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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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塊地盤上，成了一個正式的“學閥”，研究工作就永遠無望了。
現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總是輕松的，隻要有适當的環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腦力勞動，實現多年期望的生産計劃，豈不更好。
我怎樣脫離了國民黨 在我年輕時，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是唯一有辦法、有希望的政黨。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靈在社稷壇，我去瞻仰他的遺容，又讀了他的《三民主義》，心悅誠服到極度。
國民革命後，我第一次看見做紀念周，感動得流淚，心想從此中國得救了。
可是在那時我已走上了研究學問之路，我自省沒有政治才，我不願參加政黨，所以有人拉我進黨時我都拒絕。
到了中山大學，黨費是在每月薪金裡扣除的，然而并不做黨員。
1936年，我為辦民衆讀物，到南京捐款。
那時政府正諱言抗日，一班官員，自然奉命唯謹，所以捐不到多少錢。
隻有朱家骅說：“這件事情可以喚起民衆的民族意識，是極重要的一件事。
由你出來做，更好。
我可以在中央黨部裡替你弄些錢，隻是有一樁，你須得入黨，否則以黨内的錢供黨外人花是說不過去的。
”我為要事業成功，不惜犧牲了平昔的主張，就答應了。
為了我已有社會地位，所以不曾經過預備黨員這個階段，立刻做了正式黨員。
這是我入國民黨的一幕。
可是我雖入了黨，始終沒有參加過區黨部的集會。
在這裡，我應當說明朱氏和我的關系。
當民國初年，北大設有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
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預科講師，那時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識。
後來他留德歸來，任北大地質系教授，其時我在國學研究所工作，難得見面。
不過那時我發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
國民革命時，他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分。
我去後碰到魯迅辭職風潮，受了購書的任務，一共花了10萬元，得到五六十萬冊，充塞了中大許多間屋子。
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績，頗使他驚訝。
後來他做了浙江建設廳長，到杭州，那裡是我買書最多的地方，他聽了書肆裡講我的故事，說：“送他書也不要，自己要的書也花錢買，這是從來為公家辦事的人所沒有的。
”使他更要拉攏我在一塊做事。
他雖做廳長，仍兼中大副校長，隔幾個月來一次，我向他請求設備費、印刷費，他無不批準，所以我在中大裡可以做出許多事來。
到1929年，我要離開中大，他一定不答應。
但因他不在廣州，沒法阻擋我的行程。
我終于到了燕大，他也沒奈我何。
這時我既從事民衆讀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與協助，而把我拉進了黨。
?顧颉剛在重慶北碚。
1941年，我在齊大，他連來許多函電，要我到重慶去辦《文史雜志》。
我很奇怪，為什麼在這抗戰緊張的時候要辦這種太平時候的刊物，我辭謝不去，但他仍是不斷地來催我。
恰巧在這時候，張維華和錢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還是到重慶去罷，就于“大隧道慘案”那一天飛去了。
見面之後，我問他辦這個刊物的原因，他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
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這個雜志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做生活的補助。
”我又問他：“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呢？”他說：“這個刊物雖是黨部裡辦的，卻是純學術性。
以前盧逮曾主編，但他沒有學術地位與号召力，決不能編好，所以非請你來不可。
”那時朱氏是中央組織部長，吳鐵城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這個雜志社是屬于秘書處的。
社長是葉楚伧，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
葉氏多病，長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養病，我隻見了一次。
當時決定社中經費每月8000元，開頭是夠用的，但後來就越過越難。
我與吳鐵城素無淵源，他又是一個标準的“官僚派”，氣味不相投，我就不願去看他。
經費不夠用時請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雜志》的稿費愈來愈低，落到水平線以下，所謂補助文學院教授這句話畢竟成了空話，好稿子也沒得來了。
大約吳氏受了“二陳”的暗示，要逼我自請停辦，但我是吃苦吃慣了的，還撐得下去。
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發表的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戰時全國一緻政府的宣言上簽了名，經費才真的停了。
但我還靠中國出版公司的資助，這雜志沒有停。
到勝利後這公司關了門，我還交文通書局出版。
直至金圓券發行，市場大亂，書肆無法再出，然後咽了氣。
“二陳”對我的攻擊可以說是很嚴重的。
我在北平辦民衆讀物，他們諷市黨部來彈劾我，已見前章。
這次又斷絕我的經濟來源，要逼倒《文史雜志》，可說是第二次。
我對“二陳”，向來不熟，無恩無怨。
他們所以要這樣打擊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勢力大過了他們。
所以有一年，“中全會”朱氏被選為考試院副院長，他們就造謠言，說：“朱家骅要辭去教育部長，新任是顧颉剛了。
”有人來告我，我莞爾道：“連一個小小的《文史雜志》社還辦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慶，并不專為編《文史雜志》，而是要我幫他做邊疆工作。
他在組織部裡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委員，要我做副主任委員。
我說：“我雖極熱心于邊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邊疆語文的，我負不了這個責任。
既經部裡要辦這個機關，我介紹韓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專家。
”他聽了我的話，趁着到成都的方便，親自到韓家去訪問，回來對我說：“我很感謝你，這位先生真是一位專家。
但他正患肺病，應當靜養，你代他一個時候何如？”我沒法拒絕，隻得應承。
