個身份除在政治上有一些影響外，在經濟上是毫無作用的。
據載：劉秀“九歲而孤”。
而使其得以維持剝削生活的并非貴族的身份，而是經營土地和商業。
據記載：劉秀“性勤于稼穑”。
當地皇三年（22年），“天下連歲災蝗”（《後漢書·光武帝紀》），“南陽旱饑”，惟獨劉秀的田莊能得到豐收，而且還與大商人兼地主的鄧晨往返于宛，經營糧食生意。
可見是個商人地主。
自幼養育他的叔父舂陵侯劉敞，就是一個大地主。
有一年劉秀曾為他打官司至官府告狀，其原因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為“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刍藁若幹萬”。
僅追租就如此之多，可以推知其土地之廣！劉秀之兄劉，也是南陽的豪強地主，他家不僅蓄養着衆多的賓客，而且還縱容“賓客劫人”（《後漢書·光武帝紀》引《續漢書》）。
劉秀的母舅樊宏，更是南陽有名的大地主“為鄉裡著姓”，田地多至“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同時還經商“好貨殖”，“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又是一個商人兼地主。
劉秀的姐夫鄧晨，乃是“世吏二千石”（《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的南陽大地主，其曾祖父隆曾任揚州刺史，祖父勳任交州刺史，父宏任豫章都尉“家自富足”（《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
劉秀的妹婿李通，也是南陽的大商人兼地主“世以貨殖著姓”，其族人多仕于王莽者。
當李通參加劉秀反莽起事後，王莽曾将李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
可見創建東漢政權的領導集團是以商人地主為主的。
随同劉秀一起創建東漢政權的骨幹，也多系南陽、颍川和河北一帶的大地主貴族。
如祭遵，為颍川颍陽人“家富給”（《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寇恂為“上谷昌平人”（在今河北境内）“世為著姓”，（《後漢書·鄧寇列傳》）；卓茂，南陽宛人“父祖皆至郡守”（《後漢書·卓魯魏劉列傳》）；耿弇，扶風茂陵人（今陝西興平境内）“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其父況“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于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即上谷郡守）”（《後漢書·耿弇列傳》）；邳彤，信都（今河北衡水冀州區）人，父吉為遼西太守，本人曾為“和成卒正”（《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铫期，颍川郏人，父猛“為桂陽太守”（《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耿純，巨鹿宋子人，父艾，曾任王莽濟平（即定陶）尹，為“巨鹿大姓”（《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劉隆為“南陽安衆侯宗室”（《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劉植，巨鹿昌城人。
當王郎起事時“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有宗族、賓客，能聚兵數千人之多，亦非一般地主。
根據《後漢書》所記，在漢明帝時被列為開國功臣的32人中，明确記載為“家富給”或“世為著姓”者四人；世代為官者八人，自身曾為西漢或王莽政權官吏者十三人，為宗室貴族或地方豪強者二人，不明出身者五人。
從地區籍貫統計，此32個開國元勳中，屬于南陽、颍川人者21名，屬于河北的六人；屬于關中馮翊、扶風人者四人（其中耿弇先世為巨鹿人）；屬于東萊（今山東境内）一人。
這就具體地反映了創立東漢的開國元勳基本上是南陽、颍川、河北的大豪強地主。
[268] 大地主對東漢政權支持 在創建東漢政權過程中，劉秀也得到大地主和官僚的支持，這是他能夠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割據勢力的重要原因。
如鄧禹西征陝西時“軍糧乏”，就有“家累千金”的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劉秀對于地主、官吏也極力拉攏，自然取得他們的擁護，如劉秀入洛陽後“複漢官名，吏人喜悅，争持牛酒迎勞”，在整個奪取政權過程中，“所到部縣，辄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後漢書·光武帝紀》）。
即使那些曾經與之對抗的大地主，被劉秀戰勝後仍能得到優容，如河内太守邑人韓歆，曾“議欲城守，（岑）彭止不聽”，後被迫降劉秀，當斬。
但“（岑）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後漢書·馮岑賈列傳》）就被劉秀赦免，而且被任為鄧禹之軍師。
