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南京三年
關燈
小
中
大
房間的同學之一ShaoSheng-Wu是福州人，我們兩個互教方言，我學福州話，他學常州話。
我從阿姆娘已經學了一點福建話，阿姆娘在回常州以前住在福州。
現在我完全學得一個新的第六種方言，這種方言和我以前所知的毫不相同。
就像德文和英文不同一樣。
嘉化老師對我及同班章元善同學特别好。
在他返美結婚回到南京後，常請我們兩個到他家吃晚飯，有時私下做禮拜，由嘉太太奏風琴，以後彈鋼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鋼琴。
在平日，他介紹我們唱《甜美的家庭》（HomeSweetHome）和《别離歌》（AuldLangSyne）。
在嘉化家，我遇到裴達斯（W.B.Pettus）太太，幾年後，我才第一次晤見裴先生，當時他是“華北語文學校”（NorthChinaLanguageSchool）校長。
天津青年會的羅勃生（C.H.Robertson）先生兩次來江南高等學堂演講，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次是在十月，他說得一口純粹北方話，略帶天津口音，但毫無美國口音，使我印象頗深。
我們這群高等學堂學生比溪山學校學生要頑皮得多，我們常在餐廳起哄，菜肴要是不好，我們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調換。
有時廚房不換，全體學生當即站起來散開，直到新菜擺好為止。
我在那裡讀書三年之間，這種事發生過三次。
和以前在溪山一樣，我們這個年齡的學生大多數向往革命，認為清政府為日無多。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我們得俯伏在靈堂前叩頭，贊禮人高呼“舉哀！”時，我們全都低着頭，齊聲大笑，沒有人能分辨出我們是在笑還是在哭。
在南京，我們當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内。
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rsquoo-An走上北極閣去看四周美麗的風景，二十七年後，我主持的中研院語音實驗室就建在那裡，每天我都觀賞那兒的景緻。
我們常去的另一個地方是南門外的雨花台。
每逢雨後，我們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撿到半透明的美麗有色卵石，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
市内火車由城中心通到江邊下關，往返家鄉更為便捷。
那條支線通車時，我去到車站附近，将一枚銅闆放在軌道上，讓火車軋過，車輪把銅闆一面花紋軋平，我将它翻轉來再讓另一列火車軋過，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說我找到一枚古錢。
校園面積很大，無須走出校外便足夠玩耍。
在操場一邊水池旁，我常和同學比賽在水面上漂擲石子或瓦片玩，看誰擲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數多。
我常在寬闊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聾，幸而我未在雷擊到的地點。
雷電擊毀了秋千架（我們剛剛玩過蕩秋千），我拾了幾塊碎片，作為紀念品。
我也常玩單杠，由此談到我那幾年的健康情形。
那時我仍然時常心跳，一發病便萬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
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說，我決心做一個完人，戒除一切惡習，如吸煙、喝酒、手淫，并開始按時鍛煉身體。
我買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養法》。
在日記中我常記載做深呼吸、長距離散步、跳高、練啞鈴、蕩秋千、在單杠上引體上升和翻筋鬥，有時這些動作在一天之内都做。
我也和同學比賽吃飯，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兩碗，第一個吃完，當時在餐廳用餐的同學共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數不曉得我在比賽快吃。
直到今天，我雖然吃得不多，通常我第一個吃完。
我的體育活動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單杠上做前後擺動動作，不幸松手跌落，胸部着地。
幸而地面填有松土，我還能自己站起來，當時無人在場。
我似乎并無不良後果，惟以後有一年左右我屢次發生肋膜炎現象。
整個說起來，在南京修業三年，我身心發育頗為良好。
由于交通改善，自南京旅遊的次數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時機。
一九〇九年一月，我去蘇州為我外婆拜壽，一月十八日是她七十壽辰。
我還去常熟看“大寄爹”姑母。
是在一九〇八年，我從表哥龐敦敏學會u&epsilon-fen即倒轉的反切，并非一九〇六年，以前我記錯了。
假期在家中，我們玩得很愉快。
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rsquoo-An到上海在Kelley&Walsh，Ltd.買外國書，并買碘酒，當時碘酒對我們尚頗新鮮。