這個會在我計劃之下，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越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次則準備譯《論語》、《孟子》等書，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
本來這項工作可以幹好，但因我那時已在中央大學任教，我不能常到會裡去，一星期隻到一兩天，實際主持會中事務的是邊疆黨務處處長李永新，他是C.C.系的分子，不願朱氏搞好這個機關，所以用消極方法來破壞，工作就很難推動。
朱氏對此事固然熱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見80個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開會交際等務，向他當面講好的事也往往忘記辦。
我覺得，如我隻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
所以管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向朱氏辭了職。
到重慶不久，政府任顧孟餘為中央大學校長，他邀我做史學系主任。
我說：“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來不能沆瀣一氣，如果我做史學系主任，恐怕又鬧出麻煩來。
如果一定要我擔任些事務，我做個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為史學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們籌劃出文史哲、科學、社會科學三種季刊以及分院的叢書，可是不久就碰了壁。
顧氏本是改組派，屬于汪精衛一系，抗戰起後住在香港。
汪氏想組織僞政府時，他竭力反對，為避免汪氏的拉攏，便遷居到重慶。
蔣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長羅家倫的職而改任他。
他自從鐵道部下野之後，十年沒有做事，把全國新出版物讀了不少，國内各方面的專家都給他登記起來，論理，他做了大學校長一定可以做出一點事。
不幸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是隻知有系而不知有黨，隻知有黨而不知有國的人，在他極端褊狹的心腸中，總想把C.C.系統一全國大學。
西北臨時大學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派張北海做該校法學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教他們鬧起風潮來，就把徐氏逼走。
中央大學，他滿意把校長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蔣氏下了手谕派顧孟餘，勢不可挽回。
顧氏行輩資格全出陳氏之上，又沒法使他屈服在C.C.系統之下。
于是他就用“經濟封鎖”的辦法來對付他。
本來學校的經費以經常費為主、臨時費為副，但到這幾年，币值慘跌，變成了以臨時費為主，經常費已不足輕重。
那時适值沙坪壩大轟炸，中大校舍毀壞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請款。
教部批道：“修建費暫由該校自籌墊付，俟完成後再由本部撥給。
”待到完成，這筆錢左催右催再也不來。
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來淪陷區青年來後方的甚多，該校應大量增加新生名額，俾不緻耽誤其學業。
”顧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額四百。
到快開學的時候，教部又派了400名來。
既增出800名之多，課堂、宿舍、飯廳等不夠用，又該蓋房子了；學生既多，教員也必增請，教員宿舍又須添蓋了。
再去請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籌墊，到造好時依然不付。
這兩次建築費使得顧氏負了800萬元的債，他相識的銀行已經不能再幫他的忙了。
那時是1942年的冬天，800萬元實在是一個極重的負擔。
他無可奈何，去見蔣氏，請求辭職。
蔣氏問他原因，他說明前情，蔣說：“這有什麼困難呢，隻要你來一個呈文，由我批交國庫，發出就是了！”顧氏滿心以為問題解決，就去了一個呈文。
哪知道陳果夫是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這呈文落在他的手裡壓了起來，再無回音。
蔣氏事忙，早已忘記。
顧氏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他決絕辭了職。
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兩年的校長，天天做無米之炊。
窮得校中生不起爐子，全校師生沒有熱水喝，教員上了兩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
學生亦然，和教員做了茶侶。
至于窮學生沒錢上茶坊的，隻得永遠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
我主持了出版部，隻買了一架石印機，印些有插圖的講義，又勉強出了三冊季刊。
校中已付給我10萬元設備費，但過不了幾天，因為窮得無奈，又索還了。
我在這等情況中毫無擺布，就和顧氏同了進退。
1941年，陳立夫曾和我開一個玩笑。
這件事關系史學，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這裡記述一下。
我在1923年讨論古史時，曾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裡的動物。
這本是圖騰社會裡常有的事，不足奇怪。
陳立夫屢在演講裡說“顧颉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博得大家的一笑。
這是意見不同，也無所謂。
到那時，一天晚上，顧毓琇來，問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說：“禹是神話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從考出他的生日。
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們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于地方志的。
”他問了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過了些時，看見政府于六月六日舉行“工程師節”，報紙上出有特刊，内有陳立夫的一篇文章，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颉剛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lsquo工程師節&rsquo。
”我才明白顧毓琇前些時的問就為的這件事。
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隻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勞我的考證。
