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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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基本矛盾。
這就決定了秦代的社會性質是封建社會。
由于特殊的曆史原因，在秦代地主階級内部存在着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間、軍功地主同宗法性地主間的矛盾。
但這些矛盾均不能掩蓋和代替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
同樣，秦代存在着少量的奴隸，也改變不了其封建社會的性質。
在這個社會中，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大工商業者是地主階級的同盟，而當權的則是軍功地主。
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以及奴隸，是被統治階級。
其中受壓迫最深的則是奴隸以及和奴隸相差無幾的依附農民&mdash&mdash雇農和佃農。
此外，還有大量的刑徒和奴婢，他們依各自的經濟地位分别附屬于不同階級。
這種階級構成，決定了秦王朝建立後的政權形式、階級矛盾的特點，以及秦代曆史發展的特殊性。
三 秦代統一初期的版圖 秦王朝建立後，其版圖是空前廣大的。
但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初時的秦代國土四境究在何處，還是需要探讨的。
曆史記載的矛盾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初并天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這一年的秦代版圖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hellip&hellip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台刻石中也有“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之語。
據考證，上舉資料中的“北向戶”或“北戶”在今越南的中部[17]，而“河南地”則是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草原一帶。
如果根據這種說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的版圖應當是：東至大海、西至甘肅西部、北至鄂爾多斯草原，南至今日的越南中部。
許多史學著作也都沿襲這種說法。
但是，這種說法同《史記》的另外幾處記載存在着矛盾。
一是《秦始皇本紀》記載的：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這裡提到的嶺南三郡桂林、象郡、南海，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才設置的。
又《史記·蒙恬列傳》記：“秦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記·秦始皇本紀》則記明蒙恬收“河南地”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
這些資料說明，“河南地”和嶺南的“北向戶”是在秦統一後七八年才收複而并入秦版圖的，與上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的版圖（“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顯然存在着矛盾。
這種記載中的矛盾，主要由于《史記·秦始皇本紀》在二十六年下記載了秦王朝的疆域，而這一疆域的四至并非二十六年當年的情況，實乃概括了始皇三十三年以後的形勢，以至引起人們誤解。
這種誤解是由史書記載含混造成的。
始皇二十六年的秦朝疆域 作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秦代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其實際四周疆域究竟在何處呢？ 從“秦初并天下&hellip&hellip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中，可知秦始皇二十六年時最南的幾個郡是蜀郡、巴郡、黔中郡、長沙郡、巫郡、會稽郡（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引《集解》），這條線相當于今日的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
具體說，秦王朝的南方邊界，在始皇二十六年大約從西起四川成都、重慶，經貴州的思南、黎平，湖南的靖州、郴州，江西的南昌，安徽的甯國，到浙江的紹興一線。
而北面則有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等郡，即相當于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黃旗海、岱海、烏審旗，甘肅洮河中遊，甯夏賀蘭山、青銅峽、山水河以東一線。
在這南北兩條線外，散布着我國古代的少數民族，南方和西方有越人和夷人，北方有匈奴等“胡”人。
這些少數民族是我們多民族國家中的成員，他們居住的地區自古就是中國的土地（見顧颉剛《“夏”和“中國”》，載《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一輯）。
然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的時候，這些地區尚未統一于秦王朝的郡縣制之内。
