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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mdash6月作。
原名為《顧颉剛自傳》，連載于《東方文化》雜志。
我怎樣從事民衆教育工作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是我35歲時的一篇自傳。
現在又過了24年了，在這一段時間内我經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寫一篇自傳。
現在趁着趙紀彬先生的邀約，我便寫出這一部來。
我在《古史辨·自序》裡曾說：我既不願做政治工作，也不願做社會活動，我隻望終老在研究室裡。
這個志願，在這二十餘年中沒有變過，然而卻做了社會活動，也接近了政治工作。
為什麼會這樣？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結果。
自國民革命後，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就任我為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人。
我很高興，得着一個最理想的職業，我決定辭掉中山大學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
可是，我在中大裡做得太有勁了，很得學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羅常培等對我非常妒忌，用種種方法排擠我，我做不下去，請蔡先生把我改為通信研究員，實際上脫離了中央研究院。
我記得燕京大學早來聘我任哈佛&mdash燕京學社的研究員，我就到北平接洽，說定除了專任研究員之外，兼曆史系課三小時，就于1929年9月就職。
當時聘我的還有北大及清華，為什麼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隻為燕京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緻叫我辦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讀書寫作，實現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後，研究工作展開，一年裡就做了七十餘萬字的論文，把十年來蓄在心頭的問題，看在眼裡的材料，系統化了一下，心中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
可是，用功得太過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構思，一動筆，心旌搖蕩，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
我的工作不能繼續下去，是多麼的苦痛！于是向學校當局請求，許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國民革命後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現況。
學校裡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
所有經曆，見我所作的《辛未訪古日記》（在《開明書店20周年紀念論文集》内）。
這次旅行，所見的古迹古物殘毀的情狀，固然大可傷心，但真正最傷心的倒不是這些，而是國計民生的愁慘暗淡的實況。
我們久居都市，已度現代化生活，而内地民衆則還過着紀元前20世紀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鐵器時代的東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時代的。
要是僅僅這樣的渾樸，那還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難。
無如鴉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銀瀉地一樣。
我到一個小縣城裡，隻有200家鋪子，煙館倒占了40家，其數量遠超過米店。
許多農村裡，可以買不到一張紙、一支筆，但鴉片、白面是不會不有的。
那時穿中山裝的是何等表示前進，我親見一位中山裝的朋友接連在煙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
但白面瘾的急劇增進，以緻家破身亡的慘劇是大家說得出的，聽說實在窮得沒有辦法時可以把身體出賣給制毒的人，因為他死後可以從骨頭裡取出白面的成分來，再行制造。
當白面瘾發時，如瘋如狂，盡在地上滾，在那時，房子也舍得拆，連老娘的衣服也要剝去變賣了。
我一路看見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計其數。
再有一樣可怕的東西，是梅毒。
自民國以來，北方内戰多，梅毒随軍隊而蔓延。
許多農村裡，别的藥沒有，“六〇六”和“九一四”總是有的；西醫可以沒有，打針的人總是有的。
亡國，我們住在都市裡的人早已有此恐懼了，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成了國民的常識。
滅種，城市裡人還沒有這感覺，而我在親曆華北農村之後就清楚地看出來了。
我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卻是酒綠燈紅，金迷紙醉，上下都在頹廢酣嬉之中。
一經對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淚來。
我對朋友說：“你們不要高興了，中國人快滅種了！”人家聽了，隻覺得我言之過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話，也隻有做同情的一歎，說：“這有什麼辦法呢？”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從此以後，總覺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救國救民的事，我要學範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顧颉剛與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鄭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學。
顧颉剛因受排擠，脫離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學任職。
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起了。
别人都悲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
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
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
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産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夠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捉住。
如能捉住這個機會，帝國主義便真可打倒，中華民族便恢複健康了。
長城之戰，丢了熱河，河北省成了前線，燕大的師生感覺到時局危急，都組織起抗日會，學生自由捐輸，教職員扣薪金百分之五，經費有了着落。