這不是愚弄我是什麼！嗣後，中大教授缪鳳林就作文罵我，說我“既說禹為蟲，又考出他的生日來”，好像我隻會信口亂談似的。
實在，陳立夫正要借了缪鳳林說出這番話來以壓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給我一個參政員的頭銜。
自1941年至四七年，經過三次改選，我雖簽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
我剛去時很熱心，着力做了幾個提案，也曾被通過，但政府對于通過的案件，向來是不執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紙黑字，通過的議案還是白紙黑字。
我認識了這種情形，以後也懶得做此傻事。
隻有質問有時使得幾個部長下不了台；但他們仍有一個躲避的辦法，就是“書面答複”，一經書面答複，自有秘書們替這位長官作文章，滑過去了。
我對陳立夫曾有一個嚴厲的質問，他自從做了教育部長之後，大量添設學校，安置他的私人；又辦了許多獨立或附設的師範學院，規定凡做中學校長的一定是師範學院出身，為将來控制選舉，擴充C.C.勢力的準備。
大學和學院開了許多而教授人選不夠，隻有濫竽升格，因此有剛在大學畢業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給會中質問，他無可答複，保證此後不再添設。
哪知他第二年就創辦了貴州大學，以他的私人張廷休做校長，經費十分充足，校中剛有一年級學生，而已請了三四年級的教員，教員沒有功課開，就盡管拿錢不做事；拿中央大學沒有水喝的苦境來比，簡直有天堂地獄的判别。
我質問他，為什麼去年保證不添設而今年又添設？為什麼新設的貴大會有這等的浪費？這質問他當然诿之書面答複。
嗣後我和他同在一處吃飯，席散後，他避人責我：“顧先生，要是你不是國民黨，你不妨這般質問我。
但你是國民黨，就不該這樣！”我說：“貴州大學不是國民黨的經費辦的呀，我們隻該就政論政，有什麼黨不黨呢！”有一次，蔣氏招待茶點，請大家表示意見。
有一位老先生，站起來不客氣地說：“現在文官、武官都是貪污，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親貴還厲害，比了民初的軍閥還要厲害！”蔣氏即勃然大怒，說：“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産黨的宣傳吧？國民黨就有不好之處，亦何至像親貴和軍閥，你以後說話要小心才是！”我聽了蔣和陳的兩次談話，才真實知道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高級的人不願接受批評，下級的人自然可以一無顧忌地橫行，不怕人家的告發。
好像一座木材築成的房屋，滿生了白螞蟻，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來的道理。
我既沒有和你們一同誤國，何必和你們一同擔負誤國的責任，所以我決心退出來。
勝利之後，熊式輝要我做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其後又要我做社會教育學院院長；顧祝同要我做江蘇學院院長，我都堅決地拒絕。
1946年國民大會把我的名字列在“社會賢達”類裡，我一報到就走，到複旦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上課；後來他們催得緊了，才在臨閉會的時候去了幾天。
待到第二年為了選總統而選國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東區的教育界候選人裡面，社教院的先生們對我說：“隻要你請吃一次茶，我們都選你。
”但我搖頭說：“我決不競選，謝謝諸位的好意！”因此，就沒有當選。
可是後來看見政府印出的代表名錄上，卻有我的名字，這太奇怪了。
學校裡的同事和我争名，千方百計來打倒我。
政府裡不然，要把名送給我，什麼會議都挂上我的一塊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計劃做事。
這兩種滋味在這二十餘年裡我嘗夠了，我也嘗厭了，我決計退出。
所以1947年國民黨舉行重新登記，凡未登記的都算脫黨，我就不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精神上是怎樣的松快！ 想不到解放之後，一般人以“獻九鼎”做成我的罪狀。
這事我在别處不辯，但在這自傳裡要說個清楚。
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約，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抗戰以來第一件可喜事，我們精神都為之一振。
全國大學黨部和工礦黨部議決慶祝，并由民生廠鑄銅鼎九座獻給蔣氏緻敬。
因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适有曆史系學生劉起釺善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
銘文中有“親仁善鄰，罔或予侮。
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的話，也是實在的情形。
我把劉君所拟的送去，說明不是我作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
這獻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議，又不出于我的設計，制成之後我不但未見實物，連照片也沒有見。
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
我哪裡來的鑄鼎的工料錢？倘使我存心迎合，我豈不是早做了官？再說，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産黨尚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口号，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産黨該慶幸的事，這鼎銘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拿這件事來攻擊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慚清議”。
總之，我的一生是虛名誤了我。
拉攏我的人并非真為我有才，乃是因為我有名，要我在他們的錦上添一朵花。
攻擊我的人也不是真為我有罪，乃是因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個釘。
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們洗剝掉我的虛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裡，讓我做出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 我怎樣進了商界 我的性格和才力，學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況持籌握算、孳孳為利的商界，臭味當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願去？這事說來，也有個久長的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辦理喪葬等事，我一時不能回北大服務，就請校中留職停薪，住在家裡。
