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漢武帝統治時期中央集權的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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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墓&mdash&mdash茂陵（在陝西興平）
經過漢初七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以後，西漢王朝達到空前繁榮的階段，社會呈現出一片興旺、發達的景象。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财。
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守闾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号。
”随着經濟生産的發展，西漢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統治階級不斷完善封建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建設。
從而使西漢王朝達到其鼎盛時期。
自武帝起，直至昭、宣之世，在近百年中，強大的西漢政權如麗日經天，輝耀于世界東方，成為當時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第一節 “卓然罷黜百家” 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是漢武帝劉徹統治時期。
漢武帝統治中國達53年之久，幾乎占西漢全部曆史的四分之一時間，在二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也是少數幾個在位時間超過50年的皇帝之一。
而漢武帝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在登上皇位以後第一個重大決策，就是“卓然罷黜百家”（《漢書·武帝紀》）。
這一決策，正是他以後數十年不斷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開始，也是漢代統治思想變化的重大标志。
一 漢武帝繼位前後的統治思想變化 統治思想變化的根據 如前所述，從漢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漢統治者皆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
這套統治策略對除秦苛政之弊、“休養生息”、恢複和發展生産、安定封建社會秩序，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這種“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基本思想乃是“柔身以寺（待）之時”（《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十大經·前道》），“信能無欲，可為民命”，“上信無事，則萬物周扁（遍），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争”（同上，《道原》），反映在對内對外的統治政策上自不免有其姑息，妥協的一面。
由這種姑息、妥協而産生如下三個後果：（一）在“無為而治”之下，農業生産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因封建政府對農民控制得較松，許多農民為逃避賦稅而脫離戶籍，這種脫籍的農民被稱為“亡人”（《史記·吳王濞列傳》）。
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漢的生産發展是和漢王朝的戶口控制成反比例的。
&lsquo漢興七十年&rsquo時期，漢王朝控制的農民較少&hellip&hellip”（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一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封建政府對一部分農民失去控制，當然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加強。
（二）在地主階級内部，雖然代表地方割據勢力的異姓王早已被消滅，同姓諸侯王的勢力也已從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貴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勢力膨脹，有的甚至“無人君禮”（《史記·梁孝王世家》）或“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不佐國家之急”（《史記·平準書》）。
這種勢力的膨脹，當然也是對中央集權的潛在威脅。
（三）在西漢王朝妥協退讓政策下，匈奴勢力一天天擴大，“嫚娒侵掠”“為天下患至亡已也”，直接關系着西漢政權的生死存亡。
這三種後果無論對西漢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還是對皇權的加強都是不利的。
在經濟方面，經過漢初幾十年的恢複，已積累起足夠的财富，具備一定實力。
這樣，主張“無為”的“黃老之學”，顯然已不适應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西漢王朝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加強專制。
而要使這個政權的統治強化，必須首先改變那種軟弱無力的“無為而治”，代之以強化中央集權的政策，這就需要有一個明确的指導思想和有力的統治理論，于是，統治思想必然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雖已從漢景帝時期就已逐漸開始，但最終完成則是在漢武帝即位之後。
劉徹的身世及其繼承帝位 曆史是人民群衆所創造的，但是，某些曆史人物在重要關頭的活動給曆史造成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西漢時代的劉徹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這裡必須先簡略地回顧他從誕生到即位的曆史。
漢景帝後元二年（前141年）正月，甲子，48歲的漢景帝劉啟離開人世，16歲的太子劉徹繼位，是為漢武帝。
劉徹能得以繼承帝位，是宮廷内部一場鬥争的結果。
在宗法制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内部的政治鬥争，往往反映在皇室貴族親屬間的矛盾中。