校中同仁推我任宣傳工作，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文字是民衆所不能了解的，他們有他們的詞彙，有他們的語句，又有他們的趣味。
我們的宣傳如面對知識分子，他們天天看報，自會知道一切，用不着我們費力。
如要面對民衆，便該順着他們的口味，不能閉門造車。
”我說這句話，因為在“五卅慘案”時曾經有一回經驗。
北大在民國六年後就有歌謠研究會，後來出《歌謠周刊》，我主編了一個時期。
為了對于民衆文藝有些認識，所以當“五卅慘案”時，北大同仁要我寫傳單，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開頭幾句是：“咱們中國太可憐，打死百姓不值錢，可恨英國和日本，放槍殺人如瘋癫。
上海成了慘世界，大馬路上無人煙&hellip&hellip”這張傳單一發出去，過不了幾天，牆上便有用粉筆寫出來的，街頭的孩子們也唱出來了。
所以我們的宣傳工作，大可走這一路。
隻有發動民衆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校中師生聽了，也以為然，就請我做去。
我想大鼓書在北方鄉村裡最流行，因為樂器簡單，隻要一人彈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兩人搭檔，便可走遍農村；而且句子長短不拘，最接近說話，尤其适于做宣傳之用：所以決定出大鼓書詞，先在報上登一廣告，列了許多題目，如“胡阿毛開車入黃浦”、“宋哲元大戰喜峰口”等，征求稿子。
北方自有這一類的作家，果有趙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
選了幾篇好的，印成小冊子，每種印五千，發給書攤，幾天就銷完了。
喜峰口離北平近，民衆都知道這地名，也聽到最近這次戰事，所以銷得更快。
作戰的二十九軍那時撤退到北平，看見攤子上有說他們戰績的新書，大家來買，官長士兵都讀到了。
打磨廠的二酉堂等專做小書生意的書鋪，知道這種東西銷路好，他們也各各翻印了。
我們的發行機構，取“三戶亡秦”之義，命名“三戶書社”。
學校裡的事情本來難辦，幾個月過去，大家的抗日情緒已經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經費來源斷絕，這社本該收歇。
但我的性情，不做則已，一做則越來越有勁，所以燕大抗日會的事業就成為我私人的事業，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貼錢之外，再在外面募捐。
可憐得很，經常的收入隻有教育部津貼100元，申報館“民衆講座”的稿費80元。
我又覺得灌輸民衆知識，單是抗日還不夠，必須兼及農工業及醫藥衛生等項，才有改善他們生活的希望，所以擴大範圍，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
?20世紀30年代初，顧颉剛（最後排右三）、傅斯年（最後排右四）等人歡迎蔡元培時留影。
日本人情報網做得周密，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屢次到華北行轅主任何應欽及北平市長袁良處交涉，要求他們取締，他們聽話，北平市上我們出版的東西就看不見了。
這又是給我們一個打擊。
但農村裡邊政府的力量還達不到，我們仍在海澱一帶賣。
真正農村人民對于文字宣傳還不夠接受，我們要供應這般人的需要，就請廊房頭條畫燈片的工人畫了許多抗日性的畫片，五彩套印，銷路就大了。
農村裡每逢過舊曆年的時候，一定要買幾張畫片貼在牆上，所以這類畫稱做“年畫”，平均每家約費五毛，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所以我們出多少就銷多少。
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秦德純做了北平市長，他們都是二十九軍的人物，早知道我們這個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錫九、劉治洲諸耆老出面介紹，由政委會聘我為顧問，月送夫馬費1000元，另外津貼本社工作費每月1000元，全歸社中收用。
從此社務得以開展，請王真（今在宣傳部工作）任編輯幹事，李一非任事務幹事，正式辦公、寫作、繪圖、彈唱，二十餘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編出小冊子八本，報紙副刊六七種，圖畫數張。
發行網也組織了起來，遍及華北各省，主要的人員是各村鎮的小學教師，因為他們接近民衆，我們所做的東西，可由他們做橋梁而迅速灌輸給民衆。
有幾位編輯寫作技術已很熟練，但仍恐和民衆的口語不一緻，要求社中請一位原業鼓書的藝人，取得溝通的效果。
于是我們請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來，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詞，就讀給他聽，他覺得哪些地方不順口，就把它改得順口了；哪些地方描寫得不夠，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後印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唱得動聽的。
在這一年裡我們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衆中心，識字的警察、郵差、洋車夫都常常來問有什麼新出版的，一有就買去讀。
所以日本人對我們更憤恨了，連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純處抗議。
他們答道：“我們隻能管中小學；這些事是大學教授幹的，我們管不着！”但是他們的抗議在上海竟生了效。
我們出的《民衆周報》交開明書店印行，訂戶就有兩萬，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訴，把該報全部沒收了。
當我用全力辦通俗讀物的時候，北平各大學裡的師友很多和我過不去。
北大校長蔣夢麟用惋惜的口氣說：“顧颉剛是上等人，為什麼做這下等事呢？”有一次當面向我說：“你何必這樣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軍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來的。
他是教育學的博士，我做民衆教育工作，他竟說是下等事，好像教育隻有高等華人才能享受。
真使我聽了身體冷了半截。
在“雙十二事變”前，我曾應陝西考古會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張學良見過面，事變後我又曾聯合北平教授緻電政府，主張和平解決。
于是北平城裡就有一個謠言起來，說：“這次事變是顧颉剛替張學良劃的策！”羅常培看我們業務發展，在北大裡義憤填膺地說：“通俗讀物編刊社裡的人都是共産黨！”他和蔣夢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
那時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攏我（原因詳後），先後在中央黨部裡弄到兩萬元彙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費。
然而在國民黨裡，陳果夫、立夫兄弟攻擊朱氏最甚，他們看朱氏扶植我的事業，就嗾使北平市黨部向中央黨部告我為共産黨，要查辦我。
他們也沒有得到什麼證據，隻是說：“顧颉剛倘使不是共産黨，為什麼要接近民衆？”我聽了哈哈大笑：“國民黨天天念孫總理的遺囑&lsquo必須喚起民衆&rsquo，現在竟把民衆送給共産黨了！”但他們的政治壓力我擔當不起，就帶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請他們看：“哪幾篇是有嫌疑的，請指出來！”他們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這風波也就平定下來了。
