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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訇不能教，又不願請漢人做老師，于是在回、漢雜居的區域裡，雙方的兒童便不能受同等的教育，心理上的隔閡終沒法打開，所以我們在這種地方，急須開辦“阿訇訓練班”及“回民師範學校”，培養他們自己的師資。
又如喇嘛教區域裡，人民以為送小孩進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設立的新式學校往往被他們迫害，應當像我上面說的辦社會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較開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過沿海諸省，深感不識漢文的不便，主張在寺裡設半日學校，讓小喇嘛半天讀經，半天讀漢文，這當然是該采取的辦法。
又甘肅天然富源極多，隻是沒有開發。
例如隴西縣，燃料貴極了，做一次飯，燃料價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許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餅，吃到十天以後已經酸壞，但還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裡就有煤礦，倘使政府能替他們開發，同時創辦一個采礦職業學校，培養一班開礦的技術人才，則将來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豈不大好。
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辦制革學校和紡織學校；有滿山繁殖的馬蓮草，就可辦造紙學校；有玻璃砂，就可辦制造玻璃學校；有當歸等藥物，就可辦藥物學校。
又甘肅本來木材甚多，因為多少年來隻砍不種，以緻燃料大成問題，隻有蒙、藏區裡因為燒牛馬糞的緣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縣裡，應當設林業學校，從事栽培。
又甘肅蒙、藏人富而回、漢人窮，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漢人耕田，寒期既較久，隻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農産物全部打壞，一年收成因此無望；應當在回、漢人區内獎勵畜牧，設立畜牧學校，改若幹山田為牧場，使得他們可以避免天災的損害。
能夠這樣，生産和教育合而為一，教育有了生産的後盾，那就隻有繁榮，不會衰落。
甘肅如此，推廣到綏、甯、青、新，不是整個西北都變變樣子嗎？這篇報告書寄到庚款會，杭立武複信說我“計劃周詳，條理綿密”，但一條也沒有采用；他仍用了他們幾位的計劃，在蘭州辦一個“科學教育館”，在西甯辦一所“湟川中學”。
他所以這樣對我，就是葛武棨在外邊攻擊我，而某君在裡邊攻擊我，我的内憂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農村，使我對于帝國主義的獰猙面目認識得更清楚些。
基督教在西北傳教本來是極困難的，因為那邊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斷不會信基督教，他們所能拉攏的幾個教友隻限于漢人。
但是到西北的外國傳教士則處處有之，在邊地裡沒有漢人的地方也都有他們的工作站。
他們到西北來是當做終生職業的，有的已來了三四十年，說的話完全和當地人一樣，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條小辮同番女一樣。
他們不求傳教，唯做聯絡，向當地人民挨家送禮：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攪得非常融合。
他們替番民照相，揀鼻子較高，眼睛較深的，取出來給衆人看，說：“你們瞧，你們不是和我們同種嗎！你們本來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國來的，咱們是一家人！現在中國政府欺侮你們，我們來幫你們抵抗！”于是許多的槍械從印度輸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邊沿，所以邊民家家有槍彈，他們也常常拿來供部落間的打仗。
這些傳教士的工作站裡大都有無線電，向國外通報。
我曾在一位到邊區做縣長的龔瑾家看到一張地圖，名為TheMapofGreatTibet，把喇嘛教所達到的區域除了滿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這是他在一個傳教士旅行中遺忘了的東西裡撿出來的。
我看了這種東西，心想：日本人造“僞滿洲國”，稱為“民族自決”，這種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滿洲國”有幾個滿洲人。
但是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複見于今日，我國的西部更沒有安甯的日子了。
因此在離開甘肅之後，常把這些見聞告給人家，以為外國傳教士應盡數驅逐出去。
可是政府的高級人員總覺得這事的關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徹底地幹。
我隻有常向人家說：“這次的國難是東北問題造成的，諸位不要以為這次國難終止之後就沒有事了，須知西北和西南的問題更嚴重的階段在後來呢！” 為了對于邊疆問題排解不開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謀劃，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後，就在《益世報》上編了一個《邊疆周刊》，集合許多朋友來讨論。
我曾在這刊物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一篇文字，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隻有三種文化集團&mdash&mdash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
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
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
如滿族，在沒有入關的時候是自成一族的，入關後就接受了漢文化而成為漢文化集團的一員了。
如蒙族，現在固然還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緣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為藏文化集團的一員了。
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處來的，但大部分則是西北各省的漢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隻該稱為回文化集團。
?1938年2月，顧颉剛等人在甘肅渭源。
這三種文化，漢文化是自創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個中國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個文化集團，不受限制。
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到西北時，在民國十七年“回民大暴動”之後十年，在這暴動區域裡，處處看見“白骨塔”、“萬人冢”，太傷心慘目了；經過十年的休息，還不曾恢複元氣，許多的城鎮滿峙着頹垣殘壁，人口也一落千丈。
