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敵機轟炸中談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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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些事物對人的關系為基礎，看它們有無道德上的應用價值，有無藝術價值，是否富于詩意，是否切合實用。
古希臘的科學思想源于埃及與巴比倫。
巴比倫的天文學和埃及的幾何學，和中國天文數學一樣，都以實際應用為目的。
但是希臘學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們概括并簡化各種科學原則，希望由此求出這些科學的通理。
這種追求通理的過程為天然律的發現鋪平了道路。
對希臘人而言，一共有兩個世界，即官覺世界與理性世界。
官覺有時會弄玄虛；所以哲學家不能信賴他的官覺的印象，而必須發展他的理性。
柏拉圖堅主研究幾何學，并不是為了幾何學的實際用途，而是想發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訓練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潑地思考。
柏拉圖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應用在倫理與政治上，結果奠定了西方社會哲學的基礎；亞裡士多德把它們應用在研究具體事物的真實性上，結果奠定了物質科學的基礎。
亞裡士多德相信由官覺所得知識的真實性。
他并有驚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這種理智力幾乎在任何學問上都留有痕迹。
他認為正确的知識不但需要正确地運用理性，同時也牽涉到官覺的正确運用；科學的進步則同時仰賴推理能力和觀察能力的發展。
亞裡士多德從應用數學演繹出若幹通則，研究與探讨這些原則是一種心智的鍛煉，他便由此訓練出一種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
憑着這種訓練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覺的正确運用，他創造了一套成為現代化科學基礎的知識系統。
使西方思想系統化的邏輯和知識理論，也同是這種理智鍛煉的産物。
中國思想集中于倫理關系的發展上。
我們之對天然律發生興趣，隻是因為它們有時可以作為行為的準則。
“四書”之一的《大學》曾經提出一套知識系統，告訴我們應該先從格物着手，然後才能緻知。
知識是心智發展的動力。
到此為止，我們所談的還是屬于知識方面的。
讨論再進一步以後，道德的意味就加強了。
心智發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則是齊家的基礎。
齊家而後方能治國，國治而後方能平天下。
從格物緻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道德上的理想體系。
在中國人看起來，世界和平絕非夢想，而是實際的道德體系。
因為國家的安定必然是與國際和平密切關聯的。
離開此目标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或無關痛癢的。
在這種學問态度之下，查問地球究竟繞日而行，抑或太陽繞地球而運行，原是無關痛癢的事。
再說，我們何苦為沸水的膨脹而傷腦筋？瓦特實在太傻了！我們中國人倒是對沸水的嘶嘶聲更感興趣，因為這種聲音可以使我們聯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調。
那該多麼富于詩意！ 蘋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國人可以在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義。
他們會說，一樣東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來。
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會得到應有的結果，為此多傷腦筋毫無好處。
如果你家花園裡的蘋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飛，那倒可能使中國人惴惴不安，認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難。
彗星出現，或者其他習見情形失常，中國人就是如此解釋的。
隻有牛頓這種人才會從蘋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發展理智，結果徒勞無功，原因不言而喻。
這些古希臘人物和他們的學說對中國有什麼用？在我們中國人的眼光裡，自然科學的價值隻是因為它們能夠産生實際的用途。
希臘哲學家離現代自然科學太遠了，他們還有些什麼實際用途呢？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用途是欣賞的，但是對為科學而科學的觀念卻不願領教。
中國學者的座右銘就是“學以緻用”。
在這樣的心理狀态之下，中國未能發展純粹科學是毫不足奇的，因為純粹科學是知識興趣的表現，而非實際應用的産物。
我們曾經建造長城和運河，也曾建設偉大的水利工程；我國建築式樣的宏麗，我們的宮殿和廟宇，都曾獲得舉世人士的激賞。
