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朝的出現和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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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時“威德至盛異于前”（《漢書·匈奴傳》），就改變了一貫友善的态度：首先，他示意匈奴單于令遣王昭君之女須蔔居次雲入侍。
本來，派何人來漢入侍均由匈奴單于決定，漢王朝從不幹涉。
王莽這樣做開始暴露了他對匈奴歧視的态度。
果然，不能令匈奴容忍的事一件連一件地發生了。
當時車師後王姑句（姑句乃車師後王之名，句音鈎），與婼羌去胡來王唐兜，因對西漢政權失去信任，遂率妻子及民衆投降匈奴。
匈奴單于接受這二人投降後，立即向漢朝廷報告。
在朝秉政的王莽即派人至匈奴，責備單于接受二降王。
單于據理說明：早在宣、元帝時期，漢、匈之間曾有約定：長城以南歸漢所有，長城以北歸匈奴，雙方互不侵犯，有投降者不得接受。
但這一規定并不包括漢、匈以外的人。
因此接受了車師後王和去胡來王的投降。
單于的說明表示不願損害雙方友好的關系，甚至強調說已故的呼韓邪單于在臨終前曾告誡：“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
”（《漢書·匈奴傳》）言詞懇切，态度誠摯。
但王莽毫不寬容，令使者斥責。
單于叩頭謝罪，并将二降王交付漢使者但求釋其背叛之罪。
事已至此，本可收場。
但王莽得寸進尺：不僅将接受回來的二降王于聚會西域諸國之際斬首示衆，而且強迫匈奴接受以下四條規定：（1）漢人逃入匈奴者；（2）烏孫逃往匈奴者；（3）西域各“國”佩漢朝印绶投降匈奴者；（4）烏桓投降匈奴者，均不得接受。
這就改變了宣、元時期雙方均等的約定，而無理地幹涉匈奴内部事務。
匈奴囊知牙斯單于雖對此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隻得接受。
王莽方自鳴得意，豈不知匈奴對漢的仇恨從此與日俱增矣。
王莽強行給匈奴規定的四條，也挑起匈奴同烏桓的矛盾：原來烏桓臣服于匈奴，按時給匈奴繳納皮布稅。
上述四條頒布後，烏桓即拒絕給匈奴納稅，由此烏桓同匈奴開始攻擊，更增加匈奴單于對漢的仇恨。
匈奴的退讓，助長了王莽的狂妄。
他的“改名癖”又一次發作。
匈奴單于的名字稱為囊知牙斯，這本是譯音，與漢人姓名不同本是自然的。
但王莽卻以為“中國不得有二名”（《漢書·匈奴傳》），示意匈奴單于改名。
單于懾于威勢，隻得上書将“囊知牙斯”名改為“知”。
王莽大悅，賜以厚賞，以為這種毫無意義的舉動就可使匈奴臣服了。
王莽即“真皇帝”位後，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派五威将軍王駿率甄阜、王飒、陳饒等六名将帥為特使，攜大量金帛，至匈奴宣布“新”代漢，并授單于以新印，收回舊印。
宣帝時發給呼韓邪單于的印，文為“匈奴單于玺”，但新發給匈奴的印文為“新匈奴單于章”，将匈奴之上冠以“新”，又以“章”代“玺”。
這種變化表明王莽蓄意壓低匈奴單于的政治地位，把原來漢朝尊重單于為最高首領的地位（可以用“玺”）變成與王莽新室的諸侯王的同樣地位，即把匈奴降為新室的政治附庸。
單于見此，當然不願接受，欲索回故印。
但故印已為派去的陳饒破壞。
無可奈何，匈奴單于隻得派人上書要求更鑄漢故印。
這些做法，反映了王莽歧視、壓迫少數民族的思想實質。
他企圖用這些辦法提高“新”莽政權的威望，并滿足其虛驕、狂妄的心理。
但事實卻是向他希望的反面發展，不久王莽就嘗到了苦果。
同匈奴重構難 始建國二年（10年）單于派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率匈奴兵萬騎，以護送烏桓回故地為名，勒兵于朔方塞下。
北方戰雲密布，戰争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與匈奴關系惡化，使一些不滿王莽政權的少數民族及漢族叛将逃入匈奴，如車師後王之兄輔國侯狐蘭支，及漢司馬丞韓玄、史陳良、終帶、右曲侯任商等先後率衆投降匈奴。
匈奴接受叛軍，更加觸怒王莽。
始建國二年（10年）十二月，王莽下诏令匈奴單于改名為“降奴服于”，并派立國将軍孫建等率十二将統甲卒三十萬人分道并出，欲窮追匈奴。
始建國三年（11年），當各路兵馬尚未聚齊之時，王莽又欲分匈奴之勢，将匈奴分為十五單于，派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級率兵萬騎，召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大加賞賜。
這就惹起匈奴單于的公開反對，于是遣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
平靜多年的北方，又開始了戰亂。
此後，單于曆告左右都尉、諸邊王大肆入塞騷擾，大股萬餘人，少者數百，連連不斷。
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
