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秦王朝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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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剽殺人”（《漢書·地理志》）。
越人開始由于毫無準備，所以一觸即潰。
但當驚魂稍定之後，他們就利用自己的優勢同秦軍進行頑強的較量了。
他們采取的戰術是“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淮南子·人間訓》），又利用嶺南山高、谷深、苔滑、水多的地勢，發揮自己善于爬山涉水的特長，使北方來的秦軍陷于進退維谷的境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秦）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漢書·嚴安傳》）。
他們“相置桀駿以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淮南子·人間訓》）。
秦兵被打得大敗，“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按：&lsquo十&rsquo或為衍文）”（《淮南子·人間訓》）。
秦軍既不能取勝，又“進而不得退”（《史記·主父偃傳》），處于越人的包圍之中。
這種緊張艱苦的時期，延續了三年之久，“三年不解甲弛弩”（《淮南子·人間訓》），正是此時秦軍将士戰鬥生活的真實寫照。
靈渠的開鑿 為解決進攻南越秦軍的供應問題，秦始皇派史祿負責，在今廣西的興安縣境内鑿一條連接湘水和漓水的運河，以“通糧道”（《淮南子·人間訓》），這就是著名的靈渠。
靈渠選擇湘水和漓水最近的地方開鑿，全長三十公裡，溝通了江南的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
開渠的軍民表現出高度的智慧，他們巧妙地使渠道迂回行進，降低渠道坡度，以平緩水勢，便于行船。
渠道和堤壩的工程均充分利用了我國古代水利工程技術的最新成果，并有多方面的創造。
其規劃布局，和蜀地的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入漓水的铧嘴；有防洪設備&mdash&mdash大、小天平，以宣洩水量，工程十分複雜。
靈渠的修成，對溝通古代交通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清時代，靈渠還被稱為“三楚兩粵之咽喉”（《修複陡河碑》），它在世界航運工程史上占有光輝的地位。
靈渠的修成時間，約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
為秦軍取得統一南越的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秦尉任嚣、趙陀、屠睢等“将樓船之士南攻百越”（《史記·主父偃列傳》）。
糧食、給養通過水道源源不斷地運來，保障了秦軍作戰的需用。
[25]到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末，秦軍終于将包括西瓯及雒越在内的“百越”之地全部占領，取得伐“百越”的最後勝利。
徙民、建郡和設關 嶺南地區物産豐富，但人煙稀少。
秦王朝統一南越後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向這裡移民。
就在戰事取得最後勝利的這一年，秦始皇便征納内地“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史記·秦始皇本紀》）。
“陸梁”即指今日廣東、廣西地區。
同年，秦政府在這裡正式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南海在今廣東境内，郡治在番禺（廣州附近）；桂林在今廣西境内，郡治在桂平西南；象郡則包括廣西南部、廣東西南部以及越南的中部。
這時，秦的南部版圖達于“北向戶”，從此這裡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都統一于秦王朝的郡縣組織之下，而成為秦封建政府屬下的一個區域。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政府又将五十萬罪犯谪戍到這裡開墾土地，與越人雜處。
這對嶺南的開發無疑是有好處的。
在進軍嶺南的過程中，和取得勝利之後，秦政府又在這裡修築了不少城、關。