因此，當秦王朝建立之後，曆史提出的首要任務，就是統一邊疆，開創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最初規模。
[18] 第二節 南方和西南地區的統一 秦滅六國後，在南方廣大區域還居住着部落衆多的“越”人，統稱為“百越”；西南方主要居住的是“夷”人，統稱為“西南夷”。
一 “百越”的統一 “百越”是我國民族大家庭中古老的成員，他們的曆史乃是中國曆史的重要部分。
“百越”的名稱和位置“百越”的名稱正式見于史籍，是在戰國時期。
[19]但早在戰國以前，我國史籍中就記載了他們的活動[20]，說明在三千多年前“百越”就同中原地區有聯系。
秦統一之前，“百越”民族的分布及各支的分類，在中外學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
[21]其實，“百越”中的各支，同其他民族一樣，“固然是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但也是在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費孝通《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載《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大體說來有如下幾支： 于越，散布在今浙江境内，基本上以紹興為中心。
起先，他們“披草萊而邑”（《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春秋時建立越國，并曾稱霸于長江下遊。
公元前306年楚國滅越。
于越人所居地區就成為楚國的一部分。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滅楚後這部分越人居留地區自然成為秦王朝版圖的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于越人，早在越被楚亡後，向南遷徙，有的至今日福建、台灣，“流落海上或遷于澎湖”（台灣連雅堂編著《台灣通史》），有的來到海南島（見屈大均《廣東新語》），有的則進入今日之越南境内（見陶維英《越南古代史》）。
這些南遷的于越成了南越、閩越和西瓯的一部分。
東越，也稱瓯越。
居于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大緻以溫州一帶為中心。
閩越的勢力範圍，在今福建省，以福州為中心。
南越在嶺南地區，包括今廣東、廣西，以及越南等地。
西瓯，居今廣西地區。
雒越，“在今日越南的北部”（陶維英《越南古代史》第71頁），或說其就是南越中的一部分。
除上述大支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名稱各異的越人，他們生息、繁衍在今四川、湖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台灣和越南等廣大地區。
越人社會概況“百越”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以其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标志，長久地放射着光輝的異彩”（曾骐《“百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載《百越民族史論集》）。
其中各支的社會發展程度，因情況不同而各異，但多數地區，在秦統一前已由原始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階段。
其首領一般稱“君長”（《越絕書》）、“君”（《淮南子·人間訓》），土地已由氏族公有開始向私有轉化，“民墾其田，田名為雒田”（《交州外域記》）。
“雒”是姓氏，《南越志》中有“雄民”“雄侯”“雄王”“雄将”之稱，反映了越人中已出現等級制（一說“雄”為“雒”之誤）。
考古資料也說明，秦統一前越人已經進入奴隸社會。
如廣西艮山嶺戰國末年的西瓯墓葬，諸墓坑大小不一，随葬品亦多寡不一。
沒有腰坑的（這是商周時期中原地區普遍葬式）占百分之七十九（蔣廷瑜《從艮山嶺戰國墓葬看西瓯》，載《考古》1980年第2期）。
可見，越人居住的絕大多數地區，已經開始進入奴隸制社會。
由于進入階級社會不久，原始社會的殘餘還長期在越人中保留着，如到東漢、三國時，在未融入中原民族的越人中，仍然“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适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後漢書·循吏傳》），“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三國志·薛綜傳》）。
這種風俗大概在秦統一前普遍流行于越人中間。
越人有其不同于中原華夏族獨特的文化。
據專家總結，其文化有七大特點：斷發文身、契臂、食異物、巢居、語言不同、使舟、水戰和使用銅器（林惠祥《中國民族史》）。
參照文獻和考古資料考察，上述概括基本不差。
其中“斷發文身”和使用銅器為最顯著的特征。
[22]尤其是“鑄銅為大鼓”（杜佑《通典》）為越人獨有，考古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這種記載是可靠的。
此外，在服飾和其他生活習慣方面也有許多地方與中原民族不一樣，表現了越人獨特的方式。
如衣服“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貫頭”（《漢書·地理志》），東方的越人盛行七八歲以後舉行拔牙儀式（見《古代越人的拔牙習俗》，載《百越民族史論集》），以及“懸棺葬”等（《從武夷山懸棺葬探讨越族文化》，載《百越民族史論集》）。
這一切均表明，越人與中原的華夏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點。