我趁了這個機會捐錢，羅家倫捐了500元；孫科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館，每月補助500元，總算不虛此行，雖則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錢隻寄了兩個月就停止了。
“盧溝橋事變”既起，日本人開出黑名單，交給宋哲元緝拿，第一名是主持舊學聯的張申府，第二名便是我。
經冀察政務會傳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離開北平到綏遠，本社也搬到那邊。
為什麼把本社遷到綏遠呢？因為傅作義收複百靈廟，我們編了一冊鼓詞，傅氏知道了，要我們的歌唱班到綏遠去唱給他的部隊聽。
一唱起來，惹得許多士兵都哭了，他們想不到在冰天雪地裡的戰功竟給北平城裡的作家描寫得這般親切，使他們的艱苦奮鬥取得了曆史的地位。
因此綏遠人對通俗讀物編刊社是有好感的，戰事起時，他們屢次電催前往，我們就應命了。
不幸閻錫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綏遠軍事無人主持，不到一個月又告陷落，于是我們的社再遷到西安，三遷到漢口，四遷到重慶。
而我呢，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赴西北設計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肅。
?1934年7月，顧颉剛和燕京大學旅行團在綏遠與傅作義（右五）在一起。
抗戰是全國人民最興奮的一件事。
我到甘肅後，那邊的旅外青年因學校停頓而歸來，他們知道我辦通俗讀物，要求我們在甘肅也辦一個社，來推動抗戰期的民衆教育，經幾次商談，我們成立了一個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種，我被推為社長。
蘭州刊物少，這個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時甘肅教育廳長葛武棨看甘肅學界的人們太接近我，怕我勢力日長，将來會搶奪他的廳長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勢力之下，他在蘭州辦西北訓練團，以蔣中正為團長，他自任教育長，而把教務主任一職畀我。
我想，黨國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臨洮辦小學教師講習會，也不能去，所以他連來數電，我就連辭數次，結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讀物編刊社編的《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做證據，把我告到庚款會、教育部，甚至軍事委員會，《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
我說：“這是國共合作的時代，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的勝利，也即是中華民族的勝利，為什麼不能編成鼓詞？既是國共合作的時代，我就是共産黨也不犯罪，你告我什麼？如要殺我，何不說我是漢奸！”因為有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離開了西北。
抗戰期中，我屢次想恢複本社工作，可是舊人已經星散，捐錢更為困難，我又整日為生活而忙，發動不起來。
勝利後，我到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就開設民衆文藝一課，訓練學生寫通俗文字，得到他們的成績之後，又和陳禮江、古楳、董渭川、馬蔭良諸同事組織民衆讀物社，出版《民衆周刊》。
在這經濟崩潰的當兒，捐款比了抗戰時期更難，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請求教育部幫助。
他先後捐了一億元，數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
加以教育部總務司腐化，他們領了錢自做生意，待彙到我們手中的時候，早已打了一個對折，因此更不能做事。
這個刊物隻出了30期光景，便因無法周轉而停刊了。
這可以說是我的民衆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
我怎樣從事邊疆運動 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則仍緣做了幾次旅行。
1922年，我開始辯論古史，《堯典》、《禹貢》兩篇，一記制度，一記地理，尤為古史料裡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
可是《禹貢》一篇，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今全部地理，許多問題不易解決，不敢輕易作文論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課，就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貢》及其有關各篇詳細研究。
後來北大邀我兼課，也開了這一門。
兩校上這門課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所作筆記論文頗有好的，同時譚其骧在輔仁大學開“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也有些學生成績，我和他商量：我們聯合三校學生創辦一個學會，出一個刊物，把師生研究文字陸續登出，借收觀摩之益，豈不很好。
他贊成了，于是組織禹貢學會，出《禹貢》半月刊，1934年3月創刊。
開頭每期隻有2萬字，印刷費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
刊物發給學生，他們大興奮，很多人集中精力來幹。
那時的大學生學問根基相當好，經我一鼓勵，進步快極了，本來隻能寫一兩千字短文的漸漸伸展到一兩萬字了。
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後來一期竟超出10萬字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有“内蒙自治運動”，主其事的是烏蘭察布盟的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為他的爵是親王，所以簡稱為德王。
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黃紹竑去宣慰，報紙上大量登載這事，使我們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靈廟一見德王的想望。
第二年夏天，我們竟找到一個機會直赴百靈廟，和德王及其幕僚談了三天，才知道邊疆問題的嚴重。
邊疆本無問題，問題之起都是帝國主義者制造出來的。
德王的帳房裡放了很多部創業英雄的傳記，他的漢話說得很好，可是對我們做公開講話時必說蒙語而令人翻譯，足知其有滿懷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沒有力量，要站起來時隻有依附帝國主義。
他的幕僚對我們講：“自從黃部長到這裡巡視，中央允許我們設立&lsquo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rsquo，規定月給經費三萬元；到現在半年了，分文不給，催索不寄。
現在會中職員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隻拿15元而已。
但是日本人卻時常來說：&lsquo你們如果肯倒向我們這邊，一定給你們每月30萬元。
&rsquo我們沒有答應，因為知道倒向他們之後，一時雖好，而終究要吃虧的，朝鮮就是先例。
” ?1937年3月，顧颉剛與禹貢學會同仁在一起。
