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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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水旱》：“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價&hellip&hellip”《隸釋》卷4載《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雲：“蜀郡太守何君，遣掾臨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閣&hellip&hellip”用來從事農田耕作的多是戍邊的刑徒，《居延漢簡》中有很多記載，而弛刑士（徒）尤多（見《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關于兩漢的徒》）。
西漢的工匠有兩種類型：一為官府作坊的，二為私人作坊的。
官府手工業的工匠，占絕大部分，其中有些是刑徒或官奴婢。
私人作坊的工匠數字，多的有達數千人，最少僅有一二人，其中有些是奴婢，有的則是具有獨立身份的自由民或破産的農民。
漢代生産的精美的工藝品、日常用具以及藝術品多出自他（她）們之手。
這些手工業工匠在生産上和科學技術上的貢獻是不應抹煞的（見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關于兩漢的手工業》）。
綜上所述：西漢時代農業生産中的主力是自耕農，奴婢和刑徒僅居次要地位。
在手工業生産中，奴婢、刑徒和工匠多集中于官府和地主貴族的莊園之中，所生産的無疑也是為少數富人、貴族享用。
而廣大勞動人民日常所需之手工業品，絕大多數為自耕農作為家庭副業生産出來的。
“男耕女織”的封建自然經濟在漢代即已成為社會生産的主要形式。
這種形式是适合當時生産力發展的一種生産關系，盡管在個别時期内由于統治階級處理不當，有時生産關系阻礙生産力的發展，但經過部分調整後，很快地就會扭轉過來。
因此，西漢經濟的總趨勢是向前發展、不斷進步的，其生産力水平，曾達到當時世界的頂點。
[197] 第二節 農牧業生産的發展 漢代農業生産是我國古代農業生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我國農業已由從前長期停滞在原始粗耕的水平，進入到精耕細作的階段，并确立了以農業為基礎和以糧食為主導的國民經濟體系，形成了以“三河”（河内、河東、河南）為中心的華北平原和關中、巴蜀的農業區，和龍門碣石以北和西部邊區為主的牧區或半農半牧區，從而使農、牧業生産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8] 一 生産工具及耕作技術的進步 鐵農具的廣泛使用 西漢時期，鐵制農具得到迅速推廣。
《鹽鐵論·禁耕》中說：“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
死士用則仇雠滅，仇雠滅則田野辟，田野辟則五谷熟。
”《鹽鐵論·水旱》說：“鐵器，民之大用也。
”可見，鐵農具已成為漢代主要生産工具。
西漢時代常用的鐵農具，除錢、镈、耜、铫、鐮、椎、以外，最普遍的則是?和铚，尤其是後者為一般勞動人民必備的生産工具。
這是一種類似于今天所用的鍬、鏟之屬的起土之器，在生産中有很大作用。
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繼鄭國渠之後在關中開鑿白渠“溉田四千五百萬餘頃”。
當地人們描寫工程現場的情景“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漢書·溝洫志》），說明“臿”乃生産中重要工具。
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在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中曾出土一件鐵口木臿，全長139.5厘米（約合漢制五尺），重1400克，鐵口呈凹字形，刃寬13.1毫米，高11厘米，重265克。
鐵口經鑒定為鑄鐵。
臿柄和臿面（木葉）系用一塊整料制成。
據報道“臿面窄長，适合切挖膏泥、河泥等闆實的黏土。
臿面上部兩肩寬度和高度都不相同，左肩比右肩寬，并且多出一塊三角形的踏腳，便于着力，同時左肩又低于右肩，兩者不在一條水平線上，使用時便可将應力分散，否則，應力集中，木柄與臿面連接處容易折斷”（文保《馬王堆三号漢墓出土的鐵口木臿》，見《文物》1974年第11期），這種工具的器形設計和制作，都是合乎科學原理的。
而在長沙的發現，證明這種新式鐵農具不僅在中原，而且在南方開發較遲的地區也普遍使用。
[199]1972年9月，在山東萊蕪西南約25公裡處的牛泉公社開省莊大隊發現一批漢代農具鐵範，其中有犁範、犁陽範、雙鐮範、镢範、鏟範、耙範等共24件，其中耙範是首次發現，“可能是一種新農具”（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萊蕪縣西漢農具鐵範》，見《文物》1977年第7期），表明西漢鐵制農具種類很多，新式鐵農具不斷出現。
近年來，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北抵長城，南抵雲貴，東自山東半島，西達川陝、新疆都發現有西漢時代的鐵器，可知當時鐵制農具使用的範圍是十分廣大的。
在鐵農具中，鐵犁的廣泛使用和改革，是西漢農業生産工具發展的重要成就。
近年來，在全國各地，特别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禮泉等地均有鐵犁出土。
犁的種類繁多，有鐵口铧、尖鋒雙翼铧、舌狀梯形铧等等。
犁是由古代耒耜發展而來的，其中在最前端的犁铧承受最大的摩擦力，據考古工作者斷定：“一般說，鋒的前端呈銳角或鈍角、前低後高，斷面中部凸起，呈等邊三角形或菱形&hellip&hellip這就消滅了呈闆平形式的原始耒耜的遺迹，從而更便于入土和坺。
”（張振新《漢代的牛耕》，見《文物》1977年第8期）。
而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重大發展。
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壟作畝的作用。
歐洲的耕犁直到11世紀才有犁壁，比我國遲一千年之久。
漢代的犁壁有兩種形制：一種呈菱形或闆瓦形，向一側翻土；另一種呈馬鞍形，向兩側翻土。
各種形制的犁适用于不同地形條件，反映耕犁的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時代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型犁铧和大型犁铧。
巨型犁铧，近年來從遼甯遼陽三道壕、河北石家莊、山東滕州、福建崇安等地均有出土。
