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綠林、赤眉起義和“新”莽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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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制度不斷變化，王莽不給官吏發薪俸，這就是說默許其向人民任意勒索。
因此“天下吏以不得奉祿并為奸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的迷信，也給人民造成極大痛苦。
地皇元年（20年）因聽從望氣者的胡謅而大興土木，在長安城修建九廟，又将城西之建章、承光、包陽、大台、儲元等宮，及平樂、當路、陽祿等館十餘所建築物拆除。
其修建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
為銅薄栌，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
這樣拆、修不已，浪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功費數百巨萬，卒徒死者萬數”（《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興師動衆讨伐匈奴及鎮壓少數民族，迫使成批勞動人民死于非命，如征天水、隴西騎士，廣漢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
人禍加上旱、蝗等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初數十錢升至王莽時“米石二千”（《漢書·食貨志》），以至“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後漢書·光武帝紀》），竟上升千倍至萬倍之多。
[244] 在王莽苛政、貪吏刻剝之下，人民戰死、餓死“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後漢書·楊震列傳》）。
大批無以為生的百姓，紛紛逃亡成為“流民”，饑寒交迫下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窮苦人民愈來愈多，有時東方流民入關求食者就有數十萬人，而王莽卻派人教這些饑民“煮木為酪”（《漢書·食貨志》）讓人吃木頭，當然無法活下去，以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漢書·食貨志》）。
不少铤而走險的貧苦百姓隻能食人以延續生存，被稱為“餓賊”。
請看這些血淋淋的記載： 趙孝字長平，沛國蕲人也&hellip&hellip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
”賊大驚，并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糒來。
”孝求不能得，複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hellip&hellip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将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
（同上） 蔡順，汝南人，至孝。
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雲：“黑與母，赤自食。
”賊異之，遺鹽二鬥，受而不食。
（《東觀漢記·蔡順傳》） 從以上記載看出：那些“餓賊”“饑兵”在餓得不能不食人的境況下尚對至孝至義者仍極尊敬，也可看出王莽的暴政确實把他們逼得無路可走，才出現這種人類最悲慘的自身相食的悲劇。
統治階級内部分崩離析 王莽的統治不僅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災難，使“衆庶各不安生”（《漢書·食貨志》），就是在統治階級内部也引起極大的反感。
地主、富商也對王莽的政策不滿。
“王田”“私屬”雖未能實行，卻引起許多富人恐惶，“五均”“六筦”之令也使得一些吏民“抵罪”。
擁有奴婢之家“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使“天下愈愁”（《漢書·王莽傳》中）。
他又下诏“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奸利增産緻富者，收其家所有财産五分之四”（《漢書·王莽傳》中）。
這些政策遭到地主、富商的反對也是必然的。
王莽個人不斷膨脹的權勢欲、誇大狂使他對于一切人，包括自己家族和臣下，都不惜使用殘酷手段，以保持統治地位。
這就在統治階級内部，首先在王莽家族和朝廷内開始分崩離析。
王莽長子宇，次子獲，分别因“呂寬之獄”和殺奴，而被王莽逼死。
王莽兄子衍功侯光曾使執金吾窦況殺人，王莽也逼其自殺。
