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朝的出現和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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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堂皇诏令形式發表出來的：
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
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博謀卿士，佥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
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莫以為利。
（《漢書·王莽傳》中） 為推行其新币，王莽特派谏大夫五十人至各郡國鑄錢，但新币仍不能流行。
至此，王莽仍不思改弦更張，反而更加蠻幹起來。
始建國二年（10年）冬十二月，又下诏： “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
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
”于是造寶貨五品。
（《漢書·王莽傳》中） 始建國二年王莽下令頒行的“寶貨五品”，是中國曆史上最混亂的一批貨币。
所謂“五品”即“錢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五種，每種貨币之中又有形狀、币值各不相同的所謂“六名，二十八品”。
品類繁多，五花八門，現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載并參以文物考古資料分别記述列表如下： （一）“錢貨六品” （1）“小錢徑六分，重一铢，文曰&lsquo小錢直一&rsquo。
” （2）“次七分，三铢，曰&lsquo幺錢一十&rsquo。
” （3）“次八分，五铢，曰&lsquo幼錢二十&rsquo。
” （4）“次九分，七铢，曰&lsquo中錢三十&rsquo。
” （5）“次一寸，九铢，曰&lsquo壯錢四十&rsquo。
” （6）“因前&lsquo大錢五十&rsquo”，（即以前使用的大錢）共六品。
[16]據陳直《漢書新證》考“漢代錢、泉二字，雖可通假，使用時尚有區别，東漢各碑陰紀出錢數字（張遷碑為代表）及叙事中涉及錢字者，皆作錢無泉者。
居延木簡的記載賬目，亦皆作錢無泉者，隻有王莽時之幾筆賬，改寫作&lsquo泉幾百&rsquo。
蓋因莽錢制度很亂，記賬者不能不加以區别。
”（見該書第179頁）馬端臨《文獻通考》卷8《錢币》引論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
先儒不知本來，因謂流于泉&hellip&hellip此皆言鑿之義也。
”可知王莽以“泉”代“錢”也是複古的表現。
（二）“布貨十品” （1）“大布”，（2）“次布”，（3）“弟布”，（4）“壯布”，（5）“中布”，（6）“差布”，（7）“厚布”（按《漢書·食貨志》記為“厚布”，為“序布”之誤。
見楊樹達《漢書窺管》），（8）“幼布”，（9）“幺布”，（10）“小布”。
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
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铢，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
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
（《漢書·食貨志》） （三）“貝貨五品” （1）“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 （2）“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
” （3）“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
” （4）“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
” （5）“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三。
” （四）“龜貨四品” （1）“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
”按：岠，至也；冉，龜甲緣。
（2）“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
” （3）“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