所謂“大人”即“大家豪右”，是地方上有影響的大地主。
可見，劉秀對豪強地主的态度。
又如鬲縣（今山東平原縣北）五族大地主曾反叛，劉秀所派的吳漢，不僅不加讨伐，而且“使人謝城中”，結果“五姓大喜”（《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從而歸附劉秀。
那些輔佐劉秀奪取政權的文臣武将們，許多都是“率宗族賓客”投入到起事隊伍中來的。
例如耿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随，奉迎（劉秀）于育”（《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劉秀過颍陽時，王霸“率賓客上谒”（《铫期王霸祭遵列傳》）；劉植、臧宮、祭遵等皆與其“宗族”“賓客”一起加入劉秀的武裝，有的多至數千人。
他們中多數人當然是豪強地主。
東漢王朝建立後，追随劉秀的豪強地主，都被封侯食邑，成了新貴族。
以這些新貴族、官僚為核心，聯結地主、豪商，形成強大的豪強地主階層。
東漢王朝對豪強地主的利益，倍加保護。
在經濟上，維護豪強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在政治上，則通過“察舉”和“征辟”制度，保障他們從政的特權，使豪強地主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權。
因此，東漢王朝的階級基礎就是以商人地主為主的豪族地主階級。
強化專制政權的目的，皆在于維護豪族地主階級的利益。
二 重建封建地主政權 劉秀所建立的政權既稱“漢”，當以劉邦所創建的西漢王朝繼承者自居。
所以其統治制度，大體均沿襲西漢舊制。
不過，由于曆史的發展，事實已經暴露西漢政權許多制度和措施，并非十分理想。
故在東漢建立之初，曾采取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做法。
這些改變表明：東漢封建統治者善于吸取曆史教訓，以鞏固地主階級政權，也反映封建政權在重建過程中，專制主義的統治在不斷地強化。
高秩厚祿允答元功 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中，每一個開國皇帝往往遇到如何安置一同創業打江山的功臣問題。
因為奪取天下時，多是群雄逐鹿，領袖人物隻是在衆多首領中逐漸湧現出來的，在推翻舊王朝的過程中，各路軍事力量或不相統屬，或勢均力敵，而取得天下以後，隻能有一人當皇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要将最高的權力歸于皇帝一人。
于是，在皇帝和功臣之間的關系，就變得十分複雜起來，不是“敵國破，謀臣亡”就是功臣尾大不掉危及皇權。
西漢初，劉邦為安撫各開國功臣，就将大片土地和重要權力分給功臣，大封諸侯。
不久，這些諸侯王的勢力就威脅了皇權。
于是，劉邦又不能不以極殘酷的手段，費去十餘年工夫，逐個鋤掉這些諸侯王。
昔日的功臣，一個個成為階下囚。
劉秀在重建地主政權之時，已注意到這一曆史教訓，在戰争結束之後，首先注意到妥善安置開國功臣的問題。
他采取與劉邦迥然不同的做法： 首先，劉秀對大小功臣均“優以寬科，完其封祿”（《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給其優厚禮遇，如開國功臣“雲台廿八将”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等不僅個個封侯，而且寵賞有加，如劉秀拜李通為大司空，又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封王常為山桑侯，還經常在群臣面前提起“（王常）率下江諸将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示以不忘其功。
有的功臣謝世，劉秀還親臨吊唁（《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表示哀悼。
平時，劉秀同各個功臣間的關系極為密切，宴飲歡笑無所拘束。
如有一次劉秀在宴會時問各大臣：你們如果不跟我起事，自度能取得何等爵祿？鄧禹先回答說：我可以當郡文學博士。
劉秀說：你太謙虛了，憑你的“志行修整”至少能當功曹。
其他大臣也一一回答，輪到馬武時，他回答說：我可以當捉拿盜賊的尉。
劉秀笑着說：你豈能當尉？隻要不當盜賊被亭長捉住，就差不多了。
這種親昵的玩笑，反映了君臣之間的融洽關系。
劉秀對于功臣的小過，隻要不犯刑律，常常不加計較，如馬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禦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
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不僅對馬武如此，對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帝雖制禦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列侯，而太官無餘”（《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這樣，就使多數功臣對光武帝劉秀心悅誠服，感恩戴德，很少有像西漢初年的功臣那樣人人自危。
