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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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愈來愈貶落，我的極熱切的期望竟完全落空了！
就在這時，我到北碚遊覽，認識了亞光輿地學社的金擎宇。
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緯宇等在抗戰揭幕後創辦亞光，制印地圖。
為了那時逃難的民衆和開拔的軍隊都需要地圖做旅行中的參考，有一種袖珍的《中國分省圖》竟于數年内銷了35版，每版1萬冊，奠定了他們的經濟基礎。
這時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廣西一帶推銷，他則為了邀請制圖人員到重慶。
到了之後，知道科學工作人員集中在北碚，制圖以北碚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邊蓋了幾間屋，設立中國制圖社。
既和我遇見，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發展，就請我加入，成立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推我為社長。
我家居柏溪，離北碚六十裡，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無法延醫購藥，死了連棺材都買不到，托人從磁器口買了來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這窮鄉僻壤，要遷家到有醫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這條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長。
過不多時，金氏昆仲來北碚協議擴大組織，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國圖書局。
我當時正值喪妻之際，不但積蓄都光，而且負債累累，哪能加入股子。
承他們的好意，替我加入20萬元，于是我也成了書局的股東。
抗戰勝利，書局遷到上海，再謀擴充資本，定股份總額為2億元。
那時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較多，陸續付款，到招股截止時湊足了200萬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
1946年7月，開股東大會，萬想不到，被推為總經理兼編輯部主任。
副總經理陳宣人，前在商務擔任事務多年，抗戰期間在重慶辦大信文具公司。
經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亞光總經理；一丁君匋，前生活書店及《大公報》館的函購部主任。
協理一人：金緯宇，即亞光的副經理。
他們為什麼選我呢？一因我年齡最長；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遊衆多，做書店生意不能無教育界的聯絡。
我堅決地辭謝，因為我實在不會做經理部工作。
但他們說：“不妨，經理部的工作自有我們做，不來煩你。
你隻要在外面做聯絡的工作就是了。
”因此，我雖負了總經理的名義而仍住在蘇州。
公司有事，打一電話來，我就到上海去。
所以我得在蘇州住了兩年，擔任社教學院的教授。
?20世紀40年代初，顧颉剛在重慶柏溪。
在這裡，我當說一說我的家庭狀況。
我們顧家大都住在滬甯路沿線，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時是唯亭鄉的一個富農，每逢災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
到萬曆間遷到蘇州城裡，從此專事讀書，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書或遊幕。
太平天國時代，蘇州城裡受了嚴重的兵禍，祖先産業蕩然。
我祖我父兩代辛勤，又掙起一份家産。
到我父老年，有田400畝，屋50間，現款4萬元。
這份産業也不算小，但與我無幹。
因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撫養成人，我自小和繼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們的産業，看我父僅我一子，心想隻要把我趕掉，我家的産業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繼母常在我的父親面前交互說我壞話，挑撥我們父子間的感情，所以我決心遠離家庭，自祖母死後撤座，就把妻女們接到北京，說：“從此這個家不是我的家了！”當北京政府欠了一兩年的教育費時，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見報載情狀，寫信給我，說：“要不要由我接濟？”我咬緊牙關，說：“男在此自有辦法可想，請大人寬懷！”實在，當這教育界普遍的貧困時，想辦法是何等不易，我隻怕父親寄了錢來，繼母和叔父更進讒言，甯可拒絕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
我父收入多而開銷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這點積蓄。
繼母和叔父都亡故了。
抗戰之際，我父病逝，我不得歸家治喪。
田地托給姻戚管，他為了抽大煙，賣去了兩百畝。
抗戰結束，我回到家裡，存在銀行的現款又成了廢紙。
為辦婚喪，又賣去了百餘畝田。
到這時，我父遺下的産業隻有房屋可以收到一點租金，其餘全完了。
為什麼說全完了？因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這件事，我要為蘇州的地主說幾句公道話。
别的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農民直接受田主的剝削，而蘇州則不然。
我們的地主是和佃戶不見面的。
所以這樣的原因，就為蘇州人太喜歡享受，無論有錢沒錢，衣食總求美好，每一個男子總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來度他的日常生活；因為這種生活太有規律了，自早起到夜寝都有适當的支配，弄得不但遠地方不能去，即離城不遠的鄉間也憚于涉足，所以城裡的地主簡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麼地方。
這種“大少爺”的派頭是明、清全盛之世養成的，為了這樣，所以無錫、南通成了工業區，上海成了工商業區，而蘇州的地主隻能在糊塗的生活裡度過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漸漸地沒落下去，而不會學了人家改變生産的方式。
在前清時，農人抗不繳租，還可請求官廳替他追繳，用打屁股來威吓他們。
但民國成立，官廳早已不管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鄉，所以佃農不繳也隻得任他。
在抗戰前，繳納的已經不多，靠田租過日子的顯出奄奄待盡的樣子。
抗戰後一切失了常态，繳納的竟成為例外。
我父親未死前曾對我說：“你做到55歲，就歸家來專心著作罷，我積下的産業是夠你養老的。
”但1946年，我自重慶歸來，百畝的田租僅僅收到法币10萬元，不足半月的家用。
