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漢王朝的誕生和漢初的統治
關燈
小
中
大
子。
次子劉盈（即惠帝），其母呂雉是劉邦元配夫人，因此，劉邦稱帝後即将劉盈立為太子，成為皇帝法定的繼承人。
可是，不久劉邦寵愛的戚夫人使他改變了主意，幾次提出要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劉如意為太子。
劉邦要廢劉盈而立劉如意的理由是劉盈“仁弱”，“如意類我”（《史記·呂太後本紀》）。
這裡透露出劉邦不願把政權交給“仁弱”的人掌握，但最重要的原因恐系劉盈之母“色衰愛弛”（《史記·外戚世家》），而戚夫人正當年輕貌美之時，所以劉盈的太子地位也發生了動搖。
不過，劉邦的打算并沒有實現，首先當然是呂雉反對，她又搬動滿朝文武大臣幫她說情。
其中以“敢直言”的禦史大夫周昌“谏争”得最激烈，他對劉邦聲稱：若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記·張丞相列傳》）。
最後，呂雉又依張良之計，以劉盈的名義“卑辭厚禮”請來四位老人&mdash&mdash東園公、角裡先生、绮裡季、夏黃公，為劉盈張目。
這四位名士因不願為漢臣，而隐居于商山（陝西商州東）中，故被稱為“商山四皓”。
劉邦對此四人十分敬重，曾求之數年而不得。
漢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亂時，劉邦最初打算派太子劉盈率兵出征，是“商山四皓”向呂釋之獻策說“太子将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史記·留侯世家》），呂氏才勸劉邦改變初衷親自率兵出征的。
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劉邦在打敗英布歸來後，又要廢劉盈而改立劉如意，經張良、叔孫通力谏，劉邦隻在口頭上答應，而心中另有打算。
這時“商山四皓”終于出場：一次劉邦設宴，劉盈奉侍席間，四位“須眉皓白，衣冠甚偉”的老者緊随在後。
當劉邦得知這四位就是“商山四皓”時“大驚”，問道：“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商山四皓”則乘機說：“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劉邦聞此言，歎道：“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史記·留侯世家》）從此才徹底打消了廢易太子的主意。
當年十月，劉邦死後劉盈得以順利繼位。
可見，惠帝的繼位，與張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關系。
張良晚年“學辟谷、道引、輕身”，這都是道家修煉的功夫。
“辟谷”即若幹時日内不食或減食，道引和輕身也是健身除病之術。
“商山四皓”不願為官“逃匿山中”（《史記·留侯世家》），其行徑也頗似道家的主張。
這反映了在呂後、惠帝身邊有一批鼓吹和信仰道家學說的近臣。
所以，當惠帝、呂後當政後，“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順理成章地被奉為指導思想了。
從惠帝至景帝這段時間，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推行“無為而治”和貫徹“與民休息”的政策，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
不過，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莊”之學和“黃帝之學”的結合。
所以，曆史上都把這一時期的政治稱為“黃老政治”。
[112] “黃老政治”産生的背景 漢初實行的“黃老政治”即主張“無為而治”。
它既不同于法家實行的一味嚴刑酷罰，也不贊成儒家的繁文缛禮。
但所謂“無為而治”乃是立足于“無為而無不為”的原則。
所以，其為政“寬緩”并非放棄刑罰，“與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對人民的剝削。
隻是把刑罰和剝削限制在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内，從而使社會得以休養生息，達到恢複和發展生産的目的。
曆史事實證明：漢初所實行的“黃老政治”對社會進步和勞動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都是有好處的。
漢初，統治階級之所以需要推行“黃老政治”不是偶然的。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秦末農民大起義對地主政權的打擊，貌似強大的秦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狂飙中頃刻瓦解，這一事實不能不給剛剛建立西漢政權的統治者以深刻印象。
漢初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從這些事實出發總結經驗教訓的。
如前面說的陸賈為劉邦寫的《新語》，就是從“秦所以失天下”（《史記·郦生陸賈列傳》）的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論。
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統治者貪鄙、暴虐和嚴刑酷罰帶來的可怕後果：“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新語·輔政》），“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結果，“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賈誼《過秦論》）。