到西甯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決”的标語，這表示着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
我覺得如果不把這種心理改變，邊疆割據的局面是不會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文化的日期，豈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
所以發表這篇文字，希望邊民和内地人民各個放開心胸，相親相愛，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揚棄這種抱殘守缺的心理。
這文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裡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症結，就覺得舒暢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創辦“中國邊疆學會”。
适值馬鶴天（今在民族事務委員會）在陝西、黃奮生（今在西北大學邊政系）在重慶，各不相謀，成立了“中國邊疆學會”。
社會部通知三方面，說你們三個會性質既同，名又不異，應當合并起來；我們就照辦了，以重慶的一個為總會，陝西、四川為分會。
會員共有六百餘人，凡邊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對于邊疆有研究的都網羅在内。
其後雲南、西康、甘肅諸省也都設有分會。
分會有《邊疆周刊》，總會有《邊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現。
隻是币值日跌，捐來的款無濟于事，各會員又為生活壓得喘不出氣，無心研究，加以轟炸嚴重，圖書疏散，收集參考材料極端困難，要組織旅行團更談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來，直到去年就隻得聽其死亡了。
我怎樣厭倦了教育界 從前人講韓信的故事，說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這句話大可說明我和北京大學的關系。
我是民國二年就進北大預科的，可以說是一個“老北大”。
自民九本科畢業之後，留在本校當助教，直到張作霖入關才離開。
在這六年中，因為管的是國學研究所的編輯事務&mdash&mdash《國學季刊》、《歌謠周刊》，所以可以盡量讀書寫作。
那時的北大是全國知識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筆政，所以每發表一篇文章就為全國人所傳誦稱道。
我聲譽日高，許多大學請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這環境，隻是不接受。
直到奉軍來了，聽說通緝的黑名單裡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廈門大學。
我沒有經曆講師和副教授兩種階級，直從助教升為教授，這是在一般情形裡所沒有的。
從此到現在，我教了12個大學，東南西北都走遍了，這教書的職業成了打不破的飯碗。
這實在要謝謝北大給我的恩惠。
可是我許多年來所受到的打擊，所發生的煩惱，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緣故。
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應當公開；但因不說這些即沒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從事于商業的原因，所以我還是寫出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
因為《魯迅全集》裡說到這事，所以許多朋友也常來問我，我現在借這機會和盤托出。
北大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引導學生自由思想并做社會活動，積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北大就一躍而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者。
因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裡面。
蔡先生組織教授會，定出教授治校的辦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權。
權之所在成了争奪的目标，于是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兩大系，用團體的力量做鬥争的工作。
校裡要請一位教員，他如是美國留學的，那麼“法日派”裡必定提出一個他們的人，要求同時通過；“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這樣以保持其平衡。
假使單是這樣，還不妨事，而無如“法日派”的後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
李氏前在法國辦進德會，辦勤工儉學團，辦中法大學，蔡先生無不與之合作，他回國後蔡先生又請他到北大來教授生物學，我想蔡先生決不會有對不起他的地方。
但是五四運動以後，蔡先生聲望委實太高，在全國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教主，也許李氏為了這點而吃醋。
李氏是法國留學的前輩，他在北大裡當然成了“法日派”的領袖，但他不大出面，而專是利用别人來替他幹。
他當時辦有中法大學，又辦有孔德學校，适值北京政府積欠學校薪水，北大同仁無法存活的時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學校裡，所以他的勢力就逐漸大起來。
他不搶北大，因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搶到手也是麻煩；他專搶北京的各專科學校，搶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校長罵倒，或利用學生要求“改大”，爾後他介紹新校長給政府，這個學校就成了他的了。
最明顯的一個例，就是他利用魯迅、周作人在報上攻擊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爾後他介紹易培基為該校校長。
現在《魯迅全集》俱在，請大家看看，楊蔭榆果有何種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這人會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覺間給他用了。
如魯迅、周作人，我相信他們決不會甘心情願幫李氏搶地盤的，隻因他們會寫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動他們，使他們自己覺得發于正義感而攻擊楊蔭榆了。
當時“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兩種刊物&mdash&mdash“英美派”是《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法日派”是《語絲》和《京報副刊》&mdash&mdash老是相對地罵。
有許多事，隻有北大裡知道，外邊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這種罵人的輕薄口吻卻是傳播出去，成為寫文章的技術了。
我在當時，深不願參加他們的陣營，但因師友間都是極熟的人，來邀請時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問題短篇考證送去登載。