” （4）“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 按：以上“貝貨”“龜貨”兩類貨币，皆從未見有實物出土，恐實際并未發行，宋以來各錢譜，有繪有“新”莽時龜貝貨者，不足為據耳。
（五）“銀貨二品” （1）“黃金重一斤，直萬錢。
” （2）“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千。
”按：“朱提”，縣名，屬犍為（今四川境内），出善銀。
綜上所列：王莽始建國二年頒行的貨币共有：錢貨六品，布貨十品，貝貨五品，龜貨四品，銀貨二品，共二十八品。
錢、金銀、龜、貝、布謂之五物；金、銀分作二品，謂之六品。
故《漢書·食貨志》謂之“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以上未注明出處之引文均出自《漢書·食貨志》）。
這些名目、種類繁多的貨币，雖不一定皆發行（如龜、貝），但在此之外尚可能還有其他種類之貨币，如西安漢城遺址曾出土“新币十一铢”一品（見《漢書新證》第182頁）即未見《漢書》記載，可見王莽所行之币制極其混亂。
旋立旋廢終于失敗 如此混亂之币制，畸零錯雜，互不相幹，一齊投入市場，恐連王莽自己都不知如何折算。
百姓對這些亂七八糟的亂币更是無法信任，人民仍然相信用慣的五铢錢：“百姓愦亂，其貨不行。
民私以五铢錢市買。
”（《漢書·食貨志》）王莽見新币實行不通，即采取強制手段推行下诏：“敢非井田挾五铢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漢書·食貨志》）但是發号施令并不能改變經濟規律，人們甯可犯罪觸禁，新币仍難通行。
不久，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龜、貝、布之類的貨币，隻行“小錢直一”和“大錢五十”兩種。
始建國五年（13年）又宣布“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漢書·王莽傳》中）。
也就是說，由于盜鑄錢的人太多，至此，連懲辦盜鑄的法令也不得不取消了。
但是不過一年，至天鳳元年（14年），王莽又舊病複發，再次改币制。
這次改的要點是： （一）“罷大小錢”，即将剛宣布可通行不久的大小錢禁止使用。
（二）行“貨布”“貨泉”兩種新币。
（三）貨布的形制“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
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lsquo貨&rsquo，左曰&lsquo布&rsquo，重二十五铢，直貨泉二十五。
” （四）貨泉的形制是：“徑一寸，重五铢，文右曰&lsquo貨&rsquo，左曰&lsquo泉&rsquo，枚直一，與貨布二品并行。
” （五）“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并行盡六年，毋得複挾大錢矣”（《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一枚貨布值二十五枚貨泉，或二十五枚大錢，貨布、貨泉、大錢三種并行，六年之後大錢也禁止使用。
這一次的改币制，絲毫沒有理清币制紊亂效果，反而進一步增加了混亂。
姑不論通行已久的貨币能否在一道诏令下後就可停止流通，即從新币的相互比值看，也令人莫明其妙，如“貨泉”每枚重五铢，“貨币”每枚重二十五铢，即每枚“貨布”相當五枚“貨泉”，但王莽卻規定，每枚“貨布”值“貨泉”二十五。
真是荒謬到了可笑的程度。
王莽如此頑固無理、頻繁不斷地改行币制，除出于迷信和複古的狂熱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利用更換新币之機，從民間奪取錢财。
如他所鑄之錢僅重十二铢，卻規定币值為五十。
尤其是在頻繁更換貨币的過程中，政府所鑄之币質量愈來愈低，緻使通貨膨脹，每更換一次貨币，都使人民遭到一次盤剝。
因此，盡管“新”莽政權采取各種殘酷、嚴厲手段，違法犯禁拒用新币、私鑄貨币者仍無法杜絕。
史載：“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
”（《漢書·食貨志》）即使這樣，也不能制止人們因拒用新币或私鑄錢而犯法，結果，“犯者愈衆”（同上），“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
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
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漢書·王莽傳》下）。
數十萬人皆因王莽的币制改革而身陷囹圄。
這種“改革”的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但王莽對此至死不悟。