了解劉徹的身世對于認識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不是沒有意義的。
劉徹生母原非皇後，而是宮内的美人，她本是槐裡（今陝西省興平東南）人王仲之女。
王美人之母，即王仲之妻名臧兒，原是西漢初叛王臧荼之孫女。
既為叛王之後，所以臧兒所嫁之王仲，當無任何社會地位。
臧兒與王仲生一女（即王美人）後，王仲去世，臧兒再嫁長陵（今陝西省鹹陽韓家灣公社白廟村東）田氏，又生二子，取名田蚡、田勝。
文帝時，臧兒的長女被獻入太子劉啟宮中，并得到寵幸，被封為“美人”[121]，就在劉啟即位的景帝初元元年（前156年）七月，生下劉徹。
初元四年（前153年），4歲的劉徹被立為膠東王。
此時被景帝立為太子的乃是另一寵妃齊栗姬所生之子劉榮。
而劉徹隻不過是漢貿景帝十四個王子中的一個，幾乎沒有繼承皇位的可能性。
但是，宮廷内部的一場鬥争，卻改變了劉徹的命運。
原來，景帝之姐（即劉徹之姑母）長公主劉嫖與景帝同出于文帝的皇後窦氏，嫁與貴族陳午，生女名阿嬌。
劉嫖有此家世背景，又恃與景帝為同胞之尊，常幹涉宮内事務。
為鞏固自家地位，她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劉徹，并讓她當皇後，于是就設法使景帝改立太子。
她不斷在景帝面前散布不利于栗姬之言論，慫恿景帝廢栗姬。
不久，景帝果為其說動，十分讨厭栗姬。
初元七年（前150年），栗姬失寵後憂忿而死，太子榮亦被廢為臨江王。
王美人被立為皇後，7歲的劉徹被立為太子。
這樣，當景帝死後，劉徹就順理成章地登上帝位，這就是漢武帝。
在漢武帝當政之初，其祖母窦太後（後為太皇太後）、母王皇後（後為太後）、舅田蚡及窦太後之侄窦嬰在政治舞台上均起過重要作用。
劉徹自幼在宮中受到較為全面的教育。
他雖是在文景時期黃老之學盛行的氣氛中成長的，但也受了儒家思想很大影響，他的老師、太子太傅衛绾就是儒生。
他還喜歡文學和狩獵，興趣廣泛，胸懷廣闊。
這些方面，在他以後的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影響。
[122] “罷黜百家”主張的提出 漢武帝即位以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罷黜百家”。
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123]，剛即位的漢武帝“诏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
而此時身為丞相的衛绾上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書·武帝紀》）。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罷黜百家”的動議，經衛绾一提出，當即得到武帝的批準：“奏可”。
衛绾上奏中所舉的申、商、韓非乃是先秦的法家，蘇秦、張儀是縱橫家。
這裡雖僅舉出法、縱橫兩家，但實際上乃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學說，尤其是當時統治集團内盛行的黃老之學，均被指為“亂國政”之言而“皆罷”之。
衛绾的上奏一提出，立即得到漢武帝的批準，說明他們在“罷黜百家”這一點上完全一緻。
漢武帝、衛绾等力主“罷黜百家”，實際是以儒家思想代替黃老之學。
因在先秦的諸子學說中，唯有儒家思想适合于鞏固封建大一統的需要。
在漢初，黃老思想占統治地位時，各家學說在“無為而治”的環境中放任自流。
而儒家思想在發展中，已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因素，在許多方面改變了先秦時代孔、孟的儒學，更适合西漢政權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124]因此，在統治階級内部不少人，包括田蚡和窦嬰在内的朝廷上大多數大臣及皇室貴族都傾向儒學。
然而，用儒家思想代替黃老之學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以太皇太後身份攝政的窦太後卻是笃信黃老之學的，她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讀道家的老子書，其他人對《老子》稍有非議，都要遭到她的懲罰。
還在景帝時，儒生轅固生就因此險遭窦太後處死。
[125]當建元元年，漢武帝批準“罷黜百家”之時，窦太後還在攝政，她規定凡送皇帝之奏，亦須向她禀奏，因此，盡管朝廷中多數人力主以儒學代替黃老之學，但“罷黜百家”之議提出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沒有任何實際措施，不過是一紙空文。
顯然，其間窦太後是起重要作用的。
建元二年（前139年），禦史大夫趙绾及郎中令王臧又奏請：上書不必“奏事太皇太後”（《漢書·武帝紀》），想趁機免去窦太後攝政之名位，但結果不僅沒有達到目的，趙绾及王臧反都被關押“下獄”，被逼自殺。
這件事反映了窦太後的勢力仍然是很大的。
然而，改變統治思想畢竟為大勢所趨，在漢武帝即位五年後的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漢王朝正式置“五經”博士。
“五經”就是被儒家奉為經典的《詩》《書》《禮》《易》《春秋》。
由朝廷批準，專設《五經》博士，表示儒家學說被尊為惟一的、官方認可的學說，也意味着黃老之學退出統治地位。
建元六年（前135年），宮中最後一個堅持推行黃老之學的代表人物窦太後死去，“罷黜百家”才得以順利實現。
而儒學則代替黃老之學逐漸被奉為至尊的地位。
二 提倡儒學 提倡儒學的措施 儒學被用來代替黃老之學作為統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包含有利于地主階級加強中央集權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觀及“大一統”的思想，更重要的乃是漢代儒者如董仲舒等對先秦儒學的加工改造，使其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完整理論。
關于董仲舒及其思想理論将在後面有關章節内讨論。
這裡僅叙述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具體措施。
自衛绾等人的提倡、漢武帝的支持，經過幾度曲折，儒學逐漸被立于高出其他學說之上的地位。
這種地位不僅反映在統治者的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
漢武帝時期為提倡儒學，在幾十年中，先後不斷提出不少措施，其中主要的有： （一）置《五經》博士與興太學。
前面已經提到，建元五年（前136年）設《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126]，提出設太學，他說：“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hellip&hellip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漢書·董仲舒傳》）這正是根據前兩年已設《五經》博士而提出的建議。