這些舉動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表示贊賞，認為王莽執法持平，能大義滅親。
其實，這隻是王莽沽名釣譽的一種手段和虛僞狂悖的表現。
了解王莽的人品，就知上述舉動并不值得歌頌，反為其違背人性而厭惡。
同其他統治者一樣，王莽的生活極其荒淫腐朽。
早在他稱帝之前，以“賢孝”“恭謹”揚名于世時，他就與侍女增秩、懷能、開明等私通，并生有兒女；後又與侍女原碧私通。
這種隐私，在統治階級中司空見慣，原是公開的秘密，但王莽卻僞裝謹饬，俨然“正人君子”，對此一向諱言。
王莽的僞裝隻能欺騙被擋在高大宮牆以外的一般群衆，而無法瞞過左右親人。
莽妻因其虛僞和狂悖，時常啼泣，以緻雙目失明。
太子臨入宮奉侍，臨又趁機與侍女原碧私通，後恐王莽發覺，即與妻劉愔謀劃殺莽，事未成而暴露，臨及妻愔均被莽逼死。
天鳳五年（18年）皇孫功崇公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又刻三印，意為“新”皇位應傳于己，欲取繼莽位。
事被王莽發覺，也被逼自殺。
以上數事雖屬王莽家族内部醜事，但說明：近在王莽身邊之人，對他為人、為政了解得十分透徹，因而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所以，除廣大勞動人民因遭壓迫、剝削起而反抗外，最先反莽的乃是“郡國豪傑”和最為了解王莽為人的親屬和心腹大臣。
地皇元年（20年）“巨鹿男子馬适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後被王莽派兵鎮壓，“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漢書·王莽傳》下）。
這裡指出被誅死的乃是“郡國豪傑”，就是豪強地主。
至于王莽左右的心腹，對他早就恨之入骨。
早在王莽居攝三年（公元8年），期門郎張充就準備劫殺将要稱“真皇帝”的王莽，後被發覺，誅死。
甄豐是王莽早年時的心腹，其向權勢頂峰逼進的過程中，曾為之出謀劃策。
王莽為宰衡時，常與甄豐密謀至半夜，有所謂“夜半客，甄長伯”（《王劉張李彭盧傳》）之諺。
可見其親密程度。
但王莽稱帝後，封甄豐為更始将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因與子尋謀作“符命”，被王莽發覺，處死（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二節）。
劉歆也是王莽的心腹之一，但歆子棻、泳因甄豐案被牽連緻死，女即王莽子臨之妻愔，也為王莽所殺，因而與王莽結怨。
地皇三年（22年）劉歆與衛将軍王涉勾結，準備謀殺王莽，但未及動手，事洩，地皇四年（23年）被迫自殺。
此外，王莽篡漢，将劉氏天下據為己有：一方面大封親信“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漢書·翟方進傳》），另一方面将劉氏宗族諸侯王三十二人，王子侯一百八十一人廢黜（見《漢書·諸侯王表》及《漢書·王子侯表》），這就同劉氏集團的沖突進一步加劇，而劉氏宗族在西漢末年已成為地主階級中一股很有影響的勢力。
[245]早在居攝年間，就有劉氏宗族劉崇、劉信等舉行反莽起義。
後雖失敗，至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又有劉快、劉都起義，始建國二年（10年）又有劉曾、劉貴舉事。
這些反莽起義，說明劉氏宗族同王莽政權的矛盾已經激化。
王莽親屬和左右大臣對他的背叛，甚至企圖取而代之，以及同劉氏集團的矛盾激化，雖然不具有壓迫反壓迫、剝削反剝削的意義，隻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但這些矛盾的爆發，标志着王莽政權從上到下發生動搖，它反映了這個政權遭到愈來愈多的人唾棄，不能再繼續維持下去了。
廣大勞動人民無法再繼續生活下去，統治上層也發生缺口，全國人民推翻王莽政權的起義時機成熟了。
第二節 農民起義軍的崛起 在王莽統治時期，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分散各地的農民反抗地主政權壓迫的鬥争由小到大，終于彙合為以綠林、赤眉為中心的兩股大軍，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向高潮。
一 由局部走向全國的農民起義 “新”莽政權的喪鐘 自王莽登上帝位之日起，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反抗鬥争就沒有一日停止過，随着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的激化，給農民革命造成“爆破的缺口”愈大，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烈火愈燒愈旺。
始建國三年（11年），苦于徭役、兵役的各地人民就有“棄城郭流亡為盜賊”的，其中并州（約相當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及平州（約相當今遼甯境）“尤甚”（《漢書·王莽傳》中）。