那時新學制頒布，商務印書館急需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招我到館任國文、曆史兩種工作，蘇、滬路近，容易顧家，我就到了上海，這是商務的全盛時代，編輯部300多人，全館職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現代化的出版企業。
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铎、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錫琛，都是同事，天天見面。
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說：“商務是靠教科書賺錢的，我們替資本家編教科書，拿的薪水隻有100元左右，而為他們發的财至少有一二百萬，我們太吃虧了！我們應當自己經營一個書店，到力量充足的時候也來出版教科書，豈不是我們的一切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大家聽了，各各贊成，過幾天就結合了一個團體，由予同起名，那時他醉心清代的樸學，定為“樸社”；推我為總幹事；每一社員按月繳付10元，作為公積。
第二年教科書編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當，我就回了北大。
1924年秋天，江、浙有“齊盧之戰”，上海緊張，他們為有避難的迫切要求，把兩年來存儲的款子收回去了。
我聽得這消息，大為不滿，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組織起來，其時參加的有範文瀾、馮友蘭、郭紹虞、吳維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蔣仲川等，編印書籍多種；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對門租賃房屋，開一書店，命名景山書社，作為門市部。
我編的《古史辨》就是在這裡出版的；真想不到，這樣專門的東西竟銷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幾版，因此這個鋪子就站住了。
但因我們都在大學裡教書，不能有一個專人集中精神來管理，而且商人刁滑，發出了書常常收不到錢，我們對付不來，至于銷路不暢的書，又徒然壓了書架，所以《古史辨》賣得雖好而這鋪子還是不能獲利。
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稅，門面賴以維持，居然延到了抗戰。
抗戰之後，并入開明書店；開明原是樸社的上海同仁開的，可說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為有了一回開書鋪的經驗，我總想和很能經商的人合作。
眼前有一個模範，就是商務的張元濟和夏粹芳。
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廠及商店。
張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變時，西太後嫌他是新黨，給以革職永不叙用的處分，他不能在政治上發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學任教，後來和夏氏聯合而把商務擴大起來。
當時社會開始蛻變，大家知道《四書》、《五經》已不适于做教科書之用，但想不出一種新式的教科書來。
杭州人葉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編出了《天文歌訣》和《地球韻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學知識作成了四個字一句的東西，雖說是“舊瓶裝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讀了不能懂；而且沒有插圖，就是老師也何嘗懂得。
南洋公學編了一種《蒙學課本》，開頭是單字，繼以兩字以上的名詞，又繼以句子，又繼以短篇文章，又繼以長篇文章，深得循序漸進之意。
但這課本隻有一冊，從單字到長篇文章在一冊内讀完，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一冊書占據一個孩子的多少時間？如說一年，孩子知識的進步哪能這等快？如說五年，那麼一課書是不是讀半個月？所以這還是不适宜的。
大約張先生也感到這個困難，所以他進了商務之後就集合許多人編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其循序漸進的方式和《蒙學課本》一樣，但是他分為十冊，每課都有插圖，每冊都有彩色圖兩幅，圖文對照，更沒有看不懂的；選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兒童高興去接近。
這部書一出來，大家覺得耳目一新，競買給子弟讀，雖是私塾先生教慣《四書》、《五經》的也教學生換讀這書，中國的新式教育在這書上奠定了基礎，商務的商業資本也在這書上大量地擴展，于是商務執了文化界的牛耳。
張先生在這個時候要幹他的本行了，就編《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許多好版本，介紹給讀者。
這又是一個大貢獻。
我深信以我的興趣和才力來步張先生的後塵，是做得到的，隻是夏粹芳到哪裡去找？ 我常夢想着我如能把握一個力量充足的書肆，我當做兩條路的開展，一條路是新的，一條路是舊的。
所謂“新路”，就是民衆讀物。
我們以前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出了600種小冊子，銷了5000萬本，可見民衆是怎樣需要新的讀物。
近數十年來，教育漸漸普及，民衆識字的日多，但他們識了字之後就苦于無書可讀，隻能看幾本舊唱本、舊戲劇、舊小說。
這都是幾百年或幾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陳腐，毒素太多，他們受了新式的識字教育之後，如想再進一步便非接受這種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豈不可駭可痛！豈不是識了字反而害了他們！我們以前編輯民衆讀物，主要目的在激勵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對于日本軍閥的仇恨，太過單調，我也自知。
所以然者，本沒有新式的民衆文學家，要寫别的東西不容易寫，隻有這一套可以提起筆來就是。
這在正常的狀态下是不合适的。
我們要做好這個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規模地征文，無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筆斐然、思慮靈活的給予進修的機會，而在進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繳到幾次成績，這樣就可使他學識與技術同時并進，學識愈高，通俗化的技術也愈高，如此，民衆的知識也就跟着他提高了。
這當然要花一筆大錢，可是這筆錢花出之後是有報償的，是有優厚的利息的，國家為了教育民衆固然應當做，就是持籌握算的商人隻要他們眼光放得遠一點也該做。
教科書隻有在校的學生讀着而已，而已使商務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成了書業的領導者。
