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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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史料。
清吳式芬、陳介祺著的《封泥考略》十卷，近人周明泰的《續封泥考略》六卷和《再續封泥考略》四卷、吳熊《封泥彙編》一卷、《封泥存真》一卷、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一卷，其中有許多漢封泥資料。
今人陳直《漢封泥考略》、羅福頤《漢印文字征》，清汪啟淑的《漢銅印叢》、姚觐元的《漢印偶存》、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今人商承祚等人的《古陶軒秦漢印存》，是著錄秦漢封泥、印章的專著。
陶文、瓦當文字 陶文、瓦當文字雖皆短短數字，但亦可供研究曆史參考，尤其将衆多陶文、瓦當文字搜集在一起，集腋成裘，可發現許多文獻上不易見到之資料。
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和陳直《關中秦漢陶錄》《秦漢瓦當概述》等等。
近數十年來，在各地出土的秦漢瓦當、陶器，及秦始皇陵兵馬俑都發現不少文字，其資料公布在各文物、考古刊物上，袁仲一、韓钊、焦南峰等皆有專著出版，不一一贅述。
貨币等金石文字 秦漢時貨币及其他各種銅器、鐘鼎、金石文字也是研究秦漢史的重要資料。
這方面的資料更多，尤其是近數十年來國内出土的大批文物不勝枚舉。
可惜，近年來編輯、出版的工作尚跟不上實物發現的速度，所以著錄和研究的專著還是比較陳舊的。
重要的有：今人容庚的《秦金文錄》《漢金文錄》，近人劉體智的《小校經閣金文》，清王昶的《金石萃編》、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近人羅振玉的《古鏡圖錄》，清李佐賢的《古泉彙》、李佐賢和鮑康的《續泉彙》，等等。
容媛編有《金石書錄目》，黃立猷編有《金石書目》，是翻檢金石書目的工具書。
應當指出，可供研究秦漢史的文物考古資料是相當多的。
尤其是近年來，在我國各地所發現的秦漢時代的文物、古迹很多。
如震驚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氣勢雄偉的西漢軍陣俑，精美的漢代絲綢，漢代女屍，鎏金銅馬，金縷玉衣等，都是研究秦漢史不可不了解的資料。
這些資料除散見于《文物》《考古》和各有關刊物外，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新中國考古收獲》和文物編輯委員會編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三本書中，對建國以來全國各地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獲，作了概括性的、全面的總結。
其中秦漢部分十分豐富，翻閱起來也很方便。
第三節 秦漢史研究的曆史和現狀 學如積薪，後來居上。
今天我們學習和研究秦漢史，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才可望取得較高的水平。
因此，這裡有必要簡略地介紹秦漢史研究的曆史和現狀。
一 秦漢史研究的曆史 對于秦漢史的研究，應當說從西漢時代就已開始。
在這兩千餘年的歲月裡，從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方面考察，秦漢史的研究可分為四個階段：（1）西漢至南北朝時期；（2）隋唐到清以前；（3）清代到“五四”運動之前；（4）自“五四”以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以下就依次略述各個時期的研究情況及主要成果。
西漢至南北朝時期（前206年至589年）對于西漢至南北朝時代的人來說，“秦漢史”是那個時代的當代史或剛剛過去的近、現代史。
當時的史學家研究秦漢史擁有許多優越條件，也有一些局限性。
簡單地說，其有利條件主要是：由于研究的對象時代過去不久，所見的資料流傳時間不長，失真較少，有些人自身就是曆史事件的參加者，所以具有後代無法比拟的優越性。
但也正因時代緣故，當時的秦漢史研究者，與所研究的曆史事件或人物，都不免有感情上或人事關系上之牽連。
在研究這個時期曆史的時候，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将個人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觀點甚至偏見貫注于研究的過程中。
這樣，自不免影響其記叙或評述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在利用這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史料時，我們應當注意這一點。
盡管如此，這時期秦漢史研究的成就還是十分輝煌的，尤其是基本史料的搜集、編纂工作，為此後兩千餘年的研究打下基礎，是秦漢史研究的開拓階段。