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為趙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帶來許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體透視鏡和特制眼鏡與幻燈片。
每個人當然争着使用特制眼鏡。
可是我以前從注視壁紙圖案上學過兩眼遂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視，不須戴上特制眼鏡便能看出幻燈片的立體景象。
二叔因我說過要去國外留學，還給我一本RulesandMannersofGoodSociety（《善良社會之規範與禮儀》），艾宓萊·波斯特（EmilyPost）的前驅（譯者按：波斯特為美國女作家，寫過社會禮儀的書籍，逝于一九六〇年）。
所以下一節将叙述去美前的準備。
我從阿姆娘已經學了一點福建話，阿姆娘在回常州以前住在福州。
現在我完全學得一個新的第六種方言，這種方言和我以前所知的毫不相同。
就像德文和英文不同一樣。
嘉化老師對我及同班章元善同學特别好。
在他返美結婚回到南京後，常請我們兩個到他家吃晚飯，有時私下做禮拜，由嘉太太奏風琴，以後彈鋼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鋼琴。
在平日，他介紹我們唱《甜美的家庭》（HomeSweetHome）和《别離歌》（AuldLangSyne）。
在嘉化家，我遇到裴達斯（W.B.Pettus）太太，幾年後，我才第一次晤見裴先生，當時他是“華北語文學校”（NorthChinaLanguageSchool）校長。
天津青年會的羅勃生（C.H.Robertson）先生兩次來江南高等學堂演講，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次是在十月，他說得一口純粹北方話，略帶天津口音，但毫無美國口音，使我印象頗深。
我們這群高等學堂學生比溪山學校學生要頑皮得多，我們常在餐廳起哄，菜肴要是不好，我們便用筷子敲碗，叫侍役調換。
有時廚房不換，全體學生當即站起來散開，直到新菜擺好為止。
我在那裡讀書三年之間，這種事發生過三次。
和以前在溪山一樣，我們這個年齡的學生大多數向往革命，認為清政府為日無多。
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我們得俯伏在靈堂前叩頭，贊禮人高呼“舉哀！”時，我們全都低着頭，齊聲大笑，沒有人能分辨出我們是在笑還是在哭。
在南京，我們當然不完全生活在校内。
在初到南京的某一天，我和大哥及堂兄K&rsquoo-An走上北極閣去看四周美麗的風景，二十七年後，我主持的中研院語音實驗室就建在那裡，每天我都觀賞那兒的景緻。
我們常去的另一個地方是南門外的雨花台。
每逢雨後，我們可以在那座小山上撿到半透明的美麗有色卵石，這是南京著名的事物之一。
市内火車由城中心通到江邊下關，往返家鄉更為便捷。
那條支線通車時，我去到車站附近，将一枚銅闆放在軌道上，讓火車軋過，車輪把銅闆一面花紋軋平，我将它翻轉來再讓另一列火車軋過，另一面也便平滑，我就說我找到一枚古錢。
校園面積很大，無須走出校外便足夠玩耍。
在操場一邊水池旁，我常和同學比賽在水面上漂擲石子或瓦片玩，看誰擲的石子碰到水面的次數多。
我常在寬闊的庭院散步，有一晚，迅雷震耳欲聾，幸而我未在雷擊到的地點。
雷電擊毀了秋千架（我們剛剛玩過蕩秋千），我拾了幾塊碎片，作為紀念品。
我也常玩單杠，由此談到我那幾年的健康情形。
那時我仍然時常心跳，一發病便萬念俱灰，而且想家，尤其想侬姑。
有一天，如我前面所說，我決心做一個完人，戒除一切惡習，如吸煙、喝酒、手淫，并開始按時鍛煉身體。
我買了一本桑道所著的《力量培養法》。
在日記中我常記載做深呼吸、長距離散步、跳高、練啞鈴、蕩秋千、在單杠上引體上升和翻筋鬥，有時這些動作在一天之内都做。
我也和同學比賽吃飯，有一次午餐我吃了四碗，另一次我吃了兩碗，第一個吃完，當時在餐廳用餐的同學共為二百七十三人，惟多數不曉得我在比賽快吃。
直到今天，我雖然吃得不多，通常我第一個吃完。
我的體育活動有一天出了事，我在單杠上做前後擺動動作，不幸松手跌落，胸部着地。
幸而地面填有松土，我還能自己站起來，當時無人在場。
我似乎并無不良後果，惟以後有一年左右我屢次發生肋膜炎現象。
整個說起來，在南京修業三年，我身心發育頗為良好。
由于交通改善，自南京旅遊的次數增多，不但在假期，且在其他時機。
一九〇九年一月，我去蘇州為我外婆拜壽，一月十八日是她七十壽辰。
我還去常熟看“大寄爹”姑母。
是在一九〇八年，我從表哥龐敦敏學會u&epsilon-fen即倒轉的反切，并非一九〇六年，以前我記錯了。
假期在家中，我們玩得很愉快。
有一次我甚至和堂兄K&rsquoo-An到上海在Kelley&Walsh，Ltd.買外國書，并買碘酒，當時碘酒對我們尚頗新鮮。
二叔父Li-Ch'ing（正式姓名為趙Hang-Nien）自新加坡返家，帶來許多有趣的物品，其中之一是立體透視鏡和特制眼鏡與幻燈片。
每個人當然争着使用特制眼鏡。
可是我以前從注視壁紙圖案上學過兩眼遂心所欲自不同角度斜視，不須戴上特制眼鏡便能看出幻燈片的立體景象。
二叔因我說過要去國外留學，還給我一本RulesandMannersofGoodSociety（《善良社會之規範與禮儀》），艾宓萊·波斯特（EmilyPost）的前驅（譯者按：波斯特為美國女作家，寫過社會禮儀的書籍，逝于一九六〇年）。
所以下一節将叙述去美前的準備。