其中，1955年在遼陽三道壕發現的一件犁铧，長40厘米，寬42厘米，高13厘米，斷面作三角形，按原規格複制，重約21公斤。
其他幾個巨型犁也大體如此。
這種巨型犁是用來開溝作渠用的。
[200]而那些大犁，一般都在20～30厘米長，并裝“V”字形或“U”字形的大犁铧，铧頭角度較小犁稍小，兩刃内側交接處向後延伸，重約7.5公斤以上。
20世紀50～60年代在陝西許多縣都出土過這種大犁铧。
巨型、大型犁铧的出現，不僅反映犁铧的使用範圍很廣，而且不論是巨型還是大型都非人力所能拖動，就是一條頂好的牛也難以拉動，至少需兩條牛才能拉動一個大犁（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陝西省發現的漢代鐵铧和鐴土》，見《文物》1966年第1期）。
這就不僅把牛和犁耕永遠結合在一起，而且反映了漢代牛耕發展到“二牛擡扛”的較為先進的耕作階段，“這是生産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标志”（楊一民《漢代豪強經濟的曆史地位》，見《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牛耕的普遍推廣 鐵犁的大量出土，證明西漢牛耕已相當普遍。
漢初，牲畜比較缺乏，一般人民隻得用人力耕作。
為促使耕畜繁殖，漢政府曾下令禁止宰殺耕牛，規定殺牛、盜牛者受重刑。
到漢武帝時牛耕已相當普遍，不僅在黃河流域，就是在邊地也使用牛耕了。
“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漢書·昭帝紀》應劭曰），在《居延漢簡》中出現不少“養牛”的記載，足以證明這些地方也實行牛耕。
南越王趙佗在高後、文帝時，曾向漢王朝要求得到“金鐵田器，馬牛羊”（《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可知南方也已懂得用牛耕田了。
盡管直到東漢時有個别地區尚“不知牛耕”（《後漢書·循吏傳》），但畢竟是極個别的例外。
在西漢時代，牛耕已相當普遍了。
牛耕的普遍推廣，是生産力的一大進步，隻要對牛調遣得當，“五尺童子”也抵得上一個強壯的勞力，正如《淮南子·主術訓》中說：“今使烏獲、藉蕃（皆大力士）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
”最初，隻用一牛挽犁，到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用二牛三人一組的“耦犁”（《漢書·食貨志》）方式，可耕5頃之田，即500畝。
每人平均可耕160畝以上的土地。
這比起《漢書·食貨志》記載的自戰國以來，一家五口“耕田百畝”的水平，當然高多了。
後來，據說趙過又發明一牛挽三犁的播種法，“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種挽耧，皆取備焉，日種一頃”（徐光啟《農政全書》卷21）。
這種一人一牛三犁的播種法，每天即可種百畝，顯然比前者的水平高了。
有時還用馬耕，“往者未伐胡、越之時，徭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hellip&hellip”（《鹽鐵論·未通》）但這畢竟是個别時間，個别地區[201]，因為馬是重要的運載和騎乘工具，又是重要的軍用物資，價值昂貴。
漢初“馬一匹則百金”（《史記·平準書》）；武帝時才隻有“平牡馬匹二十萬”（《漢書·武帝紀》）。
所以，經常、普遍的還是使用牛耕。
這種牛耕配以新式農具，減輕了農民很多勞動量。
如《農政全書》卷21中記載的一種漢代犁（也稱耧）“兩柄上彎，高可二尺，兩足中虛，闊合一壟。
橫桄四匝，中置耧鬥，其所盛種粒，各下通足竅。
仍傍挾兩轅”。
以這樣的犁用一牛，有一人牽牛執耧，且行且搖，谷種自下。
這樣就将開溝和播種的兩道工序一次完成了。
這種牛耕方式同今天我國許多地區仍實行的牛耕方式所差無幾。
趙過的代田法 西漢農業耕作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
其中，代田法的推廣具有重要意義。
代田法是漢武帝末，搜粟都尉趙過總結前人的經驗而推廣的一種耕作方法。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 過能為代田。
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後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
長終畝。
這就是在一畝田上開出三條深一尺、寬一尺的溝（甽）[202]，然後，将作物播種在溝裡，及至幼苗生長起來，進行中耕，除了鋤草，還需将壟上的土逐次鋤下，培壅苗根。
到了天熱的時候，壟上之土削平，作物根長得很深。
第二年則将做壟的地方做溝，做溝的地方做壟，如此年年互換位置，以休養地力。
這種方法，主要是在邊地及關中一帶推行，即今甘肅西北部、陝西和河北北部、河南西部以及遼東等北方地區。
這裡雨量比較稀少，周年分配均勻。
代田法的重要作用還在于保持作物水分。
“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其土以附苗根。
故其《詩》曰：&lsquo或芸或芓，黍稷儗儗&rsquo。
芸，除草也。
芓，附根也。
言苗稍壯，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漢書·食貨志》）。
總之，這種耕作方法主要在于下列三點而使作物得以增産： （一）種籽種在甽（溝）裡，可使幼苗避免幹風吹，減少葉面的水分蒸發。
同時，也可使溝底的水分減少損失。
這就确保了幼苗得到較多的水分，使其健壯成長。
（二）随着作物成長，逐次培壅，根部則愈來愈深，既确保其吸收更多的水分，還可防止倒伏。
（三）溝和壟年年倒換，使土地輪番利用，地力得有恢複的機會。
這種較為進步的代田法配合新式的農具，使生産力大為提高。
據崔萛《政論》中提到趙過教人用耧犁“日種一頃”。
而二牛三人就可種5頃地，則一個人平均負擔150&mdash160畝地的操作。
據農學專家計算，實行代田法後，其勞動生産率“差不多為文帝時期八倍，為武帝時期&lsquo蹠耒而耕&rsquo的十七倍”（見《中國農學史》上冊，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54頁）。
每畝産量最多可由一斛增加到三斛。
[203]當然，這僅是一種推測，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但實行“代田法”後增産25%～50%，即畝收五六石，則是有可能的。
上舉《漢書·食貨志》中說“代田法”是“古法”，後稷時就開始采用，這當然是不可信的。
不過，戰國時代就有“上田棄畝”（《呂氏春秋·任地》）的耕作經驗，趙過的“代田法”無疑是從前代和當時農民的實際生産經驗中總結出來的。
可以說“代田法”是旱作地區的一套豐産技術，在農業發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代田法”先在“離宮”裡空閑的松軟土地進行試驗。
