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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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舉的人攜入考場，做時事對策的參考。
我的父親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叢報彙編》，計16冊，字雖小而清楚。
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知識已開，常常取來誦讀，最愛他氣勢發皇，其中有幾篇（如《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都給我讀得爛熟。
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國的時代使命。
後來進了小學，唱歌唱到“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将雙手擎天空”的時候，真覺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時留影。
顧颉剛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導，感到了享有知識的快樂。
在政治運動極熱烈的當兒，獨有一種雜志是講中國學問的，名為《國粹學報》。
這報系鄧秋枚先生（實）所辦，他也是同盟會的一分子，但他豎起的旗幟卻是保存國學，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學問家像孫诒讓、羅振玉、況周儀、鄭文焯&hellip&hellip都高興來投稿了。
然而章炳麟、劉光漢、陳去病、黃節&hellip&hellip卻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義，鼓吹種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謝臯羽、鄭思肖、張煌言、張家玉等等的遺著也搜來翻印，編做《國粹叢書》。
報紙上時時載有他們的廣告，使我心向往之。
我從這些書報裡既得着學問的指導，又吸收了《新民叢報》所缺少的革命的主義。
《國粹學報》創辦于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時是三十二年春天我為了爛腳在家養病的時候。
那時在報上見了廣告，便請父親去買，他買回了兩冊，在病榻上愛玩不忍釋手。
可是孫仲容（诒讓）、章太炎（炳麟）兩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後來進了中學托人到上海買了前三年的一個全份，在校翻讀，竟忘記了考試，被監學先生斥責了一頓，他以為我規避考試呢。
過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國學萃編》出版，也是一月兩冊，我按期買了。
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詩文同好所編的，裡面有陳衍、孫雄、冒廣生、諸宗元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沒不傳的著作。
我們在中學裡一級有一級的報紙，都是推舉能寫文的做編輯，能作畫的做插圖，能寫鋼版的做繕寫，能印蠟紙的做印刷，全班同學湊錢買紙，一兩天出一份。
我想，鄧先生已組織了“國學保存會”，我就借這機會組織一個“國學研究會”罷。
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還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來，算是國學研究會的叢書。
當時出版了多少種，已過三十餘年記不真了，隻記得《藝蘭要訣》一種是在吳姑丈家裡找到的，《龔半千續畫訣》一種是在孫伯南先生處抄來的，這毋甯說是受的《國學萃編》的影響。
宣統辛亥年，先有溫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廣州發難，終于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人心動蕩極了，連《國粹學報》也停刊了。
喜歡鑽在故紙堆裡的我，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回複了讀《新民叢報》時代的精神，想獻身于革命。
