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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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Philpott）小姐，友誼保持多年。
開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裡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
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
那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系。
到了十二月，我因“鼻梁歪斜”又在醫療院開刀。
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劑，我隻數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日記）。
可是我出院之後隻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醫療院再開一次刀。
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複正常。
盡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
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伊薩卡散步那樣陡峭。
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Bridge）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
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别的朋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
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學者冷繪（Victor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然時常見到他。
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夥，常開衛挺生的玩笑，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
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Wiener）當時也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
後來由于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
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
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
其他我約會的女孩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
王瑞娴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s）的同學。
她嫁給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
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
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
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
有一次，鄧賴蔔（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丢掉毛線球，因而拉着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
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伏拉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NewWorldSymphony）改作之曲］，離開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并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一九一〇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
并非在感情上我并無準備，我早年已對侬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
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
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
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
這一定是一九〇四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并未談及此事。
（譯者按：著者父母于一九〇四年逝世。
）我心向革命，去美後并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左右，我決定采取行動退婚。
幾年（譯者按：原文如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
到了五月十日他才複我信，用語含糊不定。
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
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華克研究獎學金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開哈佛。
人們旅行國外，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于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後到加州。
動身之前，我着實漫遊一番。
開刀結果，那年夏季中國學生會議，我便未得一英裡競走冠軍，以後再未獲勝。
一九一七年二月，我在床上嘔吐不止，有一段短時期幾乎人事不知，不得不在學校醫療院住幾天。
那年稍後，我的老毛病心跳病又犯，但貝萊（Bailey）醫生說沒有關系。
到了十二月，我因“鼻梁歪斜”又在醫療院開刀。
這次他們使用氧化氮和以太混合劑，我隻數到“二十三”便失去知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日記）。
可是我出院之後隻有三天，鼻子又塞住不通，被送到眼、耳、鼻醫療院再開一次刀。
我在那裡住了三個星期，一切才恢複正常。
盡管我的健康情形好壞不一，我總是頗為活躍，這一定對我有好處。
我繼續長途散步，惟不似在丘陵起伏的伊薩卡散步那樣陡峭。
有一次我走過劍橋橋（鹽震橋）（Salt-ShakersBridge）到東波士頓，回頭經哈佛橋到哈佛廣場，共費四小時。
那些年我也騎腳踏車，不過我仍覺得走路是更好的運動。
我提到過許多教授和教授朋友的姓名，惟除了“科學社”同事外，還未談及别的朋友，“科學社”同事多數來自康奈爾。
我在哈佛比在康奈爾交了更多的美國朋友。
有一位狄謀思（RaphaelDe-mos）和我同系，另一位是物理學者冷繪（VictorLenzen），有幾門課和我同班，現在我在柏克萊仍然時常見到他。
我們在牛津街狐狸圃（Foxcroft）餐廳一同搭夥，常開衛挺生的玩笑，稱他為“頂衛生”，因為他極講究食品衛生。
青年才俊魏納（NorbertWiener）當時也在哈佛，可是我對其父寮·魏納（LeoWiener）所知較多，因為他對語言學頗為關切。
後來由于小魏納訪問中國和我二次到哈佛，我對他所知增多。
我也擴展所學，多次會晤衛斯理大學的謝費德（A.D.Sheffield）教授，在中國和他談論很多語言問題。
除了貝夫一家女孩外，我還沒有提到其他女朋友。
在哈佛［即芮德克理夫（Radcliffe）和衛斯理（Wellesley）］，我确有比在康奈爾時更多的女朋友。
其他我約會的女孩有韓美英，她是最漂亮的女孩之一。
王瑞娴是我的音樂朋友，她在波士頓音樂院主修鋼琴，那時我當然不曉得她是我未來太太在上海中西女塾（McTyeire's）的同學。
她嫁給康奈爾我的同學董（J.C.S.Tung），生了四個孩子，都成為有成就的音樂家，兩個女兒在音樂會上任鋼琴手，兩個兒子在賓州交響樂團任指揮。
另外一位女友名叫李（MableLee），以她的年齡來說，具有極成熟的性格。
有一次，我演說比賽榜上無名，她逐句分析我的講詞，使我心裡好過而不覺難受。
我常見到一個女孩子叫牛惠珠，是我哈佛醫學朋友牛惠生的姊姊（或妹妹）。
有一次，鄧賴蔔（Dunlap）博士請我們兩個吃晚飯，她帶了一件半織好的毛衣，沒注意到我丢掉毛線球，因而拉着毛線走過芮德克理夫校園，約走了三十碼，才發覺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哈佛的後期，最常見的女孩是周淑安，她兄弟辨明我也常見，因為我們兩個人對語言頗有同好。
我常和安娜（周淑安之英名）散步，合彈鋼琴二人合奏曲［如拉哥（Largo）從德伏拉克的新世界交響樂（Dvorak'sNewWorldSymphony）改作之曲］，離開她的時候，給她寫長信。
我雖然常和女孩約會并和女朋友玩樂，可是我從未對任何一位認真發生興趣，也許安娜除外，不過她已和我的一九一〇年清華同班同學胡宣明訂婚，我不敢更深一步進行。
并非在感情上我并無準備，我早年已對侬姑發生愛慕之情，甚至對男朋友，如在常州溪山學校的李宗棠（譯音）及在哈佛的胡正修，頗為親近。
某次，正修發覺我對他太好，而要了結這種無聊舉動。
整個說來，我對感情之事頗不願牽涉在内，我想主要理由是我家已為我正式訂親，我還未能解除婚約。
早先在常州的時候，我的家人為我和遠親陳儀莊（譯音）訂婚，當然未經我同意。
這一定是一九〇四年以後的事，因為我的父母并未談及此事。
（譯者按：著者父母于一九〇四年逝世。
）我心向革命，去美後并不太在乎此事，惟總覺得是一種精神負擔。
一九一六年一月十日左右，我決定采取行動退婚。
幾年（譯者按：原文如此，似應為“幾天”）之後，我費時兩個多小時寫信給我的舅舅馮聃生，想解決這個問題。
我在日記上寫道：我從倫理觀點衡量此問題，此問題亦在倫理上衡量我。
到了五月十日他才複我信，用語含糊不定。
以後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我寫信給在上海的遠房叔祖趙竹君，他具自由思想，對我頗為同情，且亦公正。
惟在三年之後方始解約，因而我可以結婚。
在獲得喬治與馬莎·德貝獎學金、席爾斯獎學金、華克研究獎學金和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之後，我又獲得一項超博士旅行研究獎學金，離開哈佛。
人們旅行國外，通常靠這種獎學金，惟我深恐戰後的歐洲過于混亂，決定在美國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後到加州。
動身之前，我着實漫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