成功後，西漢政府就決定推廣。
當時，借重兩種力量：一是行政力量，即縣令、縣長和鄉村中的“三老”；另一種是生産中的中堅力量，主要是“力田”和鄉村中有經驗的老農。
給他們以新農具，教他們以耕作栽培技術。
待這批骨幹熟習這套技術後，就以公田和“命家田”（受爵命家之田）作為重點推廣，再逐漸展開。
“代田法”是包括土地、農具、畜力各方面改進的耕作方法，其中畜力問題十分重要，不少缺牛的地區，隻有“教民相與庸挽犁”（《漢書·食貨志》），其效率當然不及“二牛三人”的方式。
因此，因“代田法”受益最大的無疑是那些有牛的，至少是“力田”階層以上的人物，一直包括到豪強之家，而占大多數的無牛的貧苦農民則受到一定限制。
雖然如此，“代田法”的推廣，在西漢生産力發展過程中，是起到一定促進作用的。
區田法及其他耕作技術 繼“代田法”之後，漢代還出現旱作地區的另一套生産技術&mdash&mdash區田法。
簡單地說，區田法是代田法的範圍縮小，精耕細作技術的加深，依靠人力，增加肥水，加強管理，改變廣種薄收而為少種多收的方向。
這套耕作技術，既可用于平地，也可用于條件較差的土地，甚至山陵、城丘之上。
根據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後期的《氾勝之書》的介紹，區田法的田間布置，有寬幅點播和方形點播兩種：以方形點播區為例：首先整好土地，深挖作區。
這種作區相當于“代田法”中的甽，隻是方形而已。
方區的大小、深度、區與區之間的距離因所栽培的作物不同和土地肥瘠程度不同而異。
一般地說在“上農夫”作區（即肥沃土地），長寬和區深都是漢制六寸，區間距離九寸。
“中農夫”作區和“下農夫”作區，即肥沃程度較差及貧瘠的土地，區的大小和區間距離，都有所擴大。
在深挖作區時，就結合增施上好肥料（“美糞”）調和土壤，造成作物根群生長的良好條件。
接着，就在每個方區裡，點播作物種子二十粒。
這些種子事先都經過“溲種”處理，即用馬、牛、羊、豬、麋、鹿等骨锉碎，加雪水，煮三沸，漉去骨渣，加附子（一種中藥材），浸漬五天，漉去附子，将麋、鹿、羊等動物糞摻進汁内，攪拌成稠粥狀。
在天晴日暖之時，把種子放入浸溲。
用這樣的粟種播入田地，具有防蝗蟲，耐旱的作用，使“終歲不失于獲”（見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
此外，區種法還注重中耕灌溉，麥地在冬季積雪保墒，在冬天土凍以前，使土壤有充足水分。
其田間管理，除與大田栽培一般原則相同外，還貫徹随時松土除草，早鋤小鋤的方針。
次數尤不厭其多，有草即鋤，區内不好鋤的，就動手拔。
可見，區種法的要點在于深挖重肥，點種密植和中耕灌溉等環節。
當然，對于不同作物，播種的深、淺、疏、密也有不同的要求。
據記載，實行區田法的地區，“上農夫”區種粟，可“畝收百石”，種十畝區田，可有千石收獲；“中農夫”區種粟，可畝收51石，“下農夫”區種粟，可畝收28石，若以漢每百石折今28.875市石，每市石折135市斤計算，則每市畝“上農夫”田即可産粟3898市斤。
這樣高的産量，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204]這裡的記載顯然有誇大之處。
而且，這種區田法究竟在漢代是僅停留在小面積的試驗階段，還是已經推廣實行，目前尚不太清楚。
多數學者認為：當時它隻是漢代農學家氾勝之所進行的一種實驗，其産量僅系科學假想。
盡管如此，區田法的出現畢竟是農業生産進步的表現，其中許多科學的耕作方法均是行之有效的，直到目前仍不失為增産的有效措施。
如1956年河南輝縣石泉農業試驗站曾用區田法試種粟一畝，就取得較一般耕田為高的産量，科學家們得出“區田對旱年有利”（張履鵬《古代相傳的作物區田栽培法》，《農業學報》第8卷第1期，1957年2月）的結論。
區田法的出現标志着漢代農業耕作技術在各個方面：從對土地利用，土壤改良，施肥保墒，到種子處理，田間管理和灌溉都有了較為豐富的經驗，系統的知識。
二 水利工程的興建 西漢時代農業生産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的開發與灌溉面積的擴大。
許多水利工程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起來的。
漢武帝以前的水利工程 在漢武帝以前的漢初幾十年中，西漢統治者實行“無為而治”，很少動用民力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不過，戰國時代和秦代所修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在農業生産中都發揮着相當大的作用。
在個别地區也有一些小規模的水利工程興建，見于記載的有以下幾項： 廬州舒城（治所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南）的“七門三堰”。
關于“七門三堰”的工程具體情形，史籍失載，隻在宋代馬端臨著的《文獻通考·田賦考》中留下後人的記述如下：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于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
考于圖書，則漢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hellip&hellip而信，至今民猶思之。
這裡所說的羹颉侯乃是漢高祖劉邦長兄之子劉信。
而羹颉侯劉信則是劉邦所封的同姓諸侯中最不得意的一個。
[205]是否能主持修建溉田兩萬餘頃的大型水利工程，是頗值得懷疑的。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推測，很可能在羹颉侯時隻是“始基”即奠定了基礎，到魏時才擴而大之，達兩萬頃的灌溉效益。
所以，西漢時的“七門三堰”也隻能是一個小型的水利工程。
漢文帝末，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一為煎?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見《華陽國志·蜀志》及《通典》卷2《食貨·水利》四）。
除上兩項外，各地還有一些小規模的水利建設。
不過這一時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較大的水利工程是在漢武帝時期動工修建的。
對黃河的治理 治理黃河是漢武帝時期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漢初，黃河屢次決堤，造成嚴重的水災。
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十六郡。
漢武帝命汲黯、鄭當時發士兵十萬人治河，但屢塞屢決，毫無效果。
此次黃河決口在河南，河北地無災，而武安侯田蚡的食邑皆在河北。
所以，田蚡上書極力反對治河：“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
