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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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更大，好像講堂的梁上繞着他們的餘音似的，收拾不住這心猿意馬，我終究做了他們的俘虜了。
二 自從進了北大，住在寒字号宿舍，地點在二院工字樓旁邊。
幾年後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學院的講堂。
二院是四公主府的舊址，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愛女，嫁給和珅的兒子的，院落重重，朱門翠柳，充滿了宮廷的色彩。
最後一院是一帶高樓，學校用做圖書館，雖然清靜，光線卻不好，職員們的臉又都是陰沉沉的，同學們看書的極少。
我曾去徘徊過幾次，從玻璃櫃子裡望見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幾部叢書，但也沒有勇氣去借覽。
民國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畢業的時候。
我們進校時，這張畢業榜還高高地貼在牆上，第一名是“陳漢章”，就是陳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經學家黃元同先生的弟子，一個極淵博的史學家。
他以舉人資格入校，聽說學校裡本請他來做教員，後來不知為何不聘了，他就自願來做學生，到畢業時已近五十歲了。
我的父親告我，這一班人還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呢。
校長那時是何燏時先生，他曾經編過一部中學數學教科書，所以這個名字我是記得的。
但我們進校之後，卻從未見過他的面，也許當時無所謂行開學禮吧。
工科學長兼預科學長是胡仁源先生，一見面，原來就是到上海來監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們新考進的學生一百餘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學大都招的南洋公學畢業生之外，其他都編在預科。
預科分為兩類，甲類是準備進文、法、商等科的，乙類是準備進理、工、農等科的。
那時的制度，預科三年、本科三年；預科裡注重的是治學工具，本科裡注重的是專門知識。
我在中學校裡愛看的書是文學、哲學，這時要我簽名定部，我填的卻是乙類，我夢想進的是農科。
這個原因就為平常讀的詩詞裡描寫農村生活太美麗了，如陶淵明這等乞食，還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享受那“悠然”的滋味，這是何等真摯的樂趣。
再有一個原因，那時革命的興奮過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來愈緊的袁世凱的虐政，使得我們這班青年大為失望，覺得還不如隐居的好。
我的中學同學葉聖陶君那時寄給我的詩便說：“&hellip&hellip已驚人事随波電，祗覺桑麻系夢思。
近習農書消永夜，田園村集自相期。
”我對他的建議表示極大的同感，學了農，既可自給自足，不靠人家吃飯，不浸入這惡濁的世界，又得嘯傲雲山，招邀風月，上與造物者為友，這不是人格的完成，這不是人生的至樂？ 剛上學，我們都用極大的信仰心送給各位授課的老師，覺得他們無論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滿肚子的大學問，他們可以引導我們去窺探宇宙的秘密。
實在，“京師大學堂”這塊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們竟不敢張目直視。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課，校中便發生了巨大的風潮。
原因是商科同學數人，不知為了何事被校長開除學籍，全校同學起來援救，請求收回成命，校長不答應，成了僵局。
那時東、西兩齋的門口，貼了密密層層的條子，上面寫的都是些義憤填膺的話頭。
有一天，我們正在東齋的大飯廳吃早飯，忽然有幾位同學大聲宣傳說：“吃完了飯我們一起到教育部請願去！”我們是新到的學生，完全不了解這事的内幕，隻緣年輕好事，給他們一鼓吹也就跟着走了。