我知道沒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書局的企業，走上了新式生産的道路，心想：吃飯問題總不太嚴重吧？ 大中國圖書局開張在上海之後，營業極佳，因為我們在重慶已繪了好些地圖，外蒙讓出去了，台灣收回來了，東三省變為東北九省了，這些變動上海書肆都尚未畫出而我們已都有了，在勝利之後人心振奮的時候我們印一版就銷一版，甚或我們尚未再版而訂貨的已來，大有供不應求之概。
但國、共談判破裂，戰事一起，發行網就縮小了一半。
以後解放區日廣，到上海蔣軍消滅之前，我們的發行網竟至不出上海。
而且為了工商業的不景氣，購買力也萎縮非凡，就是上海一區也遠非昔比。
到這時，我們的地圖是沒有銷路了，隻靠了販賣鋼筆吃飯。
我為書局編的一套《中國曆史故事小叢書》一百數十種，出了十餘冊就出不下了。
特約呂叔達編的《中國通史演義》八十回，編輯部裡用了五六年的氣力繪出的二百萬分之一的《中國分縣地圖》，其細密為曆來坊間所沒有的，都不能付印了。
這多麼痛心！ 我住蘇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夠用，但蘇州這地方，遊手好閑的太多了，借錢求薦的麻煩不必說，就是不借錢、不求薦的人上門，他們沒有時間觀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沒有這閑暇去陪他們，然而多是本家、姻親和上輩的朋友，得罪不得，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當工作上打算，我非遷出蘇州不可，所以辭掉社教學院的教職，于1948年遷到上海，專做書局的事。
我在書局，雖不能任經理，但編輯是可做的，我當然可以一心一意編出幾部書來。
隻是時局動蕩過甚，局中營業日落，我的薪水一減再減，打了一個對折，為要維持家庭生活計，隻得兼教書，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蔣維喬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誠明文學院的教授。
?顧颉剛手迹。
解放之後，發行網寬得多了，可是又有難問題來。
地圖是表示政治區劃的，區劃改變地圖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貨，要造貨就須有生産資本，但我們的流動資本已幹涸了，造新貨談何容易。
原印的圖，一切不合适，隻有賣給紙廠造“還魂紙”。
再則，新印的圖是否合适也是問題。
例如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編了一冊《蘇聯新圖志》交給我們印，我們覺得這些編者都是專家，料不會錯，就出版了。
哪知出版之後，得到出版總署胡署長的信，說：“其中有《帝俄東部發展圖》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
”我們把這個意思告給地理研究所，他們答道：“帝俄時代的事自有帝俄負責。
而且帝俄不但受蘇聯的攻擊，也受我們的中蘇友好協會劉少奇主席的攻擊，為什麼不能把他們過去的事實揭發出來！”出版總署是國家機關，地理研究所也是國家機關（今已并入中國科學院内），為了他們步伐的不一緻，害我們鋪子賠了3000萬元，這種苦痛該向誰訴？本來我們已定出版民衆讀物，仍用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名義，在平津報紙登了征文廣告之後也收得了些稿子，自從《蘇聯新圖志》生了問題，我們一再考慮，恐怕自己政治認識不夠，出了岔子，加以出版總署并不負審查的責任，我們也沒法質正于政府，所以就改變方針，從學校的自然科學挂圖着手了。
在這個大時代裡，我自問無應變之才，越來越覺得無能。
去年解放前，金圓券一日數落，局中同仁無不喊窮，不絕地向經理部請求增薪。
編輯部因為由我主管，工作人員向我要求更切。
我因為這是實在的情形，與經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貼，然而那時正是營業極不振的時候，局方實不能加。
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經理就說：“顧先生，你究竟是什麼立場呢？你若是站在勞方，你的争是對的，但你卻是資方的總經理呀！”這句話駁得我啞口無言。
自從局中組織了工會，勞方與資方有共同組織的業務會議，以及福利、膳食、學習等的委員會，關系愈來愈密切，鬥争也愈來愈尖銳，我既負了總經理的名義，也不該不實際負總經理的責任，然而折沖樽俎非我所長，要我在勞、資兩方确定立場，尤非我所能，我真躊躇了，彷徨了！我還是退出商界罷！下次開股東會議時，我決定辭職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曆史，我覺得商界确實好。
他們固以營利為目的，但這個目的是公開的，除了公開的競争之外再沒有鈎心鬥角的破壞行為。
不像教育界人，口頭上清高萬分而實際則較及铢锱，為了一點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緻鼓動了别人來鬧風潮。
可惜我進商界遲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張元濟先生的足迹而前進。
我的性格的分析 近來各種從業人員都做自我的檢讨，逼着自己努力向上，這是最好的事。
我則因頭腦向來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車中，或枕上廁上，凡是不能讀書做事的時候永遠在做自我檢讨，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來非常容易。
隻是我以為優點與缺點不必是對立的兩種品行，而往往是一種品行的兩種看法。
這正如說北方氣候，因水蒸氣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說是一個優點；但水蒸氣的缺少便使沙土飛揚，一起風害人張不開眼，這豈不成了一個缺點。
南方地土滋潤，植物茂盛，出門無風塵之苦，當然是優點；然而陰雨連綿，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點。
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諺語，缺點即存在于優點之中；而曹操征求“受金、盜嫂”的人以供他的驅使，分明唯有這種無賴方能适合于特别的時勢，優點又即存在于缺點中了。
?1954年8月，顧颉剛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我的性格很複雜，這是朋友們一緻的批評，因為我有的時候極理智，有的時候又極感情；有的時候很高明，有的時候又很沉潛；有的時候喜歡沖鋒，有的時候又喜歡退讓。
我常細細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現在說得出為什麼這樣複雜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
這大概得于遺傳。
我的父親對于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着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
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于我的祖母對于我的嚴格訓練。
我自幼由祖母撫養，她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
我或沒有得她的同意而買了糖食，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着讀着，問我要不要再犯。
