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西漢王朝的誕生和漢初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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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這就是史稱的“文景之治”，是“與民休息”的直接結果。
二 中央集權的加強和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漢初幾十年，在“黃老政治”之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也在不斷加強。
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強化國家機器，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二是加強皇權，鞏固皇位，解決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關于強化國家機器的情況，将集中在下一章叙述。
這裡僅将漢初統治階級上層的鬥争經過簡述于下。
呂後的專權 公元前195年劉邦死後，“為人仁弱”的太子劉盈繼位，是為惠帝。
實際朝政大權則操在“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史記·呂太後本紀》）的皇太後呂雉手中。
呂後聽政時期，對全國采取“無為而治”的方針，社會基本上維持着穩定的局面，史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史記·呂太後本紀》太史公曰）。
但這并非說統治階級上層就風平浪靜了，恰恰相反，就在這“天下晏然”的日子裡，宮廷内、朝廷上争權奪利的鬥争激烈地展開了。
劉邦死後，呂雉為獨攬朝政，徹底除掉有可能與劉盈争奪皇位的隐患。
首先動手将曾有寵于劉邦、為劉如意求太子位的戚夫人殘酷地處死。
她下令砍掉戚夫人手腳，戳瞎她的雙目，薰啞她的嗓音，名為“人彘”[115]，令惠帝觀看。
結果把惠帝吓得大病一場，從此“日飲為淫樂”（《史記·呂太後本紀》），再也不理政事。
同時，呂雉又殺掉趙隐王劉如意。
接着将梁王劉友遷為趙王，不久活活将劉友餓死。
再将梁王劉恢遷為趙王，最後又逼死劉恢。
随之，呂後把她的家侄呂祿、呂産等封為王，呂氏及其親信從此執掌了朝廷内外的軍政大權。
公元前188年，當了7年有名無實的皇帝後，24歲的惠帝郁郁而死。
惠帝死後，呂後又先後立了兩個小皇帝，均旋即廢掉。
從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朝廷無皇帝，實際的皇帝就是呂雉。
由于呂後掌權期間剝奪了一些重臣元老的權力，迫使一些大臣“病免家居”（《史記·郦生陸賈列傳》），再加上她封諸呂為王，違反了劉邦死前規定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禁令，從而引起劉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滿。
所以，公元前180年當呂後一死，在周勃、陳平的謀劃和率領下，就把呂祿、呂産等呂氏一門一網打盡。
鏟除呂氏勢力後，周勃、陳平等又迎立劉邦之子劉恒入京為帝，是為文帝。
呂後專權及呂氏之失敗不過是中國曆史上常常出現的統治階級内部争奪權力的鬥争，在今天看來，既不能用封建“正統”觀念，斥責呂後“篡奪”劉氏政權，也無所謂“統一”與“分裂”、“集權”與“割據”之間的鬥争。
從曆史事實中證明：不論是劉氏掌政，還是呂氏掌政，在漢初幾十年中奉行的政策沒有根本的不同。
所以，盡管呂後專權及呂氏集團和漢代功臣集團在鬥争中曾留下慘不忍睹的曆史記錄，但畢竟未影響西漢的統一局面，與下面将要叙述的諸侯王分裂勢力與中央集權的朝廷之間的鬥争，性質是不同的。
諸侯王勢力的膨脹 封建國家的統一和分裂、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地方割據傾向間的鬥争，從漢文帝即位以後就開始激化了。
其矛盾鬥争的焦點集中在劉氏宗室内部皇權和王權的分割，其矛盾激化的原因則是劉氏諸侯王勢力的膨脹。
劉邦所封的同姓諸侯王的封國，占據了國土的大部。
據《漢書·諸侯王表》記載：“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谷、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
”（《漢書·諸侯王表》序）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諸侯王占據了全國大片土地，其中尤以齊、楚、吳三國最大，幾乎“分天下半”（《史記·吳王濞列傳》，這裡指占王國天下的一半）。
當時全國大約有五十四個郡，各諸侯國就占三十九個郡，僅齊一國就有七郡。
歸西漢王朝中央政府統轄的，隻有十五個郡了。
這十五個郡是：河東、河南、河内、東郡、颍川、南陽、南郡、漢中、巴郡、蜀郡、隴西、北地、上郡、雲中并内史（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2《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顯然，屬西漢中央統轄的隻是當時中國的中、西部一小半地區，而北、東、南一大片地區則是分屬各諸侯王國的。