所謂太學其實乃為專門培養《五經》博士而設，而并非培養一般“百家之學”之所。
[127]經過不斷完善，尤其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為相時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128]，為西漢統治者鼓吹儒學和培養儒者提供了重要條件。
史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
這裡說的“文學之士”大部分是儒生。
（二）行封禅之禮。
封禅本來并非儒家學說專有，秦代曾行過封禅。
但從漢高祖到武帝統治之初，前後百餘年時間，統治者始終未舉行過封禅。
自武帝即位後提倡儒學，許多儒生就鼓吹封禅，把封禅說編織在儒家思想體系之内，以進一步神化儒學。
由于“封禅”說也是神化皇權的一種手段，所以很快被武帝所接受。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在方士公孫卿等“封禅則能仙”（《史記·封禅書》）的鼓動下，舉行了隆重的封禅禮。
對這次封禅，武帝甚為重視，他首先勒兵十餘萬，北巡朔方，揚威匈奴，然後東巡海上，至泰山行封禅禮。
當時百官群僚侍從者甚衆，皆以能參與大典為榮，太史司馬談竟因未能參加此次典禮而遺憾終生。
武帝也将此事視為頭等重要大事，特将年号改為“元封”。
武帝時所行封禅與秦始皇之封禅不同之處，在于漢代封禅已經從屬于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而不僅僅是一種神仙方士的迷信舉動。
通過這種神秘而莊嚴的封禅活動，使儒學塗上一道“神聖”的光環，與宗教更加接近了。
所以儒學又稱為“儒術”。
（三）太初改制。
根據漢初與五行學說結合起來的儒家理論，每個帝王的統治權力皆受命于“天”。
但不同帝王的權力來自不同的“天命”。
這種“天命”就是五行學說中的“德”。
而每個帝王必須根據不同的“德”來制定服飾、曆法等。
儒生們解釋：秦既為水德，“則漢當土德”（《史記·封禅書》），而與土德相應也有一套服飾顔色等規定。
漢武帝為躬行這一學說，太初元年（前104年）宣布，改訂禮制和曆法，其主要内容是：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漢書·武帝紀》） 應當指出，太初改制所确定的曆法，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司馬遷、唐都、落下闳經過長期精心研究的結果，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
而漢武帝則将這一科學成果納入了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為鞏固其統治服務。
（四）建立年号。
公元前113年有人在汾陰（山西萬榮西南）出土一寶鼎，向朝廷報告。
朝臣即根據儒家的符瑞說鼓吹：應以天降祥瑞為年号。
于是武帝下令：以當年為元鼎四年，并将前此之年均追改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為六年。
[129]這也是鼓吹儒家天命觀的一種手段。
當然，上述措施僅是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一些具體表現。
不過這些措施均是在系統的思想理論指導下出現的，更重要的則在于通過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滲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去，使之成為統治思想。
經漢武帝即位後幾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終于被擡到統治地位，成為代替“黃老”學說的統治思想。
“百家”并未徹底廢除 以往不少曆史著作，往往把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活動，概括為“獨尊儒術”，似乎它是“罷黜百家”的必然結果。
這是與曆史不符的。
“罷黜百家”以後，實際隻是提高儒學地位，将其奉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而已。
從許多資料都可看出，在“罷黜百家”以後，各種思想學派并未完全被禁止。
儒家以外的各派學者，不僅可以公開教授、治學，而且有不少進入宮廷為官，如武帝時名臣汲黯、鄭當時、司馬談都是治黃老之言者[130]，宗室中也有繼續崇尚黃老者，如武帝謂之“千裡駒”的劉德，即“修黃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計”（《漢書·楚元王傳》）。
武帝時治黃老之學的著名人物還有楊王孫（《漢書·楊胡朱梅雲傳》）、捷子、曾羽、嬰齊等（《漢書·藝文志》）。
此外，在大臣中治雜學、縱橫術、陰陽學等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131] 漢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術又熟谙刑法的人，這些人更多地傾向于法家的思想。
如張湯、公孫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後曾任廷尉和丞相。
而他們皆是注重運用刑法來實行統治的，儒學不過是用來作為法的輔助和裝飾而已。
“舞文巧诋以輔法”（《漢書·張湯傳》），“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漢書·公孫弘蔔式兒寬傳》），正是這些人的特點。
由此可見，漢武帝“罷黜百家”，提倡儒學，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學說活動。
這說明漢武帝及其以後的統治者不僅利用儒家學說，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權統治的思想。
如漢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時，也重視法家的“刑”，而适應這一需要，漢代的儒學不僅不排斥其他各家學說，反而不斷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内容。
因此，這種儒家學說對其他各家學說并非水火不相容，也無須用人為的禁令去消滅。
當時提出“罷黜百家”大力提倡儒術，其目的不過是用一種統一的統治思想代替軟弱無力的黃老之學，以加強思想統治。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目的均是為統一思想，但二者實行後的結果有很大不同：後者所導緻的結果是加速秦王朝的滅亡。
秦時的“焚書坑儒”僅僅是禁絕一些書和誅殺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導緻舉國上下更為強烈的反抗。