為了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于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于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合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
一個年輕人誰不善于鐘情，一個所愛的人肯來昵就誰不願意接納，但我則以早婚的原因，不願對于妻子做薄幸郎，也不願對于所愛者做輕薄兒，便假做癡聾把對方擋住在友誼的界線上，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麼痛苦，對方又必然以我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為着良心的平安就斷然做了。
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堅勸我信教，他說：“凡人都有罪過，隻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
”我說：“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需忏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
”這位牧師表示他的驚訝，仿佛這種人是不該有的，但我自問從小受了祖母的教訓已達到了這個階段了。
有一位在事業上對我做劇烈攻擊的朋友，他有一次問我：“颉剛，你為什麼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點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是你已認識了我，你在道義上就不該攻擊我了！我有這樣的責任感，我肯為人家犧牲自己，可說是我的優點，然而缺點即由此而來。
大概這樣負責任的人隻該做一件事，因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費你全部的光陰。
但不幸，我的責任感太強了，凡我所見到而人家沒有做的事情我即引為己責，要憑我的情感拼命去幹，有如宋朝陸象山說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
”又如孟子說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
”這種話理學家說了當然見得他的氣象博大，但要實幹起來便非大規模地組織黨團共同努力不可。
而我呢，為了情感的橫溢，好像野馬的不可控制，樣樣事都覺該做，樣樣事都要負起責任；自己則既沒有才，又沒有财，又沒有組織做後盾，結果哪一件事都隻開了一個頭而沒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亂，精神也十分不安甯，于國無益而于己有損，真何苦來！現在我的年齡已不容我再浪費時間了，我必須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盡自己的責任心，再不該濫用我的責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種事務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點是有強烈的同情心。
我真愛人，我既不願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願人家有一點苦痛。
人家有一點苦痛時，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
因此，看戲劇，看小說，常常為悲劇的主角而流淚，雖然明知這是假的。
這同情心的由來，不是受教育的結果而是出于天性。
我生長書香人家，長輩們總覺門第高人一等，常對我說：“我家男子沒有一個白衣人，起碼是個秀才。
”并拿這個理由來做我讀書的目标。
我和鄰家小孩玩，又常被長輩喝住，因為他們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壞影響。
在這等教育之下理該發生優越感而鄙視民衆。
但我卻沒有接受這誘導，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樣是朋友，從不感到擺架子的威風。
一班同學們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煙卷，坐起頭、二等車，變了一個人；但我依然如故。
有的同學看不過去了，質問道：“颉剛，你為什麼過的還是學生時代的生活，難道你沒有錢？”其實，我不是為省錢，也不是裝窮，隻覺得民衆的生活并不可厭，高級的生活并不可羨。
在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衆接近，到人家所不願意去的地方去。
民衆教育和邊疆運動，何以高等華人不做而我做，就為我肯到他們所認為腌臜的地方去而得到親切的觀感，以至激發了我的強烈的同情心。
至于我所以能夠接近青年，也是這個道理。
我不會說話，雖是教了30年書還不是一個好教員，教的東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現代青年的興趣，然而竟有許多青年來依附我，我能做成幾件事情是靠着他們的幫助，我受人家的攻擊也是由于他們的牽累。
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過愛才，太過希望他們好。
《尚書·秦誓》上說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這幾句話真寫盡了我的心。
我看見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紀比我大的便尊為前輩。
例如柳翼謀先生，他駁斥我的“古史說”，不免盛氣淩人，我答複他的時候還是很有禮貌的，這并不是我要假做謙虛，隻因學問之事本不是一時可以決定是非，我從這一點想，他從那一點想，參加讨論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尋出一個結論來。
他肯和我讨論，原是應當歡迎的。
但我的朋友們幫我答複的就不免以盛氣來回報，孫伏園在副刊上寫文竟斥之為“柳逆翼謀”，這種狹隘的心胸則剛和我處在兩極端。
至于比我年輕的人，則我理該獎進他、指導他，使他達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長可取的人，我理該介紹他到一個适宜的崗位上，使他能發展他的長處，為社會服務。
我自入世以來，不斷地辦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斷地送來，隻要有閑暇，我無不替他們修改。
曾經有一個學生來質問我：“在雜志上看見一篇文章，寫的是我的名字，卻不是我的手筆，這是為何？”我告他：“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
”一個大學生，已有相當的程度，隻要有人指點，他又肯學習，當然進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導的學生，往往費了兩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學術上的地位。
他們有時作文駁我，我也随順了他們的意思為做修改，這在别人大覺奇怪的而我則行所無事，因為必須許人這樣自由思想，學問界才能蓬勃發皇起來。
