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新”朝的出現和王莽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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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發布的上述關于“王田”和“私屬”的诏令，是有從社會危機中找尋一條出路的願望的。
“改制”的目的在于企圖通過恢複古代的井田制，和改變奴婢地位，以制止日益劇烈的土地兼并，并解決奴婢不斷增加的問題。
史學界對其“王田”制度是否曾經實施過，多持否定态度；認為《漢書·王莽傳》中找不到實行“王田”的記載。
但近人陳直據文物資料考證，認為“王莽王田制度，從莽傳來看，是未實行，從古物材料來研究，是已實行一部分。
莽制變更太速，時期太短，所以史家記不勝記”（見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77頁）。
陳直認為“王田”制已部分實行的根據是漢簡和漢印中有“間田”字樣，而不實行“王田”是不可能有“間田”的。
[238]按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4《敦煌漢簡跋》九亦雲“郡縣未封之地，皆間田也”。
《禮·王制》雲：“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于間田。
”是間田即為國家之公田也。
莽名天下田為王田，過去為公田者，勢必轉而為朝廷之王田也。
盡管“王田”制在王莽的诏令下開始推行，但其根本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
這是由于王莽雖然認識了當時社會經濟的嚴重性，并正确地揭露了矛盾的真相，但他企圖以恢複井田制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無異于南轅北轍。
這是因為，井田制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條件之上的：一是這種土地制度是為了以勞動的自然形态（即勞役地租）來進行剝削而形成的；二是必須進行計口授田。
這兩個條件隻有在土地國有的奴隸制時代才有可能存在。
而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制早在戰國以後就已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經過秦、西漢二百餘年的發展，土地私有已成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擁有土地的不僅有地主、富豪，而且有廣大的自耕農民。
而封建的土地私有代替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則是曆史的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因此，王莽宣布實行“王田”不僅遭到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的反對，也遭到廣大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抵制。
把這種已廢除數百年的制度恢複起來，是根本違反經濟規律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此外，在“王田”诏令中又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辦法。
這種空洞的改革方案，也隻能在極個别的地方部分實行，而在大部分地區是不能推廣的。
正如此令下後中郎區博所說的：“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
周道既衰，而民不從。
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
迄今海内未厭其敝。
今欲違民心，追複千載絕迹，雖堯舜複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
”（《漢書·王莽傳》中）。
至于王莽所宣布的奴婢政策，更屬無法實現之空言。
因為造成大量奴婢出現的是廣大農民貧困破産，封建政府無法制止農民破産，隻是禁止買賣奴婢，當然解決不了問題。
元帝時賈捐之就指出過：“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可見其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王莽的诏令宣布以後，不僅未能禁止土地和奴婢的買賣，而且遭到“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漢書·王莽傳》中）的反對。
于是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國四年（12年）即诏令發布後的第三年，宣布取消：“諸名食王田皆得以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漢書·王莽傳》中）。