天鳳二年（15年），北方的五原（郡治在今包頭市西北）、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的農民“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漢書·王莽傳》中）。
此後各地農民起義普遍展開，“四方盜賊多”，連首都附近也不例外“三輔盜賊麻起”。
為此王莽專門“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谒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随其後”（同上）。
這當然制止不了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
這些分散的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為剛當上“真皇帝”的王莽敲響了喪鐘。
在這些起義中，呂母起義和瓜田儀起義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呂母是琅邪海曲（今山東省日照西南）的一位婦女，“家素豐，赀産數百萬”（《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其經濟地位應屬于地主。
其子呂育于天鳳元年（14年）當遊徼時犯小罪被縣宰所冤殺，憤怒的呂母就“散家财，以酤酒買兵弩”（《漢書·王莽傳》下），聚衆起義。
在不長的時間内“相聚得數十百人”（同上）。
跟随呂母起義的大部都是“貧窮少年”（《漢書·王莽傳》下），這表明：王莽的暴政已将部分地主分子推向農民起義這一邊，使王莽的統治基礎愈來愈狹小。
呂母為個人報仇的目的，在客觀上與農民起義的要求結合起來，因此得到勞動群衆支持，她于天鳳四年（17年）[246]率衆攻破海曲，處死縣宰，自稱将軍，遊擊于海上。
随呂母起義的群衆由“數千”人發展到數萬，“其衆浸多，後皆萬數”（《後漢書·王莽傳》下），給統治階級以沉重打擊。
呂母出身于富家而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
在階級鬥争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内部的、整個舊社會内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
這是曆史上常見的事。
值得注意的倒是，呂母是中國曆史上出現的第一位農民起義的女領袖，她為報殺子之仇而聚衆至數萬人，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其膽識、才能和組織水平都是驚人的。
呂母的起義，使王莽十分恐惶，鎮壓不能奏效，就采取招撫的辦法“赦盜賊”，但這些起義者時聚時散，“盜賊解，辄複合”，始終不能瓦解。
王莽詢問被派出誘降的官吏究系何故？皆回答說：“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
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
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
奸吏因以愁民。
民窮，悉起為盜賊。
”（《漢書·王莽傳》下）這說明人民除起義以外再也無路可走，是王莽自己逼得全國人民打倒自己的。
後呂母死，其衆分投于赤眉等軍中。
天鳳四年（17年）前，瓜田儀于會稽長洲（江蘇吳縣東）起義。
這次起義堅持數年，地皇二年（21年）王莽派人招降，瓜田儀本人雖上書言降，但未出而死，盡管王莽用種種手法招降其餘衆，包括給瓜田儀“起冢，祠室，谥曰瓜甯殇男”，可是依然“無肯降者”（《漢書·王莽傳》下）。
就在這一年農民起義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了。
遍及各地的零星起義 從呂母起義之後，各地零星的農民起義遍及全國，東到海邊，西到關中，南達江淮，北起長城都有以貧苦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起義爆發。
在東方，天鳳五年（18年）東海（治所在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等“以饑馑相聚”率衆起義，迅速發展至萬人，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漢書·王莽傳》下）。
次年，青、徐地區因不堪忍受王莽集團的加倍勒索，又加饑荒嚴重，紛紛逃亡，“多棄鄉裡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漢書·王莽傳》下）。
許多人投奔力子都部，義軍擴大至六七萬人，活動于徐、兖地區，成為赤眉軍的重要盟軍。
北方的起義軍先後有數十支之多。
其中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大彤部、鐵胫部、五幡部、尤來部、大槍部、檀鄉部、富平部、高湖部、重連部、五樓部及城頭子路部等名号。
