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西漢王朝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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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元帝紀》）的漢元帝也無不同。
據考古工作者最近調查：曆經兩千餘年的漢元帝渭陵，至今尚不斷出土稀世罕見之文物，如1966年出土的透雕羊脂玉羽人飛馬，以及以後陸續發現的線刻鎏金銅鼎，鎏金編鐘等，尤其是出土之玉雕“其雕刻之精，體裁之廣，是漢玉中較少見的”。
這些精緻的藝術品均被埋入元帝陵内，在二千年後的今天恰好成為當時統治階級豪華奢侈生活的見證（見《漢元帝渭陵調查記》，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刊号）。
生活在黑暗和苦難中的人民 地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是建立在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和無情壓榨基礎之上的。
在地主、貴族窮奢極欲的享樂同時，廣大人民群衆所遭受的苦難日益加深。
兩者形成鮮明對照。
如前所述：愈來愈多的農民失去土地，出現西漢末年持續不斷的流亡人群。
對多數人來說“流亡”這條“出路”并不一定是生路，而往往是死路，等待着他們的仍是饑餓和死亡。
哀帝時，鮑宣曾上書指出當時人民有“七亡七死”，比較全面地概括了自漢元帝以來至西漢末年勞動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天災、賦稅、貪官、豪強、苛吏，以及酷刑、嚴法、疾疫等等，都是緻根基脆弱的小農無法活下來的原因。
“七亡”“七死”逼得勞動人民走投無路。
這“七亡七死”的總根源乃是“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緻”（《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這裡确是生動地描繪了西漢末年勞動人民的一幅生活圖景。
與統治階級錦衣玉食、連廄馬都吃得太肥，乃至需要派人每天專門去遛馬“日步作之”的生活相對照，絕大多數人民則是“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就是這種半饑不飽的日子也難以維持，在地主階級壓榨下，一遇天災、疾疫就出現“連年饑馑”，西漢末年的幾十年中“人相食”的記載史不絕書。
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今（元帝時）關東方連年饑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漢書·匡張孔馬傳》：“今（元帝時）關東連年饑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
”《漢書·食貨志》：“永始二年（前15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
”《漢書·食貨志》：“（元帝）二年（前47年），齊地饑，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可見，這種人吃人的悲慘現象已不是個别的、偶然發生的，而是極為普遍的狀況了。
至于“民食榆皮”（《漢書·天文志》）或因貧困“嫁妻賣子”（《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父子相棄”（《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的，更屬屢見不鮮。
這些貧民最後的結果，不少是“流散冗食，餧死于道”（《漢書·谷永杜邺傳》）。
至于“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的悲慘狀況，在漢末已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了。
還有一部分貧民被迫淪為奴婢。
西漢末年是奴婢數量猛增的時期。
史載當時的地主階級“多畜奴婢，田宅亡限”（《漢書·哀帝紀》），他們把“牛馬煩（繁）、奴婢王（旺）”（王樹柟《漢魏六朝磚文》）作為誇耀财富的内容，許多地主、貴族畜奴婢動辄數千，如王商家族“合赀巨億計，私奴以千數”（《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而官奴婢竟達“十餘萬人”（《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這時期數量猛增的奴婢，絕大部分來源于土地被兼并或在繁重的賦稅和高利貸進攻下而破産的小農。
這些奴婢雖然後來有個别人成為“豪奴”，跻身于剝削階級行列，還有一些被貴族豢養“戲遊無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成為寄生集團中的成員，但絕大部分則受着官府和地主的直接殘酷剝削與掠奪。
他（她）們雖然不是奴隸，但其境遇與奴隸也相差無幾，處于社會最底層。