我既非英、美留學，也非法、日留學，我的地位本來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對付他們豈不很好。
但問題又來了，我的上司并不願意我超然。
當時北大有“三沈”、“二馬”之号：“三沈”是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馬”是馬裕藻、馬衡兄弟。
他們結成一個團體，成為“法日派”的中堅，魯迅、周作人所以常寫罵人文章就是由他們刺激的。
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劃，所以他的綽号是“鬼谷子”。
當陳獨秀辦《新青年》時，他本來也是寫文章的一個，他的新詩很有名，但他看着陳、胡的勢力日漲，安徽人壓倒浙江人（“三沈”、“二馬”均浙江籍），總覺得受不了，所以他發動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長直接管各系，這案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就不得不去職了。
因為他能策劃，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學校，後來又主持中法庚款。
我在北大畢業後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開頭隻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這點錢不夠用，拿他私人的錢每月借給我30元（這筆錢我後來已還清），那時派給我的職務是圖書館編目。
後來國學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調到研究所。
這一調固然更适于我的讀書，可是“兩姑之間難為婦”，我的厄運就此開頭了！胡先生寫了文章交給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來，沈先生就發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為什麼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實，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員，而且是研究生的導師。
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開印刷廠的，為了發展業務，邀請北大教授編纂教科書，借研究所地方開一次商讨會，為了派别關系，當然不通知胡先生。
可是，胡先生是一個歡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聽了這消息，就打電話給沈先生說：“你們開會編教科書，為什麼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囑咐颉剛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記了吧？”這樣一來，這責任就落到我的頭上，好像顧颉剛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黨見似的。
我的為人隻能行其心之所安，甯可兩面不讨好，不願兩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漸漸疏遠起了，他當然對我很不高興。
自張作霖入關，傳說開出的黑名單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會上露些頭角的人都在内。
适會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學院長，并請他籌備國學研究所，于是他請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實這兩個機關，而風潮以起。
廈大在那時是陳嘉庚獨資創辦的。
他的橡皮生意好學校就可發展，生意壞就須緊縮。
閩南一帶大都做南洋的商業，很少人從事文化工作，他覓到一位林文慶博士，是學法律的，請他做校長。
可是這位校長從小在外國，到這時年已六十餘，不懂得漢文，一切漢文文件均由秘書兼理學院長劉樹杞代看，因此劉氏成了實際上的校長。
這個學校是行獨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
林玉堂在北大裡呼吸自由空氣慣了，回到家鄉，隻覺得和這位校長和這位秘書格格不入。
北大裡有光榮的曆史，為全國所矚目，當然出來的人不免趾高氣揚一點。
因此，不到兩個月工夫已經相持不下。
林玉堂一心要把劉樹杞打倒，可是你越攻擊他，林文慶就越相信他。
不久林文慶就宣布“陳嘉庚先生因為橡皮落價，要把國學研究所經費大量縮減”。
?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林語堂等人與蕭伯納在一起。
顧颉剛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他的過不去。
那時林玉堂從北大請去的人，沈兼士是國學研究所主任，魯迅、張星烺和我是研究員。
文學院裡有潘家洵、陳萬裡、孫伏園、羅常培、容肇祖等。
魯迅在北京是罵慣人的，到了廈門，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罵林文慶和劉樹杞，并寫文章在上海報上發表，好像林文慶的壞足和楊蔭榆、章士钊鼎足而三。
有一次校長請客，席間，他說：“廈門盡多有錢人，眼看廈大經濟困難，一些也不肯幫助。
如果有一個人肯出一個銅子，我們就請他當董事！”魯迅就站了起來，從口袋裡挖出兩毛錢，遞給校長，說：“我捐兩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魯迅捐出兩毛。
這一回，這位校長真下不了台了，這個宴會就不歡而散，學校裡的空氣越來越緊張。
就在這時，魯迅和沈兼士就橫生枝節，攻擊到我的身上。
沈先生對于我的不滿意，上面已說到；魯迅則因我在《語絲》、《現代評論》幾種刊物上都寫文章，久已嫌我為“騎牆派”。
這時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鄉青年程憬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廈大裡找一個助教職位，這位青年也真冒失，沒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廈門，我非替他加緊進行不可，魯迅就說我“要在廈大裡造成一個胡适之派”；繼而又說：“廈大裡胡适之派攻擊魯迅派”；繼而又說：“顧颉剛是研究系”（研究系是憲政研究會的簡稱，在那時研究系是反對國民黨的）。
有一個學生質問他：“你說他是研究系，有什麼論據呢？”他盛氣地答道：“這要什麼論據，我說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這位學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顧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罷！”學校當局為了減低風潮計，看魯迅們攻擊我了，就來拉攏我，說：“即使研究所停辦，你和張星烺兩位千萬不要走！”當局一用這分化手段，更像我聯絡了學校來攻擊“魯迅派”了。
那時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極點。
到今二十餘年，想着還是心悸。
廈大的風潮消息傳了出去，廣州中山大學的委員會隻知廈大鬧風潮而不知道魯迅和我的糾紛，決議延聘魯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
适值孫伏園到粵參觀，校中就把兩份聘書交給他轉，他回到廈大，和魯迅商量的結果，把我的聘書銷毀了，魯迅獨自前往。
我蒙在鼓裡，毫不知道。
魯迅既走，風潮更難收拾，學校長期停課。