吏民被掠者不計其數。
當時，王莽大軍雖聚于邊境，但軍糧給養未具，其三十萬大軍所需之口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裡，年尚未集合”。
全國因而疲憊、虛耗不堪。
将軍嚴尤上書指出擊匈奴之五難：一曰：興師動衆，所需兵員、給養難以聚齊，“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二曰：軍糧調自内郡，而内地郡國“不相屬及”；三曰：長途遠征，辎重、糧食難運；四曰：北方天氣變化甚大“師有疾疫之憂”；五曰：辎重太多，軍行困難。
所以，嚴尤認為“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
勸王莽慎重行事。
但王莽不聽，征糧、調兵如故，未戰而天下騷動。
正當漢匈間關系惡化，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刻，匈奴内部主和派、王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須蔔當，為匈奴執政大臣，與其妻，即昭君之長女須蔔居次（名雲）試圖緩和緊張局勢。
适時烏珠留單于死（13年），須蔔當與雲乃擁立與他們關系親密的犁汙王鹹為烏累單于，并勸與王莽和親。
西漢末年，匈奴的勢力遠不如武帝以前強大，若采取恰當對策，是不會釀成大亂的。
但王莽對匈奴的政策飄忽不定，造成極大惡果。
如匈奴右犁汙王鹹為單于時，曾有與王莽友好之表示，但不久，當王莽得知入塞騷擾之匈奴兵有鹹之子角所派者後，即将鹹之子澄斬于長安。
單于鹹從此怨恨王莽，常從左地入侵，掠擾不已。
天鳳二年（15年）單于鹹與王莽和親，局勢又開始緩和，王莽乃派人令匈奴改為“恭奴”，單于改為“善于”，賜印绶，又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屠為後安侯。
單于雖貪王莽金珍，又畏其權勢，故表面接受，但仍然不斷入侵騷擾。
天鳳五年（18年），單于鹹死，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屍道臯若鞮單于，王莽又派兵将須蔔當及雲等脅迫至長安。
雲從塞下逃回，王莽拜當為須蔔單于，并欲出大兵輔立之。
這就使匈奴更加憤怒，頻繁進擾，日甚一日。
由于王莽的錯誤政策，又先後拒絕了嚴尤等大臣的規勸，使北方一直處于警備狀态。
他動員全國人力、财力，準備大張旗鼓讨伐匈奴，下令“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稱之為“豬突豨勇”發往北方準備作戰，又下令全國吏民要以三分之一資産助軍費，還到處召募“奇能”之士。
于是一些流氓騙子紛紛趁機出來，有的說會飛，有的說不用舟渡水，有的說會造吃了不餓的“仙丹”。
王莽皆賜給他們官職、車馬。
為備戰，長途轉運将布帛從内地運至邊境，地皇二年（21年）王莽下令“轉天下谷币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漢書·王莽傳》下），弄得“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陽以東，米石三千”（《漢書·食貨志》）。
但未及出擊，王莽政權就被農民起義所推翻。
王莽時期與匈奴的正面決戰雖尚未及進行，但雙方在邊境的局部沖突連年不斷，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
北方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烽火，生産在和平環境中進行，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曾呈現一派繁榮景象，自與匈奴啟釁以來，邊境生産無法正常進行，人民遭匈奴殺掠，官、兵長期屯戍，吏士疲弊，北方空虛。
數年之間，北邊無完整之村落，四野有無人收殓之枯骨。
從而促成王莽政權的迅速崩潰。
二 西方的動亂 王莽統治時代西方的西域諸國和西羌各支，也都由臣服西漢王朝而與“新”莽政權為敵。
整個西方開始了動亂。
西域諸國的離析 自漢宣帝時期，西域諸國已臣服于漢，西漢朝廷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立幕府。
漢之号令頒行西域，這裡的人民已成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成員。
但至漢平帝王莽攝政時形勢發生突變。
最先發生裂痕的是車師和婼羌。
如前所述：車師後王姑句、婼羌去胡來王曾降匈奴。
此事件之起因實由于對漢政權失去信任。
據記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戊己校尉徐普欲開經車師後王國境内通玉門關之路。
車師後王姑句以當道供給漢往來使者負擔甚大，心覺不便。
徐普即欲将其系之質證。
姑句之妻股紫服趁機勸其降匈奴，她說：前車師王，已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