可是單單種族革命還不能令我滿意，我要的是社會革命，于是費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會黨裡。
那時曾作一長詩，叙述胸懷，末尾數語是：“嗟爾經與史，存之有空椟；甯乖俗士心，勿污靈精目。
”我确是随着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來向往國學的念頭推翻了。
然而民國建立之後，眼看袁世凱的反動政治一天天發揮他的專制淫威，革命元勳一個個化做了“槍頭之鬼”，時代隻有倒退，決無前進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顆心竟沉淪而入九淵了，這是多大的悲傷！好在那時我已聽戲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為我的麻醉劑罷，于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觀一樣，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講學了，你去聽吧！”有一天同學毛子水君（準）向我說。
子水是浙江江山縣人，我和他同時進北大預科乙類，非常的投契。
他的學問根底是很切實的，除了學校的正式功課之外，還自己讀《說文》和《儀禮》。
我生性倔強，不易服從老師的指點，順着自己的興趣看書，又什麼都喜歡，不能安心走一條路。
我知道，自己的一點知識是從雜志裡得來的，雜志當然雜，印在我心頭的也成了雜亂無章的一大堆。
我幼年看我父親圈書，每一冊都從第一頁圈到末一頁，心裡也很羨慕，想模仿，沒奈何好博的欲望總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書如青山常亂疊”的詩句，就把自己的書齋題做“疊青室”。
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書桌上幹幹淨淨的隻放一本書，讀書時心不旁骛，慚愧得汗流浃背。
那時适讀《莊子》，立志學個好樣，把這書點完，結果居然在極勉強之下做成了。
這時他告訴我章先生在宣武門内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的消息，問我參加不參加時，我立刻很欣快地答應。
我自從讀了《國粹學報》之後，仰慕章先生已曆八年，如何肯放過這個機會呢！ 章先生開的是國學會，聽講的人不拘資格，隻須繳費兩元就可聽一個月。
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着胡子的不少呢。
講學時間是在夜裡，那時是民國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們踏雪冒風而行，天氣冷得厲害，我們的知識欲熱得厲害。
除星期日外，每天兩小時，從下午7點到9點。
講的門目，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
玄科就是哲學，小學就是語言文字學。
他的香煙瘾極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講。
我是讀過他的《國故論衡》的，自然聽得頭頭是道。
以前我在黑暗裡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韻學方面，簡直莫名其妙，現在經他口頭一叙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識了，這是多麼的快樂，又是多麼的驕傲！可惜聽得正在高興的時候，章先生突然給袁政府捕去了，從此在龍泉寺裡監禁了好幾年，我們隻面受了三星期的教導。
我因寫字快，堂上筆記多，整理出來，成了一冊《化石停車記》。
那時袁世凱蓄意做皇帝，特别獎勵複古思想，好把中華民國改變成中華帝國，孔教會的聲勢浩大得很。
我們在國學會裡，有一夜見到牆壁上貼着一張通告，上面寫道：“餘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雲不少。
本會本以開通知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
其已入孔教會而複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莸雜糅之病。
章炳麟白。
