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綠林、赤眉起義和“新”莽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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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莽政權自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開始，至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在這14年中，西漢末年出現的社會危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進一步加深，嚴重地動搖着封建統治基礎的兩大問題&mdash&mdash奴婢和土地，并未因王莽提出的“王田”和“私屬”而得到解決，且由其倒行逆施的“改制”和狂妄、愚蠢的政策，使社會各種矛盾都迅速激化起來：農商凋敝，民不聊生，貨币混亂，社會動蕩，與周邊各少數民族普遍發生沖突。
于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同時激化。
面臨這種形勢，王莽除“托古改制”，依靠谶緯宣揚“天命”以外，拿不出任何辦法，隻有依靠騙術自欺欺人。
但一個政權畢竟不能靠欺騙來維持，因此，“新”莽政權最後終于在人民大起義的怒濤中覆亡。
第一節 自掘墳墓的王莽 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在“新”莽時期進一步加深，其罪魁禍首不是别人，就是王莽自己。
一 王莽的政治品格 “新”莽的政治變化，當然是由社會各種條件制約的，不能完全歸咎于一人。
但作為專制制度最高統治者，其個人性格，在施政中不可能不産生巨大影響。
“新”朝統治的混亂及其政權的迅速垮台，與王莽的政治品格有極密切關系。
盡管他在主觀上亦不妨有挽救社會危機，緩和各種矛盾的良好願望，但由于缺乏與之相應的政治品質，而結果卻走向他自己願望的反面。
這不僅是王莽個人，也是曆史上不少政治家的悲劇。
浮誇拒谏猜疑心重 據傳王莽相貌與常人不同，故有的史學家據此論定其性格怪僻，這當然難以令人相信。
[242]不過，從王莽為政時的各種表現，可以看出他缺乏政治家應有之風度，而具有當權者最緻命的弱點，即心胸狹小。
大凡心胸狹小者，其潛意識皆具有自卑感，而表現則為喜自誇，自命不凡，似乎不可一世。
王莽稱帝後的言行舉止，無不與此有關。
王莽之誇大狂表現于各個方面，如僞造先代世系，自稱“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
舜起妫汭，以妫為姓。
至周武王封舜後妫滿于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
完子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
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
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lsquo王家&rsquo，因以為氏”（《漢書·元後傳》）。
将自家“王”氏上溯至黃帝，其可信程度已應打上問号，何況其自造的世系又頗多矛盾，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诏書中自稱“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喾，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颛顼”（《漢書·王莽傳》中），将古史傳說中之堯、舜世系任意颠倒。
[243]可見其所述世系無需事實根據，姑妄言之而已。
而其故意編造的目的，無非是擡高自己身價，誇大其出身罷了。
這種誇大狂表現在施政方面，則為不求實效，但務虛名，如更改官制均仿古制，徒襲經典中之官名，不顧實際需要，結果重床疊架，大而無當。
改“王田”“私屬”僅依先賢言論，而無具體辦法，終無法實行。
至于将少數民族王為侯，改“高句骊”為“下句骊”，改“匈奴”為“恭奴”，改“匈奴單于”為“降奴單于”等愚蠢舉動，更是誇大狂的反映。
這種誇大狂使王莽失去正常理智，從而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拒谏和猜忌也是王莽心胸狹隘的重要表現。
他拒不聽嚴尤等慎征伐的有益建議，而遭覆頂之災已如前述。
其興“六筦”之舉，司允費興曾極言“六筦”之弊，王莽不僅不聽，反而将興免官。