于是排了長長的隊伍，走到西單牌樓教育部。
站了一上午，沒有結果，同學們便買了大量的饅頭燒餅當飯吃。
下午，參議院議長張溥泉先生來勸導，要我們回校，我們要求他保證被開除的學生無條件恢複學籍，他哪有這權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
等到下班的時候，次長董鴻祎走出大堂，準備回家，同學們就一起擁上要他答複。
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裝，留着尺許長的胡子，瘦削的臉上架了眼鏡，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頭。
他沖不出去，氣得發抖說：“我不願答複，我不能答複。
”翻身轉後又進大堂去了。
我們仍是等着不走，隔了些時候，暮色蒼茫了，一位部中職員出來誠懇地向我們說：“今天總長沒有來，次長前門走不過，已從後門走了。
你們等的是誰？我勸你們還是回校去罷！如有說話，明天推舉代表來商量，好不好？”但是我們都不甘屈服于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學高聲喊：“今天晚上我們都住在這裡，大家回去搬鋪蓋來！”我們真的回去提了鋪蓋來，分睡在兩廊和大堂上。
明早醒來，很覺得有些冷。
第二天總長、次長都沒有到部，我們看着這樣相持是得不到結果的，漸漸地散回去了。
後來這幾位同學恢複了學籍沒有，我已想不起來，隻記得從此上半年沒有上課，何校長辭職，由胡學長代理了校長職務。
在這罷課期間，我當然又大看其戲，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劇的秦腔青衣，有時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時扮做被後母虐待的子女，有時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兒媳婦，一腔的哀怒呼喊出來，眼淚跟随了聲音滴下；在表演自殺的時候，那股剛勁之氣又使人感覺到不可侵犯。
我推想她一定是傷心人，所以會得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這般有力量。
我對戲中的她同情極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時，我便在台下哭。
那時樊樊山、易實甫兩翁是詩壇的宿将，一篇詩出，報紙競載。
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數鬥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綠牡丹，他說：“使我如見萬古女龍雌鳳之啼痕。
”這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把她的沉痛而高貴的神情提挈了出來，使我更加颠倒。
但我沒有勇氣去叩她的門，認識她個人，我隻會從旁收集關于她的材料而給予想慕。
收集的結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趙，她也冒了趙姓，名佩雲，是奉天義縣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歸，我又乘了海船回去。
可憐家中長輩隻知道我到北京讀書，那會想到我除了兩三星期之外盡沉溺于戲園子裡的呢。
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陳翼龍君為了反對黑暗的北京政府，響應“二次革命”，給袁世凱槍斃了。
我的父親看報，見到這消息，手中的水煙筒不知不覺地跌到地上。
我是他的獨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黨，到北京去送命。
然而秋季開學時，他還允許我前去，隻是千叮萬囑，叫我小心。
民國二年的秋天，預科和本科分開了。
本科在馬神廟，預科在北河沿的譯學館，就是後來的第三院。
我們是預科生，上課和住宿都在譯學館。
我住的是工字樓，八人一間，就是後來法學院的課堂。
到了那時，我們擾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結束，我們正式讀書了。