我們對于他們的處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見何應欽，請他從速發款，哪知款尚未發，而為自治會訓練保安警察的韓鳳麟已在北平寓中給軍統特務抓去殺死了。
這使我們知道中央政府對于邊疆毫無辦法，毫無信用，隻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斷定德王的必變。
邊疆人和帝國主義的關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們倒過去，豈不是幫助了帝國主義的進攻。
我看到這種情形，痛心極了，心想蒙古如此，他處不知，若幹年後，不是把邊疆送光了嗎？于是就在《禹貢》半月刊裡讨論起邊疆問題來，也讨論起民族史和文化史來。
我們接連出了《東北》、《察綏》、《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專号。
綏遠，因為交通便利，我們又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調查》專号，做最翔實的報告。
張國淦先生是地方志的專家，自己搜集了一兩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圖書館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數百萬言的《中國地方志考》。
他看了我們的半月刊，引為同調，把他從前辦的培德學校的基地捐給學會，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紅羅廠，從此本會有了正式的會所。
可是有了正式會所之後就要一筆開銷，他替我們計劃向政府請款。
那時翁文灏做行政院秘書長，他從前做地質調查所所長時，張先生做農商總長，曾給以極大的方便，使得調查所的工作迅速開展，禹貢學會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邊疆地理的機關，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義加以扶助，所以張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交我帶到南京去見他。
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書長任内每月必有餘款繳還國庫，所以他見了我，竟不考慮地拒絕，隻說：“求人不如求己，你們自己去想法罷！”張先生還有幾封信，也得同樣的結果。
我沒有辦法，就去見朱家骅，請他想法。
他說：“你們學術團體的刊物，照例隻有到教育部請求補助，但這種團體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
好在你們講的是邊疆，而中英庚款董事會正要辦邊疆教育，你回去備一個正式信來請求補助，我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替你們提出讨論。
”我聽他的話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會通過在一年度内給我們1.5萬元的補助費。
我們學會的工作從此有了正常的發展，有了專任的研究員，發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實的學術貢獻。
可是好景不長，到下一年董事會讨論補助費時，就有南京一班中學教員前去包圍說：“禹貢學會可以補助，為什麼我們不能補助！”整整鬧了一天，董事會隻得決議，禹貢學會停止補助。
事後打聽，才知道這班中學教員是張其昀所策動的，他本辦有《方志》月刊，曆史較《禹貢》久，成績沒《禹貢》好，所以他一定要擊倒了我們的學會好讓他稱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會總幹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對于西北問題有研究的人商談西北教育的補助事宜，我也在内。
“七七”事變後，我離開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設計，同行的有戴樂仁（英國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
9月中，我們先後到了蘭州。
本來補助的區域定為綏、甘、甯、青四省；後來為了綏遠淪陷，甯夏也近前線，縮小為甘、青兩省。
我在北平時因注意邊疆問題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兩期回教專号。
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來的，往來越少，了解越難，所以外界人隻覺得回教的神秘。
我去和他們聯絡，他們起初覺得奇怪，後來熟了，就非常的親密，凡由邊地來到北平的教中領袖，差不多全由他們介紹而認識，禹貢學會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來。
他們說：“我們所知道的漢人隻有兩個：一個是侮辱我們以豬為祖先的婁子匡，一個是好意扶助我們的顧颉剛。
”因此我到西北之後，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會、新疆同鄉會都招待起來，而同去的幾位先生，因為向來沒有做這個工作，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延接，這未免使人有相形見绌的感覺。
同樣，我是做民衆教育的，我要到農村裡去調查，除了戴樂仁因為辦合作事業有此興趣之外，其他全要搖頭。
這也難怪，住慣現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騾車、吃削面，進最不潔淨的茅廁，當然是處處不合的。
所以在一兩月之内，到了蘭州和西甯兩個省城，寫了一篇設計報告之後，他們就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乘了飛機走了。
我呢，以為要了解西北決不能單看省城，必須到外縣，到邊地去走一趟，才可有親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設計，所以我不走。
好在庚款會給我們的旅費還未用完，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走後我第一處到臨洮。
這是甘肅省裡教育最發達的地方，有私人興學的風氣，有的教師為了家中生活有了維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經費雖少，而學校數目極多，男孩子都能讀到高小畢業，可說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
可是學校雖多而經費不足，設備不完，孩子進了學校隻是讀教科書，教師也沒有參考材料，等于從前的私塾，所以我覺得應當在那裡辦一“小學教員講習會”，使他們得到教科書以外的知識。
我就約了蘭州的許多專家到臨洮，就寒假裡講習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之外，還講些農田水利、農村衛生、合作事業及抗戰期内需要的國防教育，擴大他們的知識圈，并激發他們對于時代的認識。
臨洮一辦，渭源人就來要求了，說：“為什麼單是我們的鄰縣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講了一星期。
到了渭源，才知道他們教育上的大問題是師資不足，因為這個縣在萬山叢中，交通不便，生産寡少，不但本縣沒有适當的師資，連到外縣去請教員也請不到，所以我就在那邊辦了一個“師範講習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學教員。