其中至今可考者：在今廣西境内之大融江、小融江間有秦城，城北三十裡處有“嚴關”（《讀史方輿紀要》卷106）；在今大庾嶺上有“橫浦關”（《史記·南越尉陀列傳》），“橫浦關”又稱“梅關”（《寰宇通志》卷103）、“台關”（《南越筆記》卷2）或“紅梅關”“嶺南第一關”（《讀史方輿紀要》）；在今廣東英德西南有“洭口關”（又稱“橫浦關”）；在今廣東省陽山縣東北有“陽山關”；在今廣東陽山縣西北四十裡之茂溪口有“湟溪關”。
橫浦、陽山、湟溪均建于連江上，地勢險要，名曰“三關”。
[26]這些城、關同水、陸路的修建相配合，将内地同嶺南進一步聯系起來，是統一“百越”的重要措施。
“新道”的修建 在嶺南設郡的次年，即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王朝又在這裡修築道路，“築南越地”（《讀史方輿紀要》卷100《廣東》）。
這些道路被稱為“新道”（《史記·南越尉陀列傳》）。
曆來“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通典》卷184《刑郡》十四）。
“新道”修建的目的，是要打通南嶺山脈的阻隔，将嶺南的道路同始皇所修的馳道聯系起來，從而使秦王朝統治中心&mdash&mdash鹹陽與南部邊疆的聯系暢通無阻。
秦所修的新道主要有四條： 第一條自今湖南郴州逾嶺入廣東連州。
據《淮南子·人間訓》所記，在聚集于南方的秦軍中，有一路“守九嶷之塞”。
“九嶷”即在郴州至連州之間，為進入嶺南之要沖，從郴州九嶷山界内流出的洭水（即湟水）東南經連州而會于北江（《讀史方輿紀要》卷101《廣東》）、在這條路上有秦設的“三關”。
後來，秦末趙陀割據時，曾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急絕道，聚兵自守”（《漢書·西南夷兩粵傳》），證明這條路是相當重要的。
《嶺南叢述》确定這條就是秦的“新道”，“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陀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
這條“新道”應是早在秦軍進攻南越時就有，後來又在原道上加以修建而成的。
第二條自今之江西之南逾大庾嶺，入廣東南雄，這也應是在原有舊道基礎上開拓出來的。
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在江西集聚的兩軍，一軍在贛水南的“南野之界”，一軍在贛水下遊的“餘幹之水”。
從這裡出發向南越進攻應有一條道。
而橫浦關就是這條道上的重要關口。
《史記·東越列傳》索隐雲：“豫章三十裡有梅嶺，在洪崖山足，當古驿道。
”《讀史方輿紀要》卷88《江西》條又注：橫浦關“秦漢間遺址”。
秦修“新道”必然包括這條從江西南逾大庾嶺入南雄的重要孔道。
第三條自湖南之道州入廣西之賀縣。
這裡也原有一條路，統一南越後又加以拓修，成為自湖南越桂嶺進入廣西的重要道路。
秦末時，趙陀就在桂嶺設防，其“拒防遺址至今猶傳之”（《廣西全省地輿圖說·富川縣》）。
後來，漢高祖劉邦派陸賈出使南越，就是“從桂嶺取道”（《南越筆記》卷2）的。
第四條自湖南之全州入廣西之靜江。
這是由靈渠開鑿而始通的，據周去非《嶺外代答》：“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有遺堞存焉，名曰秦城&hellip&hellip北三十裡有險曰嚴關，鳥道微通，此秦城之遺迹也。
”很明顯這是秦所修的一條“新道”。
從以上四條“新道”的修建，可以看出以下共同特點：（1）多是在原有道路上拓建；（2）利用嶺南河道縱橫的地形，将水道與陸道相連，與北方所修的陸路“馳道”不同。
上述四條“新道”應是最主要的幹線，實際若包括其他新修之路，遠不止四條。
這些大小水、陸道路，将嶺南越人聚居地區與中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果從鹹陽出發，沿馳道東出武關，順漢水下長江，即可分别溯湘水或贛水而至五嶺，逾嶺後，沿湘水南下可達漓水或賀縣，出贛水或西取江東，或沿北江南下可抵番禺。
秦王朝統一南方的曆史任務，至此告一段落。
二 加強對“西南夷”的統治 在我國的西南地區，今四川、雲南、貴州一帶，除“百越”外，還居住着幾十個少數民族，在秦代，他們統稱為“西南夷”。
這些民族自古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秦統一前的“西南夷”古代的“西南夷”包括數十種民族。
他們散布在西南廣大地區。
這些地區與中原的聯系，可以追溯至遙遠的時代。
考古工作者在雲南麗江發現的更新世晚期的人類頭骨化石，經研究确定其與中原同時期人種一樣，均屬蒙古人種。
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許多遺物和遺址中，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區對這裡的影響。