我那時彷徨得很，心想：魯迅雖對我攻擊，北大出來的團體還是團體，我為顧全團體的名譽計，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時候不該不走；可是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我走向哪裡去呢？不久，中大來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這一回事，便束裝前往。
論理，魯迅在廈大裡已經這般攻擊我了，現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羅網嗎？但我如不離開廈大，魯迅更要宣傳我是林文慶的走狗，攻擊起來更加振振有詞，我也更沒有法子洗刷。
我現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說這句話了，看他用什麼方法對我。
我第一天到了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颉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
學校裡為他罷了三天課。
可是我的成績也為學生所知道，所以他們并不逼我走。
學校當局起來調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蘇、杭一帶購書，一方面也批準了魯迅的辭職書。
?顧颉剛和中山大學的同仁在一起。
顧颉剛被聘到中山大學，适魯迅在那裡。
顧颉剛第一天到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颉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
當我在杭州買書的時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裡面附了一張《武漢日報》的副刊，這副刊是孫伏園編的，所以登載着魯迅給孫伏園的一封信。
上面說：“我萬想不到，那個攻擊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颉剛竟到中大來了！中山大學是國民黨的大學，會得延請了顧颉剛，真是&lsquo天下老鴉一般黑&rsquo，所以我隻得退了出來。
”我在廈門時，他說我是“研究系”，不過罵我參加了國民黨的敵黨；這次竟把“攻擊民黨”算做我的罪狀，而那時的民黨除了國民黨外更無别的，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加我以反對國民黨的罪，而且登在國民黨的報紙上，是不是要緻我于死地？這未免太狠毒了。
所以我就給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個黑白。
他究竟沒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證據，所以我秋間到廣州時，他已離開了那裡。
在中山大學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離開（見前），但為了北大老同學的攻擊，竟沒有進成。
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則已，做便拼命幹，所以必然有些成績，一有成績大家便側目而視，以為我喜出風頭，有意壓倒别人。
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學系主任，又兼語言曆史學研究所主任，又兼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經不勝其忙；而我又為獎進青年，提倡研究的風氣，出了三種周刊、二種叢書，新書接疊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裡冒火，說：“中山大學難道是顧颉剛一個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嘗阻止别人的努力，你們有學問、有力量，為什麼不用出來呢？第二，那時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畢業的，盡有民初及民七、民八畢業的，他們自視為前輩，然而風頭出不起來，仿佛他們所以不出風頭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學越攻擊得厲害，正合于諺語所謂“熟皂隸打重闆子”。
第三，學生對我的獎進扶掖極願接受，他們沒有研究的題目我就替他們想，他們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們找，他們作的文章詞不達意我就替他們改，一個大學生經過兩年嚴格的訓練，也盡夠入學問之門了。
那時有一個最喜歡打扮的女生，教師們以為沒有法子訓練的，在我的指導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說是奇迹。
所以我的離開中大，許多學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個學生竟休了學而随我北行了。
可是學生越對我好，同事們就越對我吃醋。
直到現在，中大同學想起那時還覺得是一個“黃金時代”，他們不知道有一個為了創造這“黃金時代”而受了無數的明槍暗箭，以緻遍體鱗傷的人。
進了燕京大學，這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又不擔負行政責任，起初幾年很好。
但一做了民衆教育的工作，學生自然來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鋒隊為多。
一經學生的擁護，事情既忙，學校當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時候為要對付教員及學生就要拉我出面。
例如“鄭振铎解聘事件”，本來是吳雷川校長的意思，因為他作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錯誤太多，給國文系學生吳世昌揭發出來，登在報上，妨了校譽，所以要辭掉他。
又因國文系教授馬季明上課敷衍，聞宥和鄭振铎積不相能，形勢洶洶，工作停頓，要把三個人同時去掉，組織一個“國文系審議委員會”處理此事，我既非文學院長，又非國文系教授，關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頭上，使人疑心我排擠振铎。
曆史系主任洪煨蓮本來是極意拉攏我的，自有此事，因為鄭振铎是他的同鄉，馬季明是他的死黨，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對我攻擊。
我為了研究《尚書》，先編《尚書文字合編》、《尚書通檢》、《尚書學讨論集》數種，向哈佛&mdash燕京學社請款美金2000元。
《尚書通檢》已出版，《尚書文字合編》刻成了十分之八，《尚書學讨論集》已抄數百篇，也印出一部分。
抗戰既起，我離開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mdash燕京社的總幹事G.Elisseeff處，說我拿錢不做事，這位總幹事就給我來信，要我退還這筆錢。
在抗戰時期币值大跌的時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嗎？我還了一封信去，說：“請你查查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是不是有我編印的《尚書通檢》和《尚書學讨論集》？還請打聽北平文楷齋刻字鋪，是不是刻了《尚書文字合編》？”這信去後就沒有事了。
但這種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說到這裡，又要提起那位處心積慮攻擊我的老同學羅常培。