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封建政府的黑暗統治，将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
為求得生存，愈來愈多的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铤而走險、進行反抗鬥争，用暴力手段改變自己的地位。
于是，階級矛盾終于激化了。
三 階級矛盾的激化 西漢末年，自元帝開始曆經成、哀、平帝統治時期，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争從未間斷，先是各地分散的、零星的起義此伏彼起，後來則愈發展規模愈大。
在這起義的洪流中，出現了以刑徒為主的戰鬥隊伍，反映了農民起義進入了新的階段。
此伏彼起的農民起義 在西漢末的幾十年裡，勞動人民的武裝鬥争蓬勃展開，小股的起義不可勝數。
僅史書記載“盜賊群興”（《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盜賊并起”（《漢書·元帝紀》）的次數就難以統計，其中著名的有成帝時倗宗領導的農民在關中的南山地區發動的起義，堅持了一年多時間的英勇鬥争，這次起義就在京師附近，使得首都十分緊張“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政府官軍“暴師露衆，曠日煩費”（《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仍不得安甯。
封建統治者被農民起義吓得如驚弓之鳥，就在倗宗起義的同時，一個小女陳持弓，竟“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鈎盾中”弄得“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漢書·成帝紀》）。
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東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衆起義，“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緩，自稱将軍”（《漢書·天文志》）。
此外，在成帝時，還有梁子政在鄠起義（《漢書·蕭望之傳》）。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陽陵任橫等起義“自稱将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漢書·平帝紀》）。
還有一些不見于史書記載而在漢簡中偶爾保存下來的個别起義農民名字，如嚴就、君蘭（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2頁），杜光（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2頁）。
據專家研究：這些人領導起義時間，大約“為西漢中期以後”，“與成帝時最為相近”（安作璋《秦漢農民戰争史料彙編》第149頁）。
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的特點之一是：開始多系分散、小股，但為數甚衆“初元、建平&hellip&hellip盜賊浸多，歲以萬數”（《後漢書·梁統列傳》）。
“今（平帝即位時）&hellip&hellip盜賊群輩，且以萬數”（《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
起義特點之二是遍及全國各地，連首都附近也不例外。
起義者直接威脅皇室和中央朝廷的安全：“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并起，至焚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
”（《東觀漢記》）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敢殺官吏的造反者“闾裡少年群輩殺吏”（《漢書·酷吏傳》）。
起義特點之三是具有廣泛的群衆基礎。
這些起義群衆勢大時就“竊号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攻官寺，殺長吏”（《漢書·匡張孔馬傳》）。
失敗後就藏匿民間。
從《居延漢簡》中以下幾條資料就可看到這種情況： 群輩賊發，吏卒毋大，宜以時行誅，願設購賞，有能捕斬嚴就、君蘭等，渠率一人，購錢十萬，黨與五萬。
吏捕斬強力者，輔司劾臣，謹□如□言，可許臣請者，嚴就等渠率一人黨與五萬。
（《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2頁） 這是成帝時緝捕起義首領嚴就、君蘭的官府文書，從文中可知：西漢政府對此次起義的“渠率”“黨與”皆未捕到，隻好以巨金懸賞，反映了這些起義領袖人物得到廣大群衆的掩護和保衛，像這類緝捕文書，在漢簡中還可找到一些。
[218]說明絕非個别現象。
刑徒起義 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中，還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刑徒。