雖然劉秀對開國功臣如此優寵，但當戰争結束後，他十分果斷地采取了以下兩個措施：（一）“不欲功臣擁衆京師”（《後漢書·馮岑賈列傳》），使擁有重兵的功臣均遠離首都。
領有重兵的馮異、岑彭、耿弇、王霸等長期在外地或邊境。
如王霸僅“在上谷”就有“二十餘歲”（《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這不僅為了繼續發揮武将的作用，更重要的則是使這些擁有重兵的将軍遠離東漢政治中心，即使為患也不緻發生全國性影響。
（二）對功臣“不任以吏職”（《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東漢初年大多數功臣都以列侯奉朝請，但劉秀不讓他們參預政治。
當時開國功臣二三十人，“侯者百餘”，而能夠參議國家大事的僅有鄧禹、李通、賈複三人而已，多數功臣則“委而勿用”，優遊享樂以度天年。
劉秀這樣做，一方面防止功臣任吏職而堵塞進賢之路，避免因功臣據要津“使缙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另一方面又解決了功臣任吏職而不能勝任，使皇帝不好處理的難題。
因為皇帝對功臣“直繩則虧喪舊恩，撓情則違廢禁典”，深淺都不是。
不讓功臣參政的結果，除對加強皇權有明顯好處外，對于功臣也是最好的處置。
因為“高秩厚祿，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功臣無職無責就使他們既減少違法犯禁之機會，也杜絕了他們因權勢膨脹而滋生的野心。
事實證明：這一措施是有效的。
東漢的功臣沒有一個像西漢的韓信、彭越等一樣的下場，而皆“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以上引文皆自《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将功臣妥善安置，這是東漢政權重建過程中重要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項措施。
外戚後黨不得與政 西漢末年吏治腐敗，很大程度由于外戚幹政。
劉秀在東漢政權建立之初，就施行了防止後黨外戚幹政的措施，規定凡後族、宮戚，都“不得封侯與政”（《後漢書·明帝紀》）。
禁令一下，不少外戚、後族皆知守富貴而避權勢，以免遭皇帝疑忌，如劉秀之母舅樊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
常戒其子曰：&lsquo富貴盈溢，未能有終者。
吾非不喜榮勢也。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rsquo”（《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當然，并非所有的外戚都安于“保身全己”，無奈劉秀對他們防範極嚴，随時提防他們聯結黨羽幹預朝政。
所以，有野心者亦不敢有非分之舉。
如“幼有奇才”“博通群書”的名士馮衍，因交結外戚、衛尉陰興和新陽侯陰就被發現而終不得用，其餘賓客“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
這次刑罰雖隻打擊賓客，但也給陰氏及其他外戚以極大震懾，使他們不敢觊觎過多的權勢，甚至不敢作非分之想。
外戚中的多數人隻好表現得知足、謙退以求自保。
如建武九年（33年）劉秀欲封陰興。
興則極力推讓說：“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複加，至誠不願。
”這一推辭，果然被劉秀贊許“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後來，皇後陰麗華問他何以如此自謙，他說：“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
”這一番話使陰皇後甚為折服“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
從此事前後過程看出，劉秀極不願意見到外戚權勢增長，而有意鼓勵他們謙退；外戚也早已洞悉劉秀的心理，又無法與之對抗，隻好順水推舟表示謙讓。
這樣，光武帝時代的外戚多不任政事，就連皇親宗室也很少有幹預朝政者，如劉秀之妹婿李通，既以皇親之貴，又以功臣之尊被任為大司空，指定議朝政。
但他也還常稱病不視事，劉秀則聽之任之。
建武二十年（44年）欲以陰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辭之，“帝遂聽之”（《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也就作罷了。
由于劉秀有效地防範外戚的權勢，所以終光武一代，外家後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
至或乘牛車，齊于編人”。
（《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列傳》）。