他是民八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辦的是《新潮》，他辦的是《國故》，這個《國故》是走黃季剛路線的，兩種雜志代表了國文系的新、舊兩種思想。
當我到廈門時，他就囑我介紹進廈大。
我到中大時，他又囑我介紹進中大。
中大的文學院長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紹了。
他說：“羅常培是《國故》派，我不要！”我說：“他的思想是另一問題，他的音韻學确實不錯，你就聘了他罷！”結果，他的事情成功了。
可是他進了中大之後，盡在傅氏面前破壞我，我們十餘年的友誼完全毀了。
後來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課，有一次胡先生召開風謠學會，寫上我的名字，他就說：“顧颉剛不是北大的人，為什麼寫他上去？”後來我在昆明雲南大學任教，他在西南聯大任教，聯大的學生有來聽我課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論學問的，他就斥責學生道：“顧颉剛不是聯大的教授，你為什麼和他往來！”有一個學生寫了一封哀婉的信給我，說：“并不是我們疏遠了你，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是沒有自由的。
”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
我和齊大向無淵源，他們的請我是由張維華介紹的。
張維華齊大畢業，入燕大研究院肄業，上了我兩年的課，後來他又回到齊大教書。
抗戰後齊大内遷到成都，他是齊大校友，主張恢複國學研究所，請我當主任。
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羅常培等的氣，慨然應允。
我的意思，在抗戰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敵僞，就在齊大歇腳；待到抗戰結束，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離開齊大，把研究所交張維華接辦。
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齊大的原因，是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當個傀儡主任。
但我的負責任的精神使我不能當傀儡，他就感到礙手礙腳，聯絡了錢穆來倒我。
說到錢穆的起來，我應當擔負一半的責任。
他在中學讀書時，為了鬧風潮被開除，當了十年的小學教員。
但因他實在用功，課餘常寫文章，所以為中學校長所知，升任了中學教員。
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
我還到家鄉，他把《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給我看，我想不到一個中學教員能有這樣的成就，就把他介紹到燕大做講師。
過了一年，北大要請一位中國通史的教員，我又把他薦去。
他是自學進修的人，有這樣成功當然值得驕傲。
但在北平的環境裡，究竟專家多，要驕傲也談何容易，所以他還可以專心讀書寫作。
後來流亡到昆明，因為他孤高，所以也為羅常培所排擠，他就搬出了聯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課時乘火車來。
我為他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紹他到齊大。
但成都的空氣和北平大不相同，那邊是有三四百種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個人時總喜歡捧他做教主。
錢穆能言善辯，在華西壩上課時，不但齊大學生來聽，其他各大學的學生也來聽，城裡許多中學教員也來聽，以至課堂容不下，每次上課必在大禮堂，使他覺得自己真成了聖人，驕傲的氣焰撲人欲倒。
張維華看他有如此的社會地位，就聯合了他來打擊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謠言來。
我受不了這種侮辱，于是我到了重慶，而和國民黨發生了些關系。
在現在時代，人家看了我這章文字，不免要說：“你有了這樣的社會地位，又有學生做後盾，你怕他們什麼！人家給你打擊，你也以拳還拳好了，何必這樣處處退讓，讓他們高興！這真是小資産階級的懦弱性的表現！”但我之所以這樣，因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學問，如果我和人家鬥争，固然未必失敗，但這塊地盤到手之後，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從此我隻能終老
又如喇嘛教區域裡，人民以為送小孩進寺院做喇嘛便是受教育，政府設立的新式學校往往被他們迫害，應當像我上面說的辦社會教育，但有些地方已比較開通，如卓尼禅定寺的宋堪布，他到過沿海諸省，深感不識漢文的不便，主張在寺裡設半日學校，讓小喇嘛半天讀經，半天讀漢文，這當然是該采取的辦法。
又甘肅天然富源極多，隻是沒有開發。
例如隴西縣，燃料貴極了，做一次飯，燃料價比食物高一倍，所以許多人家，半月烘一次餅，吃到十天以後已經酸壞，但還是非吃不可，然而附近山裡就有煤礦，倘使政府能替他們開發，同時創辦一個采礦職業學校，培養一班開礦的技術人才，則将來既可“就地取材”，也便“就地取才”，豈不大好。
此外，有大批的牛皮和羊毛，就可辦制革學校和紡織學校；有滿山繁殖的馬蓮草，就可辦造紙學校；有玻璃砂，就可辦制造玻璃學校；有當歸等藥物，就可辦藥物學校。
又甘肅本來木材甚多，因為多少年來隻砍不種，以緻燃料大成問題，隻有蒙、藏區裡因為燒牛馬糞的緣故，保存得一部分森林，所以燃料特别缺乏的縣裡，應當設林業學校，從事栽培。
又甘肅蒙、藏人富而回、漢人窮，由于蒙、藏人畜牧而回、漢人耕田，寒期既較久，隻有夏天一熟，然而夏天多雹，往往一下雹子，就把農産物全部打壞，一年收成因此無望；應當在回、漢人區内獎勵畜牧，設立畜牧學校，改若幹山田為牧場，使得他們可以避免天災的損害。
能夠這樣，生産和教育合而為一，教育有了生産的後盾，那就隻有繁榮，不會衰落。
甘肅如此，推廣到綏、甯、青、新，不是整個西北都變變樣子嗎？這篇報告書寄到庚款會，杭立武複信說我“計劃周詳，條理綿密”，但一條也沒有采用；他仍用了他們幾位的計劃，在蘭州辦一個“科學教育館”，在西甯辦一所“湟川中學”。
他所以這樣對我，就是葛武棨在外邊攻擊我，而某君在裡邊攻擊我，我的内憂外患太多了！ 西北之行深入了農村，使我對于帝國主義的獰猙面目認識得更清楚些。
基督教在西北傳教本來是極困難的，因為那邊的人，蒙、藏民信喇嘛教，回民信回教，是先天所注定的，斷不會信基督教，他們所能拉攏的幾個教友隻限于漢人。
但是到西北的外國傳教士則處處有之，在邊地裡沒有漢人的地方也都有他們的工作站。
他們到西北來是當做終生職業的，有的已來了三四十年，說的話完全和當地人一樣，教士的太太也梳了七八十條小辮同番女一樣。
他們不求傳教，唯做聯絡，向當地人民挨家送禮：這家送茶，那家送面，又一家送布，攪得非常融合。
他們替番民照相，揀鼻子較高，眼睛較深的，取出來給衆人看，說：“你們瞧，你們不是和我們同種嗎！你們本來也是西方人，流落到中國來的，咱們是一家人！現在中國政府欺侮你們，我們來幫你們抵抗！”于是許多的槍械從印度輸入西藏，再送到西康和青海，以及滇、蜀、甘、新的邊沿，所以邊民家家有槍彈，他們也常常拿來供部落間的打仗。
這些傳教士的工作站裡大都有無線電，向國外通報。
我曾在一位到邊區做縣長的龔瑾家看到一張地圖，名為TheMapofGreatTibet，把喇嘛教所達到的區域除了滿洲、蒙古之外都算做西藏，這是他在一個傳教士旅行中遺忘了的東西裡撿出來的。
我看了這種東西，心想：日本人造“僞滿洲國”，稱為“民族自決”，這種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滿洲國”有幾個滿洲人。
但是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複見于今日，我國的西部更沒有安甯的日子了。
因此在離開甘肅之後，常把這些見聞告給人家，以為外國傳教士應盡數驅逐出去。