”我見了這張通告，一時摸不着頭路，心想孔教會講的是《四書》、《五經》，我們國學會講的也有一部分是《四書》、《五經》，為什麼會有熏莸之别，害得章先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他先說宗教的立場在信仰，學問的立場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态度來治學問，學問決沒有進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學問的态度來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體了。
他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們正如何準備推翻國體。
他于是又因康有為講到清末的幾個今文家，像王闿運、廖平等等，他們發出種種怪誕不經之論，例如解“耶稣”為父親複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論語》上的“君子之道斯為美”為由俄羅斯一變而至美利堅。
他舉出這許多想入非非的話來，我們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會中竟多這樣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經師竟會這樣地閉了眼睛亂說。
他于是又說到今文家的祖師董仲舒，如何會牽附陰陽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師道士一流人物。
我們聽了，又恨起漢代的經師來了。
從此以後，我心中便橫梗了一個問題：如何改造經學？我準備肅清經典上的妖妄之說，建立科學性的注釋，來實現章先生的理想。
民國三年的秋天，我進了預科甲類，讀的功課比乙類容易多了。
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導，讀書的興趣已提高不少，到這時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規定了八種書，每天點讀每種幾頁。
這八種裡有《史記》、《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都是舊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統的作品。
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後來商務印書館收入《大學叢書》改名《中國古代史》）。
他這部書名稱雖是教科書，卻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為“傳疑時代”，說桀、纣之惡太相像，一定有後人的附會，說秦皇、漢武開疆拓土是對中國有大功的人，這些話以前的人都不敢說；隻有他抄錄谶緯，把孔子寫成一教主，是我聽了章先生的講演之後所極端反對的。
有《國故論衡》，把章先生的學說重新咀嚼一下。
有《大乘起信論》，是章先生玄科講演所引起的，可惜沒有人指導，竟不曾看懂。
有《新舊約聖經》，是看了夏先生的書所激動的，因為他講中國古代史時常常用《舊約》做比較。
那時候預科甲類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門弟子，講得都很切實，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歡喜接受。
馬先生不完全守師說，今文家的話他也有所取。
沈先生編的講義，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寫做楷體，觸眼有陌生的字。
沈先生那時多病，常常請假，上課時聲音又低，一班同學對于這門功課似乎都不及上馬先生國文的興奮。
法文教師是賀之才先生，他老老實實地讀講，并不鼓勵學生，所以我讀法文時，就遠不如上年讀德文的認真了。
上一班的同學沈沅、傅斯年諸君發起“文學會”，出版一種雜志，命名《勸學》，請嚴又陵先生寫了一個草書的封面。
他們來拉我作文。
我想，我自從受了章先生的教導，痛恨今文家的造謠，現在就來一篇罵孔教會的文章罷。
當時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喪文論》，說《六經》是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專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現在孔教會中名為尊他，其實隻是誣他。
