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朝的出現和王莽改制
關燈
小
中
大
曆史是無情的，世間的一切，唯有到曆史的審判台上才能得到公正的結論。
真、善、美和假、惡、醜盡管有時難以立刻分辨，但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最終必各自将其本來面目裸現于世人眼前，隻不過這一過程有長有短而已。
人們對公元8年至24年，中國曆史上出現的“新”朝以及這個朝代的唯一皇帝王莽，始終有各種不同的評價[226]，甚至有人這樣假定：“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王安石詩，此詩見《袁王綱鑒合編》卷9“成帝紀”）但是，這樣的假定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曆史已經為後世評價王莽及其“新”朝展示出了足夠的内容，若不用簡單否定或肯定的幼稚方法，而對這一複雜現象進行深入探讨和反思，必将從中洞悉政治風雲中諸多奧秘，得到極其有益的教訓。
第一節 從王莽登場到“新”朝出現 西漢最後的幾十年，是在“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各家外戚、權臣疊相專權的更替中度過的。
如何收拾這一殘局？各種人物都出場表演，而在這場競争中，王莽最初是個勝利者，從朽潰的劉氏手中取得了千瘡百孔的政權，建立了“新”王朝。
但他畢竟缺乏回天之術，無法使這個政權起死回生，終于扮演了悲劇的主角，使這個政權和他本人都葬送在農民起義的怒濤之中。
一 “爵位益尊，節操愈謙”的王莽 從黃門郎到大司馬 自成帝開始，外戚王氏專權如前所述：繼王鳳、王音、王商、王根之後，綏和四年（前8年）王莽繼任大司馬。
但在顯赫的王氏家族中，幼年的王莽獨“孤貧”（《漢書·王莽傳》上），他是如何由貴戚的底層進入權力頂峰的呢？這裡有必要加以簡略回顧： 王莽，字巨君，曾祖父賀，曾為武帝時繡衣禦史，祖父禁，曾為廷尉史，好酒色，多娶妻妾，生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女政君，即漢元帝皇後，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長子鳳，次子曼，即王莽生父，三子譚，四子崇，五子商，六子立，七子根，八子逢時。
[227]政君入宮為後之日，即王氏發迹之時。
王氏雖盛，但王莽之父王曼早死，不及與王鳳等諸兄弟同獲封侯之幸，故王莽與諸叔伯兄弟相較“幼孤不及等比”（《漢書·元後傳》），自不免卑窮之感。
其姑元後憐憫王莽年幼喪父，才将他接“養後宮”（《漢書·元後傳》）。
或許是這種特殊境遇，使王莽一方面得混迹于統治階級最高層，同時又較一般纨绔子弟更加懂得權勢之重要，以及如何取得的手段。
王莽自幼勤學，拜名儒為師，與飽學英俊之士交遊，事母及寡嫂極孝[228]，從而赢得極好聲譽。
尤其對伯父、大司馬王鳳，恭順無不備至。
侍鳳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漢書·王莽傳》上），從而感動王鳳。
陽朔三年（前22年）秋，王鳳死前，将他托與元後及成帝。
故鳳死後，24歲的王莽即被任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從此進入仕途。
進入政治舞台後，王莽愈加恭謹。
他一方面巴結諸叔、伯父，一方面拉攏在朝的官僚及在野之名士。
當時一些官僚貴族，尤其是王氏外戚都“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唯有王莽，卻與其他貴族不同，博得了諸叔伯父及皇帝的歡心。
王商曾上書，願将自己的封邑分一部分給他，元後又在永始元年（前16年）追封王曼為新都哀侯，以30歲的王莽嗣爵，并升遷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
王莽升至宿衛近臣以後，“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為沽名釣譽，他不惜“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更在名士、官僚中廣為結交，為他鼓吹的人愈來愈多，逐漸使其名聲超過他的叔伯們。
王莽善于利用細微末節表現出與衆不同，如他不僅撫養寡嫂孤侄，而且常親“奉羊酒”去慰問其侄的老師和同學。
他還特地為長子和侄同日完婚，在婚宴中，他數次離席，聲稱去為生病之母服藥，這些舉動皆為王莽赢得“賢”“孝”之譽。
莽曾買一侍婢，後來又怕别人說他同另外一些士大夫一樣好色，又連忙表白：聽說将軍朱博無子，這侍婢是為朱将軍買的，當天就把侍婢送給朱博。
這種做法，在統治階級荒淫腐朽的西漢末年，顯得與“衆”不同，因而得到朝野人士的稱譽。
當時，正值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輔政。