可是政府的高級人員總覺得這事的關系太大，不便一下子徹底地幹。
我隻有常向人家說：“這次的國難是東北問題造成的，諸位不要以為這次國難終止之後就沒有事了，須知西北和西南的問題更嚴重的階段在後來呢！” 為了對于邊疆問題排解不開的心情，一心要做曲突徙薪的謀劃，所以于1938年冬到了昆明之後，就在《益世報》上編了一個《邊疆周刊》，集合許多朋友來讨論。
我曾在這刊物上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一篇文字，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隻有三種文化集團&mdash&mdash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
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
尤其是“漢族”，這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
如滿族，在沒有入關的時候是自成一族的，入關後就接受了漢文化而成為漢文化集團的一員了。
如蒙族，現在固然還自成一族，但因信仰喇嘛教的緣故，一切接受了西藏文化，也成為藏文化集團的一員了。
回族一部分是由阿拉伯、土耳其等處來的，但大部分則是西北各省的漢人信仰回教的（也有些是蒙古人信仰回教的），所以也隻該稱為回文化集團。
?1938年2月，顧颉剛等人在甘肅渭源。
這三種文化，漢文化是自創的，藏文化是取于印度的，回文化是取于阿拉伯的，一個中國人可以随着他的信仰而加入一個文化集團，不受限制。
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到西北時，在民國十七年“回民大暴動”之後十年，在這暴動區域裡，處處看見“白骨塔”、“萬人冢”，太傷心慘目了；經過十年的休息，還不曾恢複元氣，許多的城鎮滿峙着頹垣殘壁，人口也一落千丈。
到西甯時，一路上看見“民族自決”的标語，這表示着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
我覺得如果不把這種心理改變，邊疆割據的局面是不會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決”的美名，延遲了邊民走上現代文化的日期，豈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
所以發表這篇文字，希望邊民和内地人民各個放開心胸，相親相愛，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努力，揚棄這種抱殘守缺的心理。
這文發表後，聽人說各地報紙轉載的極多，又聽說雲南主席龍雲看了大以為然，因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總有“非漢族”的感覺，現在我說漢人本無此族，漢人裡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這一個症結，就覺得舒暢得多了。
1939年秋，我到了成都，集合同志創辦“中國邊疆學會”。
适值馬鶴天（今在民族事務委員會）在陝西、黃奮生（今在西北大學邊政系）在重慶，各不相謀，成立了“中國邊疆學會”。
社會部通知三方面，說你們三個會性質既同，名又不異，應當合并起來；我們就照辦了，以重慶的一個為總會，陝西、四川為分會。
會員共有六百餘人，凡邊疆的知名之士和内地人對于邊疆有研究的都網羅在内。
其後雲南、西康、甘肅諸省也都設有分會。
分會有《邊疆周刊》，總會有《邊疆月刊》，也算有些表現。
隻是币值日跌，捐來的款無濟于事，各會員又為生活壓得喘不出氣，無心研究，加以轟炸嚴重，圖書疏散，收集參考材料極端困難，要組織旅行團更談不到，所以一天天地消沉下來，直到去年就隻得聽其死亡了。
我怎樣厭倦了教育界 從前人講韓信的故事，說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這句話大可說明我和北京大學的關系。
我是民國二年就進北大預科的，可以說是一個“老北大”。
自民九本科畢業之後，留在本校當助教，直到張作霖入關才離開。
在這六年中，因為管的是國學研究所的編輯事務&mdash&mdash《國學季刊》、《歌謠周刊》，所以可以盡量讀書寫作。
那時的北大是全國知識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筆政，所以每發表一篇文章就為全國人所傳誦稱道。
我聲譽日高，許多大學請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這環境，隻是不接受。
直到奉軍來了，聽說通緝的黑名單裡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廈門大學。
我沒有經曆講師和副教授兩種階級，直從助教升為教授，這是在一般情形裡所沒有的。
從此到現在，我教了12個大學，東南西北都走遍了，這教書的職業成了打不破的飯碗。
這實在要謝謝北大給我的恩惠。
可是我許多年來所受到的打擊，所發生的煩惱，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緣故。
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應當公開；但因不說這些即沒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從事于商業的原因，所以我還是寫出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
因為《魯迅全集》裡說到這事，所以許多朋友也常來問我，我現在借這機會和盤托出。
北大自從蔡先生做了校長，引導學生自由思想并做社會活動，積了四五年的力量，于是有五四運動的軒然大波，北大就一躍而成為全國政治和文化的領導者。
因為成功太快，所以不幸的根苗也就伏在裡面。
蔡先生組織教授會，定出教授治校的辦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權。
權之所在成了争奪的目标，于是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兩大系，用團體的力量做鬥争的工作。
校裡要請一位教員，他如是美國留學的，那麼“法日派”裡必定提出一個他們的人，要求同時通過；“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這樣以保持其平衡。
假使單是這樣，還不妨事，而無如“法日派”的後台乃是李石曾，他是蓄意打倒蔡孑民的。
李氏前在法國辦進德會，辦勤工儉學團，辦中法大學，蔡先生無不與之合作，他回國後蔡先生又請他到北大來教授生物學，我想蔡先生決不會有對不起他的地方。
但是五四運動以後，蔡先生聲望委實太高，在全國人的心目中成了一個教主，也許李氏為了這點而吃醋。
李氏是法國留學的前輩，他在北大裡當然成了“法日派”的領袖，但他不大出面，而專是利用别人來替他幹。
他當時辦有中法大學，又辦有孔德學校，适值北京政府積欠學校薪水，北大同仁無法存活的時候，凡是接近他的人都要插在他的學校裡，所以他的勢力就逐漸大起來。
他不搶北大，因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搶到手也是麻煩；他專搶北京的各專科學校，搶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校長罵倒，或利用學生要求“改大”，爾後他介紹新校長給政府，這個學校就成了他的了。
最明顯的一個例，就是他利用魯迅、周作人在報上攻擊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爾後他介紹易培基為該校校長。
現在《魯迅全集》俱在，請大家看看，楊蔭榆果有何種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這人會播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覺間給他用了。