因此，姑句遂降匈奴。
又婼羌去胡來王唐兜因與赤水羌相攻，向西域都護但欽告急，但欽置之不理。
唐兜被攻向東退至玉門關，企圖入關避難，但玉門關拒納。
唐兜無奈，才率妻子人民千餘人，投降匈奴。
可見，姑句和唐兜之投降匈奴與漢之處置不當有關，但匈奴被迫送出二降王後，王莽不僅不接受匈奴單于的請求，釋二降王之罪，反而在西域諸國王聚會時，陳軍示威，當衆将二人斬首。
從此開始，西域諸國惶惑不安，各懷異心。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稱帝之後，又下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
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于古典，缪于一統。
其定諸侯王之号皆稱公，及四夷僭号稱王者皆更為侯”（《漢書·王莽傳》中）。
這就把包括西域諸國在内的各少數民族國王之号降而為侯。
于是，引起各國普遍的不滿，埋下西域各國離散的種子。
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派廣新公甄豐為右伯，出西域。
車師後王須置離恐對其供應、招待不周而得罪，曾有降匈奴的打算。
戊己校尉刁護聞訊，召其驗問，供認不諱。
于是将其綁送至都護但欽處。
車師後王屬下人民知其一去不返，全體哭送。
置離至但欽處果然被斬，其兄輔國侯狐蘭支遂率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投降匈奴。
狐蘭支降匈奴後即與匈奴兵共擊車師，傷都護司馬，殺後城長。
增加了匈奴與王莽對抗的實力。
西域各國開始脫離“新”莽政權的控制。
西域瓦解 西域各國對王莽政權失去信任。
王莽的愚蠢舉動更促使西域各國紛紛背叛：時有史陳良等殺戊己校尉刁護投降匈奴。
三年後，王莽以财貨賂單于，單于即将陳良等殺刁護者及其妻子二十七人，交王莽派來之使者。
不料王莽将這些人接回後，即在長安殺死，從而引起各國的恐慌和怨恨。
始建國五年（13年），烏孫之大、小昆彌皆派使者至長安朝貢。
大昆彌是漢之外孫，其胡婦所生之子為昆彌，而烏孫人皆歸附于他。
王莽企圖籠絡烏孫人心，就派人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之上。
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道：大昆彌地位為君，而今将臣之使置于君使之上，乃不合中國禮儀。
王莽見奏大怒，立即将滿昌免官。
西域各國見王莽如此剛愎自用，不聽勸谏又屢失信義，于是皆生背叛之心：姑墨國王丞殺溫宿國王，将其國吞并。
地近匈奴的焉耆先叛，殺都護但欽。
王莽此時正準備全力以應付匈奴，對西域諸國之叛離，則無力讨伐。
天鳳三年（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駿、新任命的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等率兵出西域。
各國不得不沿途迎送，焉耆則僞降而暗聚兵自備。
王駿等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數路進入焉耆。
焉耆兵埋伏于途中攔截王駿等部隊。
姑墨、尉犂、危須各國也起而共同襲擊王駿軍。
将王駿等所率之軍殺得落花流水。
唯有李崇幸免，收拾餘衆，還保龜茲。
戊己校尉郭欽因率兵後至才免遭覆滅。
又值各國之兵已退，唯有焉耆兵未還。
郭欽兵至，将焉耆老弱擊殺一通，遂由車師“凱旋”回長安。
王莽封郭欽為“劋胡子”。
“劋”殺絕之意。
血淋淋的封号反映出王莽對西域各國的仇視。
不久，王莽政權被推翻，接着，李崇死于西域，西域各國遂完全與中央政權終止聯系。
西羌為患 西羌各部落在漢宣帝以後，數十年内，羌人各部落皆臣服西漢中央政府，邊塞安定，各族人民安居樂業。
[241] 王莽攝政後，婼羌去胡來王先叛降匈奴已如前述。
王莽又施其狂妄、愚蠢之政策于各部羌人，從而進一步激起羌人的反叛。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憲等持大量金币誘西羌，使其獻地内屬。
憲等回朝後奏言：羌豪良願等所統部落，約有一萬二千人之衆，願獻地為臣。
王莽大悅，即将其地置為西海郡。
據考西海郡包括臨羌以南的允谷（今青海省共和東南），以西的鮮水海（即今青海湖）之地。
《水經注·河水篇》記：王莽“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
西海郡的郡治設在鮮水海東的龍夷（今青海海晏）。
1944年在青海湖東北金銀灘上發現了一個三角形的古城遺址，城内掘出一石虎，虎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國□河南”等字，此三角城當即龍夷城所在地（參見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證明這一地區自此時起即正式劃入中央政權統轄下的行政版圖。
