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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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後，秦漢史研究中的另一新課題，是對經濟史的研究。
大批的學術著作，已突破以前“食貨”的概念，開始用近代經濟學的理論、方法研究秦漢經濟。
重要的專著有：陶希聖《西漢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陳嘯江《西漢社會經濟研究》（新生命書局1936年出版）；王恒《漢代土地制度》（正中書局1945年出版）；馬元材《桑弘羊及其戰時經濟政策》（中國文化出版社1944年出版）。
至于在經濟史專著如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中涉及秦漢的部分，及散見于各刊物上之論文更多，不一一備舉。
至于秦漢政治、文化、思想和各種制度的研究也無不具有這一時代的特點，單純考據性的研究逐漸為探索規律、闡明因果和與時代相聯系的研究所取代，成為秦漢史研究的主流。
其論文和專著甚多，不便一一備舉。
這一時期出現的，綜合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新體例寫的秦漢史著作，較為有影響的有四部：呂思勉《秦漢史》上、下（開明書店1947年出版）；馬元材《秦史綱要》（重慶大道出版社1945年出版）；李源澄《秦漢史》（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重慶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上海大學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
其中呂思勉和翦伯贊著的《秦漢史》1949年後均有再版。
綜上所述，秦漢史研究在兩千餘年的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史料的整理、考據，這方面的工作在清代達到最高的水平；二是宏觀研究、規律性的探索，這方面的工作自“五四”以後才剛剛開始。
但是上述兩方面的成就對今天秦漢史研究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當前我們研究秦漢史的基礎。
二 秦漢史研究的現狀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秦漢史的研究出現以下幾個特點：（1）中國大陸境内秦漢史學者多數都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并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展開讨論，取得可觀的成果；（2）由于近年來秦漢文物、古迹的陸續被發現，使秦漢史研究同考古、文物研究的結合更加緊密，在國外，引起更多的學者注意對秦漢史的研究；（3）當前，同其他斷代史一樣，秦漢史研究領域也面臨着理論和方法新探索的問題。
以下就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尚待研讨的問題簡介如下： 主要研究成果 30多年來，秦漢史研究的成果累累，這裡僅将其中以專著形式出版的書羅列于後： 在國内出版的秦漢史專著有：何茲全《秦漢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楊翼骧《秦漢史綱要》（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出版）；勞幹《秦漢史》（台灣華岡有限公司1952年出版）；錢穆《秦漢史》（1957年自印初版，香港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1969年三版）；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等。
在日本出版的秦漢史著作，主要的有：大庭脩《秦漢帝國的威容&mdash&mdash圖說中國曆史2》（講談社1977年出版）；西嶋定生《秦漢帝國》（講談社1974年出版）；永田英正《國際世界的曆史·秦漢帝國》（學習研究社1979年出版）；松丸道雄、永田英正《中國古代文明之成立》（講談社1985年出版）等等。
除綜合性斷代史外，還有更多的專史出版，标志着當前秦漢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在這些專史中影響較大的有：安作璋、熊鐵基合著《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出版）；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秦漢部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顧颉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陳竺同《兩漢和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安作璋《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等。
以上各專著從書名就可知其大緻内容，限于篇幅，不一一述評。
農民戰争史的研究，是1949年後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除數以百計的研究論文已在各個學術刊物上發表以外，已出版的專著即有六種。
其中劉開揚《秦末農民戰争史略》（商務印書館1959年出版），漆俠等著《秦漢農民戰争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一版，1979年二版），是專門研究秦漢農民戰争的著作。
而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田昌五《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也是專門論述秦漢農民戰争的。