”（《漢書·溝洫志》）又加之方士随聲附和，所以，河決久不能治。
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下決心治理河患，命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治理瓠子河決口，武帝本人也親臨治河工地，沉白馬玉璧以祭祀，并令群臣從官自将軍以下皆負薪填河堤。
當時東郡柴少，治河所需柴皆以淇園之竹代替。
經過這次徹底的治理，泛濫成災二十餘年的黃河，終于被塞住決口。
此後在80年中沒有發生過大的水災。
這種由政府組織、皇帝親自出面發動的治理黃河工程，在曆史上是第一次，它是西漢中央集權加強的表現。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亞洲&hellip&hellip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産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
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視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
”（《不列颠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56頁）西漢王朝在武帝時才充分地發揮了這一積極職能。
以後，随着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西漢政府更加關心提高土地的單位面積産量，保持農業的穩産和高産，所以就以更大的熱忱和堅持不懈的努力興修水利，以擴大灌溉面積，發展農業生産。
在武帝時代，“用事者争言水利”（《漢書·溝洫志》），興修水利成為這個時代的高潮。
關中的水利建設 西漢時代水利工程建設的一個重點地區就是首都所在的關中。
其中主要的有： 為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元光六年（前129年）在大司農鄭當時建議下，經武帝批準，令著名的水工徐伯領導，發幾萬民工開鑿一條與渭河平行的漕渠。
全部工程共進行3年，漕渠傍渭河南岸東行，經今臨潼、渭南、華陰直至潼關附近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裡。
渠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了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餘頃土地受益。
與此同時，在關中又有龍首渠的工程興建。
這是征發一萬士卒經過十餘年才修通的水渠。
渠從今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今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
渠首要從商顔山（鐵鐮山）經過，而這裡土質疏松，渠岸易于崩塌，無法以通常方式修渠。
勞動人民發揮高度創造才能，發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漢書·溝洫志》）即在地下開鑿渠道，每隔一定距離打一眼直井，深者四十餘丈，暗渠從地下穿過七裡寬的商顔山。
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坎兒井。
這是水利工程上的一個創舉，就鑿井技術而言也是一大成就。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又批準左内史的建議，在鄭國渠上遊修築六條輔助小渠，以灌溉渠旁地勢較高之田地，稱六輔渠。
太始二年（前95年）據趙中大夫白公的奏請，從仲山口（今陝西泾陽西北）引泾河至栎陽（今陝西臨潼栎陽鎮）。
全渠長近200裡，灌溉農田四千五百餘頃，這就是白渠。
白渠修成後，“民得其饒”（《漢書·溝洫志》），當地人民歌頌道：“田于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泾水一石，其泥數鬥。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鄭國渠和白渠對關中農業生産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正如班固在《西都賦》中寫的“鄭白之沃，衣食之源”。
這是符合實際的。
除此之外，在西漢時關中重要的渠道尚有成國渠、靈轵渠和 渠。
成國渠從今陝西省眉縣杜家村西南引渭河經扶風、武功、鹹陽複入渭水，全長二百二十餘裡。
靈轵渠引渭河至今周至縣境。
渠引渭河支流河水，在今扶風一帶。
這些水渠的修建，對關中農業生産發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邊郡及各地的水利建設 除了在關中興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外，西漢政府還在邊郡進行不少水利建設。
這主要是在西北邊郡及收複匈奴占領的地區，或戍邊屯田的地區，利用當地天然河流、沼澤，開渠道，廣灌溉，使荒沙不毛之地變為良田。
如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軍衛青和骠騎将軍霍去病将匈奴逐出大漠，使“幕（漠）南無王庭”（《史記·匈奴列傳》）。
從此，西漢政府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通渠置田官，田官士卒達五六萬人。
朔方、西河、酒泉、河西等郡都“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記·河渠書》）。
又如宣帝五鳳年間（前57年至前54年）西漢政府派破羌将軍辛武賢率兵一萬五千人至敦煌，穿天通渠引黨河，西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
[206]此外，見于記載的還有：張掖郡得的流入樂涫澤中的“千金渠”；敦煌郡的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及龍勒的“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漢書·地理志》）等河渠，都能“溉民田”。
在《敦煌遺書·沙州都督府圖經》中，有宜秋渠、孟授渠、陽開渠、都鄉渠、北府渠、三丈渠、陰安渠等渠名。
從《居延漢簡甲乙編》中，可以看到居延一帶的障塞有甲渠、臨渠、廣渠、水門等名稱，也當與灌溉渠道有關。
河西地區水源豐富，祁連積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天然大水庫，從春末到初冬冰凍前，因積雪融化而使這個狹長地帶河流縱橫。
河流兩岸是大小不等的綠洲，隻要對河水稍加引導，就有灌溉之利。