由于王根久病，請求免職，依當時地位，接替王根任大司馬的應是淳于長，因淳于長是元後的姨甥，又因助成帝寵妃趙飛燕立為皇後，而得到皇帝重用，賜爵關内侯，後封定陵侯。
王莽位在淳于長之下。
欲取得大司馬之位，必先除淳于長。
于是，他就伺機鏟除這一政敵。
機會是不難找的，王莽發現淳于長與已廢的許後之姐私通[229]，就先向王根說：淳于長看到你病重很高興。
王根聽此言當然十分生氣，令王莽直接向元後報告，王莽便将淳于長與人通奸及其他“驕泆”等表現一一報告太後。
太後大怒，免淳于長官，接着又發現他有幫助許皇後求得重立的陰謀，被定為大逆罪，死于獄中。
除掉了政敵，王根留下的位置就為王莽穩坐了。
當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十一月王根正式告退時，38歲的王莽就被擢為大司馬，繼王鳳、王商、王音、王根而輔政了。
（文中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出自《漢書·王莽傳》上）。
在兩派外戚的鬥争中 王莽任大司馬未及半年，即公元前7年，成帝死，哀帝劉欣以元帝庶孫入繼帝位。
哀帝因不是成帝之子，而是他的庶侄，所以與王政君無任何關系。
隻因成帝無子，才将劉欣立為皇嗣。
哀帝即位後，其祖母傅氏和母親丁氏兩家外戚因而得勢。
王莽深谙宮廷内風雲變幻，見勢不利，主動上書“乞骸骨”求隐退，哀帝表示優待，不準。
特遣丞相孔光等命莽視事。
但不久王莽又與傅太後發生沖突：當時因哀帝在未央宮置酒，而内者令為傅太後張幄與哀帝并座。
莽見之即責内者令，以傅太後屬藩妾，不得與帝同座，令撤去其座。
傅太後聞之大怒，于是王莽又“乞骸骨”，哀帝深知王氏權勢熾盛，特表示優容，反加賞賜，但矛盾是掩蓋不住的，在丁、傅外戚勢力不斷擴大下，王氏一門外戚紛紛被排擠出朝。
至建平二年（前5年）王莽與傅氏沖突再次公開化：因莽曾反對的傅太後、丁姬皆稱尊号（太太後、太後），被朱博參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号”，“請免為庶人”。
因王莽系元後至親，哀帝表示“恩寵”，“勿免，遣就國”（《漢書·王莽傳》上）被逐出朝廷，王莽被迫告退，歸南陽新都封國後，由于丁、傅兩家外戚控制朝政，先是外戚傅喜為大司馬，後來又由傅晏和丁明輪流輔政，王氏在朝中勢力遂被削奪。
王莽在朝廷失勢，但在鄉裡名聲日增，這也是他矯情于譽的結果，如有一次他的兒子王獲殺一奴婢，王莽竟逼其子自殺償命，以當時法律衡量，貴族殺奴婢是不至于償命的，更何況王氏這樣的貴戚，在“絞殺侍婢”（《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如同兒戲的官僚貴族圈中，王莽如此舉動，自然會引起很大震動。
于是，許多人為他罷職不平，還有人上書為他歌功頌德。
王莽一直注意籠絡士人，結好地方官，孔休守新都相，王莽對他優禮有加，贈以美玉寶劍“欲以為好”（《漢書·王莽傳》上）從而得到士人和地方官的好感。
王莽苦心經營，不久就得到結果。
元壽元年（前2年）發生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人趁機在皇帝面前替王莽鼓吹，于是哀帝召回王莽。
但不久又因從弟王邑為其求特進給事中官位被發覺，牽連而貶為河西尉。
在此之前，丁、傅兩家外戚的靠山丁太後與傅太後均已死去。
哀帝依靠佞幸董賢輔政，23歲的大司馬衛将軍董賢除“美麗自喜”，“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漢書·佞幸傳》）以外，無任何才幹。
雖然哀帝死前已将玺绶付與董賢，并叮囑其“無妄以與人”（《漢書·佞幸傳》）。
但當元壽二年（前1年）哀帝死後，董賢連調度喪事都不會，元後即令召回王莽“佐”董賢治事。
王莽回來後，就奏董賢“為大司馬不合衆心”（《漢書·佞幸傳》），逐出宮殿，收大司馬印绶，最後逼令董賢與妻自殺。
這個下流無恥的可憐蟲，追随着哀帝到另一個世界尋找他們的歡樂去了。
盛極一時的丁、傅外戚集團及董賢完全被消滅。
朝臣自大司徒孔光以下，皆以王莽曾任大司馬，又為太後近親，共舉莽為大司馬，以代董賢留下之缺位，獨前将軍何武及左将軍公孫祿反對，太後當然不納，于是，王莽又重新被任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繼續輔政。
在王氏集團與丁、傅集團兩派外戚的鬥争中，王莽能最後掌權，除了因元後的勢力在宮中根深蒂固外，王莽本人善于觀察時機，培植勢力以至攀附當權者則是重要因素。
二 向帝位逼進的曆程 “頌聲交作[230]”下的大司馬 王莽重任大司馬掌朝政後，第一件事即與太後議立嗣君。
哀帝無子，決定立中山王箕子劉衎為帝。
箕子為元帝之孫，生未滿月即患眚病，此病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皆青，無法治愈。
公元元年僅9歲形同殘廢的劉衎就被推上帝位。
72歲的元後臨朝稱制。
這一老一小隻得把朝政交付給王莽處理。
王莽大權在握，便積極培植黨羽，鏟除異己。
首先，王莽将成帝趙皇後和哀帝傅皇後廢為庶人，逼令自殺。
又不準平帝母衛氏入京。