其他拒谏之事不勝枚舉。
其拒谏之根源在于猜忌心重，對屬下文臣武将均明顯地表現出不信任，如他遣将出征，有時卻不給兵符，必先請而後動，遣其心腹将所謂“九虎”者出征，卻納其妻子于宮中而為質，吏民上書，宦官左右可開視，尚書卻不知。
表現王莽猜忌之心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莫過于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所發生的“呂寬之役”：王莽立平帝後，欲專國權，為防帝母衛姬及衛氏家族勢力，先揚言鑒于哀帝時丁、傅外戚亂國法之覆轍，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後，于帝舅、弟妹皆有封賜、食邑，但必須居留中山（今河北正定東北）不得至京師。
王莽這種隔絕平帝與衛氏的做法，遭到許多大臣反對，如扶風功曹申屠剛等曾直言對策，但均遭到王莽打擊。
就連王莽長子王宇也不以為然，曾暗與衛氏通報，并與其師吳章、妻兄呂寬密議，利用迷信鬼神，勸王莽放棄隔絕衛氏之做法。
呂寬乘夜持血灑莽第宅，不料被捕，王莽執而審訊。
結果，除呂寬訊後即被誅外，牽連及于千人之多：王宇被捕後飲藥自盡，宇妻呂焉懷孕，俟産子後殺之；衛氏全族，除衛後外，滿門皆斬，吳章腰斬，磔屍東門，其教授子弟千餘人，皆禁锢不得仕宦。
由呂寬之獄，連及王莽素所惡者，皆趁機誅之。
如元帝妹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許多貴戚大官皆因早為王莽猜忌，均遭殺身之禍。
這次大獄，起因全系王莽猜忌心理作怪。
事件本身雖僅系統治階級内部傾軋，卻也看出王莽之性格，對自己親生之子尚且如此，對臣下則更不在話下，而于用人為政方面嫉賢妒能，喜阿谀，講形式，尚空論，等等，乃是十分必然的了。
喜怒無常朝令夕改 王莽之性格具有一般懦弱無能的暴君特點：喜怒無常，而于施政方面又缺乏有益的成見，常常朝令夕改，有時令人莫名其妙。
如上述呂寬一案，株連至司命孔仁之妻。
孔仁妻畏罪自殺，孔仁自動投案見莽。
開始王莽要尚書對孔仁論罪，但不久又下令免罪。
又如太傅平晏屬下之戊曹士，對掖門仆射非法拘捕，王莽大怒，發士兵數百人圍太傅府，當場捕殺戊曹士，而大司空士夜間違法過奉常亭，又鞭打亭長，告至王莽，莽卻不予治罪。
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看出王莽的性格。
其行“王田”“私屬”之法時，曾引經據典，大張厥詞。
什麼“天地之性人為貴”，“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等等。
這些揭露秦漢以來社會危機的言論不能不謂之深刻。
推行“六筦”時，也頗似雷厲風行“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漢書·王莽傳》下）。
大司馬允費興等因谏除“六筦”而被免官，但不幾年又下诏“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同上），輕輕的一句話将前此施行的改革措施一筆勾銷。
這固然是由于那些倒行逆施無法貫徹下去，但也可看出作為一個統治者，王莽缺乏政治家的深思熟慮，更缺乏主見和魄力，色厲而内荏。
這種性格造成“新”莽政治混亂，政令前後不一。
縱觀“新”莽時全部政治措施，正如其頒行的币制一樣，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缭亂，皆為權宜之計，缺乏長遠之策，如此為政，不垮台才是怪事。
食古不化頑固迷信 王莽幼年熟讀經書，掌權後每有動作必先據古代經典，徒從形式上模仿，毫無意義的為古而古。
如官名中原大司農，王莽依《尚書·堯典》“乃命羲和&hellip&hellip敬授八時”改為“羲和”。
後又依《尚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改為納言。
其他官員、地名、人名，等等，無不如此模仿，改來改去，于事毫無補益。
王莽是借助于符瑞、谶緯、謠言等迷信手段登上“真命天子”寶座的，因此他當皇帝後愈加相信和依靠這些迷信勾當。
神仙道術、符瑞、谶緯等等已構成“新”莽統治時期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王莽不惜人力、财力大興迷信之事。
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聽方士蘇樂的鼓吹，習“黃帝谷仙之術”，以萬金起八風台，順風作液湯，又種五粱禾于殿中，煮鶴髓、瑇瑁、犀玉等二十餘物，用其汁漬谷種，每斛粟成費一金。
這種勞民傷财之事不勝枚舉。