又為西北地區蒙、藏、回、漢諸族雜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鬧麻煩，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時間就斫殺一次，要了解這些事實，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又到康樂、岷縣、臨潭、卓尼、夏河、和政、甯定等縣走了一周，我明白了這問題的中心症結，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間的情形，心胸無從開廣，以緻隻記得近鄰的恩怨，而又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盡人懷着疑懼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就猜想是對方的攻擊，于是尋雠生釁，星火化為燎原。
要改變他們這種心理，當然以發展交通為最要，和他配合的應是社會教育，因為蒙、回、藏民認識漢文的很少，而又膠執于宗教的成見，以為要他們的子弟進學校讀書就是強迫他們信仰“漢教”，而消滅他們的回教和喇嘛教。
為潛移默化計，辦學校不如辦社會教育，因為戲劇、電影、廣播總是他們所喜歡接受的，醫藥也是他們十分需要的，我們應當采取外國傳教士的方式，用這種東西去接近他們，使他們從我們這裡得一點好處和快感，因而引導他們和各種的現代文化相接觸，讓他們自動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爾後我們再替他們代辦學校，這樣，效果固然遲後一點，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了。
我在臨洮時，曾在省城裡借到一架電影機放映過一回，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因為臨洮是沒有電影院的，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咧。
臨洮尚如此，何況邊區，所以這個效果是絕對可以把握的。
拉蔔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機，寺院的門口就貼着藏文的抗戰新聞；有一個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會唱《毛毛雨》等廣播的歌曲。
西北防疫處在拉蔔愣設了一個工作站，連活佛也去打針；有一個番民積着現洋50元，為了家人生病，他把這筆錢送到寺裡，請喇嘛唪經消災，然而病沒有好，待工作站設立，一醫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裡，要求還給他錢，這證明他的信仰已為現代文化所改變了。
信仰尚可以改變，生活的改變當然是不成問題的。
待到生活改變，漢、蒙、回、藏的人民齊向現代文化走去，再有什麼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麼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顧颉剛等人在甘肅臨洮。
在甘肅跑了一年，我認識了各地方的實際需要，就拟出一個最具體的補助教育計劃。
我以為在甘肅辦教育應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較便利，地方比較富庶，隻要省城裡的中高級教育辦得好，外縣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肅在山嶽區裡，出外既艱難，又因富源沒有開發，人家多窮困，因此青年隻能在本縣上學，一定要本縣有了中學，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縣有了女子小學，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學教育。
（那邊人的禮教觀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絕少男女同學的。
）所以為甘肅青年計，應當逐縣設計，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
否則無論省城裡點綴得天花亂墜，和全省青年還是不能發生關系的。
為了針對這種情形加以補救，我拟了一個實驗區的計劃。
不過這裡的實驗區和别省的實驗區不同，别省選了一縣做實驗區，這一縣實驗好了，就可以推廣到多少縣，甘肅則應當設立許多種的實驗區，或注重師範教育，或注重職業教育，或注重邊疆教育，或注意社會教育，跟着調查的報告而定其推廣的區域。
例如，回教徒本來隻讀《可蘭經》，不讀漢文，現在感到時代的需要，也有讀漢文的了，可是他們的阿
原名為《顧颉剛自傳》，連載于《東方文化》雜志。
我怎樣從事民衆教育工作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是我35歲時的一篇自傳。
現在又過了24年了，在這一段時間内我經曆不平凡的生活，久已想再寫一篇自傳。
現在趁着趙紀彬先生的邀約，我便寫出這一部來。
我在《古史辨·自序》裡曾說：我既不願做政治工作，也不願做社會活動，我隻望終老在研究室裡。
這個志願，在這二十餘年中沒有變過，然而卻做了社會活動，也接近了政治工作。
為什麼會這樣？再也想不到是做了一次旅行的結果。
自國民革命後，蔡元培先生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長，就任我為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籌備人。
我很高興，得着一個最理想的職業，我決定辭掉中山大學的教授，到中央研究院。
可是，我在中大裡做得太有勁了，很得學生的好感，所以傅斯年、汪敬熙、羅常培等對我非常妒忌，用種種方法排擠我，我做不下去，請蔡先生把我改為通信研究員，實際上脫離了中央研究院。
我記得燕京大學早來聘我任哈佛&mdash燕京學社的研究員，我就到北平接洽，說定除了專任研究員之外，兼曆史系課三小時，就于1929年9月就職。
當時聘我的還有北大及清華，為什麼我都不就而就燕京呢？隻為燕京是一個教會學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緻叫我辦事，便可一心一意地讀書寫作，實現我最企望的生活。
到了燕京之後，研究工作展開，一年裡就做了七十餘萬字的論文，把十年來蓄在心頭的問題，看在眼裡的材料，系統化了一下，心中當然有說不出的高興。
可是，用功得太過分了，成了怔忡的病，一構思，一動筆，心旌搖蕩，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
我的工作不能繼續下去，是多麼的苦痛！于是向學校當局請求，許我做一次旅行，考察國民革命後各地的古物古迹的現況。
學校裡允可了，1931年的春天，我旅行了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
所有經曆，見我所作的《辛未訪古日記》（在《開明書店20周年紀念論文集》内）。
這次旅行，所見的古迹古物殘毀的情狀，固然大可傷心，但真正最傷心的倒不是這些，而是國計民生的愁慘暗淡的實況。
我們久居都市，已度現代化生活，而内地民衆則還過着紀元前20世紀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鐵器時代的東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時代的。
要是僅僅這樣的渾樸，那還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難。
無如鴉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銀瀉地一樣。
我到一個小縣城裡，隻有200家鋪子，煙館倒占了40家，其數量遠超過米店。
許多農村裡，可以買不到一張紙、一支筆，但鴉片、白面是不會不有的。
那時穿中山裝的是何等表示前進，我親見一位中山裝的朋友接連在煙卷上抽着白面，悠然地自得。