這個時期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有三個方面：（1）專著；（2）對專著的補續及注釋；（3）史論。
記載秦漢曆史的紀傳體和編年體的基本專著，絕大部分出現在這個時期，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範晔的《後漢書》，以及《漢紀》《東觀漢記》《後漢紀》等等。
此外如《西京雜記》《楚漢春秋》《三輔黃圖》等也是這個時期完成的著作。
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首先是與較晚出的著作相比，史料翔實、可靠，内容豐富，其次是這些著作多系政治史，其他方面的内容較為簡略，在觀點方面多抑秦揚漢。
由于此時期出現的秦漢史著作，乃是此後兩千餘年研究秦漢史的基礎和主要依據，所以上述特點對此後的秦漢史研究也有重大影響。
對秦漢史專著的續補和注釋的著作，主要有西漢時褚少孫補《史記》。
關于褚少孫及其所補《史記》情況，在本書有關章節将詳述。
除此以外，在這階段中，補《史記》者有十五家之多。
《史通·正史篇》中提到續補《史記》者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
這些作者所補之《史記》現在雖均不可考，但從中可以看出《史記》誕生後的影響及當時研究秦漢史之盛況。
注釋《史記》的第一家，為東漢延笃的《音義》（見陳直《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載《中國史學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以後又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記集解》，和東晉徐廣、南齊鄒誕生等的《史記音義》。
相對地說來，此時期對秦漢史籍的注釋僅僅是開始，成就有限。
總結秦亡漢興曆史教訓的史論大量出現，是這一時期秦漢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
史論的作者不僅有史學家，更多的是漢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大臣、宰相。
他們在發表政見之時，常常以秦漢曆史為依據，所以不少對策、上書都具有史論的價值。
最著名的為賈誼《過秦論》、陸賈《新語》、王符《潛夫論》、荀悅《申鑒》、仲長統《昌言》、崔萛《政論》以及曹元首《六代論》等。
此外賈山、晁錯、董仲舒等也有許多結合當時政治現實所發的史論，均見他們各自的著作及《漢書》本傳。
此外《史記》“太史公曰”、《漢書》之“贊”、《後漢書》之“論”，都留下了司馬遷、班固、範晔十分有名的史論。
從隋唐至明末（589年至1644年）這個時期的一千餘年中，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對秦漢史籍的注釋，重點是對《史記》和《漢書》《後漢書》的注解，最重要的成果集中出現在唐代。
研究和注解《史記》的名著&mdash&mdash司馬貞的《史記索隐》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均出現于唐代。
《史記索隐》共三十卷，前二十八卷為采輯前人注解，間參己意，詳解《史記》原文。
廿九卷、三十卷上半卷，是重寫的《贊》，共一百三十篇。
三十卷下半卷為《補序》及說明。
此書補充、糾正《史記》叙事疏誤之處頗多，貢獻在《集解》《音義》之上。
《史記正義》共三十卷（一作二十卷），是以唐經疏體例注《史記》。
其中保存許多司馬遷依據的原著資料、古代佚書、古文字，又多征引古地理著述。
有的一條注文多至千餘字，引書達九種之多，保存了一定價值的史料。
因此《索隐》《正義》與《集解》曆來被稱為《史記》“三家注”，是權威性注釋。
除“三家注”外，這個時期研究《史記》的著作還有多種，著名的有隋柳顧言、唐劉伯莊著《史記音義》和《史記地名》，唐李鎮著《史記義林》等。
不過，其影響均未超出“三家注”。
對《漢書》的注釋至南北朝時就已有二十餘家。
但集大成者，則是唐代的顔師古。
顔師古（581～645）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名籀。
貞觀中，為《漢書》作注，博采諸家音義，删繁補略，參以己說，對唐以前各家注釋評較得失，進行了改正訛誤、通順文句、考據補漏和注音釋義的工作，是為清代以前對《漢書》注的最高成就。
《後漢書》的注釋，在唐代也出現了權威性著作，即李賢的《後漢書注》。
李賢（653&mdash684）字明允，唐高宗第六子，武則天生，初封潞王。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死，繼立為太子，召張大安、劉讷言等共注《後漢書》紀、傳，多參取南朝梁王規《續後漢書注》及劉昭、吳均《後漢書注》，共九十卷。
其注着重訓诂，引據之書頗多。
也達到清以前《後漢書》注的最高成就。
