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西漢王朝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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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為維護其統治，是不願意農民的破産、流亡發展到足以危及其統治程度的。
所以，總在農民破産流亡到一定限度的時候采取一些補救措施。
如成帝陽朔二年（前23年）西漢政府下诏：對流民欲入關者“勿苛留”（《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前17年）成帝下诏，對流民表示同情“遣使者循行郡國”并宣布“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逋貸未入，皆勿收。
流民欲入關，辄籍内。
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漢書·成帝紀》）。
但是漢末的流民問題乃是由農民破産而引起的，所以也不像武帝時期出現的流民問題那樣，不久就得到解決，随着土地加速集中，農民破産愈來愈嚴重，從而出現更多的流民群，構成對西漢王朝統治的嚴重威脅。
二 統治階級的腐朽和人民苦難的加深 公元前1世紀前後的中國地主階級，雖然距其沒落階段還很遠，但就西漢王朝的地主統治者來說，則已經腐朽不堪，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吏治腐敗，另一方面則正是廣大勞動人民備受壓榨，掙紮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曆史進入了黑暗的時代。
政治昏暗吏治腐敗 漢末的四代皇帝：元、成、哀、平統治時期，政治昏暗達到極點，上自皇帝，下至官吏，誰都承認這是一個“極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的時代。
當時的人們歎息“孝宣之業衰焉”（《漢書·元帝紀》），吏治一天比一天腐敗，如元帝之世“天下俗貪财賤義&hellip&hellip綱紀失序，疏者逾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幸，以身設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貪财而慕勢”（《漢書·匡張孔馬傳》）。
至成帝時，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專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毂者二十三人&hellip&hellip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漢書·楚元王傳》）。
這些王公貴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生活極端腐朽，大肆揮霍國帑，鋪張豪華至極，如“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内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漢書·谷永杜邺傳》）。
哀帝時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吏不良，風俗薄”（《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漢書·匡張孔馬傳》）。
至平帝時“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其吏治昏暗已達到極點“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
這期間，雖不乏忠直廉潔之官吏，有時，朝廷也發布一些“躬行恭儉”之政令，但均無補于大局。
在中央，外戚、宦官疊相專權，各地則貪官污吏橫行不法。
如元帝時“（丙）顯為太仆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奸利，臧（贓）千餘萬”（《漢書·魏相丙吉傳》），“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哀、平之時佞邪龌龊之徒，聚斂枉法之吏更是不可勝舉，如南陽太守陳鹹、将作大匠陳萬年等都是其中突出者（《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而有的郡椽也家“臧千金”（《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将何傳》），其他大小官吏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徭役賦稅繁刑苛法 漢末數十年間，王朝政府雖屢下減、免賦稅徭役之诏令，如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見《漢書·成帝紀》），即由每算一百二十錢減至八十錢，哀帝時河南、颍川大水，政府還派“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漢書·哀帝紀》），等等。
然而，這些小恩小惠決不能減輕橫征暴斂下的人民負擔。
此時人民所承擔的賦稅徭役遠遠超過制度的規定：如元帝初元二年（前46年）的珠崖之役僅“卒士及轉輸死者”就有“萬人以上”（《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成帝時起昌陵，征發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邛成太後死時“吏賦斂以趨辦”（《漢書·薛宣朱博傳》）。
這些官吏不僅借修陵、辦喪事增加賦斂，而且平時就随意征發，一個小小的栎陽令，就可以“适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财數十萬”（《漢書·薛宣朱博傳》）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繁重的賦稅徭役必然伴随着苛酷的刑法。
漢代刑法，雖在昭宣之時有一度趨于輕簡，但自元帝以後又逐漸苛酷，成帝時“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這樣繁雜的律令，連皇帝也不能不承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漢書·刑法志》）其酷刑也甚于昭、宣時代：“榜箠?于炮格，絕滅人命。
”（《漢書·谷永杜邺傳》）至于一些官吏違法越制，草菅人命，更不是個别的現象，從下面将列舉出的一些事實就可以得到具體的了解。
貴族和豪強的橫行暴虐 西漢末年大小官吏和貴族豪強橫行肆虐，達到空前的程度。
先不說那些壟斷朝政的外戚及大宦官（下節将專門叙述），僅舉其他官吏和豪強刻剝百姓的暴虐情況即可見一斑。