這些工程足與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論。
但是它們并不是純粹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因此它們無論如何偉大，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直到現代工程技術輸入以後，才見轉機。
如果沒有純粹科學，現代工程科學根本無法達到目前的巅峰狀态。
中國人所發明的指南針和火藥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發現火藥爆炸的膨脹原理，把這原理應用于沸水，并進而發明蒸汽機的，結果還是西洋人。
在中國，發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實際用途。
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肯在原理原則上探讨；也不像現代歐洲人那樣設法從個别的發現中歸納出普遍的定律。
現代歐洲人的這種習性是從古希臘繼承而來的，不過較諸希臘時代更進步而已。
中國人一旦達到一件新發明的實用目的，就會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國科學的發展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科學思想足為導向的明燈。
科學發展在中國停滞不進，就是因為我們太重實際。
我并不是說中國人不根據邏輯思考，而是說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精密的系統的訓練。
這缺點已經反映在中國哲學、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以及日常生活之中。
世界其餘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現代科學的光明和工業社會的福利以後，這種缺點在中國已經更見顯著。
除了重實際之外，我們中國人還充滿着強烈的道德觀念。
也可以說正因為我們注重道德，我們才重實際。
因為道德系指行為而言，行為則必然要憑實際結果來判斷。
希臘人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方面曾有離奇的幻想和推測，但是我們對行為卻不可能有同樣的幻想和推測。
有時候我們也可能闖出重實際重道德的思想常規，但是我們一旦發覺離開倫理範圍太遠時，我們馬上就會收回心靈的觸角。
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範圍。
他從山頂上發現的貝殼而推斷到山脈的成因。
他認為山勢的起伏顯示千萬年以前的山脈一定是一種流體，山頂上的貝殼正可以證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淵之底。
至于這種流體何時凝結為山脈，如何凝結為山脈，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問題，他卻無法解答了。
他的推斷也就到此為止，深恐冒險前進要栽筋鬥。
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後都曾有過同樣的觀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國思想家在理論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謹慎的，唯恐遠離倫理關系的範圍。
中國人當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們的理智活動卻局限于道德與實用的範圍。
他們像蠶一樣作繭自縛，自立智識活動的界限。
他們深愛他們的道德之繭，而且安居不出。
中國人的生活就是一種樂天知命的生活。
中國哲學的目标是安定。
求進步？算了吧&mdash&mdash進步勢将招緻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
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隻是因為她根本無意于此。
希臘人卻大不相同。
亞裡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無遠弗屆。
整個宇宙都是希臘理智活動的範圍。
希臘人覺得運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種快樂。
他們不管它是否切合實際，也不管它與道德倫理有沒有關系。
據說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裡得的一位學生曾經這樣問過老師：“我學這些東西能得到些什麼呢？”歐幾裡得吩咐他的仆人說：“既然他一定要從所學的裡面得到些東西，你就給他六個銅闆讓他走吧。
”希臘人甚至對道德也發展了一套倫理學，以理智的研究來檢讨道德的正确性。
蘇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緻了麻煩，被控以危險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靈。
自然科學之能發展到目前的階段，首先歸功于希臘人對大自然的觀念以及對有系統的智力訓練的愛好，中間經過文藝複興、宗教革命、法國革命，後來又受到工業革命的大刺激。
工業革命使工具和技術逐漸改進。