後來，他又一次企圖改币制，但還未及開始，新莽政權就被推翻，旋廢旋立、朝令夕改的币制改革才宣告結束。
五 地名和行政區劃的改變 王莽稱帝後的曆史，也可稱之為改名“運動”的曆史，他對改名似乎有特殊的癖好，如前所述，不論官制、田制的改革，首先皆為名稱的改變，就連國号“新”，也有多種稱謂、有時稱“新家”（《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始建國鏡銘》），有時稱“新室”（《漢書·元後傳》），或稱“黃室”（《漢書·外戚傳》），或稱“新城”（《漢印文字征》第四），或稱“薪世”（《秦漢瓦當文字》）、“薪”（《十鐘山房印舉》）。
種種不同稱謂的出現，說明王莽對改名有極大興趣。
而在所改的各種名稱中變動最大、影響最深的莫過于地名（包括宮殿名），而地名的改變勢必影響行政區劃及建制的變化。
許多地名一改再改，“歲複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複其故”，緻使“吏民不能記”（《漢書·王莽傳》下）。
這不僅給當時的“吏民”造成麻煩，也給我們今天研究“新”莽的曆史帶來一定困難。
因此，有必要對王莽改易的地名和行政區劃進行一些清理工作。
州、郡縣名稱和區劃的改變 從漢武帝開始，設立司隸校尉和十三州刺史（見本書第七章），最初，州并未成為一級政區，後來才逐漸固定為郡以上的政區。
還是在平帝元始四年（14年）王莽攝政時就認為十三州與經典不合，乃依《尚書·堯典》改為十二州，至稱帝以後，于始建國四年（12年）又下诏曰：“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即長安）為新室西都”，“州從《禹貢》為九”（《漢書·王莽傳》中），即以洛陽、長安為東西兩都，據《禹貢》記載全國劃為九州。
王莽的九州區劃如何，史書缺載。
考《尚書·禹貢》所載之九州為：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州，《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幽州而無梁州；《周禮·職方》有幽、并州，而無徐、梁州”，《爾雅·釋地》有幽、營州，而無青、梁州。
各書所載之九州頗不一緻，王莽之九州當從《尚書·禹貢》。
但王莽在同一诏書中又說：“《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
帝王相改，各有雲為。
”（《漢書·王莽傳》中）據考證，《周易》改徐、梁二州合青州、雍州，而分冀州之地以置幽州、并州（見《西漢周官師說考》卷上），故有的學者認為，“莽初仿堯典改為十二州，後又從禹貢為九，武帝改梁為益、雍為涼，莽皆複其舊，莽既以州從禹貢為九，可能九州之名，一仍禹貢之舊，去冀而存并也”（見沈展如《新莽全史》第182頁）。
據此，可知王莽的九州為： 兖州、青州、徐州、荊州、揚州、豫州、梁州、雍州、并州。
與州名和區劃改變相關，王莽時代地方政權組織也有相應的變化：西漢地方行政區域為郡、縣兩級，後來逐漸形成州、郡、縣三級，王莽時則改為州、部、郡、縣四級。
王莽又把封地、賜官作為籠絡人的手段，因此常常将一些郡縣分割，建立新的郡縣。
因此，在王莽時代出現的不少新地名，其中有改舊名的，亦有原來根本沒有舊名而新建的行政區域。
總計西漢時郡國一百三，縣、邑、道千三百四十六，侯國二百四十一。
“新”莽時郡則有一百二十五，縣、邑、道二千二百零三，侯國、附城二千五百零七（其中諸侯國七百九十六，附城千五百一十一，見《漢書·王莽傳》中）。
郡之數目雖相差無幾，但有的經王莽割裂剖碎，有的則拆散重建，已不複為西漢時原狀矣。
如西漢之陳留郡本有十七縣，而天鳳元年（14年）七月王莽下诏曰：“制诏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
新平，故淮陽。
以雍丘以東付陳定。
陳定，故梁郡。
以封丘以東付治亭。
治亭，故東郡。
以陳留以西付祈隧。
祈隧，故荥陽。
陳留已無複有郡矣。
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
”（《漢書·王莽傳》中）這就把陳留郡拆散，原來的大尹、太尉隻好回首都等待重新任命。
王莽時從各舊郡劃出的新郡，可考者有： 翼平郡&mdash&mdash分自北海 夙夜郡&mdash&mdash分自東萊 壽良郡&mdash&mdash分自東郡 祁遂郡&mdash&mdash原荥陽及陳留以西之地 賞都郡&mdash&mdash自汝南分出 阿陽郡&mdash&mdash自天水郡分出 延城郡&mdash&mdash自沛郡分出 （據錢大昕《三史拾遺》及饒宗頤《新莽職官考》） 至于西漢之舊郡名至“新”莽時期幾乎全部改變，縣名也多數改變，有的郡縣名因多次改變，不僅百姓弄不清楚，有時連官吏也不甚了了，從上舉天鳳元年诏令中稱某某地時尚需說明“故”何地，就可知其變更之頻繁了。