陸賈、張良、叔孫通、“商山四皓”、劉邦、呂雉以及陳平、曹參等均是從秦末戰火中過來的人，皆有親身體驗，自然極易接受“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的理論，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二）漢初社會經濟凋敝也使統治階級不得不行“黃老政治”。
由于秦王朝統治者對人民的過度壓榨，早已使社會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加之秦亡後連續數年的戰争，到西漢王朝建立時，到處是一片荒涼、殘破的景象。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
”漢初的人口，較之秦代大為減少，大城市人口隻剩下十分之二三。
如秦代有三萬多戶的曲逆（河北順平東南），到漢初隻有五千餘戶了，這在當時還算得上是大縣。
面對着這樣的經濟狀況，地主階級的貪欲再大，也無從剝削起。
所以，劉邦統治時期雖然沒有特别宣稱推行“黃老政治”，但當時的客觀形勢迫使他不得不“約法省禁”（《漢書·食貨志》），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兩個原因，加之漢初一批鼓吹道家學說的近臣的影響，從惠帝開始“黃老政治”成為統治階級有意識地、自覺地推行的統治術。
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内，“黃老政治”成為“一個時代精神，或作一個時代的趨勢”（張維華《論西漢初年對于刑律的修正》，載《文史哲》1982年第5期）。
“無為而治”下的漢初政治，有什麼主要特點呢？ “順民之情與之休息”漢初統治的一個特點，就是“順民之情與之休息”。
這種統治方式其理論根據，就是道家的“因”。
這在黃老學說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綱也。
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所謂“因”即“因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太史公曰）、“因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這種學說應用在政治上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因故事成法，對過去的制度不加改動；另一方面還有遵循客觀形勢，在原有的基礎上稍加變化的意思。
漢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據這一原則制定和執行的。
“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漢書·百官公卿表》），漢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屬的官僚系統，均因循秦代舊制，隻有個别地方才“頗有所改”（同上）。
在為政、執法方面同樣如此。
如蕭何為丞相時，“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史記·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
漢代“無為而治”的典型代表當推曹參，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參為齊相，到任時“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币請之。
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曹參就是按照蓋公的“黃老術”治齊，結果“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後來，蕭何死，曹參繼任漢相國，也是用在齊國的辦法治國，“出入三年”“天下具稱其美”（《史記·曹相國世家》）。
曹參為政的要領就是“休息無為”。
所謂“休息無為”包括下列幾個内容： （一）遵循舊制，舉事無所變更。
曹參為相時，無所樹建，一切皆遵循蕭何所制之法，不加變更。
惠帝曾以此責問他，他回答說：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均不及劉邦和蕭何。
既然劉邦和蕭何早把一切制度法令規定得很明确，我們循規蹈矩“遵而勿失”（《史記·曹相國世家》）就夠了。
曹參這種解釋僅說出問題的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漢初蕭何、劉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僅僅是“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漢書·刑法志》）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們痛惡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史記·蕭相國世家》）。
這是适合剛剛安定下來的漢初社會情況的。
經過長期戰亂後，人們需要安定，不希望無休止地變動，所以，曹參無所改動，“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
正如當時民謠傳頌的：“蕭何為法，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載其清淨，民以甯一。
”（《史記·曹相國世家》） （二）少幹預屬下事，勿擾民。
