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為羅素任翻譯及結婚
關燈
小
中
大
在留美十年之後，上一章結尾剛才對美國說一聲“再見”，可是我仍将第十一年在北京這一章包括在《在美十年》之中，這有幾項理由：第一，我從未覺得永遠離開美國，隻是名義上從康奈爾休假。
第二，我和楊步偉戀愛結婚之後，我們立即決定前去美國定居，所以那年不過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個插曲。
可是事情并不那麼簡單。
自我結婚生女之後，一家數口多次往返于歐、美、亞三大洲之間，成為洲際旅行的常客：一九二〇&mdash一九二一在中國；一九二一&mdash一九二四在美國；一九二四&mdash一九二五在歐洲；一九二五&mdash一九三二在中國；一九三二&mdash一九三三在美國；一九三二&mdash一九三八在中國；一九三八&mdash一九七三在美國（一九五九及一九六八曾到中國台灣）；一九七三年春在中國；一九七三至今在美國。
不過那是我們夫妻将要合寫的另一本書《雜記趙家》的主題，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稱所述說。
現在回到一九二〇&mdash一九二一年。
自舊金山到上海這段海程，于七月廿四日上船，八月十七日到達，一共是二十五天&mdash&mdash不對，我八月五日的日記說：“沒有八月五日”，那天我們通過一百八十度子午線國際日線。
我們還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點。
七月廿九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間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那種景象。
經過火奴魯魯時，我像觀光客一樣參觀懸崖及水族館，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鐘（M.F.Chung）。
我和駕駛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準我掌舵幾分鐘。
奇怪之極，輪船居然達到目的地。
經過日本時候，輪船停泊橫濱，我甚至有時間到東京參觀東京大學。
然後我緻電上海青年會“請于星期三為趙元任保留一房間”。
到了上海以後，我去拜訪好幾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維、晏陽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
那時正是中國科學社在南京開年度會議的時候，所以我匆忙趕去南京，自該社遷到中國後，我第一次出席年會。
我會晤到當時的會長任鴻隽、編輯楊铨、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國結識的許多其他朋友。
那時離學校開學還太早，我回到家鄉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話“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談論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約的事。
幾乎每次我經過常州，我都要去天甯寺和清涼寺，并拜訪清涼寺的方丈靜波。
然後我再去蘇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媽大寄娘，一九〇五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
我仍然能夠流利說常州話和蘇州話，覺得毫不拘束。
八月十九日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從胡敦複、胡明複及胡适處聽說，梁啟超、張東荪等人領導的進步黨要我為羅素做翻譯，羅素即将來中國做學術講演。
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訴我不可讓他們把我僅僅當作譯員看待。
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時也歡迎有此機會會晤這位學者并為他任譯員，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
因而我在清華任教的事便發生了變化，我在北京城的時間倒比在清華園的時間多（譯者按：清華大學在北平西直門外，距市中心約一小時車程）。
惟在羅素來到之前，我還有時間北上在清華教書。
我在清華西偏院的西南角，稱為學務處的建築，找到一間房間。
後來有人告訴我，那間房間是個幸運房間，任何單身漢住在那裡，不久便會結婚&mdash&mdash我也不例外。
最初我本定教代數和英文，以後教務長趙國材要我改教中國史和哲學，最後決定教心理學和物理。
可是我還沒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羅素。