“新”莽時改名之郡縣《漢書·地理志》均有記載，這裡不需羅列，僅将各州部改名郡縣之數目統計如下： 首都及宮殿、城門的改名 對于首都及宮殿、城門等，王莽也沒忘記給它們改名。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改首都長安曰“常安”，四年（12年）下诏“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漢書·王莽傳》中），又先後将洛陽改為“宜陽”“義陽”。
在今西安漢城遺址中，出土有“常安鹿氏爵”文字的瓦當（現藏西北大學曆史系），又有“常生無極”文字瓦當，可知王莽不獨改長安為“常安”，即“長生”“長樂”等字樣，也在更改之列。
漢代的宮殿、城門之名，至王莽時幾乎全部改變，如将“長樂宮”改名“常樂室”，“未央宮”改“壽成室”，前殿改為“王路堂”等等。
這些改變的名稱在至今仍存留的文物中尚可發現。
如《簠齋吉金錄》卷5有“常樂衛士上次士飯帻”，系地皇二年（21年）造。
今西安三橋鎮出土之王莽錢範坑中有小圓石刻有“常樂”二字（實物藏西北大學曆史系）。
《漢紀年銘漆器圖說》，始建國元年夾纻漆盤，有“常樂大官”題字。
《十鐘山房印舉》卷二有“常樂蒼龍曲侯”（懷甯柯氏亦藏有一印，同文不同範）。
前蘇聯西伯利亞亦出土“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瓦當，可證明“長樂”均改為“常樂”。
《秦漢瓦當文字》卷1有“壽成”瓦當，或即為由未央宮改“壽成室”後之遺物。
《居延漢簡釋文》卷1第34頁有“王路堂免書”，亦證明“王路堂”之殿名。
總之，王莽改名，不厭其煩。
西漢時宮殿門觀之名，至王莽時幾乎全部改變。
現将可考者表列如下，以備查閱、對照： 改名的目的和結果 王莽如此熱衷于改名（包括地名、宮殿、城門和官名）其目的無非是表明“新”代“漢”乃是萬象更始，“火德銷盡”的漢，已為“土德将興”的“新”取代，妄圖使人們相信西漢末年出現的一切危機已經過去，“新”莽政權将繁榮昌盛“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漢書·王莽傳》中）用以自欺欺人。
因此，王莽所改之名，皆有所據，或據古籍經典，或據符箓祥瑞，或據吉詞祥語，或據數術，或據方向，且在每改一新名時，多大張厥詞申明意義，并務求文辭之美，含義之祥，如命說符侯崔發為中城将軍，主十二城門：曰“中德既成，天下說符”。
命威侯王級為前關将軍，主繞霤之固，南當荊楚，曰“振武奮衛，明威于前”。
又如命其子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時曰“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
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
”（《漢書·王莽傳》下）可以說王莽的學識和才智大部分都用于改名這件事了。
因此，在王莽改易的地名中多取其吉利之義，如長安改“常安”，漢陽改“新通”，廣漢改“廣新”，杜陽改“通杜”，曲逆改“順平”，東昏改“東明”，符離改“符合”，亢父改“順父”，白土改“黃土”，等等。
這表明王莽想通過改變名稱來渡過困境取得政權穩定，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毋庸贅言，王莽的目的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其建立“新”朝之後的其他一切措施，沒有一件能解除西漢以來的危機的，而改易名稱除了增加吏民生活中的困難，從而引起人們對“新”莽政權更加強烈的憎恨以外，是沒有任何結果的。
綜上所述：王莽代漢後就開展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改制”活動，從政治制度到經濟、文化思想無不在“革漢而立新”（《漢書·王莽傳》中）主導思想下，依古制、經典或迷信符箓進行改革，當然不能說王莽本人對此全無誠意，完全是虛僞騙人的。
但就“改制”結果來看，其全部政策和行動均屬倒行逆施，不僅毫無解除社會危機之效，反而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将更多的人推向苦難的深淵，使社會危機加劇。
這樣，“新”莽的改制也并未達到其鞏固政權統治的目的，而是進一步動搖其政權統治的基礎，結果“新”莽政權就在“改制”聲中走向滅亡。
第三節 不平靜的邊陲 在王莽倒行逆施的錯誤政策下，周邊民族同中央王朝的關系又開始緊張起來。
王莽對諸少數民族的狂妄和愚蠢的态度，使早已安定下來的邊境又重新燃起戰火。
給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
一 塞北的多事之秋 北方邊陲的匈奴，自元帝以來就維持着友好的和親關系，但從王莽攝政以後，就開始破壞了這種關系，塞北再次進入了多事之秋。
王莽歧視匈奴的愚蠢行動 元帝時期，由于昭君出塞漢皇室同匈奴結成翁婿關系。
此後，每一新單于繼位，必派名王奉獻，或遣子入侍，甚至親自入朝。
随同入朝的名王及其下屬通常皆在二百人以上，有時竟達五百人。
漢朝對他們也賜以厚禮，表示歡迎，如元壽二年（前1年）單于來朝，被招待住在上林苑蒲陶宮内，并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缯帛三萬匹、絮三萬斤。