曹參代蕭何為相，當他離開齊國赴長安之前，對接任的齊相說：“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史記·曹相國世家》）這是他惟一的囑咐。
意思就是：不必幹擾下屬活動，不要過細苛察。
所謂“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奸人無所容竄。
奸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漢書補注·蕭何曹參傳》引孟康曰）。
這正是道家主張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道德經》）的具體發揮。
正是奉守這一原則，所以曹參為齊國相時，除“日夜飲醇酒”以外，很少過問政事。
他不僅自己喝得爛醉，還把前來言事的官吏及相府屬吏拉來一起喝酒，大家醉成一團，相府内竟成“日飲歌呼”（《史記·曹相國世家》）之所。
顯然，曹參這樣做無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種不苛求細務、寬宏大度的政風。
在“百姓新免毒，人欲長幼養老”（《漢書·刑法志》）的漢初，這樣做是很必要的。
（三）擇吏以“厚重長者”為标準。
曹參對下屬官吏不究細過，而且“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擇吏也以此為标準，凡“木诎于文辭，重厚長者”方可用之，對“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辄斥去之”（《史記·曹相國世家》）。
這也是對秦“專任刑罰”的矯枉過正的做法。
這些做法對于剛剛“離秦之酷”的百姓來說，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史稱“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
以曹參為代表的一批統治者，皆是這樣“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漢書·刑法志》），從而成為這一時代的政治風氣。
皇室帶頭躬修節儉 漢初的幾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節儉，一反秦代皇室窮奢極欲的奢華作風。
從漢高祖劉邦時，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如高帝七年（前200年）劉邦見蕭何負責修建的未央宮過于“壯麗”，竟責備蕭何說：“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經過蕭何解釋：“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
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漢書·高帝紀》）劉邦才轉怒為喜。
不論當時劉邦的“怒”是真情還是故作姿态，但多少可看出他心中還能想到天下“勞苦數歲”國不該“治宮室過度”。
到惠帝以後在“黃老政治”下，幾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較注意節儉。
惠帝、呂後及景帝皆無過分鋪張豪華之舉，形成節儉的風氣，尤以文帝為甚。
文帝在位23年，史稱其“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
他曾計劃造一“露台”，令工匠計算，需用百金，覺得花費太高，對臣下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結果作罷。
他所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按：貴族婦女以衣曳地為榮），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
文帝為自己預修的陵墓，也要求從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因其山，不起墳”（以上皆引自《漢書·文帝紀》）。
上述史書記載，基本可信。
據不久前考古工作者調查，坐落在陝西關中的西漢諸陵中，唯有文帝的霸陵（在今西安市東狄寨公社鮑旗寨村西北）“無封土可覓”（《西漢諸陵位置考》，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刊号），曆年來出土之文物，僅有瓦器而無金銀之屬，證明文帝确是相當節儉的。
“輕徭薄賦”獎勵農耕 因劉邦稱帝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漢書·食貨志》），所以漢初的田賦、租稅較秦為輕。
這期間國家規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之間，即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
漢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還免除過一年的田租。
[113]減免田租，主要受益者當然是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農的負擔也應相對地減輕。
封建政府從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比起後代來數量少得多。
賦稅收入“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書·食貨志》），比起秦代的竭澤而漁式的壓榨，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當然，除了田租（即土地稅）以外，西漢政府還有其他收入。
據現有資料可知，至少當時還有以人口為征收對象的口賦、算賦、軍賦、更賦等等。