傅斯年曾說：“哪一個青年隻要同颉剛一接近，就封了&lsquo一字平天王&rsquo了！”我說：“倒沒有這樣容易。
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時時逼他們工作，必須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
”我這樣訓練青年，他們對于我固敢駁，對于别的前輩也敢駁，而别人不能像我一樣寬大，他們一經被駁就跳了起來，說：“這是顧颉剛派他來攻擊我的，顧颉剛想拆我的台！”于是我便代這位青年受了過，而且仿佛有了什麼陰謀。
所以，我所培植起來的青年學問越好，我的受攻擊的程度也越甚，他們提到我時，常常稱為“顧老闆”，以表示其手下有一班人。
唉，我的這顆心怎能使一班隻有權利心而沒有事業心的人們所了解呵！而且，我所能接近的青年，也就是他們所能接近的，他們為什麼自己不去做老闆，偏要把這些群衆讓給我呢！這些為了同情心而招來的痛苦，固于我有損而卻于人有利，也可說是我的同情心的好處。
從壞處看，則濫用同情心比了濫用責任心更誤事。
我看人，往往隻看一節之長，因了這一節而用他，結果他就用别節之短來造成不幸的結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惡報。
一有這種事起來，笑我的人就說：“颉剛什麼人都敢用，現在自食其果了！”憐我的人就說：“颉剛看什麼人都是好人，現在上了人家的當了！”其實，我并沒有看什麼人都是好人，隻是我愛才之心勝過了嫉惡之心，喜歡隐惡而揚善，希望人家盡向善的一方面發展；但是這個時代是最不安定的時代，社會上鼓勵人做壞事的力量勝過了我鼓勵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點好心給他抛棄了。
有人規勸我：“颉剛先生，你的門下太雜了！”是的，太雜了！所以太雜的緣故，就因為我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尋出長處來，尋出了一點長處我就不放棄他。
但是，我深知道這是不對的。
如果我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黨魁，自可這樣“來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來供我的識拔，安插在各個适當的崗位；現在我僅是一個治學的人，至多做一個小規模的教育行政者，我要這樣大規模地造就人才當然隻落一個可悲的結局。
我還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做正軌的發展吧！ 有了強烈的責任心，論理我該做政治家。
有了強烈的同情心，論理我該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義的革命者。
為什麼不在大時代裡發揮自己的特長呢？唉，這是給我性格的第三點&mdash&mdash強烈的知識欲&mdash&mdash所拉住了！我對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獨獨知識欲是極端的旺盛。
這也是與生命俱來的。
從小我就喜歡翻看一切書，不管懂與不懂。
那時還沒有圖書館，我就天天跑書鋪子，也不分新書鋪與舊書鋪。
又盡搜羅書目，全國的書鋪子凡是印出書目的我沒有不索取了。
所以當時的我雖是一個中學生，而目錄學的智識已非常豐富。
直到大學畢業之後，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學，我的研究工作應當向史學方面發展。
我又喜歡定工作計劃，常常把預計的和實做的做一個對比的進度表。
可是一件事情，預計時總比較輕簡，實做起來往往須費加倍或加幾倍的時間，所以實做的進度總追不上預計的進度，使我老是覺得負了一筆債。
何況在社會任事之後，常有突然起來的事情足以破壞預定的工作，所以更趕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遠景。
我是一個長期的神經衰弱的人，因為神經衰弱而成為神經過敏，我的頭腦裡永遠裝着許多問題，不停不歇地在想。
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做一相對的批評，他說：“谷城忙裡亦閑，颉剛閑裡亦忙。
”我許為知言。
為了我頭腦中常想問題，所以逢到一點材料時就不會輕易放過。
例如《禹貢》的梁州為什麼叫梁，曆代釋經的人從沒有一個切實的解答；我那年第一次到重慶，住在大梁子，附近又有小梁子，我發現這是山頭的名稱時，我就想起從西安坐飛機到成都，望到下面隻見接連不絕的山頭，因知這個“華陽、黑水”的梁州一名即因峰巒攢聚而來。
又如春秋時陸渾戎和姜戎同自瓜州東遷，瓜州所在自漢以來都說是敦煌，因為那邊出産好瓜；我覺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晉人也不能迎他，這一定在離鳳翔不遠的秦嶺裡；果然有一位從漢中出來的朋友告我洋縣山中有一種人，稱為“瓜子”，他們專賣身做苦力的，這就證明了我的“瓜州說”。
這種事雖是偶然的發現，但在我腦筋裡已不知轉了幾千百度，所以一說出來就給我捉住了。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你會得看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其實，這沒有什麼技巧，隻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看出來了。
我肚子裡有10餘篇長文章，有的已醞釀了10餘年，有的已30年，因為問題複雜，非有整段時間不能寫，而近年生活太不安定，所以始終頓在肚子裡。
這正如一個婦人懷了孕，十月滿足而産不出來，其苦痛的程度是不難想象的。
我的知識欲強到這樣，當然發生了我的缺點。
因為研究是我畢生的訓練而辦事隻是半路的出家，所以我在書房裡可以心無雜念，一意讀書寫作，新的生産是不難按日成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辦公室裡，在會議室裡，則面臨着現實而心想着學問，我不能全神貫注到事務上，歧路亡羊，我哪裡做得好事。
我認識我自己，常對人說：“我要過的生活，隻有兩種：一種是監禁式的，一種是充軍式的。
監禁式的生活是把我關在圖書館和研究室裡，沒有一點人事的紛擾；充軍式的則是許我到各處地方去搜集材料，開辟學問的疆土。
” 在我的性格裡，還有一股拉向後退的力量，乃是缺乏政治性。
我所以想脫離了政治而做文化事業和社會事業，就是為此。
到了今日，證明了這隻是我的幻想，在政治的大前提沒有決定的時候，一切的枝枝節節的工作都是白費勁。
但我所以如此，恐有蘇州人的性格在内。
蘇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風波，但求安安逸逸地過生活。
所以在前清時代，科第極多，做官極方便，但隻想做做内閣和翰林院的清閑的官，很少外任，也很少表現政績。
民國以來，隻有張一麐做過部長；這并不是政府不要他們做，隻是他們守着“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
蘇州本是一個地方政治中心（省會）和全國工商業中心，其繁華富庶可想；近百年中，東邊有了上海，西邊有了無錫，把蘇州的工商業拉過去了，自辛亥革命後省會也移到南京了，蘇州隻成一個住宅區，市面日就凋零。
國民革命後，南京成了首都，江蘇省署要遷回蘇州，這件事如發生在别省，一定歡迎之不暇，哪知蘇州紳士竟推代表去拒絕，他們的理由是怕做了省城之後容易受兵災，于是江蘇省城遷到鎮江去了。
在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蘇州人是怎樣的沒有政治性。