因此，河西的居延地區（今内蒙古額濟納旗境内）是邊境水利灌溉發達的地區之一，其水渠遺迹至今仍可見。
在《居延漢簡甲編》第1590号簡中有如下記載：“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為辟馬田寫泾渠。
”這裡提到戍卒與田卒興建“泾渠”，反映了當地水利建設
西漢的工匠有兩種類型：一為官府作坊的，二為私人作坊的。
官府手工業的工匠，占絕大部分，其中有些是刑徒或官奴婢。
私人作坊的工匠數字，多的有達數千人，最少僅有一二人，其中有些是奴婢，有的則是具有獨立身份的自由民或破産的農民。
漢代生産的精美的工藝品、日常用具以及藝術品多出自他（她）們之手。
這些手工業工匠在生産上和科學技術上的貢獻是不應抹煞的（見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關于兩漢的手工業》）。
綜上所述：西漢時代農業生産中的主力是自耕農，奴婢和刑徒僅居次要地位。
在手工業生産中，奴婢、刑徒和工匠多集中于官府和地主貴族的莊園之中，所生産的無疑也是為少數富人、貴族享用。
而廣大勞動人民日常所需之手工業品，絕大多數為自耕農作為家庭副業生産出來的。
“男耕女織”的封建自然經濟在漢代即已成為社會生産的主要形式。
這種形式是适合當時生産力發展的一種生産關系，盡管在個别時期内由于統治階級處理不當，有時生産關系阻礙生産力的發展，但經過部分調整後，很快地就會扭轉過來。
因此，西漢經濟的總趨勢是向前發展、不斷進步的，其生産力水平，曾達到當時世界的頂點。
[197] 第二節 農牧業生産的發展 漢代農業生産是我國古代農業生産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這個時期，我國農業已由從前長期停滞在原始粗耕的水平，進入到精耕細作的階段，并确立了以農業為基礎和以糧食為主導的國民經濟體系，形成了以“三河”（河内、河東、河南）為中心的華北平原和關中、巴蜀的農業區，和龍門碣石以北和西部邊區為主的牧區或半農半牧區，從而使農、牧業生産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8] 一 生産工具及耕作技術的進步 鐵農具的廣泛使用 西漢時期，鐵制農具得到迅速推廣。
《鹽鐵論·禁耕》中說：“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
死士用則仇雠滅，仇雠滅則田野辟，田野辟則五谷熟。
”《鹽鐵論·水旱》說：“鐵器，民之大用也。
”可見，鐵農具已成為漢代主要生産工具。
西漢時代常用的鐵農具，除錢、镈、耜、铫、鐮、椎、以外，最普遍的則是?和铚，尤其是後者為一般勞動人民必備的生産工具。
這是一種類似于今天所用的鍬、鏟之屬的起土之器，在生産中有很大作用。
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繼鄭國渠之後在關中開鑿白渠“溉田四千五百萬餘頃”。
當地人們描寫工程現場的情景“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漢書·溝洫志》），說明“臿”乃生産中重要工具。
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在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中曾出土一件鐵口木臿，全長139.5厘米（約合漢制五尺），重1400克，鐵口呈凹字形，刃寬13.1毫米，高11厘米，重265克。
鐵口經鑒定為鑄鐵。
臿柄和臿面（木葉）系用一塊整料制成。
據報道“臿面窄長，适合切挖膏泥、河泥等闆實的黏土。
臿面上部兩肩寬度和高度都不相同，左肩比右肩寬，并且多出一塊三角形的踏腳，便于着力，同時左肩又低于右肩，兩者不在一條水平線上，使用時便可将應力分散，否則，應力集中，木柄與臿面連接處容易折斷”（文保《馬王堆三号漢墓出土的鐵口木臿》，見《文物》1974年第11期），這種工具的器形設計和制作，都是合乎科學原理的。
而在長沙的發現，證明這種新式鐵農具不僅在中原，而且在南方開發較遲的地區也普遍使用。
[199]1972年9月，在山東萊蕪西南約25公裡處的牛泉公社開省莊大隊發現一批漢代農具鐵範，其中有犁範、犁陽範、雙鐮範、镢範、鏟範、耙範等共24件，其中耙範是首次發現，“可能是一種新農具”（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萊蕪縣西漢農具鐵範》，見《文物》1977年第7期），表明西漢鐵制農具種類很多，新式鐵農具不斷出現。
近年來，在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北抵長城，南抵雲貴，東自山東半島，西達川陝、新疆都發現有西漢時代的鐵器，可知當時鐵制農具使用的範圍是十分廣大的。
在鐵農具中，鐵犁的廣泛使用和改革，是西漢農業生産工具發展的重要成就。
近年來，在全國各地，特别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陝西西安、禮泉等地均有鐵犁出土。
犁的種類繁多，有鐵口铧、尖鋒雙翼铧、舌狀梯形铧等等。
犁是由古代耒耜發展而來的，其中在最前端的犁铧承受最大的摩擦力，據考古工作者斷定：“一般說，鋒的前端呈銳角或鈍角、前低後高，斷面中部凸起，呈等邊三角形或菱形&hellip&hellip這就消滅了呈闆平形式的原始耒耜的遺迹，從而更便于入土和坺。
”（張振新《漢代的牛耕》，見《文物》1977年第8期）。
而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重大發展。
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壟作畝的作用。
歐洲的耕犁直到11世紀才有犁壁，比我國遲一千年之久。
漢代的犁壁有兩種形制：一種呈菱形或闆瓦形，向一側翻土；另一種呈馬鞍形，向兩側翻土。
各種形制的犁适用于不同地形條件，反映耕犁的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西漢時代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型犁铧和大型犁铧。
巨型犁铧，近年來從遼甯遼陽三道壕、河北石家莊、山東滕州、福建崇安等地均有出土。
其中，1955年在遼陽三道壕發現的一件犁铧，長40厘米，寬42厘米，高13厘米，斷面作三角形，按原規格複制，重約21公斤。
其他幾個巨型犁也大體如此。
這種巨型犁是用來開溝作渠用的。
[200]而那些大犁，一般都在20～30厘米長，并裝“V”字形或“U”字形的大犁铧，铧頭角度較小犁稍小，兩刃内側交接處向後延伸，重約7.5公斤以上。
20世紀50～60年代在陝西許多縣都出土過這種大犁铧。
巨型、大型犁铧的出現，不僅反映犁铧的使用範圍很廣，而且不論是巨型還是大型都非人力所能拖動，就是一條頂好的牛也難以拉動，至少需兩條牛才能拉動一個大犁（陝西省博物館、文管會《陝西省發現的漢代鐵铧和鐴土》，見《文物》1966年第1期）。