如果讓他們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将不喪于匡人桓魋而必喪于孔教會，我為孔子叫屈。
這篇文字，措辭激烈，駕章先生《駁建立孔教議》而上之。
傅君主張放在第一篇，但同學們不敢，他們拿給一位地理教師揚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驚，說：“這種東西哪裡可以印出來！”于是他們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個厄運。
中學同學吳奎霄君和我一起考進北大，始終同住一個房間，那時是住在東齋辰字九号。
我和他一樣愛看戲，不過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論劇記》，他也寫了一本《劇屑》。
每天夜裡，他工作到10點鐘睡了，我卻仗着身體支持得下，多看些書報，早到12點，遲到一兩點，方才上床。
有一夜，他已入夢，我還在翻書，忽然滿屋子裡騰滿了燒布的臭氣。
我疑心火爐子掉出的煤燒着了衣服，起身檢視，毫無迹象。
心想，或者間壁房裡燒着了什麼吧，開門出來，左右走了一道，人聲已寂，月明如水，也聞不到特殊的氣息。
回到屋裡，臭味依然。
我怕了，因為依照家鄉的傳說，這是鬼來的征象，叫做“布毛臭”。
書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
約莫過了十天，奎霄的一位親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學校裡得了猩紅熱，送進醫院。
奎宵得信後到醫院陪伴他，隔了兩天，自己帶病回來了。
陪伴他的當然是我，看到他病勢甚急，請醫回來診視。
醫生送溫度表到他嘴邊，他還張口銜着，可是醫生沒出門，他已咽了氣。
這時大禍臨頭，除了跺腳之外再有什麼辦法！隻得一面報告齋務處，移屍到東齋門口會客室裡，一面通知幾位同鄉，并請他們借錢買棺木。
這是一個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爐還在零下，夜班警察凍死了不少。
我穿着薄薄的大衣，奔走各處，馬路上已不見洋車，鋪門緊閉，回來時右手的大拇指為了露在衣外，凍僵了，無論用什麼方法醒不過來；過了好多天才漸漸重溫，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脫落重生。
我和奎霄七年友誼，近兩年同出同歸，情分尤為親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傷痛到極點，友人說我近于瘋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場大難，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歲。
在家裡休息了一時，春間回到校裡，就住在譯學館乙字宿舍（這所房子在工字樓之南，後來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
孔平是子水的同鄉，章先生的國學會是我們三人一起去的，相處很投合。
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熱度不降。
北大的校醫有中醫、有西醫，西醫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醫看的，他說這病是春溫。
一病病了一個多月，足足五候傷寒。
孔平笃于友誼，随時看護。
為了怕我寂寞，常常講故事給我聽。
我還沒起床時，校中已舉行學年考試。
上一學期，我在四十人的班裡考了第八，成績總算不壞，但到這時榜上又無名了。
病後隔了些時，把身體将養得差不多，才回南去。
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發。
雖是隻有兩候傷寒，卻像宣布死刑似的，渾身失去了力量，連說話都發不出聲音來了。
七十餘歲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來護持我，父親從杭州趕回來，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險的情形，出來歎氣道：“我隻有這一個兒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絕我，竟慢慢地挽了回來，補養半年才恢複健康。
不過從此犯了盜汗，睡眠也艱難了些。
既經一病半年，曠了一學期的課，索性休學一年。