[27]殷周以後，西南地區同中原的聯系更加緊密，如1957年在四川新繁水觀音出土的銅兵器和殷商的兵器相同，明顯地看出殷王朝對這裡的影響。
[28]事實證明，西南地區自古以來就與中原有着密切的聯系，與中原地區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西南地區文化，是我國古代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秦國就将西南地區的巴、蜀兩個小國消滅，并在這裡設郡。
至秦王朝建立前夕，秦的統治勢力已達到今雲南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貴州境内。
其中民族分布和生活情況大緻是： 在今貴州境内以夜郎為最大，主要居住于今貴州遵義、桐梓一帶。
在今雲南地區，當時的幾十個部落中，以居于昆明一帶的滇國最大。
自滇以北，到今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在西昌附近）最大、再向西有嶲、昆明（在今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
嶲的東北還有很多部落，其中以徙（在四川天全一帶）、笮都（四川漢源一帶）、冉駹（四川茂縣、汶川一帶）最大。
這些民族發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的過着遊牧生活，有的過着農業定居的生活，不少民族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較大的部落則進入了階級社會。
總的說，均處于較中原為遲的社會階段。
秦統一後的“西南夷”秦統一中國後，加強了對“西南夷”的統治，因而也加強了西南地區同中原的聯系。
在統一前，蜀守李冰曾用火燒的辦法在僰道（今四川境内）鑿路。
[29]秦王朝建立後，派常頞在原來僰道的基礎上，修了一條較中原馳道窄得多的路，因名“五尺道”，據考證“五尺道”約從今宜賓直通雲南曲靖附近，使西南邊境人民可由此道入川，再由四川進入關中。
這對于加強經濟、文化交流和鞏固秦王朝在當地的統治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秦王朝還在這裡“頗置吏焉”（《史記·西南夷列傳》），任命官吏進行統治。
據《漢書·司馬相如傳》記載：司馬相如向武帝獻策時曾說：“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
”顔師古注雲：“異時猶言往時。
”這證明該地在秦時已置郡縣。
雖不知其具體名稱，但郡縣制已在這裡實施是可以肯定的。
這标志着“西南夷”地區在秦統一後已正式歸入全國統一的行政系統，使秦王朝的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
第三節 秦王朝同北方各民族的關系 秦王朝建立時，在中國的北部散布着許多漢族以外的民族，其中最大的一族是匈奴。
秦王朝同這些民族的關系是比較複雜的。
一 匈奴和秦王朝的關系 秦王朝建立前的匈奴族 匈奴是我國古代被稱為“狄”“戎”“胡”等許多氏族、部落經過同化、融合而形成的部落聯盟。
[30]從上古到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人已從原始氏族，經氏族部落，發展到部落聯盟時代。
在秦王朝建立時，匈奴部落聯盟的首領為頭曼單于，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
”可見，此時的匈奴部落聯盟還不十分鞏固，各部落之間仍聚散無常。
不過，種種迹象表明，秦王朝建立前後，正是匈奴社會發生劇烈變化時期，其社會形态已開始由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制社會過渡。
[31] 匈奴的經濟生活，一直以畜牧業為主。
他們“随美草甘水而驅牧”（《鹽鐵論·備胡》），“逐水草遷徙”，過着遊牧生活。
因而“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史記·匈奴列傳》）。
狩獵在匈奴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史稱：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子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hellip&hellip随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史記·匈奴列傳》）。
大量的出土文物，證明這些記載是可信的。