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徹底根絕與王氏外戚為敵的其他外戚集團再起。
為此，他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如王莽之子王宇曾幫助衛氏集團，被王莽查獲，也被王莽處死，連懷孕的兒媳也在産子後被殺。
對于不順承他的人，王莽都“緻其罪”加以打擊，以至殺害。
如前将軍何武與左将軍公孫祿曾在滿朝一緻趨承元後意旨而推王莽為大司馬時，他倆持不同态度，而互相推舉。
此時被王莽參奏免官，後來處死。
紅陽侯王立是元後親弟，王莽之叔。
雖不居位，莽恐其妨礙自己專權，也羅織罪名奏請太後讓他出京師就國，太後不得已，隻好将王立遣出。
王莽在排除異己時，十分狡猾地在幕後操縱。
他找到一個膽小怕事而又為“太後所敬，天下信之”（《漢書·王莽傳》上）的名儒孔光為大司徒，凡欲将誰治罪，就令孔光上奏元後，孔光不敢不上。
王莽又慫恿太後批準孔光奏議。
就是這樣上下其手，王莽将朝政大權完全攬在自己手中。
“于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漢書·王莽傳》上），王莽的心腹爪牙：甄豐、甄邯、平晏、劉歆、孫建等分别被委以重任。
朝廷上下從此皆為王莽所控制。
史稱“莽色厲而言方”（《漢書·王莽傳》上），他僞裝方直，而野心頗大，王莽攫取大權以後，就指示黨羽爪牙為其歌功頌德、封奏請賞，而他自己又虛僞地一再推讓，表示“謙恭”，以此“上以惑太後，下用示信于衆庶”（同上）。
結果，愈“推讓”王莽的官爵愈大，權位愈高。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在他自己的操縱下，使元後封王莽為“安漢公”，位在三公之上。
這時，他俨然以周公自比了。
封安漢公以後，王莽又進一步擴大權勢，大封同黨孔光、王恽等為列侯、關内侯。
不久又以“太後不宜親省小事”為名，令百官不必向太後奏事，新任各官亦無須朝見太後，一律由安漢公包辦。
這樣，連元後的權也被他奪去了。
為鞏固取得的權位，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又将自己的女兒嫁給13歲的平帝為皇後，有司奏請賜給王莽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王莽辭謝不接受。
又賜其黃金二萬斤，合錢二萬萬。
王莽隻接受四千萬，并以其中三千三百萬分給十一家陪嫁的媵家及九族中貧者。
這一表演果然收到預期效果，早已領會王莽意圖的大司徒司直陳崇等上奏頌王莽“功德”，王恽等又“巡行天下”（《前漢紀》）為王莽不肯受田之事大肆宣揚。
王舜等要求加安漢公為宰衡之稱，以王莽比于伊尹和周公，元後立即照準，王莽經過一番推讓也接受下來。
王莽不肯接受新野田之事，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
為此而上書要求加賞于安漢公的，竟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其中固然有王莽的爪牙和阿谀奉承之徒，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定有被王莽的僞裝所迷惑而誠心擁護他的中小地主。
此種現象也反映了西漢末年土地問題的嚴重性，哪怕是空洞的許諾也會因使衆人産生幻想而輕易相信。
“頌聲交作”下的王莽，在當時幾乎被統治階級視為唯一的“賢者”，若無以後事态的發展，曆史上王莽的形象定會被塗上一圈聖潔的光輪。
由假皇帝到真皇帝 随着王莽的地位和權勢蒸蒸日上，塗在王莽形象上的光輪則愈來愈黯淡。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元後又給他加“九錫”。
[231]他指使的觀風使者又帶回僞造的、稱頌王莽的歌謠三萬言。
泉陵侯劉慶上書請“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漢書·王莽傳》），這就是說平帝應仿效周成王，将朝政全交給王莽。
但是，當時的平帝已經14歲，對王莽專權，禁止母後來京，放逐或殺戮自己親戚已怨恨在心，更不願事事皆聽王莽擺布。
莽遂迫不及待，對其采取最後手段，于元始五年（公元5年）臘月趁“上椒酒”之機“置藥酒中”（《漢書·平帝紀》師古曰引《漢注》），平帝喝藥酒後中毒，王莽竟佯作周公為武王請命之狀，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于金匮，置于前殿，故意令諸公勿言，其奸詐如此。
十二月丙子，平帝被毒死後，王莽又表示哀悼，大赦天下，令官吏六百石以上者，皆服喪三年。
接着就從劉氏宗族中找到廣戚侯劉顯的一個隻有兩歲的兒子嬰，立為皇帝，被稱為孺子嬰。
王舜等又請元後下诏，令王莽“如周公故事”居攝，一切禮儀與天子相同，代行皇帝之權。
此後，王莽果然稱起“假皇帝”來了。
臣民則稱他為“攝皇帝”。
以公元6年為居攝元年。