在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順了我的興趣來工作了。
蘇州本是文化中心，舊書版刻最多。
太平天國戰事中雖說受了一次大大的損失，可是遺留的尚不少。
自從廢止科舉設立學校之後，大家誤會，以為這些東西再也用不着了，舊書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
觀前街的書鋪子，在光複前後十年之中，看它一個個由舊轉新，洋裝本替代了線裝本的市場，連賣佛經善書的琉璃經房也經營教科書和小說了。
隻有護龍街上來青閣等幾家是專買舊書的，沒有改樣子。
我這時養病在家，這幾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
我很想追蹤清代學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訂，因為他們的工作還不曾完成，而他們的方法卻是夠精密的，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先民，便不該任它半途而廢。
為要認識清代學者工作的園地的實況，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著作名目彙集攏來，以人為單位，無論他們的書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錄在一塊，别的書中如有對于某人著作批評了的，也把這些批評抄輯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這書的意義和價值開卷即知。
我的工作的根據是《四庫總目》、《彙刻書目》、《書目答問》、《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圖書館的書目、上海各書肆的書目，以及報紙上的廣告。
這工作做了一年，約得三百家，訂成二十冊，名為《清代著述考》。
此外又作清代學者的《師承表》、《籍望表》，看出他們所受的時代和地域的影響，作為附錄。
那時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學力的學生。
我想，我進了預科兩年，總沒有經過學年考試，或者我沒有在預科畢業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學力的名義去考本科。
我知道文科的入學考試是不需考數、理、化的，卻需試心理學和論理學，于是我把嚴又陵先生的《名學淺說》和他翻譯的《穆勒名學》細細地看，因而再讀他著譯參半的《天演論》，越讀越有興趣，我決計考取之後進哲學系了。
民國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學生會報了名。
預科沒有畢業，照章是不該考本科的，所以我在報名單上改了名。
我出生時，祖父為我算命，命裡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誦”字，因此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
稍長，我的父親取名字相反的古義（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貢名賜），又起了一個号叫颉剛。
我在預科裡用的是誦坤，到這時就改用了颉剛。
學曆呢，不好寫北大預科，但填“自修”二字。
監考的還是那位代理校長胡先生，我見了他裝做不認識。
考題發下，文義很深，國文題竟考到了《爾雅》上，幸虧我還能敷衍過去。
發榜時，我幸列第五，從此我是本科生了。
隻是書記無知，後來學校編刊同學錄時，我的學曆竟成了“自修學校畢業”！
我的父親就有一部石印的《壬寅新民叢報彙編》，計16冊，字雖小而清楚。
我當十一二歲的時候，知識已開，常常取來誦讀，最愛他氣勢發皇，其中有幾篇（如《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都給我讀得爛熟。
因此，我要勇敢地肩起救國的時代使命。
後來進了小學，唱歌唱到“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将雙手擎天空”的時候，真覺得我身上的血和天地同流了。
?章炳麟在日本時留影。
顧颉剛受了章炳麟的短期指導，感到了享有知識的快樂。
在政治運動極熱烈的當兒，獨有一種雜志是講中國學問的，名為《國粹學報》。
這報系鄧秋枚先生（實）所辦，他也是同盟會的一分子，但他豎起的旗幟卻是保存國學，這便使得一班不想革命的學問家像孫诒讓、羅振玉、況周儀、鄭文焯&hellip&hellip都高興來投稿了。