研究社會生活和文明史，是近數年來中國史學界開始注意的課題，這方面的成果在秦漢史領域中尚不足。
但也有兩本專著出現：謝國桢《兩漢社會生活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林劍鳴主編《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75年出版）。
秦漢史的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成果更是極其顯著，除有一批史書如《史記》《漢書》等已标點、整理重印以外，更多的研究性專著或根據專題編纂的史料的出版，給探索秦漢史各項專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其主要的如：陳直《史記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一版，1979年二版）；《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安作璋《秦漢農民戰争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等等。
這裡特别要指出，《秦集史》是馬非百先生從三十年代就開始收集的一部有關秦自建國直至滅亡的史料彙集。
此書采用舊史的紀傳體形式，将各類史料按“紀”“傳”“志”“表”四個部分編排，并用“編者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史料集。
此外，還有一大批曆史人物傳紀，如秦始皇、漢武帝、桑弘羊、劉秀、王莽、司馬遷、班固、張骞等，和各種論文集如《秦漢史論叢》《漢簡研究文集》等，都先後出版，不一一備舉。
港、台地區出版的秦漢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專著也相當可觀，著名秦漢史學家如勞幹、嚴耕望、陳槃、楊聯陞等，均有多種論著問世。
限于篇幅，不能詳細介紹。
台灣馬先醒編《漢史文獻類目》（台北，簡牍社1976年出版）中，收錄有港、台學者發表的有關漢史研究的論著目錄，可供檢索。
日本和歐美學者近十餘年對中國秦漢史的研究成果也十分豐碩，可參閱山根幸夫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秦漢時代》（山川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中國史研究動态》中有關介紹。
這裡從略。
主要探讨的問題 近30年來，秦漢史研究中所讨論的問題很多。
這些問題有的是1949年前學術界争論的繼續，大部分則是新提出來探讨的。
其中，經過史學界的研讨，有的已經得出一緻結論，更多的問題則尚在讨論中。
但不論有無一緻看法，所有提出的問題都較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現将其主要的羅列于後，以供參考： （1）秦漢社會性質的研究。
這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至今仍無一緻結論。
目前，在中國大陸史學界大緻有四種意見：（a）秦漢社會為奴隸社會性質；（b）秦漢為封建社會；（c）秦為奴隸制，兩漢為封建制；（d）東漢以前為奴隸制，東漢以後為封建制。
這四種說法分别以尚钺、郭沫若、趙錫元和鄭昌淦四位學者的論點為代表。
港、台地區學者多數不贊成以“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這樣的概念概括秦漢社會性質，如有的隻是認為秦漢社會“屬于自由民身份的奴婢制度”（見劉偉民《中國古代奴婢制度史》，香港龍門書店1975年出版）。
日本學者則多數認為，秦漢應屬奴隸社會，或稱“父家長奴隸制”（見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也有部分學者主張以“專制社會”或“極權社會”等概念概括秦漢社會性質。
歐美學者的觀點與港、台地區及日本的學者多相似。
這個問題與史學理論有密切聯系，故短時期内恐難于取得一緻意見。
（2）土地制度的研究。
這個問題包括許多方面。
一是秦漢時期土地所有制性質，主張秦漢為奴隸社會者，自然認為秦漢時期土地所有制為奴隸主所有，主張秦漢為封建社會者，則堅持認為當時的土地為封建地主所有。
另一方面在封建論者内部又有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不同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秦漢時期封建土地國有為支配形式（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載《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有的學者則認為地主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見林甘泉《論秦漢專制主義經濟基礎》，載《秦漢史論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還有的學者認為國有、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三種所有制形式同等重要（見趙俪生《試論兩漢的土地所有制和社會經濟結構》，載《文史哲》1982年第5期）。
除土地所有制問題外，對秦漢時的“公田”“假田”“爰田”以及與土地制度有關的租佃、賦稅、徭役制度的研究，都有一些論著發表。
在國外學者的論著中，日本學者提出的“豪族論”和“共同體”問題，很值得注意。
[6] （3）農民戰争和漢初政策的研究。
在研究農民戰争問題時，國内多數史學家更多地注意到秦漢農民戰争性質和作用問題。
一部分人認為，秦漢農民戰争隻是反對暴君污吏，不反對整個封建制度，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農民戰争所反對的是整個封建制度。
秦漢時代的農民戰争推動了曆史進步，這是絕大多數史學家都肯定的看法，但在如何推動曆史進步這個問題上，則存在很大分歧。