這就不僅把牛和犁耕永遠結合在一起，而且反映了漢代牛耕發展到“二牛擡扛”的較為先進的耕作階段，“這是生産力發展的一個重要标志”（楊一民《漢代豪強經濟的曆史地位》，見《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牛耕的普遍推廣 鐵犁的大量出土，證明西漢牛耕已相當普遍。
漢初，牲畜比較缺乏，一般人民隻得用人力耕作。
為促使耕畜繁殖，漢政府曾下令禁止宰殺耕牛，規定殺牛、盜牛者受重刑。
到漢武帝時牛耕已相當普遍，不僅在黃河流域，就是在邊地也使用牛耕了。
“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漢書·昭帝紀》應劭曰），在《居延漢簡》中出現不少“養牛”的記載，足以證明這些地方也實行牛耕。
南越王趙佗在高後、文帝時，曾向漢王朝要求得到“金鐵田器，馬牛羊”（《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可知南方也已懂得用牛耕田了。
盡管直到東漢時有個别地區尚“不知牛耕”（《後漢書·循吏傳》），但畢竟是極個别的例外。
在西漢時代，牛耕已相當普遍了。
牛耕的普遍推廣，是生産力的一大進步，隻要對牛調遣得當，“五尺童子”也抵得上一個強壯的勞力，正如《淮南子·主術訓》中說：“今使烏獲、藉蕃（皆大力士）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
”最初，隻用一牛挽犁，到漢武帝時搜粟都尉趙過發明用二牛三人一組的“耦犁”（《漢書·食貨志》）方式，可耕5頃之田，即500畝。
每人平均可耕160畝以上的土地。
這比起《漢書·食貨志》記載的自戰國以來，一家五口“耕田百畝”的水平，當然高多了。
後來，據說趙過又發明一牛挽三犁的播種法，“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種挽耧，皆取備焉，日種一頃”（徐光啟《農政全書》卷21）。
這種一人一牛三犁的播種法，每天即可種百畝，顯然比前者的水平高了。
有時還用馬耕，“往者未伐胡、越之時，徭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hellip&hellip”（《鹽鐵論·未通》）但這畢竟是個别時間，個别地區[201]，因為馬是重要的運載和騎乘工具，又是重要的軍用物資，價值昂貴。
漢初“馬一匹則百金”（《史記·平準書》）；武帝時才隻有“平牡馬匹二十萬”（《漢書·武帝紀》）。
所以，經常、普遍的還是使用牛耕。
這種牛耕配以新式農具，減輕了農民很多勞動量。
如《農政全書》卷21中記載的一種漢代犁（也稱耧）“兩柄上彎，高可二尺，兩足中虛，闊合一壟。
橫桄四匝，中置耧鬥，其所盛種粒，各下通足竅。
仍傍挾兩轅”。
以這樣的犁用一牛，有一人牽牛執耧，且行且搖，谷種自下。
這樣就将開溝和播種的兩道工序一次完成了。
這種牛耕方式同今天我國許多地區仍實行的牛耕方式所差無幾。
趙過的代田法 西漢農業耕作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
其中，代田法的推廣具有重要意義。
代田法是漢武帝末，搜粟都尉趙過總結前人的經驗而推廣的一種耕作方法。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 過能為代田。
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後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
長終畝。
這就是在一畝田上開出三條深一尺、寬一尺的溝（甽）[202]，然後，将作物播種在溝裡，及至幼苗生長起來，進行中耕，除了鋤草，還需将壟上的土逐次鋤下，培壅苗根。
到了天熱的時候，壟上之土削平，作物根長得很深。
第二年則将做壟的地方做溝，做溝的地方做壟，如此年年互換位置，以休養地力。
這種方法，主要是在邊地及關中一帶推行，即今甘肅西北部、陝西和河北北部、河南西部以及遼東等北方地區。
這裡雨量比較稀少，周年分配均勻。
代田法的重要作用還在于保持作物水分。
“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
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其土以附苗根。
故其《詩》曰：&lsquo或芸或芓，黍稷儗儗&rsquo。
芸，除草也。
芓，附根也。
言苗稍壯，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漢書·食貨志》）。
總之，這種耕作方法主要在于下列三點而使作物得以增産： （一）種籽種在甽（溝）裡，可使幼苗避免幹風吹，減少葉面的水分蒸發。
同時，也可使溝底的水分減少損失。
這就确保了幼苗得到較多的水分，使其健壯成長。
（二）随着作物成長，逐次培壅，根部則愈來愈深，既确保其吸收更多的水分，還可防止倒伏。
（三）溝和壟年年倒換，使土地輪番利用，地力得有恢複的機會。
這種較為進步的代田法配合新式的農具，使生産力大為提高。
據崔萛《政論》中提到趙過教人用耧犁“日種一頃”。
而二牛三人就可種5頃地，則一個人平均負擔150&mdash160畝地的操作。
據農學專家計算，實行代田法後，其勞動生産率“差不多為文帝時期八倍，為武帝時期&lsquo蹠耒而耕&rsquo的十七倍”（見《中國農學史》上冊，科學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54頁）。
每畝産量最多可由一斛增加到三斛。
[203]當然，這僅是一種推測，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但實行“代田法”後增産25%～50%，即畝收五六石，則是有可能的。
上舉《漢書·食貨志》中說“代田法”是“古法”，後稷時就開始采用，這當然是不可信的。
不過，戰國時代就有“上田棄畝”（《呂氏春秋·任地》）的耕作經驗，趙過的“代田法”無疑是從前代和當時農民的實際生産經驗中總結出來的。
可以說“代田法”是旱作地區的一套豐産技術，在農業發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代田法”先在“離宮”裡空閑的松軟土地進行試驗。
成功後，西漢政府就決定推廣。
當時，借重兩種力量：一是行政力量，即縣令、縣長和鄉村中的“三老”；另一種是生産中的中堅力量，主要是“力田”和鄉村中有經驗的老農。
給他們以新農具，教他們以耕作栽培技術。
待這批骨幹熟習這套技術後，就以公田和“命家田”（受爵命家之田）作為重點推廣，再逐漸展開。
“代田法”是包括土地、農具、畜力各方面改進的耕作方法，其中畜力問題十分重要，不少缺牛的地區，隻有“教民相與庸挽犁”（《漢書·食貨志》），其效率當然不及“二牛三人”的方式。
因此，因“代田法”受益最大的無疑是那些有牛的，至少是“力田”階層以上的人物，一直包括到豪強之家，而占大多數的無牛的貧苦農民則受到一定限制。
雖然如此，“代田法”的推廣，在西漢生産力發展過程中，是起到一定促進作用的。