單于返回時，朝廷派中郎将韓況率軍相送，出塞後，因道路難行，況軍缺糧，單于還給漢軍送糧。
可見，這種友好關系對雙方都是有利而無害的。
但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正在執政的王莽為顯示權威，表現他當
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
博謀卿士，佥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
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莫以為利。
（《漢書·王莽傳》中） 為推行其新币，王莽特派谏大夫五十人至各郡國鑄錢，但新币仍不能流行。
至此，王莽仍不思改弦更張，反而更加蠻幹起來。
始建國二年（10年）冬十二月，又下诏： “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
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
”于是造寶貨五品。
（《漢書·王莽傳》中） 始建國二年王莽下令頒行的“寶貨五品”，是中國曆史上最混亂的一批貨币。
所謂“五品”即“錢貨”“銀貨”“龜貨”“貝貨”“布貨”五種，每種貨币之中又有形狀、币值各不相同的所謂“六名，二十八品”。
品類繁多，五花八門，現據《漢書·食貨志》的記載并參以文物考古資料分别記述列表如下： （一）“錢貨六品” （1）“小錢徑六分，重一铢，文曰&lsquo小錢直一&rsquo。
” （2）“次七分，三铢，曰&lsquo幺錢一十&rsquo。
” （3）“次八分，五铢，曰&lsquo幼錢二十&rsquo。
” （4）“次九分，七铢，曰&lsquo中錢三十&rsquo。
” （5）“次一寸，九铢，曰&lsquo壯錢四十&rsquo。
” （6）“因前&lsquo大錢五十&rsquo”，（即以前使用的大錢）共六品。
[16]據陳直《漢書新證》考“漢代錢、泉二字，雖可通假，使用時尚有區别，東漢各碑陰紀出錢數字（張遷碑為代表）及叙事中涉及錢字者，皆作錢無泉者。
居延木簡的記載賬目，亦皆作錢無泉者，隻有王莽時之幾筆賬，改寫作&lsquo泉幾百&rsquo。
蓋因莽錢制度很亂，記賬者不能不加以區别。
”（見該書第179頁）馬端臨《文獻通考》卷8《錢币》引論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
先儒不知本來，因謂流于泉&hellip&hellip此皆言鑿之義也。
”可知王莽以“泉”代“錢”也是複古的表現。
（二）“布貨十品” （1）“大布”，（2）“次布”，（3）“弟布”，（4）“壯布”，（5）“中布”，（6）“差布”，（7）“厚布”（按《漢書·食貨志》記為“厚布”，為“序布”之誤。
見楊樹達《漢書窺管》），（8）“幼布”，（9）“幺布”，（10）“小布”。
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
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铢，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
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
（《漢書·食貨志》） （三）“貝貨五品” （1）“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 （2）“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
” （3）“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
” （4）“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
” （5）“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三。
” （四）“龜貨四品” （1）“元龜岠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
”按：岠，至也；冉，龜甲緣。
（2）“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
” （3）“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
” （4）“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 按：以上“貝貨”“龜貨”兩類貨币，皆從未見有實物出土，恐實際并未發行，宋以來各錢譜，有繪有“新”莽時龜貝貨者，不足為據耳。
（五）“銀貨二品” （1）“黃金重一斤，直萬錢。