何況這民衆讀物是普遍到各階層的，工、農、商、兵無不可看，教師、學生無不可看，家庭婦女無不可看，隻要會做，将來擴大為幾個以至幾十個商務印書館也不難咧！這是新的一條路，正銜接着商務的教科書而前進的。
至于舊的，就是整理古書，使得凡是讀中國古書的人必須看我們這一部，使得這一部成為長時期的标準本。
張先生的《四部叢刊》固然有價值，但他隻是把古本的原樣介紹出來而已，至多隻有把一兩種古本對勘，附一校勘記而已，根本他沒有整理，後學者是不容易看的。
何況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學者的校刻本，他們已經把許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學和經學根底之好，讀書之淵博，當然這些本子的價值遠在宋、元刻本之上。
張先生專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責備賢者的眼光看來，未免古董意味太重。
至于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和《叢書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紹舊籍；他把古書印成小冊子，易帶易藏，這設計也不錯；他把古書斷句，便于尋省，更适合于需要。
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斷句的錯誤和校勘的粗疏，數也數不清，如果給我時間替他做一個勘誤表，篇幅該和《牛津大字典》一樣多。
我每看他的書，總要蹙額疾首，說：“古書碰了王雲五，真走上厄運了！”他為什麼這樣？因為他要出得快，把古書發出去請人點，一頁兩毛錢，人家貪圖錢多，盡快地點，點畢交他，他又不請人複看，馬上發印，以緻不但有錯字錯點而且有錯頁的。
線裝書每每有錯頁，第一頁接着第三頁，再接着第二頁、第四頁的；到王雲五印書的時候，點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馬虎，就随順了這個錯誤。
當這錯頁在線裝書裡，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頁數自然明白；現在既已重排，原來頁數已不存在，當讀不下的時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對是再也讀不下了。
所以王雲五真是舊書的蟊賊，固不待金圓券的發行而即知其大膽妄為，害國病民了。
又中華書局模仿商務，出了一部《四部備要》，既為介紹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隻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測起來，他們發刊此書的目的恐怕隻為替仿宋字做宣傳的。
我們如做此事，應在大學文、史兩系的學生中選取學問有相當根基而心又仔細的，加以幾年的訓練，然後令他們到各圖書館、各藏書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彙合起來，汰劣存優，做一個“集注”，然後加以标點、分段，做校勘記和索引，使得讀者得了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
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這個整理而後古書可讀，古人遺産的真面目可為極遠的後人所認識。
印行古書固在現在時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則今日必做，因為能讀古書的人越來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請他們擔任整理的工作，到時局安定，大家想讀古書的時候，這已是不可挽回的損失了。
而且現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國，通漢文，讀中國古書的日多，隻要看兩部《皇清經解》在市面上絕了迹，就可知外國人搜購我國線裝書數量之多到了什麼地步。
我們印出這種标準本來，不但全中國的圖書館和大學都要置備，即全世界的圖書館和大學也無不要置備，而且有永久的銷路，我們為什麼不做。
這是舊的一條路，也是銜接着商務的《四部叢刊》而前進的。
我懷抱了這樣一個大計劃，可惜找不到大資本家和我合作。
有一次，晤見商務的總編輯張天澤，他為和總經理王雲五搞得不好，正謀改業，他有志自辦一個出版機構。
我想，他是廈門人，廈門是商業中心，他從小耳濡目染，想來他懂得經商，他是學經濟學的，在商務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術和金錢的運用，更具備了适宜的條件，因此慫恿他幹。
經過許多朋友的幫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萬元，當時可換得黃金20條，雖不算多，比了我們的樸社究竟寬裕了。
機構成立，定名中國出版公司。
不幸得很，他做慣了王雲五的幹部，沒有獨當一面的勇氣，進一步退兩步，遷延複遷延，存在銀行的
現在的生活固因漂泊而不安，但肩上總是輕松的，隻要有适當的環境，立刻可以做理想的腦力勞動，實現多年期望的生産計劃，豈不更好。
我怎樣脫離了國民黨 在我年輕時，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是唯一有辦法、有希望的政黨。
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停靈在社稷壇，我去瞻仰他的遺容，又讀了他的《三民主義》，心悅誠服到極度。
國民革命後，我第一次看見做紀念周，感動得流淚，心想從此中國得救了。
可是在那時我已走上了研究學問之路，我自省沒有政治才，我不願參加政黨，所以有人拉我進黨時我都拒絕。
到了中山大學，黨費是在每月薪金裡扣除的，然而并不做黨員。
1936年，我為辦民衆讀物，到南京捐款。
那時政府正諱言抗日，一班官員，自然奉命唯謹，所以捐不到多少錢。
隻有朱家骅說：“這件事情可以喚起民衆的民族意識，是極重要的一件事。
由你出來做，更好。
我可以在中央黨部裡替你弄些錢，隻是有一樁，你須得入黨，否則以黨内的錢供黨外人花是說不過去的。
”我為要事業成功，不惜犧牲了平昔的主張，就答應了。
為了我已有社會地位，所以不曾經過預備黨員這個階段，立刻做了正式黨員。
這是我入國民黨的一幕。
可是我雖入了黨，始終沒有參加過區黨部的集會。
在這裡，我應當說明朱氏和我的關系。
當民國初年，北大設有預科，分甲、乙兩部：甲部是準備學文科和法科的，讀英、法兩種文字；乙部是準備學理科和工科的，讀英、德兩種文字。
朱氏初到北大，是教德文的預科講師，那時我已入本科，不曾相識。
後來他留德歸來，任北大地質系教授，其時我在國學研究所工作，難得見面。
不過那時我發表的文字太多了，也使他注意到我。
國民革命時，他任中山大學的委員，主張請我去也有他的成分。
我去後碰到魯迅辭職風潮，受了購書的任務，一共花了10萬元，得到五六十萬冊，充塞了中大許多間屋子。
以一暑假工夫有此成績，頗使他驚訝。
後來他做了浙江建設廳長，到杭州，那裡是我買書最多的地方，他聽了書肆裡講我的故事，說：“送他書也不要，自己要的書也花錢買，這是從來為公家辦事的人所沒有的。
”使他更要拉攏我在一塊做事。
他雖做廳長，仍兼中大副校長，隔幾個月來一次，我向他請求設備費、印刷費，他無不批準，所以我在中大裡可以做出許多事來。
到1929年，我要離開中大，他一定不答應。
但因他不在廣州，沒法阻擋我的行程。
我終于到了燕大，他也沒奈我何。