這本是于國家統一極有意義的一件事，但王莽置西海郡後并未認真治理，反而增加五十條法令，将犯者徙之西海，不久徙者就有成千上萬，民心開始動搖。
居攝元年（公元6年）冬，西羌龐恬、傅幡等怨王莽奪其地，起兵叛亂。
攻西海太守程永，程永棄城逃跑。
王莽處死程永，連忙派護羌校尉窦況平叛。
居攝二年（公元7年）窦況等雖将羌亂鎮壓下去，但羌人仍不斷作亂，為患西方。
王莽末年，燒當羌滇良擊破先零諸羌開始強大起來，并向東掠擾。
直到王莽失敗後，諸羌仍是西方的大患。
三 西南和東北各族的反抗 王莽歧視各周邊民族的做法，也引起西南和東北各民族的不滿和反抗，其中最嚴重的是“西南夷”中的句町王、邛人、白馬氐，及東北方向的高句麗。
西南人民的反抗 自漢武帝在原所謂“西南夷”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置郡縣後，今甘肅南部至四川、雲南、貴州等聚居地區各民族，均劃入西漢王朝版圖。
在這些民族中，益州牂柯曾于昭帝時叛亂，時句町侯毋波（一作亡波，毋、亡古相通）率其邑人衆擊叛亂者有功，被封為句町王。
其地約在今雲南廣南縣一帶。
自然，句町縣、國并置，其君長人民臣服于漢，安居樂業。
但王莽稱帝後，将各少數民族王均貶為侯，句町自不例外，其王邯怨怒不從。
王莽為制服句町，于始建國四年（12年）使牂柯大尹周歆殺害句町王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
備受王莽政權壓迫的各族人民遂趁機起而響應，三邊盡反。
由民族上層對王莽的不滿變為全族的反抗。
天鳳元年（14年）将益州大尹程隆殺死，王莽連忙派平蠻将軍馮茂率兵前往鎮壓。
馮茂征發巴、蜀、犍為士卒，并于當地收斂賦稅以供軍需。
在王莽軍隊和政府的搜刮下，民财被耗去一半，人民死于疾病者有十分之七，益州虛耗，巴蜀騷動，戰争持續三年，馮茂終無法将少數民族人民的反抗烈火撲滅。
王莽見馮茂未能得逞，遂将其召回處死。
另派甯始将軍廉丹、庸部牧史熊率兵鎮壓。
天鳳三年（16年）王莽征天水隴西騎士，發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由廉丹、史熊率領擊句町。
後方轉運軍饷者也不下十萬人，以二十萬之衆向句町壓來。
最初頗能獲勝，但句町人民并未在壓力下屈服，堅持戰鬥。
終因軍糧前後不繼，廉丹、史熊部士卒因饑餓、病疫死者數萬，而最後失敗。
王莽又任馮英為長沙連率，以文齊為益州太守，他們采取懷柔政策，改變一味動兵用武的做法，“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人民的武裝反抗才逐漸平息下來。
“西南夷”的另一大族邛人，其聚居地邛都（治所在今四川西昌東南），武帝時置為越嶲郡。
王莽末年，任貴率邛人攻殺越嶲郡守枚根。
任貴自立為邛縠王，領太守事。
直到王莽失敗後，東漢初年才将邛縠王任貴誅殺，複邛都舊号。
此外，武都（今甘肅西和西南）白馬氐在王莽統治時代也起而反抗。
白馬氐是氐族中最大的一支，《史記·西南夷列傳》雲：“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漢武帝時滅氐王在其地設武都郡。
但氐人對西漢朝廷的壓迫不滿，時而起兵反抗。
王莽時白馬氐反抗活動，一直延續到東漢初年才告終止。
高句麗改為下句麗 在東北方向之高句麗，為古代夫餘之後，在今朝鮮平安道以北，自中國安東通化至吉林伊通一帶皆為高句麗之地，原為朝鮮。
漢武帝滅朝鮮後，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高句麗為玄菟郡下之一縣，此後高句麗即臣服于漢。
王莽“新”朝成立後，因準備與匈奴作戰，于始建國二年（10年）遣十二将，六道并出，征發高句麗兵以伐匈奴。
高句麗人民不願為王莽賣命，紛紛逃跑出關。
遼西大尹田譚擊殺出逃之高句麗人民，不僅未能得逞，反而被殺。
王莽之地方官均歸咎于高句麗侯驺，要求朝廷懲辦。
唯嚴尤勸王莽不能倉猝處置驺，而宜令州牧安慰之，以防生變。
但王莽不聽，遂激起高句麗的反抗。
始建國四年（12年）王莽令嚴尤出兵，尤設計誘高句麗侯驺入塞，斬之，傳首長安，王莽大悅。
于是下書布告天下：将“高句麗”改為“下句麗”。
這種改名的故伎又一次施用，實在毫無意義，但王莽卻極為重視，在其诏告中以極其鄭重之口吻宣布道： 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驺，平定東域，虜知（按即匈奴單于囊知牙斯，見本節前述）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鹹知焉。
（《漢書·王莽傳》中） 這裡，既不言驺之“罪行”，亦不提讨伐之理由，而一味鼓吹天地群神“佑助之福”，可見，其改名之類的舉動，也無非企圖以毫無實際作用之名稱，用來懼敵而愚民，幻想以名稱之改變，擡高自己的地位。
把統治建立在玩弄字眼以自欺欺人上面，這個政權虛弱到何種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本章小結 “新”朝的出現和王莽改制是秦漢史上極為獨特的一頁。
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本不是統治階級内部可以自己解決的問題，在王莽之前有人提出的種種改良方案均未能實現，就已證明了這點。