清代至“五四”以前（1644年至1919年）這個階段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乃是在考據之風盛行下對秦漢史古籍的整理、校勘和考訂，有一批著名學者在這方面做出卓著的貢獻。
正如魯迅所說的：“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
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迹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hellip&hellip”（《花邊文學·算賬》）具體地說，其成就有下列兩個方面： （1）對秦漢古籍的校注、辨僞和輯佚。
在這方面成就較大的有惠棟、沈欽韓、周壽昌、王先謙等。
惠棟（1697～1758），著名的考據家。
著述甚多。
其有關秦漢史籍的著述，為三十歲以前完成的《後漢書補注》。
該書初名《訓纂》，後定名《補注》，蓋補梁劉昭，唐李賢之注，其體例仿裴松之注《三國志》，援引諸家後漢史書，詳為之注，并列出處，間加按語，以抒己見。
《後漢書補注》比起唐李賢之注又前進了一步。
沈欽韓（1775&mdash1832）著《漢書疏證》《後漢書疏證》。
沈撰《後漢書疏證》時，惠棟已撰成《後漢書補注》。
因惠氏稿本未刊，沈無由得見，所以沈書與惠書“各抒其所得”，各有所長。
沈書以考訂名物、正謬補缺、通暢事理見長，于地理部分疏證特詳。
唯沈氏之《漢書疏證》中地理一志，未遑成書。
周壽昌（1814～1884）著《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主要是對版本、字句之校勘，文字之诠釋，史事之考訂。
又著《後漢書注補正》，旨在正唐李賢注本之失，補惠棟補注之所未及與失誤者，共有考訂二百餘條。
王先謙（1842～1917）為清代考據學之大家。
他将唐李賢對《後漢書》所作之注與惠棟之補注合并，而以惠注為主，廣征古說，編成《後漢書集解》。
此書不僅詳細校核了《後漢書》之版本，而且勘合紀、傳異同，糾正記載中之訛誤，對名物、典章制度也作了較詳細的诠釋，是注解《後漢書》最高水平的著作。
此外，王先謙還著《漢書補注》一百二十卷，其内容、價值與《後漢書集解》相當。
除上述諸家外，有清一代整理秦漢古籍的學者還有許多，如侯康、沈銘彜等等，不一一贅述。
（2）對史書和史實的考訂。
這是清代學者研究秦漢史的另一方面貢獻，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有錢大昕、王鳴盛、趙翼、錢大昭、陳景雲、孫淵如、全祖望、徐松、章宗源等等。
同上述惠棟等學者一樣，錢大昕等人所考訂的古籍和古史的範圍很廣，秦漢隻是其研究中的一部分。
這裡僅就其有關秦漢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紹： 錢大昕（1728～1804），著《廿二史考異》，其中有對《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考證。
《廿二史考異》出版後，陸續又有所得，他又将有關《史記》《漢書》《後漢書》者編為《三史拾遺》五卷。
王鳴盛（1722～1797），著《十七史商榷》，其中有對《史記》《漢書》《後漢書》之考證。
所謂“商榷”乃為對有關史書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與《廿二史考異》可相互補充。
趙翼（1727～1814），其名著《廿二史劄記》中有對《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考據。
《廿二史劄記》與上述《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三書為清代乾嘉考據學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被學者視為“讀史者之津梁”（見王利器輯《越缦堂讀書簡端記》）。
至于專門從事一部書或對書中部分内容進行考證、注校的作者和著作則很多，其重要的有：錢大昭《漢書辨疑》《後漢書辨疑》《續漢書辨疑》；陳景雲《兩漢書訂誤》；孫淵如《史記天官書考證》；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徐松《漢書地理志集釋》《漢書西域傳補注》，等等。
有關秦漢時代史籍和史迹的考據，在清代成果甚多，除上述列舉的以外，有影響的還有：李慈銘《漢書劄記》、朱一新《漢書管見》、陳樹镛《漢官問答》、杜貴墀《漢律輯證》、陳澧《漢儒通義》、梁玉繩《漢書人表考》、李光廷《漢西域圖考》、汪士铎《漢志釋地略》、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王紹蘭《漢書地理志校注》、強汝詢《漢州郡縣吏制考》、瞿中溶《漢武梁祠畫像考》、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成儒《史漢骈枝》、李慈銘《史記劄記》、梁玉繩《史記志疑》、崔适《史記探源》、邵晉涵《史記輯評》、林伯桐《史記蠡測》、姚振宗《後漢書藝文志》、練恕《後漢書公卿表》、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姚之骃《後漢書補逸》、何若瑤《後漢書注考證》等等。