區田法及其他耕作技術 繼“代田法”之後，漢代還出現旱作地區的另一套生産技術&mdash&mdash區田法。
簡單地說，區田法是代田法的範圍縮小，精耕細作技術的加深，依靠人力，增加肥水，加強管理，改變廣種薄收而為少種多收的方向。
這套耕作技術，既可用于平地，也可用于條件較差的土地，甚至山陵、城丘之上。
根據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後期的《氾勝之書》的介紹，區田法的田間布置，有寬幅點播和方形點播兩種：以方形點播區為例：首先整好土地，深挖作區。
這種作區相當于“代田法”中的甽，隻是方形而已。
方區的大小、深度、區與區之間的距離因所栽培的作物不同和土地肥瘠程度不同而異。
一般地說在“上農夫”作區（即肥沃土地），長寬和區深都是漢制六寸，區間距離九寸。
“中農夫”作區和“下農夫”作區，即肥沃程度較差及貧瘠的土地，區的大小和區間距離，都有所擴大。
在深挖作區時，就結合增施上好肥料（“美糞”）調和土壤，造成作物根群生長的良好條件。
接着，就在每個方區裡，點播作物種子二十粒。
這些種子事先都經過“溲種”處理，即用馬、牛、羊、豬、麋、鹿等骨锉碎，加雪水，煮三沸，漉去骨渣，加附子（一種中藥材），浸漬五天，漉去附子，将麋、鹿、羊等動物糞摻進汁内，攪拌成稠粥狀。
在天晴日暖之時，把種子放入浸溲。
用這樣的粟種播入田地，具有防蝗蟲，耐旱的作用，使“終歲不失于獲”（見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
此外，區種法還注重中耕灌溉，麥地在冬季積雪保墒，在冬天土凍以前，使土壤有充足水分。
其田間管理，除與大田栽培一般原則相同外，還貫徹随時松土除草，早鋤小鋤的方針。
次數尤不厭其多，有草即鋤，區内不好鋤的，就動手拔。
可見，區種法的要點在于深挖重肥，點種密植和中耕灌溉等環節。
當然，對于不同作物，播種的深、淺、疏、密也有不同的要求。
據記載，實行區田法的地區，“上農夫”區種粟，可“畝收百石”，種十畝區田，可有千石收獲；“中農夫”區種粟，可畝收51石，“下農夫”區種粟，可畝收28石，若以漢每百石折今28.875市石，每市石折135市斤計算，則每市畝“上農夫”田即可産粟3898市斤。
這樣高的産量，是令人難以相信的。
[204]這裡的記載顯然有誇大之處。
而且，這種區田法究竟在漢代是僅停留在小面積的試驗階段，還是已經推廣實行，目前尚不太清楚。
多數學者認為：當時它隻是漢代農學家氾勝之所進行的一種實驗，其産量僅系科學假想。
盡管如此，區田法的出現畢竟是農業生産進步的表現，其中許多科學的耕作方法均是行之有效的，直到目前仍不失為增産的有效措施。
如1956年河南輝縣石泉農業試驗站曾用區田法試種粟一畝，就取得較一般耕田為高的産量，科學家們得出“區田對旱年有利”（張履鵬《古代相傳的作物區田栽培法》，《農業學報》第8卷第1期，1957年2月）的結論。
區田法的出現标志着漢代農業耕作技術在各個方面：從對土地利用，土壤改良，施肥保墒，到種子處理，田間管理和灌溉都有了較為豐富的經驗，系統的知識。
二 水利工程的興建 西漢時代農業生産大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的開發與灌溉面積的擴大。
許多水利工程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起來的。
漢武帝以前的水利工程 在漢武帝以前的漢初幾十年中，西漢統治者實行“無為而治”，很少動用民力興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
不過，戰國時代和秦代所修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鄭國渠、靈渠等在農業生産中都發揮着相當大的作用。
在個别地區也有一些小規模的水利工程興建，見于記載的有以下幾項： 廬州舒城（治所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南）的“七門三堰”。
關于“七門三堰”的工程具體情形，史籍失載，隻在宋代馬端臨著的《文獻通考·田賦考》中留下後人的記述如下：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于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
考于圖書，則漢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揚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hellip&hellip而信，至今民猶思之。
這裡所說的羹颉侯乃是漢高祖劉邦長兄之子劉信。
而羹颉侯劉信則是劉邦所封的同姓諸侯中最不得意的一個。
[205]是否能主持修建溉田兩萬餘頃的大型水利工程，是頗值得懷疑的。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推測，很可能在羹颉侯時隻是“始基”即奠定了基礎，到魏時才擴而大之，達兩萬頃的灌溉效益。
所以，西漢時的“七門三堰”也隻能是一個小型的水利工程。
漢文帝末，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一為煎?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頃”（見《華陽國志·蜀志》及《通典》卷2《食貨·水利》四）。
除上兩項外，各地還有一些小規模的水利建設。
不過這一時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較大的水利工程是在漢武帝時期動工修建的。
對黃河的治理 治理黃河是漢武帝時期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漢初，黃河屢次決堤，造成嚴重的水災。
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十六郡。
漢武帝命汲黯、鄭當時發士兵十萬人治河，但屢塞屢決，毫無效果。
此次黃河決口在河南，河北地無災，而武安侯田蚡的食邑皆在河北。
所以，田蚡上書極力反對治河：“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強塞之未必應天。
”（《漢書·溝洫志》）又加之方士随聲附和，所以，河決久不能治。
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漢武帝下決心治理河患，命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治理瓠子河決口，武帝本人也親臨治河工地，沉白馬玉璧以祭祀，并令群臣從官自将軍以下皆負薪填河堤。
當時東郡柴少，治河所需柴皆以淇園之竹代替。
經過這次徹底的治理，泛濫成災二十餘年的黃河，終于被塞住決口。
此後在80年中沒有發生過大的水災。