三 五均賒貸和“六筦” 始建國二年（10年）二月，王莽又下令“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漢書·食貨志》），同時“初設六筦之令”（《漢書·王莽傳》）。
這是王莽企圖控制經濟的重要措施。
五均賒貸的内容 五均、賒貸即平抑物價和向民衆貸款，這也是根據儒家經典提出來的。
據《漢書·食貨志》記王莽诏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
”鄧展注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王所傳，道五均事。
”臣瓒曰：“其文雲：&lsquo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漢書·食貨志》）國師公劉歆也曾給王莽上疏：周代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即由官方負責收買市場上賣不出去的物品，而市場上之緊俏商品，由官方供應之。
這是符合《周易》所謂“理财正辭，禁民為非”的道理的。
王莽即依照儒家經典記載的古制，實行“五均”。
其具體辦法是：“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hellip&hellip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hellip&hellip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
衆民賣買五谷布帛絲綿之物，周于民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
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漢書·食貨志》）根據上述記載，這“五均”的内容是： （一）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官。
長安分東西市，設令，各市有長，令和長皆兼五均司市，稱為“五均司市師”。
（二）各城市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三）工商各業，按其經營向市中申報，錢府按時向他們征稅。
（四）各司市在每季度的第二個月評定出各種物價之法定價格。
五谷布帛等物，人民如有賣不出的，五均司市師可按法定價錢收買。
如果某種物品市價高于官價，政府就将所控制之物資出售，以平抑物價，如果市價低于官價，則聽人民自由交易。
從上述内容來看，王莽實行的“五均”頗似漢武帝時實行的均輸、平準法。
實際上，王莽在宣布“五均”令時也一定将均輸、平準法融入在内。
因為武帝時所行的均輸、平準，雖出現許多弊病，但畢竟對朝廷控制物價、增加國庫收入起到一定作用。
這對王莽定會有一定吸引力的。
賒貸的具體辦法是：“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
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産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漢書·食貨志》）其要點是：（一）人民若因祭祀喪事等無錢可向政府賒貸。
政府以錢府之收入借貸之，不取利息，但歸款期限因祭祀而貸款者不得超過十天，因喪事者不得超過三月。
這一條是根據漢人重視喪祭的實際情況制定的。
按漢人因重視喪祭之事，貧苦之民亦常借貸以治喪祭。
所以有此規定。
（二）因生産需款也可借貸。
年收利不超過十分之一。
在《漢書·王莽傳》中記載此事時，則曰：“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月百三。
”這裡講的是收百分之三的利息，與《漢書·食貨志》記載不同，或許因各地不同，或許十分之一是最高息率，而低時收月息隻有百分之三。
如果認真研究，賒貸仍是根據《周禮》制定出來的。
“《周禮》泉府之職曰：&lsquo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rsquo。
”（《漢書·王莽傳》師古曰）不論賒貸之法是否模仿古制，王莽的最初用意，還是不錯的。
“六筦”的實施 在實行五均賒貸的同時，王莽也“初設六筦之令”（《漢書·王莽傳》中）。
按“筦”即“管”。
就是由朝廷管理的六種經濟事業，即：酒、鹽、鐵專賣，銅冶錢布由官家鑄造，名山大澤由官家管理，加之五均賒貸，共六種。
這六種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事業全由國家統制，或課以重稅，或由國家專賣。
“命縣官沽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漢書·王莽傳》中）。
這六種事業由朝廷管理，以防商人把持，投機牟利。
其實，這種統制，專營的辦法也并非自王莽始，西漢時代就曾實行過各種專賣的制度。
如酒，在武帝時曾實行榷酤法，禁民酤釀，由政府統一經營。
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罷榷酤官，準民間賣酒，但限價每升四錢。
王莽時實行的酒類專營也是禁止民間制造，其具體辦法是：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讐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