清末學者中王國維和梁啟超應占特殊地位，他們在史學領域中的成就，早已超出乾嘉考據學的水平，達到以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資産階級史學“奠基人”的崇高地位（見《中國史學家評傳》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他們在秦漢史方面的著作雖然不多，但皆為扛鼎之作，如王國維對簡牍研究的著作以及《漢代古文考》《西域井渠考》，和梁啟超的《淮南子要略書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書後》《漢書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僞表》等，都不失為學術寶庫中熠熠閃光的珍珠。
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1919年至1949年）這是一個轉折的階段。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秦漢史的研究也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
首先，在理論指導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成為研究秦漢史的重要觀點之一。
因而，對秦漢史的研究開始突破對史料的搜集、考證和對具體事實的考據，走向宏觀探讨，即對規律性的探索。
這個時期對秦漢史的研究，多是作為探讨整個中國古代史中的一部分内容而提出來的。
如在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戰時期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由于所争論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所謂“亞細亞生産方式”問題，必定涉及秦漢時代的社會性質，所以秦漢社會性質就成為争論的焦點之一。
這是以前封建史學家從未接觸到的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大緻有三種意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秦以後的中國進入封建社會，這樣，秦漢當然是封建社會性質；另外以李季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秦漢是“前資本主義性質”；還有人認為秦漢時代屬于“奴隸社會性質”，或“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君權社會”，等等。
以上各種論點均可在《讀書雜志》上刊載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找到。
這種争論是從二十年代開始的
清吳式芬、陳介祺著的《封泥考略》十卷，近人周明泰的《續封泥考略》六卷和《再續封泥考略》四卷、吳熊《封泥彙編》一卷、《封泥存真》一卷、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一卷，其中有許多漢封泥資料。
今人陳直《漢封泥考略》、羅福頤《漢印文字征》，清汪啟淑的《漢銅印叢》、姚觐元的《漢印偶存》、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今人商承祚等人的《古陶軒秦漢印存》，是著錄秦漢封泥、印章的專著。
陶文、瓦當文字 陶文、瓦當文字雖皆短短數字，但亦可供研究曆史參考，尤其将衆多陶文、瓦當文字搜集在一起，集腋成裘，可發現許多文獻上不易見到之資料。
這方面的論著主要有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和陳直《關中秦漢陶錄》《秦漢瓦當概述》等等。
近數十年來，在各地出土的秦漢瓦當、陶器，及秦始皇陵兵馬俑都發現不少文字，其資料公布在各文物、考古刊物上，袁仲一、韓钊、焦南峰等皆有專著出版，不一一贅述。
貨币等金石文字 秦漢時貨币及其他各種銅器、鐘鼎、金石文字也是研究秦漢史的重要資料。
這方面的資料更多，尤其是近數十年來國内出土的大批文物不勝枚舉。
可惜，近年來編輯、出版的工作尚跟不上實物發現的速度，所以著錄和研究的專著還是比較陳舊的。
重要的有：今人容庚的《秦金文錄》《漢金文錄》，近人劉體智的《小校經閣金文》，清王昶的《金石萃編》、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彜器款識》，近人羅振玉的《古鏡圖錄》，清李佐賢的《古泉彙》、李佐賢和鮑康的《續泉彙》，等等。
容媛編有《金石書錄目》，黃立猷編有《金石書目》，是翻檢金石書目的工具書。
應當指出，可供研究秦漢史的文物考古資料是相當多的。