這種由政府組織、皇帝親自出面發動的治理黃河工程，在曆史上是第一次，它是西漢中央集權加強的表現。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在亞洲&hellip&hellip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産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幹預。
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
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視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這就可以說明一件否則無法解釋的事實，即大片先前耕種得很好的地區現在都荒蕪不毛。
”（《不列颠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56頁）西漢王朝在武帝時才充分地發揮了這一積極職能。
以後，随着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西漢政府更加關心提高土地的單位面積産量，保持農業的穩産和高産，所以就以更大的熱忱和堅持不懈的努力興修水利，以擴大灌溉面積，發展農業生産。
在武帝時代，“用事者争言水利”（《漢書·溝洫志》），興修水利成為這個時代的高潮。
關中的水利建設 西漢時代水利工程建設的一個重點地區就是首都所在的關中。
其中主要的有： 為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元光六年（前129年）在大司農鄭當時建議下，經武帝批準，令著名的水工徐伯領導，發幾萬民工開鑿一條與渭河平行的漕渠。
全部工程共進行3年，漕渠傍渭河南岸東行，經今臨潼、渭南、華陰直至潼關附近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裡。
渠成後，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了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餘頃土地受益。
與此同時，在關中又有龍首渠的工程興建。
這是征發一萬士卒經過十餘年才修通的水渠。
渠從今陝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今陝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
渠首要從商顔山（鐵鐮山）經過，而這裡土質疏松，渠岸易于崩塌，無法以通常方式修渠。
勞動人民發揮高度創造才能，發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漢書·溝洫志》）即在地下開鑿渠道，每隔一定距離打一眼直井，深者四十餘丈，暗渠從地下穿過七裡寬的商顔山。
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坎兒井。
這是水利工程上的一個創舉，就鑿井技術而言也是一大成就。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又批準左内史的建議，在鄭國渠上遊修築六條輔助小渠，以灌溉渠旁地勢較高之田地，稱六輔渠。
太始二年（前95年）據趙中大夫白公的奏請，從仲山口（今陝西泾陽西北）引泾河至栎陽（今陝西臨潼栎陽鎮）。
全渠長近200裡，灌溉農田四千五百餘頃，這就是白渠。
白渠修成後，“民得其饒”（《漢書·溝洫志》），當地人民歌頌道：“田于何所？池陽、谷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泾水一石，其泥數鬥。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鄭國渠和白渠對關中農業生産發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正如班固在《西都賦》中寫的“鄭白之沃，衣食之源”。
這是符合實際的。
除此之外，在西漢時關中重要的渠道尚有成國渠、靈轵渠和 渠。
成國渠從今陝西省眉縣杜家村西南引渭河經扶風、武功、鹹陽複入渭水，全長二百二十餘裡。
靈轵渠引渭河至今周至縣境。
渠引渭河支流河水，在今扶風一帶。
這些水渠的修建，對關中農業生産發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邊郡及各地的水利建設 除了在關中興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外，西漢政府還在邊郡進行不少水利建設。
這主要是在西北邊郡及收複匈奴占領的地區，或戍邊屯田的地區，利用當地天然河流、沼澤，開渠道，廣灌溉，使荒沙不毛之地變為良田。
如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軍衛青和骠騎将軍霍去病将匈奴逐出大漠，使“幕（漠）南無王庭”（《史記·匈奴列傳》）。
從此，西漢政府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肅永登西北）通渠置田官，田官士卒達五六萬人。
朔方、西河、酒泉、河西等郡都“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記·河渠書》）。
又如宣帝五鳳年間（前57年至前54年）西漢政府派破羌将軍辛武賢率兵一萬五千人至敦煌，穿天通渠引黨河，西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
[206]此外，見于記載的還有：張掖郡得的流入樂涫澤中的“千金渠”；敦煌郡的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及龍勒的“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漢書·地理志》）等河渠，都能“溉民田”。
在《敦煌遺書·沙州都督府圖經》中，有宜秋渠、孟授渠、陽開渠、都鄉渠、北府渠、三丈渠、陰安渠等渠名。
從《居延漢簡甲乙編》中，可以看到居延一帶的障塞有甲渠、臨渠、廣渠、水門等名稱，也當與灌溉渠道有關。
河西地區水源豐富，祁連積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天然大水庫，從春末到初冬冰凍前，因積雪融化而使這個狹長地帶河流縱橫。
河流兩岸是大小不等的綠洲，隻要對河水稍加引導，就有灌溉之利。
因此，河西的居延地區（今内蒙古額濟納旗境内）是邊境水利灌溉發達的地區之一，其水渠遺迹至今仍可見。
在《居延漢簡甲編》第1590号簡中有如下記載：“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為辟馬田寫泾渠。
”這裡提到戍卒與田卒興建“泾渠”，反映了當地水利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