不過，這些賦稅在文帝、景帝之時，也都有所減、免，如算賦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時開始征收的，當時規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漢書·高帝紀》引《漢儀注》），至文帝時算賦則由一百二十錢減至四十錢。
無論如何，比起秦代“頭會箕斂”的賦稅壓榨，漢初是輕得多了。
“輕徭薄賦”還表現在對徭役的征發有一定的節制。
如惠帝時修長安城征發徭役一般均利用農閑時間，每年不超過三十天，以不誤農時。
所以長安城的修建曆六年才完成。
[114]文帝時還多次下诏獎勵“孝弟、力田”及救濟鳏寡、“赈貧民”（《漢書·文帝紀》）等。
這些措施對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輕刑慎罰 漢初的法律比較簡單，刑罰也是比較輕簡的。
劉邦入關中時“約法三章”，建立統一的西漢王朝之後，丞相蕭何“作九章律”（《漢書·高帝紀》），成為西漢法律的基礎。
西漢蕭何作的“九章律”内容如何，目前已不能詳知。
據《晉書·刑法志》載：李悝《法經》中的六篇：“盜”“賊”“囚”“捕”“雜”“具”，加上“興”“廄”“戶”三律，即是“九章律”。
但這種傳統的說法是值得研究的。
因為，早在秦代時，其法律已超出《法經》的“六律”範圍。
如“戶律”就已見于《睡虎地秦墓竹簡》。
據現有資料判斷，蕭何制訂“九章律”決不是以《法經》為基礎，而應以秦律為根據。
不過，漢初的律令遠比秦代的寬簡。
據記載，蕭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漢書·高帝紀》），所以，其禮儀“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史記·禮書》），而其刑法可能改變較多，許多不“宜于時者”就被汰除了。
在漢初幾十年中，統治者還不斷地對秦的“苛法”加以汰除，故史稱這一時期“約法省禁”。
如高帝時，蕭何定律令就已“除參夷，連坐之罪”（《晉書·刑法志》），即廢除“族刑”和連坐之法。
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挾書律”，也就是廢除秦律中“挾書者族”（《漢書·惠帝紀》引張晏曰）的苛法。
高後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漢書·高後紀》），“族”刑早在蕭何定漢律時就已宣布“除參夷”，可能是并未真正廢除，故至高後時又不得不重申。
“妖言”指“過誤之語”（《漢書·高後紀》引師古注），屬于言論罪，在當時也被視為“重酷”之法，“皆除之”（同上）。
文帝元年（前179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令“除肉刑”（《漢書·文帝紀》），即将黥、劓、刖左右趾這幾種肉刑，分别改為笞三百、五百。
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景帝六年（前151年）又減笞三百為二百，減笞二百為一百。
同時又規定笞刑所用的箠：“笞長五尺，其本大一寸。
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
”（《漢書·刑法志》）景帝時還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如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改磔曰棄市，勿複磔”（《漢書·景帝紀》）。
此外還發布過一些赦死罪的诏令。
不可否認，漢初“約法省禁”的記載，與實際執行的情況當有一定距離。
如上述蕭何定律時已有“除參夷”之記載，文帝時又出現“除三族罪”及“盡除收帑相坐”的诏令。
可見，有些被宣布廢除的刑罰，實際還在執行，所以相類似的禁令在漢初曾重複出現。
即使在高後元年宣布“除三族罪”之後，在史書上仍有“夷三族”的事例記載。
至于文帝和景帝時“除肉刑”，更屬自欺欺人之舉，因為将肉刑改為笞刑，被刑者所受痛苦絲毫不能減少，而且被笞者在撲打之下多不到規定之數就已被打死，結果是“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漢書·刑法志》）。
就是規定了“箠”的長度、厚度及“毋得更人”（不準換人用刑），行刑之後“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漢書·刑法志》）。
所以，漢初“除秦苛法”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像統治者自己宣布的那麼“仁慈”。
但是，在“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指導下，漢初的統治者畢竟注意了“秦以刑罰為巢”（《新語·輔政》），“秦二世尚刑而亡”（《新語·德基》）的可怕教訓，相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道德經》）的道家學說，力圖減輕刑罰。
因此，在惠帝、高後時“刑罰用稀”，文帝即位以後，史稱“禁網疏闊”。
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選用執法務寬的張釋之為廷尉，“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漢書·刑法志》）。
景帝時仍遵循文帝時為政的方針“屢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漢書·食貨志》）。
這種局面較之秦代，當是輕刑慎罰了。