尤其是近年來，在我國各地所發現的秦漢時代的文物、古迹很多。
如震驚中外的秦始皇陵兵馬俑，氣勢雄偉的西漢軍陣俑，精美的漢代絲綢，漢代女屍，鎏金銅馬，金縷玉衣等，都是研究秦漢史不可不了解的資料。
這些資料除散見于《文物》《考古》和各有關刊物外，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新中國考古收獲》和文物編輯委員會編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三本書中，對建國以來全國各地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獲，作了概括性的、全面的總結。
其中秦漢部分十分豐富，翻閱起來也很方便。
第三節 秦漢史研究的曆史和現狀 學如積薪，後來居上。
今天我們學習和研究秦漢史，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才可望取得較高的水平。
因此，這裡有必要簡略地介紹秦漢史研究的曆史和現狀。
一 秦漢史研究的曆史 對于秦漢史的研究，應當說從西漢時代就已開始。
在這兩千餘年的歲月裡，從研究的方法和内容方面考察，秦漢史的研究可分為四個階段：（1）西漢至南北朝時期；（2）隋唐到清以前；（3）清代到“五四”運動之前；（4）自“五四”以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
以下就依次略述各個時期的研究情況及主要成果。
西漢至南北朝時期（前206年至589年）對于西漢至南北朝時代的人來說，“秦漢史”是那個時代的當代史或剛剛過去的近、現代史。
當時的史學家研究秦漢史擁有許多優越條件，也有一些局限性。
簡單地說，其有利條件主要是：由于研究的對象時代過去不久，所見的資料流傳時間不長，失真較少，有些人自身就是曆史事件的參加者，所以具有後代無法比拟的優越性。
但也正因時代緣故，當時的秦漢史研究者，與所研究的曆史事件或人物，都不免有感情上或人事關系上之牽連。
在研究這個時期曆史的時候，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将個人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觀點甚至偏見貫注于研究的過程中。
這樣，自不免影響其記叙或評述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在利用這個時期遺留下來的史料時，我們應當注意這一點。
盡管如此，這時期秦漢史研究的成就還是十分輝煌的，尤其是基本史料的搜集、編纂工作，為此後兩千餘年的研究打下基礎，是秦漢史研究的開拓階段。
這個時期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有三個方面：（1）專著；（2）對專著的補續及注釋；（3）史論。
記載秦漢曆史的紀傳體和編年體的基本專著，絕大部分出現在這個時期，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範晔的《後漢書》，以及《漢紀》《東觀漢記》《後漢紀》等等。
此外如《西京雜記》《楚漢春秋》《三輔黃圖》等也是這個時期完成的著作。
這些著作的共同特點，首先是與較晚出的著作相比，史料翔實、可靠，内容豐富，其次是這些著作多系政治史，其他方面的内容較為簡略，在觀點方面多抑秦揚漢。
由于此時期出現的秦漢史著作，乃是此後兩千餘年研究秦漢史的基礎和主要依據，所以上述特點對此後的秦漢史研究也有重大影響。
對秦漢史專著的續補和注釋的著作，主要有西漢時褚少孫補《史記》。
關于褚少孫及其所補《史記》情況，在本書有關章節将詳述。
除此以外，在這階段中，補《史記》者有十五家之多。
《史通·正史篇》中提到續補《史記》者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
這些作者所補之《史記》現在雖均不可考，但從中可以看出《史記》誕生後的影響及當時研究秦漢史之盛況。
注釋《史記》的第一家，為東漢延笃的《音義》（見陳直《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載《中國史學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以後又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記集解》，和東晉徐廣、南齊鄒誕生等的《史記音義》。
相對地說來，此時期對秦漢史籍的注釋僅僅是開始，成就有限。
總結秦亡漢興曆史教訓的史論大量出現，是這一時期秦漢史研究的重要成就之一。
史論的作者不僅有史學家，更多的是漢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大臣、宰相。
他們在發表政見之時，常常以秦漢曆史為依據，所以不少對策、上書都具有史論的價值。
最著名的為賈誼《過秦論》、陸賈《新語》、王符《潛夫論》、荀悅《申鑒》、仲長統《昌言》、崔萛《政論》以及曹元首《六代論》等。
此外賈山、晁錯、董仲舒等也有許多結合當時政治現實所發的史論，均見他們各自的著作及《漢書》本傳。