處心積慮向皇位逼進的王莽，一旦登上帝位，欲維持其統治，必須解脫危機，而他能提出的解決方案，也隻有早已被曆史否定了的改良，這就注定了他的悲劇下場。
由于王莽的改良又披上了複古的外衣，他個人的貪婪本性又想以虛僞的行為掩飾，結果，這場悲劇中的主角又扮演了一個既可笑又可憎的角色。
本來，派何人來漢入侍均由匈奴單于決定，漢王朝從不幹涉。
王莽這樣做開始暴露了他對匈奴歧視的态度。
果然，不能令匈奴容忍的事一件連一件地發生了。
當時車師後王姑句（姑句乃車師後王之名，句音鈎），與婼羌去胡來王唐兜，因對西漢政權失去信任，遂率妻子及民衆投降匈奴。
匈奴單于接受這二人投降後，立即向漢朝廷報告。
在朝秉政的王莽即派人至匈奴，責備單于接受二降王。
單于據理說明：早在宣、元帝時期，漢、匈之間曾有約定：長城以南歸漢所有，長城以北歸匈奴，雙方互不侵犯，有投降者不得接受。
但這一規定并不包括漢、匈以外的人。
因此接受了車師後王和去胡來王的投降。
單于的說明表示不願損害雙方友好的關系，甚至強調說已故的呼韓邪單于在臨終前曾告誡：“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
”（《漢書·匈奴傳》）言詞懇切，态度誠摯。
但王莽毫不寬容，令使者斥責。
單于叩頭謝罪，并将二降王交付漢使者但求釋其背叛之罪。
事已至此，本可收場。
但王莽得寸進尺：不僅将接受回來的二降王于聚會西域諸國之際斬首示衆，而且強迫匈奴接受以下四條規定：（1）漢人逃入匈奴者；（2）烏孫逃往匈奴者；（3）西域各“國”佩漢朝印绶投降匈奴者；（4）烏桓投降匈奴者，均不得接受。
這就改變了宣、元時期雙方均等的約定，而無理地幹涉匈奴内部事務。
匈奴囊知牙斯單于雖對此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隻得接受。
王莽方自鳴得意，豈不知匈奴對漢的仇恨從此與日俱增矣。
王莽強行給匈奴規定的四條，也挑起匈奴同烏桓的矛盾：原來烏桓臣服于匈奴，按時給匈奴繳納皮布稅。
上述四條頒布後，烏桓即拒絕給匈奴納稅，由此烏桓同匈奴開始攻擊，更增加匈奴單于對漢的仇恨。
匈奴的退讓，助長了王莽的狂妄。
他的“改名癖”又一次發作。
匈奴單于的名字稱為囊知牙斯，這本是譯音，與漢人姓名不同本是自然的。
但王莽卻以為“中國不得有二名”（《漢書·匈奴傳》），示意匈奴單于改名。
單于懾于威勢，隻得上書将“囊知牙斯”名改為“知”。
王莽大悅，賜以厚賞，以為這種毫無意義的舉動就可使匈奴臣服了。
王莽即“真皇帝”位後，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派五威将軍王駿率甄阜、王飒、陳饒等六名将帥為特使，攜大量金帛，至匈奴宣布“新”代漢，并授單于以新印，收回舊印。
宣帝時發給呼韓邪單于的印，文為“匈奴單于玺”，但新發給匈奴的印文為“新匈奴單于章”，将匈奴之上冠以“新”，又以“章”代“玺”。
這種變化表明王莽蓄意壓低匈奴單于的政治地位，把原來漢朝尊重單于為最高首領的地位（可以用“玺”）變成與王莽新室的諸侯王的同樣地位，即把匈奴降為新室的政治附庸。
單于見此，當然不願接受，欲索回故印。
但故印已為派去的陳饒破壞。
無可奈何，匈奴單于隻得派人上書要求更鑄漢故印。
這些做法，反映了王莽歧視、壓迫少數民族的思想實質。
他企圖用這些辦法提高“新”莽政權的威望，并滿足其虛驕、狂妄的心理。
但事實卻是向他希望的反面發展，不久王莽就嘗到了苦果。
同匈奴重構難 始建國二年（10年）單于派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率匈奴兵萬騎，以護送烏桓回故地為名，勒兵于朔方塞下。
北方戰雲密布，戰争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與匈奴關系惡化，使一些不滿王莽政權的少數民族及漢族叛将逃入匈奴，如車師後王之兄輔國侯狐蘭支，及漢司馬丞韓玄、史陳良、終帶、右曲侯任商等先後率衆投降匈奴。
匈奴接受叛軍，更加觸怒王莽。
始建國二年（10年）十二月，王莽下诏令匈奴單于改名為“降奴服于”，并派立國将軍孫建等率十二将統甲卒三十萬人分道并出，欲窮追匈奴。
始建國三年（11年），當各路兵馬尚未聚齊之時，王莽又欲分匈奴之勢，将匈奴分為十五單于，派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級率兵萬騎，召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大加賞賜。
這就惹起匈奴單于的公開反對，于是遣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
平靜多年的北方，又開始了戰亂。
此後，單于曆告左右都尉、諸邊王大肆入塞騷擾，大股萬餘人，少者數百，連連不斷。
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
吏民被掠者不計其數。
當時，王莽大軍雖聚于邊境，但軍糧給養未具，其三十萬大軍所需之口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裡，年尚未集合”。