元帝時，統治者公開承認“在位多不任職”（《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官吏“失牧民之術”（《漢書·元帝紀》）“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官吏、豪強殘酷地壓榨百姓緻使人民無法活下去。
到成帝時，貴族官僚的橫暴驕佚，更加花樣翻新。
如侍中中郎将張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知男子李遊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
&hellip&hellip奴從者支屬并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辄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漢書·張湯傳》）。
張放之所以敢于如此橫行，因其得到皇帝寵幸，又娶帝舅女為妻。
還有一些貴族違法越制胡作非為的程度也不下于張放，如承鄉節侯當、籍陽侯顯“恐猲”國人（見《漢書·王子侯表》），祚陽侯仁“擅興徭賦”，陵鄉侯訢“貸谷息過律”，蒲侯蘇昌子夷吾“婢自贖為民，後略以為婢”（均見《漢書·王子侯表》）等等，不勝枚舉，這些罪行不僅刻剝人民，而且也破壞了漢王朝的制度。
但對此種暴行，西漢政府和皇帝，在不觸動封建社會秩序的情況下，盡量予以保護。
在破壞了西漢王朝綱紀和秩序之時，也僅以“削爵一級”或“免”官的輕微處置掩飾過去。
豪強地主為害一方，更使封建政府束手無策，如成帝時“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幹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
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讨”（《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封建綱紀的破壞，封建法紀對豪強地主失去約束作用，皇權對豪強地主的威懾作用消失，使豪強地主更加肆無忌憚地無所不為，如哀帝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闾裡，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将何傳》）。
這些豪強地主，以暴力侵奪他人财産成為暴富，其财産往往以千萬計，他們的勢力往往比官府還大，如：“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
初，裒賈京師，随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
其人強力。
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緻千餘萬。
裒舉其半略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擅鹽井之利。
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漢書·貨殖列傳》）到西漢王朝即将滅亡前，豪強地主的勢力在許多地方超過封建官府：如平帝時“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未起事前，也是一個橫行鄉裡的豪強地主“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後漢書·酷吏列傳》）。
這些豪強地主就是地頭蛇，他們同政府官吏互相串通，沆瀣一氣，為惡肆虐，成為當時人民苦難的重要根源。
地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 與殘酷的對人民壓榨、剝削随之而來的，就是地主階級的生活更加荒淫腐朽。
從地主階級總代表&mdash&mdash皇帝開始，整個統治階級的生活腐化程度與日俱增：首先在皇宮之内，消耗着大量的财富，皇帝本人的荒淫無恥生活一代勝過一代。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後漢書·皇後紀》）。
元帝号稱“仁柔”“恭儉”（《漢書·元帝紀》），但僅後宮妻妾妃嫔，多得“不得常見”隻好“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以至“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西京雜記》）。
至于其他用度耗費更為驚人：“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元帝時）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
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将萬匹”，“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當時就有大臣率直地指出：元帝“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距亡國不遠了。
成帝更是一個“湛于酒色”（《漢書·成帝紀》）的荒淫出名的君主，他不僅親自兼并土地“置私田于民間”，而且“畜私奴車馬”，“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随，烏集醉飽吏民之家”緻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漢書·五行志》）。
元延二年（前11年）成帝欲向胡人使者顯示“多禽獸”，竟“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罴豪豬虎豹狖獲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捉捕來之禽獸“令胡人手搏之”供皇帝“臨觀”取樂，而“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漢書·揚雄傳》）。
後宮之寵，更愈于以往諸帝，初寵許皇後，不久寵衰，“後宮多新愛”，先後寵幸的有班倢伃、李平（原為侍者，後賜為衛倢伃）、趙飛燕等。
尤其對于趙飛燕，成帝迷戀尤甚[216]，最後飛燕也“寵少衰，而弟絕幸”，其奢侈豪華超過以往所有後妃，“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蘭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漢書·外戚傳》）。
至于哀、平二帝，因皇權已旁落，皇帝雖欲求元、成時期之腐朽、奢侈生活而不可得，隻好稍加收斂。
故史書稱之為“儉約”，實際隻是無可奈何而已。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貴族、大臣生活的腐朽程度也遠遠超過以往。