刑徒的起義，在當時的起義風暴中獨樹一幟，使這場起義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色。
刑徒，是被封建政府判刑并罰作苦役的“罪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貧苦的勞動人民。
刑徒失去人身自由，又擔負着沉重的勞役，生活在官府嚴密監視和刑具箠楚之下，起來進行反抗是很困難的。
因此，刑徒起義标志着階級矛盾空前激化。
早在漢武帝時就有個别的刑徒參加起義隊伍，但是刑徒起義的高潮則是在漢成帝時期。
漢成帝時期的刑徒起義出現高潮不是偶然的，除了引起農民起義的一般原因外，還有其特殊原因，這就是元、成時期大規模征發罪犯進行修陵、築城、冶鐵、戍邊、屯田等沉重勞動，其規模和繁重程度遠遠超過以往各代，如元帝時“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而統治階級為取得大批的勞動力，則需要大量的刑徒，如成帝起初陵，數年後又在别處起昌陵邑，所用“卒徒工庸，以巨萬數”（《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這就必然施行嚴刑酷法，将大量無辜人民變為刑徒。
這種惡性循環，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被殘酷壓榨的刑徒，也被迫進行捍衛生存的鬥争，于是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出現了以刑徒為主的起義隊伍。
從而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向高潮。
在西漢末刑徒起義隊伍中，有兩部分人： 一部分是“鐵官徒”。
“鐵官徒”是在官府經營的開采鐵礦和冶鑄鐵器工場勞動的刑徒。
漢代中期以後，鐵器的制造有明顯的進步和發展。
但“生産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3頁），集中在鐵礦和工場的鐵官徒，是西漢開采和冶鑄鐵器的主要勞動力，而他們所受的壓迫也最深。
因此，他們反抗的意志也最為堅決。
從成帝時起就有“鐵官徒”舉行起義，其中著名的主要有兩起：一是陽朔三年（前22年）颍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聖領導的。
參加這次起義的鐵官徒有180人，他們戰鬥得十分英勇，“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将軍，經曆九郡”（《漢書·成帝紀》），最後由于寡不敵衆，不久就被地主政權派兵鎮壓下去。
另一次是在永始三年（前14年）山陽（郡治昌邑，今山東金鄉縣北）鐵官徒蘇令等228人起義。
這次起義較上次大得多，他們“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将軍”“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漢書·成帝紀》）到處釋放囚徒“經曆郡國四十餘”（《漢書·天文志》）。
這些起義的勇士“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随和”（《漢書·楊胡朱梅雲傳》），擁有衆多的人同情和支持。
就是一些吏士，也“莫肯伏節死義”（《漢書·何武王喜師丹傳》）。
起義軍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鬥争堅持了一年以上，最後才被汝南太守嚴訢等鎮壓下去。
另一部分是“鐵官徒”以外的各種刑徒。
其中著名的起義有鴻嘉三年（前18年）廣漢（四川射洪南）“罪囚鄭躬”（《漢書·五行志》）等60人的起義，隊伍很快就發展到萬人，使統治階級驚慌失措，後來發3萬人才将起義軍鎮壓下去（見《漢書·成帝紀》及《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永始三年（前14年）又有尉氏（河南尉氏）男子樊并等13人領導的起義（見《漢書·成帝紀》），他們“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将軍”（《漢書·天文志》），也把統治者攪得惶惶不可終日。
這些“鐵官徒”和一般刑徒的起義，雖然最終均被鎮壓而失敗，卻有其特殊意義，因為，他們不同于農民，其舉行起義的直接原因并非由于失去土地，而是不堪忍受繁重的勞役和人身的奴役。
所以，他們參加農民起義隊伍，或單獨起義，就給這一時期階級鬥争賦予了強烈的反對人身奴役的新色彩。
漢成帝時期是刑徒起義高潮的階段。
此後，各地人民的起義延綿不絕。
刑徒、貧民、農民、工匠及其他各階層被壓迫人民，終于彙合成一股浪潮，沖擊着腐朽的西漢王朝，從元帝以後，西漢王朝的統治猶如巨浪波濤中的孤舟，飄搖于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向覆滅的深淵駛去。
第二節 宦官外戚專權下的政治 造成西漢末年社會危機的，不僅是統治階級的壓榨剝削引起的階級矛盾激化，而且由于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使封建統治更加黑暗。
而處于風雨飄搖中的西漢統治者，面臨着危機，除個别有識之士曾為拯救西漢王朝的覆亡進行過無濟于事的努力以外，絕大多數當權的貴族官僚對現實始終沒有清醒認識。
皇帝的無能，使封建政權控制在宦官和外戚兩部分人手中。