全國因而疲憊、虛耗不堪。
将軍嚴尤上書指出擊匈奴之五難：一曰：興師動衆，所需兵員、給養難以聚齊，“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二曰：軍糧調自内郡，而内地郡國“不相屬及”；三曰：長途遠征，辎重、糧食難運；四曰：北方天氣變化甚大“師有疾疫之憂”；五曰：辎重太多，軍行困難。
所以，嚴尤認為“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
勸王莽慎重行事。
但王莽不聽，征糧、調兵如故，未戰而天下騷動。
正當漢匈間關系惡化，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刻，匈奴内部主和派、王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須蔔當，為匈奴執政大臣，與其妻，即昭君之長女須蔔居次（名雲）試圖緩和緊張局勢。
适時烏珠留單于死（13年），須蔔當與雲乃擁立與他們關系親密的犁汙王鹹為烏累單于，并勸與王莽和親。
西漢末年，匈奴的勢力遠不如武帝以前強大，若采取恰當對策，是不會釀成大亂的。
但王莽對匈奴的政策飄忽不定，造成極大惡果。
如匈奴右犁汙王鹹為單于時，曾有與王莽友好之表示，但不久，當王莽得知入塞騷擾之匈奴兵有鹹之子角所派者後，即将鹹之子澄斬于長安。
單于鹹從此怨恨王莽，常從左地入侵，掠擾不已。
天鳳二年（15年）單于鹹與王莽和親，局勢又開始緩和，王莽乃派人令匈奴改為“恭奴”，單于改為“善于”，賜印绶，又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屠為後安侯。
單于雖貪王莽金珍，又畏其權勢，故表面接受，但仍然不斷入侵騷擾。
天鳳五年（18年），單于鹹死，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屍道臯若鞮單于，王莽又派兵将須蔔當及雲等脅迫至長安。
雲從塞下逃回，王莽拜當為須蔔單于，并欲出大兵輔立之。
這就使匈奴更加憤怒，頻繁進擾，日甚一日。
由于王莽的錯誤政策，又先後拒絕了嚴尤等大臣的規勸，使北方一直處于警備狀态。
他動員全國人力、财力，準備大張旗鼓讨伐匈奴，下令“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稱之為“豬突豨勇”發往北方準備作戰，又下令全國吏民要以三分之一資産助軍費，還到處召募“奇能”之士。
于是一些流氓騙子紛紛趁機出來，有的說會飛，有的說不用舟渡水，有的說會造吃了不餓的“仙丹”。
王莽皆賜給他們官職、車馬。
為備戰，長途轉運将布帛從内地運至邊境，地皇二年（21年）王莽下令“轉天下谷币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漢書·王莽傳》下），弄得“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陽以東，米石三千”（《漢書·食貨志》）。
但未及出擊，王莽政權就被農民起義所推翻。
王莽時期與匈奴的正面決戰雖尚未及進行，但雙方在邊境的局部沖突連年不斷，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
北方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烽火，生産在和平環境中進行，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曾呈現一派繁榮景象，自與匈奴啟釁以來，邊境生産無法正常進行，人民遭匈奴殺掠，官、兵長期屯戍，吏士疲弊，北方空虛。
數年之間，北邊無完整之村落，四野有無人收殓之枯骨。
從而促成王莽政權的迅速崩潰。
二 西方的動亂 王莽統治時代西方的西域諸國和西羌各支，也都由臣服西漢王朝而與“新”莽政權為敵。
整個西方開始了動亂。
西域諸國的離析 自漢宣帝時期，西域諸國已臣服于漢，西漢朝廷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立幕府。
漢之号令頒行西域，這裡的人民已成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成員。
但至漢平帝王莽攝政時形勢發生突變。
最先發生裂痕的是車師和婼羌。
如前所述：車師後王姑句、婼羌去胡來王曾降匈奴。
此事件之起因實由于對漢政權失去信任。
據記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戊己校尉徐普欲開經車師後王國境内通玉門關之路。
車師後王姑句以當道供給漢往來使者負擔甚大，心覺不便。
徐普即欲将其系之質證。
姑句之妻股紫服趁機勸其降匈奴，她說：前車師王，已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系必死，不如降匈奴。
因此，姑句遂降匈奴。
又婼羌去胡來王唐兜因與赤水羌相攻，向西域都護但欽告急，但欽置之不理。
唐兜被攻向東退至玉門關，企圖入關避難，但玉門關拒納。