元帝時，統治階級“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漢書·匡張孔馬傳》）已成為風氣。
至成帝時，官僚貴戚的奢侈、荒淫更為驚人，如外戚王氏五兄弟“同拜五侯，館第僭于京師，嫱姬麗于宮掖。
瑰賂南金，彌玩于王府，缇雕文，被飾于土木。
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
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例”（王嘉《拾遺記》）。
王氏五侯的荒淫腐朽生活是具有代表性的。
[217]其他貴族、地主也競相誇富比淫，如成帝時的史丹“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内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
哀帝時的驸馬都尉董賢，被皇帝寵幸，“出則參乘，入禦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常與上卧起，嘗晝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漢書·佞幸傳》），這種不正常的關系，使董賢得以豪華逾制而肆無忌憚：“起官寺上林中”，哀帝親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阙，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于治宗廟。
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禦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止此。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并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
這種豪奢淫泆之風，連成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實在太過分了，“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
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
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
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漢書·成帝紀》）。
盡管皇帝也感覺到貴族、地主如此過分奢侈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但也毫無辦法制止，因為他本人也不想改變這種生活方式，怎麼能扭轉這種社會風氣呢？ 漢出行宴樂畫像石 以上所舉僅其大端，至于皇室、貴族、地主宮室、陵墓之修建、狗馬玩好之耗費，動辄巨萬，揮金如土更是常事，如成帝修昌陵，“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hellip&hellip卒徒工庸以巨萬數，至燃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谷同賈。
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三輔舊事》引《關中記》也記此事：昌陵修建時“取土東山，與粟價同，所費巨萬，積年無成。
”其實，将無數勞動人民創造出的财富任意揮霍在這無用的陵墓中的，豈止成帝一人，其他諸帝無不如此，就是号稱“恭儉”（《漢書&mid
所以，總在農民破産流亡到一定限度的時候采取一些補救措施。
如成帝陽朔二年（前23年）西漢政府下诏：對流民欲入關者“勿苛留”（《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前17年）成帝下诏，對流民表示同情“遣使者循行郡國”并宣布“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逋貸未入，皆勿收。
流民欲入關，辄籍内。
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漢書·成帝紀》）。
但是漢末的流民問題乃是由農民破産而引起的，所以也不像武帝時期出現的流民問題那樣，不久就得到解決，随着土地加速集中，農民破産愈來愈嚴重，從而出現更多的流民群，構成對西漢王朝統治的嚴重威脅。
二 統治階級的腐朽和人民苦難的加深 公元前1世紀前後的中國地主階級，雖然距其沒落階段還很遠，但就西漢王朝的地主統治者來說，則已經腐朽不堪，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吏治腐敗，另一方面則正是廣大勞動人民備受壓榨，掙紮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曆史進入了黑暗的時代。
政治昏暗吏治腐敗 漢末的四代皇帝：元、成、哀、平統治時期，政治昏暗達到極點，上自皇帝，下至官吏，誰都承認這是一個“極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的時代。
當時的人們歎息“孝宣之業衰焉”（《漢書·元帝紀》），吏治一天比一天腐敗，如元帝之世“天下俗貪财賤義&hellip&hellip綱紀失序，疏者逾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幸，以身設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貪财而慕勢”（《漢書·匡張孔馬傳》）。
至成帝時，政治更加昏暗，外戚專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毂者二十三人&hellip&hellip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漢書·楚元王傳》）。
這些王公貴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生活極端腐朽，大肆揮霍國帑，鋪張豪華至極，如“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内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漢書·谷永杜邺傳》）。
哀帝時這種情況更加嚴重：“吏不良，風俗薄”（《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漢書·匡張孔馬傳》）。
至平帝時“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其吏治昏暗已達到極點“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
