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風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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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mdash一九一九這個學年是我記憶中最不安定也最動搖的年份之一。
我不曉得做什麼、到哪裡去，不論是就地理、國别而言，抑或就學術及感情而言，不錯，我獲得哈佛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就該從事研究哲學，可是我卻浪迹天涯而不做有計劃的旅行。
過去的一兩年，我一直在做我所謂的“沉思小遊”。
不是盤腿打坐如僧人狀，而是在街道上、沿着河邊等處行走，讓我的思想漫遊，很少停下來記錄。
這樣做頗能使身心松弛，有時甚至産生好的效果。
這次，我開始長途漫遊。
我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頭，從劍橋西行，遠到皮茨菲爾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極便宜的房間。
有時，我搭乘城市與城市間的電車，如到布拉克頓（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
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門口按鈴，問應門的女主人：“你有面包和牛奶&lsquo胡佛化&rsquo一個徒步旅行的人嗎？”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進去給我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還有一個蘋果，讓我大嚼一頓。
在那些因作戰而物資貧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Hoover後任美國總統）的勸告，節約消費。
我吃完之後，要付她錢。
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後接受一枚兩角五分輔币，讓我“覺得好過一點”，她說：“這裡沒有流浪漢，你也不像是。
”（譯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漢之英文均為tramp。
）這次漫遊最吃力也最冒險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勞克山（MountGreylock），爬得我極為疲倦，因而我決定最好乘火車返回劍橋。
在旅途中我發現人們告訴你什麼事，大多信口而出，并非十分正确的。
他們說：“你不會找不到的。
”其實，意為極容易找不到。
他們告訴你還有一英裡，其實，意為約二英裡。
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們并未注意到我是外國人，也不管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課外活動之前，我沒有離開劍橋。
楊铨返回中國出任上海《科學》月刊總編輯，交給我任下年在美編輯事務。
八月廿一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後，“終于”離開劍橋，于九月二十日到達芝加哥，沿途在幾處短時停留。
我乘船經過科德角，到西方電氣公司拜訪RobertW.King。
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頓的《十七》演出。
然後我搭哈德遜海灣輪船（HudsonBay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異公司看達維。
我回到伊薩卡參加“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學社”的聯合會議，在會上，中國教育部長範源廉和我的老師齊萊教授都講了話。
其後到錫拉丘茲（Syracuse）參加中國學生會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會上發表講演，會後返回伊薩卡，我甚至還有時間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學跳華爾茲舞。
這一切都發生在九月十九日我真的“終于”坐火車去芝加哥之前的四個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經覺到芝加哥誠如其聲名，是個風城。
我在“中途”（Midway，譯者按：在芝加哥郊區，飛機場附近）走了好久，終于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賽道（DrexelAve.）五七三六号，每月租金十二元。
我從劍橋運來行李太多，難于找到地方存放。
九月二十八日，四個大箱子運到，計一架鋼琴、一個大旅行箱、一個大箱子内裝鋼琴坐凳、《大英百科全書》一套、一個文件櫥、一個文件複印箱以及腳踏車零件&mdash&mdash東西太多，以至女房東紀圖太太要求增加租金。
我将腳踏車零件集合起來，還沒有怎麼騎，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對個人關系卻頗為滿意。
我到達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兩江學堂的同學丁（TingSupao）。