唐兜無奈，才率妻子人民千餘人，投降匈奴。
可見，姑句和唐兜之投降匈奴與漢之處置不當有關，但匈奴被迫送出二降王後，王莽不僅不接受匈奴單于的請求，釋二降王之罪，反而在西域諸國王聚會時，陳軍示威，當衆将二人斬首。
從此開始，西域諸國惶惑不安，各懷異心。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稱帝之後，又下诏“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
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于古典，缪于一統。
其定諸侯王之号皆稱公，及四夷僭号稱王者皆更為侯”（《漢書·王莽傳》中）。
這就把包括西域諸國在内的各少數民族國王之号降而為侯。
于是，引起各國普遍的不滿，埋下西域各國離散的種子。
始建國二年（10年）王莽派廣新公甄豐為右伯，出西域。
車師後王須置離恐對其供應、招待不周而得罪，曾有降匈奴的打算。
戊己校尉刁護聞訊，召其驗問，供認不諱。
于是将其綁送至都護但欽處。
車師後王屬下人民知其一去不返，全體哭送。
置離至但欽處果然被斬，其兄輔國侯狐蘭支遂率二千餘人，驅畜産，舉國投降匈奴。
狐蘭支降匈奴後即與匈奴兵共擊車師，傷都護司馬，殺後城長。
增加了匈奴與王莽對抗的實力。
西域各國開始脫離“新”莽政權的控制。
西域瓦解 西域各國對王莽政權失去信任。
王莽的愚蠢舉動更促使西域各國紛紛背叛：時有史陳良等殺戊己校尉刁護投降匈奴。
三年後，王莽以财貨賂單于，單于即将陳良等殺刁護者及其妻子二十七人，交王莽派來之使者。
不料王莽将這些人接回後，即在長安殺死，從而引起各國的恐慌和怨恨。
始建國五年（13年），烏孫之大、小昆彌皆派使者至長安朝貢。
大昆彌是漢之外孫，其胡婦所生之子為昆彌，而烏孫人皆歸附于他。
王莽企圖籠絡烏孫人心，就派人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之上。
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道：大昆彌地位為君，而今将臣之使置于君使之上，乃不合中國禮儀。
王莽見奏大怒，立即将滿昌免官。
西域各國見王莽如此剛愎自用，不聽勸谏又屢失信義，于是皆生背叛之心：姑墨國王丞殺溫宿國王，将其國吞并。
地近匈奴的焉耆先叛，殺都護但欽。
王莽此時正準備全力以應付匈奴，對西域諸國之叛離，則無力讨伐。
天鳳三年（16年）王莽派五威将王駿、新任命的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等率兵出西域。
各國不得不沿途迎送，焉耆則僞降而暗聚兵自備。
王駿等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數路進入焉耆。
焉耆兵埋伏于途中攔截王駿等部隊。
姑墨、尉犂、危須各國也起而共同襲擊王駿軍。
将王駿等所率之軍殺得落花流水。
唯有李崇幸免，收拾餘衆，還保龜茲。
戊己校尉郭欽因率兵後至才免遭覆滅。
又值各國之兵已退，唯有焉耆兵未還。
郭欽兵至，将焉耆老弱擊殺一通，遂由車師“凱旋”回長安。
王莽封郭欽為“劋胡子”。
“劋”殺絕之意。
血淋淋的封号反映出王莽對西域各國的仇視。
不久，王莽政權被推翻，接着，李崇死于西域，西域各國遂完全與中央政權終止聯系。
西羌為患 西羌各部落在漢宣帝以後，數十年内，羌人各部落皆臣服西漢中央政府，邊塞安定，各族人民安居樂業。
[241] 王莽攝政後，婼羌去胡來王先叛降匈奴已如前述。
王莽又施其狂妄、愚蠢之政策于各部羌人，從而進一步激起羌人的反叛。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憲等持大量金币誘西羌，使其獻地内屬。
憲等回朝後奏言：羌豪良願等所統部落，約有一萬二千人之衆，願獻地為臣。
王莽大悅，即将其地置為西海郡。
據考西海郡包括臨羌以南的允谷（今青海省共和東南），以西的鮮水海（即今青海湖）之地。
《水經注·河水篇》記：王莽“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
西海郡的郡治設在鮮水海東的龍夷（今青海海晏）。
1944年在青海湖東北金銀灘上發現了一個三角形的古城遺址，城内掘出一石虎，虎座上刻“西海郡始建國□河南”等字，此三角城當即龍夷城所在地（參見馬長壽《氐與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證明這一地區自此時起即正式劃入中央政權統轄下的行政版圖。
這本是于國家統一極有意義的一件事，但王莽置西海郡後并未認真治理，反而增加五十條法令，将犯者徙之西海，不久徙者就有成千上萬，民心開始動搖。
居攝元年（公元6年）冬，西羌龐恬、傅幡等怨王莽奪其地，起兵叛亂。
攻西海太守程永，程永棄城逃跑。
王莽處死程永，連忙派護羌校尉窦況平叛。
居攝二年（公元7年）窦況等雖将羌亂鎮壓下去，但羌人仍不斷作亂，為患西方。
王莽末年，燒當羌滇良擊破先零諸羌開始強大起來，并向東掠擾。
直到王莽失敗後，諸羌仍是西方的大患。