不過，到公元前3世紀以前，已有匈奴人學會農業生産，在屬于公元前7至3世紀的匈奴族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已發現石臼。
[32]因此，認為匈奴“無田疇之積”（《鹽鐵論·備胡》）無“耕田之業”并不完全準确。
隻是農業生産在匈奴經濟中始終不
越人開始由于毫無準備，所以一觸即潰。
但當驚魂稍定之後，他們就利用自己的優勢同秦軍進行頑強的較量了。
他們采取的戰術是“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淮南子·人間訓》），又利用嶺南山高、谷深、苔滑、水多的地勢，發揮自己善于爬山涉水的特長，使北方來的秦軍陷于進退維谷的境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秦）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漢書·嚴安傳》）。
他們“相置桀駿以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淮南子·人間訓》）。
秦兵被打得大敗，“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按：&lsquo十&rsquo或為衍文）”（《淮南子·人間訓》）。
秦軍既不能取勝，又“進而不得退”（《史記·主父偃傳》），處于越人的包圍之中。
這種緊張艱苦的時期，延續了三年之久，“三年不解甲弛弩”（《淮南子·人間訓》），正是此時秦軍将士戰鬥生活的真實寫照。
靈渠的開鑿 為解決進攻南越秦軍的供應問題，秦始皇派史祿負責，在今廣西的興安縣境内鑿一條連接湘水和漓水的運河，以“通糧道”（《淮南子·人間訓》），這就是著名的靈渠。
靈渠選擇湘水和漓水最近的地方開鑿，全長三十公裡，溝通了江南的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
開渠的軍民表現出高度的智慧，他們巧妙地使渠道迂回行進，降低渠道坡度，以平緩水勢，便于行船。
渠道和堤壩的工程均充分利用了我國古代水利工程技術的最新成果，并有多方面的創造。
其規劃布局，和蜀地的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入漓水的铧嘴；有防洪設備&mdash&mdash大、小天平，以宣洩水量，工程十分複雜。
靈渠的修成，對溝通古代交通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清時代，靈渠還被稱為“三楚兩粵之咽喉”（《修複陡河碑》），它在世界航運工程史上占有光輝的地位。
靈渠的修成時間，約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
為秦軍取得統一南越的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秦尉任嚣、趙陀、屠睢等“将樓船之士南攻百越”（《史記·主父偃列傳》）。
糧食、給養通過水道源源不斷地運來，保障了秦軍作戰的需用。
[25]到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末，秦軍終于将包括西瓯及雒越在内的“百越”之地全部占領，取得伐“百越”的最後勝利。
徙民、建郡和設關 嶺南地區物産豐富，但人煙稀少。
秦王朝統一南越後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向這裡移民。
就在戰事取得最後勝利的這一年，秦始皇便征納内地“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史記·秦始皇本紀》）。
“陸梁”即指今日廣東、廣西地區。
同年，秦政府在這裡正式設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
南海在今廣東境内，郡治在番禺（廣州附近）；桂林在今廣西境内，郡治在桂平西南；象郡則包括廣西南部、廣東西南部以及越南的中部。
這時，秦的南部版圖達于“北向戶”，從此這裡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都統一于秦王朝的郡縣組織之下，而成為秦封建政府屬下的一個區域。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政府又将五十萬罪犯谪戍到這裡開墾土地，與越人雜處。
這對嶺南的開發無疑是有好處的。
在進軍嶺南的過程中，和取得勝利之後，秦政府又在這裡修築了不少城、關。