這期間，雖不乏忠直廉潔之官吏，有時，朝廷也發布一些“躬行恭儉”之政令，但均無補于大局。
在中央，外戚、宦官疊相專權，各地則貪官污吏橫行不法。
如元帝時“（丙）顯為太仆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奸利，臧（贓）千餘萬”（《漢書·魏相丙吉傳》），“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哀、平之時佞邪龌龊之徒，聚斂枉法之吏更是不可勝舉，如南陽太守陳鹹、将作大匠陳萬年等都是其中突出者（《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而有的郡椽也家“臧千金”（《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将何傳》），其他大小官吏的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徭役賦稅繁刑苛法 漢末數十年間，王朝政府雖屢下減、免賦稅徭役之诏令，如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見《漢書·成帝紀》），即由每算一百二十錢減至八十錢，哀帝時河南、颍川大水，政府還派“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漢書·哀帝紀》），等等。
然而，這些小恩小惠決不能減輕橫征暴斂下的人民負擔。
此時人民所承擔的賦稅徭役遠遠超過制度的規定：如元帝初元二年（前46年）的珠崖之役僅“卒士及轉輸死者”就有“萬人以上”（《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成帝時起昌陵，征發徭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邛成太後死時“吏賦斂以趨辦”（《漢書·薛宣朱博傳》）。
這些官吏不僅借修陵、辦喪事增加賦斂，而且平時就随意征發，一個小小的栎陽令，就可以“适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财數十萬”（《漢書·薛宣朱博傳》）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繁重的賦稅徭役必然伴随着苛酷的刑法。
漢代刑法，雖在昭宣之時有一度趨于輕簡，但自元帝以後又逐漸苛酷，成帝時“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這樣繁雜的律令，連皇帝也不能不承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漢書·刑法志》）其酷刑也甚于昭、宣時代：“榜箠?于炮格，絕滅人命。
”（《漢書·谷永杜邺傳》）至于一些官吏違法越制，草菅人命，更不是個别的現象，從下面将列舉出的一些事實就可以得到具體的了解。
貴族和豪強的橫行暴虐 西漢末年大小官吏和貴族豪強橫行肆虐，達到空前的程度。
先不說那些壟斷朝政的外戚及大宦官（下節将專門叙述），僅舉其他官吏和豪強刻剝百姓的暴虐情況即可見一斑。
元帝時，統治者公開承認“在位多不任職”（《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官吏“失牧民之術”（《漢書·元帝紀》）“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官吏、豪強殘酷地壓榨百姓緻使人民無法活下去。
到成帝時，貴族官僚的橫暴驕佚，更加花樣翻新。
如侍中中郎将張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知男子李遊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
&hellip&hellip奴從者支屬并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辄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漢書·張湯傳》）。
張放之所以敢于如此橫行，因其得到皇帝寵幸，又娶帝舅女為妻。
還有一些貴族違法越制胡作非為的程度也不下于張放，如承鄉節侯當、籍陽侯顯“恐猲”國人（見《漢書·王子侯表》），祚陽侯仁“擅興徭賦”，陵鄉侯訢“貸谷息過律”，蒲侯蘇昌子夷吾“婢自贖為民，後略以為婢”（均見《漢書·王子侯表》）等等，不勝枚舉，這些罪行不僅刻剝人民，而且也破壞了漢王朝的制度。
但對此種暴行，西漢政府和皇帝，在不觸動封建社會秩序的情況下，盡量予以保護。
在破壞了西漢王朝綱紀和秩序之時，也僅以“削爵一級”或“免”官的輕微處置掩飾過去。
豪強地主為害一方，更使封建政府束手無策，如成帝時“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幹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
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讨”（《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封建綱紀的破壞，封建法紀對豪強地主失去約束作用，皇權對豪強地主的威懾作用消失，使豪強地主更加肆無忌憚地無所不為，如哀帝時“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闾裡，至奸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漢書·蓋諸葛劉鄭孫毋将何傳》）。
這些豪強地主，以暴力侵奪他人财産成為暴富，其财産往往以千萬計，他們的勢力往往比官府還大，如：“程、卓既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巨萬。
初，裒賈京師，随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
其人強力。
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緻千餘萬。
裒舉其半略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擅鹽井之利。
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漢書·貨殖列傳》）到西漢王朝即将滅亡前，豪強地主的勢力在許多地方超過封建官府：如平帝時“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未起事前，也是一個橫行鄉裡的豪強地主“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後漢書·酷吏列傳》）。
這些豪強地主就是地頭蛇，他們同政府官吏互相串通，沆瀣一氣，為惡肆虐，成為當時人民苦難的重要根源。