人不能跳出政治，他們要跳出，徒然加速其沒落。
可是壞處的反面也有些好處。
蘇州人因為不熱心于政治，很少奔競的習慣，輕易不見投機分子。
他們大抵對本身業務負責，做人家的忠實幹部，所以海關、銀行、郵局、電局等從業人員以蘇州人為最多，他們安分地做技術人員，做上一世，絕不躁進，父母、妻子也不勉勵他們向上鑽，隻要家裡人有飯吃，和養生送死的周全，就一切滿足了。
我生在蘇州，在蘇州的空氣裡陶冶了最初的20年。
固然我們的時代已是革命的時代，從小讀了梁任公、孫中山的文字，滿心想救國；但章太炎、劉申叔輩讨論學問的文章更能吸引我，中學時代就已立志治經了。
到辛亥革命，沸騰了我的血，但我好高骛遠，不參加國民黨而參加了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為的是社會主義比三民主義徹底；然而一進了北京大學，學問的興趣又轉移了政治的目标，于是我死心塌地地走向“整理國故”的道路，為的是實有許多工作等待着人去做。
“九一八”事變後，又大動了一下；但到了對國民黨無希望的時候，我又投進商界去了。
綜合我一生的事實看來，學問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則始終走不上去，這就因為知識欲太強而政治欲太弱的緣故。
所謂小資産階級的散漫性，我是不敢辭的。
唯其如此，所以每逢人家來個打擊就自己甘心退下，不與他們計較，雖則我有力量，然而總不肯用。
我一生做事，到處碰壁，每讀《離騷》，辄覺屈原的心即是我心。
他碰到楚懷王這般昏君、上官大夫這般佞人，毫無辦法，隻有投江自殺。
我呢，則本有學術的崗位在，事情做不好，還可以閉戶讀書，所以我不需走向他的最後一條路。
隻是閉戶讀書也需有閉戶的物質背景，我這背景在哪裡呢？ 上列四點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評的結果。
我為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驅迫我前進；但也為有強烈的知識欲而沒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後退。
人家看出我的行為的矛盾，實即是我的内心裡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
在少年壯年時代，理智和感情并強，所以表現的矛盾也特别厲害。
現在我快到60歲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強的感情；人世的經驗多了，理智的力量又當然超過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現可以漸漸地降低了。
此後我想把責任心嚴格配合知識欲，使得學問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創造，以貢獻于将來的人民。
我的治學計劃 當我用全力辦民衆教育的時候，曾在燕大的宿舍裡挂上一方
他和他的哥哥振宇、緯宇等在抗戰揭幕後創辦亞光，制印地圖。
為了那時逃難的民衆和開拔的軍隊都需要地圖做旅行中的參考，有一種袖珍的《中國分省圖》竟于數年内銷了35版，每版1萬冊，奠定了他們的經濟基礎。
這時他的弟兄在江西、湖南、廣西一帶推銷，他則為了邀請制圖人員到重慶。
到了之後，知道科學工作人員集中在北碚，制圖以北碚為最宜，所以他就在那邊蓋了幾間屋，設立中國制圖社。
既和我遇見，知道我有意在出版方面發展，就請我加入，成立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推我為社長。
我家居柏溪，離北碚六十裡，本不能去，忽然我前妻殷履安一病不起，病中既無法延醫購藥，死了連棺材都買不到，托人從磁器口買了來才得成殓，因此我痛恨這窮鄉僻壤，要遷家到有醫院的地方，而北碚恰合這條件，因此我就正式做了社長。
過不多時，金氏昆仲來北碚協議擴大組織，招收外股，成立大中國圖書局。
我當時正值喪妻之際，不但積蓄都光，而且負債累累，哪能加入股子。
承他們的好意，替我加入20萬元，于是我也成了書局的股東。
抗戰勝利，書局遷到上海，再謀擴充資本，定股份總額為2億元。
那時币值跌落更快，我的收入因此較多，陸續付款，到招股截止時湊足了200萬元，恰占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一。
1946年7月，開股東大會，萬想不到，被推為總經理兼編輯部主任。
副總經理陳宣人，前在商務擔任事務多年，抗戰期間在重慶辦大信文具公司。
經理二人：一金振宇，即前亞光總經理；一丁君匋，前生活書店及《大公報》館的函購部主任。
協理一人：金緯宇，即亞光的副經理。
他們為什麼選我呢？一因我年齡最長；二因我在教育界工作近三十年，交遊衆多，做書店生意不能無教育界的聯絡。
我堅決地辭謝，因為我實在不會做經理部工作。
但他們說：“不妨，經理部的工作自有我們做，不來煩你。
你隻要在外面做聯絡的工作就是了。
”因此，我雖負了總經理的名義而仍住在蘇州。
公司有事，打一電話來，我就到上海去。
所以我得在蘇州住了兩年，擔任社教學院的教授。
?20世紀40年代初，顧颉剛在重慶柏溪。
在這裡，我當說一說我的家庭狀況。
我們顧家大都住在滬甯路沿線，我的直系祖先在明成化時是唯亭鄉的一個富農，每逢災荒即捐出大量的谷子。
到萬曆間遷到蘇州城裡，從此專事讀書，得了科第就做官，得不到科第就教書或遊幕。
太平天國時代，蘇州城裡受了嚴重的兵禍，祖先産業蕩然。
我祖我父兩代辛勤，又掙起一份家産。
到我父老年，有田400畝，屋50間，現款4萬元。
這份産業也不算小，但與我無幹。
因為我的生母早死，我由祖母撫養成人，我自小和繼母龃龉，而我的叔父又觊觎我們的産業，看我父僅我一子，心想隻要把我趕掉，我家的産業就是他的，他和我的繼母常在我的父親面前交互說我壞話，挑撥我們父子間的感情，所以我決心遠離家庭，自祖母死後撤座，就把妻女們接到北京，說：“從此這個家不是我的家了！”當北京政府欠了一兩年的教育費時，我一家四口，衣食不周，我父看見報載情狀，寫信給我，說：“要不要由我接濟？”我咬緊牙關，說：“男在此自有辦法可想，請大人寬懷！”實在，當這教育界普遍的貧困時，想辦法是何等不易，我隻怕父親寄了錢來，繼母和叔父更進讒言，甯可拒絕了使得精神上舒服些呢。
我父收入多而開銷省，所以到了晚年可以有這點積蓄。
繼母和叔父都亡故了。
抗戰之際，我父病逝，我不得歸家治喪。
田地托給姻戚管，他為了抽大煙，賣去了兩百畝。
抗戰結束，我回到家裡，存在銀行的現款又成了廢紙。
為辦婚喪，又賣去了百餘畝田。
到這時，我父遺下的産業隻有房屋可以收到一點租金，其餘全完了。
為什麼說全完了？因為田地久已收不到租。
提到這件事，我要為蘇州的地主說幾句公道話。
别的地方，田主自己管着田，農民直接受田主的剝削，而蘇州則不然。
我們的地主是和佃戶不見面的。
所以這樣的原因，就為蘇州人太喜歡享受，無論有錢沒錢，衣食總求美好，每一個男子總要有固定的茶坊酒肆來度他的日常生活；因為這種生活太有規律了，自早起到夜寝都有适當的支配，弄得不但遠地方不能去，即離城不遠的鄉間也憚于涉足，所以城裡的地主簡直不知道自己的田在什麼地方。
這種“大少爺”的派頭是明、清全盛之世養成的，為了這樣，所以無錫、南通成了工業區，上海成了工商業區，而蘇州的地主隻能在糊塗的生活裡度過一世，使得地方和自己的家族漸漸地沒落下去，而不會學了人家改變生産的方式。
在前清時，農人抗不繳租，還可請求官廳替他追繳，用打屁股來威吓他們。
但民國成立，官廳早已不管這一套，而地主又不能自己下鄉，所以佃農不繳也隻得任他。
在抗戰前，繳納的已經不多，靠田租過日子的顯出奄奄待盡的樣子。
抗戰後一切失了常态，繳納的竟成為例外。
我父親未死前曾對我說：“你做到55歲，就歸家來專心著作罷，我積下的産業是夠你養老的。
”但1946年，我自重慶歸來，百畝的田租僅僅收到法币10萬元，不足半月的家用。