這一措施，對穩定東漢封建政權上層秩序有重要意義，因而對專制主義的重建是有極大作用的。
“進文吏”漢光武帝劉秀在剝奪功臣兵權、采取防止外戚幹政的同時，為加強和充實統治機構，乃召“天下賢俊”（《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收羅天下文士以充官吏職位。
他特别重視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
《後漢書·逸民列傳》說：“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西漢末年，一些不願為王莽效力的知識分子，或者避世教授，或者變換姓名，隐居山林，或者托病，杜門自絕，或者不食而死，總之是不圖榮華，不仕新朝。
這些人具有相當的氣節，又對漢政權懷有情感，他們不僅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有的人還擁有一定的統治經驗并熟悉漢代的典章制度，是重新建立地主階級政權所必不
所以，這場停停打打的戰争進行四、五年之久，仍未有結果。
建武九年（33年）被劉秀軍長期圍困的隗嚣，饑病憂憤而死。
子隗純立為王。
次年，隗純在來歙、耿弇、蓋延所率的漢軍猛攻下戰敗，十月十日隗純于落門（今甘肅甘谷西）投降，隴右平。
割據河西的窦融則走了另一條路： 窦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七世祖為孝文皇後之弟，世代居高官“出入貴戚”，本人在王莽時代，曾任強弩将軍司馬，并随同妹丈大司空王邑鎮壓過反莽義軍，拜為波水将軍。
王莽敗亡，融以軍投降更始政權，被舉為巨鹿太守，但窦融見東方擾攘，更始政權勝敗未定，就極力辭謝巨鹿太守之職，而求為河西官職。
因融高祖父曾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後漢書·窦融列傳》）。
他自忖在河西有較雄厚之勢力。
所以最後終于推掉巨鹿太守之職，而從更始政權那裡得到張掖屬國都尉的任命。
融到河西後就發展個人勢力，“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同上），甚得當地居民&mdash&mdash主要是豪強地主&mdash&mdash的擁護。
不久，更始政權失敗，融又被河西地方官吏和豪強地主推為“行河西五郡大将軍事”，仍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實際已成為河西五郡割據政權的首領。
劉秀即位後，窦融即決心投向光武帝政權，他拒絕了隗嚣的“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與漢“三分鼎足”（同上），的誘惑，于建武五年（29年）向劉秀奉書獻馬，表示歸順，被劉秀任為涼州牧。
窦融不與隗嚣合作，适時地放棄割據，乃是審時度勢，估計劉秀必勝，而自己地處一隅，決無與中原各武裝集團争雄之力，故主動倒向劉秀[264]，後來，又配合劉秀軍隊消滅隗氏割據政權，從而深受劉秀信用，除本人被封侯外，家屬及屬下多人被封侯，子穆尚内黃公主。
滿門尊寵，并被奉為“功臣”。
窦融的割據河西，實際隻有五年。
其主動放棄割據，歸順東漢統一的封建王朝，不論其最初動機如何，在客觀上是順應當時曆史趨勢的，因而是應當肯定的。
公孫述的稱帝及其失敗結局 割據于蜀地的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
父公孫仁曾為河南都尉，述在西漢時曾為清水長，王莽時為導江卒正[265]，居臨邛（今四川邛崃）。
王莽政權被推翻後，公孫述詐稱受漢命，為輔漢将軍，自任蜀郡太守兼益州牧，以精兵千餘，掃蕩周圍地主武裝。
于更始二年（24年）自封為蜀王，都成都。
建武元年（25年），四月，又自立為天子，号成家，建元曰龍興元年。
他以吞并、拉攏等方法消滅、聯結許多地方武裝，擴大勢力，逐漸占有今日四川、貴州和雲南之大部。
成為割據勢力中在西南地區中最強大的一個。
由于蜀地險要，建武初年劉秀又忙于平定東方，所以公孫述的勢力就在蜀地發展、鞏固下來。
而許多被農民軍擊潰後走投無路的地主也以蜀地作為逋逃淵薮，紛紛投到公孫述的麾下。
一些為漢軍擊敗的将領如延岑、田戎也先後投奔公孫述。
公孫述既自稱皇帝，也需依靠谶符來欺騙人民[266]，因此，他也常令人編造一些圖谶證明他應當繼位為天子。
他還以更多的力量支持隗嚣。
顯然，公孫述割據政權的存在，乃是東漢王朝中央集權的嚴重障礙。
但是，由于蜀地險要，在光武帝即位以後的相當長時間内無力向蜀進攻，隻好将其“置之度外”。
因此，這一割據政權與東漢王朝對立達十餘年之久。
到建武十年（34年），劉秀軍隊平定隗嚣及其子隗純後，東漢政權才派人向蜀進攻。
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吳漢、臧宮與公孫述戰于成都，述戰死，餘衆投降，蜀地、益州遂統一于東漢政權之下。
公孫述之據益州十餘年，主要是由于東方未定，而蜀地形勢險要，易守難攻。
至于公孫述本人，實無任何謀略。
除孜孜以求稱帝外，根本不具備統一之才幹。
據《後漢書·隗嚣公孫述列傳》記載：“述性苛細，察于小事。
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