除此之外，漢初還不斷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時期，統治者标榜“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于禮義”（《漢書·文帝紀》），社會呈現一片穩定、升平景象，所謂“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景帝紀》
次子劉盈（即惠帝），其母呂雉是劉邦元配夫人，因此，劉邦稱帝後即将劉盈立為太子，成為皇帝法定的繼承人。
可是，不久劉邦寵愛的戚夫人使他改變了主意，幾次提出要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劉如意為太子。
劉邦要廢劉盈而立劉如意的理由是劉盈“仁弱”，“如意類我”（《史記·呂太後本紀》）。
這裡透露出劉邦不願把政權交給“仁弱”的人掌握，但最重要的原因恐系劉盈之母“色衰愛弛”（《史記·外戚世家》），而戚夫人正當年輕貌美之時，所以劉盈的太子地位也發生了動搖。
不過，劉邦的打算并沒有實現，首先當然是呂雉反對，她又搬動滿朝文武大臣幫她說情。
其中以“敢直言”的禦史大夫周昌“谏争”得最激烈，他對劉邦聲稱：若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史記·張丞相列傳》）。
最後，呂雉又依張良之計，以劉盈的名義“卑辭厚禮”請來四位老人&mdash&mdash東園公、角裡先生、绮裡季、夏黃公，為劉盈張目。
這四位名士因不願為漢臣，而隐居于商山（陝西商州東）中，故被稱為“商山四皓”。
劉邦對此四人十分敬重，曾求之數年而不得。
漢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英布叛亂時，劉邦最初打算派太子劉盈率兵出征，是“商山四皓”向呂釋之獻策說“太子将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史記·留侯世家》），呂氏才勸劉邦改變初衷親自率兵出征的。
漢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劉邦在打敗英布歸來後，又要廢劉盈而改立劉如意，經張良、叔孫通力谏，劉邦隻在口頭上答應，而心中另有打算。
這時“商山四皓”終于出場：一次劉邦設宴，劉盈奉侍席間，四位“須眉皓白，衣冠甚偉”的老者緊随在後。
當劉邦得知這四位就是“商山四皓”時“大驚”，問道：“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商山四皓”則乘機說：“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劉邦聞此言，歎道：“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史記·留侯世家》）從此才徹底打消了廢易太子的主意。
當年十月，劉邦死後劉盈得以順利繼位。
可見，惠帝的繼位，與張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關系。
張良晚年“學辟谷、道引、輕身”，這都是道家修煉的功夫。
“辟谷”即若幹時日内不食或減食，道引和輕身也是健身除病之術。
“商山四皓”不願為官“逃匿山中”（《史記·留侯世家》），其行徑也頗似道家的主張。
這反映了在呂後、惠帝身邊有一批鼓吹和信仰道家學說的近臣。
所以，當惠帝、呂後當政後，“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順理成章地被奉為指導思想了。
從惠帝至景帝這段時間，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推行“無為而治”和貫徹“與民休息”的政策，這是道家思想在政治上的運用。
不過，它不是一般的道家思想，乃是“老”“莊”之學和“黃帝之學”的結合。
所以，曆史上都把這一時期的政治稱為“黃老政治”。
[112] “黃老政治”産生的背景 漢初實行的“黃老政治”即主張“無為而治”。
它既不同于法家實行的一味嚴刑酷罰，也不贊成儒家的繁文缛禮。
但所謂“無為而治”乃是立足于“無為而無不為”的原則。
所以，其為政“寬緩”并非放棄刑罰，“與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對人民的剝削。
隻是把刑罰和剝削限制在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内，從而使社會得以休養生息，達到恢複和發展生産的目的。
曆史事實證明：漢初所實行的“黃老政治”對社會進步和勞動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都是有好處的。
漢初，統治階級之所以需要推行“黃老政治”不是偶然的。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秦末農民大起義對地主政權的打擊，貌似強大的秦王朝在農民起義的狂飙中頃刻瓦解，這一事實不能不給剛剛建立西漢政權的統治者以深刻印象。
漢初的許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從這些事實出發總結經驗教訓的。
如前面說的陸賈為劉邦寫的《新語》，就是從“秦所以失天下”（《史記·郦生陸賈列傳》）的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論。
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統治者貪鄙、暴虐和嚴刑酷罰帶來的可怕後果：“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傷之禍”（《新語·輔政》），“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結果，“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賈誼《過秦論》）。