可是我的問題馬上就來，既然是預科乙類生，就得演算，就得繪圖，這都是我在中學時期最拆爛污的功課，如何追趕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畫，一張圖須先打好鉛筆稿子，再加墨線，我的一雙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畫得滿紙都是指紋手印，簡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種外國文，甲類讀的是法文，乙類讀的是德文。
我在中學裡英文讀滑了，根底沒打好，永遠是似乎懂而實不真正懂。
這回讀德文我可改變了态度，凡是課本上習題無一不做，而且自己修習，常讀在同學們的前頭。
德文的草書，我學會了，看看同班人寫的都不及我。
我是隻喜跑舊書鋪的，到了那時，燈市口的華英圖書館就成了經常的主顧，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鋼筆寫了。
德文教師姚寶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許多嘉獎的話，更增加我讀書的勇氣。
這樣挨過了半年，學期考試臨頭了。
自揣有幾門功課實在考不出，與其考不及格，還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寫信與父親，請他準許我休學半年，留在這裡自己讀書，明秋改入甲類肄業。
父親回信居然沒有罵我，隻說：“你從前不該不自量力，貿然選讀你不近情的功課，以緻吃這躐等的虧。
”我得此允許，就不赴考場，下學期開學時也不上課了。
北大的管理松得很，雖然我沒有考試，沒有注冊，還任我住在那裡，還許我繼續包飯。
在這休學期中，我的戲瘾更大了，戲園子變成了我的正式課堂，除非生病，沒一天不到。
每天上午9時許，東安門外廣告闆上貼出各園的戲報，我就前去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
除了平常走慣了的前門幾家之外，再窮搜那些不很聞名的園子去看。
像崇文門外東茶食胡同裡的廣興茶園，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寶臣、青衣崔靈芝等等，都是過了時的名角。
尤其是玻璃翠、蓋陝西一類角色，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從額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皺紋，還搽脂抹粉，裝模作樣，扮做少女，乍見時使我吓得一跳，真成了蘇州話裡的“新鮮活死人”，無怪觀衆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
再從聲調上說，老派秦腔直着嗓子喊，唱的怪累，聽的人也感不到趣味，遠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轉抑揚，會令人回腸蕩氣。
然而我的看法并不這樣簡單，我以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漢調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聽，但新派是從老派出來的，我們要尋求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這類的山陝戲，我還恨未能看到甘肅戲呢。
天橋草棚中的戲班，一出戲演畢便托着筐子向每個客人收取一二枚銅元。
我因為他們足以代表北方的鄉間戲劇，也去站着看。
有了這樣的博覽，使得我對于戲劇具有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系統研究的眼光。
我那時正在讀劉知幾的《史通》，深喜他的系統的記叙和批評，就想照着這個方式作一部書名曰“戲通”，把古今戲劇的演進曆史、地方性戲劇的特殊風格、各種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務、各種切末（戲場上的東西）的意義及其使用，以及各種戲本和各種小說的關系，一一考出寫出。
這部書的目錄是拟定了，共有五十題，可是這計劃太偉大了，一時隻該搜集材料，不能寫下去。
已動筆的是《戲劇表》，把每出戲做一分析：這戲有什麼别名，是怎樣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戲中的一節，有幾個角色，唱的是什麼調子，一切都記上了表格。
還有《論劇記》，寫上每天看戲以後的心得。