從人口數量比較，據有的學者推算，漢初人口總數約有一千三百萬。
而西漢政府直接統治地區的人口約為：戶九十七萬，口四百五十萬；屬于諸侯王國的人口約為：戶一百八十萬，口八百五十萬。
這樣，中央直接統轄的地區與諸侯王國地區的人口比為5.29:10（見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不過，這些諸侯王剛被封時或年歲尚小，或羽翼未豐，尚未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
諸呂被消滅以後，高祖時所封的諸侯國，僅有吳（王劉濞）、楚（王劉交）、齊（王劉襄）、淮南（王劉長）和長沙（王吳芮）尚存。
其他諸侯國如燕、趙、梁、淮陽、恒山等國，均已先後被削奪或絕祀而亡。
這本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大好時機，然而因文帝本人乃是由宗室大臣擁立而登上帝位的，在朝廷上的根基不深，所以他不敢貿然削奪已有的諸侯王。
而且，為籠絡劉氏宗室以鞏固帝位，文帝又陸續封了許多諸侯王：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高後時置的琅邪王劉澤為燕王。
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立趙王遂之弟劉辟強為河間王；立悼惠王之子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劉興居為濟北王（次年八月興居因罪自殺，國除），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稱為孝王），立皇子劉參為太原王（四年徙為代王，複并得太原），立皇子劉揖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
以後，雖有的諸侯國先後被除，如文帝七年（前173年）長沙國王絕嗣“國除”。
但又有更多的諸侯王被封，如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王劉則死，無子，文帝就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劉将闾等六人為王。
文帝五年（前175年）淮南王劉長謀反失敗後（見下文），又立其子劉安等三人為王。
這樣，總計文帝之世諸侯王國有：吳、楚、燕、趙、代、梁、淮陽、河間、城陽、齊、濟北、淄川、膠東、膠西、濟南、淮南、衡山、廬江等十八九個諸侯王國，數目比高帝時還多。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這些諸侯王的羽翼已成，迅速膨脹起來的勢力，足以同西漢中央政權分庭抗禮。
這些諸侯王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漢書·諸侯王表》序），俨然獨立于西漢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漢法”，“自為法令，拟于天子”（《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這就嚴重地影響了封建統一，削弱了中央集權。
于是，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勢力，同以諸侯王為代表的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沖突，迅速地激化起來。
劉興居和劉長的叛亂 諸侯王勢力的膨脹，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終于導緻公開反對中央朝廷的叛亂。
最早舉行叛亂的是濟北王劉興居和淮南王劉長。
最初，當呂氏勢力被鏟除之後，劉興居曾以東牟侯的身份，同諸大臣共立文帝，并親自率兵迎文帝入宮。
文帝即位後就封興居為濟北王。
但不久劉興居就對自己的地位不滿，“意自以失職奪功”（《漢書·高五王傳》），覺得文帝虧待了他，遂起叛心。
文帝前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入侵河南地，文帝派灌嬰率兵迎擊，自己則由甘泉（陝西淳化西北）至太原（今太原市西南）督戰。
在後方的劉興居就趁機舉行叛亂。
文帝聞訊後，立即派大将軍柴武率十萬軍隊回師鎮壓，又派祁侯缯賀率兵屯荥陽接應。
七月，文帝回到長安，下诏宣布：叛軍凡投降者“皆赦之，複官爵”（《漢書·文帝紀》）。
結果，叛軍頃刻瓦解。
八月，劉興居被俘後自殺。
不過，濟北王的叛亂隻是一場序幕，更大的叛亂還在後面。
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劉長又舉起叛旗。
劉長是劉邦的少子，高帝時就被封。
文帝即位後，仍待其以兄弟之禮。
而劉長卻“自以為（與皇帝）最親，驕蹇，數不奉法”，無視封建法制。
文帝亦一再容忍，甚至劉長親手殺死辟陽侯，也未治其罪。
此後劉長更加驕橫，在封國内“不用漢法，出入警跸，稱制，自作法令”（《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并逐走朝廷為淮南國所置的官吏，而自置二千石、相，公然與朝廷抗禮。