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銮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辇出房闼。
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
群臣多谏，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公孫述的失敗結局早就被他自己設置好了。
盧芳的叛亡 盧芳，字君期，安定（轄境相當于今甘肅景泰、靖遠、會甯、平涼、泾川、鎮原及甯夏中甯、中衛、同心、固原等地）三水人。
王莽末，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自稱本人是武帝曾孫劉文伯，以诳惑群衆。
更始政權曾任命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
更始敗後，三水地方豪強共推盧芳為上将軍、西平王。
使與西羌、匈奴和親。
匈奴乃立盧芳為漢帝。
這是曆史上由匈奴立的第一個“漢”帝。
由于有匈奴支持，盧芳即在北方邊境上稱“雄”。
建武初，盧芳已據有五原（今内蒙古後套以東，陰山以南，包頭市以西地區）、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錦旗北，轄境相當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後套地區）、雲中（轄境相當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東，大青山以南，卓資縣以西，黃河南岸及長城以北地區）、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爾西北）、雁門（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五郡。
盧芳據北方邊境常“侵苦北邊”，使邊境不得安甯，影響當地人民生活和生産。
自建武六年（30年）以後，劉秀常派人擊芳，但始終未能徹底消滅其勢力。
盧芳屬下之朔方太守田飒、雲中太守橋扈先後歸降劉秀，也沒有使盧芳放棄與東漢為敵的立場。
他之所以能長期保持割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欺騙，他利用“天下思漢”，劉氏宗室在一部分人中還有一定号召力的機會，冒充漢武帝之曾孫。
這一僞造的身份不僅使部分漢族地主甘心追随他，也使匈奴奴隸主貴族樂于利用他。
[267]二是靠匈奴。
因為東漢政權當時尚無力徹底擊敗匈奴，所以也不可能消滅盧芳。
建武十二年（36年），盧芳又與賈覽等率兵攻雲中，此時東漢政權已臻于穩定，邊境日益鞏固，盧芳進攻雲中久未得逞，其留守九原的随昱見勢要脅迫芳降漢。
盧芳見羽翼外附，衆叛親離，割據難以維持，遂棄辎重，與十餘騎投奔匈奴，投靠了外族勢力。
建武十六年（40年），逃入匈奴的盧芳向漢請降，光武帝不咎既往，立芳為代王，并賜缯二萬匹，令其“和集匈奴”。
但不久盧芳又叛變，與妻子逃往匈奴，十餘年後，死于塞外。
阻礙統一的最後一支割據勢力至此終被消滅。
從公元25年開始，劉秀在農民起義的火光中開始稱帝，此後就連年作戰，鎮壓農民軍，掃除割據勢力，經過十餘年的戰争，終于将所有足以與東漢政權對抗的軍事集團和割據勢力一一消滅。
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在血與火中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第二節 專制主義的強化 東漢封建政權的巍峨大廈，在刀光火影中建立起來，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統治秩序恢複。
重新建立的這一代封建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又有進一步的強化。
一 東漢王朝的階級基礎 東漢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之所以強化，與其賴以建立的階級基礎有直接關系。
東漢政權是由豪強地主階級創建、依靠大地主支持而出現的。
所以政權建設的最終目标無不與大地主利益有直接關系。
創建東漢政權的大地主分子 與以中小地主為核心的西漢政權開創者不同，東漢政權的開創者幾乎都是大地主階級分子。
這些地主階級分子，以地區劃分，主要是南陽和河北兩地，而以南陽的地主為骨幹；以類别劃分，主要是宗法地主和商人地主兩部分，而以商人地主為骨幹。
劉秀本人就是南陽大地主。
盡管他是“高祖九世之孫”，為宗室貴族的後裔，但這個身份除在政治上有一些影響外，在經濟上是毫無作用的。
據載：劉秀“九歲而孤”。
而使其得以維持剝削生活的并非貴族的身份，而是經營土地和商業。
據記載：劉秀“性勤于稼穑”。
當地皇三年（22年），“天下連歲災蝗”（《後漢書·光武帝紀》），“南陽旱饑”，惟獨劉秀的田莊能得到豐收，而且還與大商人兼地主的鄧晨往返于宛，經營糧食生意。
可見是個商人地主。
自幼養育他的叔父舂陵侯劉敞，就是一個大地主。