倘使那時的北大設有戲學院的話，我固然不會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術科方面的成績，但學科方面經過了這樣的專心緻志，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劇藝術家譚鑫培的演出照。
顧颉剛為看譚鑫培的戲，曾想出了許多方法。
那時譚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領袖，他不常出台，隻有演義務戲時才唱上幾天。
可是“譚迷”太多了，你按時入座，别想擠得上。
我想出一個方法：老譚演戲必在夜間，我知道他在哪裡演，便帶了燒餅去看白天的戲。
等到白天戲散，我即在池子裡覓一個适當地方，坐了吃燒餅。
那時看戲的條凳是直排的，和戲台成直角，所以無所謂前排。
工人打掃，激起了滿園的塵土，我也滿不在乎。
到别人擁擠進來時，我卻已安然據有了好位子。
那時戲票不在門口買，演到中間時按客收錢。
再有一件困難，也得解決，夜戲必須12時後才散，譯學館早已關門上鎖，回不去了，因此隻得在白天看戲之前，在旅館裡定下一個房間。
夥計們識趣，看我是學生模樣而又沒帶行李，便用了偵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說道：“您是到城外來聽夜戲？今天好，譚老闆的《空城計》。
” 這樣的流連忘返，當然費錢。
家裡給我的學費一年約三百元，這個數目在北大同學裡不能算少，許多北方同學一年隻帶出一百數十元呢。
可是也有闊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兩三千元的。
“兩院一堂”的招牌，就靠這班纨袴少爺打出來，否則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參衆兩院議員老爺們媲美于八大胡同的風月場呢。
可是我一個月中可以支配的錢隻有二十餘元，聽一次譚鑫培，戲價是八毛，加上茶資和住宿總需三元，他一連演三天，我一連聽三天，這不要十元錢？再有十餘元如何應付一月的開銷。
因此我又想出一個花樣，就是不向學校包飯。
那時北大飯食是學校辦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湯，雞魚肉蛋經常有，饅頭米飯随意吃，營養很不差。
我停止包飯之後，省出這六元錢來聽戲，雖是聽老譚和楊小樓的不在其中，聽其他的戲班卻夠了，因為到廣和樓聽劉鴻升一班，到中和園聽小香水一班都隻兩毛錢，已是最貴的；到天樂園聽梅蘭芳一班隻一毛錢；至于到廣德樓聽馬連良，到民樂園聽白牡丹（即後來的荀慧生），隻有五分錢，為的是他們尚在科班中肄業，不需分取戲錢的。
這樣平均起來，一月耗在戲園裡的加上茶錢也不過七八元。
可是包飯雖停，飯終不能不吃，我便立志吃燒餅過日子。
那時燒餅有大小兩種，大燒餅值小銅元一枚，小燒餅一枚兩個。
我每天中午從譯學館出去，到東安門，便在小鋪子裡買四個銅元的小餅，沿着皇城根走。
那時皇城城牆尚未拆除，赭牆黃瓦，很美麗的。
那是一條大車路，專做運輸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邊吃邊走，走到戶部街時八個燒餅早吃光了。
到了戲園，泡一壺茶，渴也解了。
戲散之後，進了前門，走到戶部街的角上，拿出四個銅元來買餅，到譯學館時又已解決了面包問題。
那時一元錢可換銅元170枚，一個月吃兩元錢的飯也就過得去了。
為了看戲，天天出進前門，天天在城門洞裡看到軍政執法處槍斃亂黨的布告。
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為我中學時代所仰望的。
例如程家柽先生，我久在《民立報》上知道他是個同盟會的中堅分子，雖沒有見過面，但曾見他的照片，留了長胡子，很有學者風度，如今也“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這政府究竟算是甚樣東西，我恨極了袁世凱，同時也恨極了那個逢君之惡的執法處長陸建章。
每次在這些布告底下走過時，總要朝着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陳翼龍君是湖北羅田人，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出了許多力。
他為了希望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加入社會黨，到蘇州來組織支部，因與我成了莫逆之交。