但同時，在秦統一中國很久以前，越文化同中原文化就有交流。
據記載，周代越裳國就“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鄭樵《通志》卷198）。
當時，還有駱越人（在今廣西南部）向周王朝獻“大竹”，倉梧部落（在今廣西東部）給周成王獻“翡翠”（《逸周書·成周之會》），以後的往來更是史不絕書。
中原的文化也在很早以前就傳播至越人居住的地區，從考古資料可知，在廣西平樂及其附近，發掘出印有越族特點的幾何印紋陶器出土的同時，也有商周王朝的銅器出土，廣西興安就出土過商代銅器，恭城也發現過春秋戰國之際的有青銅器的墓葬等（見餘天熾《南越國小史》）。
這都證明：中原文化與越文化的交流有悠久的曆史，而這種交流對雙方的文化和社會進步，都是極其有益的。
秦王朝開始統一“百越”公元前222年，秦滅楚後，就以滅楚的軍隊“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記·白起王翦列傳》），開始了統一“百越”的曆史性進軍。
不過，由于當時中原地區戰事尚未最後結束，所以進軍的速度相當緩慢，到秦王朝建立後二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才正式拉開了戰幕。
[23] 秦始皇二十八年冬，尉屠睢率領早已結集于邊境的五十萬秦軍中的十餘萬人[24]，分東西兩路，向“百越”地區大舉進攻。
秦軍進攻的第一個目标是閩越。
由東路軍主攻。
這路部隊又分為兩路：一路駐餘幹（今江西餘幹、平樂一帶），此地北通鄱江，南連龍窟河，為閩越人由東北出江淮之要道；另一路聚集于南野（今江西南康西南），此地據贛江上遊，是閩越人出入南嶺口的必經之路。
這樣，面對着秦的會稽郡的閩越，又處于兩路大軍夾擊之下，形勢非常不利。
再加上閩越“僻處海隅，褊淺迫隘，用以争雄天下，則甲兵糗糧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則山川間阻，不足恃也”（《讀史方輿紀要》卷95《福建叙》）。
所以，在秦軍淩厲的攻擊下，閩越立即被占領。
就在當年，秦王朝在此地置閩中郡。
東瓯也歸入秦的版圖。
攻下閩越後，東路秦軍取道揭揚嶺與攻取番禺的西路軍會合，向南越進攻。
“三年不解甲弛弩”秦的西路軍向居于嶺南的南越進攻。
這一路也分兩隊，“一軍塞镡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淮南子·人間訓》），即在“镡城之嶺”（湖南靖州西南）和“九嶷之塞”（湖南甯遠縣南）分别集結、扼守。
因為這裡是由湖南進入廣東和廣西，即南越和西瓯的通路。
約與進攻閩越東路的同時，扼守九嶷之塞的秦軍也向南越進擊。
他們取道湟溪，突入南越西北部，随後又順北江而下，攻占了番禺（今廣州附近）。
這時，攻閩越取勝後的東路軍也前來會合。
于是，秦軍從東、北兩面形成對西瓯、雒越的包圍形勢。
至此，秦軍的進攻還是頗為順利的，一舉解決了閩越和東瓯的問題，又迅速占領南越的中心&mdash&mdash番禺。
剩下的就是攻取南越全部地區和解決西瓯、雒越的問題了。
秦軍開始還能取得一些勝利，“殺西嘔君譯籲宋”（《淮南子·人間訓》）。
但不久就碰到空前的困難。
首先是嶺南地區河道縱橫，給秦軍行軍和運輸造成極大障礙；其次是越人的英勇反抗，使秦軍遇到重大損失。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漢書·高帝紀》
這就決定了秦代的社會性質是封建社會。
由于特殊的曆史原因，在秦代地主階級内部存在着大地主和中小地主間、軍功地主同宗法性地主間的矛盾。
但這些矛盾均不能掩蓋和代替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
同樣，秦代存在着少量的奴隸，也改變不了其封建社會的性質。
在這個社會中，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大工商業者是地主階級的同盟，而當權的則是軍功地主。
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以及奴隸，是被統治階級。
其中受壓迫最深的則是奴隸以及和奴隸相差無幾的依附農民&mdash&mdash雇農和佃農。
此外，還有大量的刑徒和奴婢，他們依各自的經濟地位分别附屬于不同階級。
這種階級構成，決定了秦王朝建立後的政權形式、階級矛盾的特點，以及秦代曆史發展的特殊性。
三 秦代統一初期的版圖 秦王朝建立後，其版圖是空前廣大的。
但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初時的秦代國土四境究在何處，還是需要探讨的。
曆史記載的矛盾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初并天下”，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這一年的秦代版圖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hellip&hellip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
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台刻石中也有“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史記·秦始皇本紀》）之語。
據考證，上舉資料中的“北向戶”或“北戶”在今越南的中部[17]，而“河南地”則是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草原一帶。
如果根據這種說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的版圖應當是：東至大海、西至甘肅西部、北至鄂爾多斯草原，南至今日的越南中部。
許多史學著作也都沿襲這種說法。
但是，這種說法同《史記》的另外幾處記載存在着矛盾。