有一年劉秀曾為他打官司至官府告狀，其原因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為“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刍藁若幹萬”。
僅追租就如此之多，可以推知其土地之廣！劉秀之兄劉，也是南陽的豪強地主，他家不僅蓄養着衆多的賓客，而且還縱容“賓客劫人”（《後漢書·光武帝紀》引《續漢書》）。
劉秀的母舅樊宏，更是南陽有名的大地主“為鄉裡著姓”，田地多至“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同時還經商“好貨殖”，“其營理産業，物無所棄”（《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又是一個商人兼地主。
劉秀的姐夫鄧晨，乃是“世吏二千石”（《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的南陽大地主，其曾祖父隆曾任揚州刺史，祖父勳任交州刺史，父宏任豫章都尉“家自富足”（《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
劉秀的妹婿李通，也是南陽的大商人兼地主“世以貨殖著姓”，其族人多仕于王莽者。
當李通參加劉秀反莽起事後，王莽曾将李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
可見創建東漢政權的領導集團是以商人地主為主的。
随同劉秀一起創建東漢政權的骨幹，也多系南陽、颍川和河北一帶的大地主貴族。
如祭遵，為颍川颍陽人“家富給”（《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寇恂為“上谷昌平人”（在今河北境内）“世為著姓”，（《後漢書·鄧寇列傳》）；卓茂，南陽宛人“父祖皆至郡守”（《後漢書·卓魯魏劉列傳》）；耿弇，扶風茂陵人（今陝西興平境内）“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其父況“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于安丘先生，後為朔調連率（即上谷郡守）”（《後漢書·耿弇列傳》）；邳彤，信都（今河北衡水冀州區）人，父吉為遼西太守，本人曾為“和成卒正”（《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铫期，颍川郏人，父猛“為桂陽太守”（《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耿純，巨鹿宋子人，父艾，曾任王莽濟平（即定陶）尹，為“巨鹿大姓”（《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劉隆為“南陽安衆侯宗室”（《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劉植，巨鹿昌城人。
當王郎起事時“植與弟喜、從兄歆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有宗族、賓客，能聚兵數千人之多，亦非一般地主。
根據《後漢書》所記，在漢明帝時被列為開國功臣的32人中，明确記載為“家富給”或“世為著姓”者四人；世代為官者八人，自身曾為西漢或王莽政權官吏者十三人，為宗室貴族或地方豪強者二人，不明出身者五人。
從地區籍貫統計，此32個開國元勳中，屬于南陽、颍川人者21名，屬于河北的六人；屬于關中馮翊、扶風人者四人（其中耿弇先世為巨鹿人）；屬于東萊（今山東境内）一人。
這就具體地反映了創立東漢的開國元勳基本上是南陽、颍川、河北的大豪強地主。
[268] 大地主對東漢政權支持 在創建東漢政權過程中，劉秀也得到大地主和官僚的支持，這是他能夠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割據勢力的重要原因。
如鄧禹西征陝西時“軍糧乏”，就有“家累千金”的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劉秀對于地主、官吏也極力拉攏，自然取得他們的擁護，如劉秀入洛陽後“複漢官名，吏人喜悅，争持牛酒迎勞”，在整個奪取政權過程中，“所到部縣，辄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後漢書·光武帝紀》）。
即使那些曾經與之對抗的大地主，被劉秀戰勝後仍能得到優容，如河内太守邑人韓歆，曾“議欲城守，（岑）彭止不聽”，後被迫降劉秀，當斬。
但“（岑）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後漢書·馮岑賈列傳》）就被劉秀赦免，而且被任為鄧禹之軍師。
所謂“大人”即“大家豪右”，是地方上有影響的大地主。
可見，劉秀對豪強地主的态度。
又如鬲縣（今山東平原縣北）五族大地主曾反叛，劉秀所派的吳漢，不僅不加讨伐，而且“使人謝城中”，結果“五姓大喜”（《後漢書·吳蓋陳臧列傳》）從而歸附劉秀。
那些輔佐劉秀奪取政權的文臣武将們，許多都是“率宗族賓客”投入到起事隊伍中來的。