又如地皇元年（20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發屋拔木，王莽憂恐，但他從來未想到如何改善政治，而由大風聯想到二子多病，于是改二子名号，以為這樣就可天下太平了。
王莽當政前後經常有所謂“符瑞”出現，如哪裡母雞變為公雞，哪裡出現“黃龍”等等。
王莽加九錫時曾說：有“衆祥之瑞，七百有餘”（《漢書·王莽傳》上），以此來證明“天命”歸于王莽。
其實，這些所謂的“符瑞”有的乃是自然現象，有的是阿谀之徒編造，有的實為牽強附會。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觀風俗，次年還朝，言天下風俗齊同，各郡國歌謠（實際皆僞造）頌莽功德的謠、諺三萬言。
像這樣的“符瑞”歌謠王莽當然樂于接受。
于是，各地的歌謠“符瑞”紛紛出現，在王莽之世似乎所有的現象都證明“新”莽政權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年代，人民安居樂業，歌舞升平，老幼婦孺個個頌贊當代君主的恩德。
王莽也就沉浸在一片神秘而虛幻的頌聲中，走向自己掘開的墳墓。
王莽的這些性格，對于當時政治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為如此，“新”莽政權的統治也達到極其黑暗的程度。
二 “害遍生民，辜及朽骨”的統治 在王莽統治期間，政治昏暗。
不僅下層勞動人民承受着空前的災難，就是統治階級内部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種危機給被壓迫階級的憤怒和不滿造成一個爆破的缺口。
從而使廣大勞動人民不得不進行曆史性的發動。
賦役和酷刑 王莽不斷“改制”，口口聲聲以民生為念，其實，在不斷的“改制”中，人民遭到的剝削、壓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沉重。
王莽時的賦稅徭役，史雖無明文記載，但《漢書·食貨志》雲：“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
”可見其賦稅、徭役比西漢末隻有增加，決無減少。
僅據現有資料可知，在王莽時期，新增加的賦稅就有很多，如王莽根據《周禮·地官司徒·載師》中有：“凡宅不毛者有裡布（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一裡二十五家之錢），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凡民無職者出家之征（無職者，出夫稅家稅，夫稅者，每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辇給徭役）”，于是立“稅民之法”： 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遊無事，出夫布一匹。
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嫔婦桑蠶織纴紡績補縫，工匠醫巫蔔祝及它方技商賈人坐肆列裡區谒舍，皆各自占所為于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田不耕而令其荒蕪者，收“三夫”之稅；宅中不種樹者，收“三夫”之布；對失業者，征“夫布一匹”，不能出布者罰作苦役。
對桑蠶、紡織、縫補等副業，及工、醫、巫、蔔、商賈等收十分之一的稅。
上報不實者，罰一年的勞役。
從這些規定中看出：對荒地及失業者征稅乃是西漢所沒有的。
至于“一夫之稅”“一夫之布”是多少，雖有待考證，但賦稅之煩則是肯定的。
就連王莽左右的官吏也都不得不承認，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漢書·王莽傳》下）。
随着賦稅、徭役和各種名目“改制”而來的是嚴刑酷法。
王莽時每行一“新政”都伴着極嚴厲的鎮壓，法網愈來愈密，如非議井田制及挾五铢錢、言大錢當罷者皆“投諸四裔”（《漢書·食貨志》），又如始建國二年（10年）加重對私鑄錢者的處罰，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入奴婢。
僅這一方面因觸禁令而被判刑者就多得不可勝數。
地皇二年（21年）因犯罪而沒入官奴婢者達數十萬人。
由此可見王莽時代刑罰的嚴酷程度了。
賦役和酷刑下的人民生活 本來就已十分悲慘的人民生活，到王莽統治時期就更加每況愈下。
繁重的賦稅、徭役和嚴刑酷法把愈來愈多的人推到死亡線上。
王莽即位後自诩為變“秦為無道”之治而“改制”，其結果比秦還壞。
其各項“改制”所帶來的惡果，已如上述。
就是“改制”過程本身，也給社會造成極大災難：由于王莽醉心于托古改制，将大部分時間用在空與朝臣們議論經書上面，對政務無暇過問，各地官吏則趁機為非作惡，貪殘刻剝，賄賂公行。