一是《秦始皇本紀》記載的：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
這裡提到的嶺南三郡桂林、象郡、南海，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才設置的。
又《史記·蒙恬列傳》記：“秦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史記·秦始皇本紀》則記明蒙恬收“河南地”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
這些資料說明，“河南地”和嶺南的“北向戶”是在秦統一後七八年才收複而并入秦版圖的，與上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的版圖（“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顯然存在着矛盾。
這種記載中的矛盾，主要由于《史記·秦始皇本紀》在二十六年下記載了秦王朝的疆域，而這一疆域的四至并非二十六年當年的情況，實乃概括了始皇三十三年以後的形勢，以至引起人們誤解。
這種誤解是由史書記載含混造成的。
始皇二十六年的秦朝疆域 作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秦代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其實際四周疆域究竟在何處呢？ 從“秦初并天下&hellip&hellip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中，可知秦始皇二十六年時最南的幾個郡是蜀郡、巴郡、黔中郡、長沙郡、巫郡、會稽郡（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引《集解》），這條線相當于今日的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
具體說，秦王朝的南方邊界，在始皇二十六年大約從西起四川成都、重慶，經貴州的思南、黎平，湖南的靖州、郴州，江西的南昌，安徽的甯國，到浙江的紹興一線。
而北面則有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等郡，即相當于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黃旗海、岱海、烏審旗，甘肅洮河中遊，甯夏賀蘭山、青銅峽、山水河以東一線。
在這南北兩條線外，散布着我國古代的少數民族，南方和西方有越人和夷人，北方有匈奴等“胡”人。
這些少數民族是我們多民族國家中的成員，他們居住的地區自古就是中國的土地（見顧颉剛《“夏”和“中國”》，載《中國曆史地理論叢》第一輯）。
然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的時候，這些地區尚未統一于秦王朝的郡縣制之内。
因此，當秦王朝建立之後，曆史提出的首要任務，就是統一邊疆，開創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最初規模。
[18] 第二節 南方和西南地區的統一 秦滅六國後，在南方廣大區域還居住着部落衆多的“越”人，統稱為“百越”；西南方主要居住的是“夷”人，統稱為“西南夷”。
一 “百越”的統一 “百越”是我國民族大家庭中古老的成員，他們的曆史乃是中國曆史的重要部分。
“百越”的名稱和位置“百越”的名稱正式見于史籍，是在戰國時期。
[19]但早在戰國以前，我國史籍中就記載了他們的活動[20]，說明在三千多年前“百越”就同中原地區有聯系。
秦統一之前，“百越”民族的分布及各支的分類，在中外學者中是有不同看法的。
[21]其實，“百越”中的各支，同其他民族一樣，“固然是個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但也是在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費孝通《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載《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
大體說來有如下幾支： 于越，散布在今浙江境内，基本上以紹興為中心。
起先，他們“披草萊而邑”（《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春秋時建立越國，并曾稱霸于長江下遊。
公元前306年楚國滅越。
于越人所居地區就成為楚國的一部分。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滅楚後這部分越人居留地區自然成為秦王朝版圖的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于越人，早在越被楚亡後，向南遷徙，有的至今日福建、台灣，“流落海上或遷于澎湖”（台灣連雅堂編著《台灣通史》），有的來到海南島（見屈大均《廣東新語》），有的則進入今日之越南境内（見陶維英《越南古代史》）。
這些南遷的于越成了南越、閩越和西瓯的一部分。
東越，也稱瓯越。
居于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大緻以溫州一帶為中心。
閩越的勢力範圍，在今福建省，以福州為中心。
南越在嶺南地區，包括今廣東、廣西，以及越南等地。
西瓯，居今廣西地區。
雒越，“在今日越南的北部”（陶維英《越南古代史》第71頁），或說其就是南越中的一部分。
除上述大支以外，還有許許多多名稱各異的越人，他們生息、繁衍在今四川、湖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台灣和越南等廣大地區。