如魯迅、周作人，我相信他們決不會甘心情願幫李氏搶地盤的，隻因他們會寫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動他們，使他們自己覺得發于正義感而攻擊楊蔭榆了。
當時“英美派”和“法日派”各有兩種刊物&mdash&mdash“英美派”是《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法日派”是《語絲》和《京報副刊》&mdash&mdash老是相對地罵。
有許多事，隻有北大裡知道，外邊人看着也莫名其妙；但這種罵人的輕薄口吻卻是傳播出去，成為寫文章的技術了。
我在當時，深不願參加他們的陣營，但因師友間都是極熟的人，來邀請時又不容不做，于是就把我研究的古史問題短篇考證送去登載。
我既非英、美留學，也非法、日留學，我的地位本來是超然的，我以超然的态度對付他們豈不很好。
但問題又來了，我的上司并不願意我超然。
當時北大有“三沈”、“二馬”之号：“三沈”是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二馬”是馬裕藻、馬衡兄弟。
他們結成一個團體，成為“法日派”的中堅，魯迅、周作人所以常寫罵人文章就是由他們刺激的。
其中沈尹默尤能策劃，所以他的綽号是“鬼谷子”。
當陳獨秀辦《新青年》時，他本來也是寫文章的一個，他的新詩很有名，但他看着陳、胡的勢力日漲，安徽人壓倒浙江人（“三沈”、“二馬”均浙江籍），總覺得受不了，所以他發動北大取消“分科制”，校長直接管各系，這案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就不得不去職了。
因為他能策劃，所以李石曾特别器重他，托他主持孔德學校，後來又主持中法庚款。
我在北大畢業後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開頭隻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這點錢不夠用，拿他私人的錢每月借給我30元（這筆錢我後來已還清），那時派給我的職務是圖書館編目。
後來國學研究所成立，沈兼士先生又把我調到研究所。
這一調固然更适于我的讀書，可是“兩姑之間難為婦”，我的厄運就此開頭了！胡先生寫了文章交給我，我在研究所的刊物上登了出來，沈先生就發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為什麼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實，胡先生明明是研究所的委員，而且是研究生的導師。
有一回，沈尹默的女婿某君，在南池子開印刷廠的，為了發展業務，邀請北大教授編纂教科書，借研究所地方開一次商讨會，為了派别關系，當然不通知胡先生。
可是，胡先生是一個歡喜管事而又很天真的人，聽了這消息，就打電話給沈先生說：“你們開會編教科書，為什麼不通知我？”沈先生答道：“我是囑咐颉剛通知你的，恐怕他忘記了吧？”這樣一來，這責任就落到我的頭上，好像顧颉剛已投身于“法日派”，有很深的黨見似的。
我的為人隻能行其心之所安，甯可兩面不讨好，不願兩面都讨好的，所以我和沈先生就漸漸疏遠起了，他當然對我很不高興。
自張作霖入關，傳說開出的黑名單上有一百多人，平日在社會上露些頭角的人都在内。
适會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找北大教授林玉堂回去做文學院長，并請他籌備國學研究所，于是他請了北大好多人前往，充實這兩個機關，而風潮以起。
廈大在那時是陳嘉庚獨資創辦的。
他的橡皮生意好學校就可發展，生意壞就須緊縮。
閩南一帶大都做南洋的商業，很少人從事文化工作，他覓到一位林文慶博士，是學法律的，請他做校長。
可是這位校長從小在外國，到這時年已六十餘，不懂得漢文，一切漢文文件均由秘書兼理學院長劉樹杞代看，因此劉氏成了實際上的校長。
這個學校是行獨裁制的，和北大“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大不相同。
林玉堂在北大裡呼吸自由空氣慣了，回到家鄉，隻覺得和這位校長和這位秘書格格不入。
北大裡有光榮的曆史，為全國所矚目，當然出來的人不免趾高氣揚一點。
因此，不到兩個月工夫已經相持不下。
林玉堂一心要把劉樹杞打倒，可是你越攻擊他，林文慶就越相信他。
不久林文慶就宣布“陳嘉庚先生因為橡皮落價，要把國學研究所經費大量縮減”。
?蔡元培、宋慶齡、魯迅、林語堂等人與蕭伯納在一起。
顧颉剛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他的過不去。
那時林玉堂從北大請去的人，沈兼士是國學研究所主任，魯迅、張星烺和我是研究員。
文學院裡有潘家洵、陳萬裡、孫伏園、羅常培、容肇祖等。
魯迅在北京是罵慣人的，到了廈門，知道林玉堂受屈，也就大罵林文慶和劉樹杞，并寫文章在上海報上發表，好像林文慶的壞足和楊蔭榆、章士钊鼎足而三。
有一次校長請客，席間，他說：“廈門盡多有錢人，眼看廈大經濟困難，一些也不肯幫助。
如果有一個人肯出一個銅子，我們就請他當董事！”魯迅就站了起來，從口袋裡挖出兩毛錢，遞給校長，說：“我捐兩毛，可是我不想做董事！”林玉堂的哥哥玉奇一向以“傻”出名的，也跟了魯迅捐出兩毛。
這一回，這位校長真下不了台了，這個宴會就不歡而散，學校裡的空氣越來越緊張。
就在這時，魯迅和沈兼士就橫生枝節，攻擊到我的身上。
沈先生對于我的不滿意，上面已說到；魯迅則因我在《語絲》、《現代評論》幾種刊物上都寫文章，久已嫌我為“騎牆派”。
這時恰巧有一位胡先生的同鄉青年程憬在清華研究院畢業後尚未就事，要我替他在廈大裡找一個助教職位，這位青年也真冒失，沒有得到我的回信已搭船到了廈門，我非替他加緊進行不可，魯迅就說我“要在廈大裡造成一個胡适之派”；繼而又說：“廈大裡胡适之派攻擊魯迅派”；繼而又說：“顧颉剛是研究系”（研究系是憲政研究會的簡稱，在那時研究系是反對國民黨的）。
有一個學生質問他：“你說他是研究系，有什麼論據呢？”他盛氣地答道：“這要什麼論據，我說他是研究系就是研究系！”這位學生倒也幽默，出而告人道：“恐怕顧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多年所以成了研究系罷！”學校當局為了減低風潮計，看魯迅們攻擊我了，就來拉攏我，說：“即使研究所停辦，你和張星烺兩位千萬不要走！”當局一用這分化手段，更像我聯絡了學校來攻擊“魯迅派”了。
那時真使我精神苦痛到極點。
到今二十餘年，想着還是心悸。
廈大的風潮消息傳了出去，廣州中山大學的委員會隻知廈大鬧風潮而不知道魯迅和我的糾紛，決議延聘魯迅和我二人前去任教。
适值孫伏園到粵參觀，校中就把兩份聘書交給他轉，他回到廈大，和魯迅商量的結果，把我的聘書銷毀了，魯迅獨自前往。
我蒙在鼓裡，毫不知道。
魯迅既走，風潮更難收拾，學校長期停課。
我那時彷徨得很，心想：魯迅雖對我攻擊，北大出來的團體還是團體，我為顧全團體的名譽計，在林玉堂弟兄及其他同仁被解聘的時候不該不走；可是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我走向哪裡去呢？不久，中大來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這一回事，便束裝前往。
論理，魯迅在廈大裡已經這般攻擊我了，現在他在中大，我又到中大去，不是自投羅網嗎？但我如不離開廈大，魯迅更要宣傳我是林文慶的走狗，攻擊起來更加振振有詞，我也更沒有法子洗刷。
我現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說這句話了，看他用什麼方法對我。
我第一天到了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颉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
學校裡為他罷了三天課。
可是我的成績也為學生所知道，所以他們并不逼我走。
學校當局起來調停，一方面派我到上海、蘇、杭一帶購書，一方面也批準了魯迅的辭職書。
?顧颉剛和中山大學的同仁在一起。
顧颉剛被聘到中山大學，适魯迅在那裡。