然而章炳麟、劉光漢、陳去病、黃節&hellip&hellip卻是明明白白提倡春秋攘夷大義，鼓吹種族革命的，再有反元反清的一班先烈謝臯羽、鄭思肖、張煌言、張家玉等等的遺著也搜來翻印，編做《國粹叢書》。
報紙上時時載有他們的廣告，使我心向往之。
我從這些書報裡既得着學問的指導，又吸收了《新民叢報》所缺少的革命的主義。
《國粹學報》創辦于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我初看到時是三十二年春天我為了爛腳在家養病的時候。
那時在報上見了廣告，便請父親去買，他買回了兩冊，在病榻上愛玩不忍釋手。
可是孫仲容（诒讓）、章太炎（炳麟）兩位先生的文章是看不懂的，後來進了中學托人到上海買了前三年的一個全份，在校翻讀，竟忘記了考試，被監學先生斥責了一頓，他以為我規避考試呢。
過了一二年，北京又有《國學萃編》出版，也是一月兩冊，我按期買了。
那是沈太侔先生（宗畸）集合一班詩文同好所編的，裡面有陳衍、孫雄、冒廣生、諸宗元諸人的作品，也常常表彰古人湮沒不傳的著作。
我們在中學裡一級有一級的報紙，都是推舉能寫文的做編輯，能作畫的做插圖，能寫鋼版的做繕寫，能印蠟紙的做印刷，全班同學湊錢買紙，一兩天出一份。
我想，鄧先生已組織了“國學保存會”，我就借這機會組織一個“國學研究會”罷。
因此在正常的刊物之外，還找些未刊的著作油印出來，算是國學研究會的叢書。
當時出版了多少種，已過三十餘年記不真了，隻記得《藝蘭要訣》一種是在吳姑丈家裡找到的，《龔半千續畫訣》一種是在孫伯南先生處抄來的，這毋甯說是受的《國學萃編》的影響。
宣統辛亥年，先有溫生才刺孚琦，次有七十二烈士在廣州發難，終于武昌起義，全國響應，人心動蕩極了，連《國粹學報》也停刊了。
喜歡鑽在故紙堆裡的我，受不住這強烈的刺激，回複了讀《新民叢報》時代的精神，想獻身于革命。
可是單單種族革命還不能令我滿意，我要的是社會革命，于是費了整整一年多的心力在社會黨裡。
那時曾作一長詩，叙述胸懷，末尾數語是：“嗟爾經與史，存之有空椟；甯乖俗士心，勿污靈精目。
”我确是随着革命的潮流，把五六年來向往國學的念頭推翻了。
然而民國建立之後，眼看袁世凱的反動政治一天天發揮他的專制淫威，革命元勳一個個化做了“槍頭之鬼”，時代隻有倒退，決無前進的希望，我那跳上九天的一顆心竟沉淪而入九淵了，這是多大的悲傷！好在那時我已聽戲成癖，心想就把歌台舞榭作為我的麻醉劑罷，于是我也和一般人的人生觀一樣，混一天是一天。
“章太炎先生講學了，你去聽吧！”有一天同學毛子水君（準）向我說。
子水是浙江江山縣人，我和他同時進北大預科乙類，非常的投契。
他的學問根底是很切實的，除了學校的正式功課之外，還自己讀《說文》和《儀禮》。
我生性倔強，不易服從老師的指點，順着自己的興趣看書，又什麼都喜歡，不能安心走一條路。
我知道，自己的一點知識是從雜志裡得來的，雜志當然雜，印在我心頭的也成了雜亂無章的一大堆。
我幼年看我父親圈書，每一冊都從第一頁圈到末一頁，心裡也很羨慕，想模仿，沒奈何好博的欲望總是克服不住，桌子上老是堆得高高的，想起前人有“書如青山常亂疊”的詩句，就把自己的書齋題做“疊青室”。
如今碰到了子水，看他書桌上幹幹淨淨的隻放一本書，讀書時心不旁骛，慚愧得汗流浃背。
那時适讀《莊子》，立志學個好樣，把這書點完，結果居然在極勉強之下做成了。
這時他告訴我章先生在宣武門内化石橋共和黨本部講學的消息，問我參加不參加時，我立刻很欣快地答應。
我自從讀了《國粹學報》之後，仰慕章先生已曆八年，如何肯放過這個機會呢！ 章先生開的是國學會，聽講的人不拘資格，隻須繳費兩元就可聽一個月。
一堂之上坐了四五十人，留着胡子的不少呢。
講學時間是在夜裡，那時是民國二年的十二月，正值隆冬，我們踏雪冒風而行，天氣冷得厲害，我們的知識欲熱得厲害。
除星期日外，每天兩小時，從下午7點到9點。
講的門目，星期一至三講文科的小學，星期四講文科的文學，星期五講史科，星期六講玄科。
玄科就是哲學，小學就是語言文字學。
他的香煙瘾極大，不停地抽，慢慢地講。
我是讀過他的《國故論衡》的，自然聽得頭頭是道。
以前我在黑暗裡摸索，文字上常有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音韻學方面，簡直莫名其妙，現在經他口頭一叙述，就成了我所享有的知識了，這是多麼的快樂，又是多麼的驕傲！可惜聽得正在高興的時候，章先生突然給袁政府捕去了，從此在龍泉寺裡監禁了好幾年，我們隻面受了三星期的教導。
我因寫字快，堂上筆記多，整理出來，成了一冊《化石停車記》。
那時袁世凱蓄意做皇帝，特别獎勵複古思想，好把中華民國改變成中華帝國，孔教會的聲勢浩大得很。