“假皇帝”“攝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實際上王莽此時的權勢早已超過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嬰了，隻是沒有宣布改朝換代而已。
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無行，好為大言”的梓潼（今四川梓潼）人哀章，見王莽居攝，就制了銅匮一隻，将僞造的符書裝在裡面，符書中寫王莽為真天子，并将王莽所幸之幾個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寫在上面，言這些人應當大官為輔佐。
哀章将此銅匮獻給正急于當真皇帝的王莽。
果然使他大為高興，立即拜受，馬上下書诏告天下，在未央宮即真天子位，改國号曰“新”，以公元9年為始建國元年。
處心積慮數十年的王莽，終于在53歲時當上了皇帝。
接着他就令皇太後去漢号，将孺子嬰逐出宮，封為安定公。
至此，漢代劉氏的禦座，從名到實都讓位給“新”朝的王莽了。
王莽在一步步向最高統治者的寶座逼進的過程中，始終扮着“不得已”而遵命的角色，就是最後将孺子嬰趕下台時，王莽竟能做出“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漢書·王莽傳》中）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聲稱“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且“哀歎良久”表示對孺子嬰的“感情”。
真是虛僞到極點。
王莽即帝位後，就按哀章所獻銅匮中僞造的符命封拜：除封王舜等為“四輔”，“四将”（詳下）外，還有故城門吏王興，和一個賣餅的王盛，因與符名上僞造的名字相同也被封為官。
由漢到新的改朝換代就此完成。
反莽活動的展開 王莽篡權活動自然有許多人為他鼓吹，不過也有不少人反對他。
如前所述，曾為新都相之孔休，在王莽入京後，拒絕其召見，莽篡位後，請休為國師，休嘔血杜門謝絕。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均在王莽專權時主動求乞骸骨，謝官歸裡。
南昌尉梅福則棄官抛家，變姓名隐居會稽。
朝野七十餘人不顧王莽召誘，先後隐亡，表示不與其合作。
更有甚者，公元5年四月，安衆侯劉崇看出“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而起兵反莽，因從者隻有百餘人，旋即被滅。
次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也看出王莽“欲絕漢室”而起兵，這次讨莽之舉較上次規模更大，地區亦廣，衆至十萬。
三輔三十三縣的十餘萬人在趙明、霍鴻領導下起而響應。
王莽聞訊忙派兵鎮壓，首都長安一片緊張景象。
雙方激戰的結果，于十二月莽軍大勝，次年二月動亂始平。
王莽稱帝後，始建國元年，長安城中一名叫碧的女子竟在大道中高呼“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俱見《漢書·王莽傳》）。
這些均屬地主階級内部，反對王莽以“新”代“漢”，維護劉氏天下的活動，雖然不具有反壓迫反剝削的意義，但反映了王莽的“新”朝比它所代替的西漢王朝面臨的敵人還要多。
它不僅遭到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而且受到忠于漢室的地主階級分子的攻擊。
這就給爬上皇帝禦座的王莽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如何維持住這搖搖欲墜的統治？為此，他就不得不尋找解除社會危機以穩定既“新”又舊的政權的辦法。
第二節 “新”朝的政權建設和“改制”活動 一 對西漢制度的修補和改易 “新”莽政權本是西漢末年外戚專權生下的一個怪胎。
它既标榜不同于劉氏的“漢”朝，實際上又同西漢王朝有扯不斷的聯系。
因此，王莽稱帝後的政權建設就是對原來西漢政權制度的修補和改易。
對“五德”系統的修補和改易 王莽時“新”朝的政權建設，不是從建立機構開始，而是把修補和改造“五德”學說作為建立政權基礎的。
思想和信仰本屬于學術和意識形态範疇，和具體的政權似乎是兩碼事。
但是，王莽的“新”朝卻不然，經過改造的五行學說不僅是這個政權建立的理論根據，而且對後世也有極大影響，所以修改和補充“五德”系統确為王莽政權建設的首要大舉。
據《漢書·王莽傳》上記載，王莽由“假皇帝”即真皇帝位時，下诏宣布：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後之末屬。
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匮策書，神明诏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
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王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這一段話的主要意思是：本人很僥幸，托于皇初祖考黃帝的後代，皇室祖考虞帝的苗裔、和太皇太後的親屬。
