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康奈爾教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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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康奈爾一共住過三次：第一次從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五做學生；第二次做物理教師；以後在一九六九年做客座講師，主講兩種以上課業混合問題。
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離開柏克萊到伊薩卡绮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Ave.）三一八号一家舒适的寄宿舍，比我做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号更近于校園。
我來得早，得以參加六月二十日康奈爾五十周年校慶。
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内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ileyHall）舉行。
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西邊康奈爾銅像的揭幕。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
不久，不帶草稿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
我還教大二學生物理十四号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号試驗。
我和同僚葛蘭載（GuyE.Grantham）一同試驗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
重要的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
雖然我通常對于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mdash&mdash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綽号&mdash&mdash仍然使我受了愚弄。
有一天，我于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我去到體育館做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一人！然而我确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
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适時到達伊薩卡，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
時至今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C.Murdock）、崔沃、歐文思（P.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von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
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Lane）。
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于任何課程相比，并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EducationofHenry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時間機器》（TheTimeMachine）及《世界戰争》（WaroftheWorlds）；皮爾遜（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Grammarof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愛倫（Ellen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andMarriage）；黎果克（Stephen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Lapses）；侯京著的《人類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MeaningofGodinHuman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統派》（TheNewOrthodoxy）；艾登内（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le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MenLiveBy）。
對于弗洛伊德所著《隽智與不自覺》（Witandthe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弗洛伊德了解隽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
在第二次停留期間，不論在工作上及和朋友交往上，我都覺得生活饒有平和及興趣。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離開柏克萊到伊薩卡绮色佳之後不久，便安頓在布來恩道（BryantAve.）三一八号一家舒适的寄宿舍，比我做學生時候住的林登道一二七号更近于校園。
我來得早，得以參加六月二十日康奈爾五十周年校慶。
在龐大武庫館（Armory）内有幾千賓客用餐，在席上，不可能聽到人們演說，那時的音響設備不似以後那樣有效，集會不得不移到貝萊堂（BaileyHall）舉行。
慶祝活動還包括在方院西邊康奈爾銅像的揭幕。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日，我第一次上堂講課，講的是電磁現象，未帶草稿。
不久，不帶草稿講課便成了我的一種習慣，然而我承認帶草稿我可以講得更好一點。
我還教大二學生物理十四号試驗和高深的物理廿五号試驗。
我和同僚葛蘭載（GuyE.Grantham）一同試驗無線電話，我們使用幾百碼電線，以便能從洛克菲勒館三樓和二樓通話。
重要的當然是其中的原理，要是你能從一層樓通話到另一層樓，你同樣可以從一洲通話到另一洲。
雖然我通常對于我的職責小心謹慎，可是我心不在焉的習性&mdash&mdash我在大二時候因此得了“教授”的綽号&mdash&mdash仍然使我受了愚弄。
有一天，我于十一點鐘走出物理大樓，一些我的學生正在走進，他們問我：“趙博士，你不來上課嗎？”我說：“當然要來上課！”我去到體育館做了一小時的運動，回到物理大樓準備上我以為十二點鐘課時，課室空無一人！然而我确實聲明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我是守時的。
有一次，約會我的女友周淑安遊覽紐約市後，我趕乘夜車适時到達伊薩卡，在洛克菲勒館上早晨八點鐘的課。
時至今日，人們仍可在物理大樓走廊上看到所有以前教師的名單。
為了我自己的興趣，我旁聽了畢德威（CharlesC.Bidwell）、莫道克（CarletonC.Murdock）、崔沃、歐文思（P.W.Owens）和墨瑞特等教授的課，甚至安琴（O.D.vonEngeln）教授的地質學課程，我也去聽。
歐文思教授的住址，我記得很清楚，是在西布恩巷（WestbourneLane），而我寫信給他總寫“好沃恩巷”（BestwornLane）。
這次我集中心力教物理，和以前集中于任何課程相比，并未好多少；我看的書籍有《亨利·亞當斯的教育》（TheEducationofHenryAdams）；維爾斯（H.G.Wells）著的《時間機器》（TheTimeMachine）及《世界戰争》（WaroftheWorlds）；皮爾遜（Pearson）著的《科學綱要》（TheGrammarofScience）；巴斯德（Pasteur）著的《生命》（Life）；基愛倫（EllenKey）著的《愛情與結婚》（LoveandMarriage）；黎果克（StephenLeacock）著的《學問失誤》（LiteraryLapses）；侯京著的《人類經驗中上帝之意義》（TheMeaningofGodinHumanExperience）；艾密斯（Ames）著的《新正統派》（TheNewOrthodoxy）；艾登内（Adeney）著的《聖經批判》（BibleCriticism）以及卡波特（Cabot）著的《人以何維生》（WhatMenLiveBy）。
對于弗洛伊德所著《隽智與不自覺》（WitandtheUnconscious）我有這樣的記述：“弗洛伊德了解隽智，可是他自己卻粗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