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
除米曲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漢書·食貨志》）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由官府釀酒、賣酒。
以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酒母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而以月之初一之時，三斛米曲之價三分之一，作為一斛米價之标準，除米及酒母本價之外，将所得盈利中百分之七十入官，百分之三十作為糟漿、薪炭及人工費用。
對鹽鐵的管制，史籍未詳刊載，但漢武帝時亦曾實行鹽、鐵官營，而結果利少弊多，官府所售之鐵器價貴、質次割草不痛，王莽時重蹈覆轍，其結果不難推知。
對名山大澤及百業的管理，其範圍更廣：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嫔婦桑蠶織纴紡績補縫，工匠醫巫蔔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裡區谒舍，皆各自占所為于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舉凡養蠶、紡織、縫補、工匠、醫生、巫、蔔、樵夫、漁民、獵戶及一切商賈，一律要向官府呈報個人之收入，而除本金以外，以赢利的十分之一繳官府，有不報或上報不實者，财産盡沒收，本人罰一年之勞役。
由此可見，所謂“六筦”，實際是把所有經濟部門都要控制在政府手中。
這是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統制經濟和專賣政策。
五均賒貸和“六筦”的失敗 五均賒貸，及“六筦”是王莽改制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措施。
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可稱得上是一場改革，也是對症下藥、有的放矢的：五均在于平抑物價，杜絕奸商投機、居奇、壟斷物價；賒貸的目的是為了打擊商人地主和高利貸，而“六筦”的總目标就是由封建政府對經濟實行有效的控制。
但是，不論王莽的主觀願望如何，五均賒貸及“六筦”政策同“王田”“私屬”一樣是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
如果說在漢武帝時中央集權較為強大的情況下，實行的均輸平準及鹽鐵專賣政策，還利弊參半的話，那麼在王莽中央集權衰落的時代推行的這一套，就隻有百弊而無一利了。
因為在私有制和封建商品經濟已經比較根深蒂固的西漢，企圖以國家強力取代私有經濟，完全用政府統制的辦法取代民間的自由貿易和商品生産，是根本辦不到的。
盡管王莽認識到當時的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但他采取的方法則是從古代“先聖”“先賢”的古訓中找出路，企圖用複古的方法“改革”，其結果自然是緣木求魚，文不對題。
這是王莽的五均賒貸及“六筦”政策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
其次，由王莽政權的本質決定：“新”莽政權推行上述政策所依靠的都是一些富商大賈，“督五均六筦”的“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甾姓偉等”（《漢書·食貨志》），姓偉有家财五千萬，薛子仲和張長叔也均是家财千萬的富商。
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因與郡縣通奸，多所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hellip&hellip奸吏猾民并侵，衆庶各不安生”（《漢書·食貨志》）。
他們趁施行這些政策之際，借機加強對人民的搜刮。
當然，王莽實行這些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加緊對人民的搜刮，這就決定了，無法杜絕實施過程中的一切弊端，而“新”莽政權又以嚴刑酷法強力推行，以緻觸法犯禁者比比皆是。
如實行六筦後“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同上）。
但是，王莽仍不顧人民死活，繼續堅持推行。
天鳳四年（17年）又下诏重申“六筦之令”： 夫鹽，食肴之将；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
（《漢書·食貨志》） 由此可見：五均賒貸及“六筦”的推行，不僅未能解決豪富、地主、商人、高利貸者魚肉人民的問題，反而成為他們用以掠奪财富的新手段。
廣大人民在這些“新政”推行下所得到的隻是更沉重的負擔，和殘酷的刑罰，人民搖手觸禁，動辄受轄，就連一些大臣、官僚也不得不承認“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漢書·王莽傳》中）。
所以，“新”莽的這一經濟政策，也歸于徹底失敗。