其後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衆很接近。
“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将證據發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翼龍就想在北方發難，響應南方。
當民國二年初夏我要南歸時，他執着我的手說：“我現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結果，或者成功，或者死。
如果是死，請你替我寫一篇傳留個紀念。
一年來人家給我的信，我留了一網籃，現在就交給你，你看了自然會明白我的所作所為的。
”我就點頭，把籃子收下了，寄存在親戚家裡。
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
袁、陸之徒對他的案子特别看得嚴重，别人槍斃後出布告，他卻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槍斃。
可憐我在蘇州看到報上載的處死他的布告時，他還在北京呼吸着監獄裡的惡濁空氣呢。
秋間返校，這籃子就帶到譯學館，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風聲日緊，袁政府委派人到學校裡來查房間，學校當局又一再申令，學生不得和亂黨往來，否則查出嚴懲。
我想着父親叮囑的話，實在再沒有法子保存這東西了，就悄悄地撿起籃子裡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爐子裡燒毀。
燒了十幾回，洋鐵管子給紙灰塞住了，爐子就此燒不着，害得我們房間裡一冬天沒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學。
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來，投在井中，算滅了迹。
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
“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愧乎其言。
”我在這句話的前面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了。
三 自從“戊戌政變”和庚子八國聯軍入境之後，舉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問題。
政治改革不出兩種：治本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推翻滿清，成立民國；治标的是康、梁的立憲，他們要維持滿清，縮小君主的權限。
革命派的機關報是《民報》，我們内地學生根本看不到，隻從立憲派反駁的言論裡知道一些他們的意見。
立憲派的機關報是梁任公先生先後主持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
其中以《新民叢報》的銷路為最旺，上海書坊又縮小做中箱本，以便
二 自從進了北大，住在寒字号宿舍，地點在二院工字樓旁邊。
幾年後拆掉了，改造的便是理學院的講堂。
二院是四公主府的舊址，這位公主是乾隆皇帝的愛女，嫁給和珅的兒子的，院落重重，朱門翠柳，充滿了宮廷的色彩。
最後一院是一帶高樓，學校用做圖書館，雖然清靜，光線卻不好，職員們的臉又都是陰沉沉的，同學們看書的極少。
我曾去徘徊過幾次，從玻璃櫃子裡望見平生想看而不得的幾部叢書，但也沒有勇氣去借覽。
民國二年春天，是北大本科第一班畢業的時候。
我們進校時，這張畢業榜還高高地貼在牆上，第一名是“陳漢章”，就是陳伯弢先生，浙江象山人，經學家黃元同先生的弟子，一個極淵博的史學家。
他以舉人資格入校，聽說學校裡本請他來做教員，後來不知為何不聘了，他就自願來做學生，到畢業時已近五十歲了。
我的父親告我，這一班人還是他當年的同班同學呢。
校長那時是何燏時先生，他曾經編過一部中學數學教科書，所以這個名字我是記得的。
但我們進校之後，卻從未見過他的面，也許當時無所謂行開學禮吧。
工科學長兼預科學長是胡仁源先生，一見面，原來就是到上海來監考的白白胖胖而上唇留有胡子的那一位。
我們新考進的學生一百餘人，除了一小部分工科同學大都招的南洋公學畢業生之外，其他都編在預科。
預科分為兩類，甲類是準備進文、法、商等科的，乙類是準備進理、工、農等科的。
那時的制度，預科三年、本科三年；預科裡注重的是治學工具，本科裡注重的是專門知識。