漢代“罷黜百家”并沒有采取誅殺或刑罰等暴力手段，而是通過各種措施，使儒學成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和束縛廣大人民的思想工具。
這樣，儒學不僅在當時，就是對以後兩千年的封建統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節 官制和軍制的變革 随着西漢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及統治階級指導思想的改變，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要求和可能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謂“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強皇帝對朝臣的控制權力；二是加強朝廷對各地的控制。
這兩個層次的控制加強的結果，自然是一切大權統歸于至高無上的皇帝一人。
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主要是靠封建官僚機構和軍隊來實現的。
因此，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在其統治時期對官制和軍制也進行了重大的變革。
一 “中外朝”的形成 中外朝形成的原因 漢武帝時期官制方面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中外朝的形成。
即在最高統治者皇帝之下的官僚機構，實際出現兩個系統：一個是由大将軍、尚書等官組成的中朝，成為真正的決策機關；另一個是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逐漸變成執行一般政務的機關。
這就是所謂“中外朝”。
中外朝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君權和相權矛盾的結果。
原來，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至漢武帝之前，中央政權中，除皇帝之外，掌握實權的就是丞相。
“相國、丞相&hellip&hellip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輔佐皇帝，總管政務，在文武百官中權力最大，地位最尊。
由于這一特殊地位，在秦和漢初的皇帝中，除秦始皇那樣大權獨攬，“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以外，多數皇帝都對丞相優禮相加。
據《漢舊儀》載：“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贊稱曰&lsquo皇帝為丞相下輿&rsquo，立乃開車。
皇帝見丞相起，谒者贊稱曰：&lsquo皇帝為丞相起&rsquo，立乃坐。
”如果丞相有疾，皇帝還必須親往問候：“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病。
”這個時期相權之重，是後代少見的，其主要原因并非完全是皇帝懦弱，而是在制度上保障決策、司法、行政各項大權集中于丞相一身，自然使相權可以侵奪皇權，甚至能将皇帝架空。
所謂“道德出于君，制令傳于相”（《管子·君臣篇》），也就是說，君隻是在大政方針上提出主張，而這些主張隻能通過相才得以貫徹。
可是，由于丞相擁有朝廷實權，有時皇帝的意見與其不合，往往也遭到拒絕，如景帝時皇帝與窦太後欲立後兄王信為侯，因丞相不許而隻好作罷，據《漢書·張陳王周傳》載： 窦太後曰：“皇後兄王信可侯也。
”&hellip&hellip上（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
”亞夫（周勃）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
今信雖皇後兄，無功侯之，非約也。
”上默然而沮。
從這“默然而沮”四個字可看出皇帝對丞相無可奈何的神情。
這種形勢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仍沒有什麼改變，如田蚡為相時，任官除吏獨攬大權，根本沒把年輕的皇帝放在眼裡，緻使漢武帝大發雷霆，據《漢書·窦田灌韓傳》載： 上（武帝）初即位，富于春秋，（田）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
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
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為相的田蚡已把漢武帝氣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要保障中央集權強有力，首先必須“尊君”。
早在戰國時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就指出：“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
”（《韓非子·心度》）而“尊君”的第一步就是削弱相權，使朝政獨斷于皇帝，達到“權制獨斷于君則威”（《商君書·修權》）的目的。
為此，漢武帝就在以丞相為首的官僚系統外，另建一套可托為心腹的、恭謹從命的官僚系統，這就出現了“中朝”。
中外朝形成的過程“中朝”的出現是逐漸形成的，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首先，是皇帝有意擴大尚書的職權，更多地依靠其辦事。
尚書本是少府屬下的小官，秦時已有尚書令、尚書仆射、尚書丞以及左右曹諸吏（見《宋書·百官志》），已初步形成自己的辦事機構。
尚書令也可由宦者擔任，即稱為中書。
但尚書不過是六百石之小官，其地位隻是皇帝與丞相間的一個傳達吏。
《唐六典》雲：“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于丞相。
”可見其地位很不重要。
西漢初，尚書的職掌、地位基本與秦代相同。
漢武帝為削弱丞相權力而親自處理政務，開始更多地利用尚書這個辦事機構。
以後，尚書的職權逐步擴大，尚書令秩祿也逐步增高，達千石。
尚書台正式成為總理國家政務的中樞，雖是以後的事情，但漢武帝時期尚書的地位、作用已經開始起了性質的變化。
其次，漢武帝重用侍從之臣，讓所謂“天子之賓客”參與謀議。
這些“賓客”本來在政府組織中沒有什麼地位，但由于侍從于左右，成為皇帝的心腹，往往挂着侍中、散騎、常侍、給事中等頭銜參與謀議。
侍中，本是皇帝身邊近臣，據《太平禦覽》卷219引《環濟要略》曰：“侍中&hellip&hellip古官也&hellip&hellip漢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于左右，出則負玺以從。
”又《通典》記其職掌為“分掌乘輿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屬”。
“虎子”即溺器，可見其地位之卑。