對此，文帝也未加懲處，僅令其舅父、将軍窦昭、窦信勸谏，但這反而助長了劉長的氣焰，對朝廷更加“不悅”，終于決心謀反。
文帝六年（前174年）劉長派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勾結，準備叛亂，并準備勾結外族，請求閩越及匈奴發兵支援，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
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張蒼等依法請處劉長以“棄市”之刑。
文帝聲稱“不忍”，赦其死罪，廢王爵流放到蜀郡。
途中，劉長絕食，至雍“不食而死”（《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賈誼的《治安策》劉興居和劉長的叛亂雖都以失敗告終。
但已十分清楚地顯示出：積勢已成的諸侯王正在威脅着皇權，成為統一的封建國家的障礙。
當時，朝野間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為此而憂心忡忡，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賈誼。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即以“能誦詩書屬文”而聞名郡中。
文帝初立“召以為博士”，二十餘歲即超遷為大中大夫，為文帝所器重，準備授以公卿之位，但老臣周勃、灌嬰等對少年得志、才華橫溢的賈誼則很看不慣，說他“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漢書·賈誼傳》），使文帝也不敢對他十分重用，而不得不對其“疏之”，于是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後又為梁王太傅。
文帝六年（前174年）當劉興居、劉長先後叛亂并被平息之後，正在梁王太傅任上的賈誼乃上疏。
在這篇後來名為《治安策》的著名上疏中，賈誼向皇帝痛陳天下形勢。
他認為：當時西漢政權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機四伏，“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漢書·賈誼傳》）。
而這裡首舉之所謂“可為痛哭者一”，就是愈來愈大的諸侯王國勢力，他形象地比喻：“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锢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為此，他提出必須立即削弱諸侯勢力。
辦法就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即今諸侯王之子孫，依次分割其父輩封地“地盡而止”。
這樣，諸侯王愈分愈多，而各諸侯國封地則愈來愈少。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這就使諸侯國無力與中央政府對抗，不緻成為中央政權的威脅，而接受朝廷的統轄，“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并進而歸命天子”（《漢書·賈誼傳》）。
賈誼的意見得到文帝的重視，不久就把齊國分為六，把淮南分為三，顯然就是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指導下做出的決定。
但是，以當時諸侯王的勢力，僅僅采取這麼一點措施是遠遠不能抑制其發展的。
結果，反而引起諸侯王的猜忌，促成割據勢力早日叛亂。
三 “吳楚七國之亂” 吳國勢力的發展和晁錯的削藩策 在劉興居、劉長被消滅以後，吳王劉濞就成為反叛勢力中的主謀和首領。
劉濞是劉邦兄劉仲之子，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被封為吳王。
吳國是劉邦所封之同姓諸侯王中第二個大國。
在惠帝、高後時期，劉濞就利用吳地有鹽鐵之利，招天下亡命來吳國鑄鐵、煮鹽，坐收暴利，他在國内不收賦，但國用饒足。
為籠絡人心，吳國竟保護各地逃來之罪犯，還由官府出錢代人民支應朝廷之徭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漢書·荊燕吳傳》）。
到文帝時期，吳國在經濟、政治上發展到足以脫離漢中央政權的程度。
不久，吳王劉濞之子在長安因犯罪被殺，使劉濞“怨望”而“稱疾不朝”，開始露出反意。
文帝開始還是采取懷柔政策，賜吳王幾杖，特免其按規定入朝，企圖緩和矛盾。
但吳王同中央對抗的野心并未因此消除。
這場醞釀已久的叛亂，終因晁錯“削藩策”的提出，而爆發出來。
晁錯，颍川人，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深得當時尚為太子的景帝信任，被稱為“智囊”。
他以其政治敏感早已看出：諸侯王是西漢政權統一的嚴重障礙，主張“宜削諸侯”（《漢書·爰盎晁錯傳》），并多次“言吳可削”（《漢書·荊燕吳傳》）。