我在中學校裡愛看的書是文學、哲學，這時要我簽名定部，我填的卻是乙類，我夢想進的是農科。
這個原因就為平常讀的詩詞裡描寫農村生活太美麗了，如陶淵明這等乞食，還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裡享受那“悠然”的滋味，這是何等真摯的樂趣。
再有一個原因，那時革命的興奮過去了，放在面前的是愈來愈緊的袁世凱的虐政，使得我們這班青年大為失望，覺得還不如隐居的好。
我的中學同學葉聖陶君那時寄給我的詩便說：“&hellip&hellip已驚人事随波電，祗覺桑麻系夢思。
近習農書消永夜，田園村集自相期。
”我對他的建議表示極大的同感，學了農，既可自給自足，不靠人家吃飯，不浸入這惡濁的世界，又得嘯傲雲山，招邀風月，上與造物者為友，這不是人格的完成，這不是人生的至樂？ 剛上學，我們都用極大的信仰心送給各位授課的老師，覺得他們無論是高的矮的，肥的瘦的，都已包藏滿肚子的大學問，他們可以引導我們去窺探宇宙的秘密。
實在，“京師大學堂”這塊金字招牌照耀得太光亮了，逼得我們竟不敢張目直視。
想不到才上了三星期的課，校中便發生了巨大的風潮。
原因是商科同學數人，不知為了何事被校長開除學籍，全校同學起來援救，請求收回成命，校長不答應，成了僵局。
那時東、西兩齋的門口，貼了密密層層的條子，上面寫的都是些義憤填膺的話頭。
有一天，我們正在東齋的大飯廳吃早飯，忽然有幾位同學大聲宣傳說：“吃完了飯我們一起到教育部請願去！”我們是新到的學生，完全不了解這事的内幕，隻緣年輕好事，給他們一鼓吹也就跟着走了。
于是排了長長的隊伍，走到西單牌樓教育部。
站了一上午，沒有結果，同學們便買了大量的饅頭燒餅當飯吃。
下午，參議院議長張溥泉先生來勸導，要我們回校，我們要求他保證被開除的學生無條件恢複學籍，他哪有這權力，站了好久，失望地走了。
等到下班的時候，次長董鴻祎走出大堂，準備回家，同學們就一起擁上要他答複。
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裝，留着尺許長的胡子，瘦削的臉上架了眼鏡，大有天主教神父的派頭。
他沖不出去，氣得發抖說：“我不願答複，我不能答複。
”翻身轉後又進大堂去了。
我們仍是等着不走，隔了些時候，暮色蒼茫了，一位部中職員出來誠懇地向我們說：“今天總長沒有來，次長前門走不過，已從後門走了。
你們等的是誰？我勸你們還是回校去罷！如有說話，明天推舉代表來商量，好不好？”但是我們都不甘屈服于他的好意之下，就有一位同學高聲喊：“今天晚上我們都住在這裡，大家回去搬鋪蓋來！”我們真的回去提了鋪蓋來，分睡在兩廊和大堂上。
明早醒來，很覺得有些冷。
第二天總長、次長都沒有到部，我們看着這樣相持是得不到結果的，漸漸地散回去了。
後來這幾位同學恢複了學籍沒有，我已想不起來，隻記得從此上半年沒有上課，何校長辭職，由胡學長代理了校長職務。
在這罷課期間，我當然又大看其戲，我最心醉的女伶小香水，她是善演悲劇的秦腔青衣，有時扮做被夫虐待的妻，有時扮做被後母虐待的子女，有時扮做被婆婆虐待的兒媳婦，一腔的哀怒呼喊出來，眼淚跟随了聲音滴下；在表演自殺的時候，那股剛勁之氣又使人感覺到不可侵犯。
我推想她一定是傷心人，所以會得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又推想她的性格是烈女型的，所以表演得這般有力量。
我對戲中的她同情極了，往往她在台上哭時，我便在台下哭。
那時樊樊山、易實甫兩翁是詩壇的宿将，一篇詩出，報紙競載。
有一次易先生作了《數鬥血歌》，把崇效寺的五色牡丹比喻諸女伶，比小香水的是綠牡丹，他說：“使我如見萬古女龍雌鳳之啼痕。
”這一句畫龍點睛的話把她的沉痛而高貴的神情提挈了出來，使我更加颠倒。
但我沒有勇氣去叩她的門，認識她個人，我隻會從旁收集關于她的材料而給予想慕。
收集的結果，知道她的假父姓趙，她也冒了趙姓，名佩雲，是奉天義縣人。
暑假期到了，家中催歸，我又乘了海船回去。
可憐家中長輩隻知道我到北京讀書，那會想到我除了兩三星期之外盡沉溺于戲園子裡的呢。
在暑假中我的好友陳翼龍君為了反對黑暗的北京政府，響應“二次革命”，給袁世凱槍斃了。
我的父親看報，見到這消息，手中的水煙筒不知不覺地跌到地上。
我是他的獨子，他生怕我也做了革命黨，到北京去送命。
然而秋季開學時，他還允許我前去，隻是千叮萬囑，叫我小心。
民國二年的秋天，預科和本科分開了。
本科在馬神廟，預科在北河沿的譯學館，就是後來的第三院。
我們是預科生，上課和住宿都在譯學館。
我住的是工字樓，八人一間，就是後來法學院的課堂。
到了那時，我們擾攘了大半年的生活才告結束，我們正式讀書了。