這時我既從事民衆讀物，他就表示他的同情與協助，而把我拉進了黨。
?顧颉剛在重慶北碚。
1941年，我在齊大，他連來許多函電，要我到重慶去辦《文史雜志》。
我很奇怪，為什麼在這抗戰緊張的時候要辦這種太平時候的刊物，我辭謝不去，但他仍是不斷地來催我。
恰巧在這時候，張維華和錢穆合力倒我，我想：成都既不可留，還是到重慶去罷，就于“大隧道慘案”那一天飛去了。
見面之後，我問他辦這個刊物的原因，他說：“抗戰以來，物價日高，一班大學教授生活困難。
政府正替他們想辦法，這個雜志就是辦法的一種，要使能寫文章的文學院教授們得到些稿費做生活的補助。
”我又問他：“為什麼一定要我來呢？”他說：“這個刊物雖是黨部裡辦的，卻是純學術性。
以前盧逮曾主編，但他沒有學術地位與号召力，決不能編好，所以非請你來不可。
”那時朱氏是中央組織部長，吳鐵城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這個雜志社是屬于秘書處的。
社長是葉楚伧，我是副社長兼總編輯。
葉氏多病，長住山洞林主席官邸内養病，我隻見了一次。
當時決定社中經費每月8000元，開頭是夠用的，但後來就越過越難。
我與吳鐵城素無淵源，他又是一個标準的“官僚派”，氣味不相投，我就不願去看他。
經費不夠用時請求增加，他老是不理，所以《文史雜志》的稿費愈來愈低，落到水平線以下，所謂補助文學院教授這句話畢竟成了空話，好稿子也沒得來了。
大約吳氏受了“二陳”的暗示，要逼我自請停辦，但我是吃苦吃慣了的，還撐得下去。
直到1945年2月，我在文化界發表的要求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組織戰時全國一緻政府的宣言上簽了名，經費才真的停了。
但我還靠中國出版公司的資助，這雜志沒有停。
到勝利後這公司關了門，我還交文通書局出版。
直至金圓券發行，市場大亂，書肆無法再出，然後咽了氣。
“二陳”對我的攻擊可以說是很嚴重的。
我在北平辦民衆讀物，他們諷市黨部來彈劾我，已見前章。
這次又斷絕我的經濟來源，要逼倒《文史雜志》，可說是第二次。
我對“二陳”，向來不熟，無恩無怨。
他們所以要這樣打擊我，目标原不在我而在朱，唯恐朱的勢力大過了他們。
所以有一年，“中全會”朱氏被選為考試院副院長，他們就造謠言，說：“朱家骅要辭去教育部長，新任是顧颉剛了。
”有人來告我，我莞爾道：“連一個小小的《文史雜志》社還辦不好，哪能管教育部！” 朱氏要我到重慶，并不專為編《文史雜志》，而是要我幫他做邊疆工作。
他在組織部裡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委員，要我做副主任委員。
我說：“我雖極熱心于邊疆工作，但我是半路出家，不懂得邊疆語文的，我負不了這個責任。
既經部裡要辦這個機關，我介紹韓儒林君何如？他是懂得蒙、藏文的，又是蒙古史專家。
”他聽了我的話，趁着到成都的方便，親自到韓家去訪問，回來對我說：“我很感謝你，這位先生真是一位專家。
但他正患肺病，應當靜養，你代他一個時候何如？”我沒法拒絕，隻得應承。
這個會在我計劃之下，請了許多蒙、藏、阿拉伯、暹羅、越南諸種語文的專家，先譯《三民主義》，次則準備譯《論語》、《孟子》等書，希望邊疆各族及和我國接境的各族能了解中國文化及其前進的道路。
本來這項工作可以幹好，但因我那時已在中央大學任教，我不能常到會裡去，一星期隻到一兩天，實際主持會中事務的是邊疆黨務處處長李永新，他是C.C.系的分子，不願朱氏搞好這個機關，所以用消極方法來破壞，工作就很難推動。
朱氏對此事固然熱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見80個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開會交際等務，向他當面講好的事也往往忘記辦。
我覺得，如我隻用做官的态度敷衍下去，我良心的痛苦更要加甚。
所以管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向朱氏辭了職。
到重慶不久，政府任顧孟餘為中央大學校長，他邀我做史學系主任。
我說：“我是北大出身，中大和北大向來不能沆瀣一氣，如果我做史學系主任，恐怕又鬧出麻煩來。
如果一定要我擔任些事務，我做個出版部主任如何？”他就任我為史學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我們籌劃出文史哲、科學、社會科學三種季刊以及分院的叢書，可是不久就碰了壁。
顧氏本是改組派，屬于汪精衛一系，抗戰起後住在香港。
汪氏想組織僞政府時，他竭力反對，為避免汪氏的拉攏，便遷居到重慶。
蔣氏要他做官，他不肯，因此免了中大校長羅家倫的職而改任他。
他自從鐵道部下野之後，十年沒有做事，把全國新出版物讀了不少，國内各方面的專家都給他登記起來，論理，他做了大學校長一定可以做出一點事。
不幸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是隻知有系而不知有黨，隻知有黨而不知有國的人，在他極端褊狹的心腸中，總想把C.C.系統一全國大學。
西北臨時大學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派張北海做該校法學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教他們鬧起風潮來，就把徐氏逼走。
中央大學，他滿意把校長一席位置他的部下，不料蔣氏下了手谕派顧孟餘，勢不可挽回。
顧氏行輩資格全出陳氏之上，又沒法使他屈服在C.C.系統之下。
于是他就用“經濟封鎖”的辦法來對付他。
本來學校的經費以經常費為主、臨時費為副，但到這幾年，币值慘跌，變成了以臨時費為主，經常費已不足輕重。
那時适值沙坪壩大轟炸，中大校舍毀壞甚多，要重行修建，到教部請款。
教部批道：“修建費暫由該校自籌墊付，俟完成後再由本部撥給。
”待到完成，這筆錢左催右催再也不來。
第二年，教育部下了一道命令道：“近來淪陷區青年來後方的甚多，該校應大量增加新生名額，俾不緻耽誤其學業。
”顧氏遵了他的命令，增加名額四百。
到快開學的時候，教部又派了400名來。
既增出800名之多，課堂、宿舍、飯廳等不夠用，又該蓋房子了；學生既多，教員也必增請，教員宿舍又須添蓋了。
再去請款，教部仍批令先行籌墊，到造好時依然不付。
這兩次建築費使得顧氏負了800萬元的債，他相識的銀行已經不能再幫他的忙了。
那時是1942年的冬天，800萬元實在是一個極重的負擔。
他無可奈何，去見蔣氏，請求辭職。
蔣氏問他原因，他說明前情，蔣說：“這有什麼困難呢，隻要你來一個呈文，由我批交國庫，發出就是了！”顧氏滿心以為問題解決，就去了一個呈文。
哪知道陳果夫是侍從室第三處主任，這呈文落在他的手裡壓了起來，再無回音。
蔣氏事忙，早已忘記。
顧氏是一個有骨氣的人，他決絕辭了職。
自1941年秋，到四三年春，他做了不到兩年的校長，天天做無米之炊。
窮得校中生不起爐子，全校師生沒有熱水喝，教員上了兩堂，口渴了，跑到中渡口茶坊中喝水去。
學生亦然，和教員做了茶侶。
至于窮學生沒錢上茶坊的，隻得永遠不喝水了，因此害病的非常多。
我主持了出版部，隻買了一架石印機，印些有插圖的講義，又勉強出了三冊季刊。
校中已付給我10萬元設備費，但過不了幾天，因為窮得無奈，又索還了。
我在這等情況中毫無擺布，就和顧氏同了進退。
1941年，陳立夫曾和我開一個玩笑。
這件事關系史學，常有人提起，所以我就在這裡記述一下。
我在1923年讨論古史時，曾引《說文》的“禹，蟲也，從禸，象形”及“禸，獸足踩地也”，疑禹本是古代神話裡的動物。
這本是圖騰社會裡常有的事，不足奇怪。
陳立夫屢在演講裡說“顧颉剛說大禹王是一條蟲呢”，博得大家的一笑。
這是意見不同，也無所謂。
到那時，一天晚上，顧毓琇來，問我：“禹的生日可考不可考？”我說：“禹是神話中人物，尚不必有其人，何從考出他的生日。