景帝即位後，晁錯先為内史，後遷禦史大夫，見諸侯王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尤其是吳王劉濞目益驕橫，反勢已成，就上“削藩策”，主張借諸侯王觸犯法網的時機，削減諸侯王的封地。
他特别指出吳王劉濞“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漢書·荊燕吳傳》）。
景帝采納了這個建議，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種罪名先後削去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卬的六個縣。
這一措施引起很大震動。
被削地之王，當然甚為不滿，未被削地之王，見朝廷“削地無已”，也都惶惶不安。
形勢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吳楚七國之亂的爆發 景帝三年（前154年）吳王劉濞見朝廷不斷下令削地，立刻就要輪到吳國，就決心公開叛亂。
他先後串通了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的諸侯王秘密謀劃。
當年冬，朝廷下诏削吳國之會稽、豫章郡，終于拉開導火索。
吳王劉濞公開舉起叛旗。
開始，劉濞先将朝廷派到吳國之官吏誅殺，又派人聯絡南方的閩、東越等族共同舉兵。
同時，在領地内征發十四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男子全部入伍，共聚衆三十餘萬人，從廣陵（揚州）出發向西漢統治中心區域進攻。
接着，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等國也出兵響應吳軍，趙王還派人與匈奴聯絡。
與吳王聯絡的諸侯國大都依約發兵，隻有齊王後悔曾應允吳國之約，守城不動，濟北王則因被屬下郎中令劫持，不得發兵。
其餘六國同吳國彼此呼應，向西漢中央政府統治區域進攻。
此即史稱之“吳楚七國之亂”。
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叛軍皆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
在這種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叛軍進展順利。
吳王劉濞率軍涉淮與楚軍合并，先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逼得梁王退守睢陽（河南商丘南）。
吳楚叛軍乘勝進攻，一時顯得銳不可當。
膠西、膠東、淄川、濟南等叛軍則将齊國的臨淄包圍，配合主力吳、楚軍西進。
叛亂的消息傳到首都後，景帝立即進行部署：派中尉周亞夫為太尉，率三十六将軍迎擊吳、楚叛軍，派曲周侯郦寄擊趙，将軍栾布率兵解齊之圍，并命窦嬰為大将軍，駐荥陽督戰。
正當軍事行動萬分緊急的關頭，吳王相爰盎入見景帝。
爰盎素與晁錯不合，在任吳國相時，曾因接受吳王财物賄賂，而被位居禦史大夫的晁錯治罪。
吳、楚七國反叛之初，晁錯也向皇帝告發爰盎知情，欲治其罪。
尚在景帝猶豫未決之時，爰盎入見景帝說：吳、楚等國反叛，皆由晁錯鼓吹削奪諸侯之地，“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而俱罷”（《漢書·爰盎晁錯傳》）。
景帝竟被他說動，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準備犧牲晁錯。
遂拜爰盎為太常，派宗正劉通使吳，欲說服吳王退兵。
接着，就有丞相青翟、中尉嘉及廷尉張歐上書參奏晁錯“無臣子禮，大逆無道”（《漢書·爰盎晁錯傳》），當腰斬。
景帝馬上批準，盡心竭力“尊天子，安劉氏宗廟”的晁錯，就這樣被斬于東市。
景帝原以為晁錯死後，吳、楚即可退兵。
但當谒者仆射、校尉鄧公從前線歸來，景帝問他殺晁錯後前線形勢時，鄧公向他指出：吳、楚之亂“其意不在錯”，誅晁錯乃是絕大錯誤。
到此時景帝才恍然大悟，但已無可挽回，隻有“喟然長息”而已。
爰盎、劉通到吳後，不僅未能說服劉濞退兵，反而遭到冷遇。
劉濞自稱“東帝”，拒不受景帝诏，并欲囚殺爰盎。
盎見勢不妙，趁機逃回。
吳楚七國之亂的失敗 擺在景帝面前的，隻有以武力鎮壓叛亂這一條路了。
周亞夫奉命率兵出藍田經武關至洛陽。
此時吳、楚兵圍梁甚急，周亞夫不顧景帝令其援梁之令和梁的求援，毅然派輕騎出淮泗口，斷絕吳、楚糧道。
吳、楚軍攻梁，久不能下，即轉而與官軍會下邑。
但周亞夫堅壁不戰，使吳軍糧盡援絕、士卒饑困，終于自行崩潰。
三月，周亞夫率兵追擊，大破吳、楚聯軍，吳王濞率數千人逃走，楚王戊自殺。
将士紛紛投降，叛軍主力瓦解。
逃走的吳王劉濞棄軍渡淮，走丹徒，又收羅散亡的士卒約萬餘人，欲依東越自保。
但東越人也不願附吳，乃誘殺劉濞，獻其頭于漢王朝。
膠西、膠東、菑川等國攻臨菑的軍隊，開始也占上風，齊國曾暗中與叛軍聯系投降，但不久就收到景帝令堅守待援的诏令。
接着漢将栾布率兵破圍齊之叛軍。
此時，吳、楚主力軍已徹底失敗，齊王與叛軍勾結的陰謀亦敗露，齊孝王懼罪自殺。
弓高侯頹當向叛軍宣布天子诏令，對叛軍首領分别治罪。
結果，膠西王自殺，太後、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伏法、被殺。
将軍郦寄率兵追擊趙國叛軍，趙軍退守邯鄲，漢軍七月攻之不下。
本來與趙有約的匈奴答應出兵援趙，聽到吳、楚兵敗的消息後，也不肯入邊。
栾布，齊取勝，接着就率兵攻趙。
最後用水灌邯鄲，城破，趙王自殺。