然而，由于其常在皇帝左右，所以說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
漢武帝時即任一些士人為侍中跟随自己以備“顧問應對”。
散騎、常侍、給事中也是随從皇帝左右的侍從，常常随從皇帝以備“左右顧問”。
上述這些官職在漢代均為“加官”，即在本官之外，由皇帝另外授予的職稱。
《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所加或列侯、将軍、卿大夫、将、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盡滿，而府庫餘财。
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守闾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号。
”随着經濟生産的發展，西漢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統治階級不斷完善封建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建設。
從而使西漢王朝達到其鼎盛時期。
自武帝起，直至昭、宣之世，在近百年中，強大的西漢政權如麗日經天，輝耀于世界東方，成為當時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第一節 “卓然罷黜百家” 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是漢武帝劉徹統治時期。
漢武帝統治中國達53年之久，幾乎占西漢全部曆史的四分之一時間，在二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也是少數幾個在位時間超過50年的皇帝之一。
而漢武帝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在登上皇位以後第一個重大決策，就是“卓然罷黜百家”（《漢書·武帝紀》）。
這一決策，正是他以後數十年不斷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的開始，也是漢代統治思想變化的重大标志。
一 漢武帝繼位前後的統治思想變化 統治思想變化的根據 如前所述，從漢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漢統治者皆奉行“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
這套統治策略對除秦苛政之弊、“休養生息”、恢複和發展生産、安定封建社會秩序，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這種“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基本思想乃是“柔身以寺（待）之時”（《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十大經·前道》），“信能無欲，可為民命”，“上信無事，則萬物周扁（遍），分之以其分，而萬民不争”（同上，《道原》），反映在對内對外的統治政策上自不免有其姑息，妥協的一面。
由這種姑息、妥協而産生如下三個後果：（一）在“無為而治”之下，農業生産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因封建政府對農民控制得較松，許多農民為逃避賦稅而脫離戶籍，這種脫籍的農民被稱為“亡人”（《史記·吳王濞列傳》）。
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漢的生産發展是和漢王朝的戶口控制成反比例的。
&lsquo漢興七十年&rsquo時期，漢王朝控制的農民較少&hellip&hellip”（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一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
封建政府對一部分農民失去控制，當然不利于中央集權的加強。
（二）在地主階級内部，雖然代表地方割據勢力的異姓王早已被消滅，同姓諸侯王的勢力也已從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貴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勢力膨脹，有的甚至“無人君禮”（《史記·梁孝王世家》）或“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不佐國家之急”（《史記·平準書》）。
這種勢力的膨脹，當然也是對中央集權的潛在威脅。
（三）在西漢王朝妥協退讓政策下，匈奴勢力一天天擴大，“嫚娒侵掠”“為天下患至亡已也”，直接關系着西漢政權的生死存亡。
這三種後果無論對西漢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還是對皇權的加強都是不利的。
在經濟方面，經過漢初幾十年的恢複，已積累起足夠的财富，具備一定實力。
這樣，主張“無為”的“黃老之學”，顯然已不适應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西漢王朝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加強專制。
而要使這個政權的統治強化，必須首先改變那種軟弱無力的“無為而治”，代之以強化中央集權的政策，這就需要有一個明确的指導思想和有力的統治理論，于是，統治思想必然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雖已從漢景帝時期就已逐漸開始，但最終完成則是在漢武帝即位之後。
劉徹的身世及其繼承帝位 曆史是人民群衆所創造的，但是，某些曆史人物在重要關頭的活動給曆史造成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西漢時代的劉徹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這裡必須先簡略地回顧他從誕生到即位的曆史。
漢景帝後元二年（前141年）正月，甲子，48歲的漢景帝劉啟離開人世，16歲的太子劉徹繼位，是為漢武帝。
劉徹能得以繼承帝位，是宮廷内部一場鬥争的結果。
在宗法制的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内部的政治鬥争，往往反映在皇室貴族親屬間的矛盾中。
了解劉徹的身世對于認識武帝即位之初的政治不是沒有意義的。
劉徹生母原非皇後，而是宮内的美人，她本是槐裡（今陝西省興平東南）人王仲之女。
王美人之母，即王仲之妻名臧兒，原是西漢初叛王臧荼之孫女。
既為叛王之後，所以臧兒所嫁之王仲，當無任何社會地位。
臧兒與王仲生一女（即王美人）後，王仲去世，臧兒再嫁長陵（今陝西省鹹陽韓家灣公社白廟村東）田氏，又生二子，取名田蚡、田勝。