顧颉剛第一天到廣州，第二天魯迅知道了，就對學生說：“顧颉剛來了，我立刻走！”他就不上課了。
當我在杭州買書的時候，接到一位朋友的信，裡面附了一張《武漢日報》的副刊，這副刊是孫伏園編的，所以登載着魯迅給孫伏園的一封信。
上面說：“我萬想不到，那個攻擊民黨使兼士憤憤的顧颉剛竟到中大來了！中山大學是國民黨的大學，會得延請了顧颉剛，真是&lsquo天下老鴉一般黑&rsquo，所以我隻得退了出來。
”我在廈門時，他說我是“研究系”，不過罵我參加了國民黨的敵黨；這次竟把“攻擊民黨”算做我的罪狀，而那時的民黨除了國民黨外更無别的，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加我以反對國民黨的罪，而且登在國民黨的報紙上，是不是要緻我于死地？這未免太狠毒了。
所以我就給他一封信，要在法庭上辨一個黑白。
他究竟沒得到我的反革命的證據，所以我秋間到廣州時，他已離開了那裡。
在中山大學不及二年，受了中央研究院的聘而離開（見前），但為了北大老同學的攻擊，竟沒有進成。
所以然的原因有三：第一，一件事我不做則已，做便拼命幹，所以必然有些成績，一有成績大家便側目而視，以為我喜出風頭，有意壓倒别人。
我在中大，除教授之外，兼史學系主任，又兼語言曆史學研究所主任，又兼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日常的工作已經不勝其忙；而我又為獎進青年，提倡研究的風氣，出了三種周刊、二種叢書，新書接疊地出版，使得一班同事眼裡冒火，說：“中山大學難道是顧颉剛一個人的天下！”可是我何嘗阻止别人的努力，你們有學問、有力量，為什麼不用出來呢？第二，那時中大的教授很多北大出身，我是民九畢業的，盡有民初及民七、民八畢業的，他們自視為前輩，然而風頭出不起來，仿佛他們所以不出風頭完全受制于我，所以越是老同學越攻擊得厲害，正合于諺語所謂“熟皂隸打重闆子”。
第三，學生對我的獎進扶掖極願接受，他們沒有研究的題目我就替他們想，他們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們找，他們作的文章詞不達意我就替他們改，一個大學生經過兩年嚴格的訓練，也盡夠入學問之門了。
那時有一個最喜歡打扮的女生，教師們以為沒有法子訓練的，在我的指導之下也居然上了路，大家說是奇迹。
所以我的離開中大，許多學生是依依不舍的，有一個學生竟休了學而随我北行了。
可是學生越對我好，同事們就越對我吃醋。
直到現在，中大同學想起那時還覺得是一個“黃金時代”，他們不知道有一個為了創造這“黃金時代”而受了無數的明槍暗箭，以緻遍體鱗傷的人。
進了燕京大學，這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又不擔負行政責任，起初幾年很好。
但一做了民衆教育的工作，學生自然來了，尤以民族解放先鋒隊為多。
一經學生的擁護，事情既忙，學校當局也就另眼看待，有的時候為要對付教員及學生就要拉我出面。
例如“鄭振铎解聘事件”，本來是吳雷川校長的意思，因為他作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錯誤太多，給國文系學生吳世昌揭發出來，登在報上，妨了校譽，所以要辭掉他。
又因國文系教授馬季明上課敷衍，聞宥和鄭振铎積不相能，形勢洶洶，工作停頓，要把三個人同時去掉，組織一個“國文系審議委員會”處理此事，我既非文學院長，又非國文系教授，關我甚事，乃偏偏要套在我的頭上，使人疑心我排擠振铎。
曆史系主任洪煨蓮本來是極意拉攏我的，自有此事，因為鄭振铎是他的同鄉，馬季明是他的死黨，疑心我要拆他的台，因此對我攻擊。
我為了研究《尚書》，先編《尚書文字合編》、《尚書通檢》、《尚書學讨論集》數種，向哈佛&mdash燕京學社請款美金2000元。
《尚書通檢》已出版，《尚書文字合編》刻成了十分之八，《尚書學讨論集》已抄數百篇，也印出一部分。
抗戰既起，我離開燕京，他把我告到哈佛&mdash燕京社的總幹事G.Elisseeff處，說我拿錢不做事，這位總幹事就給我來信，要我退還這筆錢。
在抗戰時期币值大跌的時候，逼我拿出2000美金，不是要我的命嗎？我還了一封信去，說：“請你查查哈佛大學的圖書館，是不是有我編印的《尚書通檢》和《尚書學讨論集》？還請打聽北平文楷齋刻字鋪，是不是刻了《尚書文字合編》？”這信去後就沒有事了。
但這種手段，可不使人害怕？ 說到這裡，又要提起那位處心積慮攻擊我的老同學羅常培。
他是民八北大國文系畢業的，和傅斯年同班，可是傅辦的是《新潮》，他辦的是《國故》，這個《國故》是走黃季剛路線的，兩種雜志代表了國文系的新、舊兩種思想。
當我到廈門時，他就囑我介紹進廈大。
我到中大時，他又囑我介紹進中大。
中大的文學院長是傅斯年，我向他介紹了。
他說：“羅常培是《國故》派，我不要！”我說：“他的思想是另一問題，他的音韻學确實不錯，你就聘了他罷！”結果，他的事情成功了。
可是他進了中大之後，盡在傅氏面前破壞我，我們十餘年的友誼完全毀了。
後來我到燕京，北大招我兼課，有一次胡先生召開風謠學會，寫上我的名字，他就說：“顧颉剛不是北大的人，為什麼寫他上去？”後來我在昆明雲南大學任教，他在西南聯大任教，聯大的學生有來聽我課的，又有和我通信讨論學問的，他就斥責學生道：“顧颉剛不是聯大的教授，你為什麼和他往來！”有一個學生寫了一封哀婉的信給我，說：“并不是我們疏遠了你，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中是沒有自由的。
” 在昆明住了不到一年，我到成都，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主任。
我和齊大向無淵源，他們的請我是由張維華介紹的。
張維華齊大畢業，入燕大研究院肄業，上了我兩年的課，後來他又回到齊大教書。
抗戰後齊大内遷到成都，他是齊大校友，主張恢複國學研究所，請我當主任。
我因免得在昆明受羅常培等的氣，慨然應允。
我的意思，在抗戰期内，我既不能投降敵僞，就在齊大歇腳；待到抗戰結束，這研究所的根基已打好了，我就離開齊大，把研究所交張維華接辦。
不知道他所以拉我到齊大的原因，是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當個傀儡主任。
但我的負責任的精神使我不能當傀儡，他就感到礙手礙腳，聯絡了錢穆來倒我。
說到錢穆的起來，我應當擔負一半的責任。
他在中學讀書時，為了鬧風潮被開除，當了十年的小學教員。
但因他實在用功，課餘常寫文章，所以為中學校長所知，升任了中學教員。
又做了八九年，他的著作出版得更多了。
我還到家鄉，他把《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的稿本給我看，我想不到一個中學教員能有這樣的成就，就把他介紹到燕大做講師。
過了一年，北大要請一位中國通史的教員，我又把他薦去。
他是自學進修的人，有這樣成功當然值得驕傲。
但在北平的環境裡，究竟專家多，要驕傲也談何容易，所以他還可以專心讀書寫作。
後來流亡到昆明，因為他孤高，所以也為羅常培所排擠，他就搬出了聯大的宿舍，住到宜良去，有課時乘火車來。
我為他這般生活太不安定，又介紹他到齊大。
但成都的空氣和北平大不相同，那邊是有三四百種大小宗教的地方，佩服一個人時總喜歡捧他做教主。
錢穆能言善辯，在華西壩上課時，不但齊大學生來聽，其他各大學的學生也來聽，城裡許多中學教員也來聽，以至課堂容不下，每次上課必在大禮堂，使他覺得自己真成了聖人，驕傲的氣焰撲人欲倒。
張維華看他有如此的社會地位，就聯合了他來打擊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謠言來。
我受不了這種侮辱，于是我到了重慶，而和國民黨發生了些關系。
在現在時代，人家看了我這章文字，不免要說：“你有了這樣的社會地位，又有學生做後盾，你怕他們什麼！人家給你打擊，你也以拳還拳好了，何必這樣處處退讓，讓他們高興！這真是小資産階級的懦弱性的表現！”但我之所以這樣，因為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學問，如果我和人家鬥争，固然未必失敗，但這塊地盤到手之後，一定是丢不掉的包袱，從此我隻能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