四 混亂的币制改革 在王莽的改制過程中“數改币制”（《漢書·食貨志》）對貨币數次進行改革，其目的是打擊貨币持有者，增加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但其結果則造成空前的混亂，給經濟帶來嚴重後果。
“居攝”時期的“币制改革”王莽一貫對貨币有極濃厚的興趣。
早在還未稱“真皇帝”代漢以前，他尚在“居攝”時期，就已開始對西漢長期以來流行的貨币制度進行“改革”。
居攝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下令：在西漢原來流行的五铢錢以外“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铢錢并行”（《漢書·王莽傳》上）。
這就是說除五铢錢繼續流通外，又另外增加三種錢：一是值五千錢的錯刀；二是值五百錢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錢。
按刀币乃是戰國時流行于部分地區的貨币，秦統一中國後，曾明令取消，而以統一的币制代之，這是符合經濟發展和貨币發展規律的。
因貨币的自然發展都是由複雜趨向簡單，由繁多趨向統一，由實物而變為金屬，最後由低級金屬而變為貴金屬。
本來自秦以後貨币由半兩錢到五铢錢正是循着這一規律發展的，現在王莽卻反其道而行之，人為地使貨币複雜化。
據《漢書·食貨志》載：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錢五十”。
又造契刀、錯刀。
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與五铢錢凡四品，并行。
這裡，也可以看出王莽改币制也是托古制而行。
《漢書·食貨志》載：“周景王時患錢輕鑄大錢&hellip&hellip文曰&lsquo寶貨&rsquo，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這是周代的事，王莽偏要搬到漢末，無異于刻舟求劍。
[239]四種貨币并行顯然隻能給經濟帶來混亂，但王莽卻一意孤行，以嚴刑峻法強力推行。
據文物考古資料證明，這四種錢在當時發行量相當大。
據《漢書新證》記載： 上述莽錢，關中地帶，出土不絕，契刀應作栔刀，一刀直五千，應作一刀平五千，此為漢書傳寫之誤字。
清代治古泉學者言之已詳。
大泉五十與五铢大小相等，錢邊較五铢為寬，志文所稱重十二铢，已合半兩，與實際情況不符，殆約略言之。
契刀用公分來計算，大者七·三厘，小者七·一厘。
錯刀均七·三厘。
張衡四愁詩雲“美人贈我金錯刀”，即指此刀而言，足證在東漢時已甚珍視。
此外還有鑄“五铢一泉”一種，大如小泉直一，隻見錢範，未見實物（見《關中秦漢陶錄》卷4）。
其價值當一錢，所以形制特小。
又有小五铢一種，亦疑為王莽居攝時所造。
（見該書178頁） 按《漢書新證》的作者陳直所見，均系20世紀40、50年代流傳于民間者。
近二千年後尚有如此多的實物流傳，可見當時鑄造數量之多。
至于王莽所造之貨币形式，真是千姿百态，形象各異，如大錢五十“此錢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并方者”（《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注曰：《泉志》張台曰），“大小不一，字體各異（《曆代古錢圖說》）。
而契刀五百，其形似刀&lsquo契刀二字&rsquo在柄，長二寸，字并陽識”（錢玷《款識考》）。
錯刀則長二寸，環文：上曰一，下曰刀，字陷，以金填之，與面平。
柄文曰平五千，陽識。
以上各種貨币圖形均可在《曆代古錢圖說》及《古錢大辭典》等書中看到。
各種不同币值，不同形式的貨币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其繁雜、混亂之情形是不難想象的。
因為王莽所造的新币質量低劣，遠不足貨币所定之值，政府就用這種劣質錢兌取人民手中之五铢錢，以剝削人民。
因此，百姓對“新”莽的貨币表示不信任，拒絕使用，王莽就用嚴酷的刑法強制推行，《漢書·王莽傳》雲： 時百姓便安漢五铢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錢市買。
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
莽患之，複下書：“諸挾五铢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居攝時期王莽實行的“币制改革”，結果是使“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但是，他并未接受教訓，反而在代漢之後更加大規模地進行币制“改革”。
“寶貨五品”的出籠 在嚴峻的事實面前，王莽并未稍加清醒，反而更加執迷不悟，狂想不斷升級，在當上“真皇帝”之後，他又進行了币制改革，結果使貨币混亂得一塌糊塗，終至不可收拾。
始建國元年（公元6年）王莽代漢不久就下诏：罷契刀、錯刀和五铢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錢直一”，與以前使用的“大錢五十”并行。
這次改币制同以往一樣，并不是從經濟發展需要出發的，而是根據一個十分荒唐的理由：因王莽的帝位是從劉姓的漢王朝那裡奪來的，而劉字為卯、金、刀三字組成（“劉”），所以他對卯、金、刀這三個字懷有極大的恐懼。
錯刀、契刀像是懸在他頭上的一把刀，五铢錢為漢朝通用貨币，在他看來這些貨币都有漢朝劉姓的陰影，必須使它們早日絕迹。