西歐在自然科學的後期發展中，從未忽視科學的實際用途。
不斷的發明和發現更進一步刺激了科學研究。
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齊頭并進，而相輔相成。
五口通商以後，現代科學開始涓涓滴滴地流傳到中國時，引起中國學者注意的還是科學的實用價值。
他們建立了兵工廠和輪船碼頭。
他們附帶翻譯了基本科學的書籍。
究竟是太陽繞地球運行或者是地球繞太陽運行，他們仍未感覺興趣。
在他們看起來，那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無論誰繞誰轉，對人都沒有實際的影響。
三百多年前耶稣會教士把天文數學傳到中國時，學者們馬上發生興趣，因為這些科學可以糾正當時中國日曆上的許多錯誤。
不但計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曆，就是播種收獲，日曆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紀初葉，進化論傳入中國。
我國學者馬上發現它的實用的道德價值。
應用“物競天擇，适者生存”這項天然律，他們得到一項結論，知道世界各國正在互相競争以求生存，而且
古希臘的科學思想源于埃及與巴比倫。
巴比倫的天文學和埃及的幾何學，和中國天文數學一樣，都以實際應用為目的。
但是希臘學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們概括并簡化各種科學原則，希望由此求出這些科學的通理。
這種追求通理的過程為天然律的發現鋪平了道路。
對希臘人而言，一共有兩個世界，即官覺世界與理性世界。
官覺有時會弄玄虛；所以哲學家不能信賴他的官覺的印象，而必須發展他的理性。
柏拉圖堅主研究幾何學，并不是為了幾何學的實際用途，而是想發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訓練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潑地思考。
柏拉圖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應用在倫理與政治上，結果奠定了西方社會哲學的基礎；亞裡士多德把它們應用在研究具體事物的真實性上，結果奠定了物質科學的基礎。
亞裡士多德相信由官覺所得知識的真實性。
他并有驚人的分析的理智力，他的這種理智力幾乎在任何學問上都留有痕迹。
他認為正确的知識不但需要正确地運用理性，同時也牽涉到官覺的正确運用；科學的進步則同時仰賴推理能力和觀察能力的發展。
亞裡士多德從應用數學演繹出若幹通則，研究與探讨這些原則是一種心智的鍛煉，他便由此訓練出一種有力而深刻的理智力。
憑着這種訓練有素的理智力以及官覺的正确運用，他創造了一套成為現代化科學基礎的知識系統。
使西方思想系統化的邏輯和知識理論，也同是這種理智鍛煉的産物。
中國思想集中于倫理關系的發展上。
我們之對天然律發生興趣，隻是因為它們有時可以作為行為的準則。
“四書”之一的《大學》曾經提出一套知識系統，告訴我們應該先從格物着手，然後才能緻知。
知識是心智發展的動力。
到此為止，我們所談的還是屬于知識方面的。
讨論再進一步以後，道德的意味就加強了。
心智發展是修身的一部分，修身則是齊家的基礎。
齊家而後方能治國，國治而後方能平天下。
從格物緻知到平天下恰恰形成一個完整的，非常實際的，道德上的理想體系。
在中國人看起來，世界和平絕非夢想，而是實際的道德體系。
因為國家的安定必然是與國際和平密切關聯的。
離開此目标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或無關痛癢的。
在這種學問态度之下，查問地球究竟繞日而行，抑或太陽繞地球而運行，原是無關痛癢的事。
再說，我們何苦為沸水的膨脹而傷腦筋？瓦特實在太傻了！我們中國人倒是對沸水的嘶嘶聲更感興趣，因為這種聲音可以使我們聯想到煮茗待客的情調。
那該多麼富于詩意！ 蘋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國人可以在這件事情中找出道德意義。
他們會說，一樣東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來。
因此，你如果好好地做一件事情，自然就會得到應有的結果，為此多傷腦筋毫無好處。
如果你家花園裡的蘋果不是往地下落，而是往天上飛，那倒可能使中國人惴惴不安，認為老百姓即将遭逢劫難。
彗星出現，或者其他習見情形失常，中國人就是如此解釋的。
隻有牛頓這種人才會從蘋果落地想到地心吸力上面去。
我一度鼓吹發展理智，結果徒勞無功，原因不言而喻。
這些古希臘人物和他們的學說對中國有什麼用？在我們中國人的眼光裡，自然科學的價值隻是因為它們能夠産生實際的用途。
希臘哲學家離現代自然科學太遠了，他們還有些什麼實際用途呢？我們中國人對科學的用途是欣賞的，但是對為科學而科學的觀念卻不願領教。
中國學者的座右銘就是“學以緻用”。
在這樣的心理狀态之下，中國未能發展純粹科學是毫不足奇的，因為純粹科學是知識興趣的表現，而非實際應用的産物。
我們曾經建造長城和運河，也曾建設偉大的水利工程；我國建築式樣的宏麗，我們的宮殿和廟宇，都曾獲得舉世人士的激賞。
這些工程足與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成就相提并論。
但是它們并不是純粹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因此它們無論如何偉大，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直到現代工程技術輸入以後，才見轉機。