文帝時，臧兒的長女被獻入太子劉啟宮中，并得到寵幸，被封為“美人”[121]，就在劉啟即位的景帝初元元年（前156年）七月，生下劉徹。
初元四年（前153年），4歲的劉徹被立為膠東王。
此時被景帝立為太子的乃是另一寵妃齊栗姬所生之子劉榮。
而劉徹隻不過是漢貿景帝十四個王子中的一個，幾乎沒有繼承皇位的可能性。
但是，宮廷内部的一場鬥争，卻改變了劉徹的命運。
原來，景帝之姐（即劉徹之姑母）長公主劉嫖與景帝同出于文帝的皇後窦氏，嫁與貴族陳午，生女名阿嬌。
劉嫖有此家世背景，又恃與景帝為同胞之尊，常幹涉宮内事務。
為鞏固自家地位，她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劉徹，并讓她當皇後，于是就設法使景帝改立太子。
她不斷在景帝面前散布不利于栗姬之言論，慫恿景帝廢栗姬。
不久，景帝果為其說動，十分讨厭栗姬。
初元七年（前150年），栗姬失寵後憂忿而死，太子榮亦被廢為臨江王。
王美人被立為皇後，7歲的劉徹被立為太子。
這樣，當景帝死後，劉徹就順理成章地登上帝位，這就是漢武帝。
在漢武帝當政之初，其祖母窦太後（後為太皇太後）、母王皇後（後為太後）、舅田蚡及窦太後之侄窦嬰在政治舞台上均起過重要作用。
劉徹自幼在宮中受到較為全面的教育。
他雖是在文景時期黃老之學盛行的氣氛中成長的，但也受了儒家思想很大影響，他的老師、太子太傅衛绾就是儒生。
他還喜歡文學和狩獵，興趣廣泛，胸懷廣闊。
這些方面，在他以後的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影響。
[122] “罷黜百家”主張的提出 漢武帝即位以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罷黜百家”。
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123]，剛即位的漢武帝“诏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
而此時身為丞相的衛绾上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書·武帝紀》）。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罷黜百家”的動議，經衛绾一提出，當即得到武帝的批準：“奏可”。
衛绾上奏中所舉的申、商、韓非乃是先秦的法家，蘇秦、張儀是縱橫家。
這裡雖僅舉出法、縱橫兩家，但實際上乃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學說，尤其是當時統治集團内盛行的黃老之學，均被指為“亂國政”之言而“皆罷”之。
衛绾的上奏一提出，立即得到漢武帝的批準，說明他們在“罷黜百家”這一點上完全一緻。
漢武帝、衛绾等力主“罷黜百家”，實際是以儒家思想代替黃老之學。
因在先秦的諸子學說中，唯有儒家思想适合于鞏固封建大一統的需要。
在漢初，黃老思想占統治地位時，各家學說在“無為而治”的環境中放任自流。
而儒家思想在發展中，已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因素，在許多方面改變了先秦時代孔、孟的儒學，更适合西漢政權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124]因此，在統治階級内部不少人，包括田蚡和窦嬰在内的朝廷上大多數大臣及皇室貴族都傾向儒學。
然而，用儒家思想代替黃老之學并不是一帆風順的。
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以太皇太後身份攝政的窦太後卻是笃信黃老之學的，她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讀道家的老子書，其他人對《老子》稍有非議，都要遭到她的懲罰。
還在景帝時，儒生轅固生就因此險遭窦太後處死。
[125]當建元元年，漢武帝批準“罷黜百家”之時，窦太後還在攝政，她規定凡送皇帝之奏，亦須向她禀奏，因此，盡管朝廷中多數人力主以儒學代替黃老之學，但“罷黜百家”之議提出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沒有任何實際措施，不過是一紙空文。
顯然，其間窦太後是起重要作用的。
建元二年（前139年），禦史大夫趙绾及郎中令王臧又奏請：上書不必“奏事太皇太後”（《漢書·武帝紀》），想趁機免去窦太後攝政之名位，但結果不僅沒有達到目的，趙绾及王臧反都被關押“下獄”，被逼自殺。
這件事反映了窦太後的勢力仍然是很大的。
然而，改變統治思想畢竟為大勢所趨，在漢武帝即位五年後的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漢王朝正式置“五經”博士。
“五經”就是被儒家奉為經典的《詩》《書》《禮》《易》《春秋》。
由朝廷批準，專設《五經》博士，表示儒家學說被尊為惟一的、官方認可的學說，也意味着黃老之學退出統治地位。
建元六年（前135年），宮中最後一個堅持推行黃老之學的代表人物窦太後死去，“罷黜百家”才得以順利實現。
而儒學則代替黃老之學逐漸被奉為至尊的地位。
二 提倡儒學 提倡儒學的措施 儒學被用來代替黃老之學作為統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包含有利于地主階級加強中央集權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觀及“大一統”的思想，更重要的乃是漢代儒者如董仲舒等對先秦儒學的加工改造，使其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完整理論。
關于董仲舒及其思想理論将在後面有關章節内讨論。
這裡僅叙述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具體措施。
自衛绾等人的提倡、漢武帝的支持，經過幾度曲折，儒學逐漸被立于高出其他學說之上的地位。
這種地位不僅反映在統治者的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
漢武帝時期為提倡儒學，在幾十年中，先後不斷提出不少措施，其中主要的有： （一）置《五經》博士與興太學。
前面已經提到，建元五年（前136年）設《五經》博士。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126]，提出設太學，他說：“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
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hellip&hellip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漢書·董仲舒傳》）這正是根據前兩年已設《五經》博士而提出的建議。
所謂太學其實乃為專門培養《五經》博士而設，而并非培養一般“百家之學”之所。
[127]經過不斷完善，尤其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為相時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128]，為西漢統治者鼓吹儒學和培養儒者提供了重要條件。
