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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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r）大夫說羅素先生情況“更壞了”，但是杜威夫人則說魯濱遜（Robinson）大夫不那麼悲觀。
到了四月十七日，他已無危險，五月三日已能接見訪問者。
同時倫敦報紙報導說羅素業已逝世。
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
”他的健康恢複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做過若幹次講演，并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我和楊韻卿戀愛日深，需要趕快解決我的老問題。
我舅父馮聃生和叔祖趙竹君做中間人，兩方同意男方給女方“教育費”兩千元。
我特别去到南方安排此事。
我到蘇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将我父母老早存在兩家當店的存款提出，并将我買的一些“自由公債”（LibertyBonds）換現，湊足“教育費”交與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約。
在滬甯鐵路上跑了多次，車上一個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
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
幾乎經過二十年後，我第一次可以說“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麼說過）。
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做我們喜歡做的事了，我們覺得該做的事太多了。
森仁醫院歇業後，轉給以前所有人的同學朱徵小姐，韻卿稱之為“湘姊”，更名為“繼仁醫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職業。
韻卿搬到箭杆胡同兩位英國小姐李伏西家中，在那裡我可以更私下會晤她。
像通常一樣，我把幾個熨鬥同時放在火中，結果都未燙完。
不過我卻寫好第二次通函&mdash&mdash或第一次綠函&mdash&mdash寄給我的朋友，因為封面、封底是用綠色的。
三月十九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給中國朋友，八十五封寄給非中國人。
那時我開始接觸到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的傑作《中國音韻學》（以後羅常培、李方桂和我，我們三人譯成中文）。
有關“國語統一委員會”的活動，商務印書館要我寫一本教科書，并制作一套國語留聲片；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翻譯《愛麗絲夢遊仙境》，這是我的處女作，由胡适命的書名，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出版。
我并不是盡在工作而沒有玩，韻卿和我到各處去玩。
四月十五日我們到靈光寺（譯者按：為西山八大處之一），在那裡我以文言為她作了一首詩。
另一次我們到南口遊明陵，騎在石駱駝上照了一張相。
最後我們在東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mdash&mdash小雅寶胡同四十九号（以前那個胡同叫作小啞巴胡同），一樓一底，房間極舒适，還有屋頂花園。
住的地方是有了，還有許多别的事須待處理。
我們到中央公園，自照了多張相片，決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張和我們結婚&mdash&mdash或無儀式結婚&mdash&mdash通知書一起寄給我們的親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
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
我的同班同學胡适勸我們至少用最低限度的辦法，找兩個證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才算合法。
下面是胡适回憶那晚寫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文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
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讨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
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小姐時常來往。
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Chunkuo，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塊吃晚飯。
城裡那一帶并沒有餐館或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
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的包起來。
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
那晚，我們四個人在精緻小巧住宅裡，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适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
茶後，元任取出他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将極感榮幸。
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
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在我們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我們說接到這項消息的時候，我們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标準時結了婚。
除了兩項例外，賀禮絕對不收。
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款給中國科學社。
到了通知書上定的結婚時間，我們其實是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報》以特号大字标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報道了我們的婚禮。
到了四月十七日，他已無危險，五月三日已能接見訪問者。
同時倫敦報紙報導說羅素業已逝世。
聽到這個消息，他說：“告訴他們，我的死訊太過誇大其詞。
”他的健康恢複得很好，在回英國前，還做過若幹次講演，并參加幾次盛大宴會。
我和楊韻卿戀愛日深，需要趕快解決我的老問題。
我舅父馮聃生和叔祖趙竹君做中間人，兩方同意男方給女方“教育費”兩千元。
我特别去到南方安排此事。
我到蘇州看大寄娘，在常州看阿姆娘；将我父母老早存在兩家當店的存款提出，并将我買的一些“自由公債”（LibertyBonds）換現，湊足“教育費”交與叔祖，正式解除了婚約。
在滬甯鐵路上跑了多次，車上一個泡茶侍者我竟遇到四次。
回到北京，我以自由之身去看我的女友。
幾乎經過二十年後，我第一次可以說“我是自己的了”（她以前也那麼說過）。
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做我們喜歡做的事了，我們覺得該做的事太多了。
森仁醫院歇業後，轉給以前所有人的同學朱徵小姐，韻卿稱之為“湘姊”，更名為“繼仁醫院”，李大夫在西山另就職業。
韻卿搬到箭杆胡同兩位英國小姐李伏西家中，在那裡我可以更私下會晤她。
像通常一樣，我把幾個熨鬥同時放在火中，結果都未燙完。
不過我卻寫好第二次通函&mdash&mdash或第一次綠函&mdash&mdash寄給我的朋友，因為封面、封底是用綠色的。
三月十九日，我寄出一六四封，七十九封寄給中國朋友，八十五封寄給非中國人。
那時我開始接觸到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的傑作《中國音韻學》（以後羅常培、李方桂和我，我們三人譯成中文）。
有關“國語統一委員會”的活動，商務印書館要我寫一本教科書，并制作一套國語留聲片；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翻譯《愛麗絲夢遊仙境》，這是我的處女作，由胡适命的書名，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出版。
我并不是盡在工作而沒有玩，韻卿和我到各處去玩。
四月十五日我們到靈光寺（譯者按：為西山八大處之一），在那裡我以文言為她作了一首詩。
另一次我們到南口遊明陵，騎在石駱駝上照了一張相。
最後我們在東城美好角落找到一所住宅&mdash&mdash小雅寶胡同四十九号（以前那個胡同叫作小啞巴胡同），一樓一底，房間極舒适，還有屋頂花園。
住的地方是有了，還有許多别的事須待處理。
我們到中央公園，自照了多張相片，決定以在格言亭拍的一張和我們結婚&mdash&mdash或無儀式結婚&mdash&mdash通知書一起寄給我們的親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
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之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
我的同班同學胡适勸我們至少用最低限度的辦法，找兩個證人簽字，貼四毛錢印花，才算合法。
下面是胡适回憶那晚寫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文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
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讨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
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小姐時常來往。
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Chunkuo，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塊吃晚飯。
城裡那一帶并沒有餐館或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
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的包起來。
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
那晚，我們四個人在精緻小巧住宅裡，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适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
茶後，元任取出他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将極感榮幸。
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
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在我們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我們說接到這項消息的時候，我們已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點鐘東經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标準時結了婚。
除了兩項例外，賀禮絕對不收。
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款給中國科學社。
到了通知書上定的結婚時間，我們其實是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第二天，《晨報》以特号大字标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報道了我們的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