為了請羅素來中國講學，特别組織了一個“講學社”，由蔣百裡和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借”我為羅素做翻譯。
蔣氏咨詢的著名學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陽等人。
我請我的朋友王赓在我離開清華期間，用我的講義大綱，代我授課。
在我開始為羅素翻譯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傷腦筋、費時間，比為羅素翻譯要麻煩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陰女孩陳儀莊（譯音）的未婚夫，這個女孩我從未見過，是我家在我雙親逝世後為我訂的親。
九月十八日整個下午我在“國語統一委員會”開會，會後太晚了不能回清華，城門業已關閉。
因此我去到龐家，表哥龐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兒子，他太太織文，我稱為“五哥”，是我舅父馮聃生的女兒。
那晚他們有個頗為盛大的聚會，大多數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員和留日學醫同學。
聃
第二，我和楊步偉戀愛結婚之後，我們立即決定前去美國定居，所以那年不過是我旅美年代中的一個插曲。
可是事情并不那麼簡單。
自我結婚生女之後，一家數口多次往返于歐、美、亞三大洲之間，成為洲際旅行的常客：一九二〇&mdash一九二一在中國；一九二一&mdash一九二四在美國；一九二四&mdash一九二五在歐洲；一九二五&mdash一九三二在中國；一九三二&mdash一九三三在美國；一九三二&mdash一九三八在中國；一九三八&mdash一九七三在美國（一九五九及一九六八曾到中國台灣）；一九七三年春在中國；一九七三至今在美國。
不過那是我們夫妻将要合寫的另一本書《雜記趙家》的主題，而由我太太以第一人稱所述說。
現在回到一九二〇&mdash一九二一年。
自舊金山到上海這段海程，于七月廿四日上船，八月十七日到達，一共是二十五天&mdash&mdash不對，我八月五日的日記說：“沒有八月五日”，那天我們通過一百八十度子午線國際日線。
我們還是在船上二十四天多一點。
七月廿九日早晨我看到彩虹，晚間又看到月光反射的彩虹，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那種景象。
經過火奴魯魯時，我像觀光客一樣參觀懸崖及水族館，也看到我哈佛的朋友鐘（M.F.Chung）。
我和駕駛亨利（Henry）先生交上朋友，他準我掌舵幾分鐘。
奇怪之極，輪船居然達到目的地。
經過日本時候，輪船停泊橫濱，我甚至有時間到東京參觀東京大學。
然後我緻電上海青年會“請于星期三為趙元任保留一房間”。
到了上海以後，我去拜訪好幾位老朋友，其中有俞大維、晏陽初，我女友的未婚夫胡宣明等人。
那時正是中國科學社在南京開年度會議的時候，所以我匆忙趕去南京，自該社遷到中國後，我第一次出席年會。
我會晤到當時的會長任鴻隽、編輯楊铨、三位胡先生，以及我在美國結識的許多其他朋友。
那時離學校開學還太早，我回到家鄉常州看阿姆娘（常州話“伯母”），阿姆娘娘家姓左，談論往事以及我解除婚約的事。
幾乎每次我經過常州，我都要去天甯寺和清涼寺，并拜訪清涼寺的方丈靜波。
然後我再去蘇州拜候我外婆和姨媽大寄娘，一九〇五年我曾在她家住過一年。
我仍然能夠流利說常州話和蘇州話，覺得毫不拘束。
八月十九日我在南京的時候，我從胡敦複、胡明複及胡适處聽說，梁啟超、張東荪等人領導的進步黨要我為羅素做翻譯，羅素即将來中國做學術講演。
三位胡先生警告我不要被該黨利用提高其聲望，以達成其政治目标，并告訴我不可讓他們把我僅僅當作譯員看待。
我同意小心将事，同時也歡迎有此機會會晤這位學者并為他任譯員，他的著作對我在哈佛的工作具有極大影響。
因而我在清華任教的事便發生了變化，我在北京城的時間倒比在清華園的時間多（譯者按：清華大學在北平西直門外，距市中心約一小時車程）。
惟在羅素來到之前，我還有時間北上在清華教書。
我在清華西偏院的西南角，稱為學務處的建築，找到一間房間。
後來有人告訴我，那間房間是個幸運房間，任何單身漢住在那裡，不久便會結婚&mdash&mdash我也不例外。
最初我本定教代數和英文，以後教務長趙國材要我改教中國史和哲學，最後決定教心理學和物理。
可是我還沒有教多少天，就得南下去接羅素。
為了請羅素來中國講學，特别組織了一個“講學社”，由蔣百裡和清華校長金邦正交涉“借”我為羅素做翻譯。
蔣氏咨詢的著名學者有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陽等人。
我請我的朋友王赓在我離開清華期間，用我的講義大綱，代我授課。
在我開始為羅素翻譯那年之前，有件事情使我傷腦筋、費時間，比為羅素翻譯要麻煩得多，那就是我是江陰女孩陳儀莊（譯音）的未婚夫，這個女孩我從未見過，是我家在我雙親逝世後為我訂的親。
九月十八日整個下午我在“國語統一委員會”開會，會後太晚了不能回清華，城門業已關閉。
因此我去到龐家，表哥龐敦敏是我大寄娘的兒子，他太太織文，我稱為“五哥”，是我舅父馮聃生的女兒。
那晚他們有個頗為盛大的聚會，大多數客人是中央防疫局人員和留日學醫同學。
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