這兩派勢力相互鬥争，輪流把持着朝政。
結果，使西漢王朝的統治更加黑暗，促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一 宦官和外戚專政 元帝無能宦官用事 西漢王朝自元帝以後的曆史，可以說是宦官、外戚疊相掌權的曆史。
漢宣帝時期，開始時雖有外戚霍光專政，但霍光的行事，均遵循昭帝時制度，無損于中央集權。
而且霍光于地節二年（前68年）即死去，兩年後，即地節四年（前66年）霍氏即以謀反之罪而被族誅。
因此，終宣帝之世，皇帝的權力是較為強固的。
但是，自元
據考古工作者最近調查：曆經兩千餘年的漢元帝渭陵，至今尚不斷出土稀世罕見之文物，如1966年出土的透雕羊脂玉羽人飛馬，以及以後陸續發現的線刻鎏金銅鼎，鎏金編鐘等，尤其是出土之玉雕“其雕刻之精，體裁之廣，是漢玉中較少見的”。
這些精緻的藝術品均被埋入元帝陵内，在二千年後的今天恰好成為當時統治階級豪華奢侈生活的見證（見《漢元帝渭陵調查記》，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刊号）。
生活在黑暗和苦難中的人民 地主階級荒淫腐朽的生活，是建立在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和無情壓榨基礎之上的。
在地主、貴族窮奢極欲的享樂同時，廣大人民群衆所遭受的苦難日益加深。
兩者形成鮮明對照。
如前所述：愈來愈多的農民失去土地，出現西漢末年持續不斷的流亡人群。
對多數人來說“流亡”這條“出路”并不一定是生路，而往往是死路，等待着他們的仍是饑餓和死亡。
哀帝時，鮑宣曾上書指出當時人民有“七亡七死”，比較全面地概括了自漢元帝以來至西漢末年勞動人民所遭受的苦難。
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
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天災、賦稅、貪官、豪強、苛吏，以及酷刑、嚴法、疾疫等等，都是緻根基脆弱的小農無法活下來的原因。
“七亡”“七死”逼得勞動人民走投無路。
這“七亡七死”的總根源乃是“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緻”（《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這裡确是生動地描繪了西漢末年勞動人民的一幅生活圖景。
與統治階級錦衣玉食、連廄馬都吃得太肥，乃至需要派人每天專門去遛馬“日步作之”的生活相對照，絕大多數人民則是“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就是這種半饑不飽的日子也難以維持，在地主階級壓榨下，一遇天災、疾疫就出現“連年饑馑”，西漢末年的幾十年中“人相食”的記載史不絕書。
如《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今（元帝時）關東方連年饑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漢書·匡張孔馬傳》：“今（元帝時）關東連年饑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
”《漢書·食貨志》：“永始二年（前15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
”《漢書·食貨志》：“（元帝）二年（前47年），齊地饑，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
”可見，這種人吃人的悲慘現象已不是個别的、偶然發生的，而是極為普遍的狀況了。
至于“民食榆皮”（《漢書·天文志》）或因貧困“嫁妻賣子”（《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父子相棄”（《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的，更屬屢見不鮮。
這些貧民最後的結果，不少是“流散冗食，餧死于道”（《漢書·谷永杜邺傳》）。
至于“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的悲慘狀況，在漢末已不是什麼罕見的事了。
還有一部分貧民被迫淪為奴婢。
西漢末年是奴婢數量猛增的時期。
史載當時的地主階級“多畜奴婢，田宅亡限”（《漢書·哀帝紀》），他們把“牛馬煩（繁）、奴婢王（旺）”（王樹柟《漢魏六朝磚文》）作為誇耀财富的内容，許多地主、貴族畜奴婢動辄數千，如王商家族“合赀巨億計，私奴以千數”（《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而官奴婢竟達“十餘萬人”（《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這時期數量猛增的奴婢，絕大部分來源于土地被兼并或在繁重的賦稅和高利貸進攻下而破産的小農。
這些奴婢雖然後來有個别人成為“豪奴”，跻身于剝削階級行列，還有一些被貴族豢養“戲遊無事”（《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成為寄生集團中的成員，但絕大部分則受着官府和地主的直接殘酷剝削與掠奪。
他（她）們雖然不是奴隸，但其境遇與奴隸也相差無幾，處于社會最底層。