不過在川西羌人住居的松、理、茂、汶等地方，他們以六月六日為禹的生日，祭祀禱賽很熱鬧，這是見于地方志的。
”他問了這件事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過了些時，看見政府于六月六日舉行“工程師節”，報紙上出有特刊，内有陳立夫的一篇文章，說：“大禹治水是我國工程史上第一件事情，現在禹的生日已由顧颉剛先生考出，是六月六日，所以我們就定這一天為&lsquo工程師節&rsquo。
”我才明白顧毓琇前些時的問就為的這件事。
禹以六月六日生，本是一個羌人的傳說，隻要翻翻地方志就可以知道，何勞我的考證。
這不是愚弄我是什麼！嗣後，中大教授缪鳳林就作文罵我，說我“既說禹為蟲，又考出他的生日來”，好像我隻會信口亂談似的。
實在，陳立夫正要借了缪鳳林說出這番話來以壓倒我的古史研究呢！ 為了我在陪都，所以政府又給我一個參政員的頭銜。
自1941年至四七年，經過三次改選，我雖簽名在文化界的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言上，居然不曾除名。
我剛去時很熱心，着力做了幾個提案，也曾被通過，但政府對于通過的案件，向來是不執行的，所以提案是白紙黑字，通過的議案還是白紙黑字。
我認識了這種情形，以後也懶得做此傻事。
隻有質問有時使得幾個部長下不了台；但他們仍有一個躲避的辦法，就是“書面答複”，一經書面答複，自有秘書們替這位長官作文章，滑過去了。
我對陳立夫曾有一個嚴厲的質問，他自從做了教育部長之後，大量添設學校，安置他的私人；又辦了許多獨立或附設的師範學院，規定凡做中學校長的一定是師範學院出身，為将來控制選舉，擴充C.C.勢力的準備。
大學和學院開了許多而教授人選不夠，隻有濫竽升格，因此有剛在大學畢業的人而做教授的，上年已給會中質問，他無可答複，保證此後不再添設。
哪知他第二年就創辦了貴州大學，以他的私人張廷休做校長，經費十分充足，校中剛有一年級學生，而已請了三四年級的教員，教員沒有功課開，就盡管拿錢不做事；拿中央大學沒有水喝的苦境來比，簡直有天堂地獄的判别。
我質問他，為什麼去年保證不添設而今年又添設？為什麼新設的貴大會有這等的浪費？這質問他當然诿之書面答複。
嗣後我和他同在一處吃飯，席散後，他避人責我：“顧先生，要是你不是國民黨，你不妨這般質問我。
但你是國民黨，就不該這樣！”我說：“貴州大學不是國民黨的經費辦的呀，我們隻該就政論政，有什麼黨不黨呢！”有一次，蔣氏招待茶點，請大家表示意見。
有一位老先生，站起來不客氣地說：“現在文官、武官都是貪污，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親貴還厲害，比了民初的軍閥還要厲害！”蔣氏即勃然大怒，說：“你老先生恐怕中了共産黨的宣傳吧？國民黨就有不好之處，亦何至像親貴和軍閥，你以後說話要小心才是！”我聽了蔣和陳的兩次談話，才真實知道國民黨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高級的人不願接受批評，下級的人自然可以一無顧忌地橫行，不怕人家的告發。
好像一座木材築成的房屋，滿生了白螞蟻，已蛀得空空的，哪有不塌下來的道理。
我既沒有和你們一同誤國，何必和你們一同擔負誤國的責任，所以我決心退出來。
勝利之後，熊式輝要我做東北行轅教育處長；朱家骅要我做教育部東北特派員，其後又要我做社會教育學院院長；顧祝同要我做江蘇學院院長，我都堅決地拒絕。
1946年國民大會把我的名字列在“社會賢達”類裡，我一報到就走，到複旦大學和社會教育學院上課；後來他們催得緊了，才在臨閉會的時候去了幾天。
待到第二年為了選總統而選國大代表，政府把我的名字列在東區的教育界候選人裡面，社教院的先生們對我說：“隻要你請吃一次茶，我們都選你。
”但我搖頭說：“我決不競選，謝謝諸位的好意！”因此，就沒有當選。
可是後來看見政府印出的代表名錄上，卻有我的名字，這太奇怪了。
學校裡的同事和我争名，千方百計來打倒我。
政府裡不然，要把名送給我，什麼會議都挂上我的一塊牌子，但不要我做事，也不用我的計劃做事。
這兩種滋味在這二十餘年裡我嘗夠了，我也嘗厭了，我決計退出。
所以1947年國民黨舉行重新登記，凡未登記的都算脫黨，我就不去登記，我脫離了國民黨，精神上是怎樣的松快！ 想不到解放之後，一般人以“獻九鼎”做成我的罪狀。
這事我在别處不辯，但在這自傳裡要說個清楚。
1943年1月11日，中英、中美另定新約，廢除百年來的不平等條約，這是抗戰以來第一件可喜事，我們精神都為之一振。
全國大學黨部和工礦黨部議決慶祝，并由民生廠鑄銅鼎九座獻給蔣氏緻敬。
因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學邀我撰鼎銘，适有曆史系學生劉起釺善作文言文，我交給他做了。
銘文中有“親仁善鄰，罔或予侮。
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的話，也是實在的情形。
我把劉君所拟的送去，說明不是我作的，但過幾天報紙上登出來，仍寫了我的名字，這是他們要引我的名以為重的意思。
這獻鼎的事既不出于我的提議，又不出于我的設計，制成之後我不但未見實物，連照片也沒有見。
哪知隔了六年，忽然舊事重提，說我獻鼎。
我哪裡來的鑄鼎的工料錢？倘使我存心迎合，我豈不是早做了官？再說，當時國、共合作尚未決裂，共産黨尚喊“擁護蔣委員長”的口号，而廢除不平等條約也未始不是共産黨該慶幸的事，這鼎銘就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拿這件事來攻擊我，并不能使我“内疚神明，外慚清議”。
總之，我的一生是虛名誤了我。
拉攏我的人并非真為我有才，乃是因為我有名，要我在他們的錦上添一朵花。
攻擊我的人也不是真為我有罪，乃是因為我有名，要先把我打倒了好在眼中拔去一個釘。
真正知我的人，真正要用我的人，希望他們洗剝掉我的虛名，把我放在合适的研究室裡，讓我做出些實實在在的工作來！ 我怎樣進了商界 我的性格和才力，學界、政界中尚不得相安，何況持籌握算、孳孳為利的商界，臭味當然更不能相投，何以我偏願去？這事說來，也有個久長的曆史。
1922年夏天，我的祖母逝世，因需辦理喪葬等事，我一時不能回北大服務，就請校中留職停薪，住在家裡。
那時新學制頒布，商務印書館急需編輯中小學教科書，招我到館任國文、曆史兩種工作，蘇、滬路近，容易顧家，我就到了上海，這是商務的全盛時代，編輯部300多人，全館職工3000多人，使我看到了現代化的出版企業。
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铎、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章錫琛，都是同事，天天見面。
有一回，振铎激昂地說：“商務是靠教科書賺錢的，我們替資本家編教科書，拿的薪水隻有100元左右，而為他們發的财至少有一二百萬，我們太吃虧了！我們應當自己經營一個書店，到力量充足的時候也來出版教科書，豈不是我們的一切的經濟問題都解決了！”大家聽了，各各贊成，過幾天就結合了一個團體，由予同起名，那時他醉心清代的樸學，定為“樸社”；推我為總幹事；每一社員按月繳付10元，作為公積。
第二年教科書編好，我的家事也安排妥當，我就回了北大。
1924年秋天，江、浙有“齊盧之戰”，上海緊張，他們為有避難的迫切要求，把兩年來存儲的款子收回去了。
我聽得這消息，大為不滿，就在北京招集朋友，重新組織起來，其時參加的有範文瀾、馮友蘭、郭紹虞、吳維清、潘家洵、俞平伯、朱自清、蔣仲川等，編印書籍多種；不久又在北大第二院對門租賃房屋，開一書店，命名景山書社，作為門市部。
我編的《古史辨》就是在這裡出版的；真想不到，這樣專門的東西竟銷路奇佳，一年中翻印了幾版，因此這個鋪子就站住了。