因此，不僅限于貨币，就連當時人佩帶的“剛卯”[240]也在禁止之列。
這種近似夢呓的話，卻是以冠
“改制”的目的在于企圖通過恢複古代的井田制，和改變奴婢地位，以制止日益劇烈的土地兼并，并解決奴婢不斷增加的問題。
史學界對其“王田”制度是否曾經實施過，多持否定态度；認為《漢書·王莽傳》中找不到實行“王田”的記載。
但近人陳直據文物資料考證，認為“王莽王田制度，從莽傳來看，是未實行，從古物材料來研究，是已實行一部分。
莽制變更太速，時期太短，所以史家記不勝記”（見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77頁）。
陳直認為“王田”制已部分實行的根據是漢簡和漢印中有“間田”字樣，而不實行“王田”是不可能有“間田”的。
[238]按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4《敦煌漢簡跋》九亦雲“郡縣未封之地，皆間田也”。
《禮·王制》雲：“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于間田。
”是間田即為國家之公田也。
莽名天下田為王田，過去為公田者，勢必轉而為朝廷之王田也。
盡管“王田”制在王莽的诏令下開始推行，但其根本不能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也是十分明顯的。
這是由于王莽雖然認識了當時社會經濟的嚴重性，并正确地揭露了矛盾的真相，但他企圖以恢複井田制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無異于南轅北轍。
這是因為，井田制是建立在以下兩個前提條件之上的：一是這種土地制度是為了以勞動的自然形态（即勞役地租）來進行剝削而形成的；二是必須進行計口授田。
這兩個條件隻有在土地國有的奴隸制時代才有可能存在。
而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制早在戰國以後就已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經過秦、西漢二百餘年的發展，土地私有已成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擁有土地的不僅有地主、富豪，而且有廣大的自耕農民。
而封建的土地私有代替奴隸制的土地國有，則是曆史的進步，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因此，王莽宣布實行“王田”不僅遭到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的反對，也遭到廣大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抵制。
把這種已廢除數百年的制度恢複起來，是根本違反經濟規律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此外，在“王田”诏令中又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辦法。
這種空洞的改革方案，也隻能在極個别的地方部分實行，而在大部分地區是不能推廣的。
正如此令下後中郎區博所說的：“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
周道既衰，而民不從。
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
迄今海内未厭其敝。
今欲違民心，追複千載絕迹，雖堯舜複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
”（《漢書·王莽傳》中）。
至于王莽所宣布的奴婢政策，更屬無法實現之空言。
因為造成大量奴婢出現的是廣大農民貧困破産，封建政府無法制止農民破産，隻是禁止買賣奴婢，當然解決不了問題。
元帝時賈捐之就指出過：“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可見其問題的嚴重性。
所以，王莽的诏令宣布以後，不僅未能禁止土地和奴婢的買賣，而且遭到“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漢書·王莽傳》中）的反對。
于是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國四年（12年）即诏令發布後的第三年，宣布取消：“諸名食王田皆得以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漢書·王莽傳》中）。
三 五均賒貸和“六筦” 始建國二年（10年）二月，王莽又下令“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漢書·食貨志》），同時“初設六筦之令”（《漢書·王莽傳》）。
這是王莽企圖控制經濟的重要措施。
五均賒貸的内容 五均、賒貸即平抑物價和向民衆貸款，這也是根據儒家經典提出來的。
據《漢書·食貨志》記王莽诏曰：“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
”鄧展注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王所傳，道五均事。