其中至今可考者：在今廣西境内之大融江、小融江間有秦城，城北三十裡處有“嚴關”（《讀史方輿紀要》卷106）；在今大庾嶺上有“橫浦關”（《史記·南越尉陀列傳》），“橫浦關”又稱“梅關”（《寰宇通志》卷103）、“台關”（《南越筆記》卷2）或“紅梅關”“嶺南第一關”（《讀史方輿紀要》）；在今廣東英德西南有“洭口關”（又稱“橫浦關”）；在今廣東省陽山縣東北有“陽山關”；在今廣東陽山縣西北四十裡之茂溪口有“湟溪關”。
橫浦、陽山、湟溪均建于連江上，地勢險要，名曰“三關”。
[26]這些城、關同水、陸路的修建相配合，将内地同嶺南進一步聯系起來，是統一“百越”的重要措施。
“新道”的修建 在嶺南設郡的次年，即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王朝又在這裡修築道路，“築南越地”（《讀史方輿紀要》卷100《廣東》）。
這些道路被稱為“新道”（《史記·南越尉陀列傳》）。
曆來“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通典》卷184《刑郡》十四）。
“新道”修建的目的，是要打通南嶺山脈的阻隔，将嶺南的道路同始皇所修的馳道聯系起來，從而使秦王朝統治中心&mdash&mdash鹹陽與南部邊疆的聯系暢通無阻。
秦所修的新道主要有四條： 第一條自今湖南郴州逾嶺入廣東連州。
據《淮南子·人間訓》所記，在聚集于南方的秦軍中，有一路“守九嶷之塞”。
“九嶷”即在郴州至連州之間，為進入嶺南之要沖，從郴州九嶷山界内流出的洭水（即湟水）東南經連州而會于北江（《讀史方輿紀要》卷101《廣東》）、在這條路上有秦設的“三關”。
後來，秦末趙陀割據時，曾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急絕道，聚兵自守”（《漢書·西南夷兩粵傳》），證明這條路是相當重要的。
《嶺南叢述》确定這條就是秦的“新道”，“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陀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
這條“新道”應是早在秦軍進攻南越時就有，後來又在原道上加以修建而成的。
第二條自今之江西之南逾大庾嶺，入廣東南雄，這也應是在原有舊道基礎上開拓出來的。
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在江西集聚的兩軍，一軍在贛水南的“南野之界”，一軍在贛水下遊的“餘幹之水”。
從這裡出發向南越進攻應有一條道。
而橫浦關就是這條道上的重要關口。
《史記·東越列傳》索隐雲：“豫章三十裡有梅嶺，在洪崖山足，當古驿道。
”《讀史方輿紀要》卷88《江西》條又注：橫浦關“秦漢間遺址”。
秦修“新道”必然包括這條從江西南逾大庾嶺入南雄的重要孔道。
第三條自湖南之道州入廣西之賀縣。
這裡也原有一條路，統一南越後又加以拓修，成為自湖南越桂嶺進入廣西的重要道路。
秦末時，趙陀就在桂嶺設防，其“拒防遺址至今猶傳之”（《廣西全省地輿圖說·富川縣》）。
後來，漢高祖劉邦派陸賈出使南越，就是“從桂嶺取道”（《南越筆記》卷2）的。
第四條自湖南之全州入廣西之靜江。
這是由靈渠開鑿而始通的，據周去非《嶺外代答》：“湘水之南，靈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有遺堞存焉，名曰秦城&hellip&hellip北三十裡有險曰嚴關，鳥道微通，此秦城之遺迹也。
”很明顯這是秦所修的一條“新道”。
從以上四條“新道”的修建，可以看出以下共同特點：（1）多是在原有道路上拓建；（2）利用嶺南河道縱橫的地形，将水道與陸道相連，與北方所修的陸路“馳道”不同。
上述四條“新道”應是最主要的幹線，實際若包括其他新修之路，遠不止四條。
這些大小水、陸道路，将嶺南越人聚居地區與中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果從鹹陽出發，沿馳道東出武關，順漢水下長江，即可分别溯湘水或贛水而至五嶺，逾嶺後，沿湘水南下可達漓水或賀縣，出贛水或西取江東，或沿北江南下可抵番禺。
秦王朝統一南方的曆史任務，至此告一段落。
二 加強對“西南夷”的統治 在我國的西南地區，今四川、雲南、貴州一帶，除“百越”外，還居住着幾十個少數民族，在秦代，他們統稱為“西南夷”。
這些民族自古就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秦統一前的“西南夷”古代的“西南夷”包括數十種民族。
他們散布在西南廣大地區。
這些地區與中原的聯系，可以追溯至遙遠的時代。
考古工作者在雲南麗江發現的更新世晚期的人類頭骨化石，經研究确定其與中原同時期人種一樣，均屬蒙古人種。
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的許多遺物和遺址中，也可以看出中原地區對這裡的影響。
[27]殷周以後，西南地區同中原的聯系更加緊密，如1957年在四川新繁水觀音出土的銅兵器和殷商的兵器相同，明顯地看出殷王朝對這裡的影響。