據記載：“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裡，制禮作樂，講合《六經》說。
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
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
”就連朝廷派出監察執行法令情況的專員也貪贓枉法。
“中郎将、繡衣執法在郡國者，并乘權勢，傅相舉奏”，“皆便為奸于外，擾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郡縣賦斂，遞相赇賂，白黑紛然”（《漢書·王莽傳》中）。
由
于是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同時激化。
面臨這種形勢，王莽除“托古改制”，依靠谶緯宣揚“天命”以外，拿不出任何辦法，隻有依靠騙術自欺欺人。
但一個政權畢竟不能靠欺騙來維持，因此，“新”莽政權最後終于在人民大起義的怒濤中覆亡。
第一節 自掘墳墓的王莽 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在“新”莽時期進一步加深，其罪魁禍首不是别人，就是王莽自己。
一 王莽的政治品格 “新”莽的政治變化，當然是由社會各種條件制約的，不能完全歸咎于一人。
但作為專制制度最高統治者，其個人性格，在施政中不可能不産生巨大影響。
“新”朝統治的混亂及其政權的迅速垮台，與王莽的政治品格有極密切關系。
盡管他在主觀上亦不妨有挽救社會危機，緩和各種矛盾的良好願望，但由于缺乏與之相應的政治品質，而結果卻走向他自己願望的反面。
這不僅是王莽個人，也是曆史上不少政治家的悲劇。
浮誇拒谏猜疑心重 據傳王莽相貌與常人不同，故有的史學家據此論定其性格怪僻，這當然難以令人相信。
[242]不過，從王莽為政時的各種表現，可以看出他缺乏政治家應有之風度，而具有當權者最緻命的弱點，即心胸狹小。
大凡心胸狹小者，其潛意識皆具有自卑感，而表現則為喜自誇，自命不凡，似乎不可一世。
王莽稱帝後的言行舉止，無不與此有關。
王莽之誇大狂表現于各個方面，如僞造先代世系，自稱“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
舜起妫汭，以妫為姓。
至周武王封舜後妫滿于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
完子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
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
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lsquo王家&rsquo，因以為氏”（《漢書·元後傳》）。
将自家“王”氏上溯至黃帝，其可信程度已應打上問号，何況其自造的世系又頗多矛盾，在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诏書中自稱“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喾，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颛顼”（《漢書·王莽傳》中），将古史傳說中之堯、舜世系任意颠倒。
[243]可見其所述世系無需事實根據，姑妄言之而已。
而其故意編造的目的，無非是擡高自己身價，誇大其出身罷了。
這種誇大狂表現在施政方面，則為不求實效，但務虛名，如更改官制均仿古制，徒襲經典中之官名，不顧實際需要，結果重床疊架，大而無當。
改“王田”“私屬”僅依先賢言論，而無具體辦法，終無法實行。
至于将少數民族王為侯，改“高句骊”為“下句骊”，改“匈奴”為“恭奴”，改“匈奴單于”為“降奴單于”等愚蠢舉動，更是誇大狂的反映。
這種誇大狂使王莽失去正常理智，從而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拒谏和猜忌也是王莽心胸狹隘的重要表現。
他拒不聽嚴尤等慎征伐的有益建議，而遭覆頂之災已如前述。
其興“六筦”之舉，司允費興曾極言“六筦”之弊，王莽不僅不聽，反而将興免官。
其他拒谏之事不勝枚舉。
其拒谏之根源在于猜忌心重，對屬下文臣武将均明顯地表現出不信任，如他遣将出征，有時卻不給兵符，必先請而後動，遣其心腹将所謂“九虎”者出征，卻納其妻子于宮中而為質，吏民上書，宦官左右可開視，尚書卻不知。
表現王莽猜忌之心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莫過于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所發生的“呂寬之役”：王莽立平帝後，欲專國權，為防帝母衛姬及衛氏家族勢力，先揚言鑒于哀帝時丁、傅外戚亂國法之覆轍，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後，于帝舅、弟妹皆有封賜、食邑，但必須居留中山（今河北正定東北）不得至京師。