以翦伯贊為代表的部分史學家主張，由于秦末農民戰争迫使西漢初年統治階級實行“讓步政策”，才使社會經濟取得迅速發展；而以孫達人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史學家則認為，農民戰争過後，統治者隻有“反攻倒算”，絕無“讓步”，農民戰争的曆史作用在于：在戰争中衆多的勞動人民擺脫了統治者的控制，從而使生産力得到發展。
除上述問題以外，國内史學界對秦漢農民起義的綱領、口号、政權性質，黃巾起義與宗教關系等問題都進行了探讨。
專著、論文都很多，在此不贅。
（4）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問題。
這是近年來秦漢史學界探讨得較多的一個問題。
自秦建立起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它的作用如何，其經濟基礎是什麼，在史學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有關的研究和讨論專著、文章很多，本書将分别在有關章節加以介紹。
（5）對秦漢時代各階級、階層的研究。
如對“奴隸”“隸臣妾”“豪強地主”“儒生”“遊俠”“自耕農”“佃客”“蒼頭”“刑徒”等的身份、階級屬性、來源、特征，以及在社會政治生活和生産中的地位作用等，都有一些論著發表。
其他還有對個别人物、事件的研究、考證和評價等，都有過十分有益的争論和探讨。
這裡不一一羅列。
本書正是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吸取史學界各方面的成果編著成的。
我們學習和研究秦漢史也必須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前進，才能取得較高的成就。
對秦漢史研究的展望 雖然近30年來對中國秦漢史的研究已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但就國内研究的現狀來看，有待開拓和探讨的課題還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近年來國内不斷發現出土的大量秦漢文物、古迹，為秦漢史的研究提供了空前寶貴的資料，也為秦漢史研究提出更多的任務。
因此，秦漢史的研究領域寬闊，大有可為。
毋庸諱言，秦漢史研究也面臨着許多困難。
這些困難有的是史學研究中共同性的問題，有的則屬于秦漢史研究中特有的。
史學理論急需進一步深化、加強，史學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這是屬于史學研究中共同性的問題，秦漢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這個問題中國史學界近年來讨論得很熱烈，許多年輕的史學家已作出不少有益的嘗試，無須在此贅述。
文獻資料相對較少，則是研究秦漢史中特有的困難。
中國古代的曆史資料，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但具體到秦漢史的資料上，則不盡如此。
比起唐以後的各個時代來，秦漢時期為我們留下的、可供研究曆史的文獻資料是相對地少多了。
如前一節所述，現有資料其中主要是《史記》《漢書》《後漢書》等，而這些史書又是人們較為熟悉的。
所以要在這數量不多、而又為人所周知的資料中，搜尋被前代史學家遺漏的史料而有所發現，确是十分困難的。
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除加強史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以對原有的文獻資料從新的角度進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開辟新的史料來源。
所謂開辟新的史料來源，無非是兩條途徑：一是對以前未被利用的資料認真加以鑒别、研究，發掘其中可供秦漢史研究的史料。
如有一批古籍長期被視為“僞書”，而被史學家棄之不用，事實上有些書并不“僞”，或非全“僞”，隻不過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添進後人的作品，即使後人僞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隻要我們思想明确，細心爬梳，在這些古籍中亦不乏可利用的史料。
前面列出的《西京雜記》即屬于這種情況。
當然，這不是主要途徑。
更重要的新資料來源應當是考古新發現，尤其是近十餘年出土的秦簡、漢簡、帛書及有銘文的禮器、兵器及其他文物。
這些史料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它們數量多，如秦漢簡牍就數以萬計，内容豐富；而且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像現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樣，經過千百年無數次的輾轉傳抄，訛誤在所難免。
考古出土的文字資料，多系第一手材料，保存着書寫時的原始狀态，其史料價值尤為可貴。
所以，應當更加重視對考古、文物資料的利用。
在秦漢史領域中，某些方面的文獻資料極少，而考古發掘出的文物資料則可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如有關秦代法律的文獻資料幾乎沒有，因此以往不可能有研究秦律的系統的著作出現。
而自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後，大批研究秦律的論文紛紛發表，而且出現了系統的、有相當分量的專著&mdash&mdash《秦律通論》（栗勁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這說明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資料為秦漢史研究提供的史料是極其重要的。
如果秦漢史的研究不斷吸取考古發掘的新成果，就可以彌補文獻不足的缺憾，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極豐富的資料供研究、利用，這是今後研究秦漢史的重要途徑。
本書雖力圖沿這條途徑進行探索，将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結合起來研究，但由于筆者水平有限，所作未必盡妥，有一些最新考古成果尚未能吸收，隻好期待以後再修改、補充了。