但白面瘾的急劇增進，以緻家破身亡的慘劇是大家說得出的，聽說實在窮得沒有辦法時可以把身體出賣給制毒的人，因為他死後可以從骨頭裡取出白面的成分來，再行制造。
當白面瘾發時，如瘋如狂，盡在地上滾，在那時，房子也舍得拆，連老娘的衣服也要剝去變賣了。
我一路看見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不計其數。
再有一樣可怕的東西，是梅毒。
自民國以來，北方内戰多，梅毒随軍隊而蔓延。
許多農村裡，别的藥沒有，“六〇六”和“九一四”總是有的；西醫可以沒有，打針的人總是有的。
亡國，我們住在都市裡的人早已有此恐懼了，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已經成了國民的常識。
滅種，城市裡人還沒有這感覺，而我在親曆華北農村之後就清楚地看出來了。
我帶了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卻是酒綠燈紅，金迷紙醉，上下都在頹廢酣嬉之中。
一經對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淚來。
我對朋友說：“你們不要高興了，中國人快滅種了！”人家聽了，隻覺得我言之過重；就使相信了我的話，也隻有做同情的一歎，說：“這有什麼辦法呢？”本來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從此以後，總覺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救國救民的事，我要學範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了。
?1932年11月，顧颉剛與俞平伯（右十一）、朱自清（右六）、鄭振铎（右一）等人在燕京大學。
顧颉剛因受排擠，脫離了中央研究院，于1929年到燕京大學任職。
就是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起了。
别人都悲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
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
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
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産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夠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捉住。
如能捉住這個機會，帝國主義便真可打倒，中華民族便恢複健康了。
長城之戰，丢了熱河，河北省成了前線，燕大的師生感覺到時局危急，都組織起抗日會，學生自由捐輸，教職員扣薪金百分之五，經費有了着落。
校中同仁推我任宣傳工作，我對他們說：“我們的文字是民衆所不能了解的，他們有他們的詞彙，有他們的語句，又有他們的趣味。
我們的宣傳如面對知識分子，他們天天看報，自會知道一切，用不着我們費力。
如要面對民衆，便該順着他們的口味，不能閉門造車。
”我說這句話，因為在“五卅慘案”時曾經有一回經驗。
北大在民國六年後就有歌謠研究會，後來出《歌謠周刊》，我主編了一個時期。
為了對于民衆文藝有些認識，所以當“五卅慘案”時，北大同仁要我寫傳單，我便模仿了民歌作了一首，開頭幾句是：“咱們中國太可憐，打死百姓不值錢，可恨英國和日本，放槍殺人如瘋癫。
上海成了慘世界，大馬路上無人煙&hellip&hellip”這張傳單一發出去，過不了幾天，牆上便有用粉筆寫出來的，街頭的孩子們也唱出來了。
所以我們的宣傳工作，大可走這一路。
隻有發動民衆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校中師生聽了，也以為然，就請我做去。
我想大鼓書在北方鄉村裡最流行，因為樂器簡單，隻要一人彈弦子，一人打鼓兼唱，有了兩人搭檔，便可走遍農村；而且句子長短不拘，最接近說話，尤其适于做宣傳之用：所以決定出大鼓書詞，先在報上登一廣告，列了許多題目，如“胡阿毛開車入黃浦”、“宋哲元大戰喜峰口”等，征求稿子。
北方自有這一類的作家，果有趙伯庸等二三十人投稿。
選了幾篇好的，印成小冊子，每種印五千，發給書攤，幾天就銷完了。
喜峰口離北平近，民衆都知道這地名，也聽到最近這次戰事，所以銷得更快。
作戰的二十九軍那時撤退到北平，看見攤子上有說他們戰績的新書，大家來買，官長士兵都讀到了。
打磨廠的二酉堂等專做小書生意的書鋪，知道這種東西銷路好，他們也各各翻印了。
我們的發行機構，取“三戶亡秦”之義，命名“三戶書社”。
學校裡的事情本來難辦，幾個月過去，大家的抗日情緒已經衰落，薪金停止扣用，經費來源斷絕，這社本該收歇。
但我的性情，不做則已，一做則越來越有勁，所以燕大抗日會的事業就成為我私人的事業，我竭力挺下去，除了自己貼錢之外，再在外面募捐。
可憐得很，經常的收入隻有教育部津貼100元，申報館“民衆講座”的稿費80元。
我又覺得灌輸民衆知識，單是抗日還不夠，必須兼及農工業及醫藥衛生等項，才有改善他們生活的希望，所以擴大範圍，改名為通俗讀物編刊社。
?20世紀30年代初，顧颉剛（最後排右三）、傅斯年（最後排右四）等人歡迎蔡元培時留影。
日本人情報網做得周密，他們知道我們的一切，屢次到華北行轅主任何應欽及北平市長袁良處交涉，要求他們取締，他們聽話，北平市上我們出版的東西就看不見了。
這又是給我們一個打擊。
但農村裡邊政府的力量還達不到，我們仍在海澱一帶賣。
真正農村人民對于文字宣傳還不夠接受，我們要供應這般人的需要，就請廊房頭條畫燈片的工人畫了許多抗日性的畫片，五彩套印，銷路就大了。
農村裡每逢過舊曆年的時候，一定要買幾張畫片貼在牆上，所以這類畫稱做“年畫”，平均每家約費五毛，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所以我們出多少就銷多少。
到1936年，宋哲元做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秦德純做了北平市長，他們都是二十九軍的人物，早知道我們這個工作，且久表同情，所以就由李錫九、劉治洲諸耆老出面介紹，由政委會聘我為顧問，月送夫馬費1000元，另外津貼本社工作費每月1000元，全歸社中收用。
從此社務得以開展，請王真（今在宣傳部工作）任編輯幹事，李一非任事務幹事，正式辦公、寫作、繪圖、彈唱，二十餘人，分工合作，每星期編出小冊子八本，報紙副刊六七種，圖畫數張。
發行網也組織了起來，遍及華北各省，主要的人員是各村鎮的小學教師，因為他們接近民衆，我們所做的東西，可由他們做橋梁而迅速灌輸給民衆。
有幾位編輯寫作技術已很熟練，但仍恐和民衆的口語不一緻，要求社中請一位原業鼓書的藝人，取得溝通的效果。
于是我們請了一位瞽目的翟少屏來，除由他教授歌唱外，每成一篇新詞，就讀給他聽，他覺得哪些地方不順口，就把它改得順口了；哪些地方描寫得不夠，就把它加意渲染了：所以此後印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唱得動聽的。
在這一年裡我們的社真成了北平城的民衆中心，識字的警察、郵差、洋車夫都常常來問有什麼新出版的，一有就買去讀。
所以日本人對我們更憤恨了，連次到宋哲元和秦德純處抗議。
他們答道：“我們隻能管中小學；這些事是大學教授幹的，我們管不着！”但是他們的抗議在上海竟生了效。
我們出的《民衆周報》交開明書店印行，訂戶就有兩萬，英界的捕房竟受理了日本人的申訴，把該報全部沒收了。
當我用全力辦通俗讀物的時候，北平各大學裡的師友很多和我過不去。
北大校長蔣夢麟用惋惜的口氣說：“顧颉剛是上等人，為什麼做這下等事呢？”有一次當面向我說：“你何必這樣刺激日本人呢！”好像日本軍人的侵略是由我逼出來的。
他是教育學的博士，我做民衆教育工作，他竟說是下等事，好像教育隻有高等華人才能享受。
真使我聽了身體冷了半截。
在“雙十二事變”前，我曾應陝西考古會之招，到西安一次，和張學良見過面，事變後我又曾聯合北平教授緻電政府，主張和平解決。