可是我的問題馬上就來，既然是預科乙類生，就得演算，就得繪圖，這都是我在中學時期最拆爛污的功課，如何追趕得上呢？尤其是用器畫，一張圖須先打好鉛筆稿子，再加墨線，我的一雙手分泌的汗汁太多，畫得滿紙都是指紋手印，簡直不敢交上去了。
第二種外國文，甲類讀的是法文，乙類讀的是德文。
我在中學裡英文讀滑了，根底沒打好，永遠是似乎懂而實不真正懂。
這回讀德文我可改變了态度，凡是課本上習題無一不做，而且自己修習，常讀在同學們的前頭。
德文的草書，我學會了，看看同班人寫的都不及我。
我是隻喜跑舊書鋪的，到了那時，燈市口的華英圖書館就成了經常的主顧，和朋友通信也改用鋼筆寫了。
德文教師姚寶名先生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了許多嘉獎的話，更增加我讀書的勇氣。
這樣挨過了半年，學期考試臨頭了。
自揣有幾門功課實在考不出，與其考不及格，還不如不考的好，因此寫信與父親，請他準許我休學半年，留在這裡自己讀書，明秋改入甲類肄業。
父親回信居然沒有罵我，隻說：“你從前不該不自量力，貿然選讀你不近情的功課，以緻吃這躐等的虧。
”我得此允許，就不赴考場，下學期開學時也不上課了。
北大的管理松得很，雖然我沒有考試，沒有注冊，還任我住在那裡，還許我繼續包飯。
在這休學期中，我的戲瘾更大了，戲園子變成了我的正式課堂，除非生病，沒一天不到。
每天上午9時許，東安門外廣告闆上貼出各園的戲報，我就前去選定了下午應看的戲。
除了平常走慣了的前門幾家之外，再窮搜那些不很聞名的園子去看。
像崇文門外東茶食胡同裡的廣興茶園，是老派秦腔班所在，其中有老生郭寶臣、青衣崔靈芝等等，都是過了時的名角。
尤其是玻璃翠、蓋陝西一類角色，已經是五六十歲的老人，從額角到嘴唇普遍起了皺紋，還搽脂抹粉，裝模作樣，扮做少女，乍見時使我吓得一跳，真成了蘇州話裡的“新鮮活死人”，無怪觀衆的寥寥落落，常常不超出一百人了。
再從聲調上說，老派秦腔直着嗓子喊，唱的怪累，聽的人也感不到趣味，遠不如新派奉天梆子的宛轉抑揚，會令人回腸蕩氣。
然而我的看法并不這樣簡單，我以為秦腔在北京的年代比漢調早，新派的秦腔固然比老派好聽，但新派是從老派出來的，我們要尋求曆史材料，便不能不多看這類的山陝戲，我還恨未能看到甘肅戲呢。
天橋草棚中的戲班，一出戲演畢便托着筐子向每個客人收取一二枚銅元。
我因為他們足以代表北方的鄉間戲劇，也去站着看。
有了這樣的博覽，使得我對于戲劇具有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的系統研究的眼光。
我那時正在讀劉知幾的《史通》，深喜他的系統的記叙和批評，就想照着這個方式作一部書名曰“戲通”，把古今戲劇的演進曆史、地方性戲劇的特殊風格、各種角色的名目及其任務、各種切末（戲場上的東西）的意義及其使用，以及各種戲本和各種小說的關系，一一考出寫出。
這部書的目錄是拟定了，共有五十題，可是這計劃太偉大了，一時隻該搜集材料，不能寫下去。
已動筆的是《戲劇表》，把每出戲做一分析：這戲有什麼别名，是怎樣的故事，是哪一部全本戲中的一節，有幾個角色，唱的是什麼調子，一切都記上了表格。
還有《論劇記》，寫上每天看戲以後的心得。
倘使那時的北大設有戲學院的話，我固然不會唱，也不能拉胡琴，得不到術科方面的成績，但學科方面經過了這樣的專心緻志，我真不想做第二人了。
?著名京劇藝術家譚鑫培的演出照。
顧颉剛為看譚鑫培的戲，曾想出了許多方法。
那時譚鑫培是北京伶界的領袖，他不常出台，隻有演義務戲時才唱上幾天。
可是“譚迷”太多了，你按時入座，别想擠得上。
我想出一個方法：老譚演戲必在夜間，我知道他在哪裡演，便帶了燒餅去看白天的戲。
等到白天戲散，我即在池子裡覓一個适當地方，坐了吃燒餅。
那時看戲的條凳是直排的，和戲台成直角，所以無所謂前排。
工人打掃，激起了滿園的塵土，我也滿不在乎。
到别人擁擠進來時，我卻已安然據有了好位子。
那時戲票不在門口買，演到中間時按客收錢。
再有一件困難，也得解決，夜戲必須12時後才散，譯學館早已關門上鎖，回不去了，因此隻得在白天看戲之前，在旅館裡定下一個房間。
夥計們識趣，看我是學生模樣而又沒帶行李，便用了偵探的眼光笑嘻嘻地說道：“您是到城外來聽夜戲？今天好，譚老闆的《空城計》。
” 這樣的流連忘返，當然費錢。
家裡給我的學費一年約三百元，這個數目在北大同學裡不能算少，許多北方同學一年隻帶出一百數十元呢。
可是也有闊人家的子弟一年用一千元，以至兩三千元的。
“兩院一堂”的招牌，就靠這班纨袴少爺打出來，否則怎能和月薪四五百元的參衆兩院議員老爺們媲美于八大胡同的風月場呢。