[28]事實證明，西南地區自古以來就與中原有着密切的聯系，與中原地區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的西南地區文化，是我國古代燦爛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秦惠文王九年（前316年）秦國就将西南地區的巴、蜀兩個小國消滅，并在這裡設郡。
至秦王朝建立前夕，秦的統治勢力已達到今雲南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貴州境内。
其中民族分布和生活情況大緻是： 在今貴州境内以夜郎為最大，主要居住于今貴州遵義、桐梓一帶。
在今雲南地區，當時的幾十個部落中，以居于昆明一帶的滇國最大。
自滇以北，到今四川涼山一帶以邛都（在西昌附近）最大、再向西有嶲、昆明（在今雲南大理一帶）等部落。
嶲的東北還有很多部落，其中以徙（在四川天全一帶）、笮都（四川漢源一帶）、冉駹（四川茂縣、汶川一帶）最大。
這些民族發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的過着遊牧生活，有的過着農業定居的生活，不少民族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較大的部落則進入了階級社會。
總的說，均處于較中原為遲的社會階段。
秦統一後的“西南夷”秦統一中國後，加強了對“西南夷”的統治，因而也加強了西南地區同中原的聯系。
在統一前，蜀守李冰曾用火燒的辦法在僰道（今四川境内）鑿路。
[29]秦王朝建立後，派常頞在原來僰道的基礎上，修了一條較中原馳道窄得多的路，因名“五尺道”，據考證“五尺道”約從今宜賓直通雲南曲靖附近，使西南邊境人民可由此道入川，再由四川進入關中。
這對于加強經濟、文化交流和鞏固秦王朝在當地的統治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秦王朝還在這裡“頗置吏焉”（《史記·西南夷列傳》），任命官吏進行統治。
據《漢書·司馬相如傳》記載：司馬相如向武帝獻策時曾說：“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
”顔師古注雲：“異時猶言往時。
”這證明該地在秦時已置郡縣。
雖不知其具體名稱，但郡縣制已在這裡實施是可以肯定的。
這标志着“西南夷”地區在秦統一後已正式歸入全國統一的行政系統，使秦王朝的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
第三節 秦王朝同北方各民族的關系 秦王朝建立時，在中國的北部散布着許多漢族以外的民族，其中最大的一族是匈奴。
秦王朝同這些民族的關系是比較複雜的。
一 匈奴和秦王朝的關系 秦王朝建立前的匈奴族 匈奴是我國古代被稱為“狄”“戎”“胡”等許多氏族、部落經過同化、融合而形成的部落聯盟。
[30]從上古到公元前3世紀末，匈奴人已從原始氏族，經氏族部落，發展到部落聯盟時代。
在秦王朝建立時，匈奴部落聯盟的首領為頭曼單于，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
”可見，此時的匈奴部落聯盟還不十分鞏固，各部落之間仍聚散無常。
不過，種種迹象表明，秦王朝建立前後，正是匈奴社會發生劇烈變化時期，其社會形态已開始由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制社會過渡。
[31] 匈奴的經濟生活，一直以畜牧業為主。
他們“随美草甘水而驅牧”（《鹽鐵論·備胡》），“逐水草遷徙”，過着遊牧生活。
因而“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史記·匈奴列傳》）。
狩獵在匈奴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史稱：匈奴人“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子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hellip&hellip随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史記·匈奴列傳》）。
大量的出土文物，證明這些記載是可信的。
不過，到公元前3世紀以前，已有匈奴人學會農業生産，在屬于公元前7至3世紀的匈奴族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已發現石臼。
[32]因此，認為匈奴“無田疇之積”（《鹽鐵論·備胡》）無“耕田之業”并不完全準确。
隻是農業生産在匈奴經濟中始終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