王莽這種隔絕平帝與衛氏的做法，遭到許多大臣反對，如扶風功曹申屠剛等曾直言對策，但均遭到王莽打擊。
就連王莽長子王宇也不以為然，曾暗與衛氏通報，并與其師吳章、妻兄呂寬密議，利用迷信鬼神，勸王莽放棄隔絕衛氏之做法。
呂寬乘夜持血灑莽第宅，不料被捕，王莽執而審訊。
結果，除呂寬訊後即被誅外，牽連及于千人之多：王宇被捕後飲藥自盡，宇妻呂焉懷孕，俟産子後殺之；衛氏全族，除衛後外，滿門皆斬，吳章腰斬，磔屍東門，其教授子弟千餘人，皆禁锢不得仕宦。
由呂寬之獄，連及王莽素所惡者，皆趁機誅之。
如元帝妹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許多貴戚大官皆因早為王莽猜忌，均遭殺身之禍。
這次大獄，起因全系王莽猜忌心理作怪。
事件本身雖僅系統治階級内部傾軋，卻也看出王莽之性格，對自己親生之子尚且如此，對臣下則更不在話下，而于用人為政方面嫉賢妒能，喜阿谀，講形式，尚空論，等等，乃是十分必然的了。
喜怒無常朝令夕改 王莽之性格具有一般懦弱無能的暴君特點：喜怒無常，而于施政方面又缺乏有益的成見，常常朝令夕改，有時令人莫名其妙。
如上述呂寬一案，株連至司命孔仁之妻。
孔仁妻畏罪自殺，孔仁自動投案見莽。
開始王莽要尚書對孔仁論罪，但不久又下令免罪。
又如太傅平晏屬下之戊曹士，對掖門仆射非法拘捕，王莽大怒，發士兵數百人圍太傅府，當場捕殺戊曹士，而大司空士夜間違法過奉常亭，又鞭打亭長，告至王莽，莽卻不予治罪。
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看出王莽的性格。
其行“王田”“私屬”之法時，曾引經據典，大張厥詞。
什麼“天地之性人為貴”，“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等等。
這些揭露秦漢以來社會危機的言論不能不謂之深刻。
推行“六筦”時，也頗似雷厲風行“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漢書·王莽傳》下）。
大司馬允費興等因谏除“六筦”而被免官，但不幾年又下诏“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同上），輕輕的一句話将前此施行的改革措施一筆勾銷。
這固然是由于那些倒行逆施無法貫徹下去，但也可看出作為一個統治者，王莽缺乏政治家的深思熟慮，更缺乏主見和魄力，色厲而内荏。
這種性格造成“新”莽政治混亂，政令前後不一。
縱觀“新”莽時全部政治措施，正如其頒行的币制一樣，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缭亂，皆為權宜之計，缺乏長遠之策，如此為政，不垮台才是怪事。
食古不化頑固迷信 王莽幼年熟讀經書，掌權後每有動作必先據古代經典，徒從形式上模仿，毫無意義的為古而古。
如官名中原大司農，王莽依《尚書·堯典》“乃命羲和&hellip&hellip敬授八時”改為“羲和”。
後又依《尚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改為納言。
其他官員、地名、人名，等等，無不如此模仿，改來改去，于事毫無補益。
王莽是借助于符瑞、谶緯、謠言等迷信手段登上“真命天子”寶座的，因此他當皇帝後愈加相信和依靠這些迷信勾當。
神仙道術、符瑞、谶緯等等已構成“新”莽統治時期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王莽不惜人力、财力大興迷信之事。
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聽方士蘇樂的鼓吹，習“黃帝谷仙之術”，以萬金起八風台，順風作液湯，又種五粱禾于殿中，煮鶴髓、瑇瑁、犀玉等二十餘物，用其汁漬谷種，每斛粟成費一金。
這種勞民傷财之事不勝枚舉。
又如地皇元年（20年）七月，大風毀王路堂，發屋拔木，王莽憂恐，但他從來未想到如何改善政治，而由大風聯想到二子多病，于是改二子名号，以為這樣就可天下太平了。
王莽當政前後經常有所謂“符瑞”出現，如哪裡母雞變為公雞，哪裡出現“黃龍”等等。
王莽加九錫時曾說：有“衆祥之瑞，七百有餘”（《漢書·王莽傳》上），以此來證明“天命”歸于王莽。
其實，這些所謂的“符瑞”有的乃是自然現象，有的是阿谀之徒編造，有的實為牽強附會。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觀風俗，次年還朝，言天下風俗齊同，各郡國歌謠（實際皆僞造）頌莽功德的謠、諺三萬言。