這都是以山川土地或起義軍首領或軍容為号的起義軍。
各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總數約數百萬之衆，分布于長城以北至黃河流域下遊的中原地帶。
如北方最強的銅馬部，共數十萬人，在東山荒秃、上淮況率領下活躍于巨鹿（河北平鄉西南）、清河（今清河東南）、魏郡（今河北境内）的廣大地區，是河北最強的一支起義軍。
在銅馬部附近的青犢等
因此“天下吏以不得奉祿并為奸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的迷信，也給人民造成極大痛苦。
地皇元年（20年）因聽從望氣者的胡謅而大興土木，在長安城修建九廟，又将城西之建章、承光、包陽、大台、儲元等宮，及平樂、當路、陽祿等館十餘所建築物拆除。
其修建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
為銅薄栌，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
這樣拆、修不已，浪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功費數百巨萬，卒徒死者萬數”（《漢書·王莽傳》下）。
王莽興師動衆讨伐匈奴及鎮壓少數民族，迫使成批勞動人民死于非命，如征天水、隴西騎士，廣漢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
人禍加上旱、蝗等天災，使土地荒蕪，物價騰貴，米價由漢初數十錢升至王莽時“米石二千”（《漢書·食貨志》），以至“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後漢書·光武帝紀》），竟上升千倍至萬倍之多。
[244] 在王莽苛政、貪吏刻剝之下，人民戰死、餓死“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後漢書·楊震列傳》）。
大批無以為生的百姓，紛紛逃亡成為“流民”，饑寒交迫下掙紮在死亡線上的窮苦人民愈來愈多，有時東方流民入關求食者就有數十萬人，而王莽卻派人教這些饑民“煮木為酪”（《漢書·食貨志》）讓人吃木頭，當然無法活下去，以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漢書·食貨志》）。
不少铤而走險的貧苦百姓隻能食人以延續生存，被稱為“餓賊”。
請看這些血淋淋的記載： 趙孝字長平，沛國蕲人也&hellip&hellip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
”賊大驚，并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糒來。
”孝求不能得，複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
（《後漢書·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hellip&hellip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将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
（同上） 蔡順，汝南人，至孝。
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雲：“黑與母，赤自食。
”賊異之，遺鹽二鬥，受而不食。
（《東觀漢記·蔡順傳》） 從以上記載看出：那些“餓賊”“饑兵”在餓得不能不食人的境況下尚對至孝至義者仍極尊敬，也可看出王莽的暴政确實把他們逼得無路可走，才出現這種人類最悲慘的自身相食的悲劇。
統治階級内部分崩離析 王莽的統治不僅給廣大勞動人民帶來災難，使“衆庶各不安生”（《漢書·食貨志》），就是在統治階級内部也引起極大的反感。
地主、富商也對王莽的政策不滿。
“王田”“私屬”雖未能實行，卻引起許多富人恐惶，“五均”“六筦”之令也使得一些吏民“抵罪”。
擁有奴婢之家“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使“天下愈愁”（《漢書·王莽傳》中）。
他又下诏“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奸利增産緻富者，收其家所有财産五分之四”（《漢書·王莽傳》中）。
這些政策遭到地主、富商的反對也是必然的。
王莽個人不斷膨脹的權勢欲、誇大狂使他對于一切人，包括自己家族和臣下，都不惜使用殘酷手段，以保持統治地位。
這就在統治階級内部，首先在王莽家族和朝廷内開始分崩離析。
王莽長子宇，次子獲，分别因“呂寬之獄”和殺奴，而被王莽逼死。
王莽兄子衍功侯光曾使執金吾窦況殺人，王莽也逼其自殺。
這些舉動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表示贊賞，認為王莽執法持平，能大義滅親。
其實，這隻是王莽沽名釣譽的一種手段和虛僞狂悖的表現。
了解王莽的人品，就知上述舉動并不值得歌頌，反為其違背人性而厭惡。