參加叛亂的濟北王見諸叛王紛紛敗亡，也欲自殺，齊人公孫獻策請梁王為其說情。
梁王向景帝表白濟北王卷入叛亂乃出于無奈，請求寬赦。
景帝準梁王所請，免濟北王罪，改封其為菑川王。
吳、楚七國之亂的主力叛軍，舉兵不到三個月就以失敗告終。
說明地方割據勢力無力與中央王朝抗衡，叛亂失敗後，各諸侯王國實力更加削弱。
從此，諸侯王國再也不能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了。
加強對諸侯國的控制 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表明地主階級内部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到必須徹底解決的時候了。
鎮壓叛亂之後，景帝趁這一有利時機，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諸侯王國勢力的辦法，以加強
二 中央集權的加強和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漢初幾十年，在“黃老政治”之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也在不斷加強。
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強化國家機器，加強對人民的控制；二是加強皇權，鞏固皇位，解決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
關于強化國家機器的情況，将集中在下一章叙述。
這裡僅将漢初統治階級上層的鬥争經過簡述于下。
呂後的專權 公元前195年劉邦死後，“為人仁弱”的太子劉盈繼位，是為惠帝。
實際朝政大權則操在“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史記·呂太後本紀》）的皇太後呂雉手中。
呂後聽政時期，對全國采取“無為而治”的方針，社會基本上維持着穩定的局面，史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史記·呂太後本紀》太史公曰）。
但這并非說統治階級上層就風平浪靜了，恰恰相反，就在這“天下晏然”的日子裡，宮廷内、朝廷上争權奪利的鬥争激烈地展開了。
劉邦死後，呂雉為獨攬朝政，徹底除掉有可能與劉盈争奪皇位的隐患。
首先動手将曾有寵于劉邦、為劉如意求太子位的戚夫人殘酷地處死。
她下令砍掉戚夫人手腳，戳瞎她的雙目，薰啞她的嗓音，名為“人彘”[115]，令惠帝觀看。
結果把惠帝吓得大病一場，從此“日飲為淫樂”（《史記·呂太後本紀》），再也不理政事。
同時，呂雉又殺掉趙隐王劉如意。
接着将梁王劉友遷為趙王，不久活活将劉友餓死。
再将梁王劉恢遷為趙王，最後又逼死劉恢。
随之，呂後把她的家侄呂祿、呂産等封為王，呂氏及其親信從此執掌了朝廷内外的軍政大權。
公元前188年，當了7年有名無實的皇帝後，24歲的惠帝郁郁而死。
惠帝死後，呂後又先後立了兩個小皇帝，均旋即廢掉。
從公元前187年到公元前180年，朝廷無皇帝，實際的皇帝就是呂雉。
由于呂後掌權期間剝奪了一些重臣元老的權力，迫使一些大臣“病免家居”（《史記·郦生陸賈列傳》），再加上她封諸呂為王，違反了劉邦死前規定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禁令，從而引起劉氏宗室和重臣元老的不滿。
所以，公元前180年當呂後一死，在周勃、陳平的謀劃和率領下，就把呂祿、呂産等呂氏一門一網打盡。
鏟除呂氏勢力後，周勃、陳平等又迎立劉邦之子劉恒入京為帝，是為文帝。
呂後專權及呂氏之失敗不過是中國曆史上常常出現的統治階級内部争奪權力的鬥争，在今天看來，既不能用封建“正統”觀念，斥責呂後“篡奪”劉氏政權，也無所謂“統一”與“分裂”、“集權”與“割據”之間的鬥争。
從曆史事實中證明：不論是劉氏掌政，還是呂氏掌政，在漢初幾十年中奉行的政策沒有根本的不同。
所以，盡管呂後專權及呂氏集團和漢代功臣集團在鬥争中曾留下慘不忍睹的曆史記錄，但畢竟未影響西漢的統一局面，與下面将要叙述的諸侯王分裂勢力與中央集權的朝廷之間的鬥争，性質是不同的。
諸侯王勢力的膨脹 封建國家的統一和分裂、中央集權的加強和地方割據傾向間的鬥争，從漢文帝即位以後就開始激化了。
其矛盾鬥争的焦點集中在劉氏宗室内部皇權和王權的分割，其矛盾激化的原因則是劉氏諸侯王勢力的膨脹。
劉邦所封的同姓諸侯王的封國，占據了國土的大部。
據《漢書·諸侯王表》記載：“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谷、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
”（《漢書·諸侯王表》序）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諸侯王占據了全國大片土地，其中尤以齊、楚、吳三國最大，幾乎“分天下半”（《史記·吳王濞列傳》，這裡指占王國天下的一半）。
當時全國大約有五十四個郡，各諸侯國就占三十九個郡，僅齊一國就有七郡。
歸西漢王朝中央政府統轄的，隻有十五個郡了。
這十五個郡是：河東、河南、河内、東郡、颍川、南陽、南郡、漢中、巴郡、蜀郡、隴西、北地、上郡、雲中并内史（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2《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