例如耿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随，奉迎（劉秀）于育”（《後漢書·任李萬邳劉耿列傳》），劉秀過颍陽時，王霸“率賓客上谒”（《铫期王霸祭遵列傳》）；劉植、臧宮、祭遵等皆與其“宗族”“賓客”一起加入劉秀的武裝，有的多至數千人。
他們中多數人當然是豪強地主。
東漢王朝建立後，追随劉秀的豪強地主，都被封侯食邑，成了新貴族。
以這些新貴族、官僚為核心，聯結地主、豪商，形成強大的豪強地主階層。
東漢王朝對豪強地主的利益，倍加保護。
在經濟上，維護豪強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在政治上，則通過“察舉”和“征辟”制度，保障他們從政的特權，使豪強地主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權。
因此，東漢王朝的階級基礎就是以商人地主為主的豪族地主階級。
強化專制政權的目的，皆在于維護豪族地主階級的利益。
二 重建封建地主政權 劉秀所建立的政權既稱“漢”，當以劉邦所創建的西漢王朝繼承者自居。
所以其統治制度，大體均沿襲西漢舊制。
不過，由于曆史的發展，事實已經暴露西漢政權許多制度和措施，并非十分理想。
故在東漢建立之初，曾采取一些不同于前代的做法。
這些改變表明：東漢封建統治者善于吸取曆史教訓，以鞏固地主階級政權，也反映封建政權在重建過程中，專制主義的統治在不斷地強化。
高秩厚祿允答元功 中國封建社會曆史中，每一個開國皇帝往往遇到如何安置一同創業打江山的功臣問題。
因為奪取天下時，多是群雄逐鹿，領袖人物隻是在衆多首領中逐漸湧現出來的，在推翻舊王朝的過程中，各路軍事力量或不相統屬，或勢均力敵，而取得天下以後，隻能有一人當皇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制度，要将最高的權力歸于皇帝一人。
于是，在皇帝和功臣之間的關系，就變得十分複雜起來，不是“敵國破，謀臣亡”就是功臣尾大不掉危及皇權。
西漢初，劉邦為安撫各開國功臣，就将大片土地和重要權力分給功臣，大封諸侯。
不久，這些諸侯王的勢力就威脅了皇權。
于是，劉邦又不能不以極殘酷的手段，費去十餘年工夫，逐個鋤掉這些諸侯王。
昔日的功臣，一個個成為階下囚。
劉秀在重建地主政權之時，已注意到這一曆史教訓，在戰争結束之後，首先注意到妥善安置開國功臣的問題。
他采取與劉邦迥然不同的做法： 首先，劉秀對大小功臣均“優以寬科，完其封祿”（《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給其優厚禮遇，如開國功臣“雲台廿八将”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等不僅個個封侯，而且寵賞有加，如劉秀拜李通為大司空，又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封王常為山桑侯，還經常在群臣面前提起“（王常）率下江諸将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後漢書·李王鄧來列傳》），示以不忘其功。
有的功臣謝世，劉秀還親臨吊唁（《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表示哀悼。
平時，劉秀同各個功臣間的關系極為密切，宴飲歡笑無所拘束。
如有一次劉秀在宴會時問各大臣：你們如果不跟我起事，自度能取得何等爵祿？鄧禹先回答說：我可以當郡文學博士。
劉秀說：你太謙虛了，憑你的“志行修整”至少能當功曹。
其他大臣也一一回答，輪到馬武時，他回答說：我可以當捉拿盜賊的尉。
劉秀笑着說：你豈能當尉？隻要不當盜賊被亭長捉住，就差不多了。
這種親昵的玩笑，反映了君臣之間的融洽關系。
劉秀對于功臣的小過，隻要不犯刑律，常常不加計較，如馬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禦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
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不僅對馬武如此，對其他大臣也是如此，“帝雖制禦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
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列侯，而太官無餘”（《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這樣，就使多數功臣對光武帝劉秀心悅誠服，感恩戴德，很少有像西漢初年的功臣那樣人人自危。
雖然劉秀對開國功臣如此優寵，但當戰争結束後，他十分果斷地采取了以下兩個措施：（一）“不欲功臣擁衆京師”（《後漢書·馮岑賈列傳》），使擁有重兵的功臣均遠離首都。
領有重兵的馮異、岑彭、耿弇、王霸等長期在外地或邊境。
如王霸僅“在上谷”就有“二十餘歲”（《後漢書·铫期王霸祭遵列傳》），這不僅為了繼續發揮武将的作用，更重要的則是使這些擁有重兵的将軍遠離東漢政治中心，即使為患也不緻發生全國性影響。
（二）對功臣“不任以吏職”（《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東漢初年大多數功臣都以列侯奉朝請，但劉秀不讓他們參預政治。