但因我們都在大學裡教書，不能有一個專人集中精神來管理，而且商人刁滑，發出了書常常收不到錢，我們對付不來，至于銷路不暢的書，又徒然壓了書架，所以《古史辨》賣得雖好而這鋪子還是不能獲利。
我把《古史辨》一集一集出下去，不支版稅，門面賴以維持，居然延到了抗戰。
抗戰之後，并入開明書店；開明原是樸社的上海同仁開的，可說是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了。
因為有了一回開書鋪的經驗，我總想和很能經商的人合作。
眼前有一個模範，就是商務的張元濟和夏粹芳。
夏氏本是工人出身，他能管理工廠及商店。
張氏是前清翰林，戊戌政變時，西太後嫌他是新黨，給以革職永不叙用的處分，他不能在政治上發展，回到上海，入南洋公學任教，後來和夏氏聯合而把商務擴大起來。
當時社會開始蛻變，大家知道《四書》、《五經》已不适于做教科書之用，但想不出一種新式的教科書來。
杭州人葉瀚模仿了千字文的形式編出了《天文歌訣》和《地球韻言》，把天文、地理的科學知識作成了四個字一句的東西，雖說是“舊瓶裝新酒”，然而文字古雅，小孩子讀了不能懂；而且沒有插圖，就是老師也何嘗懂得。
南洋公學編了一種《蒙學課本》，開頭是單字，繼以兩字以上的名詞，又繼以句子，又繼以短篇文章，又繼以長篇文章，深得循序漸進之意。
但這課本隻有一冊，從單字到長篇文章在一冊内讀完，不知道他們要把這一冊書占據一個孩子的多少時間？如說一年，孩子知識的進步哪能這等快？如說五年，那麼一課書是不是讀半個月？所以這還是不适宜的。
大約張先生也感到這個困難，所以他進了商務之後就集合許多人編出一套《最新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其循序漸進的方式和《蒙學課本》一樣，但是他分為十冊，每課都有插圖，每冊都有彩色圖兩幅，圖文對照，更沒有看不懂的；選取材料又多是富有趣味的，令兒童高興去接近。
這部書一出來，大家覺得耳目一新，競買給子弟讀，雖是私塾先生教慣《四書》、《五經》的也教學生換讀這書，中國的新式教育在這書上奠定了基礎，商務的商業資本也在這書上大量地擴展，于是商務執了文化界的牛耳。
張先生在這個時候要幹他的本行了，就編《四部叢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把許多好版本，介紹給讀者。
這又是一個大貢獻。
我深信以我的興趣和才力來步張先生的後塵，是做得到的，隻是夏粹芳到哪裡去找？ 我常夢想着我如能把握一個力量充足的書肆，我當做兩條路的開展，一條路是新的，一條路是舊的。
所謂“新路”，就是民衆讀物。
我們以前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出了600種小冊子，銷了5000萬本，可見民衆是怎樣需要新的讀物。
近數十年來，教育漸漸普及，民衆識字的日多，但他們識了字之後就苦于無書可讀，隻能看幾本舊唱本、舊戲劇、舊小說。
這都是幾百年或幾十年前所作，思想非常陳腐，毒素太多，他們受了新式的識字教育之後，如想再進一步便非接受這種含有毒素的教育不可，豈不可駭可痛！豈不是識了字反而害了他們！我們以前編輯民衆讀物，主要目的在激勵他們的民族思想和對于日本軍閥的仇恨，太過單調，我也自知。
所以然者，本沒有新式的民衆文學家，要寫别的東西不容易寫，隻有這一套可以提起筆來就是。
這在正常的狀态下是不合适的。
我們要做好這個工作，一定要常常大規模地征文，無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方面都要，看其文筆斐然、思慮靈活的給予進修的機會，而在進修期内又限定他一年中要繳到幾次成績，這樣就可使他學識與技術同時并進，學識愈高，通俗化的技術也愈高，如此，民衆的知識也就跟着他提高了。
這當然要花一筆大錢，可是這筆錢花出之後是有報償的，是有優厚的利息的，國家為了教育民衆固然應當做，就是持籌握算的商人隻要他們眼光放得遠一點也該做。
教科書隻有在校的學生讀着而已，而已使商務在過去四十多年中成了書業的領導者。
何況這民衆讀物是普遍到各階層的，工、農、商、兵無不可看，教師、學生無不可看，家庭婦女無不可看，隻要會做，将來擴大為幾個以至幾十個商務印書館也不難咧！這是新的一條路，正銜接着商務的教科書而前進的。
至于舊的，就是整理古書，使得凡是讀中國古書的人必須看我們這一部，使得這一部成為長時期的标準本。
張先生的《四部叢刊》固然有價值，但他隻是把古本的原樣介紹出來而已，至多隻有把一兩種古本對勘，附一校勘記而已，根本他沒有整理，後學者是不容易看的。
何況古本并不即是善本，真正的善本乃是清代學者的校刻本，他們已經把許多古本集合校勘，并作新注，以清代人文字學和經學根底之好，讀書之淵博，當然這些本子的價值遠在宋、元刻本之上。
張先生專求古刻，不收清刻，以《春秋》責備賢者的眼光看來，未免古董意味太重。
至于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和《叢書集成》，除了一部分之外也是介紹舊籍；他把古書印成小冊子，易帶易藏，這設計也不錯；他把古書斷句，便于尋省，更适合于需要。
可是，他做得太潦草了，斷句的錯誤和校勘的粗疏，數也數不清，如果給我時間替他做一個勘誤表，篇幅該和《牛津大字典》一樣多。
我每看他的書，總要蹙額疾首，說：“古書碰了王雲五，真走上厄運了！”他為什麼這樣？因為他要出得快，把古書發出去請人點，一頁兩毛錢，人家貪圖錢多，盡快地點，點畢交他，他又不請人複看，馬上發印，以緻不但有錯字錯點而且有錯頁的。
線裝書每每有錯頁，第一頁接着第三頁，再接着第二頁、第四頁的；到王雲五印書的時候，點的人既不曾看清，校的人更馬虎，就随順了這個錯誤。
當這錯頁在線裝書裡，人家看不下了，一看頁數自然明白；現在既已重排，原來頁數已不存在，當讀不下的時候，除非找到原本校對是再也讀不下了。
所以王雲五真是舊書的蟊賊，固不待金圓券的發行而即知其大膽妄為，害國病民了。
又中華書局模仿商務，出了一部《四部備要》，既為介紹古本和善本，又不曾加以整理，隻是仿宋字排得好看，猜測起來，他們發刊此書的目的恐怕隻為替仿宋字做宣傳的。
我們如做此事，應在大學文、史兩系的學生中選取學問有相當根基而心又仔細的，加以幾年的訓練，然後令他們到各圖書館、各藏書家收集古本和善本，做一度“集校”，再把前人各家的注彙合起來，汰劣存優，做一個“集注”，然後加以标點、分段，做校勘記和索引，使得讀者得了這一本便可信任，不必旁骛。
這才是真的整理，必有了這個整理而後古書可讀，古人遺産的真面目可為極遠的後人所認識。
印行古書固在現在時代不感甚大的需要，但此事則今日必做，因為能讀古書的人越來越少，在二三十年内怕要完全死亡，今日如不請他們擔任整理的工作，到時局安定，大家想讀古書的時候，這已是不可挽回的損失了。
而且現在全世界人都注意中國，通漢文，讀中國古書的日多，隻要看兩部《皇清經解》在市面上絕了迹，就可知外國人搜購我國線裝書數量之多到了什麼地步。
我們印出這種标準本來，不但全中國的圖書館和大學都要置備，即全世界的圖書館和大學也無不要置備，而且有永久的銷路，我們為什麼不做。
這是舊的一條路，也是銜接着商務的《四部叢刊》而前進的。
我懷抱了這樣一個大計劃，可惜找不到大資本家和我合作。
有一次，晤見商務的總編輯張天澤，他為和總經理王雲五搞得不好，正謀改業，他有志自辦一個出版機構。
我想，他是廈門人，廈門是商業中心，他從小耳濡目染，想來他懂得經商，他是學經濟學的，在商務工作十年，又必然懂得出版的技術和金錢的運用，更具備了适宜的條件，因此慫恿他幹。
經過許多朋友的幫助集股，到1944年集到了1000萬元，當時可換得黃金20條，雖不算多，比了我們的樸社究竟寬裕了。
機構成立，定名中國出版公司。
不幸得很，他做慣了王雲五的幹部，沒有獨當一面的勇氣，進一步退兩步，遷延複遷延，存在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