同其他統治者一樣，王莽的生活極其荒淫腐朽。
早在他稱帝之前，以“賢孝”“恭謹”揚名于世時，他就與侍女增秩、懷能、開明等私通，并生有兒女；後又與侍女原碧私通。
這種隐私，在統治階級中司空見慣，原是公開的秘密，但王莽卻僞裝謹饬，俨然“正人君子”，對此一向諱言。
王莽的僞裝隻能欺騙被擋在高大宮牆以外的一般群衆，而無法瞞過左右親人。
莽妻因其虛僞和狂悖，時常啼泣，以緻雙目失明。
太子臨入宮奉侍，臨又趁機與侍女原碧私通，後恐王莽發覺，即與妻劉愔謀劃殺莽，事未成而暴露，臨及妻愔均被莽逼死。
天鳳五年（18年）皇孫功崇公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又刻三印，意為“新”皇位應傳于己，欲取繼莽位。
事被王莽發覺，也被逼自殺。
以上數事雖屬王莽家族内部醜事，但說明：近在王莽身邊之人，對他為人、為政了解得十分透徹，因而敢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所以，除廣大勞動人民因遭壓迫、剝削起而反抗外，最先反莽的乃是“郡國豪傑”和最為了解王莽為人的親屬和心腹大臣。
地皇元年（20年）“巨鹿男子馬适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後被王莽派兵鎮壓，“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死”（《漢書·王莽傳》下）。
這裡指出被誅死的乃是“郡國豪傑”，就是豪強地主。
至于王莽左右的心腹，對他早就恨之入骨。
早在王莽居攝三年（公元8年），期門郎張充就準備劫殺将要稱“真皇帝”的王莽，後被發覺，誅死。
甄豐是王莽早年時的心腹，其向權勢頂峰逼進的過程中，曾為之出謀劃策。
王莽為宰衡時，常與甄豐密謀至半夜，有所謂“夜半客，甄長伯”（《王劉張李彭盧傳》）之諺。
可見其親密程度。
但王莽稱帝後，封甄豐為更始将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因與子尋謀作“符命”，被王莽發覺，處死（見本書第十二章第二節）。
劉歆也是王莽的心腹之一，但歆子棻、泳因甄豐案被牽連緻死，女即王莽子臨之妻愔，也為王莽所殺，因而與王莽結怨。
地皇三年（22年）劉歆與衛将軍王涉勾結，準備謀殺王莽，但未及動手，事洩，地皇四年（23年）被迫自殺。
此外，王莽篡漢，将劉氏天下據為己有：一方面大封親信“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漢書·翟方進傳》），另一方面将劉氏宗族諸侯王三十二人，王子侯一百八十一人廢黜（見《漢書·諸侯王表》及《漢書·王子侯表》），這就同劉氏集團的沖突進一步加劇，而劉氏宗族在西漢末年已成為地主階級中一股很有影響的勢力。
[245]早在居攝年間，就有劉氏宗族劉崇、劉信等舉行反莽起義。
後雖失敗，至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又有劉快、劉都起義，始建國二年（10年）又有劉曾、劉貴舉事。
這些反莽起義，說明劉氏宗族同王莽政權的矛盾已經激化。
王莽親屬和左右大臣對他的背叛，甚至企圖取而代之，以及同劉氏集團的矛盾激化，雖然不具有壓迫反壓迫、剝削反剝削的意義，隻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但這些矛盾的爆發，标志着王莽政權從上到下發生動搖，它反映了這個政權遭到愈來愈多的人唾棄，不能再繼續維持下去了。
廣大勞動人民無法再繼續生活下去，統治上層也發生缺口，全國人民推翻王莽政權的起義時機成熟了。
第二節 農民起義軍的崛起 在王莽統治時期，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分散各地的農民反抗地主政權壓迫的鬥争由小到大，終于彙合為以綠林、赤眉為中心的兩股大軍，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向高潮。
一 由局部走向全國的農民起義 “新”莽政權的喪鐘 自王莽登上帝位之日起，農民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反抗鬥争就沒有一日停止過，随着地主階級内部矛盾的激化，給農民革命造成“爆破的缺口”愈大，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烈火愈燒愈旺。
始建國三年（11年），苦于徭役、兵役的各地人民就有“棄城郭流亡為盜賊”的，其中并州（約相當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及平州（約相當今遼甯境）“尤甚”（《漢書·王莽傳》中）。
天鳳二年（15年），北方的五原（郡治在今包頭市西北）、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縣西南）一帶的農民“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漢書·王莽傳》中）。
此後各地農民起義普遍展開，“四方盜賊多”，連首都附近也不例外“三輔盜賊麻起”。