我們在國學會裡，有一夜見到牆壁上貼着一張通告，上面寫道：“餘主講國學會，踵門來學之士亦雲不少。
本會本以開通知識，昌大國性為宗，與宗教絕對不能相混。
其已入孔教會而複願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庶免熏莸雜糅之病。
章炳麟白。
”我見了這張通告，一時摸不着頭路，心想孔教會講的是《四書》、《五經》，我們國學會講的也有一部分是《四書》、《五經》，為什麼會有熏莸之别，害得章先生要這樣的深惡痛絕？停了一刻，他演講了，他先說宗教的立場在信仰，學問的立場在研究；如果用了宗教的态度來治學問，學問決沒有進步的希望；如果用了學問的态度來治宗教，那宗教也就解體了。
他又說現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們正如何準備推翻國體。
他于是又因康有為講到清末的幾個今文家，像王闿運、廖平等等，他們發出種種怪誕不經之論，例如解“耶稣”為父親複生，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解《論語》上的“君子之道斯為美”為由俄羅斯一變而至美利堅。
他舉出這許多想入非非的話來，我們都哄堂大笑了，想不到孔教會中竟多這樣的妄人，又想不到今文經師竟會這樣地閉了眼睛亂說。
他于是又說到今文家的祖師董仲舒，如何會牽附陰陽五行，如何懂得求雨止雨，竟是巫師道士一流人物。
我們聽了，又恨起漢代的經師來了。
從此以後，我心中便橫梗了一個問題：如何改造經學？我準備肅清經典上的妖妄之說，建立科學性的注釋，來實現章先生的理想。
民國三年的秋天，我進了預科甲類，讀的功課比乙類容易多了。
我受了章先生短期的指導，讀書的興趣已提高不少，到這時候更想好好用一番功，就規定了八種書，每天點讀每種幾頁。
這八種裡有《史記》、《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都是舊籍中有宗旨而又有系統的作品。
有夏穗卿先生（曾佑）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後來商務印書館收入《大學叢書》改名《中國古代史》）。
他這部書名稱雖是教科書，卻是他的一家言，他很有眼光，定夏以前為“傳疑時代”，說桀、纣之惡太相像，一定有後人的附會，說秦皇、漢武開疆拓土是對中國有大功的人，這些話以前的人都不敢說；隻有他抄錄谶緯，把孔子寫成一教主，是我聽了章先生的講演之後所極端反對的。
有《國故論衡》，把章先生的學說重新咀嚼一下。
有《大乘起信論》，是章先生玄科講演所引起的，可惜沒有人指導，竟不曾看懂。
有《新舊約聖經》，是看了夏先生的書所激動的，因為他講中國古代史時常常用《舊約》做比較。
那時候預科甲類的國文教師是馬幼漁先生（裕藻），年三十七；文字學教師是沈兼士先生，年二十八，都是章先生的及門弟子，講得都很切實，完全不是以前的古文先生那一套，我自然歡喜接受。
馬先生不完全守師說，今文家的話他也有所取。
沈先生編的講義，文句古雅，而又把篆文寫做楷體，觸眼有陌生的字。
沈先生那時多病，常常請假，上課時聲音又低，一班同學對于這門功課似乎都不及上馬先生國文的興奮。
法文教師是賀之才先生，他老老實實地讀講，并不鼓勵學生，所以我讀法文時，就遠不如上年讀德文的認真了。
上一班的同學沈沅、傅斯年諸君發起“文學會”，出版一種雜志，命名《勸學》，請嚴又陵先生寫了一個草書的封面。
他們來拉我作文。
我想，我自從受了章先生的教導，痛恨今文家的造謠，現在就來一篇罵孔教會的文章罷。
當時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喪文論》，說《六經》是諸子所共有，不是孔子所專有，孔子是“九流”中的一家，不是地位特高的教主；現在孔教會中名為尊他，其實隻是誣他。
如果讓他們猖狂下去，孔子的文章将不喪于匡人桓魋而必喪于孔教會，我為孔子叫屈。
這篇文字，措辭激烈，駕章先生《駁建立孔教議》而上之。
傅君主張放在第一篇，但同學們不敢，他們拿給一位地理教師揚州桂老先生看，他老人家看了大驚，說：“這種東西哪裡可以印出來！”于是他們送回我了。
想不到就在那年冬天，我碰到了一個厄運。
中學同學吳奎霄君和我一起考進北大，始終同住一個房間，那時是住在東齋辰字九号。
我和他一樣愛看戲，不過我喜博，他喜精；我著有《論劇記》，他也寫了一本《劇屑》。
每天夜裡，他工作到10點鐘睡了，我卻仗着身體支持得下，多看些書報，早到12點，遲到一兩點，方才上床。
有一夜，他已入夢，我還在翻書，忽然滿屋子裡騰滿了燒布的臭氣。
我疑心火爐子掉出的煤燒着了衣服，起身檢視，毫無迹象。
心想，或者間壁房裡燒着了什麼吧，開門出來，左右走了一道，人聲已寂，月明如水，也聞不到特殊的氣息。
回到屋裡，臭味依然。