”臣瓒曰：“其文雲：&lsquo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漢書·食貨志》）國師公劉歆也曾給王莽上疏：周代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即由官方負責收買市場上賣不出去的物品，而市場上之緊俏商品，由官方供應之。
這是符合《周易》所謂“理财正辭，禁民為非”的道理的。
王莽即依照儒家經典記載的古制，實行“五均”。
其具體辦法是：“于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hellip&hellip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hellip&hellip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
衆民賣買五谷布帛絲綿之物，周于民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
萬物卬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
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漢書·食貨志》）根據上述記載，這“五均”的内容是： （一）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等城市，設五均官。
長安分東西市，設令，各市有長，令和長皆兼五均司市，稱為“五均司市師”。
（二）各城市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三）工商各業，按其經營向市中申報，錢府按時向他們征稅。
（四）各司市在每季度的第二個月評定出各種物價之法定價格。
五谷布帛等物，人民如有賣不出的，五均司市師可按法定價錢收買。
如果某種物品市價高于官價，政府就将所控制之物資出售，以平抑物價，如果市價低于官價，則聽人民自由交易。
從上述内容來看，王莽實行的“五均”頗似漢武帝時實行的均輸、平準法。
實際上，王莽在宣布“五均”令時也一定将均輸、平準法融入在内。
因為武帝時所行的均輸、平準，雖出現許多弊病，但畢竟對朝廷控制物價、增加國庫收入起到一定作用。
這對王莽定會有一定吸引力的。
賒貸的具體辦法是：“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
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産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漢書·食貨志》）其要點是：（一）人民若因祭祀喪事等無錢可向政府賒貸。
政府以錢府之收入借貸之，不取利息，但歸款期限因祭祀而貸款者不得超過十天，因喪事者不得超過三月。
這一條是根據漢人重視喪祭的實際情況制定的。
按漢人因重視喪祭之事，貧苦之民亦常借貸以治喪祭。
所以有此規定。
（二）因生産需款也可借貸。
年收利不超過十分之一。
在《漢書·王莽傳》中記載此事時，則曰：“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月百三。
”這裡講的是收百分之三的利息，與《漢書·食貨志》記載不同，或許因各地不同，或許十分之一是最高息率，而低時收月息隻有百分之三。
如果認真研究，賒貸仍是根據《周禮》制定出來的。
“《周禮》泉府之職曰：&lsquo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rsquo。
”（《漢書·王莽傳》師古曰）不論賒貸之法是否模仿古制，王莽的最初用意，還是不錯的。
“六筦”的實施 在實行五均賒貸的同時，王莽也“初設六筦之令”（《漢書·王莽傳》中）。
按“筦”即“管”。
就是由朝廷管理的六種經濟事業，即：酒、鹽、鐵專賣，銅冶錢布由官家鑄造，名山大澤由官家管理，加之五均賒貸，共六種。
這六種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事業全由國家統制，或課以重稅，或由國家專賣。
“命縣官沽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漢書·王莽傳》中）。
這六種事業由朝廷管理，以防商人把持，投機牟利。
其實，這種統制，專營的辦法也并非自王莽始，西漢時代就曾實行過各種專賣的制度。
如酒，在武帝時曾實行榷酤法，禁民酤釀，由政府統一經營。
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罷榷酤官，準民間賣酒，但限價每升四錢。
王莽時實行的酒類專營也是禁止民間制造，其具體辦法是： 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讐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
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
除米曲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醩酨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
