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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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舅父也在那裡，我解除婚約須付兩千元代價的事，成為談話資料。
是合于邏輯呢還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學李貫中和楊步偉兩位女醫生，她們兩人在絨線胡同合開了一家“森仁醫院”。
她們以前學醫同學林貫虹早死，這三個人的姓，林、李、楊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隻存兩人，所以稱“仁”，這就是“森仁醫院”名稱的由來。
次日這兩位醫生請“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園吃飯，我是住在“五哥”家裡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請之列。
我在日記上說這兩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開通，楊大夫也有個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個婚約被她解除了。
全體人員飯後去到醫院，被招待吃法式西點和美國巧克力糖。
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則唱AnnieLaurie歌。
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華趕上八點鐘課，可是沒趕到，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鐘。
此後我幾乎每兩天去森仁醫院一次，到了九月廿五日我向兩位大夫告别說，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來，希望她們不要介意；可是當晚我又去了。
聽到外面出了車禍找醫生，我随着她們跑到大門，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
自那時以後，每年在你們知道是誰的生日，我便買一盆菊花。
我該南下迎接羅素了。
我先到漢口，由趙大夫介紹她兩位堂兄弟趙緣生和趙雨生招待我，他們陪我參觀漢陽鐵廠、黃鶴樓等處，黃鶴樓很讓我失望，被火焚毀之後，重修成方頂西式建築。
經過九江時，我短暫停留，紀錄當地的方言。
經過南京時，我不須紀錄南京的方言，我在一九〇七&mdash一九一〇，曾在那裡住過三年。
十月十三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号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
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惟看起來比我想象的更強壯、更高，儀态更優雅。
由于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結識他。
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
在歡迎會上，随同羅素來的豆拉·勃拉克女士（DoraBlack）也講了話。
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
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後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
在上海短暫停留後，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後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
在女子高等師範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并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将講詞播放于場外。
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
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首都，故帶官話語彙。
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裡學了一點湖南方言。
十月二十六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後，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
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同鄉吳稚晖。
在湘督譚延闿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
那晚月全食，羅素在講詞中特别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吓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
可是楊端六隻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裡在東北城（譯者按：以内城及當地習稱而言，應為東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
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
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
校長金邦正同意将我“借與”“講學社”一年，于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内。
十一月五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啟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二十世紀初，每個月我們都引領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範大學則在順治門（譯者按：又稱宣武門）外。
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
我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講演後的日記上寫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說明&hellip&hellip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聽
是合于邏輯呢還是偶然呢？那晚我遇到“五哥”和敦敏的在日本同學李貫中和楊步偉兩位女醫生，她們兩人在絨線胡同合開了一家“森仁醫院”。
她們以前學醫同學林貫虹早死，這三個人的姓，林、李、楊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隻存兩人，所以稱“仁”，這就是“森仁醫院”名稱的由來。
次日這兩位醫生請“五哥”和敦敏在中央公園吃飯，我是住在“五哥”家裡的客人，所以也在被請之列。
我在日記上說這兩位女主人百分之百的開通，楊大夫也有個家庭安排的未婚夫，那個婚約被她解除了。
全體人員飯後去到醫院，被招待吃法式西點和美國巧克力糖。
敦敏和五哥唱昆曲，我則唱AnnieLaurie歌。
第二天早晨我想回清華趕上八點鐘課，可是沒趕到，我的手表慢了一刻鐘。
此後我幾乎每兩天去森仁醫院一次，到了九月廿五日我向兩位大夫告别說，我恐怕太忙，如果我不能再來，希望她們不要介意；可是當晚我又去了。
聽到外面出了車禍找醫生，我随着她們跑到大門，匆忙中我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
自那時以後，每年在你們知道是誰的生日，我便買一盆菊花。
我該南下迎接羅素了。
我先到漢口，由趙大夫介紹她兩位堂兄弟趙緣生和趙雨生招待我，他們陪我參觀漢陽鐵廠、黃鶴樓等處，黃鶴樓很讓我失望，被火焚毀之後，重修成方頂西式建築。
經過九江時，我短暫停留，紀錄當地的方言。
經過南京時，我不須紀錄南京的方言，我在一九〇七&mdash一九一〇，曾在那裡住過三年。
十月十三日我看到“波謅”（Porthos）号輪船停泊在上海，料想羅素一定大駕已到。
我在日記上記載羅素極像我從照片及描述中所想的模樣，惟看起來比我想象的更強壯、更高，儀态更優雅。
由于我們在哈佛有共同朋友，所以我易于結識他。
當天在上海，次日在吳淞有盛大的宴會和歡迎會。
在歡迎會上，随同羅素來的豆拉·勃拉克女士（DoraBlack）也講了話。
歡迎詞以及羅素和勃拉克的答詞都由我翻譯，通常是講完一段翻譯一次。
我發覺客氣話極難翻，不過以後翻譯學術演講就比較容易，尤以事前我能看到講演大綱的時候為然。
在上海短暫停留後，我和羅素一行經杭州、南京、長沙，然後北上去北京，沿途趣事頗多。
在女子高等師範講演的時候，人們興趣濃厚，有一千五百人擠不進講堂，那個年頭并沒有有效的音響設備将講詞播放于場外。
我利用這種機會演習我的方言。
在杭州，有名的西湖便在城外，我以杭州方言翻譯羅素和勃拉克的講詞，杭州方言實際上是一種吳語，因曾為南宋首都，故帶官話語彙。
在我們去湖南長沙途中，在江永船上有楊端六，他是湖南贊助人之一，我從他那裡學了一點湖南方言。
十月二十六日晚，我翻譯了羅素的講演，講完後，一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你是哪縣人？”我學湖南話還不到一個星期，他以為我是湖南人，說不好官話，實際上我能說官話，而說不好湖南話。
次日有幾次集會和餐會，我得有機會晤見蔡元培（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和比我年長同鄉吳稚晖。
在湘督譚延闿請宴席上，我為譚翻譯，楊端六則為羅素翻譯。
那晚月全食，羅素在講詞中特别提到兩位古代天文家因未敲打盆鍋和放爆竹，吓走試圖吞下月亮的天狗，而被處決。
可是楊端六隻翻譯他說的客氣話，而未翻月食的事！ 回到北京，活動頻繁，講學社的蔣百裡在東北城（譯者按：以内城及當地習稱而言，應為東城）遂安伯胡同二号找到一所住宅，由我和羅素同住。
他和勃拉克小姐住在北上房，我睡在東廂房，書房則在西廂房。
在那個年頭，結婚前，青年男女見面都有悖傳統，而羅素先生和勃拉克小姐同宅而居竟未引起議論。
校長金邦正同意将我“借與”“講學社”一年，于是我便從清華搬進城内。
十一月五日進步黨領導人梁啟超先生來訪，那是我第一次會晤這位著名學者和大人物，在二十世紀初，每個月我們都引領盼望閱讀他所主編的《新民叢報》。
羅素在北京大學講演，通常是在三院，在師範大學則在順治門（譯者按：又稱宣武門）外。
第一次演講，約有一千五百人前來聽講。
我在十一月十日第二次講演後的日記上寫道：“我照着己意大加引申說明&hellip&hellip以譯員的身份講，比主講人講更有樂趣，因為譯員講後才引起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