越人社會概況“百越”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以其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标志，長久地放射着光輝的異彩”（曾骐《“百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載《百越民族史論集》）。
其中各支的社會發展程度，因情況不同而各異，但多數地區，在秦統一前已由原始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階段。
其首領一般稱“君長”（《越絕書》）、“君”（《淮南子·人間訓》），土地已由氏族公有開始向私有轉化，“民墾其田，田名為雒田”（《交州外域記》）。
“雒”是姓氏，《南越志》中有“雄民”“雄侯”“雄王”“雄将”之稱，反映了越人中已出現等級制（一說“雄”為“雒”之誤）。
考古資料也說明，秦統一前越人已經進入奴隸社會。
如廣西艮山嶺戰國末年的西瓯墓葬，諸墓坑大小不一，随葬品亦多寡不一。
沒有腰坑的（這是商周時期中原地區普遍葬式）占百分之七十九（蔣廷瑜《從艮山嶺戰國墓葬看西瓯》，載《考古》1980年第2期）。
可見，越人居住的絕大多數地區，已經開始進入奴隸制社會。
由于進入階級社會不久，原始社會的殘餘還長期在越人中保留着，如到東漢、三國時，在未融入中原民族的越人中，仍然“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适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後漢書·循吏傳》），“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三國志·薛綜傳》）。
這種風俗大概在秦統一前普遍流行于越人中間。
越人有其不同于中原華夏族獨特的文化。
據專家總結，其文化有七大特點：斷發文身、契臂、食異物、巢居、語言不同、使舟、水戰和使用銅器（林惠祥《中國民族史》）。
參照文獻和考古資料考察，上述概括基本不差。
其中“斷發文身”和使用銅器為最顯著的特征。
[22]尤其是“鑄銅為大鼓”（杜佑《通典》）為越人獨有，考古的發現進一步印證了這種記載是可靠的。
此外，在服飾和其他生活習慣方面也有許多地方與中原民族不一樣，表現了越人獨特的方式。
如衣服“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貫頭”（《漢書·地理志》），東方的越人盛行七八歲以後舉行拔牙儀式（見《古代越人的拔牙習俗》，載《百越民族史論集》），以及“懸棺葬”等（《從武夷山懸棺葬探讨越族文化》，載《百越民族史論集》）。
這一切均表明，越人與中原的華夏人有着不同的文化特點。
但同時，在秦統一中國很久以前，越文化同中原文化就有交流。
據記載，周代越裳國就“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鄭樵《通志》卷198）。
當時，還有駱越人（在今廣西南部）向周王朝獻“大竹”，倉梧部落（在今廣西東部）給周成王獻“翡翠”（《逸周書·成周之會》），以後的往來更是史不絕書。
中原的文化也在很早以前就傳播至越人居住的地區，從考古資料可知，在廣西平樂及其附近，發掘出印有越族特點的幾何印紋陶器出土的同時，也有商周王朝的銅器出土，廣西興安就出土過商代銅器，恭城也發現過春秋戰國之際的有青銅器的墓葬等（見餘天熾《南越國小史》）。
這都證明：中原文化與越文化的交流有悠久的曆史，而這種交流對雙方的文化和社會進步，都是極其有益的。
秦王朝開始統一“百越”公元前222年，秦滅楚後，就以滅楚的軍隊“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記·白起王翦列傳》），開始了統一“百越”的曆史性進軍。
不過，由于當時中原地區戰事尚未最後結束，所以進軍的速度相當緩慢，到秦王朝建立後二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才正式拉開了戰幕。
[23] 秦始皇二十八年冬，尉屠睢率領早已結集于邊境的五十萬秦軍中的十餘萬人[24]，分東西兩路，向“百越”地區大舉進攻。
秦軍進攻的第一個目标是閩越。
由東路軍主攻。
這路部隊又分為兩路：一路駐餘幹（今江西餘幹、平樂一帶），此地北通鄱江，南連龍窟河，為閩越人由東北出江淮之要道；另一路聚集于南野（今江西南康西南），此地據贛江上遊，是閩越人出入南嶺口的必經之路。
這樣，面對着秦的會稽郡的閩越，又處于兩路大軍夾擊之下，形勢非常不利。
再加上閩越“僻處海隅，褊淺迫隘，用以争雄天下，則甲兵糗糧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則山川間阻，不足恃也”（《讀史方輿紀要》卷95《福建叙》）。
所以，在秦軍淩厲的攻擊下，閩越立即被占領。
就在當年，秦王朝在此地置閩中郡。
東瓯也歸入秦的版圖。
攻下閩越後，東路秦軍取道揭揚嶺與攻取番禺的西路軍會合，向南越進攻。
“三年不解甲弛弩”秦的西路軍向居于嶺南的南越進攻。
這一路也分兩隊，“一軍塞镡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淮南子·人間訓》），即在“镡城之嶺”（湖南靖州西南）和“九嶷之塞”（湖南甯遠縣南）分别集結、扼守。
因為這裡是由湖南進入廣東和廣西，即南越和西瓯的通路。
約與進攻閩越東路的同時，扼守九嶷之塞的秦軍也向南越進擊。
他們取道湟溪，突入南越西北部，随後又順北江而下，攻占了番禺（今廣州附近）。
這時，攻閩越取勝後的東路軍也前來會合。
于是，秦軍從東、北兩面形成對西瓯、雒越的包圍形勢。
至此，秦軍的進攻還是頗為順利的，一舉解決了閩越和東瓯的問題，又迅速占領南越的中心&mdash&mdash番禺。
剩下的就是攻取南越全部地區和解決西瓯、雒越的問題了。
秦軍開始還能取得一些勝利，“殺西嘔君譯籲宋”（《淮南子·人間訓》）。
但不久就碰到空前的困難。
首先是嶺南地區河道縱橫，給秦軍行軍和運輸造成極大障礙；其次是越人的英勇反抗，使秦軍遇到重大損失。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漢書·高帝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