我知道沒有休息的希望，而我幸有書局的企業，走上了新式生産的道路，心想：吃飯問題總不太嚴重吧？ 大中國圖書局開張在上海之後，營業極佳，因為我們在重慶已繪了好些地圖，外蒙讓出去了，台灣收回來了，東三省變為東北九省了，這些變動上海書肆都尚未畫出而我們已都有了，在勝利之後人心振奮的時候我們印一版就銷一版，甚或我們尚未再版而訂貨的已來，大有供不應求之概。
但國、共談判破裂，戰事一起，發行網就縮小了一半。
以後解放區日廣，到上海蔣軍消滅之前，我們的發行網竟至不出上海。
而且為了工商業的不景氣，購買力也萎縮非凡，就是上海一區也遠非昔比。
到這時，我們的地圖是沒有銷路了，隻靠了販賣鋼筆吃飯。
我為書局編的一套《中國曆史故事小叢書》一百數十種，出了十餘冊就出不下了。
特約呂叔達編的《中國通史演義》八十回，編輯部裡用了五六年的氣力繪出的二百萬分之一的《中國分縣地圖》，其細密為曆來坊間所沒有的，都不能付印了。
這多麼痛心！ 我住蘇州，拿了一校一局的薪金本也夠用，但蘇州這地方，遊手好閑的太多了，借錢求薦的麻煩不必說，就是不借錢、不求薦的人上門，他們沒有時間觀念，一坐就是半天，我沒有這閑暇去陪他們，然而多是本家、姻親和上輩的朋友，得罪不得，為用出我的力量在正當工作上打算，我非遷出蘇州不可，所以辭掉社教學院的教職，于1948年遷到上海，專做書局的事。
我在書局，雖不能任經理，但編輯是可做的，我當然可以一心一意編出幾部書來。
隻是時局動蕩過甚，局中營業日落，我的薪水一減再減，打了一個對折，為要維持家庭生活計，隻得兼教書，所以我便于解放前就蔣維喬先生的延聘而任了誠明文學院的教授。
?顧颉剛手迹。
解放之後，發行網寬得多了，可是又有難問題來。
地圖是表示政治區劃的，區劃改變地圖就得照改，要改就得重新造貨，要造貨就須有生産資本，但我們的流動資本已幹涸了，造新貨談何容易。
原印的圖，一切不合适，隻有賣給紙廠造“還魂紙”。
再則，新印的圖是否合适也是問題。
例如南京中國地理研究所編了一冊《蘇聯新圖志》交給我們印，我們覺得這些編者都是專家，料不會錯，就出版了。
哪知出版之後，得到出版總署胡署長的信，說：“其中有《帝俄東部發展圖》一幅有妨邦交，不便出版。
”我們把這個意思告給地理研究所，他們答道：“帝俄時代的事自有帝俄負責。
而且帝俄不但受蘇聯的攻擊，也受我們的中蘇友好協會劉少奇主席的攻擊，為什麼不能把他們過去的事實揭發出來！”出版總署是國家機關，地理研究所也是國家機關（今已并入中國科學院内），為了他們步伐的不一緻，害我們鋪子賠了3000萬元，這種苦痛該向誰訴？本來我們已定出版民衆讀物，仍用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名義，在平津報紙登了征文廣告之後也收得了些稿子，自從《蘇聯新圖志》生了問題，我們一再考慮，恐怕自己政治認識不夠，出了岔子，加以出版總署并不負審查的責任，我們也沒法質正于政府，所以就改變方針，從學校的自然科學挂圖着手了。
在這個大時代裡，我自問無應變之才，越來越覺得無能。
去年解放前，金圓券一日數落，局中同仁無不喊窮，不絕地向經理部請求增薪。
編輯部因為由我主管，工作人員向我要求更切。
我因為這是實在的情形，與經理部同仁磋商增加津貼，然而那時正是營業極不振的時候，局方實不能加。
我争之再三，有一位經理就說：“顧先生，你究竟是什麼立場呢？你若是站在勞方，你的争是對的，但你卻是資方的總經理呀！”這句話駁得我啞口無言。
自從局中組織了工會，勞方與資方有共同組織的業務會議，以及福利、膳食、學習等的委員會，關系愈來愈密切，鬥争也愈來愈尖銳，我既負了總經理的名義，也不該不實際負總經理的責任，然而折沖樽俎非我所長，要我在勞、資兩方确定立場，尤非我所能，我真躊躇了，彷徨了！我還是退出商界罷！下次開股東會議時，我決定辭職了。
投身在商界，已有五年曆史，我覺得商界确實好。
他們固以營利為目的，但這個目的是公開的，除了公開的競争之外再沒有鈎心鬥角的破壞行為。
不像教育界人，口頭上清高萬分而實際則較及铢锱，為了一點小小的出入而激起了高度的妒忌，以緻鼓動了别人來鬧風潮。
可惜我進商界遲了，不然我必可踏着張元濟先生的足迹而前進。
我的性格的分析 近來各種從業人員都做自我的檢讨，逼着自己努力向上，這是最好的事。
我則因頭腦向來不肯休息，所以在舟中車中，或枕上廁上，凡是不能讀書做事的時候永遠在做自我檢讨，所以要我指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來非常容易。
隻是我以為優點與缺點不必是對立的兩種品行，而往往是一種品行的兩種看法。
這正如說北方氣候，因水蒸氣的缺少而天色清朗，人的精神也松爽，可說是一個優點；但水蒸氣的缺少便使沙土飛揚，一起風害人張不開眼，這豈不成了一個缺點。
南方地土滋潤，植物茂盛，出門無風塵之苦，當然是優點；然而陰雨連綿，衣服穿在身上黏而不爽，又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點。
人也如此，所以有“好人不能做事”的諺語，缺點即存在于優點之中；而曹操征求“受金、盜嫂”的人以供他的驅使，分明唯有這種無賴方能适合于特别的時勢，優點又即存在于缺點中了。
?1954年8月，顧颉剛在上海武康路寓所。
我的性格很複雜，這是朋友們一緻的批評，因為我有的時候極理智，有的時候又極感情；有的時候很高明，有的時候又很沉潛；有的時候喜歡沖鋒，有的時候又喜歡退讓。
我常細細地分析我的性格，所以現在說得出為什麼這樣複雜的原因。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
這大概得于遺傳。
我的父親對于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着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
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于我的祖母對于我的嚴格訓練。
我自幼由祖母撫養，她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
我或沒有得她的同意而買了糖食，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着讀着，問我要不要再犯。
為了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于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于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合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
一個年輕人誰不善于鐘情，一個所愛的人肯來昵就誰不願意接納，但我則以早婚的原因，不願對于妻子做薄幸郎，也不願對于所愛者做輕薄兒，便假做癡聾把對方擋住在友誼的界線上，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麼痛苦，對方又必然以我為不近人情而恨我，但我為着良心的平安就斷然做了。
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堅勸我信教，他說：“凡人都有罪過，隻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忏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
”我說：“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需忏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