地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 與殘酷的對人民壓榨、剝削随之而來的，就是地主階級的生活更加荒淫腐朽。
從地主階級總代表&mdash&mdash皇帝開始，整個統治階級的生活腐化程度與日俱增：首先在皇宮之内，消耗着大量的财富，皇帝本人的荒淫無恥生活一代勝過一代。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後漢書·皇後紀》）。
元帝号稱“仁柔”“恭儉”（《漢書·元帝紀》），但僅後宮妻妾妃嫔，多得“不得常見”隻好“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以至“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西京雜記》）。
至于其他用度耗費更為驚人：“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元帝時）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
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将萬匹”，“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當時就有大臣率直地指出：元帝“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距亡國不遠了。
成帝更是一個“湛于酒色”（《漢書·成帝紀》）的荒淫出名的君主，他不僅親自兼并土地“置私田于民間”，而且“畜私奴車馬”，“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随，烏集醉飽吏民之家”緻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漢書·五行志》）。
元延二年（前11年）成帝欲向胡人使者顯示“多禽獸”，竟“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罴豪豬虎豹狖獲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捉捕來之禽獸“令胡人手搏之”供皇帝“臨觀”取樂，而“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漢書·揚雄傳》）。
後宮之寵，更愈于以往諸帝，初寵許皇後，不久寵衰，“後宮多新愛”，先後寵幸的有班倢伃、李平（原為侍者，後賜為衛倢伃）、趙飛燕等。
尤其對于趙飛燕，成帝迷戀尤甚[216]，最後飛燕也“寵少衰，而弟絕幸”，其奢侈豪華超過以往所有後妃，“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蘭田壁，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漢書·外戚傳》）。
至于哀、平二帝，因皇權已旁落，皇帝雖欲求元、成時期之腐朽、奢侈生活而不可得，隻好稍加收斂。
故史書稱之為“儉約”，實際隻是無可奈何而已。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貴族、大臣生活的腐朽程度也遠遠超過以往。
元帝時，統治階級“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漢書·匡張孔馬傳》）已成為風氣。
至成帝時，官僚貴戚的奢侈、荒淫更為驚人，如外戚王氏五兄弟“同拜五侯，館第僭于京師，嫱姬麗于宮掖。
瑰賂南金，彌玩于王府，缇雕文，被飾于土木。
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
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例”（王嘉《拾遺記》）。
王氏五侯的荒淫腐朽生活是具有代表性的。
[217]其他貴族、地主也競相誇富比淫，如成帝時的史丹“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内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
哀帝時的驸馬都尉董賢，被皇帝寵幸，“出則參乘，入禦左右，旬月間賞賜累巨萬”“常與上卧起，嘗晝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漢書·佞幸傳》），這種不正常的關系，使董賢得以豪華逾制而肆無忌憚：“起官寺上林中”，哀帝親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阙，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于治宗廟。
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禦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止此。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并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
這種豪奢淫泆之風，連成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實在太過分了，“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
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
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
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漢書·成帝紀》）。
盡管皇帝也感覺到貴族、地主如此過分奢侈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但也毫無辦法制止，因為他本人也不想改變這種生活方式，怎麼能扭轉這種社會風氣呢？ 漢出行宴樂畫像石 以上所舉僅其大端，至于皇室、貴族、地主宮室、陵墓之修建、狗馬玩好之耗費，動辄巨萬，揮金如土更是常事，如成帝修昌陵，“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hellip&hellip卒徒工庸以巨萬數，至燃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谷同賈。
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三輔舊事》引《關中記》也記此事：昌陵修建時“取土東山，與粟價同，所費巨萬，積年無成。
”其實，将無數勞動人民創造出的财富任意揮霍在這無用的陵墓中的，豈止成帝一人，其他諸帝無不如此，就是号稱“恭儉”（《漢書&m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