現在皇天上帝既托付給我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的神靈又承了天命而傳國給我，我敬畏天命，哪敢不受！即日登真天子位，定國号為新。
真、善、美和假、惡、醜盡管有時難以立刻分辨，但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最終必各自将其本來面目裸現于世人眼前，隻不過這一過程有長有短而已。
人們對公元8年至24年，中國曆史上出現的“新”朝以及這個朝代的唯一皇帝王莽，始終有各種不同的評價[226]，甚至有人這樣假定：“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王安石詩，此詩見《袁王綱鑒合編》卷9“成帝紀”）但是，這樣的假定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曆史已經為後世評價王莽及其“新”朝展示出了足夠的内容，若不用簡單否定或肯定的幼稚方法，而對這一複雜現象進行深入探讨和反思，必将從中洞悉政治風雲中諸多奧秘，得到極其有益的教訓。
第一節 從王莽登場到“新”朝出現 西漢最後的幾十年，是在“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各家外戚、權臣疊相專權的更替中度過的。
如何收拾這一殘局？各種人物都出場表演，而在這場競争中，王莽最初是個勝利者，從朽潰的劉氏手中取得了千瘡百孔的政權，建立了“新”王朝。
但他畢竟缺乏回天之術，無法使這個政權起死回生，終于扮演了悲劇的主角，使這個政權和他本人都葬送在農民起義的怒濤之中。
一 “爵位益尊，節操愈謙”的王莽 從黃門郎到大司馬 自成帝開始，外戚王氏專權如前所述：繼王鳳、王音、王商、王根之後，綏和四年（前8年）王莽繼任大司馬。
但在顯赫的王氏家族中，幼年的王莽獨“孤貧”（《漢書·王莽傳》上），他是如何由貴戚的底層進入權力頂峰的呢？這裡有必要加以簡略回顧： 王莽，字巨君，曾祖父賀，曾為武帝時繡衣禦史，祖父禁，曾為廷尉史，好酒色，多娶妻妾，生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女政君，即漢元帝皇後，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長子鳳，次子曼，即王莽生父，三子譚，四子崇，五子商，六子立，七子根，八子逢時。
[227]政君入宮為後之日，即王氏發迹之時。
王氏雖盛，但王莽之父王曼早死，不及與王鳳等諸兄弟同獲封侯之幸，故王莽與諸叔伯兄弟相較“幼孤不及等比”（《漢書·元後傳》），自不免卑窮之感。
其姑元後憐憫王莽年幼喪父，才将他接“養後宮”（《漢書·元後傳》）。
或許是這種特殊境遇，使王莽一方面得混迹于統治階級最高層，同時又較一般纨绔子弟更加懂得權勢之重要，以及如何取得的手段。
王莽自幼勤學，拜名儒為師，與飽學英俊之士交遊，事母及寡嫂極孝[228]，從而赢得極好聲譽。
尤其對伯父、大司馬王鳳，恭順無不備至。
侍鳳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漢書·王莽傳》上），從而感動王鳳。
陽朔三年（前22年）秋，王鳳死前，将他托與元後及成帝。
故鳳死後，24歲的王莽即被任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從此進入仕途。
進入政治舞台後，王莽愈加恭謹。
他一方面巴結諸叔、伯父，一方面拉攏在朝的官僚及在野之名士。
當時一些官僚貴族，尤其是王氏外戚都“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唯有王莽，卻與其他貴族不同，博得了諸叔伯父及皇帝的歡心。
王商曾上書，願将自己的封邑分一部分給他，元後又在永始元年（前16年）追封王曼為新都哀侯，以30歲的王莽嗣爵，并升遷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
王莽升至宿衛近臣以後，“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為沽名釣譽，他不惜“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更在名士、官僚中廣為結交，為他鼓吹的人愈來愈多，逐漸使其名聲超過他的叔伯們。
王莽善于利用細微末節表現出與衆不同，如他不僅撫養寡嫂孤侄，而且常親“奉羊酒”去慰問其侄的老師和同學。
他還特地為長子和侄同日完婚，在婚宴中，他數次離席，聲稱去為生病之母服藥，這些舉動皆為王莽赢得“賢”“孝”之譽。
莽曾買一侍婢，後來又怕别人說他同另外一些士大夫一樣好色，又連忙表白：聽說将軍朱博無子，這侍婢是為朱将軍買的，當天就把侍婢送給朱博。
這種做法，在統治階級荒淫腐朽的西漢末年，顯得與“衆”不同，因而得到朝野人士的稱譽。