” （2）“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千。
”按：“朱提”，縣名，屬犍為（今四川境内），出善銀。
綜上所列：王莽始建國二年頒行的貨币共有：錢貨六品，布貨十品，貝貨五品，龜貨四品，銀貨二品，共二十八品。
錢、金銀、龜、貝、布謂之五物；金、銀分作二品，謂之六品。
故《漢書·食貨志》謂之“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以上未注明出處之引文均出自《漢書·食貨志》）。
這些名目、種類繁多的貨币，雖不一定皆發行（如龜、貝），但在此之外尚可能還有其他種類之貨币，如西安漢城遺址曾出土“新币十一铢”一品（見《漢書新證》第182頁）即未見《漢書》記載，可見王莽所行之币制極其混亂。
旋立旋廢終于失敗 如此混亂之币制，畸零錯雜，互不相幹，一齊投入市場，恐連王莽自己都不知如何折算。
百姓對這些亂七八糟的亂币更是無法信任，人民仍然相信用慣的五铢錢：“百姓愦亂，其貨不行。
民私以五铢錢市買。
”（《漢書·食貨志》）王莽見新币實行不通，即采取強制手段推行下诏：“敢非井田挾五铢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漢書·食貨志》）但是發号施令并不能改變經濟規律，人們甯可犯罪觸禁，新币仍難通行。
不久，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龜、貝、布之類的貨币，隻行“小錢直一”和“大錢五十”兩種。
始建國五年（13年）又宣布“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漢書·王莽傳》中）。
也就是說，由于盜鑄錢的人太多，至此，連懲辦盜鑄的法令也不得不取消了。
但是不過一年，至天鳳元年（14年），王莽又舊病複發，再次改币制。
這次改的要點是： （一）“罷大小錢”，即将剛宣布可通行不久的大小錢禁止使用。
（二）行“貨布”“貨泉”兩種新币。
（三）貨布的形制“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
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lsquo貨&rsquo，左曰&lsquo布&rsquo，重二十五铢，直貨泉二十五。
” （四）貨泉的形制是：“徑一寸，重五铢，文右曰&lsquo貨&rsquo，左曰&lsquo泉&rsquo，枚直一，與貨布二品并行。
” （五）“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并行盡六年，毋得複挾大錢矣”（《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一枚貨布值二十五枚貨泉，或二十五枚大錢，貨布、貨泉、大錢三種并行，六年之後大錢也禁止使用。
這一次的改币制，絲毫沒有理清币制紊亂效果，反而進一步增加了混亂。
姑不論通行已久的貨币能否在一道诏令下後就可停止流通，即從新币的相互比值看，也令人莫明其妙，如“貨泉”每枚重五铢，“貨币”每枚重二十五铢，即每枚“貨布”相當五枚“貨泉”，但王莽卻規定，每枚“貨布”值“貨泉”二十五。
真是荒謬到了可笑的程度。
王莽如此頑固無理、頻繁不斷地改行币制，除出于迷信和複古的狂熱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利用更換新币之機，從民間奪取錢财。
如他所鑄之錢僅重十二铢，卻規定币值為五十。
尤其是在頻繁更換貨币的過程中，政府所鑄之币質量愈來愈低，緻使通貨膨脹，每更換一次貨币，都使人民遭到一次盤剝。
因此，盡管“新”莽政權采取各種殘酷、嚴厲手段，違法犯禁拒用新币、私鑄貨币者仍無法杜絕。
史載：“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
”（《漢書·食貨志》）即使這樣，也不能制止人們因拒用新币或私鑄錢而犯法，結果，“犯者愈衆”（同上），“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
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鐘官，以十萬數。
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漢書·王莽傳》下）。
數十萬人皆因王莽的币制改革而身陷囹圄。
這種“改革”的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但王莽對此至死不悟。
後來，他又一次企圖改币制，但還未及開始，新莽政權就被推翻，旋廢旋立、朝令夕改的币制改革才宣告結束。
五 地名和行政區劃的改變 王莽稱帝後的曆史，也可稱之為改名“運動”的曆史，他對改名似乎有特殊的癖好，如前所述，不論官制、田制的改革，首先皆為名稱的改變，就連國号“新”，也有多種稱謂、有時稱“新家”（《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始建國鏡銘》），有時稱“新室”（《漢書·元後傳》），或稱“黃室”（《漢書·外戚傳》），或稱“新城”（《漢印文字征》第四），或稱“薪世”（《秦漢瓦當文字》）、“薪”（《十鐘山房印舉》）。