三 西南和東北各族的反抗 王莽歧視各周邊民族的做法，也引起西南和東北各民族的不滿和反抗，其中最嚴重的是“西南夷”中的句町王、邛人、白馬氐，及東北方向的高句麗。
西南人民的反抗 自漢武帝在原所謂“西南夷”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置郡縣後，今甘肅南部至四川、雲南、貴州等聚居地區各民族，均劃入西漢王朝版圖。
在這些民族中，益州牂柯曾于昭帝時叛亂，時句町侯毋波（一作亡波，毋、亡古相通）率其邑人衆擊叛亂者有功，被封為句町王。
其地約在今雲南廣南縣一帶。
自然，句町縣、國并置，其君長人民臣服于漢，安居樂業。
但王莽稱帝後，将各少數民族王均貶為侯，句町自不例外，其王邯怨怒不從。
王莽為制服句町，于始建國四年（12年）使牂柯大尹周歆殺害句町王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
備受王莽政權壓迫的各族人民遂趁機起而響應，三邊盡反。
由民族上層對王莽的不滿變為全族的反抗。
天鳳元年（14年）将益州大尹程隆殺死，王莽連忙派平蠻将軍馮茂率兵前往鎮壓。
馮茂征發巴、蜀、犍為士卒，并于當地收斂賦稅以供軍需。
在王莽軍隊和政府的搜刮下，民财被耗去一半，人民死于疾病者有十分之七，益州虛耗，巴蜀騷動，戰争持續三年，馮茂終無法将少數民族人民的反抗烈火撲滅。
王莽見馮茂未能得逞，遂将其召回處死。
另派甯始将軍廉丹、庸部牧史熊率兵鎮壓。
天鳳三年（16年）王莽征天水隴西騎士，發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由廉丹、史熊率領擊句町。
後方轉運軍饷者也不下十萬人，以二十萬之衆向句町壓來。
最初頗能獲勝，但句町人民并未在壓力下屈服，堅持戰鬥。
終因軍糧前後不繼，廉丹、史熊部士卒因饑餓、病疫死者數萬，而最後失敗。
王莽又任馮英為長沙連率，以文齊為益州太守，他們采取懷柔政策，改變一味動兵用武的做法，“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人民的武裝反抗才逐漸平息下來。
“西南夷”的另一大族邛人，其聚居地邛都（治所在今四川西昌東南），武帝時置為越嶲郡。
王莽末年，任貴率邛人攻殺越嶲郡守枚根。
任貴自立為邛縠王，領太守事。
直到王莽失敗後，東漢初年才将邛縠王任貴誅殺，複邛都舊号。
此外，武都（今甘肅西和西南）白馬氐在王莽統治時代也起而反抗。
白馬氐是氐族中最大的一支，《史記·西南夷列傳》雲：“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
”漢武帝時滅氐王在其地設武都郡。
但氐人對西漢朝廷的壓迫不滿，時而起兵反抗。
王莽時白馬氐反抗活動，一直延續到東漢初年才告終止。
高句麗改為下句麗 在東北方向之高句麗，為古代夫餘之後，在今朝鮮平安道以北，自中國安東通化至吉林伊通一帶皆為高句麗之地，原為朝鮮。
漢武帝滅朝鮮後，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高句麗為玄菟郡下之一縣，此後高句麗即臣服于漢。
王莽“新”朝成立後，因準備與匈奴作戰，于始建國二年（10年）遣十二将，六道并出，征發高句麗兵以伐匈奴。
高句麗人民不願為王莽賣命，紛紛逃跑出關。
遼西大尹田譚擊殺出逃之高句麗人民，不僅未能得逞，反而被殺。
王莽之地方官均歸咎于高句麗侯驺，要求朝廷懲辦。
唯嚴尤勸王莽不能倉猝處置驺，而宜令州牧安慰之，以防生變。
但王莽不聽，遂激起高句麗的反抗。
始建國四年（12年）王莽令嚴尤出兵，尤設計誘高句麗侯驺入塞，斬之，傳首長安，王莽大悅。
于是下書布告天下：将“高句麗”改為“下句麗”。
這種改名的故伎又一次施用，實在毫無意義，但王莽卻極為重視，在其诏告中以極其鄭重之口吻宣布道： 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驺，平定東域，虜知（按即匈奴單于囊知牙斯，見本節前述）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将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鹹知焉。
（《漢書·王莽傳》中） 這裡，既不言驺之“罪行”，亦不提讨伐之理由，而一味鼓吹天地群神“佑助之福”，可見，其改名之類的舉動，也無非企圖以毫無實際作用之名稱，用來懼敵而愚民，幻想以名稱之改變，擡高自己的地位。
把統治建立在玩弄字眼以自欺欺人上面，這個政權虛弱到何種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本章小結 “新”朝的出現和王莽改制是秦漢史上極為獨特的一頁。
西漢末年的社會危機，本不是統治階級内部可以自己解決的問題，在王莽之前有人提出的種種改良方案均未能實現，就已證明了這點。
處心積慮向皇位逼進的王莽，一旦登上帝位，欲維持其統治，必須解脫危機，而他能提出的解決方案，也隻有早已被曆史否定了的改良，這就注定了他的悲劇下場。
由于王莽的改良又披上了複古的外衣，他個人的貪婪本性又想以虛僞的行為掩飾，結果，這場悲劇中的主角又扮演了一個既可笑又可憎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