可是我一個月中可以支配的錢隻有二十餘元，聽一次譚鑫培，戲價是八毛，加上茶資和住宿總需三元，他一連演三天，我一連聽三天，這不要十元錢？再有十餘元如何應付一月的開銷。
因此我又想出一個花樣，就是不向學校包飯。
那時北大飯食是學校辦的，一月六元，八人一桌，六菜一湯，雞魚肉蛋經常有，饅頭米飯随意吃，營養很不差。
我停止包飯之後，省出這六元錢來聽戲，雖是聽老譚和楊小樓的不在其中，聽其他的戲班卻夠了，因為到廣和樓聽劉鴻升一班，到中和園聽小香水一班都隻兩毛錢，已是最貴的；到天樂園聽梅蘭芳一班隻一毛錢；至于到廣德樓聽馬連良，到民樂園聽白牡丹（即後來的荀慧生），隻有五分錢，為的是他們尚在科班中肄業，不需分取戲錢的。
這樣平均起來，一月耗在戲園裡的加上茶錢也不過七八元。
可是包飯雖停，飯終不能不吃，我便立志吃燒餅過日子。
那時燒餅有大小兩種，大燒餅值小銅元一枚，小燒餅一枚兩個。
我每天中午從譯學館出去，到東安門，便在小鋪子裡買四個銅元的小餅，沿着皇城根走。
那時皇城城牆尚未拆除，赭牆黃瓦，很美麗的。
那是一條大車路，專做運輸用的，不容易碰到熟人，我邊吃邊走，走到戶部街時八個燒餅早吃光了。
到了戲園，泡一壺茶，渴也解了。
戲散之後，進了前門，走到戶部街的角上，拿出四個銅元來買餅，到譯學館時又已解決了面包問題。
那時一元錢可換銅元170枚，一個月吃兩元錢的飯也就過得去了。
為了看戲，天天出進前門，天天在城門洞裡看到軍政執法處槍斃亂黨的布告。
其中往往有些知名之士，為我中學時代所仰望的。
例如程家柽先生，我久在《民立報》上知道他是個同盟會的中堅分子，雖沒有見過面，但曾見他的照片，留了長胡子，很有學者風度，如今也“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了！這政府究竟算是甚樣東西，我恨極了袁世凱，同時也恨極了那個逢君之惡的執法處長陸建章。
每次在這些布告底下走過時，總要朝着他的名字咬一咬牙。
我的朋友陳翼龍君是湖北羅田人，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出了許多力。
他為了希望實現民生主義的社會，加入社會黨，到蘇州來組織支部，因與我成了莫逆之交。
其後他到北京和天津成立支部，和北方的民衆很接近。
“刺宋案”既由程德全将證據發表，“二次革命”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翼龍就想在北方發難，響應南方。
當民國二年初夏我要南歸時，他執着我的手說：“我現在正想犯法，犯法的結果，或者成功，或者死。
如果是死，請你替我寫一篇傳留個紀念。
一年來人家給我的信，我留了一網籃，現在就交給你，你看了自然會明白我的所作所為的。
”我就點頭，把籃子收下了，寄存在親戚家裡。
他果然在夏末秋初成仁了。
袁、陸之徒對他的案子特别看得嚴重，别人槍斃後出布告，他卻先出布告，隔了三天才槍斃。
可憐我在蘇州看到報上載的處死他的布告時，他還在北京呼吸着監獄裡的惡濁空氣呢。
秋間返校，這籃子就帶到譯學館，放在我的床下，不幸風聲日緊，袁政府委派人到學校裡來查房間，學校當局又一再申令，學生不得和亂黨往來，否則查出嚴懲。
我想着父親叮囑的話，實在再沒有法子保存這東西了，就悄悄地撿起籃子裡的信件，一卷又一卷地投在洋爐子裡燒毀。
燒了十幾回，洋鐵管子給紙灰塞住了，爐子就此燒不着，害得我們房間裡一冬天沒生火，苦了那七位同學。
剩下的一半，我半夜起來，投在井中，算滅了迹。
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
“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愧乎其言。
”我在這句話的前面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了。
三 自從“戊戌政變”和庚子八國聯軍入境之後，舉世滔滔，目光都集中到政治改革問題。
政治改革不出兩種：治本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推翻滿清，成立民國；治标的是康、梁的立憲，他們要維持滿清，縮小君主的權限。
革命派的機關報是《民報》，我們内地學生根本看不到，隻從立憲派反駁的言論裡知道一些他們的意見。
立憲派的機關報是梁任公先生先後主持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
其中以《新民叢報》的銷路為最旺，上海書坊又縮小做中箱本，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