陸賈、張良、叔孫通、“商山四皓”、劉邦、呂雉以及陳平、曹參等均是從秦末戰火中過來的人，皆有親身體驗，自然極易接受“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的理論，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二）漢初社會經濟凋敝也使統治階級不得不行“黃老政治”。
由于秦王朝統治者對人民的過度壓榨，早已使社會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加之秦亡後連續數年的戰争，到西漢王朝建立時，到處是一片荒涼、殘破的景象。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馑。
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
”“天下既定，民亡蓋臧。
”漢初的人口，較之秦代大為減少，大城市人口隻剩下十分之二三。
如秦代有三萬多戶的曲逆（河北順平東南），到漢初隻有五千餘戶了，這在當時還算得上是大縣。
面對着這樣的經濟狀況，地主階級的貪欲再大，也無從剝削起。
所以，劉邦統治時期雖然沒有特别宣稱推行“黃老政治”，但當時的客觀形勢迫使他不得不“約法省禁”（《漢書·食貨志》），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兩個原因，加之漢初一批鼓吹道家學說的近臣的影響，從惠帝開始“黃老政治”成為統治階級有意識地、自覺地推行的統治術。
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内，“黃老政治”成為“一個時代精神，或作一個時代的趨勢”（張維華《論西漢初年對于刑律的修正》，載《文史哲》1982年第5期）。
“無為而治”下的漢初政治，有什麼主要特點呢？ “順民之情與之休息”漢初統治的一個特點，就是“順民之情與之休息”。
這種統治方式其理論根據，就是道家的“因”。
這在黃老學說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綱也。
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所謂“因”即“因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太史公曰）、“因循”（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這種學說應用在政治上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因故事成法，對過去的制度不加改動；另一方面還有遵循客觀形勢，在原有的基礎上稍加變化的意思。
漢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據這一原則制定和執行的。
“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漢書·百官公卿表》），漢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屬的官僚系統，均因循秦代舊制，隻有個别地方才“頗有所改”（同上）。
在為政、執法方面同樣如此。
如蕭何為丞相時，“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史記·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
漢代“無為而治”的典型代表當推曹參，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參為齊相，到任時“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
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币請之。
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曹參就是按照蓋公的“黃老術”治齊，結果“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後來，蕭何死，曹參繼任漢相國，也是用在齊國的辦法治國，“出入三年”“天下具稱其美”（《史記·曹相國世家》）。
曹參為政的要領就是“休息無為”。
所謂“休息無為”包括下列幾個内容： （一）遵循舊制，舉事無所變更。
曹參為相時，無所樹建，一切皆遵循蕭何所制之法，不加變更。
惠帝曾以此責問他，他回答說：陛下和我本人的才能均不及劉邦和蕭何。
既然劉邦和蕭何早把一切制度法令規定得很明确，我們循規蹈矩“遵而勿失”（《史記·曹相國世家》）就夠了。
曹參這種解釋僅說出問題的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漢初蕭何、劉邦所制定的制度法令也僅僅是“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漢書·刑法志》）而已，即把秦代制度和法律中最被人們痛惡的内容去掉，“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史記·蕭相國世家》）。
這是适合剛剛安定下來的漢初社會情況的。
經過長期戰亂後，人們需要安定，不希望無休止地變動，所以，曹參無所改動，“遵而勿失”，取得很好的效果。
正如當時民謠傳頌的：“蕭何為法，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載其清淨，民以甯一。
”（《史記·曹相國世家》） （二）少幹預屬下事，勿擾民。
曹參代蕭何為相，當他離開齊國赴長安之前，對接任的齊相說：“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史記·曹相國世家》）這是他惟一的囑咐。
意思就是：不必幹擾下屬活動，不要過細苛察。