我也晤見孫國封和葉企孫。
（丁、葉兩人一九七三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
）大學當局待我如“大學的客人”，熱忱為我安排研究處所，給我圖書館及需要時試驗室設備。
我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上這樣寫穆爾（E.H.Moore）教授：“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
”關于安格爾（JamesR.Angell）教授，我是這樣寫的：“他極為忙碌，但卻極易接近。
” 我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ofScience），可是我舉棋不定，不知道着
我不曉得做什麼、到哪裡去，不論是就地理、國别而言，抑或就學術及感情而言，不錯，我獲得哈佛謝爾登旅行研究獎學金，就該從事研究哲學，可是我卻浪迹天涯而不做有計劃的旅行。
過去的一兩年，我一直在做我所謂的“沉思小遊”。
不是盤腿打坐如僧人狀，而是在街道上、沿着河邊等處行走，讓我的思想漫遊，很少停下來記錄。
這樣做頗能使身心松弛，有時甚至産生好的效果。
這次，我開始長途漫遊。
我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頭，從劍橋西行，遠到皮茨菲爾德（Pittsfield），途中停留在極便宜的房間。
有時，我搭乘城市與城市間的電車，如到布拉克頓（Brockton）、普利茅斯（Plymouth）及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
有一次，我想是在南塔克特（Nantucket）附近，我走到一家門口按鈴，問應門的女主人：“你有面包和牛奶&lsquo胡佛化&rsquo一個徒步旅行的人嗎？”她上下打量我一番，走進去給我一個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還有一個蘋果，讓我大嚼一頓。
在那些因作戰而物資貧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HerbertHoover後任美國總統）的勸告，節約消費。
我吃完之後，要付她錢。
她起初不要我付，最後接受一枚兩角五分輔币，讓我“覺得好過一點”，她說：“這裡沒有流浪漢，你也不像是。
”（譯者按：徒步旅行人和流浪漢之英文均為tramp。
）這次漫遊最吃力也最冒險的一件事，是爬上葛雷勞克山（MountGreylock），爬得我極為疲倦，因而我決定最好乘火車返回劍橋。
在旅途中我發現人們告訴你什麼事，大多信口而出，并非十分正确的。
他們說：“你不會找不到的。
”其實，意為極容易找不到。
他們告訴你還有一英裡，其實，意為約二英裡。
另外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是他們并未注意到我是外國人，也不管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那時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距離珍珠港事變還有一些年。
在另一回合課外活動之前，我沒有離開劍橋。
楊铨返回中國出任上海《科學》月刊總編輯，交給我任下年在美編輯事務。
八月廿一日，我在居留三年之後，“終于”離開劍橋，于九月二十日到達芝加哥，沿途在幾處短時停留。
我乘船經過科德角，到西方電氣公司拜訪RobertW.King。
我和卡甫一同去看塔京頓的《十七》演出。
然後我搭哈德遜海灣輪船（HudsonBayLine）去程奈塔代，到奇異公司看達維。
我回到伊薩卡參加“科學社”和“中國工程學社”的聯合會議，在會上，中國教育部長範源廉和我的老師齊萊教授都講了話。
其後到錫拉丘茲（Syracuse）參加中國學生會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會上發表講演，會後返回伊薩卡，我甚至還有時間跟周安娜和她弟弟（或哥哥）周辨明學跳華爾茲舞。
這一切都發生在九月十九日我真的“終于”坐火車去芝加哥之前的四個星期。
甚至在初秋，我已經覺到芝加哥誠如其聲名，是個風城。
我在“中途”（Midway，譯者按：在芝加哥郊區，飛機場附近）走了好久，終于找到一家有房屋出租，在追可賽道（DrexelAve.）五七三六号，每月租金十二元。
我從劍橋運來行李太多，難于找到地方存放。
九月二十八日，四個大箱子運到，計一架鋼琴、一個大旅行箱、一個大箱子内裝鋼琴坐凳、《大英百科全書》一套、一個文件櫥、一個文件複印箱以及腳踏車零件&mdash&mdash東西太多，以至女房東紀圖太太要求增加租金。
我将腳踏車零件集合起來，還沒有怎麼騎，第二天便被人偷走。
但我對個人關系卻頗為滿意。
我到達那天便看到我的南京兩江學堂的同學丁（TingSupao）。
我也晤見孫國封和葉企孫。
（丁、葉兩人一九七三年我到北京都有幸遇到。
）大學當局待我如“大學的客人”，熱忱為我安排研究處所，給我圖書館及需要時試驗室設備。
我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上這樣寫穆爾（E.H.Moore）教授：“在我記憶中，還未遇到一位更好的教授。
”關于安格爾（JamesR.Angell）教授，我是這樣寫的：“他極為忙碌，但卻極易接近。
” 我以謝爾登旅行研究員的身份，主要的工作本來應該研究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ofScience），可是我舉棋不定，不知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