種種不同稱謂的出現，說明王莽對改名有極大興趣。
而在所改的各種名稱中變動最大、影響最深的莫過于地名（包括宮殿名），而地名的改變勢必影響行政區劃及建制的變化。
許多地名一改再改，“歲複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複其故”，緻使“吏民不能記”（《漢書·王莽傳》下）。
這不僅給當時的“吏民”造成麻煩，也給我們今天研究“新”莽的曆史帶來一定困難。
因此，有必要對王莽改易的地名和行政區劃進行一些清理工作。
州、郡縣名稱和區劃的改變 從漢武帝開始，設立司隸校尉和十三州刺史（見本書第七章），最初，州并未成為一級政區，後來才逐漸固定為郡以上的政區。
還是在平帝元始四年（14年）王莽攝政時就認為十三州與經典不合，乃依《尚書·堯典》改為十二州，至稱帝以後，于始建國四年（12年）又下诏曰：“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即長安）為新室西都”，“州從《禹貢》為九”（《漢書·王莽傳》中），即以洛陽、長安為東西兩都，據《禹貢》記載全國劃為九州。
王莽的九州區劃如何，史書缺載。
考《尚書·禹貢》所載之九州為：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州，《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幽州而無梁州；《周禮·職方》有幽、并州，而無徐、梁州”，《爾雅·釋地》有幽、營州，而無青、梁州。
各書所載之九州頗不一緻，王莽之九州當從《尚書·禹貢》。
但王莽在同一诏書中又說：“《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
帝王相改，各有雲為。
”（《漢書·王莽傳》中）據考證，《周易》改徐、梁二州合青州、雍州，而分冀州之地以置幽州、并州（見《西漢周官師說考》卷上），故有的學者認為，“莽初仿堯典改為十二州，後又從禹貢為九，武帝改梁為益、雍為涼，莽皆複其舊，莽既以州從禹貢為九，可能九州之名，一仍禹貢之舊，去冀而存并也”（見沈展如《新莽全史》第182頁）。
據此，可知王莽的九州為： 兖州、青州、徐州、荊州、揚州、豫州、梁州、雍州、并州。
與州名和區劃改變相關，王莽時代地方政權組織也有相應的變化：西漢地方行政區域為郡、縣兩級，後來逐漸形成州、郡、縣三級，王莽時則改為州、部、郡、縣四級。
王莽又把封地、賜官作為籠絡人的手段，因此常常将一些郡縣分割，建立新的郡縣。
因此，在王莽時代出現的不少新地名，其中有改舊名的，亦有原來根本沒有舊名而新建的行政區域。
總計西漢時郡國一百三，縣、邑、道千三百四十六，侯國二百四十一。
“新”莽時郡則有一百二十五，縣、邑、道二千二百零三，侯國、附城二千五百零七（其中諸侯國七百九十六，附城千五百一十一，見《漢書·王莽傳》中）。
郡之數目雖相差無幾，但有的經王莽割裂剖碎，有的則拆散重建，已不複為西漢時原狀矣。
如西漢之陳留郡本有十七縣，而天鳳元年（14年）七月王莽下诏曰：“制诏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
新平，故淮陽。
以雍丘以東付陳定。
陳定，故梁郡。
以封丘以東付治亭。
治亭，故東郡。
以陳留以西付祈隧。
祈隧，故荥陽。
陳留已無複有郡矣。
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
”（《漢書·王莽傳》中）這就把陳留郡拆散，原來的大尹、太尉隻好回首都等待重新任命。
王莽時從各舊郡劃出的新郡，可考者有： 翼平郡&mdash&mdash分自北海 夙夜郡&mdash&mdash分自東萊 壽良郡&mdash&mdash分自東郡 祁遂郡&mdash&mdash原荥陽及陳留以西之地 賞都郡&mdash&mdash自汝南分出 阿陽郡&mdash&mdash自天水郡分出 延城郡&mdash&mdash自沛郡分出 （據錢大昕《三史拾遺》及饒宗頤《新莽職官考》） 至于西漢之舊郡名至“新”莽時期幾乎全部改變，縣名也多數改變，有的郡縣名因多次改變，不僅百姓弄不清楚，有時連官吏也不甚了了，從上舉天鳳元年诏令中稱某某地時尚需說明“故”何地，就可知其變更之頻繁了。
“新”莽時改名之郡縣《漢書·地理志》均有記載，這裡不需羅列，僅将各州部改名郡縣之數目統計如下： 首都及宮殿、城門的改名 對于首都及宮殿、城門等，王莽也沒忘記給它們改名。
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改首都長安曰“常安”，四年（12年）下诏“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漢書·王莽傳》中），又先後将洛陽改為“宜陽”“義陽”。
在今西安漢城遺址中，出土有“常安鹿氏爵”文字的瓦當（現藏西北大學曆史系），又有“常生無極”文字瓦當，可知王莽不獨改長安為“常安”，即“長生”“長樂”等字樣，也在更改之列。