可喜的是，在中國史學界一大批青年學者正在從事秦漢史方面的研究，他們不僅力圖在理論觀點上有所深入，而且嘗試用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統計學，甚至控制論、系統工程等研究方法，來研究秦漢史。
在探索的過程中，大家愈來愈重視考古、文物資料與傳統文獻史料的結合。
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來，秦漢史研究園地一定會展露新顔，結出更豐碩的果實來。
自“五四”後，秦漢史研究中的另一新課題，是對經濟史的研究。
大批的學術著作，已突破以前“食貨”的概念，開始用近代經濟學的理論、方法研究秦漢經濟。
重要的專著有：陶希聖《西漢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1年出版）；陳嘯江《西漢社會經濟研究》（新生命書局1936年出版）；王恒《漢代土地制度》（正中書局1945年出版）；馬元材《桑弘羊及其戰時經濟政策》（中國文化出版社1944年出版）。
至于在經濟史專著如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出版）中涉及秦漢的部分，及散見于各刊物上之論文更多，不一一備舉。
至于秦漢政治、文化、思想和各種制度的研究也無不具有這一時代的特點，單純考據性的研究逐漸為探索規律、闡明因果和與時代相聯系的研究所取代，成為秦漢史研究的主流。
其論文和專著甚多，不便一一備舉。
這一時期出現的，綜合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新體例寫的秦漢史著作，較為有影響的有四部：呂思勉《秦漢史》上、下（開明書店1947年出版）；馬元材《秦史綱要》（重慶大道出版社1945年出版）；李源澄《秦漢史》（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重慶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上海大學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
其中呂思勉和翦伯贊著的《秦漢史》1949年後均有再版。
綜上所述，秦漢史研究在兩千餘年的過程中，取得的成就可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史料的整理、考據，這方面的工作在清代達到最高的水平；二是宏觀研究、規律性的探索，這方面的工作自“五四”以後才剛剛開始。
但是上述兩方面的成就對今天秦漢史研究的影響是相當大的，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當前我們研究秦漢史的基礎。
二 秦漢史研究的現狀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秦漢史的研究出現以下幾個特點：（1）中國大陸境内秦漢史學者多數都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并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展開讨論，取得可觀的成果；（2）由于近年來秦漢文物、古迹的陸續被發現，使秦漢史研究同考古、文物研究的結合更加緊密，在國外，引起更多的學者注意對秦漢史的研究；（3）當前，同其他斷代史一樣，秦漢史研究領域也面臨着理論和方法新探索的問題。
以下就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尚待研讨的問題簡介如下： 主要研究成果 30多年來，秦漢史研究的成果累累，這裡僅将其中以專著形式出版的書羅列于後： 在國内出版的秦漢史專著有：何茲全《秦漢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楊翼骧《秦漢史綱要》（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出版）；勞幹《秦漢史》（台灣華岡有限公司1952年出版）；錢穆《秦漢史》（1957年自印初版，香港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1969年三版）；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等。
在日本出版的秦漢史著作，主要的有：大庭脩《秦漢帝國的威容&mdash&mdash圖說中國曆史2》（講談社1977年出版）；西嶋定生《秦漢帝國》（講談社1974年出版）；永田英正《國際世界的曆史·秦漢帝國》（學習研究社1979年出版）；松丸道雄、永田英正《中國古代文明之成立》（講談社1985年出版）等等。
除綜合性斷代史外，還有更多的專史出版，标志着當前秦漢史研究的深入發展。
在這些專史中影響較大的有：安作璋、熊鐵基合著《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1984年出版）；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卷（秦漢部分）（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春藩《秦漢封國食邑賜爵制》（遼甯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顧颉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陳竺同《兩漢和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安作璋《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等。
以上各專著從書名就可知其大緻内容，限于篇幅，不一一述評。
農民戰争史的研究，是1949年後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除數以百計的研究論文已在各個學術刊物上發表以外，已出版的專著即有六種。
其中劉開揚《秦末農民戰争史略》（商務印書館1959年出版），漆俠等著《秦漢農民戰争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一版，1979年二版），是專門研究秦漢農民戰争的著作。