于是北平城裡就有一個謠言起來，說：“這次事變是顧颉剛替張學良劃的策！”羅常培看我們業務發展，在北大裡義憤填膺地說：“通俗讀物編刊社裡的人都是共産黨！”他和蔣夢麟一吹一唱，要把本社逼倒。
那時南京的官吏中，朱家骅最拉攏我（原因詳後），先後在中央黨部裡弄到兩萬元彙寄北平，做本社的出版費。
然而在國民黨裡，陳果夫、立夫兄弟攻擊朱氏最甚，他們看朱氏扶植我的事業，就嗾使北平市黨部向中央黨部告我為共産黨，要查辦我。
他們也沒有得到什麼證據，隻是說：“顧颉剛倘使不是共産黨，為什麼要接近民衆？”我聽了哈哈大笑：“國民黨天天念孫總理的遺囑&lsquo必須喚起民衆&rsquo，現在竟把民衆送給共産黨了！”但他們的政治壓力我擔當不起，就帶了出版物到南京去，請他們看：“哪幾篇是有嫌疑的，請指出來！”他們也明知不是，我既走了一趟，這風波也就平定下來了。
我趁了這個機會捐錢，羅家倫捐了500元；孫科為我提出中山文化教育館，每月補助500元，總算不虛此行，雖則中山文化教育館的錢隻寄了兩個月就停止了。
“盧溝橋事變”既起，日本人開出黑名單，交給宋哲元緝拿，第一名是主持舊學聯的張申府，第二名便是我。
經冀察政務會傳出消息，我就于7月21日離開北平到綏遠，本社也搬到那邊。
為什麼把本社遷到綏遠呢？因為傅作義收複百靈廟，我們編了一冊鼓詞，傅氏知道了，要我們的歌唱班到綏遠去唱給他的部隊聽。
一唱起來，惹得許多士兵都哭了，他們想不到在冰天雪地裡的戰功竟給北平城裡的作家描寫得這般親切，使他們的艱苦奮鬥取得了曆史的地位。
因此綏遠人對通俗讀物編刊社是有好感的，戰事起時，他們屢次電催前往，我們就應命了。
不幸閻錫山把傅氏留在山西，綏遠軍事無人主持，不到一個月又告陷落，于是我們的社再遷到西安，三遷到漢口，四遷到重慶。
而我呢，為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派赴西北設計教育工作，也到了甘肅。
?1934年7月，顧颉剛和燕京大學旅行團在綏遠與傅作義（右五）在一起。
抗戰是全國人民最興奮的一件事。
我到甘肅後，那邊的旅外青年因學校停頓而歸來，他們知道我辦通俗讀物，要求我們在甘肅也辦一個社，來推動抗戰期的民衆教育，經幾次商談，我們成立了一個老百姓社，出版旬刊一種，我被推為社長。
蘭州刊物少，這個刊物又很新奇，就受到各方面的注目。
那時甘肅教育廳長葛武棨看甘肅學界的人們太接近我，怕我勢力日長，将來會搶奪他的廳長地位，便想把我安置在他的勢力之下，他在蘭州辦西北訓練團，以蔣中正為團長，他自任教育長，而把教務主任一職畀我。
我想，黨國的事情非我所能做，而且我正在臨洮辦小學教師講習會，也不能去，所以他連來數電，我就連辭數次，結果，他老羞成怒，把通俗讀物編刊社編的《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做證據，把我告到庚款會、教育部，甚至軍事委員會，《老百姓》旬刊也禁止出版了。
我說：“這是國共合作的時代，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的勝利，也即是中華民族的勝利，為什麼不能編成鼓詞？既是國共合作的時代，我就是共産黨也不犯罪，你告我什麼？如要殺我，何不說我是漢奸！”因為有這件事，所以我不久就離開了西北。
抗戰期中，我屢次想恢複本社工作，可是舊人已經星散，捐錢更為困難，我又整日為生活而忙，發動不起來。
勝利後，我到社會教育學院任教，就開設民衆文藝一課，訓練學生寫通俗文字，得到他們的成績之後，又和陳禮江、古楳、董渭川、馬蔭良諸同事組織民衆讀物社，出版《民衆周刊》。
在這經濟崩潰的當兒，捐款比了抗戰時期更難，不得已跑南京找朱家骅，請求教育部幫助。
他先後捐了一億元，數目固不小，但派不了用途。
加以教育部總務司腐化，他們領了錢自做生意，待彙到我們手中的時候，早已打了一個對折，因此更不能做事。
這個刊物隻出了30期光景，便因無法周轉而停刊了。
這可以說是我的民衆教育工作的回光返照。
我怎樣從事邊疆運動 這又是出于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于研究古史，一半則仍緣做了幾次旅行。
1922年，我開始辯論古史，《堯典》、《禹貢》兩篇，一記制度，一記地理，尤為古史料裡的重心，所以特别注意。
可是《禹貢》一篇，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今全部地理，許多問題不易解決，不敢輕易作文論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課，就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貢》及其有關各篇詳細研究。
後來北大邀我兼課，也開了這一門。
兩校上這門課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所作筆記論文頗有好的，同時譚其骧在輔仁大學開“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也有些學生成績，我和他商量：我們聯合三校學生創辦一個學會，出一個刊物，把師生研究文字陸續登出，借收觀摩之益，豈不很好。
他贊成了，于是組織禹貢學會，出《禹貢》半月刊，1934年3月創刊。
開頭每期隻有2萬字，印刷費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
刊物發給學生，他們大興奮，很多人集中精力來幹。
那時的大學生學問根基相當好，經我一鼓勵，進步快極了，本來隻能寫一兩千字短文的漸漸伸展到一兩萬字了。
于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後來一期竟超出10萬字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有“内蒙自治運動”，主其事的是烏蘭察布盟的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為他的爵是親王，所以簡稱為德王。
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黃紹竑去宣慰，報紙上大量登載這事，使我們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靈廟一見德王的想望。
第二年夏天，我們竟找到一個機會直赴百靈廟，和德王及其幕僚談了三天，才知道邊疆問題的嚴重。
邊疆本無問題，問題之起都是帝國主義者制造出來的。
德王的帳房裡放了很多部創業英雄的傳記，他的漢話說得很好，可是對我們做公開講話時必說蒙語而令人翻譯，足知其有滿懷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沒有力量，要站起來時隻有依附帝國主義。
他的幕僚對我們講：“自從黃部長到這裡巡視，中央允許我們設立&lsquo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rsquo，規定月給經費三萬元；到現在半年了，分文不給，催索不寄。
現在會中職員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隻拿15元而已。
但是日本人卻時常來說：&lsquo你們如果肯倒向我們這邊，一定給你們每月30萬元。
&rsquo我們沒有答應，因為知道倒向他們之後，一時雖好，而終究要吃虧的，朝鮮就是先例。
” ?1937年3月，顧颉剛與禹貢學會同仁在一起。
我們對于他們的處境太同情了，回到北平就去見何應欽，請他從速發款，哪知款尚未發，而為自治會訓練保安警察的韓鳳麟已在北平寓中給軍統特務抓去殺死了。
這使我們知道中央政府對于邊疆毫無辦法，毫無信用，隻想在小地方占便宜，斷定德王的必變。
邊疆人和帝國主義的關系，本不十分密切，但政府定要逼他們倒過去，豈不是幫助了帝國主義的進攻。
我看到這種情形，痛心極了，心想蒙古如此，他處不知，若幹年後，不是把邊疆送光了嗎？于是就在《禹貢》半月刊裡讨論起邊疆問題來，也讨論起民族史和文化史來。
我們接連出了《東北》、《察綏》、《西北》、《康藏》、《回教》、《回族》、《南洋》等的專号。
綏遠，因為交通便利，我們又組織了一個調查團前往，出版了一期《河套調查》專号，做最翔實的報告。
張國淦先生是地方志的專家，自己搜集了一兩千部地方志，又天天到北平圖書館去搜材料，作成一部數百萬言的《中國地方志考》。