當時開國功臣二三十人，“侯者百餘”，而能夠參議國家大事的僅有鄧禹、李通、賈複三人而已，多數功臣則“委而勿用”，優遊享樂以度天年。
劉秀這樣做，一方面防止功臣任吏職而堵塞進賢之路，避免因功臣據要津“使缙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另一方面又解決了功臣任吏職而不能勝任，使皇帝不好處理的難題。
因為皇帝對功臣“直繩則虧喪舊恩，撓情則違廢禁典”，深淺都不是。
不讓功臣參政的結果，除對加強皇權有明顯好處外，對于功臣也是最好的處置。
因為“高秩厚祿，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功臣無職無責就使他們既減少違法犯禁之機會，也杜絕了他們因權勢膨脹而滋生的野心。
事實證明：這一措施是有效的。
東漢的功臣沒有一個像西漢的韓信、彭越等一樣的下場，而皆“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以上引文皆自《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将功臣妥善安置，這是東漢政權重建過程中重要的一步，也是成功的一項措施。
外戚後黨不得與政 西漢末年吏治腐敗，很大程度由于外戚幹政。
劉秀在東漢政權建立之初，就施行了防止後黨外戚幹政的措施，規定凡後族、宮戚，都“不得封侯與政”（《後漢書·明帝紀》）。
禁令一下，不少外戚、後族皆知守富貴而避權勢，以免遭皇帝疑忌，如劉秀之母舅樊宏“謙柔畏慎，不求苟進。
常戒其子曰：&lsquo富貴盈溢，未能有終者。
吾非不喜榮勢也。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rsquo”（《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當然，并非所有的外戚都安于“保身全己”，無奈劉秀對他們防範極嚴，随時提防他們聯結黨羽幹預朝政。
所以，有野心者亦不敢有非分之舉。
如“幼有奇才”“博通群書”的名士馮衍，因交結外戚、衛尉陰興和新陽侯陰就被發現而終不得用，其餘賓客“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
這次刑罰雖隻打擊賓客，但也給陰氏及其他外戚以極大震懾，使他們不敢觊觎過多的權勢，甚至不敢作非分之想。
外戚中的多數人隻好表現得知足、謙退以求自保。
如建武九年（33年）劉秀欲封陰興。
興則極力推讓說：“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複加，至誠不願。
”這一推辭，果然被劉秀贊許“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後來，皇後陰麗華問他何以如此自謙，他說：“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所譏。
”這一番話使陰皇後甚為折服“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
從此事前後過程看出，劉秀極不願意見到外戚權勢增長，而有意鼓勵他們謙退；外戚也早已洞悉劉秀的心理，又無法與之對抗，隻好順水推舟表示謙讓。
這樣，光武帝時代的外戚多不任政事，就連皇親宗室也很少有幹預朝政者，如劉秀之妹婿李通，既以皇親之貴，又以功臣之尊被任為大司空，指定議朝政。
但他也還常稱病不視事，劉秀則聽之任之。
建武二十年（44年）欲以陰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辭之，“帝遂聽之”（《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也就作罷了。
由于劉秀有效地防範外戚的權勢，所以終光武一代，外家後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勢之名。
至或乘牛車，齊于編人”。
（《後漢書·朱馮虞鄭周列傳》）。
這一措施，對穩定東漢封建政權上層秩序有重要意義，因而對專制主義的重建是有極大作用的。
“進文吏”漢光武帝劉秀在剝奪功臣兵權、采取防止外戚幹政的同時，為加強和充實統治機構，乃召“天下賢俊”（《後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收羅天下文士以充官吏職位。
他特别重視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
《後漢書·逸民列傳》說：“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西漢末年，一些不願為王莽效力的知識分子，或者避世教授，或者變換姓名，隐居山林，或者托病，杜門自絕，或者不食而死，總之是不圖榮華，不仕新朝。
這些人具有相當的氣節，又對漢政權懷有情感，他們不僅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有的人還擁有一定的統治經驗并熟悉漢代的典章制度，是重新建立地主階級政權所必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