顯然，屬西漢中央統轄的隻是當時中國的中、西部一小半地區，而北、東、南一大片地區則是分屬各諸侯王國的。
從人口數量比較，據有的學者推算，漢初人口總數約有一千三百萬。
而西漢政府直接統治地區的人口約為：戶九十七萬，口四百五十萬；屬于諸侯王國的人口約為：戶一百八十萬，口八百五十萬。
這樣，中央直接統轄的地區與諸侯王國地區的人口比為5.29:10（見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不過，這些諸侯王剛被封時或年歲尚小，或羽翼未豐，尚未對中央政權構成威脅。
諸呂被消滅以後，高祖時所封的諸侯國，僅有吳（王劉濞）、楚（王劉交）、齊（王劉襄）、淮南（王劉長）和長沙（王吳芮）尚存。
其他諸侯國如燕、趙、梁、淮陽、恒山等國，均已先後被削奪或絕祀而亡。
這本是加強中央集權的大好時機，然而因文帝本人乃是由宗室大臣擁立而登上帝位的，在朝廷上的根基不深，所以他不敢貿然削奪已有的諸侯王。
而且，為籠絡劉氏宗室以鞏固帝位，文帝又陸續封了許多諸侯王： 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立趙幽王友之子劉遂為趙王；徙高後時置的琅邪王劉澤為燕王。
文帝二年（前178年）三月，立趙王遂之弟劉辟強為河間王；立悼惠王之子朱虛侯劉章為城陽王、劉興居為濟北王（次年八月興居因罪自殺，國除），立皇子劉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稱為孝王），立皇子劉參為太原王（四年徙為代王，複并得太原），立皇子劉揖為梁王（十一年六月死）。
以後，雖有的諸侯國先後被除，如文帝七年（前173年）長沙國王絕嗣“國除”。
但又有更多的諸侯王被封，如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齊王劉則死，無子，文帝就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劉将闾等六人為王。
文帝五年（前175年）淮南王劉長謀反失敗後（見下文），又立其子劉安等三人為王。
這樣，總計文帝之世諸侯王國有：吳、楚、燕、趙、代、梁、淮陽、河間、城陽、齊、濟北、淄川、膠東、膠西、濟南、淮南、衡山、廬江等十八九個諸侯王國，數目比高帝時還多。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這些諸侯王的羽翼已成，迅速膨脹起來的勢力，足以同西漢中央政權分庭抗禮。
這些諸侯王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漢書·諸侯王表》序），俨然獨立于西漢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漢法”，“自為法令，拟于天子”（《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這就嚴重地影響了封建統一，削弱了中央集權。
于是，以皇帝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勢力，同以諸侯王為代表的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沖突，迅速地激化起來。
劉興居和劉長的叛亂 諸侯王勢力的膨脹，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終于導緻公開反對中央朝廷的叛亂。
最早舉行叛亂的是濟北王劉興居和淮南王劉長。
最初，當呂氏勢力被鏟除之後，劉興居曾以東牟侯的身份，同諸大臣共立文帝，并親自率兵迎文帝入宮。
文帝即位後就封興居為濟北王。
但不久劉興居就對自己的地位不滿，“意自以失職奪功”（《漢書·高五王傳》），覺得文帝虧待了他，遂起叛心。
文帝前三年（前177年）五月，匈奴入侵河南地，文帝派灌嬰率兵迎擊，自己則由甘泉（陝西淳化西北）至太原（今太原市西南）督戰。
在後方的劉興居就趁機舉行叛亂。
文帝聞訊後，立即派大将軍柴武率十萬軍隊回師鎮壓，又派祁侯缯賀率兵屯荥陽接應。
七月，文帝回到長安，下诏宣布：叛軍凡投降者“皆赦之，複官爵”（《漢書·文帝紀》）。
結果，叛軍頃刻瓦解。
八月，劉興居被俘後自殺。
不過，濟北王的叛亂隻是一場序幕，更大的叛亂還在後面。
文帝六年（前174年）淮南王劉長又舉起叛旗。
劉長是劉邦的少子，高帝時就被封。
文帝即位後，仍待其以兄弟之禮。
而劉長卻“自以為（與皇帝）最親，驕蹇，數不奉法”，無視封建法制。
文帝亦一再容忍，甚至劉長親手殺死辟陽侯，也未治其罪。
此後劉長更加驕橫，在封國内“不用漢法，出入警跸，稱制，自作法令”（《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并逐走朝廷為淮南國所置的官吏，而自置二千石、相，公然與朝廷抗禮。
對此，文帝也未加懲處，僅令其舅父、将軍窦昭、窦信勸谏，但這反而助長了劉長的氣焰，對朝廷更加“不悅”，終于決心謀反。
文帝六年（前174年）劉長派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勾結，準備叛亂，并準備勾結外族，請求閩越及匈奴發兵支援，但尚未行動，即被朝廷發覺。