而孫達人《中國古代農民戰争史》第1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和田昌五《中國古代農民革命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也是專門論述秦漢農民戰争的。
研究社會生活和文明史，是近數年來中國史學界開始注意的課題，這方面的成果在秦漢史領域中尚不足。
但也有兩本專著出現：謝國桢《兩漢社會生活概述》（陝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林劍鳴主編《秦漢社會文明》（西北大學出版社1975年出版）。
秦漢史的史料整理、研究工作成果更是極其顯著，除有一批史書如《史記》《漢書》等已标點、整理重印以外，更多的研究性專著或根據專題編纂的史料的出版，給探索秦漢史各項專題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其主要的如：陳直《史記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一版，1979年二版）；《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安作璋《秦漢農民戰争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等等。
這裡特别要指出，《秦集史》是馬非百先生從三十年代就開始收集的一部有關秦自建國直至滅亡的史料彙集。
此書采用舊史的紀傳體形式，将各類史料按“紀”“傳”“志”“表”四個部分編排，并用“編者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看法，是一部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史料集。
此外，還有一大批曆史人物傳紀，如秦始皇、漢武帝、桑弘羊、劉秀、王莽、司馬遷、班固、張骞等，和各種論文集如《秦漢史論叢》《漢簡研究文集》等，都先後出版，不一一備舉。
港、台地區出版的秦漢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專著也相當可觀，著名秦漢史學家如勞幹、嚴耕望、陳槃、楊聯陞等，均有多種論著問世。
限于篇幅，不能詳細介紹。
台灣馬先醒編《漢史文獻類目》（台北，簡牍社1976年出版）中，收錄有港、台學者發表的有關漢史研究的論著目錄，可供檢索。
日本和歐美學者近十餘年對中國秦漢史的研究成果也十分豐碩，可參閱山根幸夫主編的《中國史研究入門·秦漢時代》（山川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中國史研究動态》中有關介紹。
這裡從略。
主要探讨的問題 近30年來，秦漢史研究中所讨論的問題很多。
這些問題有的是1949年前學術界争論的繼續，大部分則是新提出來探讨的。
其中，經過史學界的研讨，有的已經得出一緻結論，更多的問題則尚在讨論中。
但不論有無一緻看法，所有提出的問題都較以前的研究深入了一步。
現将其主要的羅列于後，以供參考： （1）秦漢社會性質的研究。
這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研究中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至今仍無一緻結論。
目前，在中國大陸史學界大緻有四種意見：（a）秦漢社會為奴隸社會性質；（b）秦漢為封建社會；（c）秦為奴隸制，兩漢為封建制；（d）東漢以前為奴隸制，東漢以後為封建制。
這四種說法分别以尚钺、郭沫若、趙錫元和鄭昌淦四位學者的論點為代表。
港、台地區學者多數不贊成以“封建社會”或“奴隸社會”這樣的概念概括秦漢社會性質，如有的隻是認為秦漢社會“屬于自由民身份的奴婢制度”（見劉偉民《中國古代奴婢制度史》，香港龍門書店1975年出版）。
日本學者則多數認為，秦漢應屬奴隸社會，或稱“父家長奴隸制”（見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和構造》），也有部分學者主張以“專制社會”或“極權社會”等概念概括秦漢社會性質。
歐美學者的觀點與港、台地區及日本的學者多相似。
這個問題與史學理論有密切聯系，故短時期内恐難于取得一緻意見。
（2）土地制度的研究。
這個問題包括許多方面。
一是秦漢時期土地所有制性質，主張秦漢為奴隸社會者，自然認為秦漢時期土地所有制為奴隸主所有，主張秦漢為封建社會者，則堅持認為當時的土地為封建地主所有。
另一方面在封建論者内部又有對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不同看法：一部分學者認為秦漢時期封建土地國有為支配形式（見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載《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有的學者則認為地主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見林甘泉《論秦漢專制主義經濟基礎》，載《秦漢史論叢》第二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還有的學者認為國有、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三種所有制形式同等重要（見趙俪生《試論兩漢的土地所有制和社會經濟結構》，載《文史哲》1982年第5期）。
除土地所有制問題外，對秦漢時的“公田”“假田”“爰田”以及與土地制度有關的租佃、賦稅、徭役制度的研究，都有一些論著發表。
在國外學者的論著中，日本學者提出的“豪族論”和“共同體”問題，很值得注意。
[6] （3）農民戰争和漢初政策的研究。
在研究農民戰争問題時，國内多數史學家更多地注意到秦漢農民戰争性質和作用問題。
一部分人認為，秦漢農民戰争隻是反對暴君污吏，不反對整個封建制度，另一部分人則認為農民戰争所反對的是整個封建制度。
秦漢時代的農民戰争推動了曆史進步，這是絕大多數史學家都肯定的看法，但在如何推動曆史進步這個問題上，則存在很大分歧。