此外《史記》“太史公曰”、《漢書》之“贊”、《後漢書》之“論”，都留下了司馬遷、班固、範晔十分有名的史論。
從隋唐至明末（589年至1644年）這個時期的一千餘年中，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對秦漢史籍的注釋，重點是對《史記》和《漢書》《後漢書》的注解，最重要的成果集中出現在唐代。
研究和注解《史記》的名著&mdash&mdash司馬貞的《史記索隐》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均出現于唐代。
《史記索隐》共三十卷，前二十八卷為采輯前人注解，間參己意，詳解《史記》原文。
廿九卷、三十卷上半卷，是重寫的《贊》，共一百三十篇。
三十卷下半卷為《補序》及說明。
此書補充、糾正《史記》叙事疏誤之處頗多，貢獻在《集解》《音義》之上。
《史記正義》共三十卷（一作二十卷），是以唐經疏體例注《史記》。
其中保存許多司馬遷依據的原著資料、古代佚書、古文字，又多征引古地理著述。
有的一條注文多至千餘字，引書達九種之多，保存了一定價值的史料。
因此《索隐》《正義》與《集解》曆來被稱為《史記》“三家注”，是權威性注釋。
除“三家注”外，這個時期研究《史記》的著作還有多種，著名的有隋柳顧言、唐劉伯莊著《史記音義》和《史記地名》，唐李鎮著《史記義林》等。
不過，其影響均未超出“三家注”。
對《漢書》的注釋至南北朝時就已有二十餘家。
但集大成者，則是唐代的顔師古。
顔師古（581～645）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名籀。
貞觀中，為《漢書》作注，博采諸家音義，删繁補略，參以己說，對唐以前各家注釋評較得失，進行了改正訛誤、通順文句、考據補漏和注音釋義的工作，是為清代以前對《漢書》注的最高成就。
《後漢書》的注釋，在唐代也出現了權威性著作，即李賢的《後漢書注》。
李賢（653&mdash684）字明允，唐高宗第六子，武則天生，初封潞王。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死，繼立為太子，召張大安、劉讷言等共注《後漢書》紀、傳，多參取南朝梁王規《續後漢書注》及劉昭、吳均《後漢書注》，共九十卷。
其注着重訓诂，引據之書頗多。
也達到清以前《後漢書》注的最高成就。
清代至“五四”以前（1644年至1919年）這個階段秦漢史研究的主要成就，乃是在考據之風盛行下對秦漢史古籍的整理、校勘和考訂，有一批著名學者在這方面做出卓著的貢獻。
正如魯迅所說的：“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
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迹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hellip&hellip”（《花邊文學·算賬》）具體地說，其成就有下列兩個方面： （1）對秦漢古籍的校注、辨僞和輯佚。
在這方面成就較大的有惠棟、沈欽韓、周壽昌、王先謙等。
惠棟（1697～1758），著名的考據家。
著述甚多。
其有關秦漢史籍的著述，為三十歲以前完成的《後漢書補注》。
該書初名《訓纂》，後定名《補注》，蓋補梁劉昭，唐李賢之注，其體例仿裴松之注《三國志》，援引諸家後漢史書，詳為之注，并列出處，間加按語，以抒己見。
《後漢書補注》比起唐李賢之注又前進了一步。
沈欽韓（1775&mdash1832）著《漢書疏證》《後漢書疏證》。
沈撰《後漢書疏證》時，惠棟已撰成《後漢書補注》。
因惠氏稿本未刊，沈無由得見，所以沈書與惠書“各抒其所得”，各有所長。
沈書以考訂名物、正謬補缺、通暢事理見長，于地理部分疏證特詳。
唯沈氏之《漢書疏證》中地理一志，未遑成書。
周壽昌（1814～1884）著《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主要是對版本、字句之校勘，文字之诠釋，史事之考訂。
又著《後漢書注補正》，旨在正唐李賢注本之失，補惠棟補注之所未及與失誤者，共有考訂二百餘條。
王先謙（1842～1917）為清代考據學之大家。
他将唐李賢對《後漢書》所作之注與惠棟之補注合并，而以惠注為主，廣征古說，編成《後漢書集解》。
此書不僅詳細校核了《後漢書》之版本，而且勘合紀、傳異同，糾正記載中之訛誤，對名物、典章制度也作了較詳細的诠釋，是注解《後漢書》最高水平的著作。
此外，王先謙還著《漢書補注》一百二十卷，其内容、價值與《後漢書集解》相當。
除上述諸家外，有清一代整理秦漢古籍的學者還有許多，如侯康、沈銘彜等等，不一一贅述。
（2）對史書和史實的考訂。
這是清代學者研究秦漢史的另一方面貢獻，具有代表性的學者有錢大昕、王鳴盛、趙翼、錢大昭、陳景雲、孫淵如、全祖望、徐松、章宗源等等。
同上述惠棟等學者一樣，錢大昕等人所考訂的古籍和古史的範圍很廣，秦漢隻是其研究中的一部分。
這裡僅就其有關秦漢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紹： 錢大昕（1728～1804），著《廿二史考異》，其中有對《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考證。
