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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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常見面。
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一九三四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
基本英語便是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
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Keller）講演。
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
三十年後，我卻很容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驗室任顧問。
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形态，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
我繼續研究中國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并學習方言。
一位朋友張雲（Chang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來下，來下！ 人家娃，在書房讀書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說起，是他二爸呢。
說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譯者注：發音略）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着他玩。
張雲業已去世，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
在康奈爾我學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學會看仙後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
我買了一架望遠鏡，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
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及加洛爾的《獵怪獸》。
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課程，如個人效率課。
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
我不大去聽公開講演，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Crothers）在正對着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
我喜歡聽他講，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于雄辯的演說家。
我繼續在哲學會社、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
我作的獨幕喜劇《挂号信》在會議中上演不隻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
最費時的課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志，該雜志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入哈佛（《科學》雜志社最後遷回中國）。
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借口隻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繼續做我喜歡做的事，不管是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
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
在《科學》雜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譜。
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Quartet）、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及侯夫曼。
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可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
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
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在或許仍然如此。
福朗查雷四重奏演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
”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多。
我倒蠻喜歡看《查禮的姑母》，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銀島》，我覺得“史蒂文森（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日記）。
還好，我閱讀卡羅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将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一九二二年《愛麗絲夢遊仙境》，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愛麗絲境中奇遇記》），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台或銀幕。
截至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時确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向征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
以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慶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
一九一六年我在波士頓高蔔醫院（Copp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于七月廿一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曆。
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
由于我住院開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
後來我對基本英語興趣濃厚，寫了一本基本英語教科書，且試以非美國口音灌了一套錄音片（一九三四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附錄音片）。
基本英語便是理查斯和歐格登（C.K.Ogden）共同發明的。
那幾年我有一次有趣的語言經驗，即傾聽聾盲天才海倫·凱勒（HelenKeller）講演。
通常她先用手語和譯員講話，再由譯員說出她要說的話，可是那次她自己高聲講出，惟我頗難聽懂她的話。
三十年後，我卻很容易和貝爾電話公司試驗室的聾子音響學者布魯姆（EdgerBloom）交談，當時我在貝爾試驗室任顧問。
他們業已發明了光譜圖，顯示出話語各種頻率因素的相關強度，以便初學者能看到他發音的形态，而對自己的發音和他要仿學的聲音加以比較。
我繼續研究中國方言，有很多機會從哈佛到麻省理工學院中國朋友聽到并學習方言。
一位朋友張雲（ChangYun）是陝西西安人，他教我的一段話是這樣的： 來下，來下！ 人家娃，在書房讀書呢。
咱的娃，拿勺勺要水呢。
不說起，是他二爸呢。
說起他娘可不行。
去下，去下，叫娃要去要去！ （譯者注：發音略） 最怪的是“書”字，中國大部地區讀為shu，他則讀為fu，我們都學着他玩。
張雲業已去世，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我上次旅行時曾拜訪他，我仍然記得而且背誦出他的腔調，他頗引以為樂。
雖然要準備考試、撰報告、寫論文，我仍有時間參加許多課外活動。
在康奈爾我學過天文學一門課程，我繼續研究星球，一九一六年六月我學會看仙後星座的位置來判定時間。
我買了一架望遠鏡，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八日，當射手座消失在月亮的黑暗面之際，我能看到它的月掩（Occultation）。
在課外閱讀方面，我極欣賞懷特的《自傳》、班奈特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戴莫根的《奇人的預算》及加洛爾的《獵怪獸》。
我也選修更多的函授課程，如個人效率課。
我對效率本身比自己增加效率更有興趣。
我不大去聽公開講演，惟常去聽克羅則（SamuelCrothers）在正對着我房間的一神教堂講道。
我喜歡聽他講，不是我相信一神論，而是因為他是好的論文家和善于雄辯的演說家。
我繼續在哲學會社、數學會社、世界會社、中國學生會社等團體為活躍分子，和在康奈爾時候一樣，參加一年一度在各城市舉行的中國學生聯盟會議。
我作的獨幕喜劇《挂号信》在會議中上演不隻一次，一次是在達馬瑞斯哥塔（Damariscotta），另一次我想是在哈佛。
最費時的課外活動仍然是編輯《科學》中文雜志，該雜志辦事處遷到哈佛，因為多數積極成員已轉入哈佛（《科學》雜志社最後遷回中國）。
有一個時期我身心交疲，不得不請求教授寫信要我減少課外活動。
那項借口隻是借口而已，我依然繼續做我喜歡做的事，不管是不是妨礙我的正常工作。
我繼續涉獵音樂，選修一門高級和聲學課程。
在《科學》雜志上登出我作的三首或四首曲譜。
我無須清晨二時排隊買桑德斯劇院（SandersTheater）及交響樂館（SymphonyHall）的票，去聽福朗查雷四重奏（FlonzaleyQuartet）、柏德魯斯基（Paderewski）及侯夫曼。
我在日記上熱烈記載了柴可夫斯基（Tschaikowski）第四首和貝多芬第九首。
在去聽音樂會之前，我一連幾天練彈貝多芬第九首。
當時我的喜好多少是傳統性的，現在或許仍然如此。
福朗查雷四重奏演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所作曲譜，我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上說：“依我看，似乎毫無意義。
”我看戲劇不如聽音樂會的次數多。
我倒蠻喜歡看《查禮的姑母》，至于在舞台上演的《金銀島》，我覺得“史蒂文森（譯者按：《金銀島》之作者）的味道所留無多”（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日記）。
還好，我閱讀卡羅爾的著作多年後，才看到它在舞台上及在銀幕上被弄壞，我将他的兩部名著譯成中文時（一九二二年《愛麗絲夢遊仙境》，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六八年《愛麗絲境中奇遇記》），他的著作還未搬上舞台或銀幕。
截至現在，我對世界的大事所述無多，那是因為我對這些事極少注意，惟我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開始時确曾記：“何等荒謬！”在美國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對德宣戰時，我不得不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向征兵局登記為外國人，以免服役，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我才歸化為美國人。
以後我在芝加哥看到整夜喧嚣慶祝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戰。
在這三年之間，我的健康情形大多數時間一定頗為良好，我參加了那麼多活動，可是我也有過頗為嚴重的病痛，每年至少進一次醫院。
一九一六年我在波士頓高蔔醫院（CoppHospital）由杜德萊（Dudley）醫生操刀割除盲腸，我于七月廿一日手術後一星期，費了兩小時在日記上寫了十三頁，描述那次的經曆。
我數我的呼吸，數到“七十三”便麻醉過去。
由于我住院開刀，得識看顧我的護士菲珀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