漢代的宮殿、城門之名，至王莽時幾乎全部改變，如将“長樂宮”改名“常樂室”，“未央宮”改“壽成室”，前殿改為“王路堂”等等。
這些改變的名稱在至今仍存留的文物中尚可發現。
如《簠齋吉金錄》卷5有“常樂衛士上次士飯帻”，系地皇二年（21年）造。
今西安三橋鎮出土之王莽錢範坑中有小圓石刻有“常樂”二字（實物藏西北大學曆史系）。
《漢紀年銘漆器圖說》，始建國元年夾纻漆盤，有“常樂大官”題字。
《十鐘山房印舉》卷二有“常樂蒼龍曲侯”（懷甯柯氏亦藏有一印，同文不同範）。
前蘇聯西伯利亞亦出土“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瓦當，可證明“長樂”均改為“常樂”。
《秦漢瓦當文字》卷1有“壽成”瓦當，或即為由未央宮改“壽成室”後之遺物。
《居延漢簡釋文》卷1第34頁有“王路堂免書”，亦證明“王路堂”之殿名。
總之，王莽改名，不厭其煩。
西漢時宮殿門觀之名，至王莽時幾乎全部改變。
現将可考者表列如下，以備查閱、對照： 改名的目的和結果 王莽如此熱衷于改名（包括地名、宮殿、城門和官名）其目的無非是表明“新”代“漢”乃是萬象更始，“火德銷盡”的漢，已為“土德将興”的“新”取代，妄圖使人們相信西漢末年出現的一切危機已經過去，“新”莽政權将繁榮昌盛“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漢書·王莽傳》中）用以自欺欺人。
因此，王莽所改之名，皆有所據，或據古籍經典，或據符箓祥瑞，或據吉詞祥語，或據數術，或據方向，且在每改一新名時，多大張厥詞申明意義，并務求文辭之美，含義之祥，如命說符侯崔發為中城将軍，主十二城門：曰“中德既成，天下說符”。
命威侯王級為前關将軍，主繞霤之固，南當荊楚，曰“振武奮衛，明威于前”。
又如命其子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時曰“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
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
”（《漢書·王莽傳》下）可以說王莽的學識和才智大部分都用于改名這件事了。
因此，在王莽改易的地名中多取其吉利之義，如長安改“常安”，漢陽改“新通”，廣漢改“廣新”，杜陽改“通杜”，曲逆改“順平”，東昏改“東明”，符離改“符合”，亢父改“順父”，白土改“黃土”，等等。
這表明王莽想通過改變名稱來渡過困境取得政權穩定，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
毋庸贅言，王莽的目的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其建立“新”朝之後的其他一切措施，沒有一件能解除西漢以來的危機的，而改易名稱除了增加吏民生活中的困難，從而引起人們對“新”莽政權更加強烈的憎恨以外，是沒有任何結果的。
綜上所述：王莽代漢後就開展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改制”活動，從政治制度到經濟、文化思想無不在“革漢而立新”（《漢書·王莽傳》中）主導思想下，依古制、經典或迷信符箓進行改革，當然不能說王莽本人對此全無誠意，完全是虛僞騙人的。
但就“改制”結果來看，其全部政策和行動均屬倒行逆施，不僅毫無解除社會危機之效，反而加重對人民的剝削，将更多的人推向苦難的深淵，使社會危機加劇。
這樣，“新”莽的改制也并未達到其鞏固政權統治的目的，而是進一步動搖其政權統治的基礎，結果“新”莽政權就在“改制”聲中走向滅亡。
第三節 不平靜的邊陲 在王莽倒行逆施的錯誤政策下，周邊民族同中央王朝的關系又開始緊張起來。
王莽對諸少數民族的狂妄和愚蠢的态度，使早已安定下來的邊境又重新燃起戰火。
給漢族和少數民族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
一 塞北的多事之秋 北方邊陲的匈奴，自元帝以來就維持着友好的和親關系，但從王莽攝政以後，就開始破壞了這種關系，塞北再次進入了多事之秋。
王莽歧視匈奴的愚蠢行動 元帝時期，由于昭君出塞漢皇室同匈奴結成翁婿關系。
此後，每一新單于繼位，必派名王奉獻，或遣子入侍，甚至親自入朝。
随同入朝的名王及其下屬通常皆在二百人以上，有時竟達五百人。
漢朝對他們也賜以厚禮，表示歡迎，如元壽二年（前1年）單于來朝，被招待住在上林苑蒲陶宮内，并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缯帛三萬匹、絮三萬斤。
單于返回時，朝廷派中郎将韓況率軍相送，出塞後，因道路難行，況軍缺糧，單于還給漢軍送糧。
可見，這種友好關系對雙方都是有利而無害的。
但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正在執政的王莽為顯示權威，表現他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