當時，正值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輔政。
由于王根久病，請求免職，依當時地位，接替王根任大司馬的應是淳于長，因淳于長是元後的姨甥，又因助成帝寵妃趙飛燕立為皇後，而得到皇帝重用，賜爵關内侯，後封定陵侯。
王莽位在淳于長之下。
欲取得大司馬之位，必先除淳于長。
于是，他就伺機鏟除這一政敵。
機會是不難找的，王莽發現淳于長與已廢的許後之姐私通[229]，就先向王根說：淳于長看到你病重很高興。
王根聽此言當然十分生氣，令王莽直接向元後報告，王莽便将淳于長與人通奸及其他“驕泆”等表現一一報告太後。
太後大怒，免淳于長官，接着又發現他有幫助許皇後求得重立的陰謀，被定為大逆罪，死于獄中。
除掉了政敵，王根留下的位置就為王莽穩坐了。
當成帝綏和元年（前8年）十一月王根正式告退時，38歲的王莽就被擢為大司馬，繼王鳳、王商、王音、王根而輔政了。
（文中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均出自《漢書·王莽傳》上）。
在兩派外戚的鬥争中 王莽任大司馬未及半年，即公元前7年，成帝死，哀帝劉欣以元帝庶孫入繼帝位。
哀帝因不是成帝之子，而是他的庶侄，所以與王政君無任何關系。
隻因成帝無子，才将劉欣立為皇嗣。
哀帝即位後，其祖母傅氏和母親丁氏兩家外戚因而得勢。
王莽深谙宮廷内風雲變幻，見勢不利，主動上書“乞骸骨”求隐退，哀帝表示優待，不準。
特遣丞相孔光等命莽視事。
但不久王莽又與傅太後發生沖突：當時因哀帝在未央宮置酒，而内者令為傅太後張幄與哀帝并座。
莽見之即責内者令，以傅太後屬藩妾，不得與帝同座，令撤去其座。
傅太後聞之大怒，于是王莽又“乞骸骨”，哀帝深知王氏權勢熾盛，特表示優容，反加賞賜，但矛盾是掩蓋不住的，在丁、傅外戚勢力不斷擴大下，王氏一門外戚紛紛被排擠出朝。
至建平二年（前5年）王莽與傅氏沖突再次公開化：因莽曾反對的傅太後、丁姬皆稱尊号（太太後、太後），被朱博參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号”，“請免為庶人”。
因王莽系元後至親，哀帝表示“恩寵”，“勿免，遣就國”（《漢書·王莽傳》上）被逐出朝廷，王莽被迫告退，歸南陽新都封國後，由于丁、傅兩家外戚控制朝政，先是外戚傅喜為大司馬，後來又由傅晏和丁明輪流輔政，王氏在朝中勢力遂被削奪。
王莽在朝廷失勢，但在鄉裡名聲日增，這也是他矯情于譽的結果，如有一次他的兒子王獲殺一奴婢，王莽竟逼其子自殺償命，以當時法律衡量，貴族殺奴婢是不至于償命的，更何況王氏這樣的貴戚，在“絞殺侍婢”（《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如同兒戲的官僚貴族圈中，王莽如此舉動，自然會引起很大震動。
于是，許多人為他罷職不平，還有人上書為他歌功頌德。
王莽一直注意籠絡士人，結好地方官，孔休守新都相，王莽對他優禮有加，贈以美玉寶劍“欲以為好”（《漢書·王莽傳》上）從而得到士人和地方官的好感。
王莽苦心經營，不久就得到結果。
元壽元年（前2年）發生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人趁機在皇帝面前替王莽鼓吹，于是哀帝召回王莽。
但不久又因從弟王邑為其求特進給事中官位被發覺，牽連而貶為河西尉。
在此之前，丁、傅兩家外戚的靠山丁太後與傅太後均已死去。
哀帝依靠佞幸董賢輔政，23歲的大司馬衛将軍董賢除“美麗自喜”，“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漢書·佞幸傳》）以外，無任何才幹。
雖然哀帝死前已将玺绶付與董賢，并叮囑其“無妄以與人”（《漢書·佞幸傳》）。
但當元壽二年（前1年）哀帝死後，董賢連調度喪事都不會，元後即令召回王莽“佐”董賢治事。
王莽回來後，就奏董賢“為大司馬不合衆心”（《漢書·佞幸傳》），逐出宮殿，收大司馬印绶，最後逼令董賢與妻自殺。
這個下流無恥的可憐蟲，追随着哀帝到另一個世界尋找他們的歡樂去了。
盛極一時的丁、傅外戚集團及董賢完全被消滅。
朝臣自大司徒孔光以下，皆以王莽曾任大司馬，又為太後近親，共舉莽為大司馬，以代董賢留下之缺位，獨前将軍何武及左将軍公孫祿反對，太後當然不納，于是，王莽又重新被任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繼續輔政。
在王氏集團與丁、傅集團兩派外戚的鬥争中，王莽能最後掌權，除了因元後的勢力在宮中根深蒂固外，王莽本人善于觀察時機，培植勢力以至攀附當權者則是重要因素。
二 向帝位逼進的曆程 “頌聲交作[230]”下的大司馬 王莽重任大司馬掌朝政後，第一件事即與太後議立嗣君。
哀帝無子，決定立中山王箕子劉衎為帝。
箕子為元帝之孫，生未滿月即患眚病，此病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皆青，無法治愈。
公元元年僅9歲形同殘廢的劉衎就被推上帝位。
72歲的元後臨朝稱制。
這一老一小隻得把朝政交付給王莽處理。
王莽大權在握，便積極培植黨羽，鏟除異己。
首先，王莽将成帝趙皇後和哀帝傅皇後廢為庶人，逼令自殺。