《廿二史考異》出版後，陸續又有所得，他又将有關《史記》《漢書》《後漢書》者編為《三史拾遺》五卷。
王鳴盛（1722～1797），著《十七史商榷》，其中有對《史記》《漢書》《後漢書》之考證。
所謂“商榷”乃為對有關史書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與《廿二史考異》可相互補充。
趙翼（1727～1814），其名著《廿二史劄記》中有對《史記》《漢書》《後漢書》的考據。
《廿二史劄記》與上述《廿二史考異》《十七史商榷》三書為清代乾嘉考據學的代表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被學者視為“讀史者之津梁”（見王利器輯《越缦堂讀書簡端記》）。
至于專門從事一部書或對書中部分内容進行考證、注校的作者和著作則很多，其重要的有：錢大昭《漢書辨疑》《後漢書辨疑》《續漢書辨疑》；陳景雲《兩漢書訂誤》；孫淵如《史記天官書考證》；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徐松《漢書地理志集釋》《漢書西域傳補注》，等等。
有關秦漢時代史籍和史迹的考據，在清代成果甚多，除上述列舉的以外，有影響的還有：李慈銘《漢書劄記》、朱一新《漢書管見》、陳樹镛《漢官問答》、杜貴墀《漢律輯證》、陳澧《漢儒通義》、梁玉繩《漢書人表考》、李光廷《漢西域圖考》、汪士铎《漢志釋地略》、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王紹蘭《漢書地理志校注》、強汝詢《漢州郡縣吏制考》、瞿中溶《漢武梁祠畫像考》、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成儒《史漢骈枝》、李慈銘《史記劄記》、梁玉繩《史記志疑》、崔适《史記探源》、邵晉涵《史記輯評》、林伯桐《史記蠡測》、姚振宗《後漢書藝文志》、練恕《後漢書公卿表》、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姚之骃《後漢書補逸》、何若瑤《後漢書注考證》等等。
清末學者中王國維和梁啟超應占特殊地位，他們在史學領域中的成就，早已超出乾嘉考據學的水平，達到以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資産階級史學“奠基人”的崇高地位（見《中國史學家評傳》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他們在秦漢史方面的著作雖然不多，但皆為扛鼎之作，如王國維對簡牍研究的著作以及《漢代古文考》《西域井渠考》，和梁啟超的《淮南子要略書後》《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書後》《漢書諸子略各書存佚真僞表》等，都不失為學術寶庫中熠熠閃光的珍珠。
從“五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1919年至1949年）這是一個轉折的階段。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秦漢史的研究也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
首先，在理論指導方面，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成為研究秦漢史的重要觀點之一。
因而，對秦漢史的研究開始突破對史料的搜集、考證和對具體事實的考據，走向宏觀探讨，即對規律性的探索。
這個時期對秦漢史的研究，多是作為探讨整個中國古代史中的一部分内容而提出來的。
如在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戰時期展開的中國社會史論戰，由于所争論的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所謂“亞細亞生産方式”問題，必定涉及秦漢時代的社會性質，所以秦漢社會性質就成為争論的焦點之一。
這是以前封建史學家從未接觸到的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大緻有三種意見：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學者，認為秦以後的中國進入封建社會，這樣，秦漢當然是封建社會性質；另外以李季為代表的一些人，認為秦漢是“前資本主義性質”；還有人認為秦漢時代屬于“奴隸社會性質”，或“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君權社會”，等等。
以上各種論點均可在《讀書雜志》上刊載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找到。
這種争論是從二十年代開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