（《漢書·食貨志》）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由官府釀酒、賣酒。
以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酒母一斛，得成酒六斛六鬥，而以月之初一之時，三斛米曲之價三分之一，作為一斛米價之标準，除米及酒母本價之外，将所得盈利中百分之七十入官，百分之三十作為糟漿、薪炭及人工費用。
對鹽鐵的管制，史籍未詳刊載，但漢武帝時亦曾實行鹽、鐵官營，而結果利少弊多，官府所售之鐵器價貴、質次割草不痛，王莽時重蹈覆轍，其結果不難推知。
對名山大澤及百業的管理，其範圍更廣： 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于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嫔婦桑蠶織纴紡績補縫，工匠醫巫蔔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裡區谒舍，皆各自占所為于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
（《漢書·食貨志》） 這就是說，舉凡養蠶、紡織、縫補、工匠、醫生、巫、蔔、樵夫、漁民、獵戶及一切商賈，一律要向官府呈報個人之收入，而除本金以外，以赢利的十分之一繳官府，有不報或上報不實者，财産盡沒收，本人罰一年之勞役。
由此可見，所謂“六筦”，實際是把所有經濟部門都要控制在政府手中。
這是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統制經濟和專賣政策。
五均賒貸和“六筦”的失敗 五均賒貸，及“六筦”是王莽改制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措施。
從當時實際情況來看，可稱得上是一場改革，也是對症下藥、有的放矢的：五均在于平抑物價，杜絕奸商投機、居奇、壟斷物價；賒貸的目的是為了打擊商人地主和高利貸，而“六筦”的總目标就是由封建政府對經濟實行有效的控制。
但是，不論王莽的主觀願望如何，五均賒貸及“六筦”政策同“王田”“私屬”一樣是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
如果說在漢武帝時中央集權較為強大的情況下，實行的均輸平準及鹽鐵專賣政策，還利弊參半的話，那麼在王莽中央集權衰落的時代推行的這一套，就隻有百弊而無一利了。
因為在私有制和封建商品經濟已經比較根深蒂固的西漢，企圖以國家強力取代私有經濟，完全用政府統制的辦法取代民間的自由貿易和商品生産，是根本辦不到的。
盡管王莽認識到當時的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但他采取的方法則是從古代“先聖”“先賢”的古訓中找出路，企圖用複古的方法“改革”，其結果自然是緣木求魚，文不對題。
這是王莽的五均賒貸及“六筦”政策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
其次，由王莽政權的本質決定：“新”莽政權推行上述政策所依靠的都是一些富商大賈，“督五均六筦”的“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甾姓偉等”（《漢書·食貨志》），姓偉有家财五千萬，薛子仲和張長叔也均是家财千萬的富商。
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因與郡縣通奸，多所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hellip&hellip奸吏猾民并侵，衆庶各不安生”（《漢書·食貨志》）。
他們趁施行這些政策之際，借機加強對人民的搜刮。
當然，王莽實行這些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加緊對人民的搜刮，這就決定了，無法杜絕實施過程中的一切弊端，而“新”莽政權又以嚴刑酷法強力推行，以緻觸法犯禁者比比皆是。
如實行六筦後“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同上）。
但是，王莽仍不顧人民死活，繼續堅持推行。
天鳳四年（17年）又下诏重申“六筦之令”： 夫鹽，食肴之将；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
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
（《漢書·食貨志》） 由此可見：五均賒貸及“六筦”的推行，不僅未能解決豪富、地主、商人、高利貸者魚肉人民的問題，反而成為他們用以掠奪财富的新手段。
廣大人民在這些“新政”推行下所得到的隻是更沉重的負擔，和殘酷的刑罰，人民搖手觸禁，動辄受轄，就連一些大臣、官僚也不得不承認“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漢書·王莽傳》中）。
所以，“新”莽的這一經濟政策，也歸于徹底失敗。
四 混亂的币制改革 在王莽的改制過程中“數改币制”（《漢書·食貨志》）對貨币數次進行改革，其目的是打擊貨币持有者，增加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但其結果則造成空前的混亂，給經濟帶來嚴重後果。