又不準平帝母衛氏入京。
這樣做的目的在于徹底根絕與王氏外戚為敵的其他外戚集團再起。
為此，他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如王莽之子王宇曾幫助衛氏集團，被王莽查獲，也被王莽處死，連懷孕的兒媳也在産子後被殺。
對于不順承他的人，王莽都“緻其罪”加以打擊，以至殺害。
如前将軍何武與左将軍公孫祿曾在滿朝一緻趨承元後意旨而推王莽為大司馬時，他倆持不同态度，而互相推舉。
此時被王莽參奏免官，後來處死。
紅陽侯王立是元後親弟，王莽之叔。
雖不居位，莽恐其妨礙自己專權，也羅織罪名奏請太後讓他出京師就國，太後不得已，隻好将王立遣出。
王莽在排除異己時，十分狡猾地在幕後操縱。
他找到一個膽小怕事而又為“太後所敬，天下信之”（《漢書·王莽傳》上）的名儒孔光為大司徒，凡欲将誰治罪，就令孔光上奏元後，孔光不敢不上。
王莽又慫恿太後批準孔光奏議。
就是這樣上下其手，王莽将朝政大權完全攬在自己手中。
“于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漢書·王莽傳》上），王莽的心腹爪牙：甄豐、甄邯、平晏、劉歆、孫建等分别被委以重任。
朝廷上下從此皆為王莽所控制。
史稱“莽色厲而言方”（《漢書·王莽傳》上），他僞裝方直，而野心頗大，王莽攫取大權以後，就指示黨羽爪牙為其歌功頌德、封奏請賞，而他自己又虛僞地一再推讓，表示“謙恭”，以此“上以惑太後，下用示信于衆庶”（同上）。
結果，愈“推讓”王莽的官爵愈大，權位愈高。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在他自己的操縱下，使元後封王莽為“安漢公”，位在三公之上。
這時，他俨然以周公自比了。
封安漢公以後，王莽又進一步擴大權勢，大封同黨孔光、王恽等為列侯、關内侯。
不久又以“太後不宜親省小事”為名，令百官不必向太後奏事，新任各官亦無須朝見太後，一律由安漢公包辦。
這樣，連元後的權也被他奪去了。
為鞏固取得的權位，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又将自己的女兒嫁給13歲的平帝為皇後，有司奏請賜給王莽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王莽辭謝不接受。
又賜其黃金二萬斤，合錢二萬萬。
王莽隻接受四千萬，并以其中三千三百萬分給十一家陪嫁的媵家及九族中貧者。
這一表演果然收到預期效果，早已領會王莽意圖的大司徒司直陳崇等上奏頌王莽“功德”，王恽等又“巡行天下”（《前漢紀》）為王莽不肯受田之事大肆宣揚。
王舜等要求加安漢公為宰衡之稱，以王莽比于伊尹和周公，元後立即照準，王莽經過一番推讓也接受下來。
王莽不肯接受新野田之事，在當時引起巨大反響。
為此而上書要求加賞于安漢公的，竟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其中固然有王莽的爪牙和阿谀奉承之徒，但也不能排除其中定有被王莽的僞裝所迷惑而誠心擁護他的中小地主。
此種現象也反映了西漢末年土地問題的嚴重性，哪怕是空洞的許諾也會因使衆人産生幻想而輕易相信。
“頌聲交作”下的王莽，在當時幾乎被統治階級視為唯一的“賢者”，若無以後事态的發展，曆史上王莽的形象定會被塗上一圈聖潔的光輪。
由假皇帝到真皇帝 随着王莽的地位和權勢蒸蒸日上，塗在王莽形象上的光輪則愈來愈黯淡。
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元後又給他加“九錫”。
[231]他指使的觀風使者又帶回僞造的、稱頌王莽的歌謠三萬言。
泉陵侯劉慶上書請“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漢書·王莽傳》），這就是說平帝應仿效周成王，将朝政全交給王莽。
但是，當時的平帝已經14歲，對王莽專權，禁止母後來京，放逐或殺戮自己親戚已怨恨在心，更不願事事皆聽王莽擺布。
莽遂迫不及待，對其采取最後手段，于元始五年（公元5年）臘月趁“上椒酒”之機“置藥酒中”（《漢書·平帝紀》師古曰引《漢注》），平帝喝藥酒後中毒，王莽竟佯作周公為武王請命之狀，作策請命于泰畤，願以身代，藏于金匮，置于前殿，故意令諸公勿言，其奸詐如此。
十二月丙子，平帝被毒死後，王莽又表示哀悼，大赦天下，令官吏六百石以上者，皆服喪三年。
接着就從劉氏宗族中找到廣戚侯劉顯的一個隻有兩歲的兒子嬰，立為皇帝，被稱為孺子嬰。
王舜等又請元後下诏，令王莽“如周公故事”居攝，一切禮儀與天子相同，代行皇帝之權。
此後，王莽果然稱起“假皇帝”來了。
臣民則稱他為“攝皇帝”。
以公元6年為居攝元年。
“假皇帝”“攝皇帝”都是代理皇帝的意思，但實際上王莽此時的權勢早已超過坐在帝位上的孺子嬰了，隻是沒有宣布改朝換代而已。
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無行，好為大言”的梓潼（今四川梓潼）人哀章，見王莽居攝，就制了銅匮一隻，将僞造的符書裝在裡面，符書中寫王莽為真天子，并将王莽所幸之幾個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寫在上面，言這些人應當大官為輔佐。