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張蒼等依法請處劉長以“棄市”之刑。
文帝聲稱“不忍”，赦其死罪，廢王爵流放到蜀郡。
途中，劉長絕食，至雍“不食而死”（《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
賈誼的《治安策》劉興居和劉長的叛亂雖都以失敗告終。
但已十分清楚地顯示出：積勢已成的諸侯王正在威脅着皇權，成為統一的封建國家的障礙。
當時，朝野間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為此而憂心忡忡，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賈誼。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即以“能誦詩書屬文”而聞名郡中。
文帝初立“召以為博士”，二十餘歲即超遷為大中大夫，為文帝所器重，準備授以公卿之位，但老臣周勃、灌嬰等對少年得志、才華橫溢的賈誼則很看不慣，說他“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漢書·賈誼傳》），使文帝也不敢對他十分重用，而不得不對其“疏之”，于是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後又為梁王太傅。
文帝六年（前174年）當劉興居、劉長先後叛亂并被平息之後，正在梁王太傅任上的賈誼乃上疏。
在這篇後來名為《治安策》的著名上疏中，賈誼向皇帝痛陳天下形勢。
他認為：當時西漢政權并非“已安已治矣”，而是危機四伏，“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漢書·賈誼傳》）。
而這裡首舉之所謂“可為痛哭者一”，就是愈來愈大的諸侯王國勢力，他形象地比喻：“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锢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
”為此，他提出必須立即削弱諸侯勢力。
辦法就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即今諸侯王之子孫，依次分割其父輩封地“地盡而止”。
這樣，諸侯王愈分愈多，而各諸侯國封地則愈來愈少。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這就使諸侯國無力與中央政府對抗，不緻成為中央政權的威脅，而接受朝廷的統轄，“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并進而歸命天子”（《漢書·賈誼傳》）。
賈誼的意見得到文帝的重視，不久就把齊國分為六，把淮南分為三，顯然就是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指導下做出的決定。
但是，以當時諸侯王的勢力，僅僅采取這麼一點措施是遠遠不能抑制其發展的。
結果，反而引起諸侯王的猜忌，促成割據勢力早日叛亂。
三 “吳楚七國之亂” 吳國勢力的發展和晁錯的削藩策 在劉興居、劉長被消滅以後，吳王劉濞就成為反叛勢力中的主謀和首領。
劉濞是劉邦兄劉仲之子，高帝十一年（前196年）被封為吳王。
吳國是劉邦所封之同姓諸侯王中第二個大國。
在惠帝、高後時期，劉濞就利用吳地有鹽鐵之利，招天下亡命來吳國鑄鐵、煮鹽，坐收暴利，他在國内不收賦，但國用饒足。
為籠絡人心，吳國竟保護各地逃來之罪犯，還由官府出錢代人民支應朝廷之徭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漢書·荊燕吳傳》）。
到文帝時期，吳國在經濟、政治上發展到足以脫離漢中央政權的程度。
不久，吳王劉濞之子在長安因犯罪被殺，使劉濞“怨望”而“稱疾不朝”，開始露出反意。
文帝開始還是采取懷柔政策，賜吳王幾杖，特免其按規定入朝，企圖緩和矛盾。
但吳王同中央對抗的野心并未因此消除。
這場醞釀已久的叛亂，終因晁錯“削藩策”的提出，而爆發出來。
晁錯，颍川人，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深得當時尚為太子的景帝信任，被稱為“智囊”。
他以其政治敏感早已看出：諸侯王是西漢政權統一的嚴重障礙，主張“宜削諸侯”（《漢書·爰盎晁錯傳》），并多次“言吳可削”（《漢書·荊燕吳傳》）。
景帝即位後，晁錯先為内史，後遷禦史大夫，見諸侯王與中央政權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尤其是吳王劉濞目益驕橫，反勢已成，就上“削藩策”，主張借諸侯王觸犯法網的時機，削減諸侯王的封地。
他特别指出吳王劉濞“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漢書·荊燕吳傳》）。
景帝采納了這個建議，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各種罪名先後削去楚王戊的東海郡、趙王遂的常山郡和膠西王卬的六個縣。
這一措施引起很大震動。
被削地之王，當然甚為不滿，未被削地之王，見朝廷“削地無已”，也都惶惶不安。
形勢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吳楚七國之亂的爆發 景帝三年（前154年）吳王劉濞見朝廷不斷下令削地，立刻就要輪到吳國，就決心公開叛亂。