為此王莽專門“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谒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随其後”（同上）。
這當然制止不了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
這些分散的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為剛當上“真皇帝”的王莽敲響了喪鐘。
在這些起義中，呂母起義和瓜田儀起義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呂母是琅邪海曲（今山東省日照西南）的一位婦女，“家素豐，赀産數百萬”（《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傳》），其經濟地位應屬于地主。
其子呂育于天鳳元年（14年）當遊徼時犯小罪被縣宰所冤殺，憤怒的呂母就“散家财，以酤酒買兵弩”（《漢書·王莽傳》下），聚衆起義。
在不長的時間内“相聚得數十百人”（同上）。
跟随呂母起義的大部都是“貧窮少年”（《漢書·王莽傳》下），這表明：王莽的暴政已将部分地主分子推向農民起義這一邊，使王莽的統治基礎愈來愈狹小。
呂母為個人報仇的目的，在客觀上與農民起義的要求結合起來，因此得到勞動群衆支持，她于天鳳四年（17年）[246]率衆攻破海曲，處死縣宰，自稱将軍，遊擊于海上。
随呂母起義的群衆由“數千”人發展到數萬，“其衆浸多，後皆萬數”（《後漢書·王莽傳》下），給統治階級以沉重打擊。
呂母出身于富家而成為農民起義的領袖。
在階級鬥争接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内部的、整個舊社會内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強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于革命的階級。
這是曆史上常見的事。
值得注意的倒是，呂母是中國曆史上出現的第一位農民起義的女領袖，她為報殺子之仇而聚衆至數萬人，給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其膽識、才能和組織水平都是驚人的。
呂母的起義，使王莽十分恐惶，鎮壓不能奏效，就采取招撫的辦法“赦盜賊”，但這些起義者時聚時散，“盜賊解，辄複合”，始終不能瓦解。
王莽詢問被派出誘降的官吏究系何故？皆回答說：“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
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
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
奸吏因以愁民。
民窮，悉起為盜賊。
”（《漢書·王莽傳》下）這說明人民除起義以外再也無路可走，是王莽自己逼得全國人民打倒自己的。
後呂母死，其衆分投于赤眉等軍中。
天鳳四年（17年）前，瓜田儀于會稽長洲（江蘇吳縣東）起義。
這次起義堅持數年，地皇二年（21年）王莽派人招降，瓜田儀本人雖上書言降，但未出而死，盡管王莽用種種手法招降其餘衆，包括給瓜田儀“起冢，祠室，谥曰瓜甯殇男”，可是依然“無肯降者”（《漢書·王莽傳》下）。
就在這一年農民起義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展開了。
遍及各地的零星起義 從呂母起義之後，各地零星的農民起義遍及全國，東到海邊，西到關中，南達江淮，北起長城都有以貧苦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起義爆發。
在東方，天鳳五年（18年）東海（治所在今山東郯城北）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等“以饑馑相聚”率衆起義，迅速發展至萬人，王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漢書·王莽傳》下）。
次年，青、徐地區因不堪忍受王莽集團的加倍勒索，又加饑荒嚴重，紛紛逃亡，“多棄鄉裡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漢書·王莽傳》下）。
許多人投奔力子都部，義軍擴大至六七萬人，活動于徐、兖地區，成為赤眉軍的重要盟軍。
北方的起義軍先後有數十支之多。
其中著名的有銅馬部、青犢部、上江部、大彤部、鐵胫部、五幡部、尤來部、大槍部、檀鄉部、富平部、高湖部、重連部、五樓部及城頭子路部等名号。
這都是以山川土地或起義軍首領或軍容為号的起義軍。
各軍人數不等，少則數千，多則數萬、數十萬，總數約數百萬之衆，分布于長城以北至黃河流域下遊的中原地帶。
如北方最強的銅馬部，共數十萬人，在東山荒秃、上淮況率領下活躍于巨鹿（河北平鄉西南）、清河（今清河東南）、魏郡（今河北境内）的廣大地區，是河北最強的一支起義軍。
在銅馬部附近的青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