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負笈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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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鏡是眼睛的引申,可以使看到肉眼無法辨别的細微物體。

    使用顯微鏡的結果,使人發現多如星的細菌。

    望遠鏡是眼睛的另一種引申,利用望遠鏡可以觀察無窮數的繁星。

    我渴望到黎克天文台去見識見識世界上最大的一具望遠鏡,但是始終因故不克遂願。

    後來花了二毛五分錢,從街頭的一架望遠鏡去眺望行星,發現銀色的土星帶着耀目的星環,在蔚藍的天空冉冉移動,與學校裡天體挂圖上所看到的一模一樣。

    當時的經驗真是又驚又喜。

     在農學院讀了半年,一位朋友勸我放棄農科之類的實用科學,另選一門社會科學。

    他認為農科固然重要,但是還有别的學科對中國更重要。

    他說,除非我們能參酌西方國家的近代發展來解決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否則農業問題也就無法解決。

    其次,如果不改修社會科學,我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實用科學的小圈子,無法了解農業以外的重大問題。

     我曾經研究過中國史,也研究過西洋史的概略,對各時代各國國力消長的情形有相當的了解,因此對于這位朋友的忠告頗能領略。

    他的話使我一再考慮,因為我已再度面臨三岔路口,遲早總得有個決定。

    我曾經提到,碰到一足以影響一生的重要關頭,我從不輕率作任何決定。

     一天清早,我正預備到農場看擠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學。

    我忽然想起:我在這裡研究如何培育動物和植物,為什麼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材呢?農場不去了,一直跑上蔔技利的山頭,坐在一棵古橡樹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舊金山和金門港口的美景。

    腦子裡思潮起伏,細數着中國曆代興衰的前因後果。

    忽然之間,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爛漫的小孩,像淩波仙子一樣從海灣的波濤中湧出,要求我給他們讀書的學校,于是我毅然決定轉到社會科學學院,選教育為主科。

     從山頭跑回學校時已近晌午,我直跑到注冊組去找蘇頓先生,請求從農學院轉到社會科學學院。

    經過一番诘難和辯解,轉院總算成功了。

    從1909年秋天起,我開始選修邏輯學、倫理學、心理學和英國史,我的大學生涯也從此步入正途。

     歲月平靜而愉快地過去,時間之沙積聚的結果,我的知識也在大學的學術氣氛下逐漸增長。

     從邏輯學裡我學到思維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換一句話說,我們必須根據邏輯方法來思考。

    觀察對于歸納推理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訓練自己的觀察能力。

    我開始觀察校園之内,以及大學附近所接觸到的許許多多事物。

    母牛為什麼要裝鈴?尤加利樹的葉子為什麼垂直地挂着?加州的罂粟花為什麼都是黃的? 有一天早晨,我沿着蔔技利的山坡散步時,發現一條水管正在汩汩流水。

    水從哪裡來的呢?沿着水管找,終于找到了水源,我的心中也充滿了童稚的喜悅。

    這時我已到了相當高的山頭,我很想知道山嶺那一邊究竟有些什麼。

    翻過一山又一山,發現這些小山簡直多不勝數。

    越爬越高,而且離住處也越來越遠。

    最後隻好放棄初衷,沿着一條小路回家。

    歸途上發現許多農家,還有許多清澈的小溪和幽靜的樹林。

     這種漫無選擇的觀察,結果自然隻有失望。

    最後我終于發現,觀察必須有固定的對象和确切的目的,不能聽憑興之所至亂觀亂察。

    天文學家觀察星球,植物學家則觀察草木的生長。

    後來我又發現另外一種稱為實驗的受控制的觀察,科學發現就是由實驗而來的。

     念倫理學時,我學到道德原則與行為規律的區别。

    道德原則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若幹公認的規律切合某階段文化的需要;行為規律隻要求大家遵守,不必追究規律背後的原則問題,也不必追究這些規律與現代社會的關系。

     在中國,人們的生活是受公認的行為規律所規範的。

    追究這些行為規律背後的道德原則時,我的腦海裡馬上起了洶湧的波瀾。

    一向被認為最終真理的舊有道德基礎,像遭遇地震一樣開始搖搖欲墜。

    同時,赫利·奧佛斯屈裡特(HarryOverstreet)教授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示。

    傳統的教授通常隻知道信仰公認的真理,同時希望他的學生們如此做。

    奧佛斯屈裡特教授的思想卻特别敏銳,因此促使我探測道德原則的基石上的每一裂縫。

    我們上倫理學課,總有一場熱烈的讨論。

    我平常不敢參加讨論,一方面由于我英語會話能力不夠,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卑感而來的怕羞心理。

    因為1909年前後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且我們對中國的前途也很少自信。

    雖然不參加讨論,聽得卻很用心,很像一隻聰明伶俐的小狗豎起耳朵聽它主人說話,意思是懂了,嘴巴卻不能講。

     我們必須讀的參考書包括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約翰福音和奧裡留士等。

    念了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之後,使我對希臘人窮根究底的頭腦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覺得“四書”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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