像這樣的“符瑞”歌謠王莽當然樂于接受。
于是，各地的歌謠“符瑞”紛紛出現，在王莽之世似乎所有的現象都證明“新”莽政權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年代，人民安居樂業，歌舞升平，老幼婦孺個個頌贊當代君主的恩德。
王莽也就沉浸在一片神秘而虛幻的頌聲中，走向自己掘開的墳墓。
王莽的這些性格，對于當時政治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正因為如此，“新”莽政權的統治也達到極其黑暗的程度。
二 “害遍生民，辜及朽骨”的統治 在王莽統治期間，政治昏暗。
不僅下層勞動人民承受着空前的災難，就是統治階級内部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種危機給被壓迫階級的憤怒和不滿造成一個爆破的缺口。
從而使廣大勞動人民不得不進行曆史性的發動。
賦役和酷刑 王莽不斷“改制”，口口聲聲以民生為念，其實，在不斷的“改制”中，人民遭到的剝削、壓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沉重。
王莽時的賦稅徭役，史雖無明文記載，但《漢書·食貨志》雲：“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民愈貧困。
”可見其賦稅、徭役比西漢末隻有增加，決無減少。
僅據現有資料可知，在王莽時期，新增加的賦稅就有很多，如王莽根據《周禮·地官司徒·載師》中有：“凡宅不毛者有裡布（宅不樹桑麻者，罰以一裡二十五家之錢），凡田不耕者出屋粟（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
凡民無職者出家之征（無職者，出夫稅家稅，夫稅者，每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辇給徭役）”，于是立“稅民之法”： 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遊無事，出夫布一匹。
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嫔婦桑蠶織纴紡績補縫，工匠醫巫蔔祝及它方技商賈人坐肆列裡區谒舍，皆各自占所為于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田不耕而令其荒蕪者，收“三夫”之稅；宅中不種樹者，收“三夫”之布；對失業者，征“夫布一匹”，不能出布者罰作苦役。
對桑蠶、紡織、縫補等副業，及工、醫、巫、蔔、商賈等收十分之一的稅。
上報不實者，罰一年的勞役。
從這些規定中看出：對荒地及失業者征稅乃是西漢所沒有的。
至于“一夫之稅”“一夫之布”是多少，雖有待考證，但賦稅之煩則是肯定的。
就連王莽左右的官吏也都不得不承認，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漢書·王莽傳》下）。
随着賦稅、徭役和各種名目“改制”而來的是嚴刑酷法。
王莽時每行一“新政”都伴着極嚴厲的鎮壓，法網愈來愈密，如非議井田制及挾五铢錢、言大錢當罷者皆“投諸四裔”（《漢書·食貨志》），又如始建國二年（10年）加重對私鑄錢者的處罰，一家鑄錢，五家連坐，沒入奴婢。
僅這一方面因觸禁令而被判刑者就多得不可勝數。
地皇二年（21年）因犯罪而沒入官奴婢者達數十萬人。
由此可見王莽時代刑罰的嚴酷程度了。
賦役和酷刑下的人民生活 本來就已十分悲慘的人民生活，到王莽統治時期就更加每況愈下。
繁重的賦稅、徭役和嚴刑酷法把愈來愈多的人推到死亡線上。
王莽即位後自诩為變“秦為無道”之治而“改制”，其結果比秦還壞。
其各項“改制”所帶來的惡果，已如上述。
就是“改制”過程本身，也給社會造成極大災難：由于王莽醉心于托古改制，将大部分時間用在空與朝臣們議論經書上面，對政務無暇過問，各地官吏則趁機為非作惡，貪殘刻剝，賄賂公行。
據記載：“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裡，制禮作樂，講合《六經》說。
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
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
”就連朝廷派出監察執行法令情況的專員也貪贓枉法。
“中郎将、繡衣執法在郡國者，并乘權勢，傅相舉奏”，“皆便為奸于外，擾亂州郡，貨賂為市，侵漁百姓”，“郡縣賦斂，遞相赇賂，白黑紛然”（《漢書·王莽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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