史稱“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
這裡說的“文學之士”大部分是儒生。
（二）行封禅之禮。
封禅本來并非儒家學說專有，秦代曾行過封禅。
但從漢高祖到武帝統治之初，前後百餘年時間，統治者始終未舉行過封禅。
自武帝即位後提倡儒學，許多儒生就鼓吹封禅，把封禅說編織在儒家思想體系之内，以進一步神化儒學。
由于“封禅”說也是神化皇權的一種手段，所以很快被武帝所接受。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在方士公孫卿等“封禅則能仙”（《史記·封禅書》）的鼓動下，舉行了隆重的封禅禮。
對這次封禅，武帝甚為重視，他首先勒兵十餘萬，北巡朔方，揚威匈奴，然後東巡海上，至泰山行封禅禮。
當時百官群僚侍從者甚衆，皆以能參與大典為榮，太史司馬談竟因未能參加此次典禮而遺憾終生。
武帝也将此事視為頭等重要大事，特将年号改為“元封”。
武帝時所行封禅與秦始皇之封禅不同之處，在于漢代封禅已經從屬于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而不僅僅是一種神仙方士的迷信舉動。
通過這種神秘而莊嚴的封禅活動，使儒學塗上一道“神聖”的光環，與宗教更加接近了。
所以儒學又稱為“儒術”。
（三）太初改制。
根據漢初與五行學說結合起來的儒家理論，每個帝王的統治權力皆受命于“天”。
但不同帝王的權力來自不同的“天命”。
這種“天命”就是五行學說中的“德”。
而每個帝王必須根據不同的“德”來制定服飾、曆法等。
儒生們解釋：秦既為水德，“則漢當土德”（《史記·封禅書》），而與土德相應也有一套服飾顔色等規定。
漢武帝為躬行這一學說，太初元年（前104年）宣布，改訂禮制和曆法，其主要内容是：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漢書·武帝紀》） 應當指出，太初改制所确定的曆法，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司馬遷、唐都、落下闳經過長期精心研究的結果，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
而漢武帝則将這一科學成果納入了儒家學說的思想體系，為鞏固其統治服務。
（四）建立年号。
公元前113年有人在汾陰（山西萬榮西南）出土一寶鼎，向朝廷報告。
朝臣即根據儒家的符瑞說鼓吹：應以天降祥瑞為年号。
于是武帝下令：以當年為元鼎四年，并将前此之年均追改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為六年。
[129]這也是鼓吹儒家天命觀的一種手段。
當然，上述措施僅是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一些具體表現。
不過這些措施均是在系統的思想理論指導下出現的，更重要的則在于通過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滲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去，使之成為統治思想。
經漢武帝即位後幾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終于被擡到統治地位，成為代替“黃老”學說的統治思想。
“百家”并未徹底廢除 以往不少曆史著作，往往把漢武帝時期提倡儒術的活動，概括為“獨尊儒術”，似乎它是“罷黜百家”的必然結果。
這是與曆史不符的。
“罷黜百家”以後，實際隻是提高儒學地位，将其奉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而已。
從許多資料都可看出，在“罷黜百家”以後，各種思想學派并未完全被禁止。
儒家以外的各派學者，不僅可以公開教授、治學，而且有不少進入宮廷為官，如武帝時名臣汲黯、鄭當時、司馬談都是治黃老之言者[130]，宗室中也有繼續崇尚黃老者，如武帝謂之“千裡駒”的劉德，即“修黃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計”（《漢書·楚元王傳》）。
武帝時治黃老之學的著名人物還有楊王孫（《漢書·楊胡朱梅雲傳》）、捷子、曾羽、嬰齊等（《漢書·藝文志》）。
此外，在大臣中治雜學、縱橫術、陰陽學等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131] 漢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術又熟谙刑法的人，這些人更多地傾向于法家的思想。
如張湯、公孫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後曾任廷尉和丞相。
而他們皆是注重運用刑法來實行統治的，儒學不過是用來作為法的輔助和裝飾而已。
“舞文巧诋以輔法”（《漢書·張湯傳》），“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漢書·公孫弘蔔式兒寬傳》），正是這些人的特點。
由此可見，漢武帝“罷黜百家”，提倡儒學，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學說活動。
這說明漢武帝及其以後的統治者不僅利用儒家學說，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權統治的思想。
如漢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時，也重視法家的“刑”，而适應這一需要，漢代的儒學不僅不排斥其他各家學說，反而不斷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統治的思想内容。
因此，這種儒家學說對其他各家學說并非水火不相容，也無須用人為的禁令去消滅。
當時提出“罷黜百家”大力提倡儒術，其目的不過是用一種統一的統治思想代替軟弱無力的黃老之學，以加強思想統治。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目的均是為統一思想，但二者實行後的結果有很大不同：後者所導緻的結果是加速秦王朝的滅亡。
秦時的“焚書坑儒”僅僅是禁絕一些書和誅殺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導緻舉國上下更為強烈的反抗。
漢代“罷黜百家”并沒有采取誅殺或刑罰等暴力手段，而是通過各種措施，使儒學成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和束縛廣大人民的思想工具。