”這位牧師表示他的驚訝，仿佛這種人是不該有的，但我自問從小受了祖母的教訓已達到了這個階段了。
有一位在事業上對我做劇烈攻擊的朋友，他有一次問我：“颉剛，你為什麼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我笑而不答，心想：如果我要占人家一點便宜，我的良心就犯了罪了！但你知道我專喜歡做吃虧的事情，是你已認識了我，你在道義上就不該攻擊我了！我有這樣的責任感，我肯為人家犧牲自己，可說是我的優點，然而缺點即由此而來。
大概這樣負責任的人隻該做一件事，因為一件事如要做得真好就可耗費你全部的光陰。
但不幸，我的責任感太強了，凡我所見到而人家沒有做的事情我即引為己責，要憑我的情感拼命去幹，有如宋朝陸象山說的：“宇宙内事即己分内事。
”又如孟子說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
”這種話理學家說了當然見得他的氣象博大，但要實幹起來便非大規模地組織黨團共同努力不可。
而我呢，為了情感的橫溢，好像野馬的不可控制，樣樣事都覺該做，樣樣事都要負起責任；自己則既沒有才，又沒有财，又沒有組織做後盾，結果哪一件事都隻開了一個頭而沒有做好，徒然把生活弄得十分忙亂，精神也十分不安甯，于國無益而于己有損，真何苦來！現在我的年齡已不容我再浪費時間了，我必須完成我本行的工作以盡自己的責任心，再不該濫用我的責任心到本行以外的各種事務上了。
我的性格的第二點是有強烈的同情心。
我真愛人，我既不願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願人家有一點苦痛。
人家有一點苦痛時，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
因此，看戲劇，看小說，常常為悲劇的主角而流淚，雖然明知這是假的。
這同情心的由來，不是受教育的結果而是出于天性。
我生長書香人家，長輩們總覺門第高人一等，常對我說：“我家男子沒有一個白衣人，起碼是個秀才。
”并拿這個理由來做我讀書的目标。
我和鄰家小孩玩，又常被長輩喝住，因為他們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壞影響。
在這等教育之下理該發生優越感而鄙視民衆。
但我卻沒有接受這誘導，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樣是朋友，從不感到擺架子的威風。
一班同學們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煙卷，坐起頭、二等車，變了一個人；但我依然如故。
有的同學看不過去了，質問道：“颉剛，你為什麼過的還是學生時代的生活，難道你沒有錢？”其實，我不是為省錢，也不是裝窮，隻覺得民衆的生活并不可厭，高級的生活并不可羨。
在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衆接近，到人家所不願意去的地方去。
民衆教育和邊疆運動，何以高等華人不做而我做，就為我肯到他們所認為腌臜的地方去而得到親切的觀感，以至激發了我的強烈的同情心。
至于我所以能夠接近青年，也是這個道理。
我不會說話，雖是教了30年書還不是一個好教員，教的東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現代青年的興趣，然而竟有許多青年來依附我，我能做成幾件事情是靠着他們的幫助，我受人家的攻擊也是由于他們的牽累。
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過愛才，太過希望他們好。
《尚書·秦誓》上說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這幾句話真寫盡了我的心。
我看見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紀比我大的便尊為前輩。
例如柳翼謀先生，他駁斥我的“古史說”，不免盛氣淩人，我答複他的時候還是很有禮貌的，這并不是我要假做謙虛，隻因學問之事本不是一時可以決定是非，我從這一點想，他從那一點想，參加讨論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尋出一個結論來。
他肯和我讨論，原是應當歡迎的。
但我的朋友們幫我答複的就不免以盛氣來回報，孫伏園在副刊上寫文竟斥之為“柳逆翼謀”，這種狹隘的心胸則剛和我處在兩極端。
至于比我年輕的人，則我理該獎進他、指導他，使他達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長可取的人，我理該介紹他到一個适宜的崗位上，使他能發展他的長處，為社會服務。
我自入世以來，不斷地辦期刊，青年的文章不斷地送來，隻要有閑暇，我無不替他們修改。
曾經有一個學生來質問我：“在雜志上看見一篇文章，寫的是我的名字，卻不是我的手筆，這是為何？”我告他：“這是我替你改得太多了。
”一個大學生，已有相當的程度，隻要有人指點，他又肯學習，當然進步是很快的，所以我所指導的學生，往往費了兩三年工夫即已取得學術上的地位。
他們有時作文駁我，我也随順了他們的意思為做修改，這在别人大覺奇怪的而我則行所無事，因為必須許人這樣自由思想，學問界才能蓬勃發皇起來。
傅斯年曾說：“哪一個青年隻要同颉剛一接近，就封了&lsquo一字平天王&rsquo了！”我說：“倒沒有這樣容易。
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時時逼他們工作，必須肯工作、能工作的人才有封王的希望呢。
”我這樣訓練青年，他們對于我固敢駁，對于别的前輩也敢駁，而别人不能像我一樣寬大，他們一經被駁就跳了起來，說：“這是顧颉剛派他來攻擊我的，顧颉剛想拆我的台！”于是我便代這位青年受了過，而且仿佛有了什麼陰謀。
所以，我所培植起來的青年學問越好，我的受攻擊的程度也越甚，他們提到我時，常常稱為“顧老闆”，以表示其手下有一班人。
唉，我的這顆心怎能使一班隻有權利心而沒有事業心的人們所了解呵！而且，我所能接近的青年，也就是他們所能接近的，他們為什麼自己不去做老闆，偏要把這些群衆讓給我呢！這些為了同情心而招來的痛苦，固于我有損而卻于人有利，也可說是我的同情心的好處。
從壞處看，則濫用同情心比了濫用責任心更誤事。
我看人，往往隻看一節之長，因了這一節而用他，結果他就用别節之短來造成不幸的結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惡報。
一有這種事起來，笑我的人就說：“颉剛什麼人都敢用，現在自食其果了！”憐我的人就說：“颉剛看什麼人都是好人，現在上了人家的當了！”其實，我并沒有看什麼人都是好人，隻是我愛才之心勝過了嫉惡之心，喜歡隐惡而揚善，希望人家盡向善的一方面發展；但是這個時代是最不安定的時代，社會上鼓勵人做壞事的力量勝過了我鼓勵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點好心給他抛棄了。
有人規勸我：“颉剛先生，你的門下太雜了！”是的，太雜了！所以太雜的緣故，就因為我要在每個人的身上尋出長處來，尋出了一點長處我就不放棄他。
但是，我深知道這是不對的。
如果我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黨魁，自可這樣“來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來供我的識拔，安插在各個适當的崗位；現在我僅是一個治學的人，至多做一個小規模的教育行政者，我要這樣大規模地造就人才當然隻落一個可悲的結局。
我還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做正軌的發展吧！ 有了強烈的責任心，論理我該做政治家。