如果沒有純粹科學，現代工程科學根本無法達到目前的巅峰狀态。
中國人所發明的指南針和火藥曾使全世界普受其利，但是發現火藥爆炸的膨脹原理，把這原理應用于沸水，并進而發明蒸汽機的，結果還是西洋人。
在中國，發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實際用途。
我們不像希臘人那樣肯在原理原則上探讨；也不像現代歐洲人那樣設法從個别的發現中歸納出普遍的定律。
現代歐洲人的這種習性是從古希臘繼承而來的，不過較諸希臘時代更進步而已。
中國人一旦達到一件新發明的實用目的，就會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國科學的發展是孤立無援的，也沒有科學思想足為導向的明燈。
科學發展在中國停滞不進，就是因為我們太重實際。
我并不是說中國人不根據邏輯思考，而是說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精密的系統的訓練。
這缺點已經反映在中國哲學、政治組織、社會組織，以及日常生活之中。
世界其餘各地的人民普遍享受現代科學的光明和工業社會的福利以後，這種缺點在中國已經更見顯著。
除了重實際之外，我們中國人還充滿着強烈的道德觀念。
也可以說正因為我們注重道德，我們才重實際。
因為道德系指行為而言，行為則必然要憑實際結果來判斷。
希臘人在物理學和形而上學方面曾有離奇的幻想和推測，但是我們對行為卻不可能有同樣的幻想和推測。
有時候我們也可能闖出重實際重道德的思想常規，但是我們一旦發覺離開倫理範圍太遠時，我們馬上就會收回心靈的觸角。
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範圍。
他從山頂上發現的貝殼而推斷到山脈的成因。
他認為山勢的起伏顯示千萬年以前的山脈一定是一種流體，山頂上的貝殼正可以證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淵之底。
至于這種流體何時凝結為山脈，如何凝結為山脈，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問題，他卻無法解答了。
他的推斷也就到此為止，深恐冒險前進要栽筋鬥。
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後都曾有過同樣的觀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國思想家在理論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謹慎的，唯恐遠離倫理關系的範圍。
中國人當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們的理智活動卻局限于道德與實用的範圍。
他們像蠶一樣作繭自縛，自立智識活動的界限。
他們深愛他們的道德之繭，而且安居不出。
中國人的生活就是一種樂天知命的生活。
中國哲學的目标是安定。
求進步？算了吧&mdash&mdash進步勢将招緻對現狀的不滿，不滿現狀則會破壞安定，中國人很滿意現實世界，從來不想對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
中國未曾發展自然科學，隻是因為她根本無意于此。
希臘人卻大不相同。
亞裡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無遠弗屆。
整個宇宙都是希臘理智活動的範圍。
希臘人覺得運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種快樂。
他們不管它是否切合實際，也不管它與道德倫理有沒有關系。
據說古希臘數學家歐幾裡得的一位學生曾經這樣問過老師：“我學這些東西能得到些什麼呢？”歐幾裡得吩咐他的仆人說：“既然他一定要從所學的裡面得到些東西，你就給他六個銅闆讓他走吧。
”希臘人甚至對道德也發展了一套倫理學，以理智的研究來檢讨道德的正确性。
蘇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緻了麻煩，被控以危險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靈。
自然科學之能發展到目前的階段，首先歸功于希臘人對大自然的觀念以及對有系統的智力訓練的愛好，中間經過文藝複興、宗教革命、法國革命，後來又受到工業革命的大刺激。
工業革命使工具和技術逐漸改進。
西歐在自然科學的後期發展中，從未忽視科學的實際用途。
不斷的發明和發現更進一步刺激了科學研究。
理論科學和應用科學齊頭并進，而相輔相成。
五口通商以後，現代科學開始涓涓滴滴地流傳到中國時，引起中國學者注意的還是科學的實用價值。
他們建立了兵工廠和輪船碼頭。
他們附帶翻譯了基本科學的書籍。
究竟是太陽繞地球運行或者是地球繞太陽運行，他們仍未感覺興趣。
在他們看起來，那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無論誰繞誰轉，對人都沒有實際的影響。
三百多年前耶稣會教士把天文數學傳到中國時，學者們馬上發生興趣，因為這些科學可以糾正當時中國日曆上的許多錯誤。
不但計算日子、月份、年份缺不得日曆，就是播種收獲，日曆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紀初葉，進化論傳入中國。
我國學者馬上發現它的實用的道德價值。
應用“物競天擇，适者生存”這項天然律，他們得到一項結論，知道世界各國正在互相競争以求生存，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