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封建政府的黑暗統治，将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
為求得生存，愈來愈多的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铤而走險、進行反抗鬥争，用暴力手段改變自己的地位。
于是，階級矛盾終于激化了。
三 階級矛盾的激化 西漢末年，自元帝開始曆經成、哀、平帝統治時期，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争從未間斷，先是各地分散的、零星的起義此伏彼起，後來則愈發展規模愈大。
在這起義的洪流中，出現了以刑徒為主的戰鬥隊伍，反映了農民起義進入了新的階段。
此伏彼起的農民起義 在西漢末的幾十年裡，勞動人民的武裝鬥争蓬勃展開，小股的起義不可勝數。
僅史書記載“盜賊群興”（《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盜賊并起”（《漢書·元帝紀》）的次數就難以統計，其中著名的有成帝時倗宗領導的農民在關中的南山地區發動的起義，堅持了一年多時間的英勇鬥争，這次起義就在京師附近，使得首都十分緊張“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政府官軍“暴師露衆，曠日煩費”（《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仍不得安甯。
封建統治者被農民起義吓得如驚弓之鳥，就在倗宗起義的同時，一個小女陳持弓，竟“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鈎盾中”弄得“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漢書·成帝紀》）。
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東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衆起義，“攻燔官寺，縛縣長吏，盜取印緩，自稱将軍”（《漢書·天文志》）。
此外，在成帝時，還有梁子政在鄠起義（《漢書·蕭望之傳》）。
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陽陵任橫等起義“自稱将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漢書·平帝紀》）。
還有一些不見于史書記載而在漢簡中偶爾保存下來的個别起義農民名字，如嚴就、君蘭（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2頁），杜光（見《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172頁）。
據專家研究：這些人領導起義時間，大約“為西漢中期以後”，“與成帝時最為相近”（安作璋《秦漢農民戰争史料彙編》第149頁）。
西漢末年農民起義的特點之一是：開始多系分散、小股，但為數甚衆“初元、建平&hellip&hellip盜賊浸多，歲以萬數”（《後漢書·梁統列傳》）。
“今（平帝即位時）&hellip&hellip盜賊群輩，且以萬數”（《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
起義特點之二是遍及全國各地，連首都附近也不例外。
起義者直接威脅皇室和中央朝廷的安全：“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群輩并起，至焚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
”（《東觀漢記》）甚至在長安城中也有敢殺官吏的造反者“闾裡少年群輩殺吏”（《漢書·酷吏傳》）。
起義特點之三是具有廣泛的群衆基礎。
這些起義群衆勢大時就“竊号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後漢書·申屠剛鮑永郅恽列傳》），“攻官寺，殺長吏”（《漢書·匡張孔馬傳》）。
失敗後就藏匿民間。
從《居延漢簡》中以下幾條資料就可看到這種情況： 群輩賊發，吏卒毋大，宜以時行誅，願設購賞，有能捕斬嚴就、君蘭等，渠率一人，購錢十萬，黨與五萬。
吏捕斬強力者，輔司劾臣，謹□如□言，可許臣請者，嚴就等渠率一人黨與五萬。
（《居延漢簡考釋·釋文》第22頁） 這是成帝時緝捕起義首領嚴就、君蘭的官府文書，從文中可知：西漢政府對此次起義的“渠率”“黨與”皆未捕到，隻好以巨金懸賞，反映了這些起義領袖人物得到廣大群衆的掩護和保衛，像這類緝捕文書，在漢簡中還可找到一些。
[218]說明絕非個别現象。
刑徒起義 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中，還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刑徒。
刑徒的起義，在當時的起義風暴中獨樹一幟，使這場起義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色。
刑徒，是被封建政府判刑并罰作苦役的“罪犯”，他們之中絕大多數是貧苦的勞動人民。
刑徒失去人身自由，又擔負着沉重的勞役，生活在官府嚴密監視和刑具箠楚之下，起來進行反抗是很困難的。