他看了我們的半月刊，引為同調，把他從前辦的培德學校的基地捐給學會，地址在西皇城根小紅羅廠，從此本會有了正式的會所。
可是有了正式會所之後就要一筆開銷，他替我們計劃向政府請款。
那時翁文灏做行政院秘書長，他從前做地質調查所所長時，張先生做農商總長，曾給以極大的方便，使得調查所的工作迅速開展，禹貢學會既是研究沿革地理和邊疆地理的機關，料想他必能本着“己所欲，施于人”的意義加以扶助，所以張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交我帶到南京去見他。
哪知他是一毛不拔的人，在秘書長任内每月必有餘款繳還國庫，所以他見了我，竟不考慮地拒絕，隻說：“求人不如求己，你們自己去想法罷！”張先生還有幾封信，也得同樣的結果。
我沒有辦法，就去見朱家骅，請他想法。
他說：“你們學術團體的刊物，照例隻有到教育部請求補助，但這種團體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
好在你們講的是邊疆，而中英庚款董事會正要辦邊疆教育，你回去備一個正式信來請求補助，我在董事會開會的時候，替你們提出讨論。
”我聽他的話做了，居然于1936年夏天由董事會通過在一年度内給我們1.5萬元的補助費。
我們學會的工作從此有了正常的發展，有了專任的研究員，發表的文章自然有更充實的學術貢獻。
可是好景不長，到下一年董事會讨論補助費時，就有南京一班中學教員前去包圍說：“禹貢學會可以補助，為什麼我們不能補助！”整整鬧了一天，董事會隻得決議，禹貢學會停止補助。
事後打聽，才知道這班中學教員是張其昀所策動的，他本辦有《方志》月刊，曆史較《禹貢》久，成績沒《禹貢》好，所以他一定要擊倒了我們的學會好讓他稱霸。
1937年4月，中英庚款會總幹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對于西北問題有研究的人商談西北教育的補助事宜，我也在内。
“七七”事變後，我離開北平，杭氏就派我到西北去就地設計，同行的有戴樂仁（英國人）、陶孟和、王文俊三位。
9月中，我們先後到了蘭州。
本來補助的區域定為綏、甘、甯、青四省；後來為了綏遠淪陷，甯夏也近前線，縮小為甘、青兩省。
我在北平時因注意邊疆問題而接近了回教人士，因接近回教人士而出兩期回教專号。
回教人士是不大和外界往來的，往來越少，了解越難，所以外界人隻覺得回教的神秘。
我去和他們聯絡，他們起初覺得奇怪，後來熟了，就非常的親密，凡由邊地來到北平的教中領袖，差不多全由他們介紹而認識，禹貢學會的名望竟在西北回教徒中建立起來。
他們說：“我們所知道的漢人隻有兩個：一個是侮辱我們以豬為祖先的婁子匡，一個是好意扶助我們的顧颉剛。
”因此我到西北之後，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會、新疆同鄉會都招待起來，而同去的幾位先生，因為向來沒有做這個工作，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延接，這未免使人有相形見绌的感覺。
同樣，我是做民衆教育的，我要到農村裡去調查，除了戴樂仁因為辦合作事業有此興趣之外，其他全要搖頭。
這也難怪，住慣現代化都市的人，要他睡土炕、坐騾車、吃削面，進最不潔淨的茅廁，當然是處處不合的。
所以在一兩月之内，到了蘭州和西甯兩個省城，寫了一篇設計報告之後，他們就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乘了飛機走了。
我呢，以為要了解西北決不能單看省城，必須到外縣，到邊地去走一趟，才可有親切的了解，才可有合于需要的設計，所以我不走。
好在庚款會給我們的旅費還未用完，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他們走後我第一處到臨洮。
這是甘肅省裡教育最發達的地方，有私人興學的風氣，有的教師為了家中生活有了維持就不支薪水，所以教育經費雖少，而學校數目極多，男孩子都能讀到高小畢業，可說是西北唯一的普及教育的地方。
可是學校雖多而經費不足，設備不完，孩子進了學校隻是讀教科書，教師也沒有參考材料，等于從前的私塾，所以我覺得應當在那裡辦一“小學教員講習會”，使他們得到教科書以外的知識。
我就約了蘭州的許多專家到臨洮，就寒假裡講習三星期，除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常識之外，還講些農田水利、農村衛生、合作事業及抗戰期内需要的國防教育，擴大他們的知識圈，并激發他們對于時代的認識。
臨洮一辦，渭源人就來要求了，說：“為什麼單是我們的鄰縣有福呢？”因此，又到渭源去講了一星期。
到了渭源，才知道他們教育上的大問題是師資不足，因為這個縣在萬山叢中，交通不便，生産寡少，不但本縣沒有适當的師資，連到外縣去請教員也請不到，所以我就在那邊辦了一個“師範講習班”，以半年的工夫造就一班小學教員。
又為西北地區蒙、藏、回、漢諸族雜居，有的地方感情好，不鬧麻煩，有的地方就不然，隔一段時間就斫殺一次，要了解這些事實，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又到康樂、岷縣、臨潭、卓尼、夏河、和政、甯定等縣走了一周，我明白了這問題的中心症結，全在于交通的不便，人民不明外間的情形，心胸無從開廣，以緻隻記得近鄰的恩怨，而又為野心家所利用，加以煽惑，因此弄得草木皆兵，盡人懷着疑懼的心理，碰到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就猜想是對方的攻擊，于是尋雠生釁，星火化為燎原。
要改變他們這種心理，當然以發展交通為最要，和他配合的應是社會教育，因為蒙、回、藏民認識漢文的很少，而又膠執于宗教的成見，以為要他們的子弟進學校讀書就是強迫他們信仰“漢教”，而消滅他們的回教和喇嘛教。
為潛移默化計，辦學校不如辦社會教育，因為戲劇、電影、廣播總是他們所喜歡接受的，醫藥也是他們十分需要的，我們應當采取外國傳教士的方式，用這種東西去接近他們，使他們從我們這裡得一點好處和快感，因而引導他們和各種的現代文化相接觸，讓他們自動地感到受教育的需要，爾後我們再替他們代辦學校，這樣，效果固然遲後一點，然而水到渠成，就可以立于不敗之地了。
我在臨洮時，曾在省城裡借到一架電影機放映過一回，受到了極大的歡迎，因為臨洮是沒有電影院的，他們還是第一次見咧。
臨洮尚如此，何況邊區，所以這個效果是絕對可以把握的。
拉蔔楞保安司令部有一架播音機，寺院的門口就貼着藏文的抗戰新聞；有一個番女是司令的姻戚，她就會唱《毛毛雨》等廣播的歌曲。
西北防疫處在拉蔔愣設了一個工作站，連活佛也去打針；有一個番民積着現洋50元，為了家人生病，他把這筆錢送到寺裡，請喇嘛唪經消災，然而病沒有好，待工作站設立，一醫就好了，于是他跑到寺裡，要求還給他錢，這證明他的信仰已為現代文化所改變了。
信仰尚可以改變，生活的改變當然是不成問題的。
待到生活改變，漢、蒙、回、藏的人民齊向現代文化走去，再有什麼此疆彼界，也何必再争什麼你死我活。
?1938年1月，顧颉剛等人在甘肅臨洮。
在甘肅跑了一年，我認識了各地方的實際需要，就拟出一個最具體的補助教育計劃。
我以為在甘肅辦教育應和别省不同，别省交通比較便利，地方比較富庶，隻要省城裡的中高級教育辦得好，外縣青年自然享受得到，而甘肅在山嶽區裡，出外既艱難，又因富源沒有開發，人家多窮困，因此青年隻能在本縣上學，一定要本縣有了中學，方能受到中等教育；一定要本縣有了女子小學，住在附近的女孩子方能受到小學教育。
（那邊人的禮教觀念深得很，除了省城以外絕少男女同學的。
）所以為甘肅青年計，應當逐縣設計，方可切合各地的需要。
否則無論省城裡點綴得天花亂墜，和全省青年還是不能發生關系的。
為了針對這種情形加以補救，我拟了一個實驗區的計劃。
不過這裡的實驗區和别省的實驗區不同，别省選了一縣做實驗區，這一縣實驗好了，就可以推廣到多少縣，甘肅則應當設立許多種的實驗區，或注重師範教育，或注重職業教育，或注重邊疆教育，或注意社會教育，跟着調查的報告而定其推廣的區域。
例如，回教徒本來隻讀《可蘭經》，不讀漢文，現在感到時代的需要，也有讀漢文的了，可是他們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