哀章将此銅匮獻給正急于當真皇帝的王莽。
果然使他大為高興，立即拜受，馬上下書诏告天下，在未央宮即真天子位，改國号曰“新”，以公元9年為始建國元年。
處心積慮數十年的王莽，終于在53歲時當上了皇帝。
接着他就令皇太後去漢号，将孺子嬰逐出宮，封為安定公。
至此，漢代劉氏的禦座，從名到實都讓位給“新”朝的王莽了。
王莽在一步步向最高統治者的寶座逼進的過程中，始終扮着“不得已”而遵命的角色，就是最後将孺子嬰趕下台時，王莽竟能做出“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漢書·王莽傳》中）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聲稱“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并且“哀歎良久”表示對孺子嬰的“感情”。
真是虛僞到極點。
王莽即帝位後，就按哀章所獻銅匮中僞造的符命封拜：除封王舜等為“四輔”，“四将”（詳下）外，還有故城門吏王興，和一個賣餅的王盛，因與符名上僞造的名字相同也被封為官。
由漢到新的改朝換代就此完成。
反莽活動的展開 王莽篡權活動自然有許多人為他鼓吹，不過也有不少人反對他。
如前所述，曾為新都相之孔休，在王莽入京後，拒絕其召見，莽篡位後，請休為國師，休嘔血杜門謝絕。
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均在王莽專權時主動求乞骸骨，謝官歸裡。
南昌尉梅福則棄官抛家，變姓名隐居會稽。
朝野七十餘人不顧王莽召誘，先後隐亡，表示不與其合作。
更有甚者，公元5年四月，安衆侯劉崇看出“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而起兵反莽，因從者隻有百餘人，旋即被滅。
次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也看出王莽“欲絕漢室”而起兵，這次讨莽之舉較上次規模更大，地區亦廣，衆至十萬。
三輔三十三縣的十餘萬人在趙明、霍鴻領導下起而響應。
王莽聞訊忙派兵鎮壓，首都長安一片緊張景象。
雙方激戰的結果，于十二月莽軍大勝，次年二月動亂始平。
王莽稱帝後，始建國元年，長安城中一名叫碧的女子竟在大道中高呼“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俱見《漢書·王莽傳》）。
這些均屬地主階級内部，反對王莽以“新”代“漢”，維護劉氏天下的活動，雖然不具有反壓迫反剝削的意義，但反映了王莽的“新”朝比它所代替的西漢王朝面臨的敵人還要多。
它不僅遭到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而且受到忠于漢室的地主階級分子的攻擊。
這就給爬上皇帝禦座的王莽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如何維持住這搖搖欲墜的統治？為此，他就不得不尋找解除社會危機以穩定既“新”又舊的政權的辦法。
第二節 “新”朝的政權建設和“改制”活動 一 對西漢制度的修補和改易 “新”莽政權本是西漢末年外戚專權生下的一個怪胎。
它既标榜不同于劉氏的“漢”朝，實際上又同西漢王朝有扯不斷的聯系。
因此，王莽稱帝後的政權建設就是對原來西漢政權制度的修補和改易。
對“五德”系統的修補和改易 王莽時“新”朝的政權建設，不是從建立機構開始，而是把修補和改造“五德”學說作為建立政權基礎的。
思想和信仰本屬于學術和意識形态範疇，和具體的政權似乎是兩碼事。
但是，王莽的“新”朝卻不然，經過改造的五行學說不僅是這個政權建立的理論根據，而且對後世也有極大影響，所以修改和補充“五德”系統确為王莽政權建設的首要大舉。
據《漢書·王莽傳》上記載，王莽由“假皇帝”即真皇帝位時，下诏宣布： 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後之末屬。
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匮策書，神明诏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
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王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這一段話的主要意思是：本人很僥幸，托于皇初祖考黃帝的後代，皇室祖考虞帝的苗裔、和太皇太後的親屬。
現在皇天上帝既托付給我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的神靈又承了天命而傳國給我，我敬畏天命，哪敢不受！即日登真天子位，定國号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