我怕了，因為依照家鄉的傳說，這是鬼來的征象，叫做“布毛臭”。
書既看不下去，就提早睡了。
約莫過了十天，奎霄的一位親哥哥奎文忽然在法政學校裡得了猩紅熱，送進醫院。
奎宵得信後到醫院陪伴他，隔了兩天，自己帶病回來了。
陪伴他的當然是我，看到他病勢甚急，請醫回來診視。
醫生送溫度表到他嘴邊，他還張口銜着，可是醫生沒出門，他已咽了氣。
這時大禍臨頭，除了跺腳之外再有什麼辦法！隻得一面報告齋務處，移屍到東齋門口會客室裡，一面通知幾位同鄉，并請他們借錢買棺木。
這是一個大冷天，是北平稀有的冷天，生了火爐還在零下，夜班警察凍死了不少。
我穿着薄薄的大衣，奔走各處，馬路上已不見洋車，鋪門緊閉，回來時右手的大拇指為了露在衣外，凍僵了，無論用什麼方法醒不過來；過了好多天才漸漸重溫，可是指甲指皮都是脫落重生。
我和奎霄七年友誼，近兩年同出同歸，情分尤為親密，如今他突然死去，好像砍去我一半身子似的，傷痛到極點，友人說我近于瘋狂了。
家中知道我逢了一場大難，怕我也病，急速催我回家度歲。
在家裡休息了一時，春間回到校裡，就住在譯學館乙字宿舍（這所房子在工字樓之南，後來拆去），和朱孔平君（曜西）同室。
孔平是子水的同鄉，章先生的國學會是我們三人一起去的，相處很投合。
不幸的是，我到校不久就病了，好多天不下大便，熱度不降。
北大的校醫有中醫、有西醫，西醫不甚管事，我的病是一位中醫看的，他說這病是春溫。
一病病了一個多月，足足五候傷寒。
孔平笃于友誼，随時看護。
為了怕我寂寞，常常講故事給我聽。
我還沒起床時，校中已舉行學年考試。
上一學期，我在四十人的班裡考了第八，成績總算不壞，但到這時榜上又無名了。
病後隔了些時，把身體将養得差不多，才回南去。
可是到家半月，病又重發。
雖是隻有兩候傷寒，卻像宣布死刑似的，渾身失去了力量，連說話都發不出聲音來了。
七十餘歲的祖母用了全副精力來護持我，父親從杭州趕回來，坐在我床前，看我危險的情形，出來歎氣道：“我隻有這一個兒子，他死了，我如何活得成！”所幸天不絕我，竟慢慢地挽了回來，補養半年才恢複健康。
不過從此犯了盜汗，睡眠也艱難了些。
既經一病半年，曠了一學期的課，索性休學一年。
在這一年中，我可自由了，我可以順了我的興趣來工作了。
蘇州本是文化中心，舊書版刻最多。
太平天國戰事中雖說受了一次大大的損失，可是遺留的尚不少。
自從廢止科舉設立學校之後，大家誤會，以為這些東西再也用不着了，舊書肆的生意便一天差似一天。
觀前街的書鋪子，在光複前後十年之中，看它一個個由舊轉新，洋裝本替代了線裝本的市場，連賣佛經善書的琉璃經房也經營教科書和小說了。
隻有護龍街上來青閣等幾家是專買舊書的，沒有改樣子。
我這時養病在家，這幾家便少不了我的足迹。
我很想追蹤清代學者，努力于古文籍的考訂，因為他們的工作還不曾完成，而他們的方法卻是夠精密的，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先民，便不該任它半途而廢。
為要認識清代學者工作的園地的實況，所以我就把他們的著作名目彙集攏來，以人為單位，無論他們的書已成未成，已刻未刻，都集錄在一塊，别的書中如有對于某人著作批評了的，也把這些批評抄輯到某人著作之下，使得這書的意義和價值開卷即知。
我的工作的根據是《四庫總目》、《彙刻書目》、《書目答問》、《先正事略》，各家文集，加上各圖書館的書目、上海各書肆的書目，以及報紙上的廣告。
這工作做了一年，約得三百家，訂成二十冊，名為《清代著述考》。
此外又作清代學者的《師承表》、《籍望表》，看出他們所受的時代和地域的影響，作為附錄。
那時北大本科也收同等學力的學生。
我想，我進了預科兩年，總沒有經過學年考試，或者我沒有在預科畢業的福分吧？我似乎可用同等學力的名義去考本科。
我知道文科的入學考試是不需考數、理、化的，卻需試心理學和論理學，于是我把嚴又陵先生的《名學淺說》和他翻譯的《穆勒名學》細細地看，因而再讀他著譯參半的《天演論》，越讀越有興趣，我決計考取之後進哲學系了。
民國五年夏天，我又到上海寰球學生會報了名。
預科沒有畢業，照章是不該考本科的，所以我在報名單上改了名。
我出生時，祖父為我算命，命裡缺土缺金，我的排行是“誦”字，因此起名為誦坤，字曰銘堅。
稍長，我的父親取名字相反的古義（例如孔子弟子子夏名商，子貢名賜），又起了一個号叫颉剛。
我在預科裡用的是誦坤，到這時就改用了颉剛。
學曆呢，不好寫北大預科，但填“自修”二字。
監考的還是那位代理校長胡先生，我見了他裝做不認識。
考題發下，文義很深，國文題竟考到了《爾雅》上，幸虧我還能敷衍過去。
發榜時，我幸列第五，從此我是本科生了。
隻是書記無知，後來學校編刊同學錄時，我的學曆竟成了“自修學校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