這樣，儒學不僅在當時，就是對以後兩千年的封建統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節 官制和軍制的變革 随着西漢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及統治階級指導思想的改變，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要求和可能就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謂“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強皇帝對朝臣的控制權力；二是加強朝廷對各地的控制。
這兩個層次的控制加強的結果，自然是一切大權統歸于至高無上的皇帝一人。
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主要是靠封建官僚機構和軍隊來實現的。
因此，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在其統治時期對官制和軍制也進行了重大的變革。
一 “中外朝”的形成 中外朝形成的原因 漢武帝時期官制方面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中外朝的形成。
即在最高統治者皇帝之下的官僚機構，實際出現兩個系統：一個是由大将軍、尚書等官組成的中朝，成為真正的決策機關；另一個是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則逐漸變成執行一般政務的機關。
這就是所謂“中外朝”。
中外朝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君權和相權矛盾的結果。
原來，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至漢武帝之前，中央政權中，除皇帝之外，掌握實權的就是丞相。
“相國、丞相&hellip&hellip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漢書·百官公卿表》序），輔佐皇帝，總管政務，在文武百官中權力最大，地位最尊。
由于這一特殊地位，在秦和漢初的皇帝中，除秦始皇那樣大權獨攬，“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以外，多數皇帝都對丞相優禮相加。
據《漢舊儀》載：“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贊稱曰&lsquo皇帝為丞相下輿&rsquo，立乃開車。
皇帝見丞相起，谒者贊稱曰：&lsquo皇帝為丞相起&rsquo，立乃坐。
”如果丞相有疾，皇帝還必須親往問候：“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病。
”這個時期相權之重，是後代少見的，其主要原因并非完全是皇帝懦弱，而是在制度上保障決策、司法、行政各項大權集中于丞相一身，自然使相權可以侵奪皇權，甚至能将皇帝架空。
所謂“道德出于君，制令傳于相”（《管子·君臣篇》），也就是說，君隻是在大政方針上提出主張，而這些主張隻能通過相才得以貫徹。
可是，由于丞相擁有朝廷實權，有時皇帝的意見與其不合，往往也遭到拒絕，如景帝時皇帝與窦太後欲立後兄王信為侯，因丞相不許而隻好作罷，據《漢書·張陳王周傳》載： 窦太後曰：“皇後兄王信可侯也。
”&hellip&hellip上（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
”亞夫（周勃）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
今信雖皇後兄，無功侯之，非約也。
”上默然而沮。
從這“默然而沮”四個字可看出皇帝對丞相無可奈何的神情。
這種形勢在漢武帝即位之初仍沒有什麼改變，如田蚡為相時，任官除吏獨攬大權，根本沒把年輕的皇帝放在眼裡，緻使漢武帝大發雷霆，據《漢書·窦田灌韓傳》載： 上（武帝）初即位，富于春秋，（田）蚡以肺附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
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
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為相的田蚡已把漢武帝氣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要保障中央集權強有力，首先必須“尊君”。
早在戰國時法家之集大成者韓非就指出：“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
”（《韓非子·心度》）而“尊君”的第一步就是削弱相權，使朝政獨斷于皇帝，達到“權制獨斷于君則威”（《商君書·修權》）的目的。
為此，漢武帝就在以丞相為首的官僚系統外，另建一套可托為心腹的、恭謹從命的官僚系統，這就出現了“中朝”。
中外朝形成的過程“中朝”的出現是逐漸形成的，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
首先，是皇帝有意擴大尚書的職權，更多地依靠其辦事。
尚書本是少府屬下的小官，秦時已有尚書令、尚書仆射、尚書丞以及左右曹諸吏（見《宋書·百官志》），已初步形成自己的辦事機構。
尚書令也可由宦者擔任，即稱為中書。
但尚書不過是六百石之小官，其地位隻是皇帝與丞相間的一個傳達吏。
《唐六典》雲：“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于丞相。
”可見其地位很不重要。
西漢初，尚書的職掌、地位基本與秦代相同。
漢武帝為削弱丞相權力而親自處理政務，開始更多地利用尚書這個辦事機構。
以後，尚書的職權逐步擴大，尚書令秩祿也逐步增高，達千石。
尚書台正式成為總理國家政務的中樞，雖是以後的事情，但漢武帝時期尚書的地位、作用已經開始起了性質的變化。
其次，漢武帝重用侍從之臣，讓所謂“天子之賓客”參與謀議。
這些“賓客”本來在政府組織中沒有什麼地位，但由于侍從于左右，成為皇帝的心腹，往往挂着侍中、散騎、常侍、給事中等頭銜參與謀議。
侍中，本是皇帝身邊近臣，據《太平禦覽》卷219引《環濟要略》曰：“侍中&hellip&hellip古官也&hellip&hellip漢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于左右，出則負玺以從。
”又《通典》記其職掌為“分掌乘輿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屬”。
“虎子”即溺器，可見其地位之卑。
然而，由于其常在皇帝左右，所以說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
漢武帝時即任一些士人為侍中跟随自己以備“顧問應對”。
散騎、常侍、給事中也是随從皇帝左右的侍從，常常随從皇帝以備“左右顧問”。
上述這些官職在漢代均為“加官”，即在本官之外，由皇帝另外授予的職稱。
《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所加或列侯、将軍、卿大夫、将、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