以翦伯贊為代表的部分史學家主張，由于秦末農民戰争迫使西漢初年統治階級實行“讓步政策”，才使社會經濟取得迅速發展；而以孫達人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史學家則認為，農民戰争過後，統治者隻有“反攻倒算”，絕無“讓步”，農民戰争的曆史作用在于：在戰争中衆多的勞動人民擺脫了統治者的控制，從而使生産力得到發展。
除上述問題以外，國内史學界對秦漢農民起義的綱領、口号、政權性質，黃巾起義與宗教關系等問題都進行了探讨。
專著、論文都很多，在此不贅。
（4）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問題。
這是近年來秦漢史學界探讨得較多的一個問題。
自秦建立起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它的作用如何，其經濟基礎是什麼，在史學界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有關的研究和讨論專著、文章很多，本書将分别在有關章節加以介紹。
（5）對秦漢時代各階級、階層的研究。
如對“奴隸”“隸臣妾”“豪強地主”“儒生”“遊俠”“自耕農”“佃客”“蒼頭”“刑徒”等的身份、階級屬性、來源、特征，以及在社會政治生活和生産中的地位作用等，都有一些論著發表。
其他還有對個别人物、事件的研究、考證和評價等，都有過十分有益的争論和探讨。
這裡不一一羅列。
本書正是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吸取史學界各方面的成果編著成的。
我們學習和研究秦漢史也必須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前進，才能取得較高的成就。
對秦漢史研究的展望 雖然近30年來對中國秦漢史的研究已取得相當可觀的成就，但就國内研究的現狀來看，有待開拓和探讨的課題還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近年來國内不斷發現出土的大量秦漢文物、古迹，為秦漢史的研究提供了空前寶貴的資料，也為秦漢史研究提出更多的任務。
因此，秦漢史的研究領域寬闊，大有可為。
毋庸諱言，秦漢史研究也面臨着許多困難。
這些困難有的是史學研究中共同性的問題，有的則屬于秦漢史研究中特有的。
史學理論急需進一步深化、加強，史學研究方法有待改進，這是屬于史學研究中共同性的問題，秦漢史的研究也不例外。
這個問題中國史學界近年來讨論得很熱烈，許多年輕的史學家已作出不少有益的嘗試，無須在此贅述。
文獻資料相對較少，則是研究秦漢史中特有的困難。
中國古代的曆史資料，用“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但具體到秦漢史的資料上，則不盡如此。
比起唐以後的各個時代來，秦漢時期為我們留下的、可供研究曆史的文獻資料是相對地少多了。
如前一節所述，現有資料其中主要是《史記》《漢書》《後漢書》等，而這些史書又是人們較為熟悉的。
所以要在這數量不多、而又為人所周知的資料中，搜尋被前代史學家遺漏的史料而有所發現，确是十分困難的。
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除加強史學理論和方法的研究，以對原有的文獻資料從新的角度進行分析、利用外，更重要的是開辟新的史料來源。
所謂開辟新的史料來源，無非是兩條途徑：一是對以前未被利用的資料認真加以鑒别、研究，發掘其中可供秦漢史研究的史料。
如有一批古籍長期被視為“僞書”，而被史學家棄之不用，事實上有些書并不“僞”，或非全“僞”，隻不過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添進後人的作品，即使後人僞造的古籍，其中也多少保存了一些可信的史料，隻要我們思想明确，細心爬梳，在這些古籍中亦不乏可利用的史料。
前面列出的《西京雜記》即屬于這種情況。
當然，這不是主要途徑。
更重要的新資料來源應當是考古新發現，尤其是近十餘年出土的秦簡、漢簡、帛書及有銘文的禮器、兵器及其他文物。
這些史料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它們數量多，如秦漢簡牍就數以萬計，内容豐富；而且這些文物上的文字不像現存古籍上的文字那樣，經過千百年無數次的輾轉傳抄，訛誤在所難免。
考古出土的文字資料，多系第一手材料，保存着書寫時的原始狀态，其史料價值尤為可貴。
所以，應當更加重視對考古、文物資料的利用。
在秦漢史領域中，某些方面的文獻資料極少，而考古發掘出的文物資料則可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如有關秦代法律的文獻資料幾乎沒有，因此以往不可能有研究秦律的系統的著作出現。
而自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後，大批研究秦律的論文紛紛發表，而且出現了系統的、有相當分量的專著&mdash&mdash《秦律通論》（栗勁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這說明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資料為秦漢史研究提供的史料是極其重要的。
如果秦漢史的研究不斷吸取考古發掘的新成果，就可以彌補文獻不足的缺憾，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極豐富的資料供研究、利用，這是今後研究秦漢史的重要途徑。
本書雖力圖沿這條途徑進行探索，将文獻資料和考古材料結合起來研究，但由于筆者水平有限，所作未必盡妥，有一些最新考古成果尚未能吸收，隻好期待以後再修改、補充了。
可喜的是，在中國史學界一大批青年學者正在從事秦漢史方面的研究，他們不僅力圖在理論觀點上有所深入，而且嘗試用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統計學，甚至控制論、系統工程等研究方法，來研究秦漢史。
在探索的過程中，大家愈來愈重視考古、文物資料與傳統文獻史料的結合。
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來，秦漢史研究園地一定會展露新顔，結出更豐碩的果實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