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佛研究院
關燈
小
中
大
現在回顧一下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在哈佛這三年，似乎隻是繼續沉醉于研讀哲學，獲得學位。
這種平鋪直叙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
但翻閱那幾年的日記，我發現在我做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
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複也來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PerkinsHall）七十七号房，後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特館（ConantHall）。
明複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
在牛津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家夥需要理發！”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号“教授”。
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還猶豫不決。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寫道：“今日餘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
”羅素、裴瑞（RalphBartonPerry）和羅伊斯（Josiah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
第二年中期，我才開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aStudyin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别，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别，品類上的區别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别等等。
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并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
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協佛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回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
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讨論會（seminars），在讨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
我在羅伊斯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學研讨會極為動聽。
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于領會。
羅伊斯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壯年物故，無從遞補。
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Maxwell）所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羅伊斯加以注解。
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于一九三八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
裴瑞和侯爾特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
英籍教授侯恩雷見解不褊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劍橋（一九二一&mdash一九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
我在上文提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協佛，他以發明斜線“/”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
惟我以及多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内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ofMath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修一些。
孟德伯（Hugo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
韓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隻有我一個學生。
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Library）内沙頓的小書房。
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着。
我并未選修亨廷頓教授的課，但征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
他鼓勵我在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ChineseStarMapTwoCenturies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衆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Shingming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一九一七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
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然簡（Charles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
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的同事
這種平鋪直叙的生活有少數幾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區旅行而被打斷。
但翻閱那幾年的日記，我發現在我做學生的最後年代，還有許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個人住在哈佛廣場教堂街與麻州道交叉點的“學院寄宿舍”。
一年後，在康奈爾和我住同房間的胡明複也來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館（PerkinsHall）七十七号房，後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後又搬到波京斯館正對面的柯恩特館（ConantHall）。
明複返回中國後，我和他的遠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
在牛津街，在我身後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個家夥需要理發！”在街頭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爾第二年，我便得了一個外号“教授”。
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還猶豫不決。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寫道：“今日餘已二十四歲，仍然猶豫不決。
”羅素、裴瑞（RalphBartonPerry）和羅伊斯（Josiah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
第二年中期，我才開始想到博士論文的題目，最後決定的題目是“連續：方法論之研究”（Continuity：aStudyinMethodology），在論文中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何時算是程度上的區别，何時算是品類上的區别，品類上的區别能否減低成為程度上的區别等等。
這項撰寫論文的工作并未對我猶豫不決的習慣有任何助益。
我的畢業論文是在協佛教授指導之下寫成的，在我通過最後考試之後，主持考試的侯京（WilliamE.Hocking）教授問我撰寫論文是否影響我的個性，我回答說在那方面對我毫無幫助。
讓我回轉頭來談一談那三年我讀書的日常事務。
我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多數是讨論會（seminars），在讨論會上，在我最後決定我的論文題目之前，我宣讀各式各樣的文章，諸如《法律可改變嗎？》和一篇因果律的文章等等。
我在羅伊斯教授指導之下從事研究，他主持的形而上學研讨會極為動聽。
他介紹我閱讀皮爾斯（C.S.Peirce）的著作，其豐富而有餘韻的“邏輯”饒有趣味，但難于領會。
羅伊斯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四日壯年物故，無從遞補。
在他遺言贈送的書籍中，我獲得一部麥格斯威爾（ClarkMaxwell）所著上下兩冊《電氣與磁學》，由羅伊斯加以注解。
對日抗戰期間，我從南京流亡于一九三八年到雲南攜帶少數幾本書，這書是其中之一，現在仍擺在我的書架上。
裴瑞和侯爾特兩位教授幾乎轉變我成為實體論（realism）的信徒，雖然侯京教授是個唯心論者（idealist），在哲學方面以及私人方面，對我影響極大。
英籍教授侯恩雷見解不褊狹，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并未受教于伍德斯教授，惟我第二次到劍橋（一九二一&mdash一九二四）發起哈佛教學中文，他是最重要的推動人物。
我在上文提過，我的論文指導教授是協佛，他以發明斜線“/”而聞名，斜線的意思是“既不又不”，單從這項發明，整個形式邏輯學便可建立，還有整個數學，如懷特海（Whitehead）和羅素所做過的，他們的傑作當然是《數學原理》（PrincipiaMathematica）。
惟我以及多數學生覺得在數學和哲學内外，其先驅，羅素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lesofMathematics）遠較可讀。
我不能決定究竟選修心理學還是科學史作為我的副修課程，所以這兩種課程我都選修一些。
孟德伯（HugoMünsterberg）教授是一位有聲有色的生動講師，惟我覺得在藍格菲（H.S.Langfeld）教授教導下，我學得較多，藍太太也教我彈鋼琴。
韓德森（L.J.Henderson）教授和沙頓（GeorgeSarton）教我科學史，那時科學史還是一門新課程，沙頓教的兩門課，班上隻有我一個學生。
上課地點是魏德納圖書館（WidenerLibrary）内沙頓的小書房。
我決定不了我該不該點頭或說是，或像班上任何學生那樣，靜靜地坐着。
我并未選修亨廷頓教授的課，但征詢他對我的論文和課外活動的意見。
他鼓勵我在圖書館涉獵，被我找到芮格（Wm.F.Rigg）寫的一篇文章：《兩世紀前的中國星圖》（AChineseStarMapTwoCenturiesOld，刊在一九一六年一月的《大衆天文學》），以及史雷格（GustavSchlegel）一八七五年所著《中國天體學》一書中大批資料，我據以寫了一篇文章《中西星名圖稿》（Jong-ShiShingmingTwukao）在上海《科學》第三卷（一九一七年）發表，費了我兩個月一百三十小時才寫完。
我繼續對語言學發生興趣，選修了葛然簡（CharlesH.Grandgent）教授的“言語學入門”。
在哈佛的最後一年，我第一次會到以“基本英語”聞名的理查斯（IvorA.Richards），以後在清華大學，他成為我的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