因此，刑徒起義标志着階級矛盾空前激化。
早在漢武帝時就有個别的刑徒參加起義隊伍，但是刑徒起義的高潮則是在漢成帝時期。
漢成帝時期的刑徒起義出現高潮不是偶然的，除了引起農民起義的一般原因外，還有其特殊原因，這就是元、成時期大規模征發罪犯進行修陵、築城、冶鐵、戍邊、屯田等沉重勞動，其規模和繁重程度遠遠超過以往各代，如元帝時“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而統治階級為取得大批的勞動力，則需要大量的刑徒，如成帝起初陵，數年後又在别處起昌陵邑，所用“卒徒工庸，以巨萬數”（《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這就必然施行嚴刑酷法，将大量無辜人民變為刑徒。
這種惡性循環，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被殘酷壓榨的刑徒，也被迫進行捍衛生存的鬥争，于是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出現了以刑徒為主的起義隊伍。
從而把西漢末年的農民起義推向高潮。
在西漢末刑徒起義隊伍中，有兩部分人： 一部分是“鐵官徒”。
“鐵官徒”是在官府經營的開采鐵礦和冶鑄鐵器工場勞動的刑徒。
漢代中期以後，鐵器的制造有明顯的進步和發展。
但“生産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3頁），集中在鐵礦和工場的鐵官徒，是西漢開采和冶鑄鐵器的主要勞動力，而他們所受的壓迫也最深。
因此，他們反抗的意志也最為堅決。
從成帝時起就有“鐵官徒”舉行起義，其中著名的主要有兩起：一是陽朔三年（前22年）颍川（郡治陽翟，今河南禹州）鐵官徒申屠聖領導的。
參加這次起義的鐵官徒有180人，他們戰鬥得十分英勇，“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将軍，經曆九郡”（《漢書·成帝紀》），最後由于寡不敵衆，不久就被地主政權派兵鎮壓下去。
另一次是在永始三年（前14年）山陽（郡治昌邑，今山東金鄉縣北）鐵官徒蘇令等228人起義。
這次起義較上次大得多，他們“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将軍”“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漢書·成帝紀》）到處釋放囚徒“經曆郡國四十餘”（《漢書·天文志》）。
這些起義的勇士“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随和”（《漢書·楊胡朱梅雲傳》），擁有衆多的人同情和支持。
就是一些吏士，也“莫肯伏節死義”（《漢書·何武王喜師丹傳》）。
起義軍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鬥争堅持了一年以上，最後才被汝南太守嚴訢等鎮壓下去。
另一部分是“鐵官徒”以外的各種刑徒。
其中著名的起義有鴻嘉三年（前18年）廣漢（四川射洪南）“罪囚鄭躬”（《漢書·五行志》）等60人的起義，隊伍很快就發展到萬人，使統治階級驚慌失措，後來發3萬人才将起義軍鎮壓下去（見《漢書·成帝紀》及《漢書·隽疏于薛平彭傳》）；永始三年（前14年）又有尉氏（河南尉氏）男子樊并等13人領導的起義（見《漢書·成帝紀》），他們“殺陳留太守嚴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庫兵，劫略令丞，自稱将軍”（《漢書·天文志》），也把統治者攪得惶惶不可終日。
這些“鐵官徒”和一般刑徒的起義，雖然最終均被鎮壓而失敗，卻有其特殊意義，因為，他們不同于農民，其舉行起義的直接原因并非由于失去土地，而是不堪忍受繁重的勞役和人身的奴役。
所以，他們參加農民起義隊伍，或單獨起義，就給這一時期階級鬥争賦予了強烈的反對人身奴役的新色彩。
漢成帝時期是刑徒起義高潮的階段。
此後，各地人民的起義延綿不絕。
刑徒、貧民、農民、工匠及其他各階層被壓迫人民，終于彙合成一股浪潮，沖擊着腐朽的西漢王朝，從元帝以後，西漢王朝的統治猶如巨浪波濤中的孤舟，飄搖于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向覆滅的深淵駛去。
第二節 宦官外戚專權下的政治 造成西漢末年社會危機的，不僅是統治階級的壓榨剝削引起的階級矛盾激化，而且由于統治階級内部的鬥争，使封建統治更加黑暗。
而處于風雨飄搖中的西漢統治者，面臨着危機，除個别有識之士曾為拯救西漢王朝的覆亡進行過無濟于事的努力以外，絕大多數當權的貴族官僚對現實始終沒有清醒認識。
皇帝的無能，使封建政權控制在宦官和外戚兩部分人手中。
這兩派勢力相互鬥争，輪流把持着朝政。
結果，使西漢王朝的統治更加黑暗，促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一 宦官和外戚專政 元帝無能宦官用事 西漢王朝自元帝以後的曆史，可以說是宦官、外戚疊相掌權的曆史。
漢宣帝時期，開始時雖有外戚霍光專政，但霍光的行事，均遵循昭帝時制度，無損于中央集權。
而且霍光于地節二年（前68年）即死去，兩年後，即地節四年（前66年）霍氏即以謀反之罪而被族誅。
因此，終宣帝之世，皇帝的權力是較為強固的。
但是，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