所謂“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奸人無所容竄。
奸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漢書補注·蕭何曹參傳》引孟康曰）。
這正是道家主張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道德經》）的具體發揮。
正是奉守這一原則，所以曹參為齊國相時，除“日夜飲醇酒”以外，很少過問政事。
他不僅自己喝得爛醉，還把前來言事的官吏及相府屬吏拉來一起喝酒，大家醉成一團，相府内竟成“日飲歌呼”（《史記·曹相國世家》）之所。
顯然，曹參這樣做無非是有意在官吏中造成一種不苛求細務、寬宏大度的政風。
在“百姓新免毒，人欲長幼養老”（《漢書·刑法志》）的漢初，這樣做是很必要的。
（三）擇吏以“厚重長者”為标準。
曹參對下屬官吏不究細過，而且“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擇吏也以此為标準，凡“木诎于文辭，重厚長者”方可用之，對“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辄斥去之”（《史記·曹相國世家》）。
這也是對秦“專任刑罰”的矯枉過正的做法。
這些做法對于剛剛“離秦之酷”的百姓來說，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史稱“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史記·曹相國世家》）。
以曹參為代表的一批統治者，皆是這樣“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漢書·刑法志》），從而成為這一時代的政治風氣。
皇室帶頭躬修節儉 漢初的幾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節儉，一反秦代皇室窮奢極欲的奢華作風。
從漢高祖劉邦時，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如高帝七年（前200年）劉邦見蕭何負責修建的未央宮過于“壯麗”，竟責備蕭何說：“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經過蕭何解釋：“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
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
”（《漢書·高帝紀》）劉邦才轉怒為喜。
不論當時劉邦的“怒”是真情還是故作姿态，但多少可看出他心中還能想到天下“勞苦數歲”國不該“治宮室過度”。
到惠帝以後在“黃老政治”下，幾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較注意節儉。
惠帝、呂後及景帝皆無過分鋪張豪華之舉，形成節儉的風氣，尤以文帝為甚。
文帝在位23年，史稱其“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
他曾計劃造一“露台”，令工匠計算，需用百金，覺得花費太高，對臣下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産也”，結果作罷。
他所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按：貴族婦女以衣曳地為榮），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
文帝為自己預修的陵墓，也要求從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因其山，不起墳”（以上皆引自《漢書·文帝紀》）。
上述史書記載，基本可信。
據不久前考古工作者調查，坐落在陝西關中的西漢諸陵中，唯有文帝的霸陵（在今西安市東狄寨公社鮑旗寨村西北）“無封土可覓”（《西漢諸陵位置考》，載《考古與文物》1980年創刊号），曆年來出土之文物，僅有瓦器而無金銀之屬，證明文帝确是相當節儉的。
“輕徭薄賦”獎勵農耕 因劉邦稱帝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漢書·食貨志》），所以漢初的田賦、租稅較秦為輕。
這期間國家規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之間，即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
漢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還免除過一年的田租。
[113]減免田租，主要受益者當然是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農的負擔也應相對地減輕。
封建政府從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比起後代來數量少得多。
賦稅收入“歲不過數十萬石”（《漢書·食貨志》），比起秦代的竭澤而漁式的壓榨，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當然，除了田租（即土地稅）以外，西漢政府還有其他收入。
據現有資料可知，至少當時還有以人口為征收對象的口賦、算賦、軍賦、更賦等等。
不過，這些賦稅在文帝、景帝之時，也都有所減、免，如算賦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時開始征收的，當時規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漢書·高帝紀》引《漢儀注》），至文帝時算賦則由一百二十錢減至四十錢。