他先後串通了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的諸侯王秘密謀劃。
當年冬，朝廷下诏削吳國之會稽、豫章郡，終于拉開導火索。
吳王劉濞公開舉起叛旗。
開始，劉濞先将朝廷派到吳國之官吏誅殺，又派人聯絡南方的閩、東越等族共同舉兵。
同時，在領地内征發十四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之男子全部入伍，共聚衆三十餘萬人，從廣陵（揚州）出發向西漢統治中心區域進攻。
接着，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等國也出兵響應吳軍，趙王還派人與匈奴聯絡。
與吳王聯絡的諸侯國大都依約發兵，隻有齊王後悔曾應允吳國之約，守城不動，濟北王則因被屬下郎中令劫持，不得發兵。
其餘六國同吳國彼此呼應，向西漢中央政府統治區域進攻。
此即史稱之“吳楚七國之亂”。
以吳王劉濞為首的叛軍皆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
在這種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叛軍進展順利。
吳王劉濞率軍涉淮與楚軍合并，先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逼得梁王退守睢陽（河南商丘南）。
吳楚叛軍乘勝進攻，一時顯得銳不可當。
膠西、膠東、淄川、濟南等叛軍則将齊國的臨淄包圍，配合主力吳、楚軍西進。
叛亂的消息傳到首都後，景帝立即進行部署：派中尉周亞夫為太尉，率三十六将軍迎擊吳、楚叛軍，派曲周侯郦寄擊趙，将軍栾布率兵解齊之圍，并命窦嬰為大将軍，駐荥陽督戰。
正當軍事行動萬分緊急的關頭，吳王相爰盎入見景帝。
爰盎素與晁錯不合，在任吳國相時，曾因接受吳王财物賄賂，而被位居禦史大夫的晁錯治罪。
吳、楚七國反叛之初，晁錯也向皇帝告發爰盎知情，欲治其罪。
尚在景帝猶豫未決之時，爰盎入見景帝說：吳、楚等國反叛，皆由晁錯鼓吹削奪諸侯之地，“方今之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複其故地，則兵可毋刃血而俱罷”（《漢書·爰盎晁錯傳》）。
景帝竟被他說動，表示“不愛一人以謝天下”，準備犧牲晁錯。
遂拜爰盎為太常，派宗正劉通使吳，欲說服吳王退兵。
接着，就有丞相青翟、中尉嘉及廷尉張歐上書參奏晁錯“無臣子禮，大逆無道”（《漢書·爰盎晁錯傳》），當腰斬。
景帝馬上批準，盡心竭力“尊天子，安劉氏宗廟”的晁錯，就這樣被斬于東市。
景帝原以為晁錯死後，吳、楚即可退兵。
但當谒者仆射、校尉鄧公從前線歸來，景帝問他殺晁錯後前線形勢時，鄧公向他指出：吳、楚之亂“其意不在錯”，誅晁錯乃是絕大錯誤。
到此時景帝才恍然大悟，但已無可挽回，隻有“喟然長息”而已。
爰盎、劉通到吳後，不僅未能說服劉濞退兵，反而遭到冷遇。
劉濞自稱“東帝”，拒不受景帝诏，并欲囚殺爰盎。
盎見勢不妙，趁機逃回。
吳楚七國之亂的失敗 擺在景帝面前的，隻有以武力鎮壓叛亂這一條路了。
周亞夫奉命率兵出藍田經武關至洛陽。
此時吳、楚兵圍梁甚急，周亞夫不顧景帝令其援梁之令和梁的求援，毅然派輕騎出淮泗口，斷絕吳、楚糧道。
吳、楚軍攻梁，久不能下，即轉而與官軍會下邑。
但周亞夫堅壁不戰，使吳軍糧盡援絕、士卒饑困，終于自行崩潰。
三月，周亞夫率兵追擊，大破吳、楚聯軍，吳王濞率數千人逃走，楚王戊自殺。
将士紛紛投降，叛軍主力瓦解。
逃走的吳王劉濞棄軍渡淮，走丹徒，又收羅散亡的士卒約萬餘人，欲依東越自保。
但東越人也不願附吳，乃誘殺劉濞，獻其頭于漢王朝。
膠西、膠東、菑川等國攻臨菑的軍隊，開始也占上風，齊國曾暗中與叛軍聯系投降，但不久就收到景帝令堅守待援的诏令。
接着漢将栾布率兵破圍齊之叛軍。
此時，吳、楚主力軍已徹底失敗，齊王與叛軍勾結的陰謀亦敗露，齊孝王懼罪自殺。
弓高侯頹當向叛軍宣布天子诏令，對叛軍首領分别治罪。
結果，膠西王自殺，太後、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伏法、被殺。
将軍郦寄率兵追擊趙國叛軍，趙軍退守邯鄲，漢軍七月攻之不下。
本來與趙有約的匈奴答應出兵援趙，聽到吳、楚兵敗的消息後，也不肯入邊。
栾布，齊取勝，接着就率兵攻趙。
最後用水灌邯鄲，城破，趙王自殺。
參加叛亂的濟北王見諸叛王紛紛敗亡，也欲自殺，齊人公孫獻策請梁王為其說情。
梁王向景帝表白濟北王卷入叛亂乃出于無奈，請求寬赦。
景帝準梁王所請，免濟北王罪，改封其為菑川王。
吳、楚七國之亂的主力叛軍，舉兵不到三個月就以失敗告終。
說明地方割據勢力無力與中央王朝抗衡，叛亂失敗後，各諸侯王國實力更加削弱。
從此，諸侯王國再也不能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了。
加強對諸侯國的控制 吳楚七國之亂的發生，表明地主階級内部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到必須徹底解決的時候了。
鎮壓叛亂之後，景帝趁這一有利時機，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諸侯王國勢力的辦法，以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