“居攝”時期的“币制改革”王莽一貫對貨币有極濃厚的興趣。
早在還未稱“真皇帝”代漢以前，他尚在“居攝”時期，就已開始對西漢長期以來流行的貨币制度進行“改革”。
居攝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下令：在西漢原來流行的五铢錢以外“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铢錢并行”（《漢書·王莽傳》上）。
這就是說除五铢錢繼續流通外，又另外增加三種錢：一是值五千錢的錯刀；二是值五百錢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錢。
按刀币乃是戰國時流行于部分地區的貨币，秦統一中國後，曾明令取消，而以統一的币制代之，這是符合經濟發展和貨币發展規律的。
因貨币的自然發展都是由複雜趨向簡單，由繁多趨向統一，由實物而變為金屬，最後由低級金屬而變為貴金屬。
本來自秦以後貨币由半兩錢到五铢錢正是循着這一規律發展的，現在王莽卻反其道而行之，人為地使貨币複雜化。
據《漢書·食貨志》載：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錢五十”。
又造契刀、錯刀。
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與五铢錢凡四品，并行。
這裡，也可以看出王莽改币制也是托古制而行。
《漢書·食貨志》載：“周景王時患錢輕鑄大錢&hellip&hellip文曰&lsquo寶貨&rsquo，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這是周代的事，王莽偏要搬到漢末，無異于刻舟求劍。
[239]四種貨币并行顯然隻能給經濟帶來混亂，但王莽卻一意孤行，以嚴刑峻法強力推行。
據文物考古資料證明，這四種錢在當時發行量相當大。
據《漢書新證》記載： 上述莽錢，關中地帶，出土不絕，契刀應作栔刀，一刀直五千，應作一刀平五千，此為漢書傳寫之誤字。
清代治古泉學者言之已詳。
大泉五十與五铢大小相等，錢邊較五铢為寬，志文所稱重十二铢，已合半兩，與實際情況不符，殆約略言之。
契刀用公分來計算，大者七·三厘，小者七·一厘。
錯刀均七·三厘。
張衡四愁詩雲“美人贈我金錯刀”，即指此刀而言，足證在東漢時已甚珍視。
此外還有鑄“五铢一泉”一種，大如小泉直一，隻見錢範，未見實物（見《關中秦漢陶錄》卷4）。
其價值當一錢，所以形制特小。
又有小五铢一種，亦疑為王莽居攝時所造。
（見該書178頁） 按《漢書新證》的作者陳直所見，均系20世紀40、50年代流傳于民間者。
近二千年後尚有如此多的實物流傳，可見當時鑄造數量之多。
至于王莽所造之貨币形式，真是千姿百态，形象各異，如大錢五十“此錢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并方者”（《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注曰：《泉志》張台曰），“大小不一，字體各異（《曆代古錢圖說》）。
而契刀五百，其形似刀&lsquo契刀二字&rsquo在柄，長二寸，字并陽識”（錢玷《款識考》）。
錯刀則長二寸，環文：上曰一，下曰刀，字陷，以金填之，與面平。
柄文曰平五千，陽識。
以上各種貨币圖形均可在《曆代古錢圖說》及《古錢大辭典》等書中看到。
各種不同币值，不同形式的貨币同時在市場上流通，其繁雜、混亂之情形是不難想象的。
因為王莽所造的新币質量低劣，遠不足貨币所定之值，政府就用這種劣質錢兌取人民手中之五铢錢，以剝削人民。
因此，百姓對“新”莽的貨币表示不信任，拒絕使用，王莽就用嚴酷的刑法強制推行，《漢書·王莽傳》雲： 時百姓便安漢五铢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錢市買。
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
莽患之，複下書：“諸挾五铢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
”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居攝時期王莽實行的“币制改革”，結果是使“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但是，他并未接受教訓，反而在代漢之後更加大規模地進行币制“改革”。
“寶貨五品”的出籠 在嚴峻的事實面前，王莽并未稍加清醒，反而更加執迷不悟，狂想不斷升級，在當上“真皇帝”之後，他又進行了币制改革，結果使貨币混亂得一塌糊塗，終至不可收拾。
始建國元年（公元6年）王莽代漢不久就下诏：罷契刀、錯刀和五铢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錢直一”，與以前使用的“大錢五十”并行。
這次改币制同以往一樣，并不是從經濟發展需要出發的，而是根據一個十分荒唐的理由：因王莽的帝位是從劉姓的漢王朝那裡奪來的，而劉字為卯、金、刀三字組成（“劉”），所以他對卯、金、刀這三個字懷有極大的恐懼。
錯刀、契刀像是懸在他頭上的一把刀，五铢錢為漢朝通用貨币，在他看來這些貨币都有漢朝劉姓的陰影，必須使它們早日絕迹。
因此，不僅限于貨币，就連當時人佩帶的“剛卯”[240]也在禁止之列。
這種近似夢呓的話，卻是以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