無論如何，比起秦代“頭會箕斂”的賦稅壓榨，漢初是輕得多了。
“輕徭薄賦”還表現在對徭役的征發有一定的節制。
如惠帝時修長安城征發徭役一般均利用農閑時間，每年不超過三十天，以不誤農時。
所以長安城的修建曆六年才完成。
[114]文帝時還多次下诏獎勵“孝弟、力田”及救濟鳏寡、“赈貧民”（《漢書·文帝紀》）等。
這些措施對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輕刑慎罰 漢初的法律比較簡單，刑罰也是比較輕簡的。
劉邦入關中時“約法三章”，建立統一的西漢王朝之後，丞相蕭何“作九章律”（《漢書·高帝紀》），成為西漢法律的基礎。
西漢蕭何作的“九章律”内容如何，目前已不能詳知。
據《晉書·刑法志》載：李悝《法經》中的六篇：“盜”“賊”“囚”“捕”“雜”“具”，加上“興”“廄”“戶”三律，即是“九章律”。
但這種傳統的說法是值得研究的。
因為，早在秦代時，其法律已超出《法經》的“六律”範圍。
如“戶律”就已見于《睡虎地秦墓竹簡》。
據現有資料判斷，蕭何制訂“九章律”決不是以《法經》為基礎，而應以秦律為根據。
不過，漢初的律令遠比秦代的寬簡。
據記載，蕭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漢書·高帝紀》），所以，其禮儀“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史記·禮書》），而其刑法可能改變較多，許多不“宜于時者”就被汰除了。
在漢初幾十年中，統治者還不斷地對秦的“苛法”加以汰除，故史稱這一時期“約法省禁”。
如高帝時，蕭何定律令就已“除參夷，連坐之罪”（《晉書·刑法志》），即廢除“族刑”和連坐之法。
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挾書律”，也就是廢除秦律中“挾書者族”（《漢書·惠帝紀》引張晏曰）的苛法。
高後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漢書·高後紀》），“族”刑早在蕭何定漢律時就已宣布“除參夷”，可能是并未真正廢除，故至高後時又不得不重申。
“妖言”指“過誤之語”（《漢書·高後紀》引師古注），屬于言論罪，在當時也被視為“重酷”之法，“皆除之”（同上）。
文帝元年（前179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令“除肉刑”（《漢書·文帝紀》），即将黥、劓、刖左右趾這幾種肉刑，分别改為笞三百、五百。
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為笞三百，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景帝六年（前151年）又減笞三百為二百，減笞二百為一百。
同時又規定笞刑所用的箠：“笞長五尺，其本大一寸。
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
”（《漢書·刑法志》）景帝時還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如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改磔曰棄市，勿複磔”（《漢書·景帝紀》）。
此外還發布過一些赦死罪的诏令。
不可否認，漢初“約法省禁”的記載，與實際執行的情況當有一定距離。
如上述蕭何定律時已有“除參夷”之記載，文帝時又出現“除三族罪”及“盡除收帑相坐”的诏令。
可見，有些被宣布廢除的刑罰，實際還在執行，所以相類似的禁令在漢初曾重複出現。
即使在高後元年宣布“除三族罪”之後，在史書上仍有“夷三族”的事例記載。
至于文帝和景帝時“除肉刑”，更屬自欺欺人之舉，因為将肉刑改為笞刑，被刑者所受痛苦絲毫不能減少，而且被笞者在撲打之下多不到規定之數就已被打死，結果是“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漢書·刑法志》）。
就是規定了“箠”的長度、厚度及“毋得更人”（不準換人用刑），行刑之後“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漢書·刑法志》）。
所以，漢初“除秦苛法”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像統治者自己宣布的那麼“仁慈”。
但是，在“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指導下，漢初的統治者畢竟注意了“秦以刑罰為巢”（《新語·輔政》），“秦二世尚刑而亡”（《新語·德基》）的可怕教訓，相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道德經》）的道家學說，力圖減輕刑罰。
因此，在惠帝、高後時“刑罰用稀”，文帝即位以後，史稱“禁網疏闊”。
在“黃老思想”的指導下，選用執法務寬的張釋之為廷尉，“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漢書·刑法志》）。
景帝時仍遵循文帝時為政的方針“屢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漢書·食貨志》）。
這種局面較之秦代，當是輕刑慎罰了。
除此之外，漢初還不斷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時期，統治者标榜“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興于禮義”（《漢書·文帝紀》），社會呈現一片穩定、升平景象，所謂“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景帝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