有了強烈的同情心，論理我該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義的革命者。
為什麼不在大時代裡發揮自己的特長呢？唉，這是給我性格的第三點&mdash&mdash強烈的知識欲&mdash&mdash所拉住了！我對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獨獨知識欲是極端的旺盛。
這也是與生命俱來的。
從小我就喜歡翻看一切書，不管懂與不懂。
那時還沒有圖書館，我就天天跑書鋪子，也不分新書鋪與舊書鋪。
又盡搜羅書目，全國的書鋪子凡是印出書目的我沒有不索取了。
所以當時的我雖是一個中學生，而目錄學的智識已非常豐富。
直到大學畢業之後，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學，我的研究工作應當向史學方面發展。
我又喜歡定工作計劃，常常把預計的和實做的做一個對比的進度表。
可是一件事情，預計時總比較輕簡，實做起來往往須費加倍或加幾倍的時間，所以實做的進度總追不上預計的進度，使我老是覺得負了一筆債。
何況在社會任事之後，常有突然起來的事情足以破壞預定的工作，所以更趕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遠景。
我是一個長期的神經衰弱的人，因為神經衰弱而成為神經過敏，我的頭腦裡永遠裝着許多問題，不停不歇地在想。
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做一相對的批評，他說：“谷城忙裡亦閑，颉剛閑裡亦忙。
”我許為知言。
為了我頭腦中常想問題，所以逢到一點材料時就不會輕易放過。
例如《禹貢》的梁州為什麼叫梁，曆代釋經的人從沒有一個切實的解答；我那年第一次到重慶，住在大梁子，附近又有小梁子，我發現這是山頭的名稱時，我就想起從西安坐飛機到成都，望到下面隻見接連不絕的山頭，因知這個“華陽、黑水”的梁州一名即因峰巒攢聚而來。
又如春秋時陸渾戎和姜戎同自瓜州東遷，瓜州所在自漢以來都說是敦煌，因為那邊出産好瓜；我覺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晉人也不能迎他，這一定在離鳳翔不遠的秦嶺裡；果然有一位從漢中出來的朋友告我洋縣山中有一種人，稱為“瓜子”，他們專賣身做苦力的，這就證明了我的“瓜州說”。
這種事雖是偶然的發現，但在我腦筋裡已不知轉了幾千百度，所以一說出來就給我捉住了。
有朋友問我：“為什麼你會得看出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其實，這沒有什麼技巧，隻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看出來了。
我肚子裡有10餘篇長文章，有的已醞釀了10餘年，有的已30年，因為問題複雜，非有整段時間不能寫，而近年生活太不安定，所以始終頓在肚子裡。
這正如一個婦人懷了孕，十月滿足而産不出來，其苦痛的程度是不難想象的。
我的知識欲強到這樣，當然發生了我的缺點。
因為研究是我畢生的訓練而辦事隻是半路的出家，所以我在書房裡可以心無雜念，一意讀書寫作，新的生産是不難按日成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辦公室裡，在會議室裡，則面臨着現實而心想着學問，我不能全神貫注到事務上，歧路亡羊，我哪裡做得好事。
我認識我自己，常對人說：“我要過的生活，隻有兩種：一種是監禁式的，一種是充軍式的。
監禁式的生活是把我關在圖書館和研究室裡，沒有一點人事的紛擾；充軍式的則是許我到各處地方去搜集材料，開辟學問的疆土。
” 在我的性格裡，還有一股拉向後退的力量，乃是缺乏政治性。
我所以想脫離了政治而做文化事業和社會事業，就是為此。
到了今日，證明了這隻是我的幻想，在政治的大前提沒有決定的時候，一切的枝枝節節的工作都是白費勁。
但我所以如此，恐有蘇州人的性格在内。
蘇州人是最和平的，怕起風波，但求安安逸逸地過生活。
所以在前清時代，科第極多，做官極方便，但隻想做做内閣和翰林院的清閑的官，很少外任，也很少表現政績。
民國以來，隻有張一麐做過部長；這并不是政府不要他們做，隻是他們守着“知足不辱”的戒而不肯做。
蘇州本是一個地方政治中心（省會）和全國工商業中心，其繁華富庶可想；近百年中，東邊有了上海，西邊有了無錫，把蘇州的工商業拉過去了，自辛亥革命後省會也移到南京了，蘇州隻成一個住宅區，市面日就凋零。
國民革命後，南京成了首都，江蘇省署要遷回蘇州，這件事如發生在别省，一定歡迎之不暇，哪知蘇州紳士竟推代表去拒絕，他們的理由是怕做了省城之後容易受兵災，于是江蘇省城遷到鎮江去了。
在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蘇州人是怎樣的沒有政治性。
人不能跳出政治，他們要跳出，徒然加速其沒落。
可是壞處的反面也有些好處。
蘇州人因為不熱心于政治，很少奔競的習慣，輕易不見投機分子。
他們大抵對本身業務負責，做人家的忠實幹部，所以海關、銀行、郵局、電局等從業人員以蘇州人為最多，他們安分地做技術人員，做上一世，絕不躁進，父母、妻子也不勉勵他們向上鑽，隻要家裡人有飯吃，和養生送死的周全，就一切滿足了。
我生在蘇州，在蘇州的空氣裡陶冶了最初的20年。
固然我們的時代已是革命的時代，從小讀了梁任公、孫中山的文字，滿心想救國；但章太炎、劉申叔輩讨論學問的文章更能吸引我，中學時代就已立志治經了。
到辛亥革命，沸騰了我的血，但我好高骛遠，不參加國民黨而參加了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為的是社會主義比三民主義徹底；然而一進了北京大學，學問的興趣又轉移了政治的目标，于是我死心塌地地走向“整理國故”的道路，為的是實有許多工作等待着人去做。
“九一八”事變後，又大動了一下；但到了對國民黨無希望的時候，我又投進商界去了。
綜合我一生的事實看來，學問的路很早就走上而政治的路則始終走不上去，這就因為知識欲太強而政治欲太弱的緣故。
所謂小資産階級的散漫性，我是不敢辭的。
唯其如此，所以每逢人家來個打擊就自己甘心退下，不與他們計較，雖則我有力量，然而總不肯用。
我一生做事，到處碰壁，每讀《離騷》，辄覺屈原的心即是我心。
他碰到楚懷王這般昏君、上官大夫這般佞人，毫無辦法，隻有投江自殺。
我呢，則本有學術的崗位在，事情做不好，還可以閉戶讀書，所以我不需走向他的最後一條路。
隻是閉戶讀書也需有閉戶的物質背景，我這背景在哪裡呢？ 上列四點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評的結果。
我為有強烈的責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驅迫我前進；但也為有強烈的知識欲而沒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後退。
人家看出我的行為的矛盾，實即是我的内心裡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
在少年壯年時代，理智和感情并強，所以表現的矛盾也特别厲害。
現在我快到60歲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強的感情；人世的經驗多了，理智的力量又當然超過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現可以漸漸地降低了。
此後我想把責任心嚴格配合知識欲，使得學問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創造，以貢獻于将來的人民。
我的治學計劃 當我用全力辦民衆教育的時候，曾在燕大的宿舍裡挂上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